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當兩件事不是「同一回事」
綠木材就像另一個「藍色」—探討發現的箭頭—把伊拉克放到巴基斯坦裡面——普羅米修斯絕不回顧
我是在適合思考知識箭頭的一個地方寫這些文字。這個地方就是好像用石油灌溉、從沙漠中冒出來的城市阿布達比。
各國政府利用賣石油賺到的錢，從權威大學請來教授，並要他們的孩子念書（或者如同在這裡見到的，等他們的孩子產生想要念書的念頭，因為阿布達比的許多學生，是遠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馬其頓來接受免費的教育），以及在那些龐大的大學蓋起大樓，令我看了便反胃。更妙的是，他們只要開一張支票，就能從海外進口整座學校，例如巴黎大學和紐約大學，還有其他許多大學。他們說，幾年之後，這個社會的成員將享有技術大幅改善的利益。
如果一個人接受大學的知識會創造經濟財富的概念，那麼這似乎是合理的投資。但是這樣的信念，與其說是來自經驗，不如說是來自迷信。第五章談過瑞士這個地方的正式教育水準很低。我在想，我之所以感到噁心，是因為覺得這些沙漠部落正將錢丟進一個無底洞，把它們的資源吸乾，拱手送給西方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它們的財富來自石油，不是來自某種職業知識技能，所以我肯定它們的教育支出完全不會有成果，只是在進行一場很大的資源移轉（或者應該說是強迫它們的公民透過環境，靠大自然賺錢，因而傷害反脆弱性）。
壓力因子在哪裡？
阿布達比的模式漏掉了某種東西。壓力因子在哪裡？
塞內加和奧維德說過，精明來自需要，成功則來自困難——事實上，類似這樣的話有許多，來源是中世紀時代，並且融入我們的日常用語中，例如（伊拉斯謨說的需要為發明之母〔necessitas magistra〕）。講得最好的，如同以往，是警句大師普珀里琉斯．西魯斯說的：「貧窮生經驗」（hominem experiri multa paupertas iubet）。但是這樣的話和觀念也出現在許多古典作家寫的文字中，包括歐里庇得斯（Euripides）、偽忒奧克里托斯（Pseudo-Theocritus）、浦勞塔斯（Plautus）、阿普列烏斯（Apuleus）、齊諾比厄斯（Zenobius）、朱韋納爾（Juvenal），當然了，現在稱之為「創傷後成長」。
我在阿布達比，看到古老的智慧和恰好相反的情況同時在運作。我的黎凡特老家艾姆雲（Amioun）村在戰爭期間遭到掠奪和撤離，居民漂泊到世界各地。二十五年後，它強力反彈，變得富裕：我家房子被炸毀後，現在比以前更大。家父指著鄉間激增的別墅，一邊為這些暴發戶感嘆，一邊平靜地告訴我：「你要是留在這裡，現在也會一天到晚往海邊跑。艾姆雲的人經過震撼，只會表現得更好。」這就是反脆弱性。
為藝術而藝術，為學習而學習
現在來看看因果箭頭方向的一些證據，也就是靠授課而增進的知識，是否真的帶來繁榮。嚴肅的經驗調查（主要得歸功於當年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蘭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找不到證據，證明提高整體教育水準，會提高國家層級的所得。但是我們曉得反過來說是對的，也就是有了財富之後，教育水準會升高——這可不是眼睛上的錯覺。不必用世界銀行的數字，光是坐在扶手椅上也能推斷這件事。我們研判的箭頭方向是：
教育→財富與經濟成長
或者
財富與經濟成長→教育
證據很容易檢查，而且就躺在我們眼前。我們只要找來一些既富有又具有某種教育水準的國家來看，觀察何種情況在另一種情況之前就可以。我們以流氓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強而有力且少即是多式的論點來說。一九六○年，台灣的識字率遠低於菲律賓，每人所得只有菲律賓的一半；今天台灣的所得為十倍之多。在此同時，韓國的識字率遠低於阿根廷（識字率為世界上最高者之一），每人所得約為阿根廷的五分之一；今天韓國的所得為三倍之多。此外，同期內，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識字率顯著提高，生活水準卻下降。我們還可以多舉一些實例（普里切特的研究相當詳盡），但是我不懂為什麼人們不了解簡單的真相，也就是被隨機性愚弄產生的影響：誤將只是相關的事情，視為存在因果關係，也就是，如果富國的教育程度很高，便立即推斷教育使得一個國家富有，連探討都不去探討。這裡也牽扯到副現象（推論的錯誤有一點來自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教育被認為是「好事」；我不懂人們為什麼不將一國的財富和墮落等「壞事」做副現象聯想，並且推斷墮落或者高自殺率等和財富有關的其他弊病也產生了財富）。
我的意思不是說，教育對個人一無是處：對一個人的事業生涯來說，它可以提供有用的證書——但是這種效應在國家的層級被沖刷掉了。教育可以穩定一個家族各個世代的所得。商人賺到錢之後，將子女送往巴黎大學就讀，後來當上醫生和文官。這個家族會維持富有的狀態，因為有了文憑，在祖先的財富用光之後很久，家族成員還能繼續待在中產階級。但是這些效應在國家的層級不會出現。
此外，艾莉森．吳爾夫（Alison Wolf）揭露了從很難想像微軟（Microsoft）或者英國航空航天公司（British Aerospace）缺乏先進的知識，所以加強教育會使財富增加，推論邏輯上的瑕疵。「令我們的政治人物和評論家如此迷醉的這個簡單單向關係——投入教育支出，經濟就會成長——根本不存在。此外，教育部門愈大、愈複雜，和生產力的任何關係變得愈不明顯。」而且她的做法和普里切特類似，觀察了埃及之類的國家，發現它的教育大躍進，並沒有轉化為備受重視的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成長，讓國家在排行榜上顯得重要或不重要。
這個論點並不是要反對政府基於崇高的目標而採行教育政策，例如降低人民的分配不均；讓窮人也能接觸好文學，閱讀狄更斯（Dickens）、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或朱利安．葛哈克（Julien Gracq）等人的作品；或者增進窮國的婦女自由，而這又剛好會降低生育率。但是，我們不應該在這種事情上，以「成長」或者「財富」為藉口。
我曾經在一次聚會上遇到吳爾夫（聚會對可選擇性來說是很棒的東西）。我請她向別人說明提撥資金推動正式教育缺乏效果的證據，有個人對我們抱持懷疑態度很感挫折。吳爾夫給他的答覆是「真正的教育是這樣」，指著滿滿一屋子在聊天的人。因此，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知識不重要；討論這件事時，我們懷疑的是商品化、預先包裝和塗上粉紅色的知識，也就是可以在公開市場買進，然後用於自我推銷的東西。此外，容我提醒讀者：學識和有組織的教育不是同一回事。
再提另一次聚會的故事。有一次，在某一場正式的時髦晚宴上，有個人快言快語發表演說，感嘆美國的教育水準江河日下——也就是對數學成績低落大驚小怪。雖然我同意他的其他所有看法，卻不得不打斷他的話，表示美國的價值是「凸性」風險承受，而且我很高興我們不像那些直升機媽媽文化——也就是我在這本書提到的那樣事情。大家聽了相當震驚，有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有人不敢苟同卻不表示意見，但有個人挺身支持我。後來我知道她是紐約市學校系統的主管。
也請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說大學根本沒有產生知識，並且無助於成長（大部分標準經濟學，以及使我們退步走的其他迷信當然除外）；我要說的是，它們的角色遭人過甚其詞，而且它們的成員似乎主要根據淺薄膚淺的印象，利用我們容易受騙上當的一些傾向，建立起錯誤的因果關係。
優雅的晚餐同伴
教育除了穩定家庭的所得，還有其他好處。舉例來說，教育使人成為更優雅的晚餐同伴，而這可不是小事一樁。但是教育人以改善經濟，則是相當新的觀念。五十年前，英國政府的文件顯示，教育的目標和我們今天的目標不同，是為了提升價值、培養好公民，以及「學習」，不是要促進經濟成長（他們那時不是冤大頭）——吳爾夫也提出這一點。
同樣的，古時候的人是為了學習而學習，希望使人成為好人、值得交談，而不是提高城市內守衛嚴密的金庫中的黃金存量。創業家，尤其是科技業中的創業家，不見得是最好的晚餐同伴。我想起在上一個專業工作中，招募人員所用的一種試探啟發法（稱作「在他們參觀博物館時，區分那些看牆上塞尚〔Cézanne〕的畫作，以及注意焦點放在垃圾桶中內容物的人」）：談話愈有趣的人，愈有教養，也愈容易掉進一個陷阱，認為他們能在真實的業務中，做他們正在做的事（心理學家稱之為光環效應〔halo effect〕，誤以為他們擅長滑雪，所以也能一絲不苟地管理一座陶器製造廠或是銀行的一個部門，或者棋下得好，也會是真實生活中優秀的策略家）。①
將擅長於做和擅長於說畫上等號，顯然一點都不嚴謹。談到優秀的實務工作者，我的經驗是，他們很難理解——他們不必花很多精力，將他們的洞見和內心的條理，化為優雅的風格說出來。創業家只是動手做的人，不是思考者，而且動手做的人只管放手去做，他們不講話。用談話部門的標準去衡量他們，是不公平、錯誤和絕對侮辱他們的做法。技術勞工也一樣：我們要看的是他們的產品品質，不是會不會講話——事實上，他們很容易有個錯誤的信念，而這樣的信念會產生副作用（反醫療傷害），使他們做出更好的產品，所以那有什麼關係？另一方面，官僚因為缺乏客觀的成功量尺和市場力量，光靠膚淺的外表和優雅的「光環效應」而勝選。副作用使得他們比較擅長於談話。和聯合國員工共進晚餐，比起和胖子東尼的一些表親，或者沉迷在電路中的電腦創業家共進晚餐，我相當肯定前者會談到比較有趣的主題。
我們來更深入地探討這種想法上的瑕疵。
綠木材謬誤
很少財經書籍像我現在要談的這本那樣不冒充內行，並且書名很有畫面，叫作《我從賠掉一百萬美元學到的事》（What I Learned Losing a Million Dollars）。書中主角有個大發現。他提到有個人，名叫喬．席格爾（Joe Siegel）。他是一種稱作「綠木材」的商品的最成功交易員。席格爾真的以為那是木材塗上綠色（其實剛砍下來的木材稱作綠木材，因為還沒有乾）。他竟然將交易這種東西當作專業！在此同時，說故事的人卻大費周章，提出堂而皇之的知識理論，並且侃侃而談，說哪些因素會導致商品的價格波動和急轉直下。
這位成功的木材專家不只不懂「綠」這個名稱之類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也知道非專家認為不重要的木材知識。我們以為什麼都不懂的人，或許不是什麼都不懂。
事實真相在於：預測木材的訂單流量和一般的敘事，與一個人從外面認為重要的細節無關。在這一行做事的人不必接受考試；他們是以和敘事最無關的方式被選出來——講得頭頭是道，不會占多大的上風。進化不會依賴敘事，只有人類才會。關於藍色這種顏色，進化不需要用任何字去形容。
所以且讓我們將一個人誤將必要知識——木材的綠色——的來源，錯當成另一種從外面比較看不出來、比較不容易處理、比較不容易敘述的情況，稱作綠木材謬誤。
我的知性世界因此粉碎，好像我學到的每一樣事情，不只一無用處，更是精心安排的騙局——說明如下。我剛踏入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波動性」這個專業時（我專攻非線性），注意焦點全放在匯率上。我已經埋首在這個領域數年之久。現在必須和外匯交易員一起操作——這些人不像我那樣涉足技術面工具；他們的工作很單純，只是買進和賣出貨幣。貨幣兌換是種非常古老的專業，有歷史悠久的傳統和技藝；不妨回想耶穌基督和貨幣兌換商的故事。我從光鮮亮麗的常春藤名校環境來到這裡，受到震撼教育。我本來以為專攻外匯交易的人一定懂經濟、地緣政治、數學、貨幣的未來價格、各國物價之間的差距。或者他們會勤快地閱讀各個機構用光滑紙張發表的經濟報告。你也可能想像那些四海一家型的人，會打愛斯科式領帶，出現在週六晚上的歌劇院，令斟酒服務員感到緊張，並在週三下午上探戈課。或者他們會講容易理解的英語。事實上，上面所說的都不是。
我上班的第一天，因為發現真正的世界面目而大吃一驚。那個時候，做外匯交易的人，大都是來自新澤西╲布魯克林的義大利人。他們是非常街頭化的人，起初在銀行的後勤辦公室做電匯匯作，等到市場擴張、甚至爆炸，貨幣業務成長和自由浮動之後，他們搖身變成了交易員，並在這一行嶄露頭角，賺了不少錢。
首先和我交談的一位專家，是稱作Ｂ的一個人。他講話都以母音結尾，穿手工製柏利歐尼（Brioni）西裝。有人告訴我，他是世界上業務做得最大的瑞士法郎交易員，在那年頭他是個傳奇人物——一九八○年代，他曾經預測美元崩跌，並且控制龐大的部位。但是只和他講幾句話就會知道，這個人根本無法在地圖上指出瑞士的位置——愚蠢如我，竟然認為他是瑞士的義大利人，而他竟然不知道瑞士有講義大利語的人。他沒去過瑞士。當我曉得他不是交易員中的特例，那些年接受的正是教育瞬間在我眼前蒸發，令我驚駭莫名。同一天，我不再閱讀經濟報告。在這段「去知識化」的大業期間，有一陣子，我對知識性的東西感到噁心——事實上，直到現在，我可能都還沒有恢復過來。
如果紐約是藍領的發源地，那麼倫敦是次藍領的發源地，而且表現更為成功。那裡的人完全是倫敦佬，甚至和講話字正腔圓的社會更為疏離。他們是東倫敦人，在街頭上混（而且混得很兇），帶有獨特的口音，只使用自己的那一套數字系統。「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或「清」（ching）是五，「准將」（commodore）是十五，「小馬」（pony）是二十五等等。我必須學習倫敦佬的用語，才能和他們溝通，而且主要是去那裡和同事一起喝酒聊天時，需要懂他們在說些什麼；那個時候，倫敦的交易員幾乎每天午餐都喝酒，尤其是在週五紐約開盤之前。「啤酒會使你變成一頭獅子，」有個傢伙趕著在紐約開盤前喝完酒時，這麼告訴我。
最有趣的一幕，是揚聲器傳出紐約班森赫斯特（Bensonhurst）的人和倫敦佬營業員的越洋對話，尤其是當布魯克林的傢伙試著用一點倫敦佬的發音，好讓對方懂得他們在說些什麼（這些倫敦佬有時根本不講標準的英語）。
所以我上到一課，曉得經濟學家看到的價格與現實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其一可能是另一的函數，但是這個函數太過複雜，無法用數學去對應。兩者的關係可能存有可選擇性，而這些不講完整句子的人，內心深處曉得那是什麼。②
胖子東尼如何致富（以及變胖）
在科威特戰爭之後，胖子東尼勢必成為胖子東尼，變得有錢且變胖（順序一向是如此，也就是先有錢，然後發胖）。一九九一年一月，美國攻擊巴格達，要求歸還科威特的那一天，伊拉克遭到入侵。
學社會經濟學的每一個聰明人都有他的理論、機率、情境等等。胖子東尼卻沒有。他甚至不知道伊拉克在哪裡，搞不懂它是不是摩洛哥的一個省份，或者巴基斯坦東邊有香辣食物可吃的大公國——他不知道它有什麼食物，所以這個地方對他來說並不存在。
他只知道有冤大頭存在。
如果你問那時候任何一位聰明的「分析師」或新聞記者，他一定會預測戰爭一旦爆發，油價就會上漲。但是這個因果關係，正是東尼不以為然的。所以他反向下賭：他們既然都已經準備好迎接戰爭爆發後油價上漲，所以價格一定已經調整到那個價位。戰爭可能導致油價上漲，但是訂好日期的戰爭則不然——因為價格已經調整到預期的水準。如他所說，預期一定已經「落在價格內」。
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出後，油價果然從每桶約三十九美元，崩跌到將近一半的價位，東尼的三十萬美元投資，變成一千八百萬美元。「一輩子像這樣的情況少之又少，你千萬不能錯過，」他後來和尼洛共進午餐時這麼告訴他，並且說服這位不是新澤西人的朋友賭金融體系會崩潰。「現在有個很好的投機性賭注擺在你眼前，光看新聞，是看不到的。」
請注意胖子東尼說的要點：「科威特和石油不是同一回『素』（事）。」這將是我們所說混為一談概念的平台。東尼的上檔利益多於下檔損失，而對他來說，這樣就夠了。
沒錯，許多人因為油價下跌而輸得一塌糊塗——雖然他們正確預測到戰爭。他們就是認為那是同一回素。但是囤積太多、存貨太多。我記得那時曾經去拜訪一位大型基金經理人。他的辦公室布置得像戰情室，伊拉克的地圖掛在牆上。團隊成員曉得科威特、伊拉克、華盛頓、聯合國每一件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們忘了非常簡單的一個事實，也就是所有這些事情和石油無關——根本不是同一回「素」。他們做的所有分析都很好，但是和任何事情都沒有關聯。這個人後來當然因為油價重跌而大敗虧輸，而且據我所知，他回去念法學院了。
除了事物具有不可說的特質這個觀點，我還學到另一個教訓。抽太多菸，以及腦子裡面有複雜花樣和方法的人，會開始漏掉一些非常根本的東西。現實世界中的人經不起漏掉這些東西；否則他們會使飛機墜毀。他們和研究人員不同，是因為能夠生存而被選上，不是因為想得複雜。所以我看到「少就是多」在運作：研究得愈多，初階但根本的東西就會變得比較不明顯。另一方面，活動會將事物抽絲剝繭，剩下最簡單的可能模型。
混為一談
當然了，生活中有那麼多事情不是同一回「素」。我們就來談混為一談的一般情形。
「不是同一回事」的教訓相當普遍。當你擁有可選擇性，或者某種反脆弱性，而且能夠找到上檔利益大、下檔損失小的下賭機會，你所做的事，便和亞里士多德認為你會做的事不太有關係。
這個世界上有某樣東西（這裡指的是認知、觀念、理論），以及某樣東西的函數（這裡指的是價格或現實，或者某些真實的東西）。混為一談的問題，是誤將其中之一當作另一個，忘了有「函數」，而這種函數的特質不同。
現在，某樣東西和某樣東西的函數之間的不對稱性愈高，兩者之間的差異愈大。它們最後可能彼此毫無關係。
這種事情似乎微不足道，卻具有很重要的含義。如同以往，科學——不是「社會」科學，而是聰明的科學——懂得這件事。著名的數學家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避開了混為一談的問題。他做了一台龐大的機器，跨越各個市場進行交易，因此賺了大錢。它仿效這些次藍領人士所用的買進和賣出方法，而且統計顯著性高於地球上的任何人。他宣稱不雇用經濟學家和財務人員，只用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這些人是用型態辨識的方式，評估事物的內部邏輯。他們不搞理論。他也不聽經濟學家的話，或者讀他們寫的報告。
著名的經濟學家艾里爾．魯賓斯坦（Ariel Rubinstein）懂得綠木材謬誤——這需要豐富的知識和誠實，才能用那種方式去看待各種事物。魯賓斯坦是賽局理論領域的領導者之一。這個理論包含假想實驗。他也是你在咖啡館能夠遇到的傑出專家，在世界各地思考和寫作。魯賓斯坦拒絕宣稱他對理論性事物所擁有的知識，能夠——由他——翻譯成任何直接實用的事情。在他看來，經濟學就像一則寓言——寓言作家的工作，是刺激想法、或許間接鼓舞實務，但當然不會指揮或決定實務。理論應該獨立於實務之外，反之亦然——而且我們不應該把學術界的經濟學家調離校園，要他們坐上做決定的位置。經濟學不是科學，不應該對政策提出建言。
魯賓斯坦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他曾經試著要黎凡特露天市場的小販在討價還價時，捨棄祖傳的方法，改用來自賽局理論的觀念。結果他建議的方法無法產生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那個人後來告訴他：「好幾代以來，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討價還價，你為什麼要試著改變它？」魯賓斯坦做結論說：「我滿臉羞愧地離開他。」在那個專業中，我們只需要像魯賓斯坦那樣的另外兩個人，世界上的事情就會變得更加美好。
有些時候，即使經濟理論有它的道理，卻無法用由上而下的方式，拿某個模型去應用，所以我們需要有機的自我推進試誤法，將我們帶到那裡。舉例來說，自李嘉圖（Ricardo）和更早以來，令經濟學家為之著迷的專業分工概念，如果由政策制定者強制實施，結果會毀掉一個國家，因為它會使經濟容易犯錯；但是如以進化的手段，利用正確的緩衝和一層又一層的備餘，按部就班去達成，它卻運作得很好。這是經濟學家或許能夠鼓舞我們，卻不應該告訴我們做什麼事的另一個例子——在附錄中討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和模型的脆弱性時，我們還會談得更多。
敘事和實務——無法輕易敘述的重要事情——之間的差異，主要存在於可選擇性，也就是事物失去的可選擇性。這裡所說的「正確的事」，一般來說是反脆弱性報償。我的看法是你不必去學校學習可選擇性，而是反過來說才對：應該對它視若無睹。
普羅米修斯和伊皮米修斯
希臘神話中，有兩個泰坦人兄弟，一個叫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另一個叫伊皮米修斯（Epimetheus）。普羅米修斯的意思是「先見者」，伊皮米修斯的意思是「後見者」，喜歡事後扭曲，以事後敘事的方式，將理論套用到過去的事件上。普羅米修斯給我們火，代表文明的進步，伊皮米修斯則代表落後的想法、死氣沉沉和缺乏智慧。伊皮米修斯接受潘朵拉的禮物，一個大盒子，結果造成不可逆轉的後果。
可選擇性是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的人擁有的，敘事則是像伊皮米修斯那樣的人擁有的——其一犯下的是可逆轉和溫和的錯誤，另一則是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之後，情況急轉直下，後果不可逆轉。
你必須以見機而作的方式和利用可選擇性，闖進未來。第四冊到目前為止，我們見到可選擇性以見機而作的方式，作為替代性的做事方式，擁有很大的力量，因為從大利益與溫和的傷害這種不對稱性，得到很大的優勢。這是調適不確定性，不必了解未來，用理性工作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依賴敘事則恰好相反，因為這是被不確定性調適，而且說來諷刺，會往後倒退的做法。你不能天真地將過去投射到未來。
這將我們帶到「做」和「想」的差別。從知識分子的觀點，很難理解其中的道理。約吉．貝拉說：「理論上，理論和實務沒有差別；實務上卻有差別。」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論點是，知識和脆弱性有關，而且所灌輸的方法，和修補產生衝突。到目前為止，我們見到選擇權表達了反脆弱性。我們將知識分成兩類，正式的知識和胖子東尼那樣的知識，十分依賴試誤法的反脆弱性，並且呈現槓鈴的形式，在下檔損失較低時才承受風險——這可說是去知識化的風險承受形式（或者應該說是用它本身的方式呈現的知識）。在不透明的世界中，這是唯一可用的方式。
表四彙總了敘事和修補各個不同面向的對照，這也是接下來三章的主題。
表四 目的論和可選擇性的差異
敘事知識 反脆弱性：可選擇性驅動的修補、試誤法
討厭不確定性（面對變化顯得脆弱，或者對於過去出現火雞式的誤解） 調適不確定性（對於未知具有反脆弱性）
回顧過去，容易過度配適（overfitting）過去 展望未來
伊皮米修斯 普羅米修斯
目的論的行動 見機而作的行動
觀光客式 漫遊者式
脆弱、天真的理性 強固的理性
心理上安逸 心理上不安逸，但覺得興奮和想要冒險
凹性（可以見到已知的利得，但錯誤未知） 凸性（已知的錯誤小，可能的利得大）
容易受火雞問題影響（誤將「沒有證明」當作「證明沒有」） 可以從冤大頭和火雞問題得到利益
容易受副現象和綠木材謬誤的影響 避開綠木材謬誤
學術界在實驗室和物理學之外唯一的機制 實務的主要機制
敘事屬於認識論的範疇 敘事是工具手段
陷入一個故事之中 不十分依賴一個故事——敘事可能只是個動機
狹隘的領域、行動空間封閉 寬廣的領域，行動空間開放
需要了解事物的邏輯 不需要怎麼了解，只要保持理性，去比較兩個結果（履行比較好的選擇權）
沒有從點金石（稱作凸性偏誤，見第十九章）受益 依賴點金石
所有這些並不表示修補和試誤法就缺乏敘事：它們只是不過度依賴敘事，以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敘事不屬於認識論的範疇，而是工具手段。舉例來說，宗教故事作為敘事，可能沒有價值，但它們可能促使你去做本來不會做的凸性和反脆弱事情，例如減輕風險。英國的父母用虛假的故事，說如果孩子行為不端或者不吃晚餐，波尼（Boney；即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或者某隻野獸可能會來帶走他們。他們用這種方式控制孩子。宗教經常利用類似的方法，協助大人避免陷入麻煩或背負債務。但是知識分子傾向於相信他們自己的鬼扯，太過正經八百地認為自己的觀念正確，而這是非常危險的。
以深植在傳統中的試探啟發法（經驗法則）所扮演的角色為例。簡單的說，正如進化會在個人身上運作，它也會在一代傳一代的那些內隱、無法解釋的經驗法則上運作——這就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說的進化認識論。但是且讓我稍微修改一下波普爾的觀念（其實修改得相當多）：我認為這種進化，不是觀念之間的競爭，而是根據這些觀念的人和系統之間的競爭。一種觀念會存活下來，並不是因為它比競爭觀念要好，而是因為持有那種觀念的人活了下來！因此，你從祖母學到的智慧，（在經驗上，因此也在科學上）應該遠優於你在商學院課堂上學到的（當然也便宜得多）。遺憾的是，我們離祖母愈來愈遠。
專家問題（也就是專家懂許多，但懂得比他自認為的要少）往往帶來脆弱性，而接受無知卻不然。③專家問題使你站在不對稱性錯誤的一邊。我們針對風險來探討這一點。當你顯得脆弱，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會遠多於當你具有反脆弱性時。相反的，當你自認為懂得比自己認為的要多，你（面對錯誤）便顯得脆弱。
前面說過，有證據顯示課堂上的教育沒有讓人變得富有，而是有錢之後，人們才去接受教育（一種副現象）。同樣的，我們接下來要探討創新與成長主要和具有反脆弱性的風險承受——而不是教育和正式、有組織的研究——有關，可是教科書的作者卻美化故事。我的意思不是說理論和研究一無是處；而只是因為我們被隨機性所愚弄，並在被愚弄之後，高估好聽的觀念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將探討經濟思想、醫學、科技和其他領域的歷史學家的虛構行為，而這樣的行為，往往以系統性的方式，貶抑實務工作者，並且掉進綠木材謬誤中。
①大致來說，光環效應和領域相依剛好相反。↑
②起初我認為要了解匯率的短期波動，不需要靠經濟理論，後來才知道長期的波動也受到相同的限制。許多涉獵外匯的經濟學家利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概念，根據長期而言，「均衡」價格不會偏離太遠，以及貨幣匯率需要調整，好讓一磅的火腿在倫敦和新澤西州紐華克（Newark）最後的價格相近，來預測匯率走向。仔細檢查，這個理論在運作上似乎缺乏有效性——變得昂貴的貨幣，往往更加昂貴，而且大部分的胖子東尼其實是靠反向規則而賺錢。但是理論家會告訴你，「長期而言」它會如此運作。到底有多長？我們不可能根據這種理論馬M定，可是他們仍然如此教導學生，因為當了學者之後，缺乏試探啟發法，而且需要某種複雜的東西，可是他們永遠找不到更好的東西來教。↑
③過度的信心會使人依賴預測，而預測會使人去借錢，然後露出槓桿的脆弱性。另外，我們擁有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經濟學或財務學博士導致人們建立起脆弱性高很多的投資組合。喬治．馬丁（George Martin）和我將與基金有關的所有主要財務經濟學家列成一張表，計算基金經營不善的情形，發現經營不善和財務學教授的相關性高出許多——最有名的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因為它聘用了脆弱推手羅伯．莫頓（Robert Merton）、麥爾隆．史科爾茲（Myron Scholes）、黃奇輔（Chi-Fu Huang）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