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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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明都依赖自然界——动植物、气候、太阳与海洋——为生。同样，每一种文明都有创世故事，它划分了自然界，并确立了文明在自然中的伦理地位。但并非所有文明都像西方文明那样，包含了如此多的普遍规律、物质和地球生物，并试图用一个名为“自然”的概念来一并指代。

文化史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关键词》（Keywords）一书中追溯了nature（自然）这个词在13—18世纪英语中的用法及其变化。他的结论是，nature“也许是语言里最复杂的词”（Williams 1976，184）。

研究自然观念史的学者常以中国和日本等亚洲文化为例，来区分东西方的自然观。在论文集《亚洲的自然观》（Asian Perceptions of Nature）中，奥利·布鲁恩（Ole Bruun）和阿恩·卡兰（Arne Kalland）发现，亚洲文化中没有一个包含自然万物的词。卡兰和S. N.艾森施塔特（S. N.Eisenstadt）说，在日本文化中，“实在（reality）存在于不同语境中，甚至在具体存在物中，这与绝对主义的西式看法相反”。（Bruun and Kalland 1995，11）同样，当一位研究者问斯里兰卡的村民，他们是否有一个词“包含森林、野生动物、树、鸟、草和花等意思”，回答各不相同，“密林”、“禁猎区”和“众生”都被提到过。（Bruun and Kalland 1995，153）

nature这个词源流复杂。在《原始主义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Primitivism）一书中，阿瑟·O.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研究了nature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勾画了这一概念的源起。nature一词意为“创造、初生、起源”。希腊诗人荷马（约公元前700年）在提到草的外观时，会给出其特征，它的nature（本质）。在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4—前456年）看来，nature指的大概是与内在相关的明显特征。实在（nature）与现象之间的对比也出现了。例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把躺椅这一现象和躺椅的真正本质（nature）——建造它的木头——区分开了。在这一时期，人们也开始把nature看作是整个宇宙体系及其规律。

英国作家C. S.刘易斯（C. S. Lewis）在他的《词汇研究》（Studies in Words）中写道：“少数好学深思的希腊人发明了自然（Nature）——大写的自然。”这项发明需要“将他们知道或相信的所有东西——神、人、动物、植物、矿物，你所想到的东西——用一个名称包罗起来，实际上是把所有东西当成一个东西，将这个形状各异、杂七杂八的集合变成一个物体或虚拟物体”。（Lewis 1967，35，37）克拉伦斯·葛拉肯（Clarence Glacken）在其《罗得岛海岸的痕迹》（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中回顾了自然史中目的论的影响，从它在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时期出现到17世纪。“创世的目的性，即世界的创造是造物主有智慧、有计划和深思熟虑的行为”这一观念，包括让自然适合人类需要的意识，在西方对自然的认知中一直都很重要。（Glacken 1967，39）

从一开始，自然（nature）这个词既指整个物质世界，亦指内在形式和造物之力。自然这个词的一个意思被包含在另一个意思之中。在14世纪，作为“某物的本质特性或特征”的nature，有了另外的含义—“内在力量”。到17世纪，作为物质世界的nature与作为内在形式和创造之力的nature重合在了一起。因此，自然“在指代多样事物与生灵之时，可能带着它们有一种共通性这样的预设”。（Williams 1976，185）

这个中文成语说的是：人一定能战胜自然。

自然也被人们人格化和抽象化。古希腊哲学家采取了当时常见的异教立场，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动物，既有思想，也有灵魂，这就让动物（包括人）和植物在智力、心灵和机体上建立起了亲缘关系。柏拉图（公元前428/7—前348/7年）在其《蒂迈欧篇》中认为，宇宙的灵魂是女性。洛夫乔伊指出，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推崇希腊人的自然女神观念，这个观点的影响远及18世纪。另一方面，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中追溯了从新柏拉图主义（古典时代后期为与亚里士多德、后亚里士多德和东方思想相调和而修正的柏拉图主义）的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公元204—270年）到12世纪基督教的传统，它把女性自然置于“比人类强大，但……低于神”的地位。（Merchant 1980，10）化身为女性的自然有着很大的模糊性，她被视为混乱和破坏性的，是纯洁和不洁的，也被看作神圣秩序的体现。C. S.刘易斯认为，将自然女性化最难“超克”，但许多环境史家却说，17和18世纪既是自然身上条条框框最多的时期，也是源远流长的活力论（一种认为生物的机能是由不同于物理化学力的活力原理产生之说）衰微之时。

现代时期

卡洛琳·麦茜特认为，自然死于机械哲学的兴起。机械哲学与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年）及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7—1650年）有关。这些（男）人批评有机世界观把世界人格化为一个强力的、有生命的形体，把自然则看作被动的惰性物质，按自然规律行动并由钟表匠一样的神灵给予第一推动力。科学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女性自然“从活跃的老师和母亲……（变成了）无意识的、顺从的躯壳”。这具躯壳首先服从上帝，然后经由上帝而屈从于人类。（Merchant 1980，190）

自15世纪到19世纪，随航海发现而来的动植物数量迅速增多，深受数学和物理学的解释力影响的博物学家继续在其中寻找稳定的秩序。瑞典植物学家林奈（1707—1778年）创造了第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体系，它让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在一个彰显上帝设计的安排中各安其位。而作为希腊传统的延续，林奈认为自然的变化基本是循环的，总是回到同一起点。

机械哲学将自然置于主宰物理世界演变的数学规律之中，在那里，地球可以从“基于抽象前提的一系列推演”来理解，它对终极原因很少考虑，对多样生命不太感兴趣。（Glacken 1967，406）虽然林奈参与催生了一种置身抽象规律之下的自然秩序，但他也为博物学家提供了工具来为已发现的植物分类，从而推动了博物学的兴起。这群博物学学者对记录和分类多样的生物感兴趣，很多人受林奈影响而回归了古典的有机自然观，他们声称自然之中存在终极原因和设计，并通过观察经验世界来寻找它们。英国人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年），一位重要的自然神学家，在其《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The Wisdom of God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1691年）中着重指出，动物、植物与栖息地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智慧的造物主存在的证据。后来的博物学者继续研究自然界中复杂的关系，尽管他们已与设计论相去甚远。

在16—18世纪，自然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等级制。在《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洛夫乔伊梳理了这样的信念：神在永恒的存在之链中，为最低等的蛆到人及神在内的每个物种都安排了固定位置。博物学的任务就是将新的发现纳入链条的合适环节之中。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其《自然的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一书中，将作为一种神圣系统和经济体系的博物学，追溯到希腊语的“家”（oikos）一词，然后延伸到家政管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及自然的经济体系。因此，林奈在其《自然的经济体系》（The Oeconomy of Nature，1749年）一文中，将自然描述成“地球之家”，其中上帝是合理地规划着宇宙的“超级经济学家”，也是“维持其有效运转的管家”。（Worster 1985，37）

很多文化企图通过仪式来控制自然。这幅画表现的是亚利桑那州南部沙漠中的托赫诺——奥哈姆族（Tohono Oodham，帕帕戈人）参加的一场祈雨舞。

到19世纪初，两位科学家——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1797—1875年）和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年）——开启了一场发现之旅，它将存在之链与记录分类扫入历史，并引发了对造物之神这一角色的质疑。追随其足迹而来的是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年），他发现了一把理解自然史的基本钥匙。受益于莱尔对地壳年龄及（时有剧变的）地质史的理解，还有洪堡对植物群落的地理多样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发现，达尔文航向新世界，于1835年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南美洲厄瓜多尔沿岸的一个偏远群岛。他在那里看到的生物与南美的物种非常相似却又极为不同。他的观察令他发展出一种理论，即隔离、偶尔迁徙及特定环境下的适应，演化出了新的物种。

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的《人口论》给达尔文提供了演化论的机制：劣者淘汰，适者生存，达尔文称这种机制为“自然选择”。当他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之时，机械哲学家视生命为客观存在的观点，还有自然神学家的那条永恒的存在之链，都受到了达尔文所说的“葱茏河岸，地上密匝地覆盖着多种植物，鸟儿在林中歌唱，各类昆虫飞舞，蚯蚓在湿土里爬”的世界的挑战。其结果便是，尽管受到普遍和不变的自然规律影响，自然却有着独特的历史：“当这颗行星按照引力定律运行，如此简单的开始会演化出并继续演化着最美丽和最奇妙的物种。”（Darwin 1964，489-490）

生态学时代

自然在获得了历史的同时，也重新获得了它在机械哲学统治下所失去的一些“活力”。达尔文沿用了林奈的稳定的存在之链的思想，并通过竞争和共同适应来赋予它动态性。史家唐纳德·沃斯特着重指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向一种不完美自然（相互竞争的生物所构成的群落随着时空轴演变）转变，而达尔文在其中居功至伟。[1]生态学家保罗·西尔斯（Paul Sears）将达尔文置于生态学的中心，因为是达尔文发现“环境从一开始就是所有生命的形式和组织的一部分”。（Sears 1950，56）学者们一般认为是德国动物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年）创造了“生态学”（1866年，oecologie；1893年，ecology）一词。沃斯特同意西尔斯的观点，即海克尔的生命之网源自达尔文的理论——自然界的经济体系受生存竞争关系支配。

没有设计者，并不意味着自然中不存在生态秩序。在20世纪初，美国和欧洲的植物学家与植物地理学家逐渐在植物群落中发现了一种变动的、活跃的自然。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自然在美国植物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1874—1945年）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有力的界定。他认为自然是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演替”。特定生境“从原始、内在不平衡的植物聚落开始，到与周围环境处于一种比较长久和平衡的复杂结构而告终”（Worster 1985，210），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中出现的是渐进的创新。

生态学和早期的博物学都低估了无机力量在生命的出现与维系中的作用。在英国植物学家亚瑟·乔治·坦斯利（Arthur George Tansley，1871—1955年）于1935年提出的生态系统概念中，机械哲学通过20世纪的热力物理学而回归，成为约束自然的有力法则。能量流动过程统一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但在强调自然过程的历史性的同时，它也放弃了克莱门茨式自然的有机群落。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与作为顶级群落的自然都是线性的，但时间却走向了熵（逐渐陷入无序）而非进步。如唐纳德·沃斯特对它的描述，“从能量学的角度看，地球生态系统就是一去不返的河流上的小站。能量流经它，最终消失于浩瀚的太空，无法逆流而回”。（Worster 1985，303）然而，克莱门茨和坦斯利都认为自然史的轨迹是可以预知的。

20世纪末的自然史已经变得随机、混乱和偶然。生态学家丹尼尔·博特金（Daniel Botkin）的《不和的和谐》（Discordant Harmonies）认为，有机的自然是一种“由生物创造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生命控制的全球规模的生物系统”（Botkin，1990，189），它可以由电脑程序模拟。这就将克莱门茨与坦斯利联系在了一起，但它却有一个重要反转：抽象的自然本质上是模糊的、可变的和复杂的；时间并非单线的，而是由概率决定的弧线和符号组成的线束，“自然总在变化，在多个时空尺度上变化，随着个体的生灭、局部的破坏与恢复、一个冰期到另一个冰期的大规模气候影响而变化”。（Botkin 1990，62）在21世纪，自然拥有的是一段极为偶然的历史，这就对认识自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造成了麻烦。

自然与人

考察等式的另一边——如何将自然置于历史之中——亦需考虑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葛拉肯的《罗得岛海岸的痕迹》涵盖了前工业时期人与自然的历史。他认为，西方一直从几个问题中去认知自然世界，这些问题都源于一种意识，即地球生来便是人类的宜居之地。对生物来说，地球这个环境看上去是如此宜人，它是“一个有目的造物”吗？地球的气候、自然地貌和大陆结构，也就是生命所处的环境，对人类文化和个人健康及道德状况的影响是什么？最后——从18世纪到现在，人类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如何通过其技艺起到“地理因素”的作用，让自然从“假想的原始状态”中逐步改变？（Glacken 1967，vii）

许多人试图描述的自然史，都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自然的目的论方面。虽然自然作为设计的产物的观念与自然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思想是独立出现的，但两者却相互强化。有机生命（包括人类及其文化）被认为是适应了“有目的创造的和谐环境”。（Glacken 1967，vii）人类的技艺不同于“第一”自然，作为人类在存在之链中仅次于造物主的证明，它是维护并改良上帝设计的“第二”自然。从古希腊到18世纪，西方对人类历史中的自然的认识，是把它描绘成人类所适应的外部世界（尽管这种适应的一部分是为自然赋予秩序）。人类创造了第二自然，创造的方式是，驯化动物和狩猎，种植农作物并挖通运河，以及在荒原定居。然而，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这种活动仍被视为对第一自然稳定性的破坏。

随着自然本身在现代发展出一段不同的历史，人类开始认识到自身作为地理变迁因素的角色。人类历史——文艺复兴时期从日益增强的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自我意识中涌现出来，并受到以这种能力为人与自然之分的信念所推动——成为一种为了审美和经济目的而利用物质（通过诸如炼金术等技艺，炼金术是中世纪的化学和思辨哲学，旨在实现基本金属到黄金的转化）并改变景观的故事。探险时代既促成了博物学意识的出现，也为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比较证据。除了新的动物和植物，新世界的发现和探险提供了一个仿佛从未被人类技艺所改变的自然的面貌。葛拉肯说，到了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1707—1788年）依据其对欧洲和美洲的比较建立了他的地球历史，但他认为由于人类的奋斗，地球史终究“次于”人类史。布丰不太欣赏地球上的荒野和无人居住的地方，他认为第二自然既是第一自然的改良，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地理变迁因素

在新世界，作为地理变迁因素，现代人的重要性更为明显。早期的评论者，如瑞典植物学家彼得·卡尔姆（Peter Kalm，1716—1779年）注意到，殖民者正在用新环境取代旧环境，他疑惑他们对第一自然的影响并好奇第二自然是否改善了人类生境的前景。美国和英国的工业化加速了自然变迁，加剧了城市、乡村和荒野之间的差别，并使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土地上的劳作者变成了工厂内的劳动力。

浪漫主义是一种跨洲哲学，它赋予第一自然以特权，让它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种有机力量，并对人类参与或创造第二自然的企图做了最有影响的批判。布丰认为，地球的历史在从第一自然转变为第二自然时得到了改善，但美国浪漫的超验主义者和自然作家梭罗（1817—1862年）却反驳说，地球自有其历史，人类用第二自然摧毁了它。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对第一自然的痴迷——至少回到乡村，最好是到自由天地——就是对浪漫主义者所认为的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械哲学和与之相伴而生的物质主义及对生命固有精神之压抑的反抗。

另一个将自然置于历史之中的关键人物是与梭罗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年）。环境史家广泛称誉马什的《人与自然：或人类行为所改变的自然地理》（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1864年），它第一次对人类改变自然的后果进行了综合分析。马什将佛蒙特的土壤侵蚀和森林毁坏与地中海盆地的环境退化及欧亚两洲的土地和资源利用史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男人（原文如此）在任何地方都是干扰因素。在他足迹所到之处，自然的和谐都会变成混乱。”（Marsh 1965，36）马什敦促他同时代的人在创造第二自然方面要谨慎，要时时考虑能从先前存在的第一自然中学到什么。

然而，马什把人类看作原初自然的干扰者，却给当代环境史提出了一个最具争议性的自然含义。马什和梭罗，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人一样，让“外部”的自然界与人类明显对立起来。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答案。自然的一个危险的含糊不清之处在于，它既可能把人包含在内，也可能将其排除在外。19世纪批评工业主义的人常常像马什和梭罗一样主张，人类的技艺已经从改善自然转向了毁灭自然，不是参与而是干扰了自然史。人及其技艺变成了非自然的、异于自然的东西。同样，在20世纪初，生态学时代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克莱门茨与坦斯利对人在自然中的作用意见不一，克莱门茨明确区分了犁所造成的干扰与殖民前的草原生物群（草原的植物和动物群落），坦斯利则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技艺做出生态上的明智改变。

美国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说，20世纪需要一种基于“土地伦理”的生态学，“将智人的角色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它的普通成员和公民。这意味着尊重共同体的成员，也同样尊重这个共同体”。（Leopold 1949，204）马什、克莱门茨和梭罗与利奥波德所见略同。

这场关于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1世纪。最根本的一点是，人是否可以把自然说成是不受人类改变的存在。雷蒙·威廉斯说：“我们已把我们的劳动与土地、我们的力量与土地的力量深深地混在了一起，以致不能收回或分开任何一方了。”（Williams 1980，83）史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引用了威廉斯的观点，他认为荒野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它抹去了人类在自然史中奋斗的历史，史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提出，当代的自然是一种“生物机器”——一种自然过程和人类技艺的象征性结合。（White 1995，ix）但对威廉斯来说，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是社会压迫、唯物主义和污染，是对人类及其余生物界的毒害。史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强调了近来两种观念之间令人不安的相互影响，即人们不仅认为自然史变化无常和不可预测，还认为它是人类史中的一种破坏性力量。麦克尼尔说，在20世纪，人们所占据的是一个未来不确定的星球，而主要出于技术和经济需求做出的改变更加不稳定，因此人们创造出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更加混乱的……全球社会与环境的总体系”。（McNeill 2000，359）的确，21世纪最紧迫的全球问题，正是环境的未来。

薇拉·诺伍德（Vera Norwood）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

另见《沙漠化》《土壤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