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无论如何我都已不再是被人称为“男孩”的年龄了，可是至今仍然奇异地为“男孩”一词所吸引。这个词儿的韵味以及其中含有的心情比较让我喜欢。世上有被人说成“那家伙是个男人”的人，可总的说来，较之“男人”，我还是觉得“男孩”这一形象跟自己更为亲近。听我这么说，别人很可能说我“所以才说你小子不成熟未社会化，处于幼儿阶段嘛”，但我认为未必那样。不如说，这属于同现实年龄没有多大关系——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的某种看法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社会性方面彻底成熟、但某部分仍可继续是“男孩”的人应该是有的。
“那，你说的男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很难用语言下一个明确定义，因为那是心情上、感觉上的东西。倒也不是说定义一定下不了，但相当啰嗦，不过，若要问“对你来说‘男孩’形象具体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简洁明了的。写成条条就是：
（1）穿运动鞋；
（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
（3）不一一自我辩解。
这就是对我而言的“男孩”形象。简单吧？若有人满足了这三项条件，那么至少对我来说这个人就是——与年龄无关——“男孩”。在相当久远（久远到什么程度想不起来了）的过去，我也力图满足这三项条件来着。
但若说所提条件简洁明了因而做起来简单，则又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不是。即使这区区三项条件，长期坚持不懈也要付出相应的辛劳，最终将从中产生某种类似哲学的东西。不不，哲学这个说法未免有些夸张，或许说“经验性观点”更接近些。持之以恒的辛劳中——同这份辛劳具有多大的客观必然性几乎无关——往往有那种东西产生。
先来验证一下我自己吧。
就条件（1）来说，即使现在我也绝对符合。一年时间里大约有三百二十天穿轻便运动鞋。偶尔穿一次皮鞋，觉得好像谎报身份似的，心里总不踏实。虽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项，但总之这一点几乎不存在问题。
但第（3）项“不一一自我辩解”，要持续付诸实施则实非易事。即使不特别打算辩解，也会情不自禁地道出“唉呀，其实……”这类带有辩解意味的话来，日常生活中屡屡觉察到这点并为之懊恼。若是一个人我行我素的年轻时候倒也罢了，而长大成人后同高深莫测的社会打交道，不觉之间被纳入了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完全不申辩不解释地活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根据各个阶段的情况适当加以辩解（exuse），就有可能蒙受损失以至因被误解而深受伤害，甚至有可能给别人造成麻烦或意外地失去朋友。普通团体都已相当严重，而我所属的文艺关系方面就更加草木皆兵。因为在这个行当里，种种意见会纷纷变成铅字广为传播。结果，相应的申辩和解释也扩散开来了。
可是一旦进入这样的辩解怪圈，那可真得大大小小都要像山羊邮信(1)似的非辩解不可了。因为哪里该辩解哪里不该辩解的界线渐渐模糊起来，所以，几乎在成为小说家之初，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不使用文字来为个人辩解。我不是自制力有多强的人，日常当中或许会有意无意进行辩解，但至少不得使用文字。纵使被整个世界所误解，也听之任之拉倒——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虽然也许有点夸大其词。反过来说，小说家这种人好也罢坏也罢，都不可能顺顺当当得到大家理解。有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小说家而言，莫如说“误解就是力量”更为正确。在小说世界里，比之通过理解的累积获得的理解，通过误解的累积获得的理解往往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算了，写起这个来写不完的，况且也快成牢骚话了，所以还是回到第（2）项理发店上来吧。说实话，这理发问题才是这篇稿子的核心。
六年来我差不多都在外国生活，实在被理发店折腾得焦头烂额，以致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像我这么频繁深入认真地考虑着理发店而活在世上的人了——当然理发业的人除外。总之，关于理发店的问题，一提起笔来就多少页也写不尽。
我不是特别注意发型之人。看我的头像即可晓得，我的发型无所谓什么样式。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也是由于时代风气的关系，留的是长发。那以后为便于跑步和游泳，发型变得很短。说痛快点，根本不讲究发型，甚至不能以发型称之。不烫，不梳马尾辫，不用发膏不用发油不用发胶，什么也不用。只是一下子剪短、用梳子梳梳罢了。你没准会纳闷儿：既然如此，何苦还这么一个人烦恼不堪呢？问题是，我的头发有点不听话，保持协调相当困难，并非“适当弄短些就可OK”那样的东西，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从理发店回来对镜一看，有时一星期都不能外出。真是各人都有一两句说不清楚的事情。
在日本期间，总是去东京都内某家理发店。我去那里已经去了十五年了，两三个月去一回，去了道一声“你好”往椅子上一坐。如此而已，别的一概不用考虑。因交往了多年，那里的人对如何理我的发无不了然于心，处理得恰到好处。所以，从习志野搬去大矶居住之后，理发时我还是乘电车跑来东京，所谓Unisex（男女通用）美容室那样的地方一次也没去过。把脑袋往后仰着任人洗头，依我的感觉简直是对人性的莫大侮辱。因为，被人洗头发时人的面孔绝对像个傻瓜蛋，将那样的物件向上仰起暴露给世人，不是丢人现眼又能是什么呢？
可是旅居外国以后，总不至于每次头发长了都回一趟东京，只好去当地理发店。但日本理发店同外国理发店的技术差别不可同日而语，说白了，足有莳弄盆景和修剪草坪那么大的差别。美国理发店的中心命题仅仅是“把长头发弄短”，决非“整理头发”，故所需时间短得惊人。往椅子上一坐，“咔咔嚓嚓”一阵剪刀响，再用推子“吱呀吱呀”沿脖颈转上一圈即算完事。十至十五分钟就刀枪入库。很多店连头发都不洗，就算洗也是在剪发之前，弄得脖子上衣服上全是毛发，毫无审美感受可言，当然十之八九带来灾难性后果。
一次去伦敦的瑞士·佳泰吉地铁站附近的理发店。刚在椅子上坐下，就有一个年轻男理发师过来问我是日本人吗第一次来这里吗，我回答是的。又问那么是熟人介绍你来的吗，我说NO。
“那，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他“砰砰”地拍着我的肩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人的头发和西欧人的头发发质不同，头形不同，脸形也不同。所以日本人自有适合他们的发型。不这么认为？”
“那倒是，的确如你所说。”我应道。
“但是英国人的理发店不考虑这些啰嗦事，而且实际上也没人能理适合日本人的发型。明白吧？”
“明明白白。”
“那些家伙不用脑袋，不从经验中学习，可是我能做到。我长年累月在这里开理发店，这一带住有很多日本人，我也给很多日本人理过发，日本人的头发该怎么理我十分清楚。所以嘛，所以我才说今天你来我的理发店真个幸运。”
“那太好了！”我说。果真如此，我必是幸运儿。因为，在伦敦我已被逼到了无论如何要去理发店的境地，只好闭着眼睛闯进附近这家理发店来。
然而从结果上说，这家理发店可谓一塌糊涂。剪技差劲儿，剪刀不快，弄得满衬衫是毛，效果惨不忍睹。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就长得无人欣赏，可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若是不巧和长成这副德性的家伙同桌吃饭，吃什么都没有滋味”——便是这么一张面孔。而那确确实实是我的面孔。理发师本人却显得喜不自胜：“如何，幸运吧？”他这么发了话，我不得不咬咬牙付出多于一般标准的小费。不过，以后我好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这么着，得以一直闷在房里做事，倒也真算幸运。我拿定主意，在伦敦期间，头发再长也绝对不去瑞士·佳泰吉地铁站附近那家理发店了。
住在希腊的时候，时不时去雅典的美容室。我因一直住在岛上，不可能想去就去，都是有事去雅典时顺便理一次，这已成了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一个习惯。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迈进Unisex美容室的门槛。作为早已对希腊理发店忍无可忍的我，感觉上这里简直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想，再不当什么男孩了，像正常人那样正常理个发算了！这家美容室位于雅典最高级住宅街中间，临街全是玻璃，窗明几净，甚有雅皮士氛围。收费当然也不便宜。不过到底手段高明，效果也还可观，于是每次来雅典都上这里。我总是梦见一位愁眉苦脸的理发店老伯来我枕旁责问我干嘛撇下他们而改去什么美容室——这自然是说谎，不过因为不去理发店而觉得相当愧疚却是事实，尽管也没欠理发店的什么人情和债务。
而另一方面，去美容室有个不无奇妙的问题：洗完头后，两只手各被递过一根棉花棍。仰面洗头，洗罢用毛巾“咔嗤咔嗤”擦上几下，旋即洗发女孩把两根棉花棍一声不响地递过来，径自转身去了哪里，意思大概是让我自己掏耳朵。问题是紧接着美容师就过来操起剪刀开始下一项作业了，我只好双手牢牢抓着两根棉花棒一直坐着不动。这在别人眼里势必滑稽透顶，且让人心里不舒服。我不明白何以非如此不可，现在也不明白。也可能是厌恶的表示：“像你耳朵这么脏污的家伙没人侍候，下次打扫干净再来！”可我不认为自己耳朵脏到那个程度，如此一一考虑之间，心情渐觉沉重，不久那家美容室也不去了。虽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每次被递棉花棍时都心头一惊，到底对心脏不好。
来美国后试着去了一段时间附近的理发店。住处周围的理发店几乎全是意大利人开的，追根溯源，二十世纪初期新泽西州有一股建筑热，当时建筑工人不够，就从意大利请来不少石匠。大概由于美国住起来舒坦，很多人就势在镇上住了下去。他们在新天地里好歹安顿下来后，又把处于贫穷和经济萧条双重煎熬中的亲戚从家乡叫了过来。大部分意大利移民虽然付了船费踏上美国大地，但由于没有像样的资本，加之在新开拓地（frontier）消失后的美国搞到经营农业的土地亦非易事，于是他们便当了钱能马上到手的手艺人。至今普林斯顿周边的建筑业、园林业、面包坊的从业人员仍有很多是意大利人，而同样没有资本的爱尔兰移民则成了能马上领工钱的警察、士兵、消防队员。如此想来，觉得美国的民族职业划分甚是有趣。
这样，看上去像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就开理发店的老伯们，现在仍操着夹杂意大利语的英语，俨然笠知众(2)一般悠然自得地给老师和学生们理着发。理发店里面也带有十足的古色古香的美国味儿，极有情调。遗憾的是，技术上不客气地说还大体停留在中世纪水平。试了几家，想重去的却是一家也没有。
附近的Unisex美容室也都试了一遭，这边技术上到底略胜一筹（up to date），态度也够认真，算得上“不坏”，可是美容师当中有人非常饶舌，总是搭话，令人心烦。理发店的意大利老伯只在要去洗发台时道一声“洗发去”，此外基本上保持沉默。与此相比，Unisex也许是出于主动服务的动机，老是喋喋不休——“做什么工作？”“在大学工作？什么专业？”“喜欢美国么？”“日本有征兵制没有？”“美国车为什么在日本卖不出去？”如此这般问个没完。
上次给我理发的名叫安德里亚的美容师年纪四十五左右，头发已经稀疏。他把三个十几岁女儿的照片、太太的照片以及房子和狗的照片摆在他专用的镜子上，还齐刷刷地插了五面小星条旗。倒不是说这样不行，可我是为理发而来美容室的，没心思一一细瞧美容师一家的照片和哪家子星条旗。这还不算，理发时间里又没完没了地吹嘘自家女儿，活活要命。
说来说去，现在去的是纽约一家日本人开的美容室。每次都花一小时十五分跑去纽约理发我也认为未免傻气，可不是我辩解，落到这一步，乃是长达两年的种种挫折、绝望、气馁和失落的结果。其实每月去一次纽约也是因为有事，顺便理一回发。坐在美容室椅子上一边呆愣愣地眼望窗外景致，一边耳听“咯噔咯噔”轻快的剪刀声，蓦然觉得回到了东京。大概是因为那“咯噔咯噔”声同外国理发店或美容师发出的“咯噔咯噔”多少有所不同的缘故，日本人的理发店或美容师这方面，由于作业的流程，“咯噔咯噔”会变成“咔唧咔唧”的轻声，又进一步变成小河流水似的“唧嘻唧嘻”声。这种作业的微妙变化具有令我回想起日本的感染力。
如此这般，眼下（2）“去理发店”这项遗憾的是未能做到，每月还得无奈地倒仰着脸任人洗发一次。看来一个人要永远是“男孩”并非易事。回东京后我还要去理发店——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后日附记
如今在波士顿找到一家美发沙龙（hair salon），遗憾的是不是理发店，而是Unisex美容室。在这里每月由一位叫雷尼的美容师修理一次。雷尼是运动员兼素食主义者，每次都对我讲体育运动或素食，因为第一次来这里时我说起过游泳。这么着，“此人是健康话题”这一信息便输入了他的脑袋。
据普林斯顿附近住的经济学家坎杜里介绍，美国的理发店第一次去时谈的话题将永久性固定下来，此乃一种倾向，所以最好小心些。这就像小鸡把刚出蛋壳时看到的东西认定为母亲一样。他在附近理发店第一次理发时提起了龙舌兰酒，结果遭殃了——那以来年年岁岁都要同理发师谈龙舌兰酒的喝法、如何用龙舌兰酒做鸡尾酒等等。“相当累人哟！我又不是特喜欢龙舌兰酒。”他说。端的可怜！
(1) 山羊邮信：日本有名的童谣，大意是说白山羊给黑山羊邮了一封信，黑山羊没看就把信吞进肚里，遂去信问白山羊信上写了什么。白山羊接到信后又没看就吞进肚里，又去信问黑山羊写了什么，如此徒劳无益地循环不止。
(2) 笠知众：日本著名演员，多演中老年男人角色，说话语气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