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究竟有哪些民族，一共有多少民族，却是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根本否认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连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都被抹煞，他们把那些历来公认的许多民族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这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目的是在压迫和消灭国内的少数民族。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实现了民族平等。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少数民族自觉的表现。到1953年，汇总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据称有400多个。这400多个自报了民族名称的是否都是单一的民族呢？在这个民族名单上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居住区的地名，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有许多是同一民族的自称和他称，还有许多是不同的汉语译名。因此，要答复我国有哪些民族和有多少民族的问题，就得对这个民族名单进行一番甄别。我们称这项工作为民族识别，这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
一
解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识别工作。因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有必要搞清楚我国有哪些民族。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里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从1953年起，为了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民族识别被提到了日程上，由中央及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了科研队伍，对新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调查研究，进行识别。
民族识别的初步调查研究，要求能基本上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它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当时需要进行识别的有下列这些情况：
1．有些汉人迁居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汉族的特点，但是并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而以当地其他人称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报了上来，被列入少数民族行列中。例如云南的蔗园、广东的疍民等。
2．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解放后，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
3．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时代曾经不愿表明和汉人有区别，其中又有一部分民族上层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用，统治过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在被他们统治过的少数民族看来，他们是和汉人一样的，解放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例如湖南西部的土家等。
4．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被分散，各自迁移。在迁移过程中，有些又和汉人接触，受到较深的影响，改变了语言，本民族的特点已不显著，经济上和汉人已分不开，但是受到歧视，居住上不和汉人相混，自认是少数民族。例如福建、浙江等省的畲民等。
5．原来同是一个民族的各部分，迁移到了不同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但长期隔离，又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例如广西的布壮，云南的布沙、布侬等。
6．有些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各部分分别接受了邻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但仍保持共同的语言，并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如四川、云南旧称的“西番”等。
7．有些民族集团分散在很广的地区，形成许多不相联结的聚居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既有相似处又有较大的差别，长期以来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又自认是同一民族。如苗人等。
8．有些民族内部对于该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另一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如东北的达斡尔等。
上述这种复杂情况表明了我国民族情况的特点：
首先是历史长，渊源久。远的且不说，自从秦代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来，各族在相互接触、交流中经历着兴衰、消长、流动、分合的复杂过程。满族的巨大变化是我们这几代人亲自看到的现实。故宫和颐和园匾额上的满文，现今满族的游客中已很少人能认识了。尽管满族的民族特征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依然很坚决地自认是满人。解放初期自报满族的人全国有240万，比起满族进关时人口增加了几十倍。翻开历史，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民族，比如匈奴人、契丹人，很久以来连遗裔的着落都不清楚了。历史长，变化多，源流复杂，没有清理，许多疑难情况也就不易理解。
第二个特点是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由于交流掺杂，你去我来，加上各区地形的特点，我国各民族分别形成了万花筒式的大大小小的聚居区，相互交叉穿插地分布在千山万水间。内蒙古、新疆那一片大草原，西通中亚细亚，历来是骑马民族奔驰的广场。草原东端兴起过多少震动过世界的民族，其后裔至今还远布东欧。长江、黄河流域这片广阔的平原上，原来众多的民族集团在几千年里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称过华族，后来又称为汉族的民族，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已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它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青藏高原上历史悠久的藏族，高踞世界屋脊，习惯于高原气候，遍布这超过祖国1/4的土地上。它也包罗了许多来源不同的民族成分，有些已经同化于藏族，也有些迄今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一些原有的特点，而在这个地区边缘居住的藏族也曾不断被融入其他民族之中。民族情况最复杂的是我国西南角的云贵高原，这里高山深谷，纵横地分隔成为一块块、一层层不同民族的聚居区。过去，有些偏僻之区颇像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那里的居民可以世世代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过着多少与世隔绝的生活。上面提到的解放初期400多个登记的名称中，云南一省就占了260多个。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莫过于此。
第三个特点是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解放初期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社会发展史。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在封建统治下，近百年又在三座大山的高压下，社会发展受到阻碍。我国的少数民族中资本主义因素一般是很不发达的，绝大多数基本上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解放初期还滞留在初期封建的农奴制社会的有400万人，还是奴隶社会的有100万人，大约还有60万人阶级分化尚不明显，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原始公社所有制。我们的政策是民族不分大小，文化不论高低，一律平等。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在欧洲各国，“民族”这个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欧洲近代史的特点。在东欧多民族国家里也存在着民族集团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因而在接受西欧的“民族”这个概念时不得不用另外一些名词来指称前资本主义的民族集团，如称原始社会的民族集团为“氏族”“部落”，称奴隶制及封建制社会的民族集团为“部族”等。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涵义也有区别。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要避免因中西文翻译而引起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按照我国自己的传统用法来说的。
面对中国民族情况的这些特点，用马列主义理论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从1953年起到1957年初，对需要识别的各民族单位进行了实地调查。经过本民族代表人物及群众的同意，明确了11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后又陆续明确了9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其中有一个民族是1979年才予以确认的，就是基诺族。到目前为止，加上蒙、回、藏等历来被公认的民族，经中央公布的，包括汉族在内，一共有56个民族。但是民族识别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一）台湾及西藏东南部珞瑜和察隅等一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尚有待将来实地调查后才能识别；（二）一些解放初期已经提出的民族名称，如云南的苦聪人等，至今还没有做出识别的结论；（三）对过去决定的族别还有需要重新审定的，如四川的“平武藏人”等。而且，还应当看到，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的稳定性，但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有些互相融合了，有些又发生了分化。所以民族这张名单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民族识别工作也将继续下去。
二
为了说明怎样进行民族识别，我在下面举两个具体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识别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例子是识别为单一的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
先说第一个例子，贵州穿青人是不是汉族的识别经过。(1)
1950年中央派遣访问团到贵州，接触到的自报的民族单位有30多个，其中有10多个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和汉人基本相同，但受到当地汉人歧视，不愿和汉族合为一族，要求少数民族待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居住在贵州西北部的穿青人，有20多万，其他大多在二三万人，也有只有几千人的。为了解决他们是不是汉人的问题，1955年进行了实地调查。
穿青人要求被认为少数民族的理由是，他们过去有一种和当地汉人不同的语言，称“老辈子话”，他们基本上都住在乡间，形成一大片村子，有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妇女穿大袖滚花上衣、梳三把头，不裹脚，出嫁不坐轿，这些都和当地汉人不同。当地汉人称他们叫“穿青”，他们称当地汉人叫“穿蓝”，解放前青蓝对立，青受歧视。解放后，穿蓝都登记是汉族，穿青就不愿意也登记汉族，怕吃亏。承认是少数民族，可以得到政府的照顾，不会再受穿蓝的气。但是当地各少数民族并不称他们作“穿青”，而在称汉人的名称前加上形容词，翻译出来是“穷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
初听来，穿青人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这几方面似乎都有特点，可能有构成一个单一民族的条件。
我们的识别工作首先从语言入手。当时穿青人都说贵州通行的汉语，只有少数人会说“老辈子话”。分析“老辈子话”的结果，它完全是汉语，并没有其他民族语言的痕迹，但它和贵州通行的汉语确有区别，是一种方言。这种方言又不是从贵州通行的汉语演变来的，而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方言有渊源。看来，穿青人并不是在贵州学会这种方言，而可能是进入贵州时就说这种方言的，到了五六十年前才普遍学会现在贵州通行的汉语方言。
语言分析并不能得出穿青人是汉族一部分的结论，因为使用汉语并不一定是汉族。尽管如此，但语言分析毕竟提供了穿青人来历的线索，他们是早期从贵州以东诸邻省迁入的移民，这是和地方志书、穿青人的家谱、墓地的碑记、文物上的记录、民间的传说相符合的。
要弄清穿青人是否已经形成单一民族，还必须研究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历史。
明初（1381年）朱元璋派遣军队南征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经过贵州，随后即在贵州的许多据点屯田驻军。从那时起就有许多从内地迁入贵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江西强迫随军服役而来的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移民集团，聚居在今贵州的清镇一带，正是当时彝族聚居的水西地区的边缘，也是汉人势力的前线。随军服役的人在明代称“民家”，有别于有军籍的“军家”。军家配给土地，而民家需向彝族讨地，当佃户，受剥削。他们的社会身份低。但是因为在汉人军队的左近，并没有淹没在彝族的势力之下；又因他们在经济文化上比当地彝族先进，也没有被彝族同化，保持了原有的民族特点。明末，彝族土司势力削弱后，他们向西深入水西腹地现织金、纳雍地方。清初改土归流，政治上汉族取得了这地方的统治权，移入的人更多，形成了汉族移民的聚居区。
在这批移民同时和以后，不断有许多外来的汉人，其中有做官的或经商的，在这地区落籍，大多住在城市和街场。因此，在这地区有来路不同的两部分汉人，各有其不同的地方性特点。早期移民集团的后人被称为穿青，后来的其他汉人被称为穿蓝。后者住在城街，政治经济地位较优，看不起曾是彝族佃客，僻居乡间，从事农作的穿青人。
穿蓝、穿青在早期和彝族土司及改土归流后的残余土司势力做斗争时是联合的，青、蓝矛盾不突出。在随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中，穿蓝占优势。咸、同年代农民运动中有穿青人的农民领袖，而地主阵营中却以穿蓝为主。清末民初，国内民族市场形成，破坏了这地区割据性经济，现代商业势力开始进入，而这新兴经济的领导势力几乎完全被穿蓝所独占，和外界缺乏联系的穿青人受到排斥。在地方经济中，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的穿青地主不甘心在新兴的经济形势中被压倒和淘汰，青、蓝上层之间发生了显著的矛盾。穿青上层利用移民集团内部传统的乡土感情，和穿青农民对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情绪，以反对受歧视为口号，鼓动起青、蓝斗争。从那时起到解放止这一段时间中，穿青聚居区的各街场上曾不断发生过大小规模的局部械斗。青、蓝伤了感情，产生了隔阂。
但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它和国内民族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穿青人在生活各方面也密切和其他汉人发生联系。他们传统的地方性特点逐渐消失。近五六十年来，在语言、服饰、风俗上已和其他汉人趋于一致。青、蓝界线在交通发达地区，即聚居区的边缘，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但在聚居区的腹地，尤其是偏僻山区，青、蓝在政治、经济上差距显著，穿青人还是受到歧视。这时期的变化表明了包括青、蓝双方在内的汉族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进一步的同一化，反过来也表明了穿青人原是汉族的一部分。
这次调查所了解的历史事实证明，穿青人原是汉人中的一部分，自从进入贵州之后并没有和汉族隔离，并没有独立发展为一个民族。他们所提出的特点是汉族内部早期地方性的特点。青、蓝矛盾是在汉族内部地方性差别的基础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矛盾。这些差别和矛盾在汉族向现代民族发展过程中已在逐步消失。
所以，我们认为穿青是汉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并不是少数民族。但是为了加强地方上青、蓝两部分汉人的团结，必须在政治、经济上对穿青人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更快地发展起来，逐步缩小青、蓝的差距，从根本上消除青、蓝在心理上的隔阂。
第二个例子是东北达斡尔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识别经过。(2)
达斡尔族1953年一共约5万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嫩江及其支流的两岸，少数分布在呼伦贝尔盟，还有1000多人在新疆塔城。
达斡尔人的族别问题很早就引起注意，而且有争论。争论的主题是，达斡尔人是不是蒙古人？早年一般多采用族源来决定族别，所以族别的争论也集中在族源问题。
我们对有关达斡尔人族源的各家说法都进行了分析，但认为都没有可以做出定论的充分根据。从这场争论所提供的资料中，只能看到达斡尔人在历史上同黑龙江地区先后出现过的属于蒙古语族的和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许多古代民族都发生过关系。但在有可靠的记载以来的450年中，他们主要接触的民族是些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索伦人（今称鄂温克人）和满人等。
尽管如此，现在达斡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却是蒙古语族的一支。它和现今的蒙古语是有区别的，语言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从语言来推测，达斡尔人的祖先可能是古蒙古人的一部分，也可能另一种人在某一时期接受了古蒙古语。这个族源问题不妨留着继续研究。和我们当前民族识别有关的是这些曾经说蒙古语的达斡尔人是怎样走上发展独立语言的道路的。
在16世纪初，有一部分达斡尔人聚居在黑龙江东边的支流精奇里江畔。17世纪初年最集中的聚居区还是在精奇里江中游以下，黑龙江自漠河县对岸以东的区域。明末清初，石勒克河向西南以至尼布楚一带还有达斡尔人，俄国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名称“达呼里亚”反映了这一史实。这时，达斡尔聚居区的东方是说通古斯-满语的各族，西方和布里雅特蒙古人为邻。帝俄势力从西伯利亚向东扩张，1643—1646年探查黑龙江的侦察队在精奇里江流域遇到了达斡尔人。达斡尔人跟帝俄的侵略者进行了40多年的斗争，直到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后才告一段落。在反抗帝俄侵略的斗争中，达斡尔人·索伦人一起被迫放弃了在黑龙江以北的原聚居区——一方面也由于清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南迁到嫩江西岸。300年前发生的这次迁移对达斡尔民族的形成是很重要的。嫩江聚居区的西南在明末清初是科尔沁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同达斡尔人并不友好。达斡尔人南迁嫩江流域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增加本区的兵力和军粮供应，把达斡尔人和索伦人编入八旗，强迫他们“披甲驻防”。他们和蒙古族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关系更形疏远了。
这段历史说明，不论达斡尔人和蒙古人在族源上是否相同，至少在有史料可考的450年中达斡尔人是生活在和蒙古族分开的聚居区里，关系是疏远的。和他们密切相处的是说通古斯—满语的索伦人，在政治上控制他们的主要是说通古斯—满语的满族。这种历史条件使他们一方面分离于蒙古族，在语言上已产生了独立的特点，而另一方面尽管处在讲通古斯—满语的各民族的包围之中，却并没有同化于周围的民族。
达斡尔人的历史分析表明，他们经过这段历史已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但是为什么在东北的达斡尔人中出现达斡尔是蒙古族一部分的论调呢？这也应当从历史过程中去理解。清代，达斡尔人被编入八旗后，部分上层紧密依附于满族统治集团，又由于他们在八旗中文化较高，不少人取得了显赫的地位。辛亥革命后，这些达斡尔人失去了政治支持，在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自己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在民国初年开始有达、蒙结合运动，不少关于达斡尔人是蒙族的论调就是这时出现的。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入侵蒙古做准备，拉拢这些达斡尔上层，并在群众中散布这种论调，其影响一直到解放后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次民族识别工作对达斡尔人的历史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进行了一番分析研究，在统一达斡尔人对自己民族的正确认识上起了积极作用。达斡尔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结论得到了达斡尔广大人民的同意，它的族别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我举出上面两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在我国复杂的民族情况里怎样进行民族识别的方法，也就是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三
在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我们曾反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特别着重学习了斯大林著名的有关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我们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应当作为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怎样运用这个理论来研究我国具体的民族情况是我们做好民族识别的关键。
我国曾经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直到解放前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除少数几个民族已经初步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之外，有许多民族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它们不具备近代民族的4个要素。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近代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它的特征也是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共同体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些要素的萌芽。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当然，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4)因此，在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来作为识别标准，又不应该不把这些特征作为研究的入门指导。
我们在上述的两个例子里，从语言这个要素入手而取得了重要的线索。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单独根据语言系属来决定他们的族别。我们并没有因为穿青人说汉语就说他们是汉人，而进一步追问他们尽管在历史上是从邻省进入贵州的移民，在几百年里是否已与其他汉人隔离而形成了单独的民族。说同一语言的人分别形成不同民族的例子在世界上是很多的。我们并没有因达斡尔人曾经说蒙古语而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的一部分，也不是仅仅根据他们所说的蒙古语族的语言是一种独立语言而得出他们是单一民族的结论。因为我们认为语言是变动的。说两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融合成一个民族，在融合过程中这一个民族可以存在着正在变动中的两种语言。所以我们既需要依靠语言分析但又不能单独依靠语言分析来识别民族。
我们在上述两个例子中都重视民族地区这个要素——民族聚居区的位置和他们同相邻民族的关系。中国民族情况的一个特点就是流动大、分布广，而且常常以大小聚居区交叉杂处。包括汉族聚居区在内，全国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有70％，其居民包括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因此，在民族识别时对于共同地域方面的研究不能单独从某一民族着眼，而应以某一民族所在地区为范围，进行各民族间关系的历史分析，正如我们在上面两个例子里所做的那样。这里也就牵连到共同经济生活这个要素。在这方面中国民族情况更为复杂。人口众多的汉族散布在全国各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几乎都有汉族居民，在那些经济较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其中的汉族居民又常是这地区经济的主要联系者。这些地区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城镇常是这个地区的经济中心，而这些地区又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民族聚居区在内。看来紧密联系的共同经济生活正是形成近代民族的一个重要动力；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因素是相对地不发达的。现在我国各民族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在民族平等的条件下相互合作，共同地区的经济联系这个要素在今后民族发展上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正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课题。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民族要素在民族识别工作上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特征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和全面，因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出现过追求各民族在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上的所谓“特点”，脱离了该民族人民附着于这些“特点”上的民族意识和它们发展的历史条件，简单地把它们用来作为识别的标准，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我们认为首先要认清这个要素的核心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用一句比较容易理解的话来说，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是可以用自己的经验体会到的。这个特征可能比其他的特征在形成和维持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上更见得重要。我们在上面已提到过满族的变化。就在我们这几代人中，绝大多数的满人在语言、生活方式上都和汉人相同了，但是依旧认为自己不是汉人而是满人。再比如，我们在贵州和广西访问时见到的仡佬族，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这个地方分布很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居族，但是以贵州境内来说，现在他们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大多几家几户地居住在一起，混杂在其他民族的聚居区里。他们一般都已分别接受当地民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一眼很难看出他们的民族特点。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说自己是仡佬人，别人也说他们是仡佬人；不同地方的仡佬人见了面还是感觉是同一民族的自己人。类似的例子，但程度上有所不同的，还有畲族。畲族长期与汉族杂居，通用汉语汉文，文化生活也深受汉族影响，但是共同的心理维系着他们成为不同于汉族的一个共同体。更值得提到的是分布在整个云贵高原，甚至到东南亚各国的苗族。各地苗族说着不同方言，住在不相联结，甚至相距千里的村里，但是自觉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十分显著。解放前，特别在清末，苗族起义时，鹅毛信所到之处，千里赴义的苗民经常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共同心理素质在构成民族共同体上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
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从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为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民族风格。这些其实都是民族共同心理的表现，并且起着维持和巩固其成为一体的作用。我们认为，这就是上面所引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关于这个要素上所说“表现于共同文化上”这几个字的意义。
我们的政策一贯强调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因为有许多风俗习惯是被用来表现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的。不尊重这些风俗习惯就会被认为是对这些民族的不尊重，影响民族间的团结。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革由本民族自己进行也就不会发生影响民族团结问题了。必须指出，一般的风俗习惯不仅不一定牵涉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是常有变动的，我们汉族的妇女时兴过满族的旗袍，也时兴过俄式的布拉吉，这些显然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无关。这些绝不能用来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
总之，民族识别这项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对民族要素的各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历史的分析，摆事实、讲道理，才能有助于各民族人民解决他们究竟属于哪个民族的问题。
四
由于这20多年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许多民族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在民族识别的科研工作上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除了下面要提出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外，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基本上是搞清楚了的，各民族的广大人民对此是接受和满意的。
当前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上的遗留问题，如上所述，包括三个部分：（一）台湾和西藏东南部尚没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的少数民族；（二）一些尚未做出结论的识别问题；（三）一些已经识别过而需要重新审定的问题。除第一部分外，所牵涉的人数并不多，总数不过几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很小的。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又照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至今民族成分不明的少数民族人民纷纷要求早日解决他们的问题。
现在已经提出要求识别的有：四川“平武藏人”，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还有这一带不大为外边人知道的本人、空格、三达、阿克、布夏、布果、岔满、等角、卡志、巴加、结多等人。
此外，在这20多年的民族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有关民族识别的问题，比如新疆有一些“语言孤岛”，即保持着与周围居民语言不同的民族集团，如和田自称“艾依努”的人，他们操两种语言，他们内部说的语言可能是东伊朗语支中的一种古代语言。还有，阿尔泰地区说图瓦语的“乌梁海人”以及阿克陶县被柯尔克孜人称为“奥依塔克勒克”的人，过去曾被归入维吾尔族，后改属柯尔克孜族，老年人自己称过土尔克曼人，而语言近维吾尔语，又不同于苏联的土库曼人。又比如四川阿坝和甘孜地区的嘉戎“藏族”，他们的语言在结构上和藏语不同而接近于羌语、普米语，有“藏缅语言桥梁”之称；四川木里地区的“藏族”和云南宁浪一带的普米族原本是一族，语言与藏语不同，近于羌语、嘉戎语。跨居四川盐源和云南宁浪两县的卢沽湖两岸自称“纳西”的少数民族，在四川的现被称为蒙古族，在云南的现被称为纳西族，比邻而居，鸡犬相闻，成了两个民族。又比如海南岛自称为“苗族”的人，语言、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苗族，而同于广西自称“金门”的瑶族。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这类问题在我们对全国民族情况了解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必然会陆续发现的，也正是促进我们调查研究工作的有益课题。
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几个遗留问题作为例子。
1．关于“平武藏人”
在川甘边境，大熊猫的故乡周围，四川平武及甘肃文县境内居住着一个称为“平武藏人”或“白马藏族”的少数民族，他们有几千人。解放前受当地番官、土司、头人的奴役。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尔后，惨遭国民党的屠杀，仅存500余口，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和附近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解放后，1951年原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访问该地，听该地区的上层说，这部分少数民族也是藏人，因此暂定名为藏族。1964年，国庆15周年该族的尼苏同志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人代答：“是四川白马藏族。”大型彩色纪录片《光辉的节日》有她两个特写镜头。喜讯传遍了尼苏的故乡，人们欢欣鼓舞之余，对这个族名却发生了怀疑，因为他们从祖辈传下来的史事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的藏族，又有别于茂汶的羌族。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他们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
从这些事实上不难看到，“平武藏人”在历史上并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呢？有些历史学者根据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有可能是古代氐族的后裔。但是魏晋之后的史料缺乏有关这个地区氐族的记载，几百年的空白还不易填补。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瑜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但是就是在这些藏族聚居区里发现了许多“藏人”所说的语言和现代西藏的藏语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四川西北部的嘉戎藏语和现代拉萨藏语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嘉戎地区向南，在这条走廊中有迹象表明还存在着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这类语言在家庭等亲密的群体里还在使用。中央民族学院曾有一位教授，贡嘎活佛，他的家乡在康定木雅乡，今属沙德区，藏语称该地为mmyak。这地方的人对外一般使用藏语，但在家里还讲一种和藏语不同的土话。这种土话至今未经语言学者深入研究。从这个地方的藏语地名上看，值得注意的是它和藏语称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的名称相同，也就是《唐书》党项传所说的“弭药”，古音mjeiak，而党项羌的发祥地有人认为就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金沙江与大金川之间。《唐书》上有：“地入吐番，其处者皆吐番役属，更号弭药。”那是说，原来住在这地方的党项人一部分北迁后，留下的一部分受到了吐蕃的统治。现在还保持在这个地区的那种“土话”是否和党项羌古语有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康定向东，在岷江上游是犹如孤岛般存在着的是现在已被承认是单一民族的羌族。再向东在涪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就是有人要求重新审定族别的“平武藏人”。从康定向南往西，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还有一个过去和“平武藏人”一样被称作“西番”的少数民族。解放后，他们在四川境内的被称为藏族，而在云南境内的则被称为普米族。事实上，四川境内的这部分藏族所说的语言不同于藏语而同于云南的普米语，而普米语又接近于羌语和嘉戎语。从这里向西，越过澜沧江到怒江，有现在已承认是单一民族的怒族，但是怒族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一部分和其西的独龙语相通，都接近于其南的景颇语。景颇语和羌语现在是被认为与彝语平行的藏缅语族中的两个语支。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从怒江西岸越过独龙河和其间的山脉就到了下一节我们要提到的需要识别的察隅的僜人。
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画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一个宝贵的园地。
2．关于察隅的“僜人”
从怒江往西，越过伯舒拉岭就是西藏自治区东南角的察隅地区。这里住着一两万人的一个少数民族，解放以来被称为“僜人”，他们究竟属于哪个民族，一直是个悬案。
察隅地区正处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东端，所以僜人的聚居区只有一部分在1950年获得了解放。在察隅县范围之内，1976年的统计共有僜人97人，组成7个生产队，分属4个人民公社。这些公社除了这7个生产队外，都是藏族生产队。
被称为僜人的人中又分两部分，各有自己的语言和名称，而且据说是从不同地区进入察隅的。一部分自称达让，另一部分自称格曼。印度阿萨姆人称前者为“迪加罗”（digaru），称后者为“米佐”（midźu）。英语统称他们（还包括丹巴江的义都人）为“米什米”（mishmi）。据他们的传说达让是从察隅之西丹巴江的义都人中分出来的，到这地方已有7至11代。格曼进入较迟，来自缅甸，约9代；在今察隅县内的格曼人少于达让人，成1与3之比。他们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但都与云南的独龙语、景颇语接近。达让人和格曼人则各有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长期杂居，除大家都会说藏语外，格曼人已学会达让话，而且有些格曼儿童已不说格曼语。这两个集团在语言上正在统一起来。
还值得提到的就是据传说察隅地区原来还有一种称为“冏”的人，他们生产先进，所筑的梯田，遗迹尚在，大约在6代前被藏族打败，部分迁走，部分已藏化。这种人究竟属于什么民族现在还不清楚。另外还有一种人，藏族称他们“扎”，他们的语言据说是格曼语加藏语，尚未经语言学者的鉴定，有可能是格曼语的底子杂有藏语。他们的语言现在被说成是土话，表示与藏语不同。他们不信喇嘛教，不和藏人通婚，有送鬼的习俗，但怕受歧视，自认是藏人，或是“讲土话的藏人”，一共有5个村子，700多人。这种“讲土话的藏人”提示了在更早的时候已有说和独龙语相近的语言的人，可能就是早期的格曼人，居住在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原本和怒江流域只有一山之隔，而且早在唐代，樊绰的《蛮书》里已提到过有条从云南向西的通道。现在正需要我们识别的居住在察隅和珞瑜的许多民族有可能就是早年从这条通道进入这些地区的说着和今独龙语相近语言的人的后裔。珞瑜各民族集团的语言据初步了解不属藏语支而与景颇语支相近。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瑜。上面提出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和这里所说的“僜人”，可能就是在这走廊中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族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余留。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
3．关于云南红河的“苦聪人”
云南是全国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自称、他称尤其混乱。据1972年《云南少数民族族别称谓简介》（1978年3月云南省“革委会”重发）确定的21个少数民族的自称有138个，他称有157个。此外还有几十个名称没有经过族别调查，或暂时不能确定族别，共三万余人，暂称为“人”而不称为“族”。已经在报纸上露面的有“苦聪人”等。
被称为“苦聪人”的少数民族分布在礼社江—元江及把边江—墨江之间的哀牢山区。北从镇源之东、新平之西，南到绿春和靠近中越边境的金平，更向西南到西双版纳的勐腊。金平、绿春、勐腊的苦聪人聚居在深山丛林中，生产较为原始，1971年约3600人。在北部新平、镇源一带的也有两三千人，生产水平与邻近的彝族、哈尼族相似，过去也被称为“苦聪罗罗”，所以大多已归入彝族之中，不再强调是苦聪人。现在提出族别要求的是金平、勐腊一带生活比较原始的苦聪人。
“苦聪”是汉人对这部分少数民族的称呼。他们之中一部分自称“拉祜”，又分拉祜西（汉称黄拉祜）及拉祜普（汉称白拉祜），另一部分自称“郭抽”（汉称黑拉祜）。
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总结在墨江哈尼族识别小结的附注中有这样一条：“苦聪有两种：（一）自称‘郭错’，据说近‘哈尼’；（二）自称‘拉父’，据说近‘拉祜’，因材料不足尚待进一步研究。”1955年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中把“苦聪”列入了哈尼族系统，并说新平县的苦聪人“不能成为单一民族，他们都是哈尼族的支系”，主要根据是调查组向新平县需要识别的5个单位各收集了837个词，与当地哈尼语做了比较，在610个词中与“苦聪”话相同、相近的有363个，占59.51％。
这个结论是不够全面的。第一，没有答复1954年调查时提出的两种苦聪人的区别问题；第二，没有说明为什么自称“拉祜”的人不归入拉祜族而并入哈尼族。1961年，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调查了金平县的苦聪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据1977年的修改稿：“苦聪人分成黄、白、黑三种。黄、白苦聪人都自称拉祜。经过对其语言初步的调查，似属澜沧拉祜语的一个方言。黑苦聪人自称‘哥槎’，其语言亦与拉祜语近似，因此苦聪人似属尚停留在林中的拉祜族的较原始部落。但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人主张苦聪人属于哈尼族的一个支系。”
最近云南民族学院语文系寄来的研究报告中说：“黑苦聪与黄苦聪两者语言无大差异，彼此可以互相通话。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有着明显的彝语支语言的基本特点……”又从苦聪语与澜沧县拉祜语的比较得出结论：“在基本词汇方面有50％完全相同，30％相近似，完全不同的只有20％；语法方面基本一致，语音方面略有差异。所以金平县苦聪语可以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组，彝语支拉祜语的一个方言。”
在苦聪人族别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可能是由于苦聪人本身客观存在的复杂性。“苦聪”这个族名原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自称就不一致。最早说苦聪人中一部分近于哈尼，另一部分近于拉祜，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自称“郭抽”的那一部分和自称“拉祜”的那一部分存在着什么区别和有什么联系，把他们合并为“苦聪”有什么根据。还应当看到拉祜人本来存在着不同分支，各分支之间方言的区别相当大。据西方语言学者在靠近我国边界的泰国北部对拉祜人的调查，这地区的黄拉祜和黑拉祜方言不同，不能互相通话。苦聪人中的“郭抽”汉称是黑拉祜。所以即使“郭抽”和黄拉祜语言有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能是方言的区别。于是引出了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来了。有人反映云南同一语支的各民族之间语言上的差距可以小于各民族内部方言的差距。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首先是民族识别并不是单纯地以语言为依据，即以语言本身而言，也不能以其表面形态上的差距决定其亲属关系。语言的谱系分类主要还是要根据语言的历史分析。
拉祜语和哈尼语的分支问题，其实只是彝语支各语言的谱系分类中的一个问题。在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彝语支各族的区别。从族名来说，据上引1972年的《简介》，彝语支各族的自称有64个，他称有88个，现在归并成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等。至于它们怎样分离成单一民族的历史过程，以及包括在这些被认定是单一民族里的许多各有名称的集团之间在语言上及历史上存在着什么关系——这些都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至于苦聪人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根据语言这个特征来决定。这一点在上面所列举的两个识别例子中已经说明过。苦聪人中那些曾在不同民族的土司下被统治过，社会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的各部分间有可能发生分化，部分同化于其他民族，部分又与其他民族结合而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些问题只有对这个地区做深入全面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才能解决。
民族识别是一项为具体民族工作服务的科研工作。它为决定某些民族集团能否认定为单一民族提供客观依据。但是具体的决定还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和照顾到该民族发展上的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在族别问题上，民族的意愿就是指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究竟是不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主观愿望的表现。我们在对民族识别做出决定时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主要是从政策方面考虑的。根据民族平等政策，族别问题的解决不能由其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强迫或是勉强，必须最后取决于本族人民的意愿。但是，历史上反动统治长期的民族压迫、歧视造成的各民族的孤立和一个民族中各部分之间的隔阂，加上一些民族的广大群众还没有掌握对本民族历史及语言的科学知识，使得有些民族人民还缺乏充分条件正确地表达民族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有代表性人物正确认识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进行民族识别的科研工作时，应当尽量吸收本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密切联系本民族群众，充分和他们商量和研究，把科研工作和群众性的教育结合起来。
我们已经指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变化、消亡的，各民族一直处在分化融合的过程中。当前我们急需处理的一些民族识别上的余留问题，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必须着重于分析这个比较复杂的分化融合过程，在最后做出族别的决定时尤需考虑到这项决定对这些集团的发展前途是否有利，对于周围各民族的团结是否有利。同时还应当照顾到对类似情况的其他集团会引起的反应。所以，有关各族人民的族别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待。
总的说来，自从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民族方面的科学研究是有成绩的。它的特点是密切地与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民族识别的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在处理前人所没有处理过的问题。尽管出现过许多错误和缺点，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是在以科学工作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
作者附言：本文是根据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改写的。在准备这次发言时，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许多同志，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1) 详见费孝通、王静如等在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份问题调查报告》。
(2) 详见傅乐焕：《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1955年，第1—32页。
(3)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295页。
(4) 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