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輸家寫的歷史
鳥兒或許聽了進去—用智慧去結合愚蠢，而不是反過來做—去哪裡尋找發現的箭頭—為試誤法辯護
由於一連串的偏誤，歷史學家容易受副現象和其他因果錯覺的影響。要了解科技史，你需要非歷史學家或者心理框架正確的歷史學家來說明。歷史學家必須觀察科技如何形成，而發展出自己的觀念，不能只讀和它有關的敘述。我提過特倫斯．基萊揭穿所謂的線性模型的真相，而他是實踐型科學家。①實踐型的實驗室科學家或者工程師，能夠親眼看到藥理上的創新或噴射引擎的實際生產，因此能夠避免掉進副現象，除非他在展開實務工作之前，已經被洗腦。
我以目擊者的身分，看到一些證據，十分清楚某些結果不是從學術化的科學而來，而是靠進化上的修補，卻遭人穿鑿附會，宣稱來自學術界。
表五 各個領域的教鳥怎麼飛效應：教科書歸因錯誤的實例
領域 鳥教師所說的起源和發展 實際的起源和發展
噴射引擎 物理學家（斯克蘭頓〔Scranton〕戳破） 修修補補的工程師，他們並不了解「為什麼行得通」
建築 歐幾里得幾何、數學（博如昂〔Beaujouan〕戳破） 利用試探啟發法和秘密配方（行會）
神經機械 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明德爾〔Mindell〕戳破） 「共筆式」程式設計師
衍生性金融商品公式 布雷克（Black）、史科爾茲（Scholes）和脆弱推手莫頓（Merton）（豪格〔Haug〕和塔雷伯〔Taleb〕戳破） 交易員和實務工作者，勒赫紐（Regnauld）、巴舍利耶（Bachelier）、索普（Thorp）
醫學 生物學方面的認識（長久以來一連串醫生戳破） 運氣、試誤法、其他醫藥的副作用，或者有時中毒（芥子氣）
工業革命 知識的成長，科學革命（基萊〔Kealey〕戳破） 冒險家、愛好者
科技 形式科學 科技、商業
早在我知道表五的結果之前，也就是其他學者揭穿教鳥怎麼飛效應的真相之前，這個問題在一九九八年左右就開始對我尖叫，如下所述。一天，我和已故的弗瑞德．Ａ（Fred A.）在芝加哥一家餐廳用餐。弗瑞德雖然是經濟學家，卻是真正的飽學之士。他是當地一家交易所的首席經濟學家，必須就複雜的新金融產品向他們提供建言，所以來徵詢我的意見，理由是我專精於此，而且已經出版一本教科書，主題是所謂十分複雜的「奇特選擇權」。他認為這些產品的需求將非常大，但懷疑「交易員如果不了解吉爾薩諾夫定理（Girsanov theorem），怎麼有可能處理這些複雜的奇特商品」。吉爾薩諾夫定理在數學上相當複雜，只有極少數人了解。可是我們談的是場內交易員——上一章提過他們——十之八九肯定會誤將吉爾薩諾夫當作一種伏特加酒的品牌。一般來說，沒受過很多教育的交易員，如果能將家裡的街道地址正確拼出來，肯定會被認為教育程度太高，可是這位教授真的抱持一種副現象印象，以為交易員念過數學，才有辦法訂出選擇權的價格。至於我，是在聽到這些定理之前，經由試誤法和請教有經驗的人，才摸清怎麼玩這些複雜的商品。
這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孩子不懂空氣動力學的各種定理，也不會解運動方程式，可是我們並不擔心他們學不會騎腳踏車。那麼，為什麼他不把某個領域的道理，移轉到另一個領域？難道他不知道芝加哥這些場內交易員會對供給和需求有所反應，彼此競爭賺錢，但不需要靠吉爾薩諾夫定理，就像大馬士革露天市場的阿月渾子交易商不需要解一般均衡方程式，也懂得怎麼訂定產品的價格？
有一分鐘的時間，我懷疑自己是不是活在另一顆星球，或者這位紳士的博士學位和研究生涯，使他看不到這件事。我不懂為什麼他竟然那麼奇怪，喪失了一般常識——或者，是不是缺乏實務感的人，通常會將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投入取得方程式經濟學虛構世界的博士學位。這裡面是不是有選擇偏誤？
我感到懷疑，而且極為興奮，但曉得一個人要能幫助我，他必須既是實務工作者，又是研究工作者，而且實務得在研究之前。我知道只有另一個人，也就是從交易員轉為研究工作者的艾斯彭．豪格（Espen Haug），見過相同的機制。他和我一樣，是在交易室待了一段時間之後，才攻讀博士學位。所以我們立刻著手調查我們所用的選擇權訂價公式的來源：人們以前用過嗎？是要歸功於學術界導出的公式，我們才能運作？還是這套公式是根據試誤法，經由某種反脆弱進化發現程序而現身，但現在被學者據為己有？由於我曾經在芝加哥當過場內交易員，也見到交易老手不願碰數學公式，只使用簡單的試探啟發法，並且表示「真正的男人不用紙張」，這裡所說的紙張，是指利用複雜的公式，從電腦印出的報表，所以我早就看出了一些端倪。這些人活了下來。他們的價格比公式產生的價格複雜且更有效率，而且他們所訂的價格顯然先出現。舉例來說，他們的價格考慮了極端世界和「厚尾」，而這是標準公式所忽略的。
豪格有些興趣和我不同：他踏進財務那個領域，而且積極收集實務工作者過去寫的論文。他自稱「收集者」，甚至用在署名上，因為他努力網羅和收集第一次世界大戰寫成的選擇權理論書籍與文章，我們因此拼湊出一幅非常精確的畫面，曉得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交易員遠比公式還要精明複雜，因此興奮莫名。而他們的精明複雜領先公式至少一個世紀。這當然是經由選擇、求生、在經驗豐富的實務工作者身邊見習，以及一個人本身的經驗而得到的。
交易員的交易→交易員想出技術和產品→學術界的經濟學家發現公式，並且宣稱交易員使用這些公式→新的交易員相信學者的話→爆炸（因為理論引起脆弱）
我們的論文躺了將近七年，才有一份學術性經濟期刊同意發表——在這之前，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它是經濟史上下載最多的論文之一，但是頭幾年根本沒人引用。沒人想要攪亂一池春水。②
實務工作者不寫東西；他們只顧放手去做，鳥兒果然會飛，而教牠們飛的人，正是寫故事的人。所以我們很容易判斷，歷史其實是輸家寫的，因為他們有時間，學術地位也受到保障。
最大的反諷，是我們親眼看到思想的敘事如何形成，因為我們有幸面對另一次明目張膽，將知識據為己有的行為。我們受邀以選擇權實務工作者的身分，在可敬的《懷利計量財務百科全書》（Wiley Encyclopedia of Quantitative Finance），發表我們這一邊想說的故事。所以我們根據以前的論文，加上自己親身的體驗，寫了一個版本。但令我們震驚的是，我們竟然槓上歷史篇的編輯。他是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教授，伸出黑手，試圖修改我們的內容。這個人是經濟思想史學家，逕自改寫我們的故事，淡化（如果不是反轉）這篇文章傳達的訊息，以及改變知識形成的箭頭。這是正在形成的科學史。這個傢伙卻坐在辦公室，告訴我們故事應該怎麼寫，而我們身為交易員，看到的明明不是那樣——他認為我們應該以他的邏輯，推翻我們親眼見到的事情。
我注意到知識的形成，也有幾次被人用類似的手法強行倒轉。舉例來說，柏克萊教授、備受尊崇的脆弱推手馬克．魯賓斯坦（Mark Rubinstein），在一九九○年代末寫的書，把我們實務工作者自一九八○年代（也就是我涉足這一行的那段期間）以來就十分熟悉（而且形式通常更為複雜）的技術和試探啟發法，歸因於財務學教授所發表的文章。
不，我們並不是將理論化為實務。我們是從實務創造出理論。這就是我們的看法，而且很容易從它——以及從類似的故事——推論出混為一談的情形已經普遍化。理論其實是實務對策的產物，卻不能反過來說。
證據正凝視著我們
我們發現工程師也被歷史學家掩蓋真相。
在前面提到的那件噁心事件之後不久，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社會科學研討會，發表我和豪格共同撰寫、談財務學教鳥怎麼飛的觀念。我當然遭到質問（但是這個時候，我已經身經百戰，很能應付經濟學家的質疑）。然後發生叫人驚訝的事。會議結束時，主辦單位告訴我們，正好在一個星期之前，羅傑斯大學的教授菲爾．斯克蘭頓（Phil Scranton）也曾提交相同的故事，但是談的不是選擇權公式，而是講噴射引擎。
斯克蘭頓表示，我們一直在用嘗試錯誤的實驗方式，建造和使用噴射引擎，沒有任何人真正了解理論。製造商需要原來的工程師，因為他們懂得如何操弄事情，好讓引擎能夠運作。理論稍後才以一跛一拐的方式出現，以滿足知識界那些喜歡計算的人。但是你不會在標準的科技史讀到這樣的事情。我兒子念的是航空太空工程，便不知道有這種事。斯克蘭頓相當客氣，把重點放在創新一團亂的情況中，而這「有別於我們比較熟悉的分析與人造創新方法」，好像後者才是常態似的，而其實顯然不是這樣。
我繼續尋找更多的故事，科技史學家艾傑頓（David Edgerton）給了我一個相當令人震驚的故事。我們認為神經機械學（cybernetics）——網路位元空間（cyberspace）一字中的「網路」（cyber）就是這麼來的——是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一九四八年發明的。工程史學家大衛．明德爾（David Mindell）戳破了這個說法；他指出，維納只不過是闡述了工程界長久以來實地運作的回饋控制和數位運算觀念。可是人們——連今天的工程師也不例外——卻有個錯覺，以為這個領域要歸功於維納的數學思考。
然後我有了下面的想法。我們都是看根據歐幾里得（Euclid）的《元素之書》（Book of Elements）等公理編成的教科書學習幾何，而且傾向於認為，由於這方面的學習，今天才有從房屋到大教堂，幾何形狀漂亮的建築；反過來想會惹人厭。所以我立刻猜想，古人對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和其他數學產生興趣，是因為他們已經在使用這些方法，而這些方法是來自修補和實驗性的知識，否則他們根本不必大費周章那麼做。這和輪子的故事很像：希臘人在工業革命之前約兩千年，就發現和發展出蒸汽機。我們使用的各種東西，傾向於從實務誕生，而不是從理論誕生。
現在看看身邊的建築物：從金字塔到歐洲漂亮的大教堂，它們的幾何形狀十分複雜。因此一個冤大頭問題，會使我們傾向於相信，由於數學才會有這些漂亮的建築出現。但是這裡和那裡總有一些例外，例如金字塔，因為這些建築，是在歐幾里得和其他希臘理論家之後，我們有了比較正式的數學之前出現的。一些事實如下所述：建築師「或者當時所說的工藝大師」依賴試探啟發法、經驗法和工具，而且幾乎沒有人懂任何數學——中世紀的科學史學家蓋伊．博如昂（Guy Beaujouan）指出，十三世紀之前，整個歐洲會算除法的人不超過五個。那時沒有定理，或者定理個頭。但是建築師不必靠我們今天的方程式，也能算出材料的抗力——他們興建的建築物，今天仍然大都屹立不搖。十三世紀的建築師維拉爾．德．奧內庫爾（Villard de Honnecourt）畫了很多圖，並用皮卡語（法國皮卡地區〔Picardie〕使用的語言）做筆記，說明大教堂如何興建：運用實驗試探啟發法、一些小花招和準則，後來菲利貝．德．洛梅（Philibert de l'Orme）在他的建築論文中一一列舉。舉例來說，把三角形想成馬的頭。和理論比起來，實驗會讓人審慎得多。
此外，我們相當肯定羅馬人是令人讚嘆的工程師，不用數學就開通了渠道（計量分析利用羅馬數字不是很容易進行）。否則我相信這些渠道不會在這裡，因為數學的一個副作用，是使人過度優化和偷工減料，因而造成脆弱。不妨看看新東西和舊東西比起來，愈來愈容易損壞。
維特魯威（Vitruvius）在歐幾里得的《元素之書》之後約三百年寫的手冊《建築十書》（De architectura），是建築師的聖經。書內少有形式幾何，而且當然沒有提到歐幾里得，因為它主要是用試探啟發法，也就是大師指導學徒的那種知識（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主要數學結果是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的定理，對於直角可以「不靠工匠的裝置而畫出」大感驚異）。文藝復興時期之前，數學只用在心理謎題上。
現在我要談的並不是落後於某些實務技術的理論或學術科學。有些理論或學術科學的最終用途（不是某些膚淺的用途），是從科學直接衍生出來——也就是研究工作者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所說的「認識基礎」，或者命題式的知識，相當於一種形式「知識」庫，將理論和實證發現嵌入，成為一種規則手冊，用於產生更多的知識和（他認為）更多的應用。換句話說，也就是成為一套理論體系，直接從這裡再衍生出其他的理論。
但是我們不要當冤大頭：根據莫基爾先生的說法，我們會想要研究經濟地理，以預測外匯價格（我樂於向綠木材專家介紹他）。雖然我接受認識基礎的概念，但我質疑的是：它在科技史中真正扮演的角色。那裡並沒有效應強大的證據，而我正在等某個人給我看證據。莫基爾和鼓吹這種觀點的人，沒有提出證據說它不是副現象——他們似乎也不了解不對稱效應的含義。可選擇性在這裡扮演什麼角色？
有一套知識技能是從師傅傳給學徒，而且只以這種方式傳遞——這裡有必要分等級，以便作為選擇的程序，或者使某種專業更受人尊重，或者在這裡或那裡提供協助，但這些做法不具有系統性。而這種形式知識所扮演的角色將受人過度重視，原因正是在於它的能見度很高。
像烹飪嗎？
烹飪似乎是依賴可選擇性的絕佳事情。你加進食材之後，做出來的菜如果符合胖子東尼的味蕾，可以選擇將結果保留下來。如果不然，則可以忘了它。我們也有共筆式的協作實驗，產生一整套食譜。這些食譜是完全推導出來的，不用去推測味蕾的化學反應，不必靠任何「認識基礎」，從理論產生理論。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被這個程序愚弄。正如丹．艾瑞理（Dan Ariely）曾經發現的，我們無法利用反向工程，光看營養標示來推斷食物的味道。而且我們可以觀察到先人的試探啟發法在運作：一代又一代的集體修補，導致食譜不斷進化。這些食譜植入文化之中。烹飪學校完全是採用見習制。
另一方面，我們有純物理學，利用某種經驗驗證，以理論去產生理論。「認識基礎」在這裡能夠占有一席之地。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發現，正是完全從理論推導而找到一種粒子的現代實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是（在希格斯玻色子之前，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法國天文學家勒威耶〔Le Verrier〕利用少量的現存外部資料，推導出海王星的存在。他是從周遭星球的行為，只靠計算而做到這件事。他因為十分篤定自己的計算結果，所以拒絕去看它。這些是例外情形，通常發生在物理學和我稱為「線性」的其他地方。這些地方的誤差來自平常世界，不是來自極端世界）。
現在來用烹飪的觀念，作為了解其他事情的平台：其他活動像它嗎？仔細觀察科技，我們發現大部分確實像烹飪，遠高於像物理學，尤其是複雜領域中的科技。
連今天的醫學，也仍然採用見習模式，只依賴一些理論科學，但使它看起來完全像是科學。而如果它離開了見習模式，那一定是「以證據為基礎」的方法，比較少依賴生物理論，並側重於收集經驗規律性（也就是我在第七章解釋的現象學）。為什麼科學來了又走，技術卻一直保持穩定？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基礎科學可能扮演某種角色，但不是按照預期的方式。③我們以電腦一連串始料未及的第一階段用途為例談起。從命題式知識衍生出來的組合數學，也就是基礎科學，製造出電腦。或者故事是這麼說的（而且當然要提醒盡揀好的來說的讀者：我們需要考慮一事無成的理論知識）。但是首先，這些裝滿電路的龐大盒子，到底可以拿來做什麼，沒人有概念，因為它們既笨重又昂貴，而且除了用在資料庫管理，應用還不太普遍，只適合處理大量的資料。好像為了令人震顫的科技，我們需要發明一種應用似的。嬰兒潮世代應該還記得那些神秘的打孔卡片。然後有人推出控制台，利用鍵盤，在電腦螢幕的協助下輸入資料。這當然導致文字處理應運而生，而電腦因為適合文字處理而起飛，尤其是一九八○年代初的微電腦。這種電腦用起來很方便，但除此之外，沒有太大用途，直到其他出乎意料的結果和它混合在一起。現在到了第二階段，也就是網際網路。網際網路是美國國防部的研究單位國防先進研究計畫署（DARPA）發展出來的，目的是作為富有彈性的軍事通訊網路，並在雷根總統力抗蘇聯時突飛猛進。這樣的通訊網路，是要讓美國在普遍性的軍事攻擊之後存活下來。很棒的概念，但是把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加在一起，我們就有了社群網路、破碎的婚姻、書呆味道增濃，以及後蘇聯時代的人不善交際應酬，難以找到結婚對象。所有這些，要感謝雷根的反蘇聯聖戰，所投入的美國納稅人資金（或者應該說是預算赤字）。
接下來我們看到往前的箭頭，卻沒有指向任何點，雖然這一路走來，科學有某些用途，因為電腦技術的大部分層面都有賴於科學；沒有指向任何點，表示學術科學沒有設定它的方向，而是在不透明的環境中，受役於機會性的發現。這一路上，除了大學輟學生和成長太快的中學生，幾乎看不到什麼人。這個程序一直是每一步都在自行尋找方向，而且無法預測。我們看到的一大謬誤，是使整件事聽起來不合理性——其實不合理性的地方，是在免費的選擇權交給我們的時候，卻沒有看到它。
透過天才型的觀察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作品，中國可能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故事。李約瑟戳破了西方對中國科學實力所持的不少看法。在中國成為由上而下的官僚國家（也就是由蘇聯—哈佛集權式號令所管理的國家，就像埃及以前那樣）之後，人民不曉得為什麼，失去拼裝的熱情，不再渴望嘗試和犯錯。為李約瑟寫傳的西蒙．溫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提到漢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描述了中國的問題，原因在於中國沒有擁有、或者應該說不再擁有他所說的「歐洲人對修補和改善的狂熱」。他們有各種手段可以發展紡紗機，但「沒有人嘗試」——這是知識妨礙可選擇性的例子。他們或許需要像賈伯斯這樣的人——有幸沒受過大學教育，卻懷有積極進取的正確性格——將各種要素帶到它們的自然結局。我們將在下一節談到，正因為有這種不受拘束的實幹家，工業革命才有可能發生。
我們接下來將探討兩個案例，第一是工業革命，第二是醫學。我們先來戳破關於工業革命的因果迷思，也就是誇大渲染科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工業革命
知識的形成，甚至連理論的形成，也得花時間，整個過程有點無聊，而且需要有另一份職業，才能自由自在地做，因為這麼一來，一個人才能避免承受現代不發表文章就淘汰的學者所承受的那種新聞記者式的壓力，以至於大家都搶著生產化妝知識，就像我們在紐約市中國城買的仿冒手錶，明知那是仿冒的，看起來卻像真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技術知識和創新有兩大來源：業餘愛好者和英國的教區牧師，兩者通常處於槓鈴的狀況。
我們發現，英國教區牧師的研究貢獻高得不成比例。他們無憂無慮、飽學多聞，擁有一棟大房子或至少舒適的房子，有傭人服侍，茶和塗濃縮奶油的烤餅源源不絕地供應，而且閒暇時間多得是。當然了，這表示他們擁有可選擇性。他們是開明的業餘愛好者。牧師湯瑪士．貝葉斯（Thomas Bayes；貝氏機率〔Bayesian probability〕理論的創始人）和湯瑪士．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提出人口過多的問題）是最有名的兩個。但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的《家居》（Home）收集了更多叫人拍案稱奇的故事。布萊森發現教區牧師和教士對經濟繁榮有紀錄可循的貢獻，是科學家、物理學家、經濟學家，甚至發明家的十倍之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兩位巨人，我在這裡隨手寫下一些鄉村教職人員所做的貢獻：艾德蒙．卡特萊特（Edmund Cartwright）牧師發明動力織布機，對工業革命做出貢獻；傑克．羅素（Jack Russell）牧師培養出㹴犬；威廉．巴克蘭（William Buckland）牧師是研究恐龍的第一位權威；威廉．葛林威爾（William Greenwell）牧師首創現代考古學；屋大維．皮卡德——甘布里奇（Octavius Pickard-Cambridge）牧師是研究蜘蛛的頂尖權威；喬治．嘉勒特（George Garrett）牧師發明潛水艇；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牧師是當時最受敬重的博物學家；伯克萊（M. J. Berkeley）牧師是研究真菌的頂尖專家；約翰．米歇爾（John Michell）協助發現天王星；還有更多，不勝枚舉。請注意，就像我和豪格遭遇過的事，有組織的科學傾向於跳過「非我族類」不提，因此我們能夠看到的業餘愛好者和實幹家所做貢獻的名單，肯定比實際要短，因為有些學者可能將前人的創新據為己有。④
且讓我暫時展現詩情。自學式的學問，具有美學的構面。很久以來，我書房的牆上貼著法國知名中世紀研究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寫的一段話。他相信文藝復興是來自獨立的古典文學研究者，而不是來自專業學者。他檢視了這段時期的繪畫、素描和演奏，比較中世紀大學成員和古典文學研究者截然不同之處：
其一是被學生群團團圍住的教授。另一是形單影隻的學者，坐在幽靜而隱秘的斗室裡中，但在寬敞而舒適的房間中，則任令自己的思想天馬行空。在這裡，我們遇到學校的喧囂、教室的塵埃，以及集體工作場所中對美的冷漠。
那個地方則展現秩序和美。
奢華，平靜和豔麗。
證據告訴一般業餘愛好者（以及飢餓的冒險家和民間投資人），說他是工業革命的源頭。我們說過，基萊不是歷史學家，也謝天謝地，不是經濟學家，在《科學研究的經濟法則》（The Economic Laws of Scientific Research）中，質疑傳統的「線性模型」（亦即相信學術科學帶出技術）——在他看來，大學是因為國家有了財富之後才繁榮起來的，而不是反過來說。他甚至更進一步，宣稱這些大學和天真的干預一樣，造成醫療傷害，因此帶來負面貢獻。他指出，在政府以納稅人的錢資助研究而進行干預的國家，民間投資下降且離去。舉例來說，日本力量強大的通商產業省的投資紀錄十分可怕。我不是用他的觀念來主張推動政治計畫，反對提撥資金以促進科學，而只是要說明發現重要的事物時，因果箭頭不是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
再溫習一下，工業革命來自「技術人員建立起技術」，或者來自他所說的「業餘愛好的科學」。再以蒸汽機這種最能具體呈現工業革命的人造物為例。我們說過，亞歷山卓港的希羅早就有如何製造蒸汽機的藍圖。可是大約兩千年的時間內，沒人對理論感興趣。因此實務和重新發現是人們對希羅的藍圖感興趣的原因，而不是反過來說。
基萊提出一個非常令人信服的論點，說蒸汽機是從既有的技術而來，並由沒受過教育、經常悶著頭自己幹的人建造出來的。他們運用實務上的常識和直覺，解決令他們困擾的機械問題。而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帶來了明顯的經濟獎勵。
其次，以紡織技術為例。基萊表示，讓我們一躍而進入現代世界的主要技術，不能歸功於科學。「一七三三年，」他寫道：「約翰．凱（John Kay）發明了飛梭，編織作業因此進入了機械化，一七七○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多軸紡紗機，而顧名思義，表示紡紗作業走上機械化。紡織技術這些重大的發展，以及懷亞特（Wyatt）和保羅（Paul）一七五八年發明的精紡機、阿克萊特（Arkwright）一七六九年發明的水力紡紗機，掀起了工業革命的先聲，但這些發展不必歸功於科學；它們是從熟練技術勞工的嘗試錯誤和實驗摸索，而出現的經驗性發展，因為這些技術勞工一直在設法提升工廠的生產力，並且藉此增進獲利。」
艾傑頓做了研究，質疑學術科學和經濟繁榮之間的關係，以及人們過去相信「線性模型」（也就是學術科學是技術來源）的觀念。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人不是冤大頭；我們今天認為他們那時相信線性模型，但是他們並沒有相信。事實上，那時候的學者大都是教師，不是研究工作者，直到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很久還是這樣。
與其觀察學者寫的東西，判斷他是否可信，不如看貶斥他的人說些什麼，因為這一直是最好的辦法——所以我去尋找貶斥基萊的人，或者反對他的觀念的人，看看他們是不是說了一些有價值的話——也看看他們是從哪裡來的。除了我說過還沒發現可選擇性的莫基爾、一位不重要的經濟學家的抨擊（因為經濟學這門專業的價值已經貶低）之外，對基萊主要的批評，是一位科學官僚在具影響力的期刊《自然》（Nature）發表的，說他利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等政府資助的機構提供的資料，作為反對以稅款資助研究的論點。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實質的證據顯示基萊是錯的。但讓我們調換一下舉證責任：並沒有證據顯示和他的命題相反的說法可能略為正確。所有這些，大都只是像宗教信仰那樣，相信有組織的科學具有無條件的力量。這樣的信念，取代了對有組織的宗教無條件的信仰。
政府應該把錢花在非目的論的修補上，不是做研究
請注意，我並不相信上面鋪陳的論點，在邏輯上應該會引導我們說政府不應該花錢。我的推論，主要是為了反對目的論，不是反對一般的研究。一定有一種支出形式是行得通的。由於某些事件的邪惡轉變，政府才能從研究中得到巨大的報償，但這並非如同一開始所預期的那樣——拿網際網路來說就知道。接著再想想軍事的創新支出所得到的結果。我們也會在醫療方面見到相同的情形。官員（尤其是日本官員）看待事情的方式，過於以目的為導向，大公司也一樣。大部分的大公司（例如大藥廠）是本身的大敵。
以純研究為例，研究獎助和資金是給人，不是給計畫，而且少量分配給許多研究工作者。科學社會學家史提夫．夏平（Steve Shapin）在加州觀察創業投資家指出，投資人傾向於支持創業家，而不是支持創業點子。他們做的決定，主要是根據人的意見，再以「你認識誰」和「誰說了什麼」加以強化。拿創業投資家的術語來說，你賭的是騎師，而不是馬匹。為什麼？因為創新會漂移，一個人需要漫遊者那樣的能力，去捕捉在眼前出現的機會，而不是卡死在官僚模子中。夏平表示，重要的創業投資決定，是在沒有真正營業計畫的情形下做成的。所以如果有任何「分析」的話，一定屬於候補、證實的性質。我自己也和加州的創業投資家有往來，目的是投資自己，而當然了，這正是個模子。
資金顯然應該給修補者，也就是你相信會好好掌握選擇權、作風積極的修補者。
這一段拿統計論點和技術面來說。研究得到的報償是來自極端世界；它們跟著統計分布的冪次法則走，上檔利益很大，幾乎沒有限制，但是由於可選擇性，下檔損失有限。因此，從研究而來的報償，必定和嘗試的次數成線性關係，而不是和這些嘗試投入的總資金成線性關係。如同圖七所示，由於贏家會有幾乎無上限的極高報償，所以正確的方法是採用某種盲目注資法。這表示正確的政策是所謂的「一除以ｎ」或者「」，將資金盡可能分散在許多嘗試上：如果你面對ｎ個選擇權，那就等量投資它們全部。⑤每次嘗試的金額少，但是嘗試的次數多，而且比你所要的更為寬廣。為什麼？因為在極端世界中，投入少量的金錢在某種東西上，比完全錯過它重要。一位創業投資家告訴我：「由於報償很大，所以你經不起不投資於每一樣東西。」
醫療案例
醫療和科技不同，調適運氣的歷史相當悠久；它已經接受實務中的隨機性成分。但不是那麼樂於接受。
醫療資料可供我們評估目的論研究相對於隨機產生的發現兩者的績效。一九七○年代初，尼克森「向癌症宣戰」，創設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展開種種活動，美國政府因此給了我們做這件事的理想資料集。執業醫生兼研究工作者莫頓．麥耶斯（Morton Meyers）在叫人讚賞的《快樂的意外：現代醫學突破的偶遇》（Happy Accidents: Serendipity in Modern Medical Breakthroughs）中寫道：「前後二十年內，篩選超過十四萬四千種植物萃取物（代表約一萬五千個物種），找不到一種植物基礎抗癌藥物達到批准的標準。這樣的敗績和一九五○年代末發現一種主要的植物衍生癌症用藥，也就是常春花生物鹼類（Vinca Alcaloids）——因為意外而發現，不是經由定向研究——形成鮮明的對比。」
製藥業圈內人約翰．拉馬提納（John LaMatina）在離開那個行業之後，談到他親眼所見，並以統計數字說明，公眾認知的學術界所做貢獻與事實之間存有差距：十種藥物之中有九種是民間產業發展出來的。連靠稅金運作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也發現，市面上賣得很好的四十六種藥物，只有約三種和聯邦資金有關。
我們還沒談到癌症治療藥物一直來自其他的研究分支。搜尋非癌症用藥（或者非癌症用的非藥物），可能發現你沒想到的東西（反之亦然）。但是始終有件有趣的事，那就是當某個結果起初是由學術研究者發現，他可能對那個結果置之不理，因為那不是他想發現的——學者有自己的腳本要遵循。因此，以選擇權的術語，儘管那個選擇權有其價值，他並沒有履行，而這有違理性（不管你如何定義理性），就像某個貪心的人，沒有撿起他在花園中發現的一大筆錢。麥耶斯也提到教鳥怎麼飛的效應，因為不管發現什麼事，都能在事後以敘事的方式，歸功於某個學術研究，而使我們產生錯覺。
某些情況中，由於發現的來源在軍事單位，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麥耶斯書中談到的癌症化學療法為例。一九四二年，美國一艘載運芥子氣的船隻，在義大利巴里（Bari）外海遭到德國人轟炸。由於芥子氣對罹患液體癌症（消滅白血球）的士兵病情產生影響，因此有助於發展化學療法。但是芥子氣遭到日內瓦公約禁止，所以整個故事變成機密——邱吉爾清除了英國文件中所有相關的紀錄，美國則極力壓制這種資訊，但沒有禁止氮芥所產生效應的研究。
醫生兼醫學作家的詹姆斯．樂法努（James Le Fanu）為文提及治療革命，說戰後年頭那段期間出現大量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它們不是由某個重大的科學洞見所激發。來源恰好相反，「醫生和科學家發現，他們沒有必要詳細了解什麼事情錯了，只要以摸索和隨機的方式，透過合成化學，就能得到好幾個世紀以來醫生錯過的治療方法」（他以格哈德．多馬克〔Gerhard Domagk〕找到的磺胺類藥物為中心實例）。
此外，我們對理論的了解——用莫基爾的話來說，也就是「認識基礎」——增加，會使新藥數目減少。胖子東尼或者交易綠木材的人，可能會這麼告訴我們。我們可以這麼說：長得較低的水果被我們採光了，但是我從其他地方（例如來自人類基因組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的報償，或者過去二十年來，研究支出增加，醫療卻遲滯不前）得到更多的線索，更進一步表示：深奧領域中的知識或者所謂的「知識」，阻礙了研究。
或者，用另一種方式來說，研究食材的化學成分，不會使你變成更好的廚師，也不會使你成為更優秀的品嘗專家——甚至可能使你兩者都變得更差（對主張目的論的人來說，烹飪尤其是微不足道的知識）。
我們可以將像「黑天鵝」那樣出現、偶然開發的藥物列成一張清單，並且拿來和設計所得的藥物清單相互比較。我正要著手列出這樣的清單，卻發現明顯的例外，也就是以目的論方式而發現的藥物太少——主要是愛滋病防護藥（ＡＺＴ）、愛滋病治療用藥。設計師藥物有個主要特質——它們是設計出來的（因此屬於目的論的範疇）。但是我們不可能在設計一種藥物的同時，考慮潛在的副作用。因此這是設計師藥物未來會遇到的問題。市場上的藥物愈多，彼此的交互作用愈多——所以每推出一種新藥，可能的交互作用數目最後會激增。如果市場上有二十種不相關的藥物，那第二十一種藥物需要考慮二十種交互作用。聽起來不多。但如果市面上有一千種藥物，我們就需要預測略少於一千種交互作用。實際上今天的市場上有數萬種藥物。此外，有研究指出，我們可能低估了市場上已有藥物之間的交互作用達四倍之多，所以可開發上市的藥物應該會減少，而不是增加。
這個行業顯然有漂移的現象存在，因為可能為了某種目的發明一種藥物，卻在其他地方找到新用途。這也就是經濟學家約翰．凱說的不明（obliquity）——例如阿司匹靈的用途改變了好幾次——或者猶大．福克曼（Judah Folkman）抑制血液供應給腫瘤的觀念（血管生成抑制劑），使我們能夠治療黃斑部病變（使用抗癌藥物貝伐單抗〔bevacizumab〕，一般稱為癌思停〔Avastin〕），效果比原來打算使用的目的更為顯著。
我不在這裡開列冗長的藥物清單（太過不雅），所以除了麥耶斯寫的書，我推薦讀者再去看克勞德．博於翁（Claude Bohuon）和克勞德．莫內瑞特（Claude Monneret）寫的《美妙的機會，藥物發現史》（Fabuleux hasards, histo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médicaments），以及李杰（Jie Jack Li）的《笑氣、威而鋼與立普妥》（Laughing Gas, Viagra and Lipitor）。
瑞德利的反目的論論點
偉大的中世紀阿拉伯語懷疑論哲學家阿爾加惹爾（Algazel，即Al-Ghazali）曾經嘗試破除阿維羅伊的目的論和他的理性主義，用針提出一個有名的比喻——可是現在被誤認為是亞當．斯密提出的。針並沒有單一的製造者，而是有二十五個人參與；這些人全在沒有中央計畫者指導的情形下協同工作——這種協作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因為沒有一個人知道如何獨自生產針。
在懷疑論信仰主義者（也就是有宗教信仰，但抱持懷疑態度）阿爾加惹爾眼中，知識並非握在人類手裡，而是由上帝掌握，但亞當．斯密稱之為市場定律，某些現代理論家則以自我組織的形式呈現它。如果讀者不懂為什麼信仰主義在認識論上相當於對人類知識的純粹懷疑，以及接納事物的隱藏邏輯，那麼請用大自然、命運、無形、不透明、難見（Inaccessible）取代上帝，你差不多會得到相同的結果。事物的邏輯是在我們之外（握在上帝或大自然或自發性力量手中）；而由於沒人能和上帝直接溝通，因此即使在德州，上帝和不透明幾乎沒有兩樣。沒有一個人理解這個一般程序，而這正是要點所在。
作家梅特．瑞德利（Matt Ridley）以他的生物學背景，提出一個更有力的論點。人和動物的差別，在於協作、從事商務、形成觀念、表達、交配的能力。協作的上檔利益非常大，數學上稱之為超加性函數，也就是一加一大於二，而一加一加一則遠大於三。這是具有極高利益的純非線性——我們會談到它如何從點金石受益的細節。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正是主張不可預測和「黑天鵝」效應的依據：由於你無法預測協作，也不能指引它們，所以你無法看到世界往哪裡走。你能做的事，只是創造一個環境，以促進這些協作，並且奠定繁榮的基礎。還有，你無法將創新集權化，因為妣怞b俄羅斯試驗過這件事。
用阿爾加惹爾的觀念稍微多做一些哲學上的探討，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我們可以看到宗教在這裡發揮影響力，降低了我們對容易犯錯的人類理論和代理的依賴——就這個意義來說，亞當．斯密和阿爾加惹爾交會了。在其中一人看來，看不見的手是市場，但是對另一個人而言，那隻看不見的手是上帝。人們很難從歷史去了解懷疑論主要是懷疑專家的知識，不是懷疑上帝等抽象的實體，而且所有偉大的懷疑論者，大都信仰宗教，或者至少親宗教（也就是贊成其他人信仰宗教）。
企業目的論
我在念商學院的時候，非常少去上稱作策略規劃的課。這是必修課，而當我去上課，絕不花一秒鐘聽台上講的東西；我甚至沒買書。學生們有個共同的看法；大家都曉得那是在胡說八道。我玩弄複雜的邏輯，把教授們搞得一頭霧水，而通過了必修的管理課程。我覺得，學校開的班數多於實際的需要，在知識上是不誠實的行為。
企業喜歡策略規劃的觀念。它們需要花錢，去弄懂自己正往哪裡走。可是沒有證據顯示策略規劃行得通——甚至似乎有證據否定它。管理學者威廉．史塔巴克（William Starbuck）發表了幾篇論文，戳破規劃有效的說法——因為規劃使得企業看不到選擇權，而且陷在不知見機而作的行動之中。
從泰勒主義（Taylorism）到所有的生產力故事，管理上幾乎每一個理論，在接受實證測試時，都被揭露為偽科學——而且和大部分經濟理論一樣，活在和證據平行的世界中。本來主修哲學的馬修．斯圖爾德（Matthew Stewart），後來當起管理顧問師，在他寫的《管理諮詢的神話》（The Management Myth）一書中，講了一個令人相當厭惡、卻有趣的內部故事。這有點像是銀行家圖利自己的做法。亞伯拉遜（Abrahamson）和弗里曼（Friedman）在他們寫的好書《亂好》（A Perfect Mess）中，戳破許多簡潔利落的目的論方法。原來策略規劃只是像迷信一樣胡說八道。
不管是理性還是見機而作的企業漂移，下列公司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叫企業漂移。可口可樂（Coca-Cola）一開始是種藥品。時尚珠寶公司蒂芬妮（Tiffany & Co.）起初是家文具店。這兩個例子也許很像，但不妨再多看一點：生產第一套飛彈導引系統的雷神（Raytheon），本來是電冰箱製造商（創辦人之一不是別人，正是萬尼瓦爾．布希〔Vannevar Bush〕，他提出我們前面說過的目的論科學線性模型）。更糟的是：本來是頂尖行動電話製造商的諾基亞（Nokia），最早是造紙廠（有段時期還曾經生產橡膠鞋）。現在以生產像可麗耐（Corian）那種鐵氟龍不沾鍋平底鍋，以及高強度材料凱芙拉（Kevlar）著稱的杜邦（DuPont），是以炸藥業務起家。化妝品公司雅芳（Avon）本來是沿門挨戶推銷。最奇怪的是奧奈達銀器（Oneida Silversmiths），本來是一股社區宗教崇拜狂熱，但因為管理上的理由，需要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義作為掩護。
反火雞問題
現在來就我所說的事情，做點背後的鉛管工程——談談統計報表的認識論。下面的討論會告訴你，未知的事物、你沒看到的事情，可能在一種情況中包含好消息，卻在另一種情況中包含壞消息。在極端世界的領域中，情況會更側重於某一邊。
再說一次（有必要一說再說，因為知識分子通常很健忘），「沒有證明」並不等於「證明沒有」，而這個簡單的要點，含義如下所說：以反脆弱的事物來說，過去的資料往往沒有好消息，而對脆弱的事物來說，則是壞消息沒有那麼容易出現。
假設帶一本筆記簿到墨西哥去，和你隨機遇到的人談話，然後設法算出總人口的平均財富。你的樣本很可能因為缺乏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那個人，而得不到什麼資訊。在約一億的墨西哥人當中，（我估計）斯利姆比底下七千萬到九千萬人加起來還要富有。所以如果你取的樣本包含五千萬人，而且除非你將稀有事件包括進來，否則你的樣本可能什麼都沒有，因此低估了總財富。
前面提過的圖六或圖七，說明了從試誤法得到的報償。在修補的過程中，你會承受很多小損失，然後偶爾發現某種相當重要的東西。從外面來看，這種方法會顯現討厭的特質——它掩飾的是自己的性質，不是掩飾它的缺點。
在試誤法等反脆弱情況（正不對稱、正「黑天鵝」業務）中，樣本通常會低估長期的平均數；它會掩飾特質，不是掩飾缺點。
（附錄中有張圖，供喜歡看圖了解重點的人參考。）
不要忘了我們的使命是「不當火雞」。箇中要點是：當面對容易受火雞問題影響的長樣本（long sample），我們往往會估計次數較低的不利事件——簡單的說，稀有事件很稀有，而且通常不會在過去的樣本中出現，而由於稀有幾乎總是負面的，所以我們得到的是比事實還要明亮的畫面。但是在這裡，我們需要面對鏡像，也就是相反的情況。在正不對稱下，也就是反脆弱的情況中，「看不見」的事物是正的。所以「實證證據」通常錯過了正面事件，並且低估總利益。
談到古典的火雞問題，準則如下：
在負不對稱的脆弱情況（火雞問題）中，樣本傾向於低估長期平均數；它會掩飾缺點，但是顯現特質。
這些結果讓生活變得簡單。但由於標準方法沒有考慮不對稱性，因此學習傳統統計，但是沒有非常深入研究這門學科（只是在社會科學中提出理論或者教導學生）的幾乎每個人，都弄錯了火雞問題。我有個簡單的準則，那就是在哈佛教書的人，對事物的理解，預料應該會遠低於計程車司機，或者不懂制式推論方法的人（後者是用試探法，過程可能出錯，但行得通；我注意到哈佛商學院以前的教師包括脆弱推手莫頓）。
所以我們挑當之無愧的哈佛商學院教授來討論。談到第一種情況（忽視正不對稱的錯誤）時，哈佛商學院教授加里．皮薩諾（Gary Pisano）針對生物科技潛力寫的文章，犯下基本的反火雞錯誤，因為他不了解虧損有限而潛力無窮的企業中（和銀行恰好相反），你沒看到的事情可能十分重大卻隱藏在過去之中。他寫道：「儘管幾家公司經營大獲成功，以及整個產業的營業收入成長驚人，但大部分的生物科技公司並未獲利。」他的說法或許正確，但從他的說法而來的推論是錯的，原因有二，而由於後果十分嚴重，再說一遍其中的邏輯是有幫助的。第一，在極端世界中，「大部分公司」沒有獲利——稀有事件取得支配地位，少數一些公司創造全部的獲利。而且由於我們在圖七看到的那種不對稱和可選擇性，不管他可能持有什麼論點，都無法確定，所以寫文章最好是談另一個主題，也就是傷害比較低、哈佛學生可能感興趣的主題，例如發表具有說服力的PowerPoint簡報，或者介紹日本和法國之間管理文化的差異。我們要再次指出，生物科技投資的獲利潛力低得可憐，這一點他可能是對的，但之所以正確，不是根據他給我們看的資料。
為什麼像皮薩諾教授的這種想法相當危險？重要的並非它會阻礙生物科技的研究。問題在於這種錯誤阻礙了經濟生活中具有反脆弱特質（用比較技術的方式來說，指「右偏」）的每一件事情。偏愛「穩贏」的事物會帶來脆弱性。
另一位哈佛教授甘尼斯．弗魯特（Kenneth Froot）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負不對稱，犯下完全相同的錯誤。他觀察再保險公司（也就是承保巨災事件的公司）之後，認為他找到了脫離常態的情形。以它們承受的風險來說，它們賺取太多的利潤，因為巨災發生的次數似乎低於保費所反映者。他不了解巨災事件只對它們造成負面的衝擊，而且在過去的資料中往往找不到（同樣的，因為它們是稀有事件）。別忘了火雞問題。只要發生一次，一如石綿責任的問題，便使得勞埃德（Lloyd）的承保家族破產，失去好幾代賺得的收入。且僅此一次。
我們將以「有界左端」（像泰勒斯的賭注那樣，虧損有限）和「有界右端」（像保險或銀行那樣，利得有限），回頭再談兩者截然不同的報償。它們的差別十分重要，因為生命中的大部分報償都落在其中一類。
失敗七次，加減兩次
請我們暫停一下，根據本章到目前為止所說的，提出一些準則。⑴尋找可選擇性；事實上，是根據可選擇性排列事物；⑵最好是有開放式的報償，不是封閉式的報償；⑶不要投資於營運計畫，而是投資於人，所以要找有能力更換六或七次事業生涯的人（這是創業投資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運用的方法）；投資於人，就不會掉進根據營運計畫，向後配適敘事的陷阱。這麼做，只會變得比較強固而已；⑷確保你擁有槓鈴，不管這在你的業務中代表什麼意思。
江湖郎中、學者和街頭雜耍
我要以悲傷的筆調來結束這一章：我們對幫助我們走到這裡——讓我們的祖先存活下來——的許多人忘恩負義。
我們誤解凸性修補、反脆弱性和如何調適隨機性，而且這樣的誤解融入了我們的機制之中——雖然不是刻意且公然為之。醫學這個領域有一類人，稱作實證者或實證懷疑論者、實幹家，便是這樣——他們的名稱不多，因為他們沒有寫很多書。他們的許多研究遭到摧毀，或者被文化意識隱藏起來，或者自然而然從檔案中掉落出去，而且和他們有關的記憶，遭到歷史非常惡劣的對待。正式的思想家和搞理論的理論家經常寫書；依賴直覺的人通常成為實務工作者，經常滿足於從中得到的激情、賺到錢或賠掉錢，以及在酒吧中侃侃而談。他們的經驗經常被學者正式化；事實上，寫歷史的人，是那些希望你相信理性推論獨占知識生產或近乎獨占知識生產的人。
所以這裡要說的最後一點，和稱作江湖郎中的人有關。有些人是江湖郎中，其他人不是那麼江湖郎中；有些不是；許多人似乎是，也似乎不是。長久以來，正式醫學必須和一大群華麗的街頭雜耍、江湖郎中、術士、巫師，以及各式各樣沒有獲得正式認可的實務工作者競爭。他們有些會巡迴一個又一個鄉鎮，在一大群人面前表演治療技術。有時他們會重複念咒，執行外科手術。
這一類人包括一些醫生，他們不認同居於主流地位的希臘——阿拉伯理性醫學院。這些學院是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世界中發展出來，後來則在阿拉伯語學校中成長壯大。羅馬人是反理論的務實主義者；阿拉伯人卻喜歡帶有哲學和「科學」色彩的每一種東西，以及尊崇亞里士多德（在這之前，似乎沒人將他放在眼裡）。舉例來說，我們對曼諾多圖斯（Menodotus of Nicomedia）的懷疑實證學派所知極少。在阿拉伯人看來，醫學是學術性的工作，而且是根據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和加倫（Galen）的方法建立起來的；他們憎惡經驗。⑥醫療實務工作者非我族類。
對醫療機構實施管理，正好和一些人因為經濟上的理由，擔心實證者的競爭，導致他們的收入下降撞在一起。所以怪不得這些管制和所謂的雞鳴狗盜之徒同時出現。這一點，可以從伊莉莎白女王時期的一篇論文看得出來。論文題目很長：簡論或發現倫敦實證者被強烈觀察到用於質疑或經常掏空可憐病患錢包的若干手段。
「江湖郎中」被視為是實證者的同義詞。「實證者」一詞是用來指利用實驗和經驗，以斷定什麼是正確的人。換句話說，也就是利用試誤法和修補法。不論在專業上、社會上，還是知識上，他們都被視為較低劣。仍然沒有人認為他們非常「聰明」。
但是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實證者大受一般人支持，無法連根拔除。你看不到他們的作品，但他們在醫療上留下很大的印記。
請注意進入現代化世界，醫療學術化和機構化之後，醫療傷害急速攀抵高峰。直到最近，醫療傷害才開始反轉。而且，從歷史上來看，正式學者並沒有比他們所說的江湖郎中要好——他們只是將自己的欺人言行壓在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理性之下。他們只是有組織的騙子。但願這種現象能夠改變。
我同意沒有通過學術界審查的大部分醫療執業者是無賴、江湖郎中、庸醫，甚至比這些還糟。但是我們且慢驟下錯誤的結論。形式主義者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總是玩弄一種邏輯謬誤，說如果在非學者中找到騙子，那麼非學者都是騙子。他們不斷使用這個伎倆：所有不嚴謹的做法都屬於非學術性這句話（假設某個人是冤大頭，並且相信這種假設），並不意味著所有非學術性的做法都不嚴謹。「正當的」醫生和非我族類之間的爭戰，相當具有啟發性，尤其是當你注意到醫生默不作聲（和心不甘情不願）地模仿非我族類開發和推廣的一些治療方法。他們基於經濟上的理由，不得不這麼做。他們受益於非我族類集體的試誤法。這個過程產生了不少治療方法，後來更納入正式的醫療之中。
各位讀者，且讓我們用一分鐘的時間，對他們表示敬意，因為我們對那些使我們走到此時此地的人忘恩負義，對他們不敬，甚至不知道他們是英雄。
①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表示，二十世紀初大部分時候，一般人並不相信所謂的線性模型；我們現在只是相信那時候我們相信目的論科學居於優勢。↑
②我們也發現史科爾茲和莫頓這兩個脆弱推手，把在他們之前的人發現、形式遠為複雜的公式包裝起來，而贏得稱作「諾貝爾」的紀念經濟學獎。此外，他們更使用虛構的數學。這件事令人相當不安。↑
③我要提醒讀者記得第四冊的骨幹是目的論和方向感，而這樣的內容雖然大致上質疑形式學術（也就是反大學），但這些內容十分堅定地反偽科學（或者化妝科學），並且超親科學。許多人所說的科學，其實是高度的非科學。科學是一種反冤大頭問題。↑
④本書所探討觀念的主要技術依據，是來自提出詹森不等式的約翰．詹森（Johan Jensen），但叫人稱奇的是，他是業餘數學家，不曾在學術界謀得一職。↑
⑤這是技術面的評論。曼德伯和我二○○五年用「」來揭穿以簡單數學為基礎的最適化投資組合和現代財務理論的真相；在極端世界的效應下，我們主張採取非常寬的分散投資法，等量小額分配，而不是如同現代財務理論所主張的那樣。↑
⑥不是很多人注意到阿拉伯人的想法偏愛極為理論的思想和科學——可說是遠離實證主義的極端理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