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胖子東尼和蘇格拉底辯論
孝與不孝—胖子東尼不喝奶—總是要請詩人解釋他們的詩作—秘法假哲學家
胖子東尼相信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是有道理的。
我們將在這一章完成敘事、可理解的知識，以及比較不透明、完全靠修補去探索的知識，兩者之間差異的討論——表四中的兩欄區分了敘事和非敘事行為。有一種錯誤，就是認為事情總是有我們可以理解的理由——也就是我們輕而易舉就能了解。
事實上，生活中所犯的最嚴重錯誤，是誤將我們不能理解某些事情當作是我們愚蠢無知——尼采了解這一點。就某種方式來說，它像是火雞問題，誤將我們沒見到的東西當作不存在，而這和誤將「沒有證明」當作「證明沒有」屬於同一類。
自哲學的黃金時代開始以來，我們就一直陷身於綠木材的問題之中——我們見過亞里士多德誤判泰勒斯成功的原因；現在我們來談最偉大的大師蘇格拉底。
尤西弗羅
柏拉圖主要是透過無疑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雅典的蘇格拉底來表現自己。蘇格拉底是以現代意義來說的第一位哲學家，沒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我們得透過柏拉圖和色諾芬（Xenophon）來了解他。而且，就像胖子東尼親自指定的傳記作者，也就是在下我，試著滿足自己心裡的盤算，因而扭曲他的性格，並且穿鑿附會加上作者自己的一些觀念，所以我相當肯定，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在性格上比較像是柏拉圖，而不像真正的蘇格拉底。①
在柏拉圖的對話之一《尤西弗羅》（Euthyphro）中，蘇格拉底在法庭外等候審判（最後被判死刑），宗教專家和可說是先知的尤西弗羅和他攀談起來。蘇格拉底開始解釋法庭指控他從事的「活動」（腐化青年，介紹新的神，卻犧牲比較舊的神），說他不只沒有收費，而且十分樂意付費請人聽他說話。
蘇格拉底發現尤西弗羅正要去控告父親過失殺人，覺得這是不錯的話頭，於是開始質疑為什麼指控自己的父親過失殺人，吻合尤西弗羅的宗教職責。
蘇格拉底使用的技巧，是讓以某個命題開始的交談者，同意一連串的敘述，接著讓他了解他所同意的敘述和原先的命題不合，因而確定他對於自己要做什麼事毫無頭緒。蘇格拉底這麼做，主要是讓人們知道自己的想法多麼不明確、他們對自己經常使用的概念所知多麼少——所以需要哲學去闡明這些概念。
在《尤西弗羅》的對話一開始，他抓到與他交談的人使用「孝順」這個詞，說檢舉自己的父親是一種孝行，因此給人留下他是為了盡孝道而檢舉的印象。但是他提不出合乎蘇格拉底要求的定義。蘇格拉底一直為難這個可憐人，因為他講不出孝的定義。兩人的對話繼續帶出更多的定義（什麼是「道德感」？），直到尤西弗羅找了個客氣的藉口離去。對話結束得相當倉卒，但是帶給讀者一個印象：他們的對話可以持續到二十五個世紀後的今天，卻談不出什麼。
現在就來重新談這件事。
胖子東尼對上蘇格拉底
面對咄咄逼人的雅典人，胖子東尼要如何招架？現在讀者已經熟悉我們這位大塊頭，且讓我們當作假想實驗，來看看胖子東尼和蘇格拉底之間的對話，這當然是經過適當的轉譯。
這兩個人顯然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有時間，享有無止境的休閒生活，但是就東尼來說，自由時間是富有生產力的洞見帶來的結果。兩人都好辯，並且認為熱絡的談話（而不是被動地看著電視螢幕或坐在音樂廳）是主要的娛樂來源。兩個人都不喜歡寫作：蘇格拉底是因為不喜歡和文字有關的限定與不變的特性，因為對他來說，回答一句話並不表示對話就此結束，不應該拍板定案。沒有什麼事情應該寫在石頭上，即使只是說說而已：《尤西弗羅》中的蘇格拉底，推崇雕刻鼻祖代達羅斯（Daedalus），因為他的作品一完成，雕像立即栩栩如生。當你和代達羅斯的雕像之一談話，它也會對著你傾吐。這和在紐約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看到的不同。至於東尼不喜歡寫作，原因雖然不一樣，卻同樣可敬：他差一點被布魯克林灣脊區（Bay Ridge）的中學當掉。
但是兩人的相似性，到了某個地方就沒了，而這對兩人的對話來說是件好事。當然我們料想得到，胖子東尼站在尼洛向他表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哲學家的面前時，感到有點吃驚。我們聽說蘇格拉底其貌不揚，不斷有人描述他挺著小腹、肢瘦如柴、眼凸鼻塌，面容憔悴。他甚至可能有體臭，因為據說洗澡的次數遠低於同輩。你可以想像胖子東尼一邊冷笑，一邊指著這個傢伙：「瞧，尼尼洛，你要我和⋯⋯這個人一談？」也或許不是這樣，據說蘇格拉底風采迷人，展現某種個人自信，心平氣和，有些年輕人覺得他「很美」。
尼洛相當肯定胖子東尼會先接近蘇格拉底，猛嗅一陣之後，對這個人形成某種意見——我們說過，胖子東尼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習慣。
現在假設蘇格拉底問胖子東尼如何定義孝順。胖子東尼的回答很有可能不著邊際——胖子東尼曉得蘇格拉底不止免費和別人辯論，更願意花錢和人談話，所以胖子東尼會表示，一個人不應該和願意花錢與你辯論的人辯論。
但是胖子東尼在生活中的力量，來自於他從不讓別人框架問題。他教導尼洛曉得答案存在於每個問題之中；對於你覺得沒有道理的問題，絕對不要直率回答。
胖子東尼：「你要我定義哪些特質使人有孝和不孝的差別。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能夠告訴你那是什麼，才能行孝道？」
蘇格拉底：「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意思，怎能使用像『孝』那樣的字，卻假裝懂得它的意思？」
胖子東尼：「我是不是必須真的能以普通野蠻人的非希臘英語，或者純希臘語，告訴你它的意思，才能證明我懂得且了解它的意思？我不懂字面上的意思，但我了解那是什麼。」
胖子東尼無疑會進一步牽著雅典的蘇格拉底的鼻子走，而且由他來框架問題：
胖子東尼：「告訴我，老頭子。孩子是否需要定義母奶，才懂得需要喝奶？」
蘇格拉底：「不，他不需要。」
胖子東尼（利用柏拉圖的對話中，蘇格拉底使用的相同重複型態）：「而親愛的蘇格拉底，狗兒是否需要定義主人是什麼，才會對他忠心耿耿？」
蘇格拉底（對於竟然有人一直問他問題，感到不解）：「狗有⋯⋯本能。牠不會反思自己的生活。牠不會檢討自己的生活。我們不是狗。」
胖子東尼：「我同意，親愛的蘇格拉底，狗有本能，而且我們不是狗。但是我們人類從根本上有那麼不同，以至於完全被剝奪了本能，無法去做毫無頭緒的事？我們是否必須將生活限制在只能以道地布魯克林英語回答的事情上？」
還沒等到蘇格拉底回答（只有冤大頭才會等候回答；問問題不是用來等候回答的）：
胖子東尼：「那麼，我的好蘇格拉底，為什麼你認為我們需要固定事物的意義？」
蘇格拉底：「我親愛的大東尼，我們談論事情的時候，需要知道我們在談些什麼。哲學的整個觀念，是能夠反思和了解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檢視我們的生活。沒有經過檢視的生活不值得過。」
胖子東尼：「可憐的老希臘人，問題在於你會毀掉我們能懂卻無法表達的事情。如果有個剛學會騎腳踏車的人，我請他說明他能騎腳踏車背後的理論，他一定會摔下來。咄咄逼人地問問題，你會讓人混淆和傷害他們。」
接著，帶著假笑，得意洋洋地看著他，非常平靜地：
胖子東尼：「我親愛的蘇格拉底⋯⋯你曉得他們為什麼判你死刑嗎？那是因為你讓人覺得盲目地照著習慣、本能和傳統走顯得愚蠢。你可能偶爾對那麼一兩次。但他們表現得還不錯，不致引來麻煩的事情，你卻可能令他們感到一頭霧水。你將無知的樂趣，從我們不了解的事情中抽走。而且你沒有答案；你沒有答案可以提供給他們。」
定義性知識的優越性
你可以看到胖子東尼在這裡進擊的目標是哲學的核心：的確，由於蘇格拉底，今天的哲學首先提起的主要問題是：「存在是什麼？」「道德是什麼？」「證明是什麼？」「科學是什麼？」「這是什麼？」和「那是什麼？」。
我們在《尤西弗羅》中看到的問題，充斥在柏拉圖寫的各個對話中。蘇格拉底孜孜不倦尋求的是事物本質的定義，而不是特質的描述（我們是透過那些特質去辨識它們）。
蘇格拉底甚至更進一步質疑詩人，並且表示，他們對於本身作品的了解，不比大眾更有頭緒。柏拉圖在《申辯篇》（Apology）談到蘇格拉底接受審判時，詳述他如何與詩人唇槍舌劍卻徒勞無功：「我提到他們作品中一些最優美的段落，問那是什麼意思。我幾乎難以啟齒講這件事，卻還是必須要說，在場幾乎每個人談他們的詩，都談得比他們自己要好。」
由於這種定義性知識擁有的優先地位，柏拉圖寫下命題說，除非你知道「形式」（也就是定義所說的），否則你無法認識任何事情。如果我們無法從殊相（particulars）定義孝順，那就從共相（universals）做起，然後要求這些殊相應該遵循。換句話說，如果你無法畫出某塊地表的地圖，那就根據地圖去造出一塊地表。
不過平心而論，蘇格拉底的問題帶出一個重大的結果：如果它們無法讓他定義某樣東西是什麼，至少它們能讓他確定一樣東西不是什麼。
誤將不能理解當作愚蠢
胖子東尼當然有許多前輩。由於哲學的優越性，以及它融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日常實務的方式，我們不會聽到其中許多人的說法。所謂「哲學」，我的意思是指理論性和概念性的知識，也就是我們能寫下來的所有知識和事情。直到最近之前，這個名詞主要是指我們今天所說的科學——自然哲學，試圖將大自然合理化，以管窺她的邏輯。
現代世界中，年輕的弗里德里希．尼采針對這一點展開了猛烈攻勢，不過他是以文學偽裝，在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之間跳來跳去，夾雜著對於「西方」、「典型的希臘人」和「德國的靈魂」是什麼意思的幻覺。尼采二十出頭寫了第一本書《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他以他所說的「科學的秘法家」蘇格拉底「使得存在看起來能夠理解」的說法為目標。以下精彩的片段，揭露了我提出的冤大頭理性主義謬誤：
或許——因此他（蘇格拉底）應該問問自己——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不一定表示我無知？或許這位論理學家被某個智慧領域流放？
「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不一定表示我無知」，或許是尼采的世紀最強而有力的句子——我們也在前言中用到它的一個版本，用於定義脆弱推手誤將他不了解的事情當作胡扯。
尼采也厭惡蘇格拉底對於真理的見解，主要原因在於促進了解的說法，因為根據蘇格拉底所言，一個人不會明知故犯——這個論點似乎瀰漫在啟蒙時代，因為孔多塞（Condorcet）等思想家認為真理是善的唯一和充分來源。
這個論點正是尼采所抨擊的：知識是萬應藥；錯誤是有害的；因此科學是讓人感到樂觀的事業。科學樂觀主義的說法激怒了尼采：這等於是利用推理和知識，為烏托邦效力。人們在討論尼采的時候，忘了他說的樂觀主義╲悲觀主義的區別，因為所謂的尼采悲觀論讓人分心，沒有注意到他想表達的要點。他質疑的正是知識的善。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理解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談到的中心問題。他看到太陽神精神（Apollonian）和酒神精神（Dionysian）這兩股力量。其一是慎重的、平衡的、理性的、充滿推理和自制；另一是黑暗的、本能的、狂野的、奔放不羈、難以理解、從我們的內心深層出發。古希臘文化代表兩者的均衡，直到蘇格拉底對歐里庇得斯產生影響，給了太陽神精神比較大的分量，而破壞酒神精神，導致理性主義過度興起。這相當於將荷爾蒙注入你的身體，干擾自然的化學作用。有太陽神精神，卻沒有酒神精神，就像中國人所說的有陽無陰。
尼采作為思想家的力量，持續令我吃驚：他想到了反脆弱性。雖然許多人（誤）將「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歸功於經濟學家熊彼得（怪不得一些真知灼見和深層的某些東西會來自經濟學家），②而且如同我們看到的，比較有學問的人說來源是馬克思，其實早在尼采談到酒神時，便稱之為「創造性破壞」和「破壞性創造」，而首先創造這個詞。尼采確實以他的方式，想到了反脆弱性。
我讀過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兩次，第一次是在非常嫩的兒時，第二次是在終身思考隨機性之後，發現尼采了解我在他的字裡行間沒有明白看到的某些東西：知識——或者任何東西——的成長不能在沒有酒神的情況下往前推進。由於我們擁有可選擇性，到了某個時點，我們可以選擇的一些事物就會顯現出來。換句話說，它可以是隨機修補的來源，而太陽神則是選擇過程中理性的部分。
且讓我抬出大老闆塞內加。他也提到酒神和太陽神的特質。他在一本著作中，用更豐富的方式呈現我們人類的傾向。談到上帝（他也稱之為「命運」，將祂和各種成因的交互作用畫上等號）的時候，他給了祂三種示現。第一是「利柏爾．佩特」（Liber Pater），也就是喧鬧的力量（亦即尼采所說的酒神）帶給我們繁殖力，讓生命能夠延續；第二是海克力斯，具體展現了力量；第三是墨丘利（Mercury），代表（塞內加那個時代的）工藝、科學和理性（似乎是尼采所說的太陽神）。他將力量納為另一個維度，比尼采更為豐富。
我說過，在這之前，對於來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傳統的理性主義知識所代表的「哲學」發動的抨擊，來自各式各樣的人物，他們不見得是搶眼的大人物，但大都存在於被人遺忘或極少提到的書本中。為什麼被遺忘？因為結構化的學習，喜歡天真理性主義的貧乏和簡單、容易教導，不像經驗主義有那麼豐富的紋理，而且我說過，抨擊學術思想的人很少占得一席之地（在醫藥史中，我們可以非常明顯看到這一點）。
十九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學識甚至遠比尼采淵博，而且是遠比尼采更沒有偏見的古典學者，除了一般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也懂希伯來語、阿拉米語（古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他在抨擊阿維羅伊時，提到一個有名的觀念，說邏輯排除——依據定義——細微的差別，而由於真理只存在於細微之處，所以「在道德和政治科學中尋找真理是無用之舉」。
傳統
如同胖子東尼所說，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因為他在雅典主流派的眼中，破壞運作得還不錯的某種東西。天底下的事情太過複雜，無法用言詞表示；硬要那麼做的話，你會害死人類。或者人——就像面對綠木材那樣——可能專注於正確的事情，但我們不夠好，無法在知性上弄懂什麼是正確的事。
死亡和犧牲會有很好的行銷效果，尤其是當一個人面對命運，看法卻絕不動搖。英雄是滿懷知性信心和自尊的人，死亡對他而言輕如鴻毛。雖然由於蘇格拉底的死和以哲學的方式從容赴死，我們聽到和他有關的大部分故事，都將他英雄化，但是一些古典批評家相信蘇格拉底摧毀了社會的基礎——指先人傳承下來的試探啟發法；我們可能不夠成熟，最好不要去質疑它們。
我們在第二章談過的老加圖，對蘇格拉底很反感，加圖像胖子東尼那樣實事求是，但是公民意識、使命感、尊重傳統和堅持道德正直則遠高於胖子東尼。他也對希臘的事情感到反感，而這可以從他對哲學家和醫生反感看得出來——我們會在後面幾章看到，那種反感有非常驚人的現代理由。加圖堅信民主，使他相信自由和習慣性規則，並且害怕專制。普魯塔克（Plutarch）引述他的話說：「蘇格拉底是極為嘮叨不休的人，試圖成為國家的暴君，以摧毀它的習慣，並且誘使它的公民持有和法律、秩序相反的觀點。」
因此讀者應該能夠了解古人對天真的理性主義抱持的看法：天真的理性主義使得思想變得貧乏，而不是促進思想，因此引進了脆弱性。他們了解，不完整——一知半解——一定有危險。
除了古人，其他許多人也介入為這種不同的知識辯護，並且請我們尊重它。首先，愛爾蘭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艾德蒙．伯克也反對法國大革命，因為它破壞了「行之有年的集體理性」。他相信社會的大變動會使我們受到不可預見的影響，因此主張在社會體系中，以試誤法進行小試驗（實際上等於凸性修補）的概念，並且尊重傳統上複雜的試探啟發法。二十世紀的保守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邁可．歐克修特（Michael Oakeshot）也是一樣，相信傳統提供給我們經過過濾的集體知識之大成。持同一見解的還有約瑟夫．德．邁斯特，如我們所知，他會想到「第二步」。他是講法語的保皇黨和反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直言不諱厭惡大革命之害，並且相信人在根本上會墮落，除非以某種獨裁專制加以節制。
維特根斯坦顯然是現代反脆弱思想家名單的榜首，因為他對於字詞難以形容的事物，有非凡的洞見。而且，在所有的思想家當中，他最了解綠木材問題——他很可能率先說出其中的一個版本，因為他質疑語言表達文字的能力。此外，這個人是聖人——他為了哲學，而犧牲自己的生活、友誼、財富、名聲，以及其他一切。
我們可能忍不住認為佛烈德瑞克．海耶克屬於反脆弱、反理性主義那一類。他是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反對社會規劃，理由是訂價系統透過交易，揭露了嵌入社會中的知識，而這樣的知識，不是社會規劃者所能取得的。但是海耶克錯過了以可選擇性替代社會規劃者的概念。就某方面來說，他相信人的智慧，只是那是分散式或集體智慧——不是用可選擇性替代智慧。③
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表示，不會讀寫的人有他們本身的「具體性科學」，也就是以物體和它們的「第二性」、感官性，去思考環境的全面性方法，而這樣的方法不見得比我們的許多科學方法欠缺一致性。這個方法在許多方面，和我們的科學方法一樣豐富，甚至更為豐富。綠木材的道理同樣能夠用在這裡。
最後，當代政治哲學家和隨筆作家約翰．葛雷（John Gray）認為人類不應該狂妄自大，並且力抗啟蒙運動是萬靈丹的盛行觀念——把某一類思想家視為啟蒙運動的基本教義派。葛雷不斷指出，我們所謂的科學進步只是個幻象。當他、我和隨筆作家布萊恩．艾普爾亞德（Bryan Appleyard）計畫共進午餐時，我在心裡上先準備好要討論的各種觀念，並且主張我自己的想法。後來發現這是我這一輩子吃過的最好午餐，令我驚喜不已。我們三個人心照不宣地了解相同的論點，因此直接進入第二步，討論各種應用——例如以貴重金屬（因為各國政府不擁有這些東西）取代我們持有的貨幣等平凡無奇的東西，實在令人舒暢無比。葛雷的辦公室就在海耶克旁邊，他告訴我，說海耶克是相當枯燥無趣的人，一點都不好玩——因此缺乏可選擇性。
冤大頭和非冤大頭的差別
我們回頭討論點金石。蘇格拉底談的是知識。胖子東尼卻不然，他對知識是什麼毫無概念。
對東尼來說，生活中的差別不在於真或假，而是在於冤大頭或非冤大頭。事情對他而言，總是比較簡單。就像我們看到的塞內加的觀念和泰勒斯的賭注，真實的生活中，暴露在風險中的程度比知識重要；決策的影響替代了邏輯。教科書的「知識」漏掉了一個維度，也就是隱形的利益不對稱——就像平均數的概念那樣。人類的知識史大致上遺漏了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你的行動所得到的報償上，而不是研究世界的結構（或者了解「真」和「假」）。這是非常可怕的遺漏。報償，也就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利益或者傷害），總是最重要的事；事件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哲學家愛談真與假。真正過生活的人談的是報償、曝險程度和後果（風險與獎酬），因此談的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有些時候，哲學家和思想家，以及那些做研究的人，將真和風險、獎酬混為一談。
我的論點更進一步，認為真和假（因此就是我們所謂的「信念」）在人的決定中，扮演可憐的次要角色；從真和假而來的報償居於主宰地位——而且這幾乎總是不對稱的，某個後果遠大於另一個，也就是存在正不對稱性和負不對稱性（脆弱或反脆弱）。讓我說明如下。
脆弱性，不是機率
我們會在旅客搭機之前檢查他們是否攜帶武器。我們相信他們是恐怖分子嗎：真或假？假，因為他們不可能是恐怖分子（機率很低）。但我們還是會檢查，因為我們面對恐怖行動顯得脆弱。這裡面有不對稱性。我們感興趣的是報償，以及問題為真時（也就是他們果然是恐怖分子）的後果或報償太大，而檢查的成本太低。你是否認為核子反應爐可能在明年爆炸？假。可是你寧可認為它是真，因此花數百萬美元做額外的安全防護，因為我們面對核子事件顯得脆弱。第三個例子：你是否認為隨便吃藥會傷害你？假。你會吞下這些藥丸嗎？不、不、不。
如果你坐下來，用筆寫下過去一個星期所做的所有決定，或者如果可能，寫下今生做過的所有決定，你會發現它們幾乎全有不對稱的報償，一邊造成的後果大於另一邊。你所做的決定主要是根據脆弱性，不是機率。或者再說一遍，你主要是根據脆弱性做決定，不是那麼在意真或假。
現在來談談真或假在真實世界中做決定有它的不足之處，尤其是牽涉到機率的時候。真或假是對應於高機率或低機率的解讀。科學家有個稱作信賴水準（confidence level）的東西；一個結果取得九五％的信賴水準，意思是說那個結果是錯的機率不會高於五％。這個觀念當然不適用，因為它忽視了影響的大小，而這當然使得有極端事件的事情變得十分糟糕。如果我告訴你，某個結果有九五％的信賴水準為真，你會相當滿意。但如果我告訴你，飛機安全的信賴水準是九五％呢？連九九％的信賴水準也不會令你滿意，因為一％的墜機機率令人很緊張（今天的商業飛機墜機的機率低於數十萬分之一，而且這個比率不斷改善，因為每一次的錯誤，都會使整體的安全有所改善）。因此，再說一次，機率（因此真或假也是）在真實世界中行不通；重要的是報償。
這一輩子，你可能已經做了數十億次的決定。你有多少次算過機率？你當然可能在賭場裡面算過，但不會在其他地方算過機率。
混淆事件和暴露程度
這再次將我們帶到綠木材謬誤。「黑天鵝」事件和它如何影響你——對你的財務、情緒造成的衝擊，或者會製造的破壞——並不是同一回「素」。而且這個問題深植於標準的反應之中；當我們指出預測者預測失敗，他們的回答通常是：「我們需要更好的運算」，才能把事件預測得更好，並且算出機率，而不是效果比這好很多的「修改你的暴露程度」，並且學習脫離困境；宗教和傳統的試探啟發法在這一方面做得比天真和化妝的科學要好。
第四冊結論
除了醫療實證，本節試著為不合理性、倜儻不群的人、工程師、自由創業家、富有創意的藝術家，以及遭到歷史辱罵的反學界思想家辯護。其中一些人很勇敢——不只有勇氣力陳自己的觀念，也有勇氣接受在他們自知並不了解的世界中生存，而且樂在其中。
本節的結論認為：放手去做，比你可能相信的要聰明——而且更有理性。我在這裡所做的，只是利用可選擇性簡單的數學特性等東西，揭穿教鳥怎麼飛副現象和「線性模型」的面目。這並不需要知識或智慧，只要在選擇時有理性就行了。
請注意並沒有經驗證據，支持以目前的形式推銷的有組織研究，能夠帶來大學所承諾的偉大事情那種說法。而且蘇聯——哈佛觀念的促銷者並沒有使用可選擇性或二階效應——他們的說法中缺乏可選擇性，正好否定他們所抱持的目的論科學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他們需要改寫科技史。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最近一次和艾莉森．吳爾夫見面時，我們討論到教育的這個可怕問題和學術界有所貢獻的錯覺，因為常春藤名校在新亞洲人和美國上流階級眼中，正取得奢侈品的地位。哈佛就像路易威登（Vuitton）包或者卡地亞（Cartier）手錶。這對中產階級父母造成很大的負擔，因為必須將更大比率的積蓄交給這些機構，把他們的錢移轉給行政管理人員、不動產開發商、教授和其他的代理人。在美國，我們堆起學生貸款，自動移轉給這些抽租者（rent extractors）。就某方面來說，這和訛詐沒有兩樣：一個人需要體面的大學「名稱」，才能出人頭地；但是我們曉得，整體而言，社會並不會因泵陴梒揪滷虼|而進步。
她要求我寫信告訴她我對未來教育的看法——我對她表示，關於這個主題，我十分樂觀。我這麼回答：鬼扯是脆弱的。歷史上有哪個騙局能持續長久？時間和歷史最後會揭穿脆弱性，我非常有信心。教育這個機構，在沒有外界壓力因子的情形下一直成長，最後一定崩潰。
接下來兩冊，第五冊和第六冊將談脆弱的東西崩潰——指日可待——的觀念。第五冊會（以比較技術性的方式）說明如何察覺脆弱性，並將呈現點金石背後的機制。第六冊的立論依據是時間有如橡皮擦，而不是建設者，並且擅長於毀壞脆弱的東西——不管是脆弱的建築物，還是脆弱的觀念，都會遭到毀壞。④
①蘇格拉底的另一位傳記作者色諾芬則呈現不同的畫面。《大事記》（Memorabilia）中的蘇格拉底正經嚴肅、實事求是；他輕視沒用的知識，也鄙視在那麼多有用和重要的事情遭到忽視（不看星星以找出原因，而是研判你可以如何利用它們以航行；利用幾何學以量測土地，此外不做別的事），卻在研究事物時不考慮實務後果的專家。↑
②亞當．斯密是第一位和最後一位道德哲學家。馬克思是哲學家。康尼曼和西蒙（Simon）分別是心理學家和認知科學家。海耶克當然是例外。↑
③哲學家魯伯特．李德（Rupert Read）說服我相信，海耶克和波普爾一樣，實際上鑽研的是天真理性主義的一個分枝，並且提出令人信服的論點，說兩個人不應該名列反脆弱思想家之林。↑
④讀者可能想知道教育和混亂之間的關係。教育屬於目的論，討厭混亂。它通常迎合脆弱推手之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