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卷心菜卷
远离卷心菜卷(1)
我时不时碰见说这种话的人——“我经历的有趣事情足可以写成好几本小说”。回想起来，的确好像从为数相当不少的人口中听到与此大同小异的台词。旅居美国后尤其如此。这倒不是讲美国人这样说，而是住在美国的日本人时常这样说。我想或许真是那样。不管怎么说，离开母国在外国生活不是件容易事，肯定有各种各样令人激动的体验，向谁诉说和传达的心情想必也很强烈。
至于这些人日后能否实际写出小说，我当然无从知晓。不过每次听得这样的说法，我都深有所感：自己倒是已经写了不少小说，可在现实人生中几乎不曾经历过什么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啰，毕竟活了四十几年，若说一件有趣事也没有是说谎。也曾见过各种离奇古怪的人，也曾为命运的转折惊诧不已。既有回忆起来情不自禁咧开嘴角的开心事（内容恕不奉告），又有至今稍一想起就气不打一处来的遭遇。相当气急败坏、相当冲动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如此程度的体验，我想任何人在生活当中都在所难免。能够说成“虽世界之大而有如此奇遇之人亦不为多”那样的事情，遗憾的是我的经验背囊里一件也掏不出。客观地看，假如我是根本没写过什么小说的人，又有人问我现在能否对别人说“我经历的有趣事情足可以写成好几本小说”，我想自己是不能说的，根本说不出来。而只能说：“虽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也算是有趣的，但老实说，并未有趣到能写出小说那个地步。”
不过，世上确实有不少人经历了颇难想象的有趣事情。我过去就特别喜欢听别人讲故事，时常逮住那样的人一听为快。倒也不是要用作小说素材，只是因为听起来开心。故事委实五花八门，有的令人惊愕，有的令人感叹，有的令人捧腹大笑，有的令人不寒而栗。听一晚上都听不够。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确实如此。可是若说有如此奇遇之人定能写出堪可与之媲美的有趣小说，则未必写得出。当然，有非同寻常的丰富经历又写出非同寻常的有趣小说的杰克·伦敦型作家也是实有其例的，但在我迄今实际所见所闻范围内，毋宁说属于例外。
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如果自己有过波澜壮阔的经历，那么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恐怕惟因其波澜壮阔，写的人将愈发为某种势不可遏的无奈感所俘虏。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把当时活生生的感觉完全传达给别人的那种心理压力，对于当事者来说无疑是相当难以忍受的。我的经验也是同样：如果想如此这般写如此这般的东西的心情过于强烈，那么面对书桌时就很难想出词句。这同回想过于栩栩如生的梦境并把它讲给别人听时的焦躁感十分相似：无论怎样搜肠刮肚想把当时的感觉告诉别人，实际位于那里的东西已纷纷滑落，弃己而去。
与此相反，也有人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却能以与众不同的视角，从一点小事中感觉出妙趣或哀愁，并浅显易懂地讲述给别人听。总的说来，我觉得这样的人更处于接近小说家的位置。
总之，我在实际人生旅途中没有经历过足以写成故事的事情。写出数不胜数的故事的约翰·欧文这样写道：“假如我只写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读者大概看不到二十页就要睡过去。”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就我来说二十页都怕写不出来。可是世上一般人似乎以为小说家是以种种现实体验为基础写小说的。比如我刚写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陡然慌张起来。起初我不明白他们何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后来细听之下，才明白人家怕我以他们为原型写下一部小说。知道我不写那一类型小说之后，我们才算重归于好。
来美国后，我开始去很多所大学同美国学生交谈。也在大庭广众面前讲演过，不过较之郑重其事的讲演，我更喜欢去小班，用自己的话语同学生面对面畅所欲言。下课后有时大家一起去酒馆，喝着啤酒说说笑笑。这种时候，美国学生也好日本学生也好，都没什么两样。上课时在老师面前装模作样的学生也放松下来，眼神恢复了孩子气。
他们大体上是对日本文学或日语感兴趣的学生，多数人说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小说家，所以非常想知道小说家究竟是怎样一种生物，具体想什么，过怎样的生活。也可能其中有几个人自己也想写小说，因而渴望知道怎样才能写出小说，怎样才能成为小说家。
他们问的大多是以下三点：
（1）上大学时你就想写什么了么？
（2）第一本小说如何出版的？
（3）写小说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然我是极为个人化的小说家，不可能将自己这个例子扩展到整体进而告诉他们小说家是这样一种存在、小说应该这样写、要当小说家需这样做。即使那样告诉也没什么意义，但又不宜煞有介事地大讲冠冕堂皇的东西，所以只能具体以自己为例：“总之我是这么做的”。况且，较之头头是道的抽象理论和概念，他们也更喜欢这种可感可触的具体事实。
如此到处向学生“具体而生动地”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小说家的时间里，我蓦然意识到自己当上小说家几乎算是侥幸，事后自己都感叹不已。
学生时代我的确想写点什么来着。具体说来是想写电影脚本。脚本写不成写小说也未尝不可，但首先是对电影感兴趣，所以才上了早稻田大学电影戏剧专业。可是中途觉得电影不适合自己，遂放弃了写脚本的愿望。既不晓得写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写。打算写的素材和主题也没有，这样的人不可能写出电影脚本（或脚本以外的什么）。此乃自明之理。可是又喜欢看电影脚本，不上课也要每天去学校的戏剧博物馆闷头看古今东西的电影脚本。如今想来，的确获益匪浅。所以我觉得，写不出来的时候不勉强写也未尝不可这句话大概可以成为——或不能成为——我对想写什么的年轻人提的一个建议。
另外还告诉学生，我从大学出来，结了婚，开始工作（不，说倒了。先结婚和工作，然后才毕业）。在严酷现实生活的逼迫下，想自己写什么的念头早已忘去九霄云外。借款必须偿还，反正从早到晚像拉车的马一样——这么说也太没文学性了，纯属陈词滥调——闷头干个不停。一连干了七年。举个例子，我开的酒吧上卷心菜卷，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葱细细切碎，所以即使现在我也能在短时间内不流泪地迅速切好元葱，手真能动得又快又自然。
“你们可知道不流泪切元葱的诀窍？”我问学生。
“NO.”
“就是赶在流泪前快快切完。”（笑）
这么说起来，学生们的眼睛也兴奋得闪闪发光。大概和大学课堂上教的种类完全不同吧。此外也可能他们本身多少有些不安——往后自己会怎么样呢？有怎样的可能性呢？我也很理解他们的不安。我本身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也不安来着，几乎惶惶不可终日。假如现在有仙人出现在这里说要把我送回二十岁那时候，我想我会拒绝：“谢谢。现在这样挺好的。”这么说也许不合适：青春那东西一次足矣。
接着我讲起二十九岁那年忽然想写小说的事。春天一个午后去神宫球场看YAKULT队对广岛队的棒球赛。歪在外场席上喝啤酒看希尔顿打二垒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对了，写小说！这么着，我写起了小说。
我这么一说，学生们都一脸呆愣愣的神情：“就是说……那场棒球赛有什么特殊因素不成？”
“不是的，那不过是个引子罢了。大概太阳光、啤酒味、二垒打的球向等很多因素恰好聚在一起，刺激了我身上的什么。总而言之……”我说，“我所需要的是确立自己这一存在的时间、是体验。不必是什么特殊体验，极其普通的体验也未尝不可。但那必须是深深沁入自己体内的体验。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想写什么，可是不知写什么好。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和艰苦的劳动来发现写什么好，大概。”
“如果四月那个午后不去球场，您今天会成为小说家吗？”
“Who knows（谁知道）？”
这种事究竟有谁知道呢？假如那个午后我不去球场，没准我永远不会写小说，度过没什么牢骚可发的人生。然而我到底在那个春天的午后去了神宫球场，歪在空空荡荡的外场席——当时的神宫确实人少——看了希尔顿往左打出一个漂亮的二垒，由此写出了《且听风吟》那本最初的小说。也许那是我人生当中不同寻常的事件。
“您认为同样的情况在任何人的一生中都会发生吗？”
“那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说，“不过我猜想，即使不完全一样，相似的事情也会在什么时候或多或少出现在每个人的人生中。各种各样事情一下子巧妙结合在一起那一富于启示性的瞬间迟早总会到来。至少，认为那样的事肯定会发生，可以让人活得开心些吧？”
不过另一方面，我的确从劳动当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几年前有一本名叫《人生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从幼儿园沙坑里学得的》的书在美国大为畅销。就我来说，该说是“人生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从自己开的酒吧里学得的”。学校诚然教了许许多多东西，但明确地说，那些东西对我写小说几乎没什么用。我倒不是说学校教育没有意义，但起码就我而言没怎么为上学感到庆幸。小时候母亲说不趁现在多学些东西，长大了要后悔的。当时我也觉得怕是那样，但至今仍未完全理解母亲那样讲到底是什么用意，因为我长大后一次也不曾为没多学些东西后悔过。我多多少少懂得人生的真实是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日日夜夜里，当时我的的确确起早贪黑从事体力劳动，反正就是动来动去干活，每个月拼死拼活还债，其他事不太考虑——想考虑也考虑不成。但在结果上成了再好不过的营养剂。对于我，劳动是最好的老师，是我“真正的大学”。
比如开酒吧，每天有很多客人来。但并非所有人都中意我这间酒吧，或者不如说中意的是少数。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十人中只有一两人中意你的酒吧，假如那一两个人真正中意你所做的事，乐意“下次再来这个店”，那么酒吧这东西也可以因此办得相当顺利。较之十人中有八九人认为“还不坏”，大部分人看不顺眼、而十人中有一两人真正中意反而更能带来好结果，这样的时候甚至也是有的。我干酒吧期间对这一点算是有切身感受，真可谓刻骨铭心。所以，作为一种生活感觉，至今我也坚信不疑：对于自己写的东西，哪怕有很多人说得一无是处，而十人中只要有一两人觉得正中下怀，那也就可以了。这样的体验成了我无比宝贵的财富。倘无此经验，那么要作为小说家活下去势必艰难得多，说不定会这个那个地打乱自己原有的节奏。一次把这话跟村上龙提起，村上龙感叹道：“春树真不简单！我嘛，若不是十人有十人说好就火蹿头顶。”不妨说这也正像是村上龙……我反倒佩服起来了。
非我自吹自擂——也没什么好自吹自擂的——我不是用脑袋思考的人。相对说来，我属于在实际运动身体当中思考的人，只能通过身体学东西和写东西。这大概是因为很多年月我是靠从早到晚实际干体力活维持生计的人。对我来说，所谓劳动只能是这么回事，所以至今都时时觉得自己在“文学世界”里是何等特殊的异类。我之所以长期离开日本生活，原因说不定就在于这种“异类感”。每天不跑步不游泳就干不顺利恐怕也是这个缘故。
关于写小说，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教”学生的。“反正只能实际这么活下去。如果你打心眼里真想写什么、想向别人传达什么，那么即使现在写不好，‘总能写出什么’那一天也迟早必定到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恐怕就只能像添砖加瓦的工匠那样一点一滴积累现实体验。比如……对了，拼命谈恋爱什么的。”我这么一说，有人接口说“这个我好像也能做到”，大家笑了起来。又有人说“万一那一天不巧来不了可如何是好？”几个人又笑了。
那种时候，我就毫不迟疑地引用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公民凯恩》（Citizen Ken）中声学教师那句尖刻的台词：“Some people can sing，others can’t.(2)”
有生以来第一次写小说并获得《群像》(3)新人奖时，我对大家说：“其实最近我才写小说，结果拿了《群像》新人奖。”周围人听了几乎没有一个相信，都好像以为我开玩笑。我相信其中几个人至今都对我被称为小说家怀有很深的疑念，大概因为我看上去不像写小说的人吧。
那些日子远远离去了，日本远远离去了，卷心菜卷远远离去了。重新回首自己的人生时，我每每觉得“令人激动的体验”有也罢没有也罢，生存这一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极其离奇的。
真的离奇。
后日附记
写这篇稿子时，新闻里说YAKULT打败西武LIONS获得日本循环赛冠军，相隔十五年重夺日本第一。如此说来，我写第一本小说《且听风吟》是YAKULT上次获胜那年，我跑去神宫球场，以不习惯的手势一个劲地填稿纸方格。YAKULT棒球队成立二十九年来第一次夺冠，我也正好二十九岁。岁月的流逝真是快。
十五年前就在打球而现在仍然在打球的，恐怕也就是角、八重樫、杉浦这三个人了吧。我没怎么待在日本，离职业棒球越来越远，老实说，后来的选手不大清楚了。特别是投手，几乎没见过长什么样的。因此，虽说夺冠，一下子也兴奋不起来。同选手的名字相比，表上排列的教练名字更让人动情。伊势、梶间、若松、安田、福富、小田、浅野、水谷、涩井……名字都很亲切，都还身穿SWALLOWS球服在指导新人——虽然让我觉得他们大概是改行也改不了，只好干教练这老营生。不过那个希尔顿在哪里干什么呢？我还珍藏着在广尾的明治屋前讨来的他的签名。
(1) 卷心菜卷：rolled cabbage，一种菜肴，将肉和元葱等切碎，包在煮过的卷心菜里，加汤煮熟而成。
(2) 意为“有些人能唱歌，别的人不能。”
(3) 《群像》：日本著名的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