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民族研究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社会调查工作就是从少数民族开始的。10多年来,我又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进行了调查研究。1984年开始,我以内蒙古为重点访问了4个自治区,又以甘肃为重点考察了边区各省,最近又进入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调查。在这8个年头里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产生了一些观点和设想,我很愿意在这次民族理论研讨会上提出来请大家予以指正。
一、边区的两个失调
自然生态失调
1984年八九月间,我在考察内蒙古农、牧交错的赤峰市(原昭乌达盟)时发现,赤峰是农、牧并存的经济,自清朝允许汉人出关之后,已有200多年历史。由于外来的粗放农业不断向牧区扩张,破坏了牧民生存空间的草原,农、牧发生了矛盾。而外地进入开垦的人都是背井离乡的穷苦农民,但因为他们是汉人,而牧民是蒙古人,因而农、牧矛盾转化成了民族矛盾,直到解放后,民族矛盾才得到解决。但是粗放农业和自然牧业的矛盾以及长期的滥砍、滥牧、滥采,致使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开发这样的边区,首先必须用大力来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治沙、防风、种草、种树是最基本最迫切的措施。这在内蒙古的西部其他地区也不例外。开发边区看来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而这条路只有打破目前牧区的封闭自给经济状态,实现牧业现代化才有出路。
在像内蒙古、新疆那样广阔的草原上,如果能大力发展现代化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难以估计的。要认识这一点,首先必须破除汉族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狭隘的观点。如果占国土1/3的草原能充分得到利用,成为全国人民的肉食供应基地,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并使农区的土地能从粮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向种植经济作物转移。从宏观上去看,这是一项提高国民生产力的大战略。
人文生态失调
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致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在整个边区,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
1985年6月,我在考察内蒙古包头钢铁厂时看到封闭企业本身产生的人文生态失调。包钢建成近30年,人口在不断增长,近亲繁殖,社区的活力不断消耗,这样形成了这类边区企业人文生态的第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东西差距拉大,又引起了边区的智力外流,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人才不断流失,这是人文生态的第二个恶性循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曾经放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走廊地带,从内蒙古经陕西、甘肃到四川,投资大略估计有3700多亿元。用这笔钱建成了9条铁路和几千个大中型国营企业。但是这几千个大中型企业并没有成为这个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动力,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几乎和当地尤其是少数民族没有太大关系,民族地区的开发并没有和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我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看到边区所办大企业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办社会”,也可说是“社企不分”。外地移入的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个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力求自给自足、对外很少联系的封闭性社区。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突出。这种企业又都直属于中央或省的政府部门,他们搞的是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它们和所在地的基层地方政府没有从属关系,当地基层政府管不了它们。企业的上级政府部门又都是专业性的经济部门,它们也管不了各企业从业人员的社会生活,于是产生了“企业办社会”的结构。这样的企业像个大家庭,不能不一代一代地养活不断增长的子子孙孙。因为这个大家庭并不是个不断生长中的母体,而是生产力受限制的封闭社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恶性循环,包袱越来越重,母体越来越弱,这就是人文生态失调现象。
人文生态失调形成了对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不得不进行改革以求生存。首先是以开放代替封闭,向社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大企业的开放不但对地区工业化发挥了启动作用,而且也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对地区经济和企业本身是两利的。这实际是西部地区共同的问题,所有的“三线”企业都面临改革问题。它们必须转型以求适应,主要是以开放代替封闭,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改革的方式则是多样的,陕西宝鸡的经验叫“城乡一体化”,使国营大企业所含蓄的巨大科技潜力,形成了乡镇企业的启动力;甘肃的经验叫“一厂两制”,扩散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的力量,开发了与地方结合、集体所有的工业小区,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呈现一片生机。这个改革过程已经开始,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关键是怎样使已经存储在西部地区的巨大经济能量释放出来,使其成为西部这个多民族地区共同发展的推动力。
二、西部的发展战略构想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在中国的西部。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包含着民族的差距,西部的发展战略必须考虑民族因素:一方面是动员这地区少数民族参与这个地区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个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
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
从龙羊峡到青铜峡之间1000多公里的黄河上游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水电资源,是西北回、藏、蒙古三大少数民族和汉族聚结部的核心区。自1988年5月起,我们先后两次到这一近1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了甘、宁、青、内蒙古4省(区)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
黄河上游流域在经济发展上应当连起来看,构成一个协作区。这个“协作区”在历史上本来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我们的设想是在黄河上游建立12座大型水电站,以解决这个地带的能源问题。由水电产生能源,又由能源推动这个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开发。通过资源开发发展该地区的工矿业,带动这个地区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3000万人民的致富,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商品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个经济带启动的结果,将使这个协作区成为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一个经济发展中心。我们认为这个经济中心的建立和发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通过现已建成的欧亚大陆桥,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西进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我们具有一定的优势。充分发挥回族的民族优势,提供伊斯兰国家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很大的西部国际市场。
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
为了调查大西南山区的经济,去年我在四川、云南海拔2500米以上的大小凉山地区连续跑了1300多公里。考察结束后,我提出了《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的建议。这个设想是,由彝族为主要聚居区的凉山和60年代起发展成为钢铁生产中心的攀枝花,建立攀枝花和西昌联合开发区,并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西昌和攀枝花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简称“一点一线一面”开发大西南的设想。“一点”就是指攀西地区,它资源丰富,能源充沛,是对今后开发大西南具有强大启动作用的经济心脏。针对当前该地区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我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对策:即州市结合、工农贸结合、轻重结合和民族结合。“一线”则是指以攀西开发区为中枢的一条我国大西南通往缅、印、孟的交通动脉,也就是重建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有了攀西开发区作为心脏,“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大动脉,大西南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能由点逐步扩散搞成一片,这就是我设想中所提的“一面”。我想经济的辐射作用将像波浪一样由攀枝花的工业中心,从凉山地区向四周扩散到大西南的整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包括川、滇、黔3省,即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使这一片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临夏的发展模式
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考察时我提出“以商带工”的启动战略。我看到临夏有不少农民在城乡间贩运,搞活了流通,促进了生产。我认为西部各地都要有这种贩运队伍,来点火启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我曾4次到临夏考察,称它是“西部温州”、开发青藏高原的“跳板”。据新华社记者今年8月13日报道:长期受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困扰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从流通入手,以商兴州,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崛起。如今这个州以其辐射全国的流通网络和吞吐量巨大的专业市场,已成为我国东西部商品流通的“旱码头”。这是令人鼓舞的信息。
“两南”兴藏的设想
如何开发藏族地区,一直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已年老,亲自到西藏自治区去考察是没有可能了。但在考察甘南和肃南时,得到了很多启发。我认为,甘肃的甘南和肃南,合称“两南”,并不是名称上的巧合,它们在发展西部民族地区上都具有特殊的有利地位。它们都紧靠青藏高原的边缘,都在历史上与藏族有长期的密切往来,现在还有藏族聚居于这些地方,而且其他民族有些在这里定居后接受了藏族的影响改信了喇嘛教,裕固族就是一例。这种密切关系正给他们“反弹琵琶”的条件,可以成为藏族现代化的窗口。这些地区处于藏区和汉区之间,容易接受新知识,容易搞现代化。西藏的现代化可以从外围入手,逐步向中心深入。所以发展甘南和肃南对发展藏族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两南”能不能看成是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通过原属藏族重要文化中心的甘南这架桥梁,可以把现代化科技知识送入藏族地区;通过在牧业改良已取得成绩的肃南这架桥梁,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藏族内地。因此我产生了“两南兴藏”的设想。
三、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特长和优势
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那些分散在各地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们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地方甚至把他们当成被“照顾”的对象。这些少数民族的成员虽然得到生活的保障,但是失去了传统的生产手段,没有找到靠自己劳动来从事生产的新路子,结果引起了精神生活的衰颓。我一向认为,一个民族,无论大小,要发展和繁荣起来,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要在发展中保持其民族特点,那就必须利用其民族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难免要衰亡。所以就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必须强调善于发挥自己在体质上和文化上特有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条件,发展其经济,提高自身的社会生产力和发扬自身的精神文化,在整个地区的发展中,贡献应有的力量。例如长期从事狩猎采集经济的鄂伦春族,他们不可能在今天仍以传统生产方式来谋生了,但他们世代生活在大森林并善于饲养驯鹿,具有丰富的林业知识和驯鹿经验,如果顺应其文化传统,让他们从事森林培养看护、举办鹿场等,或许就可能为这个民族找到发展的根基。
四、共同富裕、协调发展
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上,从地区来讲存在着较发达和欠发达的差距问题。当然,在发展上求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但各地的差距不能拉得太大,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更应重视这点。我常说,中国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大鱼帮小鱼”。那么怎么帮?我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支持,二是自己走路。
去年我在考察湘、鄂、川、黔4省交界武陵山区的土家和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深切体会到内地欠发达地区确实需要外力的帮助才比较容易发展起来。这是因为这种长期以来处于小农自给经济的封闭山区的各族居民,事实上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大生产的传统,而且没有可靠的市场来发展商品经济。在这种地区要他们一步跨入工业时代难免困难重重。为了加速这种过渡,看来不能没有外力的帮助。固然,如果没有内在的活力,外力要帮也帮不上;但是即使有了内在的活力,没有外助经济发展也难于启动起来。因此,我认为这类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还是要培育内在活力,比较容易见效的可能是发展庭院经济,就是从家庭副业提高一步成为商品生产的家庭企业。
我认为对发达地区,国家要给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国家支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少数民族站起来,走自己发展的路。我们只有帮助少数民族发挥各自的民族优势,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站起来,才能避免少数民族名存实亡的后果,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家庭。
东西部协调发展还要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方针来推动地区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多方面的,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但关键是深化改革,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在改革中找出路,求发展。
五、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民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是中国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和牧区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尚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长期以来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建立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民族间的接触也会日益增多,这种状况有利于各民族增进了解,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但也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需要更加重视加强民族工作。
过去被看作是荒凉贫瘠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很多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战略位置重要,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把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妥善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使之同全国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振兴中华的共同事业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都应在现代化建设中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们所走的是共同繁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当前的问题是怎样较快地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这必须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各地区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相差很大。起点不同的各地区各民族现在虽然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贫富不均的状态还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通过国家提倡先富帮后富的原则,欠发达的地区,迟早是会赶上来的。
1992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