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疫病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改变社会信仰的瘟疫暴发都源于人类的动物亲戚。它们“跨越物种界限”，传染给了人类。在讨论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时，区分动物疾病与人类疾病没有意义。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人类是哺乳动物，在其他非人类动物（尤其是其他哺乳动物）身上发现的疾病，往往很容易交叉传染给人类。传染病和接触传染性强的疾病影响最为重大，非传染性疾病对历史的影响几近于无。从定义上说，传染病是指能迅速从感染者传播到健康个体的疾病。被感染的个体要么死去，要么在短时间内完全康复，那些康复的个体会获得免疫力，不会再次感染同一种病原体。

从人数上看，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单次规模最大的传染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暴发的一场流感，它造成了4000万人死亡。有据可查的影响最大的传染病，是14世纪中叶那场造成西欧25%以上人口死亡的腺鼠疫。尽管没有记载，但对人口和历史综合影响最大的，是欧洲人及其家畜传到美洲的一系列瘟疫。它们在此前从未接触过欧亚大陆疾病的人群中传播，特别是在那些遭受殖民主义多重伤害——暴力、奴隶制、生计无着——的群体内，传播致死率一般在90%~95%。总的来说，这些疾病在美洲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亿。

著名的动物传人的疾病，有天花、霍乱、结核病、腺鼠疫和流感。虽然艾滋病是现代世界一个潜在的重大健康威胁，但它只能靠接触传染，既不能靠非接触传染，也不是急性的。近年来，其他诸如口蹄疫、汉坦病毒和被称为“疯牛病”的动物疾病也造成了恐慌，但在通常意义上讲，这些可能根本称不上疾病。与前面提到的其他疫病的影响相比，这些疾病危害很小，尽管它们得到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原因可能是媒体引发的恐慌，再加上多数人事实上并不了解各种疾病是如何传播的）。

动物传给人的多数疾病都是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它们个头小，就像悬浮微粒一样具有高度挥发和传播性，更容易在个体之间传播，这是疫情蔓延的基础。有些疾病，如疟疾和昏睡病，是由原生生物——比细菌或病毒大得多的单细胞真核生物——引起的。原生生物个头大，这意味着它们无法像悬浮微粒一样传播，因此主要是通过注射的方式传播，例如昆虫叮咬，这就使它们的传染性大大降低。

引发传染病的多数微生物，是在与其他非人物种的互动中共同演化的。那些非人物种已经演化出了对这些致病生物的免疫反应，所以致病生物对原来宿主物种的健康和种群数量都不构成严重威胁。多数传染病之所以对人类如此致命，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些病原体，还没有演化出对它们的免疫反应。例如，天花与牛痘有关，后者对牛来说问题不大，但它在人体内的变异形式往往是致命的。同样，艾滋病毒与非洲灵长类动物身上出现的一种病毒感染关系密切，但在后者身上，它只会引起轻微的流感症状。其他例子还包括麻疹（与牛瘟这种有蹄类动物疾病密切相关）、结核病（与牛身上的类似疾病关系密切）、流感（由猪和鸡鸭等禽类中出现的类似病原体，分几次传染给人的一系列病毒性疾病）。最近，当人们发现人体内的疟原虫与黑猩猩体内的一种不那么致命的疟原虫关系密切时，疟疾也被加进了这一名单。

能够跨越人与非人物种壁垒的传染病，一直是塑造欧亚历史的主角。与美洲和非洲相比，欧洲和亚洲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欧亚文明驯化了这些疾病最初所寄生的动物，并与后者紧密生活在一起。有蹄类动物（特别是牛和猪）的驯化，让人类与它们紧密相处，于是人类不断接触大量传染病（它们对有蹄类动物种群危害不大）。在饲养牛和猪、人烟稠密的社会中，这些疾病尤为猖獗。因为农民定居了下来，他们生活在自己和牲口的污物周围，还与家畜亲密共处。在很多农业社会，农民还习惯晚上把牛和猪带回家，既为了给它们御寒，也为了防止牲畜为猛兽所害。这些情形延长了接触时间，也增加了细菌与病毒性病原体传播的可能性。

Le Marchand de Mort aux Rats（字面意思是“把死亡卖给老鼠的人”，或者更通俗地说，就是“猫贩”）。鼠在历史上一直是人类疾病（如腺鼠疫等）的携带者。马莱（Marlet）的平板印刷品。

农业维持着比它取代的采集—狩猎生活方式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城市化扩展导致人口大规模集中，为来源于其他物种的传染病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沃壤。直到19世纪，欧洲城市的人口才实现了“自给自足”，之前由于许多城市居民因病致死，它们需要农村地区人口的不断流入才能维持城市人口的规模。

黑死病

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加快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到罗马时代，欧洲、亚洲和北非的人口已成为滋生（来自家畜的）致病生物的巨大温床。天花于公元2世纪传入罗马，它是安东尼瘟疫的元凶之一，那场瘟疫让数百万罗马公民死亡。对欧亚历史进程影响最为深远的动物源性疾病是腺鼠疫。它由跳蚤传播，而跳蚤是在哺乳动物——通常是腺鼠疫的宿主——的毛皮上感染了腺鼠疫杆菌。腺鼠疫最早在公元542—543年出现于欧洲，并酿成了查士丁尼瘟疫。不过，危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在14世纪的欧洲大陆，它造成多达2500万人死亡，被称为“黑死病”。仅在不列颠群岛，瘟疫就导致近150万人（总人口的25%~40%）死亡。这场瘟疫之所以大暴发，其中一种推测认为主要的传播媒介似乎是毛皮，它们是14世纪中叶开通了去往中国的贸易路线后，由中亚的低人口密度区输入的。

14世纪的这场瘟疫有一个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后果，那就是它对欧洲哲学与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14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的主流世界观是神话性和象征性的，植根于一种循环时间观。与黑死病之后出现的世界观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神之国度间的联系。

当鼠疫袭来并开始吞噬当地居民之时，这种古老哲学传统的知识库和技术被临时征用，它包括祷告、基于交感巫术的药物及寻找替罪羊（如烧死女巫）。所有这些方法都被证明无效，无力应对病亡、毁灭造成的大面积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的整体衰落。这种大规模的、无法解释的生命消失，对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觑。传统的精神信仰和对世界如何运转的解释崩溃，人们在精神上陷入了孤寂。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场瘟疫描述为“历史上最大的生物——环境事件”，另一些人则称其“相当于核屠杀”，它迫使西欧发展出了一种构建和认知现实的新方式。在基督教内部，这场瘟疫让人们失去了对仁慈和关心众生的造物主的信仰，也让“异端”成为替罪羊并遭受迫害，最终让新教兴起——在其中出现了愤怒和有仇就报的上帝形象。

从学术角度看，这场瘟疫促进了一种新的知识传统的发展，这种传统将思想与身体、客观与主观、人与自然截然二分。它催生了文艺复兴并让西欧的“理性主义”科学传统发展，最终产生了笛卡儿的二元论（机器模型或隐喻成为理解非人类生命的一种方式）和培根——牛顿的世界观。可以说，腺鼠疫对哲学和精神的影响直接造成了“现代”理性主义方法的出现——实验和计量取代了观察和经验。

这种认知现实的新方式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比如，它使卫生设施增加，从而降低了许多传染病病菌的背景值。这种把现实分为思想和物质两个领域的二分法，为研究和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足以理解内在经验、人类思想以及我们与其他生物的伙伴关系。因此，尽管这种二元论使得卫生条件得以改善，但它对疾病的自然周期或免疫反应的演变并无新的认识。

旧世界与新世界

动物疫病在塑造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对环境的文化态度上影响巨大，这可以通过旧世界（欧亚世界和北非）与新世界（南、北美洲）的比较来说明。美洲的很多文化也都发展农业，但新世界的农业几乎全以种植业（如玉米、土豆、南瓜和豆类）为基础，而不依赖畜牧业——有蹄类动物的驯化与放牧。美洲的驯化动物仅有狗、豚鼠、原驼（羊驼和骆马）和火鸡。与旧世界的有蹄类驯化动物不同的是，这些新世界的驯化动物从未被密集饲养，人类不喝它们的奶，而且除了狗之外，这些牲口也不如旧世界的家畜与人那样亲密。

新世界的众多文明的人口密度与欧洲文明相当。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在其盛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有证据表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曾超过了土地的长期承载力。同样，与欧洲和亚洲文明相比，新世界的许多其他社群，如在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城市，还有在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流域的土冢建造者文化中，人们的生存空间更小。尽管人口密度高，但在这些新世界本土文明中，流行病似乎并不存在，这多半是因为有蹄类家畜稀缺。而在欧洲、亚洲和北非，有蹄类家畜是多数流行病（除了腺鼠疫）之源。尽管新世界几乎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流行病，但或许是因为糟糕的卫生条件，流行病在美洲一些大型城市群的消失中也起过作用。

新世界的动物疫病

动物疫病史上最讽刺的一点是，由于新世界的人类身上没有动物源传染病及相关免疫反应，（几乎可以肯定）这恰恰成为欧洲人及其世界观得以成功入侵新世界的主因，而这些欧洲人及其世界观，也仅仅是几百年前在与传染病接触的经历中才被戏剧性重塑的。欧洲人一度占领了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但由于没有外来传染病的屠灭效果，这些地区的本地人口并未显著减少。结果，随着殖民主义时代接近尾声，非洲和亚洲的本土居民重新获得了对其土地的社会与政治控制。因为在其家园中，他们在数量上仍占优势。

相比之下，外来动物疫病被引入美洲原住民这种易感人群中后，它们对原住民人口的破坏性远比瘟疫时期的欧洲严重。据估计，90%~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外来疾病。

对于这场浩劫——指欧洲征服美洲的第一阶段或微生物阶段——一般人有一种迷思，认为它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才开始。其实，早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海，其他西班牙探险家（征服者）来到新世界的数百年前，巴斯克捕鲸者、维京移民和英格兰渔民就在美洲的大西洋海岸登陆并开始带来灾难了。有证据表明，早在15世纪末哥伦布来到之前，一些原本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部落就退到了内陆，力图躲避大量减少其人口的传染病。

虽有如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这类征服者的成功，真正导致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崩溃的却是天花。1519年科尔特斯第一次对阿兹特克文明的突袭远不如1520年的第二次那么成功。原因是在第二次入侵时，天花已到达特诺奇蒂特兰。到17世纪初，墨西哥原住民人口的损失超过90%，从大约2000万减少到不足200万。疾病让阿兹特克人士气低落，并摧毁了阿兹特克人抗击科尔特斯的能力。同样，天花于1526年传入印加，为皮萨罗1531年的成功“入侵”创造了机会。

有记载表明，90%或更多的原住民人口被欧洲人及其共生生物带来的新传染病消灭。一个记载颇详的例子是曼丹人，他们创造了大平原最精彩的文化，其人口的95%以上死于天花（1837年经密苏里河泛舟而来）。即使考虑到这些影响，如果他们的土地没被欧洲入侵者永久占据并在之后被继续殖民，新世界的人口也会恢复。

外来疾病的传播对美洲原住民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如果说瘟疫在欧洲造成了20%~40%的本地人死亡，让人们反思并重构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很难想象美洲在损失了90%~95%的本土人口之后，会对其精神、社会和哲学产生什么影响。

《新疫苗的效果好极了！》，J.吉尔雷（J. Gillray）作。当欧洲探险家带来牛痘（今天以天花更为人知）后，南北美洲的原住民大量死亡。

疾病是制约人口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不受疾病影响的人口数量通常会超过那些受疾病影响的人口。相对而言，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本地人似乎没受过传染病的影响。结果，原住民没有演化出对任何传染病的免疫力。他们并不缺少产生免疫反应的能力，相反，原住民的大量死亡似乎源于他们被感染的方式。杀死原住民的元凶是天花和流感，对年龄在15~40岁的人来说，它们尤为致命。而无论从文化还是人口上说，这一年龄段的人都是人口中最有价值和生殖力最强的成员。这些疾病常常“祸不单行”，几乎没有给人留下喘息之机。三四种疾病可能结队来袭，稍有停歇，新的一种或一系列疾病又接踵而至。间隔短暂且病种繁多，这种双重打击降低了免疫反应出现的概率。

这一模式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无法预防疾病，无力照顾自己和所爱之人，被逃避瘟疫的亲属和其他部落成员抛弃（在逃避瘟疫的过程中，疾病往往被带到了其他族群），很多个人和群体干脆放弃了希望。许多人采取的治疗方法，比如先出汗再浸入冷水，只会让他们死得更快。他们传统的整套医疗方法无法治愈并控制这些传染病，这让他们对治疗者和配药人都失去了信心，也就抛弃了传统的信仰习惯和仪式。由于欧洲入侵者已对这些疾病产生了一定免疫力，众多原住民认为欧洲人的精神和哲学传统比他们优越，在很多情形下，这种认识导致了基督教及其教义被认可和接受。

本土精神传统不堪其用，加上新货品和新物质的引进，原住民放弃了数百年来与自然界打交道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建立在尊重、联系和保护的基础之上。有些人甚至把瘟疫归咎于野生动物和自然世界，因为很多原住民似乎把疾病与野生动物联系在一起，并发展出了能把疾病概率和影响降到最低的文化传统。例如，切罗基人就认为，不带着敬意处理杀死的鹿就会患病致残，比如患上让身体残疾的莱姆病。切罗基人把新疾病的出现归咎于宇宙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举行应有的仪式。同样，阿尼什纳比人（奇珀瓦人、奥吉布瓦人）显然是为了应对野生动物引发的疾病而发展出了大药师会及相关仪式，其实那些疾病更有可能是前哥伦布时期与欧洲人接触造成的。

对动物的影响

这些外来疾病伤害的不仅是人类。原住民依靠众多野生动物（包括鹿、驯鹿、驼鹿、野牛和河狸）作为食物与衣物之源，在18世纪后半叶，从哈得孙湾以西到落基山脉，这些动物也经历了大规模灭绝。引发这些灭绝的疾病，大概是欧洲人通过其家畜带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灭绝主要发生在有蹄类动物中，而它们最容易染上的就是那些欧亚特有的（源自有蹄类动物的）传染病。新大陆的食肉动物，如狼和熊，似乎受这些疾病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由于失去了有蹄类动物的食物供应，它们也受害不轻。

除了疾病的影响外，野生动物还遭受着池鱼之殃。原住民认为野生动物向人类传染疾病是违背了它们与人类的契约，因此他们会出于极度厌憎而消灭它们。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是：源自非人动物的疾病传入，毁掉了那种以尊重非人动物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北美的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原住民文化，都曾有将非人动物视为创世神灵的思想传统，而这种相关性的概念则建立在生态关系的基础之上。有人认为，外来疾病对这些文化产生了毁灭性影响，让他们背弃了其动物亲属，某些部落因此消灭了本地的河狸、鹿、野牛和狼，用毛皮来换取欧洲的商品和金属。

欧洲传统与自然世界

入侵的欧洲传统（主要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文化）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极为不同，尤其是它在受到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传统（除了开发自然资源外，这两种传统都竭力想让自身脱离与自然世界的种种联系）影响之后。在文艺复兴末期和宗教改革期间，出现在西欧的基督教新教派别发展出了不同的哲学传统，它们不再鼓励探究上帝造物的方方面面。上帝赋予人类对非人类物种的“统治权”，这就为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所有作为提供了充足的正当性。

欧洲人认为山区是惹人生厌和危险的，森林甚至更糟。它们都是蛮荒之地，化外之域，足以引发西欧人的恐惧和敌意。蛮荒的自然是那样令人无来由地恐惧，以至于野生动物侵入人类地盘就足以让人惊恐莫名。一只蜜蜂飞进农舍，或一只鸟拍打窗户，都能令人生怯。1604年，英国下议院否决了一项提案，因为在提案人陈词之时，一只寒鸦飞过了议会厅。

这类对待非人（自然）世界的不同态度，在如今人们应对动物源性疾病时仍会频频现身。与实际威胁相比，这些反应往往歇斯底里。近年来最令人瞠目的反应是，人们屠杀了上百万头农场动物（尤其在不列颠群岛），只为了应对小规模暴发的口蹄疫和零星且罕见的所谓“疯牛病”。

就口蹄疫来说，它的威胁几乎完全是经济性的。没有证据表明口蹄疫会对人类健康构成任何严重威胁。即便如此，人们仍然觉得经济威胁就足以成为屠杀上百万头动物的充分理由，仅仅因为它们存在被感染的可能。如果存在传染可能性的动物是人，而不是有蹄类动物，任何有良知的生物能想出如此残酷的解决办法吗？同样，蒙大拿州的官员也草草杀掉了游荡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边界外的野牛，理由是野牛可能是布鲁氏菌病这种牛类疾病的宿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鲁氏菌病是一种在旧世界牛科动物中演化出来的疾病，它与牛一起被引入美洲。从没有野牛出现过布鲁氏菌病的症状，然而少量野牛被检测出感染了该病原体，这就成了人们消灭它们的充足理由。

人们对疯牛病——准确的说法为牛脑海绵状病（BSE）——的反应更加荒唐无稽。牛脑海绵状病似乎是一系列关联性病理状况中的一种，可能是由朊病毒（似乎是能够自我复制的蛋白质分子）所引起。这类疾病还包括羊所患的瘙痒症，人所患的库鲁病和克雅氏病。此类病理状态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CNS），并逐渐损坏大脑。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产生的症状被无礼地称为“疯牛”病。一个好得多也准确得多的叫法是“巨烦牛”症。这些朊病毒造成的外在症状无法直接传染，牛只有通过吃下病牛的中枢神经系统组织（包括大脑和脊髓）才会被感染。这些疫情似乎只在美国和英国出现，唯一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屠宰场把屠宰后剩余的“肉骨残渣”磨碎，将其作为蛋白质添加剂加入牛饲料中。

显然，人只有吃下携带病毒的中枢神经组织才会被感染。新几内亚库鲁病的暴发，显然与其食人传统中食用人脑的文化习俗有关。在英国，脑海绵状综合征只出现在那些食用了便宜汉堡的人身上。显然，禁止在汉堡和牛饲料中使用屠宰场的下脚料，就可以避免此类病症的暴发，但商业压力延缓或阻止了这种行动。即便如此，脑海绵状综合征的患者总数不到20人，它暴发（或人通过吃烤肉或牛排等普通牛肉而感染脑海绵状病）的可能性很小。

汉坦病毒是一种源自啮齿类动物的病毒性病原体。实际上，各种鼠科动物身上存在着一大类与汉坦相似的病毒。被称为汉坦病毒的那种病毒，其主要宿主似乎只有一个——鹿鼠（白足鼠）。汉坦病毒似乎不会对鹿鼠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但在人类身上，这种病毒会导致类似肺炎的症状，一度造成过约50%的死亡率。这种疾病为美国西南部的原住民所熟知，它可能是迪内人（纳瓦霍人）传统上会将死过人的泥顶木屋毁掉的一个原因。近年来，这种疾病在美国引发过一小波恐慌，因为鹿鼠是一种分布广泛且常见的啮齿类动物。不过，汉坦病毒似乎不会在人类中间传播，因此它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传染病。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建档以来，记录在案的病例尚不足200例。

人类面临的重大环境与健康问题，主要源自与家畜的密切联系。这种持续接触让多种疾病跨越物种界限，离开其有蹄类动物或禽类宿主进入人体。

雷蒙·皮耶罗蒂（Raymond Pierotti）

美国堪萨斯大学

另见《生物交换》《哥伦布交换》《疾病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