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环境

纵观历史，皆有例可证，“人口越多，环境破坏越大”这一简单公式并不总是适用。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人口增长的确加速了环境变化，且在未来还将如此。自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人口增长率接近顶点，人口增长与环境的关系成为公众和学者争论的主题。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人口与环境的关系绝不简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随着对环境退化的担忧增加，公众在讨论中多半会强调这样一个简单、耸动的公式：人口越多，环境退化越严重。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事实，但它绝非一直如此。学者们花费大量精力试图厘清这种关系，但收效不大。公众和学者就这一问题争吵了50年之久，到今天它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因为它触及了一些深信不疑的原则。

人口史

自古以来，人们就致力于算出特定地区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对整个政治体（托斯卡纳）进行普查的活动发生于1427年。相对可靠的普查，大约始自1800年，而世界多数地区从1950年开始才有这类普查。重建整个人口史，难免用到大量推断和有根据的猜测，因此造成众说纷纭。但对人口发展的大体路线，人们却有着惊人的共识（见表7）。

表7 全球人口估算

资料来源：Cohen 1995, appendi×2。

虽然不清楚人类演化成人的确切时间，但演化完成之际，其数量应当不多。他们过着采集—狩猎生活，总是在迁移，带着多个小孩是很大的负担。于是，早期人类通过延长母乳喂养期来限制他们的生育，大概还通过杀婴和弃婴来抑制人口增长。无论是哪种情况，以今天的标准来说，那时的人口增长率都是极低的。不过，今日的标准应被视为极其反常：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候，人口的净增长为零，而人口的增减频率几乎相当。

转向食物生产和定居生活方式后，对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制约因素——随身带着小孩的困难——就减小了。农业起源可追溯到1万年前，那时地球上有400万（更谨慎地说，是200万~2000万）人。在农业最早生根发芽的东南亚和美洲热带低地，人口增长速度稍快。出生率在上升，死亡率虽然最后也上升了，但二者的上升并不同步。死亡率最终上升，是因为农业社会出现了新的疾病，它们多数是由猪、牛和骆驼等畜群传染给人的，能迅速致死（特别是幼童）。人口稠密有助于此类疾病的迅速传播，并助长其他疾病（在那些四周满是生活垃圾的人类中）的蔓延。

卢克索西岸的纳赫特墓，刻画了多个古埃及农事场景。

农业逐渐扩展到地球上众多适合它的地带，而农业社会的多数人口生活在村落中——村落成为社会的核心。水利，特别是在埃及、南亚和东亚，让农业更高产且人口更密集。到公元前3500年，城市开始出现，最早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农业的效率相差极大，它取决于土壤、作物、工具和其他因素，不过一般来说，它所供养的人口密度是采集—狩猎的10倍。出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农业社会扩展极快，并造成了采集—狩猎社会（它们的人烟相对稀疏）的萎缩。

在农业社会，儿童从约5岁起就可以帮忙干活，如照料小鸡或在菜园除草。用不着不断迁徙，儿童就成了经济优势而非负担，因此除非土地匮乏，人们倾向于早婚多育（有时即使土地匮乏，人们也会如此）。生育能力（这里指的是毛出生率）大概达到每年50‰（是美国现在出生率的4倍左右），不过35‰~40‰可能更普遍。即便如此，它也难以抵消疾病与饥荒带来的人口损失，后者不时酿成厉疫浩劫，让好年景的人口增长趋势“改弦更张”。大体来说，这就是农业社会的人口模式，是人类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800年的主要经历。

在那时，人口增长比前农业时期快，但比今天的增长慢。况且，那时的人口不时出现衰减。在本地与区域层面，瘟疫和饥荒规律性地暴发，一般是每代至少1到2次。在全球层面，至少有两次大灾祸，每次大概都造成了全球人口的萎缩（尽管数据的可靠性不足，难下定论）。其中第一次是14世纪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大概由腺鼠疫传染引起，遍及亚洲、欧洲、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也许还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部分地区。它很可能减少了欧洲、埃及和西南亚人口的1/4或1/3，世界人口的1/7或1/10。过了150年，欧洲人口才从这场灾祸的肆虐中恢复过来。第二场大灾祸是美洲人口所遭受的欧亚非的疾病，它们随哥伦布及其他探险者而来。1500—1650年，美洲的人口损失估计在50%~90%。由于没有前哥伦布时期美洲人口规模的可靠数据，我们无法知道这场灾祸的全球影响有多大。不过可能的情况是，因为欧亚非的人口远比美洲多，第二场灾祸的总体影响是抑制了人口增长而非带来负增长。

墨西哥城鸟瞰图。城市扩展是人口增长的直接后果。埃尔德尔芬（ardelfin）摄（www.morguefile.com）。

加速增长

在18世纪，人口开始了其延续至今的惊人膨胀。在世界上的几个地区，瘟疫与饥荒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死亡率下降。背后的原因仍不明了，尽管病菌（病原体）及其人类宿主的生态适应肯定是部分原因，但食物供应的增加和饥荒管理的改善也同样起了作用。在某些地区，出生率在慢慢上升。在19世纪，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然后到了20世纪，随着死亡率急降，它又翻了将近两番。卫生、疫苗和抗生素的改良减少了疾病的伤亡，高产农业极大增加了食物供应。作为反应，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的家庭有意限制了生育数量，这种反应稍后在世界其他很多地区更快出现。无论何时何地，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就减缓；无论何时何地，出生率处于高位——就如1950年之后的非洲、中美洲多数地区、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一样——人口就暴增。从全球来看，人口年增长率在1970年左右到达峰值（2.1%左右），此后人口每10—15年就增加10亿。到2009年，年增长率下降到1.1%，即每年额外增加7300万人。人口学家现在预计，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左右达到90亿或100亿。

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3/4的人类生活在欧亚大陆。今日依然如此，但美洲居民的比例在1750年之后急剧增加，非洲居民的比例也在1950年后呈飞跃式增加。

人口政策

至少从公元前1600年起，人们就呼吁关注当时的人口过密问题。不过此种关切一直都很罕见，直到最近才出现。政权对人口所持的观点一般是：在它们的疆界之内，人越多越好。所有大宗教也都赞成人口增长。这不奇怪，在250年前，生存是如此无常，以至于尽可能多生通常是预防灾祸的一种明智策略。但在20世纪中后期，少数政府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印度和中国，迄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开始致力于控制生育。拿中国来说，它在1978—2009年实行严格限制，使人口少增长3亿（2009年是13.3亿）。20世纪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在努力提高它们的出生率，但收效甚微。

表8 1750—2000年区域人口数（百万）

资料来源：McNeill（2000, 271）。

人口与环境

无论何时何地，人口与环境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环境状况影响了人口的发展轨迹，人口增长（或衰减）则影响了环境。

从历史上看，对人口影响最大的环境状况是气候、疾病和农业。气候大变动，如冰期的消长变化，严重影响了人口数量——通过改变地球上宜居部分的比例并改变未被冰川覆盖部分的生物多样性。上一个冰期的肇始可能减少了人口数量，而它的结束则推动了人口增长。自1万年前上一个冰期结束起，气候变化在决定全球人口规模上的作用就不大了。

如前所述，疾病对人类的影响，在人们从事种植——特别是定居农业，尤其是在家畜加入进来后——的时期和地方明显加重。在热带，除了高纬度地区，维持密集的定居人口很困难，因为在温暖处活跃着多得多的病原体。城市的出现也为致命疾病建立了生存环境，主要是因为人们摩肩接踵地生活，每日同气相染，加上少有城市能很好地处理垃圾。因此城市一般（大概一贯）是人口黑洞，它只能靠从健康农业区不断涌入的移民来维系。这种情形持续到19世纪末，在很多国家是到20世纪中期。最终，主要得益于1880年之后科学的公共卫生运动，城市变得比农村更卫生，人口增长的巨大限制之一——城市生活的高死亡率——不复存在。

伐木、滥伐森林和土地开发引起的栖息地变化给众多物种带来了更大压力。

农业环境的变化会影响食物供给，从而限制人口数量。如我们提到的灌溉农业，它比靠天吃饭的农业能养活更多人。但灌溉通常会造成土壤盐渍化（盐分积累，危害作物生长），在几百年后会损害农田。譬如美索不达米亚，环境退化大概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公元前1375年左右和公元1250年前这几个时段的人口下降中起到了作用。过了几百年，甚至仅仅是几十年，土壤侵蚀就会极大降低农田的生产力，如果没有其他补救措施，人口就会减少。土壤盐渍化和侵蚀容易对本地和区域人口造成严重影响，尽管它们在全球层面上的影响一直微不足道。

晚近的农业环境变化，即绿色革命，其影响则是全方位的。20世纪50年代，农学家（研究农田作物产量和土壤管理的农业科学家）培育出了世界上的多数主粮新品种，它们适合大量化肥与适时灌溉，更抗作物疾病和虫害，并更适合机械收割。这种现代化学农业让粮食产量翻了一到两番。截止到2000年，其全球影响是世界食物供给量增加了1/3左右，成为世界人口剧增的关键因素。

人口的增减也影响了环境。影响程度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增长速度、当前人口密度、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和稳定性、可用的技术，还有就是选择衡量的是全部环境过程的哪个方面。例如，全世界核废料的数量受人口规模或增长速度的影响不大，但它很受技术和政治的影响。反之，城市扩张则是人口增长（尽管涉及其他因素）直接导致的。

最破坏环境的人口增长，大概是那些初始人口基准或为零或很低，之后增长率飙升，而可用的变革技术又很强大的情况。新西兰的历史就是一个好例子。新西兰长久以来就与外界隔绝，数百万年无人居住——从白垩纪开始就是物种的庇护所。人类第一次到达新西兰是在公元1300年左右（也许早至公元1000年），最初大概只是少数人。但新西兰最早的居民毛利人发现了丰富的猎物资源：海豹、软体动物、不会飞的大鸟（恐鸟）。他们烧掉森林来让猎物有更多的草可以吃，也有空地来种粮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将恐鸟和其他几个物种赶尽杀绝，减少了新西兰1/3到1/2的森林覆盖面积。在人类开始移民到其他孤岛——如马达加斯加（公元400年）和冰岛（公元870年）——后，类似的极端变化随之发生。在农业产生之前的历史上，最初人类移居的影响可能不大，尽管占据澳大利亚（约6万年前）和美洲（约1.5万年前）可能造成——这是一种主流却绝非没有争议的观点——了许多大型和中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即使除了矛和火之外并没有多少技术，当人类进入到一个地方，而那里的物种在之前没有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也会造成极大破坏。

可用的技术越强大，人口增长就越具破坏性。1769年之后，特别是1840年后，新西兰接收了另一批移民，他们大多数都来自英国。这些移民拥有毛利人从未有过的金属工具、食草牲畜、蒸汽机及整套工业机械。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新西兰人口从10万人以下升至300万人左右，他们大都使用现代技术。新西兰剩下的大半森林和更多本地物种（多数是鸟）消失，大部分景观（除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极端环境）变成了牧场。人口增长肯定不是新西兰变迁的唯一原因，却是关键原因。海外羊毛、羊肉和黄油市场的存在也很关键，这是新西兰的畜牧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使用大量劳动力来维护环境稳定的地方，人口增长的破坏性最小。最佳的例证是土壤侵蚀。山坡上劳作的农民难免让土壤迅速流失，除非他们能建成并维护梯田。不过，梯田极其耗费劳力。如在肯尼亚的马查克斯（Machakos）山区，农民在20世纪初的垦田造成了土壤迅速流失，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从事繁重的梯田建设工作。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口增长改变了这一状况。农民会修建并维护梯田，从而保持了土壤稳定。在山区梯田环境中，人口密度的下降会造成快速的土壤流失，原因在于留下来维护梯田的人太少。这种现象就发生于20世纪的南欧山区，当时出生率下降，年轻人移民离去。除非有稠密的人口，否则爪哇或华南那没有尽头的梯田便无法维护。

人口下降也破坏了其他景观的稳定。在东非，人们到19世纪才明白，赶走昏睡病要烧光灌木（减少携带昏睡病病毒的舌蝇的栖息地）。昏睡病对牛比对人更致命，它既是一个健康问题，也是一种经济问题。但控制树丛需要劳动力，而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致命的瘟疫暴发后，人们很难控制村庄周围的灌木。这就造成了一种代价高昂的生态变化：灌木增多，舌蝇更多，昏睡病也更多。这个例子，跟南欧的梯田一样，证明在被人类行为改变并保持大致稳定的环境中，人口衰减会带来环境破坏。

这些例子说明，“人口越多，环境破坏越大”这一简单公式未必适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人口增长加快了环境变化，并且现在仍然如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人口的作用比之前的时代更大（少数本地和区域层面除外，如新西兰的最初移民这样的例子）。1950年以来，粮田增加了1/3，这一进程主要由人口增长推动。道路和建筑用地的比率大致是随人口增加而增长，而且其增长主要源于人口增加。近来的生物栖息地改变，包括森林砍伐，粮田、牧场和开发用地的扩展，给众多物种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热带森林）。这种压力，这一现代历史上重要的环境变迁，部分是由人口增长所推动的，尽管很难确知其作用有多大。

人口增长对现代历史上污染量的增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在人类排泄物所造成的水体污染上，它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其他例子中，比如氯氟烃造成的平流层臭氧层破坏，人口增长的作用不大，技术变革（氯氟烃的发明）的作用更大。因此，在各种类型污染与总体环境污染中，人口增长在不同情况下所起的作用差别巨大。

在将来，人口作为塑造环境变迁的变量，其重要性可能会下降。这部分是因为近百年来——特别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巨大的人口增长活力早晚会终止。还有一个原因是，技术作为人与环境的中介，其作用越来越大，而且技术变革的速度在近期内不可能减慢。若全球人口在2050年后稳定下来，就像众多人口学家所猜想的那样，本地和区域的人口变动仍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压力。而且很可能，因为地球上已经有了这么多人口，再增加20亿或30亿会比上一次增加的20亿或30亿影响还大。也就是说，人口增长的影响也许并不是线性的，超过了阈限，会引起巨大变化。数千年来，观察者就预测人口增长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在过去40年里，这种说法最常出现且兑现的可能性也最大。不过，这种预言至今尚未化为现实。如果成真，它会发生在下一个50年。

约翰·R.麦克尼尔

乔治敦大学

另见《承载力》《森林砍伐》《疾病概述》《土壤侵蚀》《绿色革命》《土壤盐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