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归来路上
十一月初我去了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大约四个星期。讲演，主持每周一次的讨论会。我教别人是有生以来破天荒头一次，而且用的是拙劣无比的英语，不用说，累得一塌糊涂。这还不算，又要见缝插针地去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讲课或去斯坦福大学讲演（这个用日语，还算轻松）。此外又是欢迎会又是午餐会，折腾得晕头转向。不过一个月时间里能和学生们好好促膝交谈，对我是一次非常开心的体验，也是有意义的经历。
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虽说同是大学、同是大学生，但我再次感到差别相当之大。尤其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或许可以说是两个极端，总之大学气氛有天壤之别。普林斯顿是所谓老牌精英私立大学，学费也高，学生以东部上层白人家庭子弟为主，校园内人口密度极低。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是十足的平民化，种族方面五色杂陈，政治上向来以激进闻名。就学校周边环境来说，伯克利那边也热闹非凡，嬉皮士、裸体者、流浪汉等触目皆是，校内甚至有娱乐中心。与此相比，普林斯顿委实平和安静之至，我住了差不多两年，流浪汉什么的一次——哪怕一次——都没看见过。就班上气氛而言，相对说来，伯克利活跃而普林斯顿稳重。教授方面，普林斯顿大体西装革履，而伯克利甚至有穿短裤者。差异就是如此明显。
用汽车打比方，普林斯顿大学是古典优雅的贝特雷（Bentley），而伯克利则是明亮欢快的杂牌美国车。相互之间当然不对脾性，加利福尼亚人光是听听普林斯顿这个名字就往往会皱起眉头。我一说自己住在普林斯顿，对方就说：普林斯顿？何苦去那么古板憋屈的地方？什么，住了快两年了？得得，你也变态得可以！在晚会等场合，若话题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人就会像京都人讲东京坏话一样，争先恐后地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研究生时代我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那可是我人生中最惨的一年啊”，什么“我因办事在那地方住了一个星期，感觉上好像住了半年”，如此不一而足。对他们来说，普林斯顿简直成了道貌岸然的权威主义代名词。反过来，若普林斯顿人迁到伯克利，也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伯克利的气氛，以致又返回普林斯顿——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
伯克利的大学那种十分自由宽松的氛围我也中意得很，但若问我想不想迁来居住，那又另当别论。说憋屈普林斯顿或许真的憋屈，或许没有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可是若把聚精会神写小说放在第一位，那么未尝不是理想的居住地。不分心，多余的杂音一概没有。伯克利诚然是好玩的城市，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有些过于热闹。可能是年纪的关系，眼下想在安安静静的地方自由自在地工作和生活。
这个先说到这里。下面是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班上感觉到的：西海岸的大学对日本文学研究的热情和水平之高到底有令人刮目相看之处。和东部大学不同，这里亚洲学生多，生活水平方面的目光明显投向太平洋彼岸。更主要的是学习积极性高，充满活力。很多学生关心日本的现代文学，碰见过不少打算翻译日本新小说的学生。我切身感受到以前以古典和近代为中心的日本文学研究在近几年时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质的变化，已经不止是对异国情调感兴趣的问题了，往下的问题是我们日本作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现货”。
时下美国人愿意倾听来自日本的新的声音，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至于日本文学能否像拉美文学那样具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这多少是个疑问。不过我想某种程度的突破还是可以做到的，日本文学也将因此而自动焕发生机。用日语写小说而再次将日语相对化、身为日本人而再次将日本人性相对化——我想这将成为将来的关键性工作。
再接上一篇谈一下爵士乐。十一月末我从伯克利返回纽瓦克机场时，天气非常糟糕。若是以往，我会在机场租一辆车开回家去，但这时天已黑了，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又累，没心绪自己开车，于是请机场服务台外叫一辆面包车。因为机场里的出租车司机在车费上敲竹杠，为了不吃亏最好叫面包车。虽说是面包车，其实并非你想象的那种大家伙，不过是焦头烂额的别克罢了，看样子怕已跑了十五六年。司机是位高个子黑人老伯，相貌颇像晚年的迪克斯特·戈登(1)。
“今天感恩节还出车，够受的吧？”我搭话道。“那还用说！今天我可是一点儿都不打算干的。感恩节夜晚我也想放松放松。可是没有人，硬是给赶来了。但愿你是最后一位客人。天气又糟，真想回家好好休息。”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说相当于日本的新年，是一年一度全家团圆、静静地过节的重要日子，而这样的夜晚还不得不劳作，说可怜也挺可怜的。服务台负责预约面包车的那个黑人女孩满满地堆了一脸的不快，我搭话也不怎么开口。这样的日子得多给司机点小费才行。不过这个人嘴上是这么讲，但牢骚话里没带多少黯淡的牢骚腔，听起来还好。一个劲儿发牢骚也没用，只是有人问到才发两句——无非这个程度。这位老伯以阿尔·希布拉那种深厚的男中音蛮惬意地缓缓地说着话。有这种感觉的人适合驾驶较为大方豪爽的老型别克，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开什么本田·雅阁。
“现在一号路上车少，走这条路好了。上高速要花一元四十五美分。你也是少花钱好吧？”他说。看来人很好心。
天南海北闲聊的时间里，得知他住在新泽西州北部一个叫蒙特克莱的镇子。蒙特克莱我也去过，在镇上一所州立大专做过讲演。一座令人愉快的小镇。
“我说，那里好像有一间很不错的爵士乐俱乐部，是叫‘小号’吧？”
“对对，是‘小号’。唔，一间蛮好的爵士乐俱乐部。”他说，“你喜欢爵士乐？”
他把收音机调到爵士乐台。正在播放次中音萨克斯叙事曲独奏。“好像是维茵·肖塔。”我说。“是啊。”他点下头。我又说：“钢琴是荷比·汉考克。”司机应道：“唔，你耳朵好厉害的嘛，唔。”“唔”是他的口头禅。
接下去我们一直谈爵士乐。他出生于纽约，五十五六岁光景，爵士乐迷。“吹中音萨克斯的约翰·麦克拉弗林是我的私人朋友，住在附近。唔，那家伙是个不错的乐手。如今在哈特福德大学教课，好像比自己演奏还忙。他有个儿子，也是个爵士乐手。”
“卢内·麦克拉弗林。”
“对，卢内。卢内出生时候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调皮鬼也出息成一把手了！唔，岁月真快啊！”
他清晰记得五十年代纽约的爵士乐演出场景——去听蒙克(2)与迈尔斯·戴维斯共同演奏的音乐会，不料演奏当中两人发生了口角，迈尔斯跳下台扬长而去。
“蒙克固然不地道，可迈尔斯这家伙也够古怪的，唔。不过他很了不起啊！兰伯特、亨德里克斯和罗斯把那件事编成歌唱来着。晓得《却为何故》（So What）那首歌吧？他们把歌词填进去唱道：‘迈尔斯下台走了，却为何故’。”他实际唱了起来，“兰伯特、亨德里克斯和罗斯的确是最佳歌唱搭档，精彩极了。亨德里克斯和罗斯至今还在唱，但戴布·兰伯特死了，在高速公路换爆裂的车胎时给车撞死的。有才华的家伙，唔，死得可惜。是哪条高速公路来着？像是宾夕法尼亚收费高速。不，死在宾夕法尼亚收费高速的是布劳尼……？”
戴布·兰伯特死在九十五号线，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附近。我之所以记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正好看了比尔·克劳写的《从伯特兰德到布罗德维》那本当时出版的备忘录。比尔·克劳是西雅图出身的有教养的白人大提琴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斯坦·盖茨(3)和杰里·穆里根(4)的乐队。这本书文笔非常好，作为读物也很有意思。读起来一时不胜感慨：五六十年代身为爵士乐手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克劳同兰伯特有私交，详细记述了那场惨剧。兰伯特看见一个人正在为爆胎发愁，便特意停下车帮他换轮胎，不幸却夹在越线驶来的卡车与小汽车之间死了。
不过我并未说出“那是九十五号线”。又不是搞一问一答节目，还是老老实实听老伯回忆往事为好。不久，爵士乐台的电波不容易进来了，他拧动调谐钮换台。詹姆斯·布朗在此唱歌：《爸爸的新提包》。
“知道谁唱的？”
“詹姆斯·布朗。”我当即回答。
“喜欢？”
“年轻时常听，近来不大有机会听了。不过詹姆斯·布朗好像进过一段时间监狱吧？”
“唔，到底关了两年。最近总算出来了。还在唱。”他稍稍停顿一下，“我在想，日本人还真能理解我们黑人的音乐，跟欧洲人一样。”
“我想是的。所以有很多爵士乐手离开美国去日本和欧洲。”
“是啊。肯尼·克拉克、巴德·鲍威尔、迪克斯特·戈登，都离开了美国。美国人对爵士乐根本不怀有敬意。你可知道钢琴手瓦利·哈里斯？”
“知道。不错的钢琴手。”
“那也是我的朋友。那家伙说过：去日本受到王公贵族一般的待遇。走在路上，全都围上来要求签名。那家伙大为吃惊，唔。又吃惊又感激。可瓦利走在纽约街头，谁都不屑一顾。人们只是榨取他、排挤他。跟你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像狗一样被人对待。唔。”
在伯克利，闲着的时候我读了迈尔斯·戴维斯的自传《迈尔斯》。在书里，迈尔斯也痛切地大声控诉了自己在白人优先的社会受到怎样的剥削和歧视。并且，迈尔斯、明古斯和马克斯·罗奇等当时的优秀爵士乐手都对种族歧视进行了激烈反抗。他们处于不得不反抗的境地。在社会体制本身不包容他们的世界里，他们必须自己维护自己和深化自己的音乐。
我认为这本书——或者不如说唯独这本书——真的只能看英文原著。若译成日语，哪怕译得再好，原文的气息也难免丢失三四成。书是一位黑人作家差不多完全依照迈尔斯口述写出来的，笔调百分之百带有“爵士味儿”，喜怒哀乐的点点滴滴就好像急促地从他双手间落下来，落在我们的胸口。总之是一本有看头的书。
外国人写的传记或自述为什么就这么引人入胜呢？读起来就放不下的小说近来在美国也很罕见，但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传记则比比皆是。这么着，最近我暂且放下小说，集中读了几本传记，正在读的是罗特·雷涅的传记。
但是，当黑人司机以沉静的语调向我说“跟你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像狗一样被人对待”的时候，伴随着他那沉静的语调，一种与读迈尔斯的书的时候有所不同的感触在我心头涌起。大声疾呼的人另当别论，而普通黑人很难向我这样的人说这种话。大概觉得说也没有用，况且也不可能短时间内三言两语表达清楚。或者仅仅因为不想说也未可知。可是这位老伯一直跟我谈爵士乐，最后还自言自语似的道出这样一句话来，而且就此打住，往下就谈别的了。我不由得想，如果他不晓得我真的喜欢爵士乐，就不至于说起这个。
这位面包车司机是个只吃健康食品、每星期去体育馆认真锻炼身体的相当新潮的老伯，哪一方面都博学多识。我想，哪个国家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很多东西。想必是天天听广播或跟各种各样的客人聊天的关系。
“我看日本人是优秀国民。干什么都热心，都认真负责。”他说，“前些天有人在电视访谈节目里说日本人的看书量多得美国人没法比。日本人的确经常看书，研究也透彻。美国人写书，但写出来后看的人不多。日本人拿来看，而且比美国人理解得好，唔。”
我很想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日本人也正正经经写书，连我也是写书的。但想了想，觉得老伯说的也有部分道理。我们无疑是善于拿来什么的人种，拿来的方式也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进化得极为得体和洗炼。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事实。即使就爵士乐来说，归根结底那也是老伯眼中的“我们的音乐”。“写书的”是他们。就算我知道戴布·兰伯特死在康涅狄格的九十五号线，那也不过是鸡毛蒜皮的知识罢了。从简单的一问一答这个角度看，日本的爵士乐研究水准也许高得让美国无法相比，并且这样的研究在某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不过若让这位老伯来说，不外乎“是够厉害的，但那是我们的音乐”。而这样一来，事情也就一下子结束了，轮到我们“唔”一声后永远陷入沉默。
说句题外话。我在伯克利一家T恤专卖店里发现了写有如此字样的T恤——“去洛杉矶吧，你肯定受到罗德尼·金一样的待遇”。这当然是对司机老伯说的“像狗一样被人对待”的模仿。因为很古怪，便想买一件当礼品，后来忙得忘了，没买就回来了。
后日附记
在蒙特克莱的“小号”，我听了休斯敦·帕森斯和令人怀念的闷乎乎的布鲁斯现场演奏。这些人还宝刀不老，实在让人欣慰。我激动得在唱片上讨了签名回来。相比之下，富于理性的白人爵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相当沉痛。没有变得沉痛的只有晚年的斯坦·盖茨和杰里·穆里根（此人尚健在）等人。
在伯克利逗留期间，我去附近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听了古巴的小号手阿尔特·桑德巴的演奏。若是古巴音乐专家村上龙(5)，他可能说从古巴的音乐水准来看，桑德巴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从爵士乐的角度听来，还是有不少令人心悦诚服之处的。或许对于现代爵士乐来说，这是一个盲点。我就像看马戏一样，可从肉体上充分感受爵士乐，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我认为有这个东西一点儿也不坏，遗憾的是温顿·马萨利斯不具有此种杂技性感染力。无论“眩晕”吉尔斯比还是雷德·艾伦、阿姆斯特朗、法图·纳瓦罗，都具有让听众“嗬嗬”出声的肉体诉求力，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爵士乐的一个原点，尽管全是这个也未免累人。
近来在波士顿的爵士乐俱乐部听了时下正受欢迎的约书亚·莱德曼、帕特·麦西尼四重奏，感觉上就像同十点必须回家的“好人家”女孩约会似的。快乐也算快乐，不过若再次约会，还是没有回家时间限制的、能尽情尽兴的桑德巴先生那样的为好。
(1) 戈登：美国爵士乐次中音萨克斯演奏手（1923—1990）。
(2) 蒙克：美国爵士乐钢琴手、作曲家（1920—1982）。
(3) 盖茨：美国爵士乐中音萨克斯演奏手（1927—1991）。
(4) 穆里根：美国爵士乐低音萨克斯演奏手（1927—1996）。
(5) 村上龙：与村上春树齐名的日本作家（1952—）。1976年因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而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