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后记

写这本书之前，我也出过一本类似旅行记或旅居记那样的东西，《远方的大鼓》即是。那本书收录了我旅欧大约三年期间写的文章，不过现在想来，多数文章写的是“第一印象”，或至多算是“第二印象”。虽然旅居的时间相当长，但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以行色匆匆的旅行者眼光看待周围世界的。我不是在说这样好不好。过路人自有过路人的眼光，久居者自有久居者的视点，二者都有优势，也各有死角。以第一印象写的东西未必浮浅，长期逗留仔细观察之人的视点也未必深刻和正确，因为在那里扎了根后反而看不见的东西也是有的。我认为对写这类文章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一丝不苟地或者随机应变地同自己的视点打交道。

但我这次一开始就想——尽管对上述情形已有明确认识——尽可能以“第二印象”以至“第三印象”的视角写一点东西。好容易“从属于”美国这个社会生活一回，不仅要敏锐地不失时机地捕捉新鲜东西、醒目东西，而且想退后一步花些时间对各种事物加以思考。以照相来比喻，就是打算仅用标准镜头、以普通距离拍摄极为平常的景物。

说老实话，从欧洲回来，我很想在日本好好安下心来悠然生活一段时间。回想起来，好几年都一直忙于搬家，如同没根的浮萍漫无目标地漂泊不定。我也不那么年轻了，自己也认为差不多该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的时候了。坦率地说，欧洲住到最后多少有些心力交瘁（gorggy）。我也很想洗一次久违的温泉，坐电气列车晃晃悠悠去一次温泉旅馆，想大白天就在荞麦面馆里喝啤酒，想在寒冷季节在杂烩店喝烫热的清酒，尽情享受温暖快活的时光。

可是——前面也说了——从一九九零年一月至翌年一月在日本生活一年之后，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打点行装去了美国。之所以好了伤疤忘了痛又想去外国，是因为半休养地在日本生活的时间里，切切实实感到自己虽不那么年轻了，但又毕竟没老到什么地步。我极其单纯地想游历更多的地方，想体验更多的事，想见更多的人，想尝试更新的可能性——想趁还能做到的时候尽力多做一些。

出于这个原因，我差不多在美国生活了三年。往下固然有回日本的打算，但何时成行，自己也心中无数。反正完成眼下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再重新考虑吧——就是如此得过且过地在异国他乡（这么说颇有点“大时代”的味道）打发日子。

长期离开日本，感觉最强烈的是——在欧洲期间也同样——即使没有自己，社会也丝毫不受影响地顺利运转。纵然我这么一个人或我这么一个作家从日本倏然消失不见了，谁也不会因此为难、因此感到不便。非我故意说赌气话，反正我是认为我这样的角色有也罢没有也罢怎么都无所谓。其实这是自明之理。假如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就能使得人世乱作一团，那么这样的人世有几个也不够用。可是若在日本生活，每天都为自己的所谓职责忙得昏天黑地，无疑就没有了就自己的无用性进行深入细致思考的时间。

即使我在这里遇到空难或食物中毒一命呜呼，事态怕也是大同小异。也许有几个人说一句“可怜啊，年轻轻就没了”，但一年过后，大家笃定连我这个人存在过都忘得一干二净。就算时而记起一回，谁也不会因为没有我而感到痛痒。在这个意义上——说法也许有点儿夸张——我觉得长期出国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消失的超前（即模拟）体验。

与此多少相似，旅居国外的一个好处——能否说是好处还不无疑问——就是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无能的外国人、外人（stranger）。首先有语言问题。对我来说，用外语恰到好处地表现自己作为实际问题是不可能的，自己想说的事只有两三成传达给对方乃家常便饭，甚至根本不通的时候也屡屡有之。还有时候仅仅因是外国人而受到歧视，一再遭遇狼狈场面。受骗上当也有几次。但我认为这样的不快经历决非毫无意义。因为，至少受到歧视或被作为异己分子惨遭排斥的自己是剥去所有穿着的赤裸裸的自己、归于零的自己。我绝不是受虐狂，但面对自己得以如此成为一无掩护二无赘肉的自己自身——作为弱者也好作为无能者也好——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觉得怕是十分难得的事。当时诚然怒不可遏、自尊心受损，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心平气和地认为那在某种意义上对自己是宝贵体验。可是事后冷静回想起来，总好像有这样的感觉。至少较之在日本时经常感受的各种各样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此种落在身单力薄的个人这一资格上面的直截了当的“难堪”更让我觉得容易承受。

常有人问长期离开日本旅居海外，日语会不会发生变化。美国人问，日本人也问。但我自己怎么也闹不明白。经人一说，既觉得有变化，又似乎没什么变化。所以，既有时回答“嗯，还是有变化啊”，又有时应道“哪里有什么大变化嘛”。答法因当时的心情各所不一，说不负责任也算不负责任——突如其来问那么难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准确回答的么！

举个例子：假如遇上过去的老朋友，对方突然说“你这人变了，是吧？是变了吧？”你难道能像样地回答吗？是无法回答吧？五年十年二十年星移斗转，那期间人有变化乃理所当然，没有变化才不正常。与此同时，使得变化成为可能的你这个人又作为始终不变的存在位于那里。所以，别人只是说一句你变了而不具体指明（define）什么，作为你是很难应答的。语言和文章风格的变化等等也是同样。语言是时时变化的东西，起因多种多样。空气使之变化，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也使之变化，交往的对象、年龄以及自身立场都能使之变化，旅居外国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原因中的一个而已，不是能简单以Yes或No回答的问题。若想回答得准确些严肃些认真些，势必这样回答：“是啊，我的日语来美国之后我想是有变化的。可是作为现实问题，我没有办法就此外（即我在美国生活以外）别无选择可能造成的变化和现在实际发生的变化这两个变化加以验证和比较，所以，对于您关于我的日语是否因旅居美国发生变化的提问，即使我在此给予回答，那也终究不过是无法求证的暂定性假设。”问题是，这种话若是当面说出口来，对方也难免扫兴，交谈就此卡壳。因此只好根据场合姑且说Yes说No。反正世界也不会因为我的回答忽而变好忽而变坏。果真如此，我就要一一认真考虑许多事情，一一给予正确回答，忙得没工夫写小说了。幸也好不幸也好，这样的局面还未造成。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认真奉告的，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开始相当认真地直面日本这个国家或日语这种语言。说老实话，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写小说那时候，曾一心想逃离日本这一语境。换言之，想尽快远离日语式紧箍咒，认为那样才能以自己这个人写出“切近”的东西。这么说似乎很有些作践日本的味道，但反正我实际是那样想的，没有办法。我为此竭尽全力。为了找出自己和日语的折衷点，我的确动员了大凡所有的方法、手段、见解进行殊死拼搏。现在看当时自己的文章，我会像看别人的东西一样发出感叹：果然是一场恶战啊！

但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久经恶战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折衷”日语风格，随着作为现实问题旅居海外的岁月的增加，我慢慢喜欢上了用日语写小说这一行为，日语这种语言渐渐成为自己感到亲切以至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倒是等于回归日本。去外国的崇洋分子摇身变为日本文化至上主义者回国的人可谓屡见不鲜，但我说的和这个还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不是说日语在语言上比其他语种有什么优势。世间很多人强调同外国语相比日语多么优美多么得天独厚，但我认为那是不对的。之所以日语在我们眼里显得漂亮，是因为它是从我们的生活中挤压出来的语言，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不言而喻的一部分，并非因为日语这个语种的特质本身出类拔萃。我始终不渝的信念是：所有语言基本都是等价的。而且，若无这一认识，文化的正当交换也就无从谈起。

我三十岁那年碰巧成了作家。在那之前除去极少数例外，几乎没碰过日本作家写的小说（这里边有很多我奈何不得的因素，说起来话长，且前边哪里也写过了，此处不再涉及），因此不曾从前辈作家那里具体学到写作手法和行文风格，也没有作为范本加以尊敬的作家。至于“私小说”是怎么一个东西，连初步认识都不具备。这倒不是说我讨厌日本文学什么的，仅仅是我没看过日本的小说。所以，我只能从以前看过的大量英语小说或其他语种的翻译小说中学习自己写小说的方法。也就是说，必须从一种类似代理母亲那里、必须通过一种过滤器来学习写日语小说的行文风格和写作手法。如果你说这岂不有点儿不自然，我也不好回答。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已然发生，时至如今说好道坏都无济于事，但无论出发点是对是错，自那以来十五年时间里我都只能以自身力量像添砖加瓦一样构筑用来写本人小说的日语文体，并由此而一步步看清自己所思考的日语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终究悲哀的外国语》这个书名对于我具有相当现实的意味。斟酌书名的时候，这句话碰巧浮上脑海。具体说来，在波士顿这座城市每天每日生活期间——坐在理发店椅子上看自己照在镜子里的面孔、或在学校附近炸面圈店里买咖啡和炸面圈、或在谁家晚会上啜葡萄酒、或在十字路口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怔怔地等信号灯的时间里，“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如同漫画书上的对话泡泡圈一样无缘无故倏然浮上脑海。不过，这“悲哀”指的并不是不得不讲外国语的压力或讲不好外国语的悲哀，当然那样的成份多少也是有的，但不是主要问题。我真正想说的，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恕我说得这么绕弯子，但准确说来是这么回事。

偶尔返回日本之后，这回又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心情：我们以为自明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果真是自明的么？当然，我这样的想法恐怕是不适当的。因为追问“自明性”本身即清楚地暗示出“自明性”的阙如。无须说，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这种“自明性”就会渐渐返回到我身上，我势必将它们作为自明之物接受下来。这点凭经验不难明白。然而其中也有返不回来的，这点凭经验也不难明白。那大概是关于“自明性”并非万劫不变之物这一事实的记忆。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这是令我不无悚然的疑念。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恐怕将永远怀抱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生存下去。至于这是正确的还是不甚正确的，我无从知晓。无论受到指责还是受到赞赏（想必无人赞赏）我都感到为难。因为那里是我已然走到的地方，说到底也只能走到那里。

这里收录的文章原先连载于《书》杂志，收录之前做了加工。另外，结集之际有话需要补充，遂以不同于加工的“后日附记”形式分别附于每篇文章的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