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混亂中的秩序
下一次街頭打架是在哪裡？—如何去商品化、去觀光化—聰明的學生（以及反學生）——漫遊者是個選擇權
我們繼續來談目的論和混亂——私人生活和個人教育中的目的論與混亂。接著是一段自傳式小插曲。
生態與遊戲
第七章談到某個人做了常見但錯誤的二十一點撲克牌戲比喻，我們發現有兩個領域存在，其一是戲局，設定得像遊戲，事先以明確的方式提供規則：另一是生態，我們不知道規則，也無法將變數獨立出來，就像真實生活那樣。由於一個領域的技能無法移轉到另一個領域，所以不管在教室中學到什麼技能，只要是以非生態的方式學得，而不是在街頭打架或真實生活狀況中學到的，我都普遍心存懷疑。
沒有證據顯示一個人棋下得不錯，離開棋盤之後也會做出更好的推理——即使是和一堆人玩盲棋遊戲，到了棋盤外的地方，記憶力也不會比一般人要好。可是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為人熟知。我們接受遊戲的領域特異性（domain-specificity），也就是它們無法訓練你在真實的生活中表現得更好，一旦轉譯，會有嚴重的損失。可是我們發現很難將這個教訓，運用到在學校中習得的技術能力，也就是，我們必須接受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在教室中學得的事情，大致上仍留在教室中。更糟的是，教室可能帶來某種能夠察覺的傷害，但很少人討論這種醫療傷害。勞拉．馬提格隆（Laura Martignon）讓我看了她的博士生伯吉特．厄爾默（Birgit Ulmer）的研究結果，證明孩童的計數能力在學了算術之後便滑落。當你問孩子十五根柱子之間有幾個間隔，不懂算術的算出有十四個。學過算術的反而一頭霧水，而且經常犯下說有十五個的錯。
足球媽媽的觀光化
生物學家和知識分子威爾遜（E. O. Wilson）曾經被問到，什麼事情最會阻礙孩童的發展；他的答案是足球媽媽。他並沒有用到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概念，卻說得十分精確。他表示，這些媽媽壓抑了孩童的生物自衛本能、他們對生活中事物的熱愛。但是問題更為普遍；足球媽媽試圖將試誤、反脆弱性從孩子的生活中消除，使他們遠離生態，將他們改造成在既存（且和足球媽媽相容）的現實地圖上運作的書呆子。他們是好學生，卻是書呆子——也就是說，他們就像電腦，只是速度慢一些。此外，他們現在完全沒有受到訓練去處理曖昧不明的情況。我在孩童時期經歷過內戰，不相信結構化學習——其實我相信的是，一個人不必是書呆子，也可以成為知識分子，只要他有一座私人圖書館，而不是進教室，並且像毫無目標（但理性）的漫遊者那樣花時間，從圖書館內外的隨機性所能給我們的東西中受益。如果我們嚴謹的態度正確，那麼我們需要隨機性、混亂、冒險、不確定性、自我發現、近乎創傷的事件，因為所有這些事情，才會使生活值得過下去。這和虛有其表的執行長預先設定行程表且靠鬧鐘提醒的結構化、虛假且缺乏效能的生活不同。連他們的休閒活動也受制於時鐘，被擠壓在四點到五點，因為他們的生活夾在各種安排好的事情之間。現代化的使命，看起來好像是要將生活中的每一滴變異性和隨機性擠壓出來——（如同我們在第五章說過的）結果卻很矛盾，反倒使世界遠比從前難以預測，好像機會女神想要做最後定奪似的。
只有自學者是自由的。而且，不只和學校有關——能夠將自己的生活去商品化、去觀光化的人都是。運動試著將隨機性放進第六走道鮪魚罐頭旁邊賣的那種盒子中——這是一種異化（alienation）的形式。
如果你想要了解目前的現代論點有多無趣（以及了解你存在這個世界的優先順序），不妨想想馳騁在原野中的獅子，和被人關起來的獅子，兩者的差異。被關起來的獅子活得比較久；從技術面來說，牠們比較富有，而且得到終生的就業保障，如果你注重的是這些標準的話⋯⋯
如同以往，古人察覺這個問題（以及其間的差異），就像塞內加說的：「我們不是為人生學習，而是為學校學習」（non vitae, sed scolae discimus），但是叫我驚異不止的是，美國許多學校曲解了原意，並且自圓其說，修改這句話以吻合自己的座右銘：「我們不是為學校學習，而是為人生學習」（non scolae, sed vitae discimus）。
人生的大部分緊張會出現，是因為一個人（例如政策制定者）衰弱和脆弱到需要求助於理性。
反脆弱（槓鈴）教育
有一件事治好教育對我的影響，而且令我非常懷疑標準化學習的概念。
因為我是個純自學者，雖然拿到了一些學位。
家父在黎巴嫩很有名，被人稱為「聰明學生學生聰明」，這是在玩弄文字遊戲，因為「聰明學生」（或學者）的阿拉伯語叫作taleb nagib，而他的姓名是Nagib Taleb。當年的黎巴嫩中學畢業考他拿到最高分時，報紙就是這麼報導他的姓名。他代表全國畢業生致辭，二○○二年他與世長辭，主要報紙的頭版標題又以雙關語提及他的姓名：聰明學生學生聰明辭世。但是他接受的學校教育很累人，因為他上的是菁英學生念的耶穌會學校。耶穌會的使命是培養獨當一面的人以主持會務，所以每年都會一再篩選學生。他們的表現超越了原先的目標，除了法國中學畢業會考的及格率勇奪世界之冠（儘管慘遭戰火蹂躪），他們的學校也有世界一流的畢業生。但是耶穌會剝奪學生的自由時間，導致許多人自願退學。讀者可能推測，有個全國畢業生致辭代表的父親，應該會使我不排斥學校，事實也是如此。但是家父似乎沒有過度重視學校教育，因為他沒有要我去念耶穌會學校——因此讓我免於經歷他所經歷的。但這顯然有助於我在別的地方追求自我實現。
近距離觀察家父，讓我理解到畢業生致辭代表的意義、聰明學生的意義，而且大都是負面的。這些事情是聰明學生無法理解的。由於他們的聰明，所以看不到一些東西。這樣的觀念，跟著我很長一段時間，就像我在交易室中工作時，大部分時間是在等待某些事情發生，而這樣的情況，很像坐在酒吧裡的人，或者「四處晃蕩」的黑道。我弄懂了怎麼挑選有能力在坐著、什麼事也不做的時候，並且樂在狀況不明中，和別人打成一片的人。你會根據有沒有能力四處晃蕩的標準選人。勤快的人不擅長於四處晃蕩；他們需要明確的任務。
大約十歲的時候，我懂得好成績在校外不像在校內那麼吃香，因為它們帶有一些副作用。它們相對需要犧牲一些東西，而那是一種知識上的犧牲。其實父親一直提醒我，並讓我知道，他自己成績優秀所遭遇的問題：他班上成績最差的一個人（說來好笑，正是我念華頓時一位同學的父親），後來成了白手起家的商人，到目前為止，是他班上表現最出色的一個（他有一艘大遊艇，上面大剌剌刻著他的姓名縮寫）；另一個人在非洲買木材而大賺一筆，不到四十歲便退休，然後搖身一變成為業餘歷史學家（主要是研究古地中海史），並且踏進政壇。在某個程度內，家父似乎不重視教育，而比較重視文化或金錢——他曾經敦促我追求這兩者（我起初投向文化的懷抱）。他非常喜歡飽學之士和生意人，而這些人的地位不需要靠文憑。
我的想法是在公開市場展現嚴謹的態度。我因此著重於聰明的「反學生」需要做的事：當個自學者——或者是相對於黎巴嫩方言所說的「生吞活剝」學生，當個有知識的人。那些人只知道「吞下學校的教材」，而且知識只來自課程。我曉得，優勢並非來自中學畢業會考的官方課程（每個人所學的差異很小，卻會演變成很大的成績差距），而是在它之外。
有些人在結構化的環境中比別人聰明——事實上，學校有選擇偏差，因為它偏愛在這種環境中速度比較快的人，而且和任何競爭一樣，犧牲了學校之外的表現。雖然我還不熟悉健身房，但是我的想法如下所述：利用現代昂貴健身機器鍛鍊體力的人，能夠舉起非常重的東西，並且練成傲人的肌肉，卻撿不起一塊石頭；他們會在街頭打鬥中，被在比較混亂環境中磨練過的人打得頭破血流。他們的力量具有極高的領域特異性，而且在戲局——組織化程度極高——的結構之外，他們的領域並不存在。事實上，他們的力量和過度專業化的運動員一樣，是某種畸形產生的結果。我覺得他們和在少數幾門學科取得高分、而不是追隨自己的好奇心去學習的人相同：不妨把他們稍微拉開他們所研究的東西，觀察他們如何變臉、失去信心和否認（就像企業高階主管是因為有辦法忍受無聊的會議而被選中，許多這類的人，是因為有能力專注於無聊的教材而被選中）。我曾經和宣稱自己專攻風險和機率的許多經濟學家辯論：當某個人將他們稍微拉離他們狹隘的專業領域，但還是落在機率的學科之內，他們會崩潰，就像健身房常客面對一群黑道職業打手，臉色大變那樣。
同樣的，我不算是真正的自學者，因為我確實拿到了學位；其實我比較像是槓鈴自學者，因為我不多也不少，念到剛剛好可以考試過關的地步，但是我難免偶爾意外念過頭，而且只有少數幾次念得不足而遇到麻煩。但是我狼吞虎嚥，大量閱讀書籍，起初看人文類，後來看數學和科學，現在是看歷史——完全是在必修課程之外，可說遠離了健身房的機器。我覺得，不管為自己選什麼書來看，都能讀得更深、更廣——因為和我的好奇心吻合。而且我可以利用後來人們所說的一種病，也就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 ADHD），方法是運用自然的刺激，作為增進學識的主要動因。整件事需要完全不費吹灰之力，才值得去做。我一對某本書或某個主題感到厭煩，就會換另一本書或另一個主題，但不整個放棄閱讀——當你被侷限在學校的教材，而且感到厭煩，你會有放棄的傾向，什麼事也不做，或者因為感到挫折而逃學。我用的招數是對某本書感到厭煩，而不是對讀書這個行為感到厭煩。這麼一來，我吸收的書本內容，可以成長得比其他方法要快。而且，我可說不費吹灰之力，就在書中找到黃金，就像理性但沒有方向的試誤法研究那樣。它真的像是選擇權、試誤法，不卡在某個地方動彈不得，必要的時候一分為二，但保持廣大的自由和伺機而動的感覺。試誤就是自由。
（我承認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仍然使用那種方法。避免厭煩，是唯一值得的行動模態。除此之外的生活，不值得去過。）
我父母在貝魯特最大的書店有個戶頭，我會去那看似無盡的書海中挑書。圖書館的書架和學校狹隘的教材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所以我覺得學校是個陰謀，設計來剝奪人們飽讀詩書，用的方法是將他們的知識擠進狹隘的一些作者之中。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我開始記錄閱讀時間，目標放在一個星期看書三十到六十個小時之間。這樣的習慣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看了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屠格涅夫（Turgenev）、契訶夫（Chekhov）、波舒哀主教（Bishop Bossuet）、斯湯達爾、但丁（Dante）、普魯斯特、波赫士、卡爾維諾（Calvino）、塞利納（Céline）、舒爾茨（Schultz）、褚威格（Zweig；不喜歡）、亨利．米勒、馬克斯．布勞德（Max Brod）、卡夫卡（Kafka）、超現實主義者尤內斯庫（Ionesco）、福克納（Faulkner）、馬勒侯（Malraux；以及康拉德〔Conrad〕和梅爾維爾〔Melville〕等大自然冒險家；我讀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是《白鯨記》〔Moby-Dick〕）和類似的文學作者，其中許多人沒沒無聞，還有黑格爾（Hegel）、叔本華（Schopenhauer）、尼采、馬克思、雅斯貝爾斯、胡塞爾（Husserl）、李維——史陀（Lévi-Strauss）、列維納斯（Levinas）、蕭勒姆（Scholem）、本傑明（Benjamin）和類似的哲學作家，因為他們享有不在學校課程中的黃金地位。我做到了不讀學校指定的讀物，所以直到今天，我沒看過拉辛（Racine）、高乃伊（Corneille）和其他沒意思的作品。某一年夏天，我決定在二十天內讀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的二十本小說，也就是一天一本，並在付出很大代價的情形下做到這件事。或許是因為加入一個反政府地下團體，激勵我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也間接讀了黑格爾的大部分作品，主要是透過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著作。
當我大約十八歲決定到美國時，我再度像跑馬拉松那樣，買了幾百本英文書（從特羅洛普到伯克〔Burke〕、麥考利〔Macaulay〕與吉朋〔Gibbon〕等作者，以及阿娜伊絲．寧〔Anaïs Nin〕和當時鬧醜聞的其他時尚作家），沒去上課，並且維持看書三十到六十個小時的紀律。
在學校的時候，我懂得如果一個人能以豐富、文學性但精準的詞彙寫文章（不過所用的詞彙對於眼前的主題來說並沒有不妥當的地方），而且從頭到尾維持一致性，那麼他寫了什麼便屬次要，審查者也能從他所寫，了解他的風格和嚴謹程度。青少年時期，當地的報紙發表我的文章之後，家父讓我大大鬆了一口氣——他的條件就只有「不要被當」。這就是槓鈴——學業只要求安全過關，我可以讀自己想讀的任何東西，不必對學校抱持任何期望。之後我在一次學生暴動中，因為攻擊警察而被關，家父的表現，就像怕我做出什麼事，所以允許我做任何想做的事。二十多歲我到了「×錢」的階段，儘管因為戰爭蹂躪祖國，物質遠比現在匱乏，家父卻把功勞往自己身上攬，說由於他允許我接受寬廣的教育，所以我和他那種背景狹隘的其他人顯得不同。
在華頓念書時，我發現自己想要鑽研和機率、稀有事件有關的專業，因為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機率和隨機性。我也察覺教授無法解釋，所以將它們掃到一邊的統計教材，存有若干缺陷——教授略過不教的東西，一定很有料。我發現某個地方有騙人的東西存在，「六個希格瑪」（six sigma）事件（非常稀有事件的量數）的計算有嚴重的錯誤，而且我們找不到計算的基礎，但我沒辦法非常清楚地說明自己的看法，接著有人開始用複雜的數學轟炸我，讓我難堪。我非常清楚眼前的機率有它的限制，卻找不到任何字眼表達我的見解。於是我到書店去，訂購（那時還沒有網路）幾乎每一本有「機率」（probability）或「概率」（stochastic）字眼的書。兩三年內，我沒看其他的書、沒看課程教材、不看報紙、不看文學、什麼也不看。我在床上看它們，每當有什麼內容無法立即了解，或者感到有一些厭煩，就會從一本書跳到下一本。我繼續訂購那些書，非常渴望更深入了解小機率的問題。這件事做起來不費吹灰之力，那是我最好的投資——風險後來成為我最了解的主題。五年後，我開始賺錢維生，現在則針對小機率事件的每個層面展開研究生涯。要是我念的是預先包裝好的學科，我現在已經被洗腦，認為不確定會是在賭場之類的地方看到的東西。這個世界上有像非書呆子應用數學的那種東西：先找到問題，然後摸索適合用於解決它的數學（就像人學習語言那樣），而不是在一片真空中，經由定理和人造的例子去學習，然後改變現實，使它看起來像那些例子。
一九八○年代某一天，我和一位知名的投機客共進晚餐。他做得有聲有色，雖然講得有點誇張，卻一針見血：「別人知道的大部分事情，都不值得知道。」
直到今天，我仍然有個本能，認為寶藏——也就是一個人的專業所需要的種種——必然落在一大團事物之外，所以要盡可能遠離中心。但是在選擇讀些什麼的時候，跟著自己的方向走，是很重要的：在學校中，別人要我念的，我已經忘記；我自己決定去讀的，卻還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