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教鳥如何飛
終於談到輪子—原胖子東尼的想法—中心問題在於鳥兒很少寫得比鳥類學家多—用智慧去結合愚蠢，而不是反過來做
來談談輪式旅行箱的故事。
幾乎每一次外出旅行，我都帶著一個很大的輪式旅行箱，裡面裝的大都是書。箱子很重（我旅行期間，想看的書恰好都是精裝本）。
二○一二年六月，我在甘迺迪國際機場航廈外頭，拖著那個普通、沉重、裝滿書的旅行箱，看著箱底小小的輪子，以及支撐輪子的金屬架，突然想起當年必須提著裝滿書的行李箱，走過相同的航站大廈的日子。三不五時，我得停下來休息，讓乳酸從痠痛的手臂流出。我請不起搬運工，即使請得起，也會覺得不自在。我拖著有輪子和沒輪子的旅行箱，通過相同的航站大廈三十年，兩者的對比相當怪異。人類缺乏想像力，令我驚訝不已：我們知道將旅行箱放到有輪子的推車上，卻沒人想過將小輪子直接裝到旅行箱底下。
你能相信從人類發明輪子（我們認為是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的）到（市郊死氣沉沉的工業區中某家旅行箱製造商）發揮巧思，將輪子裝到旅行箱下面，前後隔了將近六千年？像我這樣的旅客，曾經花上數十億小時，費力拖著行李箱，通過到處是粗魯海關關員的走道。
更糟的是，這件事發生在我們將人送上月球之後約三十年。不妨想想將人送進太空的複雜程度，可是這件事完全不影響我的生活，相較於我手臂的乳酸、下背的疼痛、手掌的痠疼、面對漫長走道產生的無助感，根本無關緊要。沒錯，輪式旅行箱雖然極其重要，卻是相當微不足道、非常簡單的技術。
但是這種技術，事後來看才顯得微不足道，事前卻不然。所有那些聰明人，那些通常披頭散髮、衣著皺兮兮，總是前往很遠的地方出席研討會，討論哥德爾（Gödel）、施梅德爾（Shmodel）、黎曼（Riemann）的猜想（Conjecture）、夸克、蝦米馬克（shmark）的人，必須拖著旅行箱走過機場航站大廈，卻不曾動腦筋思考這種微不足道的運輸問題（知識社會會獎勵「困難的」衍生物，頭腦簡單卻不會遭到懲罰）。可是話說回來，就算這些聰明人將他們那些理應發展過度的頭腦，用在這種明顯有問題卻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可能一事無成。
由此可見我們是如何擘劃未來的。我們人類缺乏想像力，到了甚至不知道明天的重要事物看起來像什麼的地步。我們利用隨機性，將發現到的事情，像填鴨那樣餵養自己——這就是反脆弱性有其必要的原因。
輪子本身甚至比旅行箱更叫人覺得不可思議。我們一直認為，美索不達米亞人並沒有發明輪子。事實上是他們發明的。他們有輪子。但輪子是裝在小孩子玩的小型玩具上。這就像旅行箱的故事：馬雅人（Mayans）和薩巴特克人（Zapotecs）並沒有一舉將之付諸應用。他們動用眾多的人力、玉米和乳酸，在適合手推車和二輪戰車的平坦空間，搬動巨大的石板，蓋起金字塔。他們甚至在木頭上面滾動這些石板。在此同時，他們的小孩卻在灰泥地板上滾動他們的玩具（也可能根本沒這麼做，因為玩具或許只用於陪葬）。
蒸汽機的故事也相同：希臘人早就有一種能夠運轉的蒸汽機，稱為汽轉球，遇熱會旋轉，當然只是為了娛樂。亞歷山港的希羅（Hero of Alexandria）描述過這件事。但是到了工業革命，我們才發現以前早已有過這種東西。
就像偉大的天才讓我們見識到前人的智慧，實務上的創新，也讓我們發現理論上的前輩。
發現和執行的過程，潛伏著某種東西——人們通常稱之為進化。偶然的小（或大）的意外變動管理著我們，而且偶然的程度高於我們所承認的。除了少數一些遠見家，似乎能察覺各種事物存在可選擇性，我們其餘這些人其實只會說大話，幾乎缺乏任何想像力。我們需要某種隨機性，幫助我們走出去——也就是要有雙倍劑量的反脆弱性。隨機性在發明和執行這兩個層級上扮演某種角色。第一點不致叫人過度驚訝，但我們會淡化機會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我們自己發現某些東西時。
不過，我這輩子都在探索第二點：執行不見得是從發明推進。它也需要運氣和環境。醫療史就穿插著一些奇怪的順序，像是先發現某種治療方法，但很久以後才執行——好像兩者完全不相干，後者遠比前者困難似的。將產品推進市場，需要和一堆否定懷疑的人、行政管理者、虛有其表的人、拘泥形式的人，以及多不勝數的細節苦鬥。這些，很可能將人淹沒，更何況人有時也會自己感到洩氣。換句話說，你必須找到選擇權（同樣的，我們也會看不到選擇權）。在這方面，你只需要擁有智慧，曉得自己手上有什麼東西就行了。
半發明。有一類事物，我們可以稱之為半發明（half-invented）。從半發明推進到發明，往往是一大突破。有時你需要一位遠見家，摸索出前人發現的某件事可以怎麼用，而這樣的遠見，只有他有。以電腦滑鼠或者所謂的圖形介面為例來說明，我們要等到賈伯斯，才懂得將它放在你的桌面，然後放在膝上——只有他才看得到圖像與人之間的對話——稍後再將聲音加進三方對話中。如他們所說，這些事物「正盯著我們瞧」。
此外，最簡單的「技術」，或甚至稱不上技術，而只是工具，例如輪子，似乎是使世界運轉的東西。如同我將在第二十章提到的，我們所說的技術，儘管人們為之興奮瘋狂，失敗率卻很高。不妨想想自古埃及希克撒斯王朝（Hyksos）的攻擊武器和亞歷山卓港的希羅的繪畫以來，過去約三千年設計了不少運輸工具，但今天的個別運輸方式依然限於自行車和汽車，（以及兩者之間的一些變體）。即使如此，技術似乎有時前進，有時倒退，由比較自然和比較不脆弱的技術替代以前的技術。阿拉伯入侵之後，將用途更為一般性的駱駝引進到黎凡特，居民認為駱駝比脆弱的輪子技術強固，因此長期而言比較有效率，於是誕生在中東的輪子似乎就此消失不見。此外，由於一個人能夠控制六頭駱駝，卻只能控制一輛馬車，因此技術的退化更有經濟上的理由。
再談少即是多
當我看著一個瓷做的咖啡杯，終於了解脆弱有簡單的定義之後，因此帶出簡單易懂和實用的試探啟發法時，旅行箱的故事便在我心裡迴盪，進而想到：我們發現的東西愈是簡單和明顯，我們愈是沒辦法運用複雜的方法去探索它。關鍵在於重要的東西只能透過實踐才能揭露。這些極其簡單的試探啟發法，有多少正看著我們和嘲笑我們？
輪子的故事也點出了本章的一個要點：政府和大學在創新和發現方面，貢獻非常少，原因除了使他們眼盲的理性主義外，也因為他們一心一意尋找複雜、華麗而庸俗、具有新聞價值、可以大作文章、具有科學性、雄偉壯大的東西，很少去找裝在旅行箱下面的輪子。我終於了解簡單無法給人桂冠。
留意缺口
我們從泰勒斯和輪子的故事知道，反脆弱性（這要歸功於試誤法的不對稱效應）可以替代智慧。但我們還是需要某種智慧。從我們針對理性所做的討論，曉得我們只需要能接受手上擁有的優於以前擁有的就行——換句話說，要能察覺選擇權的存在（或者如同業內人士所說的，「執行選擇權」，也就是懂得利用比以前的方法還要寶貴的替代方法，並在從一種方法轉到另一種方法時得到某種利益。這是整個程序中，需要用到理性的唯一地方）。從科技的歷史來看，沒人保證我們有能力利用反脆弱性給我們的選擇權：各種事物可能在那邊看著我們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說過，從輪子到將輪子派上用場之間存有缺口。醫學研究者稱這種時間落後為「轉譯醫學障礙」（translational gap），指的就是從發現到第一次執行之間的時間差異。會有時間上的差異，是雜訊過多和學者的興趣造成的。康特波洛斯—艾歐安尼迪斯（Contopoulos-Ioannidis）和她的同事指出，現在這種時間落差正在拉長。
歷史學家大衛．伍頓（David Wooton）提到發現細菌和接受細菌為疾病的成因，相差兩個世紀之久，從腐敗物的細菌理論到發展出消毒法，落後三十年，從消毒到藥物治療落後六十年。
但是情況可能變糟。在醫療的黑暗時期，醫生往往依賴體液平衡的天真理性觀念，並且認為疾病是源自某種失衡，因而引導出一連串的治療方法，被視為是恢復平衡之所必需。諾佳．艾利卡（Noga Arikha）在她寫的談體液的書中說，在一六二○年代英國生理學家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證明血液循環的機制之後，我們會以為那些理論和相關的實務應該已經消失。可是人們仍然繼續提到精氣和體液，幾個世紀內，醫生也繼續開出處方，執行靜脈切開術（放血術）、灌腸（我寧可不解釋）和糊劑治療（把潮濕的麵包或穀物食品放在發炎組織上）。甚至在巴斯德（Pasteur）提出證據，證明細菌是這些感染疾病的原因之後，那些做法依然存在。
現在，身為懷疑經驗論者，我不認為抗拒新技術必然是非理性的行為。如果你相信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不完整，那麼靜候時間去考驗，也許是有效的方法。自然主義風險管理就是這麼做的。但是當一個人死守一點都不自然、而且明顯有害的舊技術，或者當改用新技術（例如將輪子裝在旅行箱底下）顯然不會有以前的技術產生的副作用，則是絕對不理性的表現。拒絕去除不自然的技術，絕對是無能的表現和犯罪的行為（我經常表示，去除不自然的東西，不會有長期的副作用；通常這不會有醫療傷害）。
換句話說，我不認為抗拒執行這種發現，有任何知識上的功勞，或者用某種隱形的智慧和風險管理態度去解釋它，顯然是錯誤的。這應該和專業人士長期缺乏英雄氣概和個性懦弱有關：極少人願意為了改變，而危及自己的工作和聲譽。
搜尋和錯誤如何能成為投資
試誤法有一種人們未能理解的最主要價值：它其實不是隨機的，而是由於可選擇性，需要某種理性。一個人需要有智慧，才會認出有利的結果，並且曉得該捨棄什麼。
而且，一個人需要理性，才不會使試誤法變得完全隨機。如果你用試誤法，在客廳裡尋找不曉得放在哪裡的錢包，你會運用理性，不在相同的地方找第二次。我們追尋的許多東西，每一次嘗試、每一次失敗，都提供額外的資訊，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有價值——如果你曉得什麼事情行不通，或者錢包不會在哪裡。每一次嘗試，我們都更接近某樣東西，但是要假設我們在所處的環境中，十分清楚自己要追尋什麼。我們可以從未能得到結果的嘗試，逐步摸索出應該往哪裡去。
葛瑞格．史特姆（Greg Stemm）專精於從海底打撈失蹤已久的沉船。用他的做法，最能說明這件事。二○○七年，他將他（到那時為止）最大的發現稱作「黑天鵝」，因為觀念來自尋求正面的極端報償。那次發現的寶藏相當可觀，貴重金屬現在價值達十億美元。他的「黑天鵝」是西班牙護衛艦「仁慈聖母號」（Nuestra Señora de las Mercedes），一八○四年在葡萄牙南岸外遭英國人擊沉。史特姆可說是正「黑天鵝」的代表性獵人，也能用以說明這種搜尋其實是高度控制的隨機形式。
我和他見過面，並且分享了一些想法：對尋寶人來說，「數字難看」（意思是砸下尋寶成本，卻無收穫）的一季並不叫人洩氣，因為這和牙醫或娼妓穩定的現金流量不同，可是他的投資人（和我當年從事的那一行一樣，需要有人出資）大致上並不了解這一點。由於某種心理上的領域相依，一般人花錢買辦公室家具，並不稱之為損失，而視為投資，卻將尋寶成本看成是「損失」。
史特姆所用的方法如下所說。他對沉船可能位置的整個地區做廣泛的分析，然後將資料加進用機率方格畫的地圖中。接著設計搜尋區域，考慮他們肯定不會找到沉船的特定地點，然後推進到機率較低的區域。整個作業看起來相當隨機，事實不然。這就相當於在你家尋找寶物：每一次搜尋過後，得到成果的機率便會逐步提高，但是畢竟必須先確定找過的地方的確沒有寶物。
搜尋沉船的失敗率很高，有些讀者聽了可能不感興趣，而且覺得這些寶藏屬於國家的財產，不歸私人所有。所以我們換個領域。史特姆使用的方法，也適用於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特別是在尚未探勘的海洋，但有它的不同：沉船的上檔利益限於寶藏的價值，而油田和其他的天然資源幾乎沒有限制（或者上限很高）。
最後，第六章談過隨機鑽採，以及為何它似乎優於比較定向的技術。由可選擇性驅動的這種搜尋方法，並不是愚蠢的隨機方法。由於可選擇性，這成為容易處理和可望獲得成果的隨機性。
創造性和非創造性破壞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知道一種（次要的）版本，曉得一般化的試誤法有其錯誤，卻不怎麼理解不對稱性（或者自第十二章以來，我們一直提到的可選擇性）。他知道需要破壞某些東西，整個系統才會改善——稱之為創造性破壞——這個概念是由哲學家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等許多人發展出來的，而且我們會在第十七章指出，尼采也發現了這個觀念。但是讀熊彼得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並沒有從不確定和不透明的角度去思考；他完全籠罩在干預主義的想法中，抱持一種錯覺，以為政府能夠強力推動創新，而在稍後，我們會反駁這一點。他也不理解進化性緊張層疊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他和抨擊他的人（哈佛的經濟學家認為他不懂數學）漏掉了反脆弱性是不對稱性（可選擇性）效應，因此點金石——稍後會談及——是成長代理人的概念。也就是說，他們漏掉了一半的生命。
蘇聯—哈佛鳥類學系
現在，由於比率很高的技術知識來自試誤法的反脆弱性、可選擇性，有些人和有些機構想要隱藏事實，不讓我們（和他們自己）知道，或者淡化它扮演的角色。
現在來談兩類知識。第一類稱不上「知識」；它那曖昧不明的特性，使我們無法將它和知識的嚴謹定義聯想在一起。那是做事情的方式，我們無法以清楚和直接的語言表達——有時這稱作透過否定而得知（apophatic）——但我們還是會去做，而且做得很好。第二類比較像是我們所謂的「知識」；這是你在學校學得、能夠拿到分數、可以有系統編纂、能夠解釋、可以學術化、可以合理化、可以正式化、可以理論化、可以編碼、可以蘇聯化、可以官僚化、可以哈佛化、可以證明等等的知識。
天真理性主義的錯誤使我們高估第二類學術知識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必要性——並且降低無法編碼、比較複雜、直覺，或者根據經驗的那類知識的重要性。
我們找不到證據，反駁「這種可解釋的知識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此次要，甚至無趣」的說法。
我們所會的各種技能和觀念，實際上是以反脆弱的實幹方式學得，或者（從我們天生的生物本能）自然而得，但我們很可能相信是從書本、理念和推理學到的。我們雙眼被蒙蔽而看不到；我們的大腦甚至可能有某種東西，讓我們容易受騙而相信這一點。現在就來談談為什麼會這樣。
我最近查了技術的定義。大部分教科書將它定義為應用科學知識於實務計畫——引導我們相信知識主要或者完全從崇高的「科學」（以一群姓名前面掛頭銜的人組成的教士般群體為中心，而組織起來）流向低下的實務（由缺乏知識成就，無法躋身教士般群體的不學無術者執行）。
因此，在文庫中，知識是以下述的方式獲得：基礎研究產生科學知識，科學知識又產生技術，技術又帶出實務上的應用，實務上的應用又導致經濟成長和其他看起來有趣的事務。「投資」於基礎研究的報償，有一部分將用於對基礎研究做更多的投資，而且公民將繁榮興盛，並享有從知識產生的財富利益，開富豪（Volvo）轎車、去滑雪度假、吃地中海飲食，以及在風景秀麗、維護良好的公園，展開漫長的夏季徒步旅行。
這稱作培根線性模型，名稱來自科學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我將科學家特倫斯．基萊（Terence Kealey；這個人是生物化學家，最重要的是他是實踐型科學家，不是科學歷史學家）提出的表示式修改如下：
學術→應用科學與技術→實務
雖然在某些非常狹隘（但高度宣傳）的情況中，例如建造原子彈，這個模型可能有效，但在我檢視過的大部分領域中，反過來說似乎也正確。或者，至少這個模型不能保證是正確的，而且叫人震驚的是，我們缺乏嚴謹的證據，能夠證明它正確。情況有可能是：學術界協助科學和技術，進而協助實務，但我們稍後會談到，這是以非有意、非目的論的方式進行（換句話說，定向研究很可能是一種錯覺）。
我們回頭談鳥的比喻。不妨想想下面提到的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一群如僧侶般神聖的人（來自哈佛，或者類似那樣的某個地方）教鳥怎麼飛。請想像六十幾歲的禿頭男子，穿著黑袍，操英語，滿口術語，加上這裡和那裡的方程式。鳥兒果然飛了起來。真棒的確認！於是他們衝回鳥類學系撰寫書籍、文章和報告，說鳥兒聽進他們的話，所以飛了起來。真是無懈可擊的因果推論。哈佛鳥類學系現在是鳥兒能飛不可或缺的一個單位。它會因為做出重大的貢獻，得到政府的研究補助。
數學→鳥類飛翔和振翅技術→（忘恩負義的）鳥會飛
鳥類恰好不會寫那些論文和書籍，原因可想而知，因為牠們只是鳥兒，所以我們永遠聽不到鳥兒怎麼說。在此同時，那些教士不斷向新一代的人類宣傳他們的貢獻，而新一代的人類完全不知道哈佛開鳥類飛翔課程之前的狀況。沒人討論鳥兒或許根本不需要這種課程——也沒人有任何誘因，去觀察有多少數量的鳥，不需要靠這個偉大的科學機構協助就能飛行。
上面所說，看起來荒謬無比，問題是換個領域，它看起來竟然合情合理。我們顯然不認為由於鳥類學家的貢獻，鳥兒才學會飛行——如果有人真的如此相信，他們必然很難說服鳥兒。但是如果我們將「鳥」換成「人」，為什麼人學會做事情，必須歸功於學者授課，這話聽起來相當合理？一和人類動因（human agency）扯上關係，事情頓時變得混淆不清，使人糊塗起來。
於是錯覺愈滾愈大——政府提撥資金、納稅人的錢下來了、華盛頓日益壯大（以及自給自足）的官僚機構全部投入協助鳥兒飛得更好。等到有人開始縮減這些資金，問題就來了——一堆人疾言厲色指控，說不協助鳥兒飛行，就等於殺害牠們
意第緒俗話說：「學生聰明，老師功勞大。」老師有其貢獻的這個錯覺，主要來自確認謬誤（confirmation fallacies）：除了歷史屬於能寫歷史的人（不管是贏家，還是輸家）這個可悲的事實，第二個偏誤也出現了，因為那些下筆寫文章的人，可以提出確認用的事實（也就是行得通的事情），卻沒有呈現行得通和行不通的完整畫面。舉例來說，定向研究會告訴你，他們拿到資金之後做好的事情（例如愛滋病治療藥物，或者某些現代設計師藥物），而不是失敗的事情——於是你形成一個印象，以為它表現得比隨機要好。
當然了，醫療傷害絕對不會是論述的一部分。他們絕對不會告訴你，教育是否在某些地方傷害你。
所以我們根本看不到替代性程序的可能性，或者這種程序扮演的角色，於是一個迴圈出現：
隨機修補（反脆弱）→試探啟發法（技術）→實踐與實習→隨機修補（反脆弱）→試探啟發法（技術）→實踐與實習⋯⋯
與上面的迴圈平行，
實踐→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當然有些例外，有一些意外的漏網之魚，但這其實少之又少，而且引起過度的狂熱和過度概化）。
現在，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可以觀察哈佛開飛行課程之前發生的事情和檢查鳥兒，而在所謂的培根模型中察覺騙局。由於某些幸運的事件轉折，這是我在自己從實務工作者的事業生涯轉為波動性研究者的過程中，意外發現的事（沒錯，是意外）。但是且讓我先解釋副現象和教育的箭頭。
副現象
蘇聯—哈佛錯覺（教鳥怎麼飛，以及相信由於開了這門課程，鳥兒才學會這種神奇的技能）屬於一種稱作，副現象（epiphenomena）的因果錯覺。這種錯覺是什麼？當你站在船橋或者舵手的位置，眼前有一只大羅盤，你可能很容易就產生一種印象，以為羅盤正指引船隻前進的方向，而不是只反映船前進的方向。
教鳥怎麼飛的效應，正是副現象信念的一個例子：我們見到富裕和已開發國家的學術研究程度很高，於是毫不質疑地認為研究創造了財富。在副現象中，你通常不會在不看到Ｂ的情況下看到Ａ，所以你可能認為Ａ造成Ｂ，或者Ｂ造成Ａ，到底是何者，取決於文化架構，或者當地的新聞記者認為哪種解釋合理而定。
在看到那麼多男孩理短髮之後，我們很少會產生錯覺，認為短髮決定性別或者打領帶使人成為企業人士。可是我們很容易掉進其他的副現象，尤其是當我們融入由新聞驅動的文化中。
我們很容易掉進這個陷阱：副現象激起行動，然後事後又為行動尋找合理化的藉口。獨裁者——和一國政府沒有兩樣——會覺得自己不可或缺，因為其他的替代方法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到，或者可能被特殊利益團體隱藏起來。舉例來說，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可以在造成經濟混亂之後，還是相信自己效能不錯。人們害怕其他的替代方案。
貪婪是起因
每當經濟危機發生，人們就會指責貪婪是原因，使我們產生印象，以為如果我們能夠找到貪婪的根源，將它從生活中剷除，危機就會消除。此外，我們傾向於相信貪婪是新出現的現象，因為這些狂亂的經濟危機是新近發生的。這是一種副現象：其實貪婪比系統的脆弱性古老得多。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有貪婪存在。二十多個世紀以前，詩人維吉爾曾經提到貪取黃金，拉丁文版的新約全書說「貪婪是罪惡的根源」（radix malorum est cupiditas），所以我們曉得整個人類歷史上，人不斷提出相同的貪婪問題，而當然了，儘管此後我們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政治體系，卻一直找不到解決良方。特羅洛普在將近一個半世紀前發表的小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中，抱怨貪婪之風和騙子再度猖獗，和我在一九八八年聽到有人感嘆這是「貪婪的年代」，或者二○○八年有人譴責「資本主義的貪婪」完全相同。真的，每過一段時間，貪婪就被視為 ⒜新的現象，以及 ⒝可以矯治。這正是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方法；改變人，不像建立防貪系統那麼容易，可是還沒有人想出簡單的解決方案。①
同樣的，「缺乏警覺」往往被視為是造成錯誤的原因（如同我們將在第五冊的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故事中看到的，原因其實在於規模和脆弱性）。但是缺乏警覺不是黑手黨頭目死亡的原因；死亡的原因在於宿敵，矯治方法是結交朋友。
揭穿副現象的真面目
我們可以藉觀察事件的先後順序，以及檢查某件事是否總是在另一件事情之前發生，而發掘文化論述和意識中的副現象。這是已故的克萊夫．葛蘭傑（Clive Granger；本人是個優雅的紳士）改良的方法。葛蘭傑是實至名歸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瑞典銀行（Sveriges Riksbank）為了紀念艾爾佛烈德．諾貝爾（Alfred Nobel）而頒發諾貝爾獎，卻將這個獎頒給許多脆弱推手。葛蘭傑的方法是科學哲學家可以用來建立因果關係，唯一嚴謹的科學技術，因為他們現在可以藉觀察事件的順序，而推斷（如果不能衡量的話）所謂的「葛蘭傑原因」。在副現象的情況中，你最後看到的是Ａ和Ｂ並存。但是如果你考慮順序，改良所用的分析方法，因此而引進一個時間維度——Ａ或Ｂ何者先發生——並且分析證據，那麼你會看到Ａ是否真的造成Ｂ。
此外，葛蘭傑提出研究差異這個很好的觀念，也就是觀察Ａ和Ｂ的變化，而不只是看Ａ和Ｂ的水準。雖然我不相信葛蘭傑的方法能使我百分之百相信「Ａ造成Ｂ」，卻非常有助於我揭露假因果關係的真面目，並且讓我能夠宣稱「Ｂ造成Ａ的說法是錯的」，或者這個順序的證據不足。
理論和實務的重要差異，正好在於察覺事件的順序，並在記憶中保留那種順序。如果就像齊克果（Kierkegaard）說的，生命是往前生活，但往後回憶，那麼書籍使得這個影響更為惡化——我們自己的記憶、學習和本能，都有它們的順序。有人今天站著觀察各種事件，卻不曾經歷它們，會傾向於產生因果關係的錯覺，而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將事件的順序混在一起的緣故。向歷史學習的學生看到很多不同步的現象，但真實生活中，儘管有所有這些偏誤，我們卻不會見到數量相同的不同步。齷齪的歷史充滿謊言，充滿偏誤！
要揭露因果關係的真面目，有個方法。舉個例子來說：我還沒死，但已經可以預料到我的作品會遭到什麼樣的扭曲。將來的作家看了我提出的觀念，會去尋找前人說過的話，並且據此發展理論，好像我們必須先看過書，才會有自己的觀念，卻沒有想到或許是反過來才對；人會去尋找支持自己心裡想法的書來看。所以有位新聞記者（阿納托利．卡列茨基〔Anatole Kaletsky〕）發現曼德伯對我寫的《隨機的致富陷阱》一書造成影響。這本書於二○○一年出版，當時我還不認識曼德伯。道理很簡單：這位新聞記者注意到某個領域中的想法有類似之處，然後根據年齡資歷的先後，立刻做出假推斷。他並沒有想到志趣相投的人傾向於接近彼此，而且是這種知識的類似性造成關係，不能反過來說。我因此懷疑我們在文化歷史中讀到的師生關係是否正確：被稱為我學生的所有人，是因為我們志趣相投，才會成為我的學生。
盡揀好的來說（或者確認謬誤）
拿各國為了宣傳觀光景點的小冊子為例：你一定會懷疑見到的照片，遠比你實際看到的任何畫面要好。這種偏誤、兩者的差距（由於常識，我們會去矯正），可以用觀光宣傳小冊中所顯示的國家，減去親眼看到的國家加以衡量。兩者的差異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面對商業產品，我們也會做這種矯正，不致過度相信廣告。
但是我們不會去矯正科學、醫學和數學的差異，理由和我們不注意醫療傷害完全相同。遇到複雜的東西，我們就成了冤大頭。
機構做的研究可以選擇性報告能夠確認自己所說故事的事實，卻不揭露否定或者不適用的事實——因此大眾對科學的認知產生偏誤，相信有必要使用高度概念化、犀利明快和純淨的哈佛化方法。這是我們應該信任反確認多於確認的另一個理由。
學術界擁有良好的裝備，擅長於告訴我們它為我們做了什麼事——因此它的方法有多麼不可或缺——而不說它沒做的事。這樣的做法涵蓋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交易員會談論他們的成功交易，誘導我們相信他們很聰明——而不去看被他們隱藏起來的失敗交易。至於學術界的科學：幾年前，知名的盎格魯——黎巴嫩數學家麥可．艾蒂亞（Michael Atiyah）因為弦理論（string theory）的名聲傳到紐約，於是募集資金，在黎巴嫩設立數學研究中心。他在發表演說時，列舉數學對社會和現代生活有幫助的應用，例如交通號誌。很好。但是數學帶給我們發生災難的領域（例如經濟學或金融領域，導致系統爆炸）呢？數學觸及不到的領域又如何？我當場立刻想到不同的計畫：細數數學在哪些地方未能產生結果，因而造成傷害。
盡揀好的來說具有可選擇性：說故事（和發表故事）的人占有優勢，能夠讓大家看到用來確認的例子，卻完全忽視其他的事實——而且波動和離散愈大，最好的故事看起來愈明亮（最糟的故事則愈黯淡）。擁有可選擇性——有權挑選想要講什麼故事——的人，只會報告適合自己目的的事情。他們會設法享有故事的上檔利益，隱藏下檔損失，所以似乎只有感覺才重要。
真實的世界需要依賴反脆弱性的智慧，但是沒有一所大學接受這一點——正如干預主義者不接受不必他們干預，事情可以變得更好。且讓我們回頭探討大學創造社會財富和促進實用知識成長的說法。這裡面存在因果關係的錯覺；戳破謊言的時候到了。
①民主制度是一種副現象嗎？據推測，民主制度能夠運作，是因為選民展現神聖的理性決定。但是民主制度有可能是其他某樣東西完全意外的附帶現象，也就是人們因為完全不明的理由，而產生喜歡投票的副作用，正如喜歡表達自己的人，只是為了表達自己（我曾經在一次政治學研討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但除了面無表情的書呆子臉孔，什麼都沒得到，連個笑容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