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圈

人类圈——人类及其环境——强调的是我们相比于其他生物对生物圈的影响和介入程度。这一概念在20世纪末提出，指人类力量对历史方方面面的宰制，比如农业和工业体系，它们深深影响了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

人类圈这一概念，如派生出它的生物圈一样，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于自然科学界提出。该词指的是生物圈中受人类影响的那部分，就像大象所影响的那部分生物圈可以被称为“象圈”一样。此类说法皆基于这种观念，每种生物与其生活的环境都存在双向关系。一切生命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生物圈——生物彼此之间、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相互作用的总和。每种生物不断影响其生态系统，并受其生态系统影响——人类也不例外。

人类圈是一个开放式概念，包含着研究建议与反思性启示，它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活动所介入并影响的生物圈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概念提醒我们，人类社会是被嵌在生态系统之中的，它也有助于我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架起桥梁。此外，它可用来阐明那个简单却影响深远的论点：人类从古至今的很多趋势和事件，都可视为不断扩展的人类圈的作用或表现。

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

人类圈是随着原始人演变成人类而出现的。最初，扩展必定非常缓慢且充满曲折。然而日久天长，人口从开始时的有限数量增长到2010年的67.9亿，并从最初的非洲东北部扩展到更多地方。迄今为止，人类在每块大陆上（除南极洲外）都是重要的存在。总的来说，人类圈的这两种增长或扩展都是粗放型增长。粗放型增长可以被定义为生物在数量上的增加和地理上的扩展。它是一种增生——同样的东西在增多，范围越来越大——如同澳大利亚的兔子或人体中的癌细胞。

在人类圈的扩展中，粗放型增长总是伴随着集约型增长，甚至多半由后者所推动。如果粗放型增长可以定义为越来越多，那么集约型增长则指的是新事物的出现。就人类圈来说，它源于人类在收集和处理新信息时发现的能量与物质利用的新方式。如果粗放型增长的关键词是“增生”，那么集约型增长的关键词就是“分化”，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既有之物或全部东西外增加新东西。一旦创新被接受，接下来它就可能被复制成多种样式并大为增加。因此，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不可分割。（人类圈及本文中使用的其他核心概念，如农业化、工业化、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无意表达任何价值判断。）

知识就是力量

人的生命亦如所有生命，都是信息引导并构造的特定物质和能量的组合。两个特征将人类生命与其他形式的生命区分开来，也因此对理解人类圈至关重要。首先，人类比其他物种更依赖习得性信息。其次，人类个体习得的多数信息都来自其他个体，信息是被汇集、分享、传递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

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是语言，它由符号组成。因此，符号构成了人类圈的一个重要方面。符号中传达的信息可以代代相传，用于聚集和组织物质与能量，为人类群体服务，巩固人类群体在生物圈中的地位。语言的发展有可能让人类采取新的行为方式，而这也让他们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越来越大。新的行为方式得以保留，必定是赋予人类优势，令其力压其他动物。

这似乎就是理解人类圈长期发展史的线索之一。一次又一次，创新出现，如生物演化中的突变；一次又一次，那些有助于增加群体自我维持力的创新被保留了下来。随着人类通过诸如语言和用火等创新增加他们的力量，其他动物的力量就不可避免地缩小了。一些物种灭绝了，而所有幸存物种都得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人类群体的新晋霸权。在此后的阶段中，人类社会自身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类似变动，失败群体得适应更成功群体的统治。人类文化史上的众多创新都是对权力失落的适应。

分化：社会生态方式

火的使用最后发展成对火的垄断——由人类这个物种垄断了用火权力，并最终为世界上所有人类群体所共享。这种垄断的形成深深影响了人与非人世界的关系，我们可称之为人类造成的第一次巨大生态转型，很久之后还有两次类似转型——一般称之为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更准确地说是由农业化和工业化长期进程所代表的转型。

三种转型皆标志着新的社会生态方式（一种与特定物质与能量控制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建立：用火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分别以火和简单工具的使用、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与传播以及大型现代工业的出现和传播为标志。后来的社会生态方式与其说淘汰了早期的，不如说吸收了前者，并在吸收过程中转化了它们。

每种新的社会生态方式，都会形成一种新的人类权力垄断，为新的控制、安全、舒适和财富创造了机会。然而，所有这些好处都有代价。当用火社会迫使人们收集燃料并照料灶台时，这一点就很明显了；当农业和工业社会的压力加诸用火社会时，它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人类历史的四个阶段

书写历史最方便的参照无疑是年表。在涉及诸如人类圈的扩展这类长期进程时，也可用几大阶段来有效描述。以前后相继的三个主要社会生态方式为基准，我们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用火之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人类群体以采集—狩猎为生，没有群体用火、种田或开工厂。

2.某些群体用火，但还没有农田或工厂的阶段。

3.人类群体全都用火，一些有了农田，但都没有工厂的阶段。

4.我们今天所到达的阶段，所有人类社会都用火，也都有农田和工厂。

当然，对采集—狩猎群体来说，生活在第一、第二、第三还是第四阶段的分别极大。因为在第一阶段，他们接触的只是其他拥有相似技能的群体，而在之后任一阶段，他们接触到的群体所拥有的技能都可以让自身更强大。为进一步说明这个简单的四阶段模型，我们可以把每个阶段分成三个子阶段：任何群体都没有典型技术（用火、农业或工业）的阶段、拥有典型技术与不拥有典型技术群体并存的阶段、全都拥有典型技术的阶段。在四阶段中做这些更细的划分，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如何解释一个子阶段到下一个子阶段的转变。一种特定社会生态方式最初是如何建立的，它是如何传播的，以及——最引人好奇的——它是如何变成普遍的社会生态方式的？

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引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模型问题。除了适用于那三种主要的社会生态方式，这些问题也适用于其他创新的应用，如冶金、文字和城市的发展。

农业化

过去1万年的历史可被解读为人类圈农业化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人类群体在世界各地扩展农业与畜牧业的过程，而这也让他们越来越依赖这种生产方式。

农业生活方式是基于一种新的人类垄断——对众多地域（田地）进行的控制性垄断，在其中，人类让植物、动物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人。结果分为两面：竞争性物种被消灭（寄生者和捕食者），资源与人口以越来越大的密度集中起来。尽管农业社会时有衰微，但它们的总趋势是在扩张。

扩张不会以同质和均匀的方式发生。事实上，发展的不平衡是农业化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从一开始，农业化的特点就是分化——最初是在那些已经采用农业的人和没有采用农业的人之间。最终，在工业化阶段，最后一批采集—狩猎者消失，而这种早期分化形式亦随之消失。

不过，各种分化形式仍然存在于农业（或农业化）世界之中。一些农业社会在利用物质和能量为人类服务方面比其他社会走得更远，如通过灌溉和犁耕的方式。在高产的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争夺通常会导致社会分层出现，并以财产、特权和声望上的巨大不平等为标志。在这一阶段，另一个密切相关的分化形式是文化多样性。在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中国东北部[1]、埃及、地中海盆地、墨西哥、安第斯山地区及其他地方出现的农业帝国，以其独特的文化而闻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流语言、文字系统、宗教、建筑、服装、食物生产方式和饮食习惯。在农业化的鼎盛时期，人类圈的特征就是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获得权力的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其他失去权力的群体的适应造成的。

工业化

大约在1750年，所有生物几乎都没用过的大量能源沉积物开始被人类开发。一系列创新提供了开发这些储藏，并利用它们产生热量与机械运动的技术手段。人们不再完全依赖从太阳到地球的能量流——它们有一部分经光合作用被部分转化到植物体内。就像人类曾经通过学习控制火来巩固他们在生物圈的地位一样，他们现在学会了以用火技艺来开发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中蕴藏的能量。

这些创新激励了粗放型增长的飞速发展。据粗略估计，在旧石器时代的某个时间点，人类总数肯定达到了100万，农业化之初为1000万，城市化的第一阶段为1亿，工业化初期为10亿。接下来的10倍增长，到100亿，预计在几代之内实现。随着人口增加，生产、运输和通信网络世界化，人类圈现在才真正变成全球规模了。普遍采用的通用时间度量系统，是基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这是通用维度标准在全世界传播的生动例证。与此同时，在先进的农业生活方式中作为结构特征出现的人类社会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在工业社会仍旧存在。那些不平等现在也成了令人不安的全球压力，和全球变暖等迫在眉睫的生态问题一样，都是人类圈目前采取的扩张方式造成的。

合二为一

在农业化和工业化时代，人类圈造就了只与自然环境间接联系的社会生活方式。货币制度和时间尺度可以为证，二者体现了人们如何将注意力从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转向生物圈中更社会化的层面，以时钟和日历或钱包数额与银行账目为代表。这些制度支持了这样一种错觉，即人类圈是独立的。这种错觉由与其同时出现的思想倾向——把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分出，并培育出如心理学与社会学那样分离与看似独立的社会科学门类——进一步加强。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随着人类圈占生物圈的份额越来越大，它也吸纳了越来越多的非人元素。相互依赖这一生态观念正越来越被接受。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经典主题是计划性行动和非计划性后果的交错。所有人类行动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如今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认可人类圈是无计划的演化过程的产物。人类已经成了一股可畏的共同演化力量，其社会文化进程正引导并操纵着生物演化的进程。

虽未使用人类圈一词，但世界史学者威廉·H.麦克尼尔和约翰·R.麦克尼尔、生态史学者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生物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及其他几位学者已经证明，书写人类圈的历史是可能的。进一步的理论灵感可以从由孔德（Auguste Comte）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开辟、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等学者继承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中获取，也不能少了20世纪初由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开创、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和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继承的生物圈地质与生物研究。上面提到的名字不过是众多作者中的少数人，其研究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圈的历史与变化。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

阿姆斯特丹大学

另见《人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