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普法尔茨

我们从卡尔斯卢厄出发到普法尔茨去，首先到了本来是德斯特尔先生和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斯拜尔。但在那时，他们已经迁到了凯则尔斯劳顿，政府认为这个地方是“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因而使那里成为最终的政府所在地。到了斯拜尔，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却见到了维利希和他的志愿兵。他和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使得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4000多人的警备队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切断了他们的供应，并千方百计地使得他们坐卧不安。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带领80名左右的步枪手攻打了盖尔曼尔斯海姆警备队的两个连，一枪没放就把他们赶回了要塞。第二天早晨，我们和维利希一齐出发到了凯则尔斯劳顿，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德斯特尔、临时政府和整个德国民主派的精华。在这里，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完全陌生的这个运动。因此，过了几天，我们就回到了宾根；在路上我们和几个朋友因为有参加起义的嫌疑而被黑森的士兵逮捕；我们被押解到达姆斯塔德，而后被送往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终于被释放。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便离开了宾根，马克思受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 [89]的委托前往将要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巴黎；他应当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去会见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90]。而我则返回凯则尔斯劳顿，想留在那里最初作一个普通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爆发了战争的话，或许在这个运动中占居“新莱茵报”唯一能占居的地位——士兵的地位。

谁只要到普法尔茨去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美好地方，运动应该是十分令人欢喜的。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指派了一些快活的喜爱普法尔茨葡萄酒的人来代替他们。人们终于从严厉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脱出来。这种刁难行动曾经被那在其他方面极其庸俗的“飞行传单” [91]杂志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种刁难行动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爱好自由的普法尔茨居民。恢复小饭馆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了一个大饭馆，在这6个星期当中“为了普法尔茨的人民”而饮的酒，数量简直难以计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区，但是，全体居民在普遍地嗜好葡萄酒这点上来说是一致的，就连情绪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都迷恋于这种共同的乐趣。

要了解几个星期以后普鲁士军队会给这些喜气洋洋的普法尔茨居民带来多么不愉快的失望，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远见。而在普法尔茨，不沉湎于十分安宁的气氛的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相信普鲁士人可能到来，但是大家都深信，即使他们来了，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打回去。的确，这里并没有那种由信念坚定所生产的忧郁（由于有这样的忧郁，在巴登人民自卫团的每个军官的前额上都写上了“严肃认真，人所固有”这样一句箴言，但是这并不能防止我下面就要谈到的那些十分惊人的事件的发生），在这里也没有象巴登的小市民性质的运动所赋予大多数参加者的那种庄严的美德。在普法尔茨，人们只是偶尔“严肃”过。在这里，“热情”与“严肃”只不过是为了装饰一下共同的欢乐。但是，尽管如此，这里人是十分“严肃”和“热情”地认为，自己在世界上一切力量面前，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面前，都是不可能战胜的；即使在静静沉思之余，产生了轻微的怀疑，也会被下面这种不可辩驳的论据所消除：“情况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说出来。”然而，运动愈益开展，纠集在萨尔布鲁根和克罗茨纳赫之间的普鲁士步兵营的数量愈益显著地增多，自然，这种怀疑也就会愈益经常出现，同时恰恰在怀疑和胆怯的人中间关于“为自己自由所鼓舞的人民”（人们是这样称呼普法尔茨人）战无不胜的这种吹嘘，也就愈益厉害。这种吹嘘很快就发展成了一整套麻醉人的东西，因而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削弱了加强防御的任何行动，使每个反对它的人都有被当作反动分子加以逮捕的危险。

这种无忧无虑、这种关于“热情”及其万能的吹嘘，再加上“起义”所拥有的微不足道的物质资源和起义赖以发生的狭小地区，都构成了普法尔茨运动的滑稽可笑的一面，并且给少数由于远见和独立地位而能够自由判断的人提供了不少笑料。

外表上看来，普法尔茨的运动是快乐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巴登，每个初出茅庐的常备队或人民自卫团的少尉，都束紧身上的笨重军服，炫耀自己的银质肩章（后来在战斗的那天又立即藏在口袋里），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们刚一感觉到6月初旬的灼热，便脱下了所有的呢制大礼服、背心和领带，而换上了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们好象也从一切陈旧的令人忧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穿衣也随随便便，唯一考虑的就是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其他差别也马上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共场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交往中看到普遍友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好心肠的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忽然之间不得不代表以巴考士 ［注：巴考士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快乐之神。——编者注］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认，这些有胆量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伦坦诺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作得比较多。他们至少是有着善良的意志，他们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与卡尔斯卢厄的那些庸俗而严肃的先生们比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多，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因为别人嘲笑他们用安静的方法搞革命，嘲笑他们采取无力的不完整的措施而感到委屈。

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一旦得不到巴登政府的支持，便一事无成。它对于巴登，完全尽了自己的义务。它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了使节，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让步，其目的无非是争取达成协议；结果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布伦坦诺先生都坚决地拒绝了。

当巴登政府得到了一切现成的东西的时候，普法尔茨政府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它没有经费，没有武器，而在自己的领土上却有许多反动的地区和两个敌人的要塞。法国立即禁止武器运入巴登和普法尔茨，普鲁士和黑森扣留了运到那里去的所有武器。普法尔茨政府立刻派遣了代表到法国和比利时去购买和运送武器，武器买到了，但没运来。可以指责政府的是，它行动不够果断，特别是在国境线上麕集着走私贩的时候，它不去组织秘密的运送；可是大部分的责任应由它的代表来负，因为这些人非常疏忽大意，有时就只满足于一些空洞的诺言，而不设法运送法国武器，哪怕运到萨尔布鲁根和劳特尔堡也好。

至于经费问题，那末，在小小的普法尔茨，纸币所能带来的益处是很小的。政府既然处在财政困难之中，那它至少也要大胆地采取一种按累进率规定的强制公债，虽然累进率不大。

唯一可以指责普法尔茨政府的地方就在于，它由于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而过分地沾染了普遍的无忧无虑和由此而来的关于本身安全的种种幻想的毛病；因此，它不但不毅然决然地投资于国防建设（诚然投资有限），反倒期望山岳党在巴黎取得胜利，匈牙利人占领维也纳，甚至出现某种能够挽救普法尔茨的真正奇迹，如普鲁士军队中发生起义等等。因此，才不大关心往这个地方运送武器的问题，而不知道，在这里就连1000支能用的火枪也是有着巨大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普鲁士人到来的那天，终于才把第一批即最后一批40支步枪从国外即从瑞士运来；因此，轻率地挑选了民政委员和军政委员，使得他们里面大都是最无能的糊涂虫和空想家；因此，留用了数量很多的旧官僚和所有的法官；最后，因此，就看不起一切的、甚至容易作到的办法，其实利用这些办法，就有可能包围以至于占领兰都，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是一个秘密总书记，或者如布伦坦诺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凯则尔斯劳顿温和派政府周围的红色奸党”。不过，属于这个“红色奸党”的还有其他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逃亡到此地来的德勒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在德斯特尔的身上，普法尔茨的执政者们获得了他们所不大懂得的行政问题的知识以及革命的智慧，这种革命智慧总是限于完成最直接的、无疑地可以实现的任务，从而它在贯彻具体的措施时从来也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这种革命的智慧就更加令他钦佩。德斯特尔就凭这一点而博得了很大的威信和政府的绝对信任。虽然，有时候德斯特尔对待运动也很认真，例如，他也想通过实行自己的、在当时是完全不适宜的市镇施政条例带来颇大的益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他推动了临时政府来执行他那多少比较果断的一切措施，特别是在一些个别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他总是能够拿出现成的适当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在莱茵普鲁士反动的和革命的阶级一开始就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说在巴登最初向往运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随着危险的逼近而对他们所发动起来的运动逐渐转变自己的态度，起先是冷淡，以后则是敌视，那末，在普法尔茨，对运动表示反对的与其说是居民中的个别阶级，不如说是只照顾本地利益的个别地区，不过有的从一开始就反对，有的逐渐才反对的。在斯拜尔，市民阶级总之一开始就是反动的，在凯则尔斯劳顿、纽施塔特、茨魏布吕肯等地，它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反动起来的，但反动派的主要力量则是盘踞于分散在全普法尔茨境内的各个农业地区里。要消除斗争的各方的不明确的立场，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进攻用来进行抵押贷款和抵押高利贷的活动的私人财产，使它对于债台高筑和受高利贷者百般盘剥的农民有些好处。但是，这个唯一能使全体农民立刻愿意参加起义的办法，是以领土比普法尔茨宽广得多而且城市中社会关系比普法尔茨发达得多作为前提。这个办法只有在起义的初期，在起义推向摩塞尔河和埃斐尔的同时才有可能实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农业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而且在这里，这种关系又与莱茵省各城市中工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但是，在普法尔茨也象在巴登一样，并没有设法向外推广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能用来和反动地区做斗争的办法就很少了，只有派遣几支不大的武装队伍到叛乱的地方去讨伐，逮捕，特别是逮捕领导反抗的天主教牧师等等，任命得力的民政委员和军事委员，最后就是宣传。这些大部分带有滑稽可笑的性质的讨伐，只有短时期的效果；宣传不起任何作用；而那些摆架子没本领的委员们，做起事来大都是错误百出，或者只知道喝大量的普法尔茨葡萄酒，并且在这样情况下不免要粗卤地吹嘘一番。

在中央行政机关的宣传员、委员和官员中，民主主义者占居极为显要的地位，他们来到普法尔茨的人数比来到巴登的还要多。来到这里的不仅有从德勒斯顿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中逃出来的参加者，而且还有许多想在这里为祖国服务的其他的多少比较热情的“人民活动家”。普法尔茨政府不同于卡尔斯卢厄政府，它正确地感觉到，一些本地的“天才人物”就连领导这样的运动的任务也是担负不了的，因而愉快地接待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在普法尔茨停不上两个钟头，便会接到成打的建议，让你去担任各种各样的、总之是很光荣的职务。民主主义者先生们由于看到普法尔茨－巴登运动并不是地方性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越来越具有局部的和无足轻重的性质），而是全德民主派光荣起义的光荣曙光，总之，由于他们看到 自己的或多或少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左右了运动，因而也就热烈地响应了这样的建议。但是，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同时又认为，他们所要的职位只能是使他们的要求（自然多半是贪得无厌的要求）在全德运动中丝毫不被忽视的那种职位。在刚开始的时候，事情还好办。凡是愿意效劳的人，都会马上取得办公厅主任、政府委员、少校或中校的职位。但是谋取职位的人逐渐增多了，而职位则越来越少了，于是便形成无谓地追逐职位的庸俗风气，这在旁观者看来是一个滑稽的场面。“新莱茵报”总是十分惊异地指出，德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一种古怪的事务主义与观点混乱、令人讨厌和庸碌无能等的混合物，而这种讨人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丝毫不差地重新出现在普法尔茨的官员和宣传员的身上，关于这一点，大概是无需特别来赘述的。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许多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职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唯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 [92]撰写几篇宣传性的论文。我知道，这样也是毫无作用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证明我的善意。当然，由于我在用语上不十分客气，第二篇文章就遭到了反对，被认为是过于“刺激人的”论文；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在来到普法尔茨的民主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是那些不久前曾在自己的家乡参加过战斗的人们：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为数不多的萨克森人大都在各个中央办公厅工作，他们工作努力，行政管理知识非常丰富，头脑冷静而清醒，没有任何奢望和幻想。莱茵省人，大都是工人，多数参加了军队；最初搞机关工作的人，后来也拿起了武器。

设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水果蔬菜商场 [93]大厦里面的中央机关办公厅里充满了一种非常快活的气氛。在普遍laisser　aller〔松懈〕的情形下，在完全不积极参加运动的情形下，在工作人员空前多的情形下，工作一般说来是不多的。人们几乎不得不只做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可是，就连这些工作也作得tant　bien　que　mal〔马马虎虎〕。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通知，如果没有一个爱国的市民提出有关救国的深思熟虑的建议，如果没有一个农民前来诉苦或是没有一个乡镇派代表团来，那末，在绝大多数的办公室里是无事可做的。人们都打哈欠，闲聊天，讲笑话，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俏皮话，或者制定一些战略计划，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那一间屋，尽量设法消磨时间。谈话的主题自然是众说纷纭的当前政治事件。对于情报的收集毫不注意。旧的邮政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留任原职，这样的人当然是很不可靠的。除他们以外，还设置了“战地信箱”，由投到起义者方面来的普法尔茨轻骑兵 [94]来管理。边区的警备司令和委员们毫不关心边界那边的动静。政府收到的报纸只有“法兰克福报” [95]和“卡尔斯卢厄日报”，而我直到现在还很愉快地经常想起一件令我惊讶的事情，那就是在一个娱乐场所里的一份几天以前的“科伦日报” [96]上，我看到了关于27个普鲁士步兵营、9个炮兵连和9个骑兵团集结的消息，以及它们在萨尔布鲁根和克罗茨纳赫之间如何配置的详细情况。

最后，我要谈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军事组织的问题。巴伐利亚军队中约有3千名普法尔茨人带着全部家私投到起义者方面来了。同时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志愿兵参加了军队，其中有的是普法尔茨人，有的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此外，临时政府发布了动员第一批军役年龄的人，首先是所有18岁到30岁的未婚男子入伍的命令。但是这种动员不过是纸上谈兵，这一方面是由于军事委员们无能和草率，另一方面是由于武器不足，再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本身漠不关心。在普法尔茨，组织防御的主要障碍是缺少武器，因而必须用一切办法来获得武器。如果不可能从国外得到武器，那就必须收集普法尔茨所有的一切火枪、步枪以及猎枪，发给积极的战士。事实上，不仅有大量的武器是在私人的手里，而且，还有不下于1500—2000支的步枪（还不算马枪）掌握在市民自卫团各个支队的手里。至少可以要求私人交出武器，也可以要求那些不是第一批应征和不想去当志愿兵的市民自卫团的士兵交出武器。但是这类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做。经过长久的坚持，最后才作出了这样的有关市民自卫团的武器的决定，但是决定并没有实行；由300多个小市民组成的凯则尔斯劳顿的市民自卫团作为警备队，全都穿着军装拿着武器，每天都在水果蔬菜商场的前面进行操练，而普鲁士人在进城以后，还是称心如意地将这些先生们解除了武装。到处的情形都是这样。

在官方的报纸上曾经号召林业部门的职员和森林看守人到凯则尔斯劳顿来成立一支步枪队；但他们也不想来。

在全普法尔茨已经下过命令，或者至少发出过号召，要制造大镰刀；有一些镰刀的确是造出来了。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的莱茵－黑森部队中，我曾经看到装运了几桶镰刀刀身，准备送往凯则尔斯劳顿。这两个据点之间大约有乘行7—8小时的路程；4天后政府不得不把凯则尔斯劳顿放弃给普鲁士人，而大镰刀却还没有运到。如果把这些大镰刀分发给未动员的、所谓第二批征集的市民自卫团，来补偿必须让它们交出来的枪支，那末事情就会好了；然而，并没有这样办，懒惰成性的小市民们却仍旧留下了自己的手枪，而年轻的新兵则不得不以大镰刀来进攻配备有大炮和针发枪的普鲁士人。

枪支普遍地感到缺乏。可是，检阅用的马刀不知为什么反倒多得惊人。谁领不到枪支，谁就忙挂上一把叮当作响的战刀，好象只是这样就可以使他成了一个军官。正是在凯则尔斯劳顿，这样自封的军官数不胜数，他们这种可怕武器的响声在大街上日夜不绝于耳。特别是大学生们，他们运用这种新的方法来威吓敌人，并且要求建立一支完全由步行骑兵组成的学院军，以便获得拯救祖国的特殊荣誉。

此外，还有半连归附起义者的轻骑兵，但是由于他们照管战地邮箱等等，已经四处分散，因而不可能组成一个单独的战斗队伍。“陆军中校”安内克所指挥的炮队中，有几门3磅炮和一定数量的小臼炮，但我记得没有看见3磅炮的驾车。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水果蔬菜商场前面放着收集在一起的再好也没有的装置臼炮的旧铁炮身。可是，其中大部分却搁置不用。有两个最大的炮身放在巨大的特制的炮架上运走了。巴登政府最后卖给普法尔茨配备一个炮兵连所用6磅炮（都是经过多次使用而磨损了的）和数量不多的弹药，但是架车、炮手和必需的弹药却不够用。弹药可以尽力制造，架车可以通过组织农民和征用骡马而tant　bien　que　mal〔马马虎虎〕地得到保证；至于炮手，那末找了几名巴伐利亚的老炮兵，他们用巴伐利亚军队采用的笨拙而复杂的操练方法来训练别人。

军事领导权落在非常无能的人的手里。在临时政府中领导军政部的赖哈德先生，是一个工作勤恳的人，但不够刚毅果敢，没有专门知识。普法尔茨战斗部队的第一任总指挥官是冒险分子芬奈尔·冯·芬奈堡，他由于行为暧昧很快就被撤职了；波兰军官拉吉耶暂时担任了他的职务。最后听说，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的总指挥将由梅洛斯拉夫斯基来担任，而普法尔茨军队的指挥则将让施奈德“将军”（也是波兰人）来担任。

施奈德将军来到了。他是个矮胖子，与其说他象“请去打仗的麦尼劳斯 ［注：麦尼劳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斯巴达国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美人海伦的丈夫。——译者注］” [97]，不如说他象一个已经不算年轻的享乐人。施奈德将军威风十足地担任了指挥官，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并且马上给军队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这些命令大部分所涉及的问题是军服（要便服式的）和军官的不同符号（三色袖带或者是绶带），以及让服役期满的骑兵和步枪手自愿参军的号召（这种无益的号召已经有过10次之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施奈德自己首先以身作则，马上购置了一件缀有三色丝带的骠骑兵短外衣，以便引起军队的尊敬。在他的命令中确实有重要实际意义的东西，只不过是重复早已发布过的命令或者少数干练军官早就提出过，但一直没有实现的建议，这些命令和建议只有现在凭着指挥军队的将军的威望才有可能执行。在其他方面，施奈德“将军”是依靠上帝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是大享口福的人物，——象他这样毫无能耐的人唯一能够作出的高明事情，也只能是这些。

在凯则尔斯劳顿的其他军官里面，唯一能干的人是泰霍夫，他就是充当普鲁士军上尉时曾和纳茨梅尔一起袭击了柏林军械库 [98]的那个人，他当时把兵器库交给了人民，在他被判决在要塞监禁15年的时候，从马格德堡逃走了。泰霍夫作为普法尔茨参谋总长，处处都显示出是个能干的、慎重的和镇静的人，也许镇静得有些过分，因此难以相信他能够具有那种在战场上往往有决定意义的当机立断的精神。“陆军中校”安内克在组织炮兵的工作上是一个无能而又疲沓的人，虽然他领导弹药制造厂是称职的。在乌布施塔特郊区，他作为统率没有赢得月桂冠，在拉施塔特，梅洛斯拉夫斯基委任他管理封锁时期的物资供应，但在城市还没有被包围以前，他便丢下马匹，令人奇怪地逃到莱茵河对岸去了。

在个别地区里，军官们的情况也不好。某些波兰人有的是在施奈德以前来的，有的是同他一起来的。但是，由于波兰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代表们已经都在匈牙利，不难想象，这些波兰军官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他们大部分人都急于弄到相当数量的乘用马匹，发布几道命令，至于命令执行与否，并不特别关心。他们态度十分傲慢，认为他们可以象对待受压制的波兰农奴那样来对待普法尔茨的农民，他们既不了解地理、语言，也不懂得指挥，所以，他们作为军事委员，即作为各个营的组织者，事情做的很少，或者说几乎根本没有做。在运动的进程中，他们不久就都跑到施奈德的指挥部来了，而以后当施奈德遭到自己士兵的攻击和毒打的时候，他们很快又溜走了。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来得太晚了，因而来不及充当组织者来给予什么支援了。

在德国军官里面，能干的人也很少。莱茵－黑森的队伍中本来有一些有军事才能的人，但是这支队伍却是由一个根本不称职的霍伊斯纳来指挥，却是处在齐茨和班贝尔格尔（这两位英雄后来在卡尔斯卢厄英勇地逃跑了）的更为不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影响之下。在普法尔茨山区，有一个从前的普鲁士军官席梅尔普芬尼希组织了一支队伍。

只有两名军官还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他们的积极的战斗活动就已经很出色了，这就是维利希和布伦克尔。

维利希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担负着先监视而后包围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任务。逐渐集合在他的指挥之下的部队有：一连大学生、一连在伯桑松同他住在一起的工人、三连人数不多的来自兰都、纽施塔特和凯则尔斯劳顿的体操家、两连出生于附近地区的市民自卫团以及一连多半是逃到这里来的以前参加卜留姆和爱北斐特起义的配备着大镰刀的莱茵普鲁士人。他们最后一共有700人到800人；但是不管怎样，这是全普法尔茨最可靠的士兵；下级军官大都是服过军役的人，其中有的人已经习惯于在阿尔及利亚打游击战。维利希率领这支不大的战斗力量驻扎在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在乡村中组织了市民自卫团，用它来守护道路和放哨，他们击退了两个要塞的袭击，尽管敌人，特别是盖尔曼尔斯海姆警备队的力量占优势。维利希封锁兰都非常成功，他几乎截断了一切供应，割断了输水管路，堵住了克渭希河，因而使得要塞的所有地窖都被淹没，并且缺少饮水；每天晚上他都派遣自己的侦察兵去骚扰警备队，侦察兵不仅清除了弃置在外面的工事，把那里捡到的哨房用的火炉以每个5盾的价格全部卖光，而且他们还深入到要塞的堑壕，常常迫使警备队用24磅炮向一名上等兵和二名兵士开火，炮火很猛烈，但却伤不到人。这段时期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历史上大概是最光辉的一页了。假若他当时拥有哪怕几门榴弹炮，甚至几门野战炮，那末只要相信每天派到兰都去的、进出于兰都的侦察员的情报，那末，这个警备队士气不振、实力不强和人心思变的要塞，在几天之内就可占领。甚至不要大炮，再继续封锁一个礼拜，也就会使它投降。在凯则尔斯劳顿有两门很好的7磅榴弹炮，足以能在晚间焚烧几间兰都的房子。如果把这些炮安置在适当的地方，就可能发生罕有的事件：使用几门野炮就可以占领兰都这样的要塞。我每天都劝说凯则尔斯劳顿的参谋总部，必须至少这样来尝试一下。结果，白费唇舌。有一门榴弹炮留在了凯则尔斯劳顿，另一门运到了洪堡，在这里差一点没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这两门炮一弹未发便放置在莱茵河对岸了。

然而，“陆军上校”布伦克尔比维利希更为出色。布伦克尔“上校”以前是个葡萄酒推销员，曾以希腊之友的身分到过希腊，以后又在伏尔姆斯做过葡萄酒的买卖，毫无疑问，他在这整个极为光荣的运动里面，也是一位最出众的军事人材。他总是自持矫健地骑着马，身边带着无数的参谋人员，他身材高大，身体健壮，有一副傲慢的相貌和与黑克尔一样的壮观的胡须，有天生的洪钟般的声音以及一切使南德“人民活动家”胜人一等的其他品质，不过大家知道，这些品质中是根本不包括智慧的。布伦克尔“上校”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拿破仑看到他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他有资格在本文开头我们引用的那段副歌里被提到。布伦克尔“上校”觉得即使不要“黑克尔、司徒卢威、齐茨和勃鲁姆”的援助自己也有力量赶走德国的所有君主，他于是马上就干起来了。他想要不以一个士兵身分，而以一个葡萄酒推销员身分来进行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决定夺取兰都。那时维利希还没有来。布伦克尔集结了在普法尔茨所拥有的全部队伍：常备队和人民自卫团，有组织的部队和游散的部队，骑兵和炮兵，直向兰都挺进。在要塞的前面，设置了军事委员会，组织了进攻纵队，确定了炮台的位置。但是，炮兵是由几门从 1/ 2到1 3/ 8磅的轻臼炮组成的，载运大炮的工具是同时用来运输弹药的干草运输车。但配备给这批各式各样轻臼炮的全部弹药只不过是一枚24磅重的炮弹而已；至于火药，则根本谈不到。当这一切都商量妥当的时候，他们便视死如归地前进了。他们一直到了要塞的斜堤，未遭到丝毫的抵抗；他们又继续前进，到达了要塞门口。走在前面的是兰都来的起义士兵。在城墙上出现了几名士兵，作为军使。有人向他们喊话，叫他们打开城门。极为和善的交谈开始了，一切好象极为顺利，不料城墙上突然炮声轰鸣，霰弹从进攻者的头上飞驰而过，霎时间全部英勇的军队及其普法尔茨的欧根 [99]亲王都狠狠地奔逃了。大家都跑呀，跑呀，跑得象风驰电掣，连从城墙上不久以后发射的几枚炮弹也不能掠过逃跑者头上，而只能飞过他们遗弃的枪支、弹带和背囊。布伦克尔“上校”先生由兰都跑了几个钟头以后，终于停了下来，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军队，带领他们回营去了，——虽未得到要塞的钥匙，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他那骄傲的姿态。只用3门轻臼炮和一枚24磅的炮弹就能夺取兰都的这个罕见功绩，就是这样完成的。

霰弹是由于几名巴伐利亚的军官看到自己的士兵准备打开要塞的大门而匆忙发射的。士兵们自己改变了瞄准方向，因而没有伤人。而当兰都的警备队看到这种碰运气的射击所产生的作用时，当然关于投降的事情也就不再提起了。

然而，英雄布伦克尔并不是一个甘心这种失败而不想报复的人。现在他决定夺取伏尔姆斯。他从他指挥过一个营的福兰肯塔尔出发挺进。驻守在伏尔姆斯的几名黑森的士兵四散奔逃，于是英雄布伦克尔便随着鼓声进入了自己的故城。在设早宴以隆重庆祝伏尔姆斯解放之后，又举行了一次首要的庆祝会，即让20名因病留在城里的黑森士兵宣誓忠于帝国宪法。然而，就在获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当天夜里，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已把大炮布置在莱茵河右岸，第二天清早就很不客气地以隆隆的炮声惊醒了这位胜利的征服者。毫无疑问，帝国军队是用真正的炮弹和榴弹从对岸射击的！英雄布伦克尔一句话也没说就集合了自己的勇士，悄悄地退出伏尔姆斯，回到了福兰肯塔尔。至于他以后的英勇功绩，将会有诗神在适宜的地方加以歌颂。

当在各地区里，不同性格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消磨时间，士兵们和人民自卫团的战士们不去操练，反而在小饭馆里引吭高歌的时候，在凯则尔斯劳顿，军官先生们却忙着考虑一些极为深远的战略计划。问题的中心就是依靠几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斗力量来对付拥有3万名以上士兵和60门大炮的这样一支确实存在的军队，是否可能保持住象普法尔茨这样一个几面无掩蔽的小小省份。正因为所有的方案在这里都同样是无益的和荒唐的，正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制定任何战略计划的一切条件，所以这些深谋远虑的军事家们，这些普法尔茨军队的杰出人物们，才决定要想出一个战略上的奇迹，来断绝普鲁士人到普法尔茨来的通路。每个初出茅庐的尉官、每个腰佩马刀的学院军的莽汉（学院军终于在施奈德先生的支持下组织起来了，而且其中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尉官军衔）、每个事务人员都在对着普法尔茨的地图皱眉苦思，希望能发现一个战略上的万灵妙丹。不难想象，这会导致怎样滑稽可笑的后果。匈牙利的战争方法特别受到了赏识。从施奈德“将军”一直到最后一个还未得到公认的陆军中的拿破仑的口中，时刻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放弃一部分领土，撤退到这边或那边，山上或山谷。”在所有的小饭馆里都在高谈“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每个伍长、每个士兵、每个街上的小孩也都说“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而临时政府由于十分晓得不应该干预这些事情，由于感到不管怎样行动最后都与他毫不相干，于是也好心地喊着“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不然我们会灭亡”。——普法尔茨和科苏特！

在我还没有直接描述军事行动之前，还应该简略地叙述一下许多报上都提到过的关于我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短时期被捕的事件。在普鲁士人到来的前几天，我陪送我的友人莫尔到普法尔茨的边境基尔赫海姆博兰登去执行他所担负的使命。这儿驻扎着一部分莱茵－黑森部队，里面我们有一些熟人。傍晚，我们在客店里和这些熟人以及这个部队的其他志愿兵团聚在一起。在这些志愿兵里有几个是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的认真严肃的、满腔热情的“实干派”，他们认为武器虽少，但热情充沛，击溃世上的任何军队都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这些人在军事方面以前最多只见过换哨，他们从来也没考虑过采用物质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因此，正如我后来多次有机会亲自见到的那样，他们大部分人在初次交锋时就如此地大失所望，以至急忙逃之夭夭了。我曾问过一个这样的英雄人物，他是不是确实认为单靠普法尔茨现有的3万把马刀和3500支枪（其中许多马枪是生锈的）就能击败普鲁士人；正当我要欣赏这位实干派由于最高贵的热情受挫伤而表现的崇高愤怒时，突然警卫队进到屋来宣布我被逮捕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有两个怒容满面的人想从后面向我扑来。一个自称为民政委员弥勒，另一个是我唯一不曾进一步认识的政府委员格莱纳先生，我所以没有和他进一步认识，一则是因为他经常离开凯则尔斯劳顿（这位先生偷偷地将自己的不动产变成了动产），再则是由于他有一副令人可疑的垂头丧气的相貌。我的老朋友莱茵－黑森部队的上尉马上站起来申明，如果我被捕，他和这支部队的相当多的优秀人物都将即刻离开部队。莫尔和其他的人想以武力保护我。在场的人分成了两派。场面可能变得很有趣；我声明说，我当然甘愿被逮捕：让所有的人终于都看到，普法尔茨运动到底是怎样的。这样，我就随着警卫去了。

第二天早晨，在齐茨先生对我进行可笑的审问之后，把我交给了一个民政委员，而民政委员又把我交给了宪兵。宪兵得到命令把我当做奸细看待，所以给我加上了手铐，押着我步行到了凯则尔斯劳顿；我被控告的罪名是不够尊重普法尔茨人民的起义，煽动人们反对政府；这里顺便带一句，这个政府我从来都没谈起过。在路上，由于我据理力争而给了我一辆车子。在凯则尔斯劳顿（莫尔已经在我之前到了这里），我发现几位政府委员因为威武的格莱纳的失策，尤其因为对我的虐待而感到极为难堪。当然我当着宪兵给了这些先生们一些颜色看。由于格莱纳先生的报告还没有收到，有人提议要我作口头保证就释放。我拒绝作口头保证，并起身到区的监狱去了，——正如按照德斯特尔的建议所决定的那样，没有押送队的护送。德斯特尔声明，这样对待他的党内同志，他无法再留在政府里工作了。刚来不久的契尔奈尔态度也非常坚决。那天晚上，这件事件传遍了全城，所有的坚决派的拥护者马上都站到我这方面来了。此外，有消息说，这个事件在莱茵－黑森队伍中引起了骚动，他们大都想解散回家。这一切就更足以向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临时政府的委员们证明，必须满足我的要求。我在监狱中非常痛快地度过了24小时之后，德斯特尔和施米特也到我这里来了；施米特对我说，我应当毫无条件地被释放，政府希望我今后不要拒绝参加运动。他另外还告诉我，已经颁布命令，今后严禁给政治犯带镣铐，并且继续追究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待遇的责任，及调查逮捕情况及其原因。政府（格莱纳先生还没有向它打过任何报告）就是如此用各种方法尽它当时的一切可能来使我感到满意，此后双方都丢掉了官腔，在“顿奈斯堡”共饮了几大杯葡萄酒。第二天早晨，契尔奈尔启程到莱茵－黑森部队进行安抚工作，我也托他带去一张几行字的便条。格莱纳先生回到凯则尔斯劳顿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因而受到了同事们的加倍的申斥。

这时候，普鲁士人开始从洪堡向前推进，由于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引人注意的转变，由于我不愿放过取得军事经验的机会，最后，由于“新莱茵报”honoris　causa〔为了荣誉〕应该在普法尔茨－巴登军队中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我也腰佩战刀到维利希那里去了。

[89]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日至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于1849年5月底委任马克思为德斯特尔委员会的委员。——第171页。

[90] 指聚集在“改良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一伙人。这些人的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他们的代表曾提出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要求。相当一部分法国工人也受了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第171页。

[91] “飞行传单”（《Fliegende Blätter》）是德国的一种讽刺性周刊，于1845年在慕尼黑创刊。——第172页。

[92] 指“城乡信使”报（《Bote für Stadt und Land》），它是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的官方报。唯一的一篇在1849年6月3日该报第110号上刊载的恩格斯的文章，标题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本版第6卷）。——第178页。

[93] 蔬菜水果商场是在凯则尔斯劳顿的一个买卖水果和蔬菜的室内商场，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中央办公机关就设在里面。——第178页。

[94] 轻骑兵（chevaux-légers）是在某些西欧国家以军刀、手枪和马枪武装起来的轻骑兵团的称呼。——第179页。

[95]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是德国日报，1616年出版，19世纪中叶成为自由派的报纸。——第179页。

[96]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日报，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该报曾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179页。

[97] 这句话是从1819年约·亨·福斯翻译的荷马著“伊利亚特”的德译本中摘引来的（诗歌的第2部分，第408诗句等）。——第181页。

[98] 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汉泽曼政府把武器发给人民的行动遭到失败后，1848年6月14日用袭击办法占领了军械库。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队伍一齐很快地驱散了人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182页。

[99] 恩格斯把布伦克尔和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著名统帅欧根·萨沃斯基相比，是有意讽刺他。——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