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1)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迅速推向全国，促使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现在，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全国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被认为是“达到小康水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乡发展已找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全国农民绝大多数已经脱贫，走向较高的生活水平。
10多年来乡镇企业一直是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且有一个很长的背景，可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我最早到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是在1936年。那是我从广西大瑶山调查受伤回家乡养病时，在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开始的。我选择开弦弓村，是接受家姐费达生的建议，她在这村里帮助农民办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那是我国农民自己办的最早的乡镇企业之一。它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那时我住在合作社的工厂里，看到农民在机器上缫丝，就想到这不是现代工业进入农村吗？我心里十分激动。我在该村调查了一个多月，便起程赴英国留学，在去伦敦的船上，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根据这项调查材料撰写了论文《江村经济》。在这期间，我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正在研究文化的变迁问题，他十分重视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我在他的指导下以“江村”为具体实例，描述了现代文化进入传统农村文化的过程。他在这篇论文出版时写的序言中说，对社会的改革“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我的论文中有关蚕丝业的那章是最成功的一章，“它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他对我在这些方面的鼓励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人类学的发展到30年代，已碰到了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的现象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问题。在留英之前，我已经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生，在吴文藻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探索用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如杨庆堃的《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的《河北农民的风俗》、林跃华的《福建的一个民族村》、廖太初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土地制度》、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等。所以马林诺斯基说：“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用现在的语言来说，马氏所支持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这个方针可以说一直贯彻在我一生的学术工作之中而没有动摇过。
当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农民在现代文化传播接触中，已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种种问题，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而贫穷的根源首先是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其出路是改革土地制度。其次是人口的不断增长。要在土地有限的农村里维持这么多人口，一方面必须控制人口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农村里的劳动力从事各式各样的生产活动。可是当时的环境，一方面受到传统土地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有外来势力和西方新技术的竞争，中国农民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这种历史的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扎下根子。
在实地观察江村时，看到了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为这是个在发展农村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验。这就是当时我对乡镇企业最初的接触和理解。简单地说，我从开弦弓村实地调查中，明确感觉到农村需要现代工业。可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合作工厂的建立和存在有其特殊的条件，就是它有家姐费达生所在女子蚕业学校技术推广部的支持，引进了科学技术和工厂管理，并帮助培养人才和组织生产。这是当时一般农村不可能都具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注意到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在商品生产上国外有强大的竞争者。这些实验固然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这个小小的实验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农村面貌。
1938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怀着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的愿望，暑假即急忙回国。但是我的家乡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江村的小型丝厂已经被夷为平地。我只能进入抗战后方的昆明。在昆明云南大学，在吴文藻先生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研究中心，继续进行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调查。内地农村调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介绍云南农村调查的Earthbound China一书中，再一次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现在回头来看，我的这项改变农民穷困的见解，尽管是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结论，但从整个局面来说，其实还是书生论政，纸上空谈。这也使得我抛弃了不问政治的态度，而投身于当时的民主运动。从此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和广义的政治分不开了。我当时提倡的“实用社会学或人类学”，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
到全国解放后，在50年代初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使农业得以顺利发展，并且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但是那时没有发展农村小型工业的政策。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在“以粮为纲”的口号指导下，农村主要是去搞粮食来支持城市发展大工业。
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了，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忧心忡忡。农民自己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手中无钱，市镇上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也萎缩了。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农村里应当提倡恢复副业和发展小型工业。我在《重访江村》一文中这样说：“农业增产是不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呢？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而还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以前好过呢？问题出在没有发展副业上。”同时，我重新提出了“乡土工业”问题，讲到村子里办小工厂的好处。但是这种主张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不但没有被接受，在反右时还受到了批判。
直到70年代，这种限制农村单纯搞粮食生产的政策受到了事实的挑战。这项严重的挑战来自人口的不断加速增长。单纯依靠种植粮食的低收入，使广大农民在那不断增长的人口面前无法维持他们已有的生活水平。解放时我国人口5.4亿，经过32年到1980年已接近10亿，增加了81％，每年平均增长19％；1978年全国粮食比1949年固然增长了169.2％，但按人口平均仅增长了52％，经过解放以来30多年，到1980年中国谷类的个人平均配额仅有580斤。以这样一个仅够糊口的粮食来维持农民全部的生活费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各地区的产量不平衡，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所得低于平均数，因而贫困重又成了农村的主要问题。这种严重的处境曾在60年代发生了全国性的“困难年”，饿死的农民成千上万，接着是“文革”时期，全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20多年中，由于我的言论和当时的政策相抵触，我被划为“右派”，失去了继续实地研究工作的条件。
80年代初，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恢复了，社会学也恢复了，于是又重新开始我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1年我三访江村。那时江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的前列，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而3年前，即1978年江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什么在短短的3年里这个村子农民会这样快地富裕起来？我看到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从农村经济新结构中农、副、工三方面来看，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
使我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里，应当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三访江村”是我在英国的老师费思为我去伦敦接受赫胥黎奖章作演讲出的题目，他建议我讲讲江村在半个世纪里的变化。这次演讲也决定了我其后10年的研究课题：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1982年以后，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首先是从农村到集镇，提高了一个层次。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把它看作城乡的接合部，称之为小城镇，并提出了对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2)。我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包括七大镇、十几个小镇的吴江县。我把单枪匹马的个人研究改变为组织队伍的集体研究，打下了以后建设研究中心的基础。
80年代初期已是中国各地小城镇复兴的时刻，我注意到家乡吴江县各个集镇上的人口无不在迅速增加。追溯过去，它们都曾在50年代经历过一个衰落时期，人口下降，70年代后期陷入谷底，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嗣后前前后后出现了生机，当我们1981年去调查时，这些集镇的面貌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这些集镇是怎么会兴旺起来的呢？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注意到当时正在如异军突起地发展着的乡镇企业。因为这些是公社和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一般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这时集镇上新办的工厂纷纷到农村里去吸引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工业带来了繁荣，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面貌大变。农村里也由于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办了工厂，收入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人口问题。7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虽然提出了人口控制的号召，但已出生的人口已相当多。由于严格控制城乡人口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村户口不能向城里迁移，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乡户口的隔离迫使农民另找出路。
这条出路就是人口不向城市集中而是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的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应当说是中国农民被逼上梁山，自己闯出来的一条生路。
正是那时客观上存在着发展农村工业的具体条件，一方面“文革”失败，政策改变了，公社制取消后，农民可以在生产粮食之外，生产其他的产品，副业、工业都产生了。另一方面在“文革”中一批大城市的技工和知识分子下乡，提供了兴办工业必须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些条件下，江苏省（主要是苏南）于1984年形成了兴办乡镇工业的高潮。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乡镇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这些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绝对数字却相应地增长，增长速度也较工业不发达的乡村为快。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因为它向人们展示出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发展，使农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要是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都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绝没有可能走这条道路的。不能想象上亿的农民拥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要工业化只能走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辅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繁荣兴盛的新局面。这种工业化的道路，从具体历史发展来看，并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
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来促进实际的发展是我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工业下乡，发展乡镇企业都不是我的创造，而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我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只是抓住这个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表达和传播，使人们能理解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正面和反面的作用，从而通过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对社会客观进程发生影响。
在80年代农村经济大发展中，由于乡镇企业的兴起，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不论过去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乡镇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几乎都成了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但是各地条件不同，所走的具体路子各有特点，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使我产生了“模式”这个概念。模式是从发展的路子上说的，因为各地的乡镇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在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不同的发展路子，也就是不同的历史进程，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同发展模式。
1984年我走出苏南，进入苏北调查，看到了两地发展上的差距，起初还以为是起步的先后不同。1986年在温州考察时，才进一步明白地区间的区别缘于客观条件不同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因而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个概念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
这个概念有它的实用价值，它防止了全盘照搬的办法，所以我们提出了“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观点。1988年，我在两广调查，当地农村迅速向珠江模式靠拢的事实，使我意识到提出的这个发展模式的概念多少带有一点儿静态的意味，没有照顾到条件本身是个变数，而且路子尽管不同，不能排斥相互交叉和学习。所以我在《四年思路回顾》一文中又提出了“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观点，在发展模式的概念中注入了动态的观念。
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有利于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但也必须防止偏重于各模式之“异”，而忽视其所“同”。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的前进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概括起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劳动力、资金、原料、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条件。它们的来源可以不同，办法可以各异，但缺一不可。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共同的关键问题，但转化的办法有所不同。
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时，我们注意到内地和边区的农民即使有劳动力和启动资金，工厂还是办不起来。乡镇企业必须有现代工业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知识以及市场信息，而这些在农业传统里是得不到的，必须向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中去引进，所以靠近城市的乡村比较容易发展乡镇工业。这说明了农民内发的要求还是要结合外援才能办工业。这个事实使我们注意到城乡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城乡关系的研究。
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建立了经济特区，试行具体的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展模式，使我们意识到在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了外联和内发的不同性质。外联是指资金、经营、运销靠国外投入，不靠国外的是内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模式又互相渗透，互相结合，90年代初期在沿海各省发展成为外向型企业。
乡镇企业的发育是一个很生动的过程。这是一个农村里商品经济的生长过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流动数量和范围极小，往往采取日中为市的赶集方式。工业下乡后情况基本上起了变化，工业品需要广阔的市场，从低级到高级，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国内到国外，农业经济纳入了商品经济，农村的小细胞已成为世界总体的构成部分。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中国市场的发展，具有极深刻的历史意义。
我在这十几年里从农村体制改革后遍地开花的家庭企业和局限在乡村小天地里的小型社队工业，一直看到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的开发区，上亿农民不同程度地离农投工，广大乡镇已换上了小城市的面貌，农村生产力大大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已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宏伟前景。也许这勾画出了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不能不有生逢盛世之感，在我的晚年竟能亲眼看到中华民族这样深刻和伟大的变化，说实话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
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了1.1万亿元，这1万亿元意味着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从发展速度看，乡镇企业从1984年的1000多亿元到1991年的1.1万亿元仅用了7年，而我国从1952年的1000多亿元社会总产值达到1983年的1万亿元用了31年。在乡镇企业发达的江苏省，它的产值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了。
这1万亿元意味着乡镇企业在工业产值上已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而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乡镇企业已不再是国营工业的补充和调剂，而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在近3年的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以每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发展，远远超过了全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的速度。江苏省苏州市等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年增长则在30％以上。
这1万亿元还意味着打破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经济结构，乡镇企业使农村走向城镇化，工农差距在缩小，城乡差别也在逐步消失。农民自觉自愿、兴高采烈，但也是千辛万苦的，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自我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约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乡镇企业，相当于我国前30年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总和。日本一位教授评价中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举时说：“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可以看成是在中国各地出现的一次静悄悄的产业革命，它使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迅速变化”，“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使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一种新尝试。乡镇企业的成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乡镇企业已向现代工业发展，从初期的“船小好调头”到“联舟抗风浪”，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把眼光转向质量、品种、效益和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合资企业上来，开辟高新技术产品，以便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后劲，立于不败之地。如江苏省的乡镇企业出现了联合兼并的势头，形成了6000多家较大的骨干企业，其产值和利税均占全省乡村集体工业的55％以上，其中200家企业达到国家规定的大中型企业标准，近百家涉足高科技领域。
同国营大中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所的横向联合，给乡镇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发展了外向型经济，使众多乡镇企业有了发展的新天地。江苏省乡镇企业创办的“三资”企业累计上千家，其中以“嫁接型”企业为主。所谓嫁接型即把外资和技术甚至经营管理嫁接到原来的社队集体企业的基础上。这种嫁接形式的转变在广东省很多，被称之谓“造船出海”，不同于“三来一补”的“借船出海”。更可喜的是已出现了跨出国门，到国外办厂的乡镇企业，显示出中国农民面向世界的伟大气魄。
引人注目的是，1991年涌现出一批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业、商业、工业、建筑、运输、服务全面发展的乡（镇），人口在10万以下，产值接近或超过10亿元，其中江苏的盛泽镇突破了15亿元，还有产值达2亿元，而人口在1000上下的村。江苏省1984年有6个工农业产值超亿元的乡，8年后就发展到了550个，现全国有了2093个，以巨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我国农村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坚力量。这些亿元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3.7％，人口总数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的6.5％，社会总产值占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6.8％。企业产值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28.86％。全国乡镇企业使2亿农村人口有了固定收入，过上安定的生活。
但就全国来看，农村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我国的中、西部人口7.2亿，集中了全国63％的人口，其中农业人口5.77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64.4％。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农业劳动力的76.2％，我国的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从事农业为主。
我国经济发展，宏观上形成了东（指经济较发达地区，包括京、津、沪、辽、冀、鲁、苏、浙、闽、粤10个省市）、中（指经济发展中地区，包括黑、吉、晋、陕、豫、川、湘、鄂、皖、赣10个省）、西（指经济欠发展地区，包括蒙、宁、甘、青、藏、新、滇、贵、桂、琼10个省［自治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而且差距相当大，这个差距不是差在资源上，而是差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于乡镇企业在地区上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很大。东部的农民人均收入为812元，而中西部只有527元，东部是中西部的1.54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使全国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中西部地区能否从现有较低的发展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有一个大的突破和大的发展，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1984年我开始边区研究，在内蒙古和大西北进行社会调查，始终关注这一有关大局的东西差距问题，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意见。“支”是指资金、技术上的支持，“资”是指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
就边区本身来看，那里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靠外边的力量兴起来的，有抗战时期从沿海地区迁入的现代工业，有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重点企业，还有60年代为国防需要而兴建的许多“三线”企业。这些具有现代机器装备的大中企业，依靠行政力量搬进或兴建在原以农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形成一个个平地起家的大小新兴城市。它们和周围乡村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很少联系，有点儿像海洋里的孤岛。
80年代大中企业的体制改革使得孤岛上的企业要开门出来找出路了。正在这时，四周的乡村也要求发展乡镇企业，双方走到一块来了，由大中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和部分设备，乡村提供土地、劳动力和部分资金，合作办中小型乡镇企业，走“城乡一体”或“一厂两制”的路子。这是城市把工业扩散到农村，农民把工业引进乡村在中西部发展中的重要突破口。
我看到沿海和边区的农村发展的差距时，对全国经济这盘棋的格局有了初步的综合印象，那就是经济水平由西向东阶梯形的上升和现代工业由东向西的逐步延伸。进一步考察，我看到这个经济阶梯正表现在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的规模和密度上的差别。在沿海分布着一系列工商业较发展的城市，而且都拥有经济水平较发达的腹地，特别是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已出现接近小康水平的地区。而在边区，正如上文中所说的那些孤岛式的新兴城市大多还停留在点上没有扩散成面。这幅画面促使我从着重在比较农村发展路子的“模式”研究，更上一层楼，联系上了经济区域的概念，注意到它们空间分布的格局。
1987年我在甘肃调查时，看到了在青海和甘肃接境的祁连山两麓居住着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如裕固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和人数较多的回族。它们正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了一条夹在藏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的接触和过渡地带。当时我从回族聚居的甘肃临夏，越过省界到青海的海东地区，这里正是明代以来茶马贸易业中心河州的故地。我当时就意识到要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大概只有利用它特有的历史传统，恢复它作为农牧贸易的集散地。所以提出了两地建立成一个经济协作区来发展农牧两大区域之间的贸易。这个建议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标志着进入区域发展研究的开始。在临夏和海东协作区基础上，1988年我又进一步提出建立包括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内蒙两个民族自治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4省（自治区）和中央的支持，已经实行了4年，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区域发展的概念丰富了我对中国城乡研究的内容。这个概念并不取代发展模式的概念，而是城乡协调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区域是城乡协作在空间的具体表现，可以各有其发展的模式。80年代后期，也许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1988年在南岭山脉的考察中，我把开发这一片瑶族聚居的山区的希望寄托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扩散上，而提出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的经济区域格局。可以说在我研究工作的历程中，从“珠江模式”走上了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方向，直到最近我在《珠江模式再认识》中提出的港珠经济一体的观点。
1991年我开始了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研究计划，首先走访了四川、云南两省接界的大小凉山，考察后我提出了采取“点—线—面”的发展方针，即以攀枝花的工业中心为启动力，联合凉山自治州开发成昆路一线的丰富资源，开辟通向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来推动西南云贵高原的全面发展。这也表明了我的研究着眼点正逐步从微观分析确立模式走上宏观思考区域规划的路子。当然这不是一种观点和方法的转变，而是我城乡研究本身的生长发育，逐步丰富的表现。这个方向也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程更进一步地结合了起来，并更直接地发挥了以科学知识来支持社会发展的作用。
1990年结合我这几年在长江三角洲的调查研究，为这地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最近为了配合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在前年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建议基础上，我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浙江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
至此，综合过去一连串有关区域发展的建议，已逐步接近“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设想。
我在这里提出我们最近的研究方向，是想说明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是研究者所接触到的社会变动的反映，我个人这一生的研究过程离开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连我自己也是无法理解的。看来科学不可能也不应当脱离现实，也很难超越现实，所能要求于科学工作者的可能只是忠于现实，就是从现实出发，而不以主观愿望来歪曲现实。我也相信只有实事求是得来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强调知识的实用性，我不认为是贬低了它的品质，而恰恰相反这正是科学知识可贵之处。
我30年代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除了由于政治原因停止了有20多年外，我并没有放弃过实地观察的研究机会。但是现在回顾一下，我所接触的问题还主要限于中国农民怎样解决他们基本物质需要的问题，通俗地说是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也可以概括说是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的问题，人和人共同生存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人文生态的层次。这几年，也可能是因为我已进入了老年，越来越感觉到人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这个层次了。所以在前年国外的朋友们在东京为庆祝我80岁生日而召开的讨论会上，我说当前人们已迫切需要一个共同认可和理解的价值体系，才能继续共同生存下去，并且预言20世纪由于地球上人和人之间信息传递工具的迅速改进，互相反应的频率越来越高，集体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原有的可以互不相干的秩序，已经过时。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
说起这个心态层次的人的研究，我不能不想到我的潘光旦老师。我紧紧跟随他学习了有30多年，经常听他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反复阐发的“位育论”。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这就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
当前世界的形势发展已使人们觉悟到生态秩序的日形紧张，但是很多人还没有觉悟到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正应当有潘光旦先生这样的学者来广泛地宣讲他的“位育论”，而这样一位学者今天已成了我们共同缅怀的先哲了。我作为他的一个及门弟子，而没有能把他对建设人类心态秩序的课题阐述发挥，真心感到无穷的内疚。现在我只能把这根接力棒递给下一代的学者了。如果天假以年，在我这一生中还有一段生存的时间，还是极愿意在已有生态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次，把心态研究做一点破题和开路的工作。我想就用这个对自己今后的愿望来结束关于我过去近半个世纪对中国城乡研究经过的总结。
(1) 本文是作者1992年9月2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首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的演讲。
(2) 详见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下文作者观点和意见也参见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