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植物学

民族植物学考察植物与人——通常是组成社会或语言群体的人——之间的文化和生物关系。民族植物学家研究人们如何利用植物，如何改变生境以造福植物，如何改造整个景观，如何通过遗传选择（驯化）来创造新植物并在田园中种植。

缺乏金属或先进技术的人，被认为没有能力改变环境，使其脱离“原始”的、与欧洲人接触前的状态。民族植物学家却通过广泛的实地研究证实，世界各地的居民都拥有改变环境并建立人工植物群落的手段和知识。在北美，原住民对环境的改变就很大，可以说创造出了一个“驯化”的植物环境：在那里，植物的实际存在、它们的分布、联系、数量和生理状态皆由原住民的行为、实际需要和世界观决定。

植物品种管理

很多技术针对的是个别植物品种，使其增产、易收割或能在田园中培植。（未定居的）采集者、小农和农学家都有自己的技术。烧掉一些灌丛，会促进别的（适合做篮子或木器的）植物生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原住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管理紫荆、榛树和橡树的。有些植物会被季节性焚烧，以促进供人畜食用的种子或蔬菜的生长。

季节性除去杂树杂草，有利于减少竞争并提高光照度；摇晃籽实累累的植株利于增加秧苗；单一种植利于植物生长：这些都是选择性采集与培植的方法。另一种干预植物生命周期的方式是，用挖掘棒采集植物的根、块茎或鳞茎。这一技术偶尔会被用于移植根插植物（如耶路撒冷洋蓟和白菖）与鳞茎植物（如洋葱和卡马夏）。通过耕作，人们将种子播入土中，让土壤透气，使化感物质氧化，并使养分被循环利用。犁地松土，也可让编篮用的莎草茎和芦苇秆长得更长。另一种确保重要植物——特别是深山老林才有的稀有药物——用时即有的方法，是将它们移植到园中或（围护起来的）路旁。最后一种常用技术是剪掉多年生乔木或灌木的枝杈来做篮子、绳索和薪柴。折断挂果的花楸和越橘的枝条，可以让它们恢复活力，并刺激它们生长、开花和结果。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落中的普韦布洛人会除去矮松的枯枝用来当木柴，还会敲断树枝来让树长出更多坚果。

人工生态系统

人类通过对广大地区实施管理，创造出了不同的环境。人们根据植物的品种与生长地点对它们进行了多年培育，最终形成了马赛克般的人类植物群落。只有在本地管理者失去土地、死于战争或疾病以及被外来殖民者取代之时，才会出现荒野。

火是全世界通用的改变植物群落的手段。在橡树、山核桃和其他坚果树周围放火，清除了灌木，方便了收获，并间接使不耐阴的树苗长出来。火烧草地和浆果丛，会刺激新的牧草与浆果生长并消灭其竞争对手。通过火，养分得到循环利用，害虫被杀死，植物也进行着简单的演替。总之，物种多样、生机勃勃的混合群落得以形成。

人们对整个景观并不是按照同样的节律管理。各区块会在不同的年份被焚烧，而收获的时间和地点则由生物因素、人类居住方式、社会分布甚至仪式规则确定。

从历史之初到今天，人类一直在促进有益植物的生长，并抑制杂草。

园圃是最具人类特色的地方。它们不是对其他植物群落的复制，而是由人类（通常是妇女）把特定植物汇集起来并加以培植，形成别处都没有的植物群落。由于它们高产且品种繁多，因此四时可得。园圃中可能只有本地物种或驯化植物，或是两者的混合。

野生与驯化植物

野生还是驯化很难区分。大多数植物都经多种栽培技术拣选过。少数没有被人类改变生命周期的植物，才能真正被称为“野生”植物。相比之下，农作物是因其特征有益于人类才被选育。它们的新遗传表达是“人工产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没有人类帮助和对其生境的维护，它们很可能无法繁衍。除澳大利亚外，驯化植物在所有温带和热带大陆都有发现。它们包括一年生的种子食品（小麦、大麦、大米、小米、玉米）、蔬菜（番茄、土豆、洋葱、南瓜、菠菜、卷心菜）、草本香料（辣椒、香菜、欧芹）、多年生树木的果实（苹果、桃、芒果、椰子）和坚果（核桃）及饮料（咖啡与茶）。人们还驯化了其他有用植物（葫芦、棉花、大麻）。它们都需要有利的环境来生长，而这些环境则由人决定。在干旱地区，灌溉水渠与石头覆盖的田地有利于保存植物所需的水分，这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有实例。添加动物粪便和厨余垃圾，土壤会得到改良。将耐阴植物与茶树、咖啡和水果套种，可以减轻热量与阳光直射的影响。石坎梯田造就了更多耕地，改变了秘鲁、墨西哥和中国的地貌。妇女管理园圃，往往是为了让菜色多样，补充日常饮食，或仅仅是花色怡人。小块地被用来糊口，（对当地人）无用的植物都会被除去；大块农田被用来种植主粮作物，若有盈余则向市场出售。

民族植物学与环境史

民族植物学追踪们的行为，并根据其信仰体系来了解不同的管理技术，理解不同文化是如何控制植物世界的。人们用了许多技术来确保获得有用植物，也以众多管理原则来规范植物的利用：安排收获时间，轮换采集区域，并以社会和宗教约束来限制使用人数。这些做法让个别物种受惠，也增加了植物生境的多样性。多样性来自两方面：一是人类让植物群落处于不同演替阶段，二是使高产群落处于不同景观之中。

一名男子从峨眉山中采集中草药。柯珠恩摄。

玉米的驯化及其生产方式，体现了民族植物学中的环境变化。玉米是一种人工产物，诞生于人类对其表型性状的选择。没有人类的协助，它就无法繁殖。要种玉米，人类必须清理土地以消除植物竞争，并保证其生长所需的环境质量——主要是控制水和温度。得益于土地清理，猪草或藜等杂草获得了栖息地，它们的叶子和种子都可供农民食用（或在其他文化习俗中被当作杂草除去）。田地被弃耕后，新的自生植物（可能也有用途）会出现并造就不同的动植物演替群落。如果不是人类出于文明目的而控制环境，这些在自然中都不会发生。

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

美国密歇根大学

延伸阅读

Anderson, E. N. (1996). Ecologies of the heart: Emotion, belief, and the enviro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ckburn, T. C. ＆ Anderson, K. (Eds.) (1993). Before the wildernes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y native Californians. Menlo Park, CA: Ballena Press.

Boyd, R. (1999). Indians, fire and the land in the Pacific Northwe.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Day, G. M. (1953). The Indian as an ecological factor in the northeastern forest. Ecology,34(2), 329–346.

Doolittle, W. E. (2000). Cultivated landscape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 Oxford, 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d, R. I. (Ed.) (1985). Prehistoric food production in North America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Papers No. 7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arris, D. R. ＆ Hillman, G. C. (Eds.) (1989). Foraging and farming: The evolution of plant exploit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Minnis, P. E. (Ed.) (2000). Ethnobotany, a reade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Minnis, P. E. ＆ Elisens, W. J. (Eds.) (2000). Biodiversity and Native America.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eacock, S. L. (1998). Putting down roots: The emergence of wild plant food production on the Canadian Plateau.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Soule, M. E. ＆ Lease, G. (Eds.) (1995). Reinventing nature: Responses to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