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共和国捐躯！
“为了德意志共和国的繁荣，必须把那36个王座推翻；
弟兄们，无情地将它们摧毁，
勇敢地挺起我们的胸膛，迎向子弹！
为共和国捐躯，
这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命运，这是我们所选定的目的！”
当我乘车到纽施塔特去打听维利希的大本营当时驻扎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在列车上听到志愿兵们都唱这首歌。
这样看来，为共和国捐躯，这就是，或者至少必须是今后我所选定的目的了。我对于这个新的目的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些年轻的、漂亮的、英俊的志愿兵小伙子的面孔。从他们的相貌上看不出在目前为共和国捐躯是他们选定的目的。
我从纽施塔特出发，乘坐一辆征用的农民的载货车，到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的欧芬巴赫去，因为维利希还在那里。刚过艾登科本就碰上了农民按维利希的命令所设置的第一批岗哨；以后在每个村庄的进出口以及所有的交叉路口，都有这样的岗哨，没有起义政权的证明文件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显然已经接近有军事行动的地点。我在半夜才到达欧芬巴赫，并立刻作了维利希的副官。
当天（6月13日）维利希的一支不大的队伍打了一次漂亮的仗。在前几天，维利希曾得到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即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的支援，因而充实了自己的志愿队；他从这个营里抽调50名左右的人开往盖尔曼尔斯海姆，让他们先到贝尔海姆。在他们的后面，在克尼特尔斯海姆还驻有志愿队的一个连，以及一些用大镰刀武装起来的士兵。一营巴伐利亚人带着两门大炮和一个轻骑兵连突然出击。巴登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逃之夭夭；其中只有一个人被3个骑马的宪兵赶上了，他拚命地进行了自卫，直到最后被军刀砍得遍体鳞伤，才跌倒在地上，被进攻的人杀害了。当逃兵到了克尼特尔斯海姆的时候，驻守在这里的连长（这个连一共不到50人，其中有些人只有大镰刀）便出来迎击巴伐利亚人。他巧妙地把自己的人分做几组，坚决地以散兵线向前推进，结果兵力超过10倍的巴伐利亚人，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被迫退到了巴登人所放弃的乡村；最后，维利希部队派来了一些援兵，又把巴伐利亚人赶出了这个乡村。巴伐利亚人大约伤亡了20人，退到了盖尔曼尔斯海姆。遗憾的是，我不能指出这个勇敢的有才干的青年军官的名字，因为他现在的处境可能还不安全。在他的连里只有5个人受伤，伤情都不严重。这5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法国的志愿兵，他还没来得及射击，前臂就受了伤。尽管如此，他还是打完了自己的16发子弹，当时他由于受伤自己不能装子弹，他就让一个拿大镰刀的士兵替他装，以便尽可能射击敌人。第二天，我们曾到贝尔海姆去视察战场和筹划新的作战布署。巴伐利亚人曾向我们的射手猛烈发射圆炮弹和霰弹，但是只不过把树枝打了下来，铺满了整个的道路，只不过打中了连长旁边的一棵树。
那天，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都到齐了，准备最后在贝尔海姆一带驻扎下来。这个营又体面，装备又好；特别是它的军官们，尖尖的胡须，黝黑的面庞，一个个威风凛凛、生龙活虎，看来简直是一群头脑开化的吃人生番。幸好他们并不那样可怕，这一点我们慢慢就会相信。
我听说几乎没有什么弹药，大多数的战士每人只剩下五六发子弹，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20发，现有的弹药甚至填不满参加昨天战斗的战士们的空子弹带，这些使我感到很惊奇。我当时就自告奋勇到凯则尔斯劳顿去弄些军火来，于是当天晚上就出发了。
农民的载货车走得很慢，其次，在各次停歇的时候又必需再去征用车辆、道路又不熟悉等等诸如此类的困难也耽搁了些时间；等我到达迈卡麦尔（距纽施塔特差不多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在这里，我遇上了从皮尔马森斯来的人民自卫团的一个支队，押着4门大炮，送往洪堡。这4门大炮在凯则尔斯劳顿已被认为是遗失了的。这个支队穿过茨魏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经过非常难走的山路走到这里，才终于踏上了平原。我们这些来自皮尔马森斯的战士们冲破了重重难关，经过了夜行军，喝足了葡萄酒，因而心理上很紧张，总觉得好象敌人紧紧在后面追赶着，其实，普鲁士的先生们一点也没有急于追踪他们。
过了几个小时（这天是6月15日）我到了纽施塔特。全体居民都走上了街头，其中包括士兵和志愿兵（在普法尔茨，穿着便服的人民自卫团战士都一律称作志愿兵）。运货车、大炮、马匹堵塞了所有通往城里的街道。一句话，我落入了全体撤退的人马稠密的普法尔茨军队中间。临时政府、施奈德将军、总参谋部、各个办公厅全都在这里。凯则尔斯劳顿连同它的水果蔬菜商场、“顿奈斯堡”餐馆、啤酒店——“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被放弃了，目前纽施塔特这个地方成了普法尔茨混乱状态的中心，这种混乱状态只是在现在打起仗来的时候，才达到了顶点。于是，我就探听明白了全部情况，尽量地搜集火药、铅块和现成的子弹，——难道这些一仗没打就溃不成军的军队还会需要军火吗？——然后经过无数次的奔波，最后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才找到了一辆大车，当晚押着所获得的军火，在几个人护送之下启程而回。
在动身之前，我探望了施奈德先生，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转达给维利希。这个老馋鬼交给我几道毫无意义的命令，还郑重其事地说道：“看，我们现在丝毫不差地象科苏特那样行动。”
普法尔茨起义者之所以最后竟丝毫不差地象科苏特那样行动，原因如下。在“起义”的全盛时期，即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普法尔茨约有5000—6000名使用各式枪枝的战士，还有1000—1500名使用大镰刀的战士。所有这5000—6000战士首先是来自志愿队（维利希领导下的和莱茵－黑森地区的志愿队），其次来自所谓的人民自卫团。每一个区都任命了一名军事委员，负责组织一个营。每一个营的核心和教练员都是从各该区部队中转向起义方面来的士兵。如果是在作战的情况下，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经常不断的军事训练，那末把常备队同新招收的战士混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取得非常良好的效果，但是在这里却坏了事。由于武装不足，这些营没有组织成功；无所事事的士兵把军纪、军容一概置诸脑后，大部分人都开了小差。到后来在一些区里算是组成了几个营，在另一些区里则只有几个武装的小队。以大镰刀做武器的战士是根本没有用的。他们总是妨碍着别人，在任何真正的战斗中都根本无法使用；他们一部分被留下作为所属营的临时附属部队等候为他们弄得武器，一部分则编为一支特别部队由一位不太精明的泰恩上尉指挥。公民泰恩是最道地不过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毕斯托；这位公民在英雄布伦克尔率领下从兰都附近逃跑时被自己的刀鞘绊了一下子，就把刀鞘折断了，后来却激愤地发誓说“一颗24磅的燃烧弹把它给炸成两半了”；这位独一无二的毕斯托在此以前曾被任用来平定反动势力占领下的村庄。他对执行这项任务十分热心，以致农民们虽然对于他和他的队伍极其尊敬，可是只要他只身落到他们手里，每次都得挨一顿痛打。据说，每当执行这样任务回来以后，他手下的战士们都把自己的大镰刀打碎了，而他本人在到达凯则尔斯劳顿后则以福斯泰夫 [100]的神气大谈自己和农民厮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因为靠这样的队伍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于是梅洛斯拉夫斯基（他是6月10日才来到巴登军大本营的）就命令普法尔茨的队伍向莱茵河边打边撤，尽可能占领曼海姆那里的莱茵河渡口，如不可能，就在斯拜尔或克尼林根转到莱茵河右岸，然后从巴登方面守住莱茵河的渡口。在命令发出的同时，有消息说，普鲁士人从萨尔布鲁根侵入普法尔茨，开了几枪以后，就迫使布置在边境上的为数不多的我军战士朝凯则尔斯劳顿方向败退。同时，一切多少有组织的部队朝凯则尔斯劳顿和纽施塔特方向集结；人心开始异常慌乱起来，一大部分新兵逃跑了。一个来自1848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志愿队的青年军官拉科夫率领着30名士兵去搜罗逃兵，用了两天两夜的工夫，弄到了1400人；他把这些人组成一个“凯则尔斯劳顿营”，这个营在战事结束以前是一直由他指挥的。
从战略方面讲，普法尔茨的地势很简单，就连普鲁士人也不致在那里出任何差错。莱茵河畔有一道河谷，有步行4—5小时的路程那样宽，任何天然障碍物都没有。普鲁士人畅行无阻地走了3天，从克罗茨纳赫和伏尔姆斯到了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在多山的普法尔茨高地上有一条自萨尔格闵德至美因兹的“帝国公路”通过，这条公路大半段不是在山坡上就是在宽广的河谷旁。这里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因而一支人数少、战术差的军队连一点点可以据守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后，紧靠着普鲁士边境线，在洪堡那里从“帝国公路”分出一条修筑得很好的道路，一段沿着河谷，一段顺着佛日山的山坡，经茨魏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直通兰都。固然在这条路上天然屏障多一些，但是如果军队人数少、没有大炮，就无法把这条路封锁住，特别是当一支敌军有可能利用平原的地势把通向兰都和比尔查伯伦的退路切断的时候。
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人的进犯非常顺利。头一下子是从萨尔布鲁根打向洪堡；有一支纵队从洪堡直抵凯则尔斯劳顿，另有一支纵队经皮尔马森斯打到兰都。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支队伍开始向莱茵河谷进犯。这支军队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首次遭到了驻扎该地的莱茵－黑森队伍的猛烈抵抗。美因兹的步枪手们尽管有不小的伤亡，但他们还是以极顽强的精神坚守皇家花园。到最后，因为被敌人抄了后路，他们才撤退。其中有17个人作了普鲁士人的俘虏。他们就被“英勇的军队”的喝醉了酒的英雄们绑到树上，立即枪杀了。这一卑鄙的行为就是普鲁士人对普法尔茨的“短促的但是光荣的讨伐”的开始。
这样，普鲁士人就完全占领了普法尔茨的北半部，而恢复了他们的两个主力纵队之间的联系。他们现在只要沿平原向前推进，解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围，就有可能占领普法尔茨的其余部分，并把还可能坚守在山里的队伍一网打尽。
在普法尔茨，有将近3万普鲁士人，他们拥有大量的骑兵和炮兵。在普鲁士亲王和希尔什菲尔德率领最精锐的队伍向前进犯的平原地带，在他们和纽施塔特之间，仅仅有一些已经涣散了的、无力抵抗的人民自卫团的队伍和几支莱茵－黑森队伍。他们只要向斯拜尔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迅速推进，所有集中在，更确切些说所有乱聚在纽施塔特和兰都的4000—5000普法尔茨起义军就会被击溃、驱散、赶跑或俘虏。然而，普鲁士先生们虽然在枪杀手无寸铁的俘虏时那样机敏，但在战斗中却极端优柔寡断，在追击敌军时松懈无比。
普鲁士人及其他的帝国军队所遇到的敌军人数比他们少，常常一共才只有他们的1/5，最多也不会超过1/3，组织性又很差，而且在有些地方是由一些平庸无能的人指挥的，可是在这样的敌军面前普鲁士人和那些帝国军队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萎糜不振；如果我在描述这次讨伐的全部过程时还必须多次指出他们这种萎糜不振的表现，那显然我决不是想把这种状况说成是由于普鲁士人有些太胆小而产生的，更不是——读者大概已经看出——把我们的军队幻想为异常英勇的军队。同样，我也并不象一些反动派那样，想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什么普鲁士人心肠宽厚，或是他们怕俘虏得太多而感到累赘。普鲁士的文武官僚，在战胜弱小的敌人时总要大事庆贺，以向手无寸铁的人残酷地进行报复为乐事，他们早就因这种行径而扬名于世了。他们在巴登、在普法尔茨就是这样干的，有下列事实为证：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许多人被枪杀，在卡尔斯卢厄的养雉场里许多人夜间被枪杀，在所有各个战场上杀死负伤和放下武器的敌军的事件数不胜数，为数不多的俘虏也遭到残害，夫赖堡、拉施塔特的战地军事法庭把许多人判处死刑，最后，拉施塔特的犯人被拷打、得不到饭吃、被关在又潮湿、又拥挤、又不透气的牢房里，再加上这一切所引起的伤寒病，结果被慢慢地、秘密地、更其残酷地杀害了。普鲁士人作战行动松懈当然是由于怯懦，就是说，是由于指挥官们怯懦。且不谈我们的普鲁士英雄们在用兵和练兵方面的迟慢、怯懦的迂腐气，这种迂腐气本身就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行动果敢、当机立断，且不谈他们的繁琐的军规，这些军规的制定就是为了间接地防止过去那些可耻的失败的——这都暂且不谈，我们要谈的是：如果普鲁士人对手下的士兵信任的话，难道他们能够采用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无聊的、对他们说来是丢人的作战方法吗？全部问题正在于此。将军先生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1/3是不听话的后备团，这些团只要起义军打一次胜仗，就会转到那边去；将军先生们也知道，这样很快就会使一半常备军以及全体炮兵，都要背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霍亨索伦王朝和它的“万世的王位” [101]要落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一点人人都会看得很清楚。
因为要更换车辆和护送人员，所以我要在迈卡麦尔等到16日早晨，在这里，一清早从纽施塔特开出的军队已经又赶上了我。昨天还在讲进攻斯拜尔，现在看来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军队直奔克尼林根桥。我在15个来自皮尔马森斯的半野蛮的农民（他们都是生于普法尔茨深山密林中的人）的护送之下由此动身。当已经快到达欧芬巴赫的时候，我听说维利希率领着自己的队伍开向位于兰都西北的一个小市镇弗兰克维勒去了。于是，我就翻回头，走了将近半天的工夫，到了弗兰克维勒。在那里，我不但找到了维利希，而且也找到了普法尔茨军队的全体先头部队，他们为了避免通过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这段路而选择了兰都以西的一条路。临时政府及其官员们、总参谋部以及一大批对于两方面都依附的游手好闲的民主主义者，都驻在一所旅馆里。施奈德将军正在吃早饭。所有的人都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在旅馆里，临时政府的委员们、指挥官们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跑来跑去，在大街上士兵们也是东跑西跑。后来，军队的主力：布伦克尔先生、特罗钦斯基先生、石特拉塞尔先生以及所有其他各位先生骑着战马率领着自己的勇士们也陆续来到。情况更混乱了。好容易才慢慢地派出几支队伍朝茵普弗林根和坎德尔方向前进。
从表面上看不出这支军队是在退却。混乱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是常见的现象；虽然年轻的战士们现在已经开始对不习惯的行军感到厌倦，可是他们还是照旧在小酒馆饮酒取乐、喧哗吵闹、声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普鲁士人消灭掉。尽管对胜利抱着这样的信心，但是，只需一个骑兵团配备上几门马拉的大炮，就足以能够把这一伙快乐逍遥的人们赶得四处奔逃，把“莱茵－普法尔茨自由军队”赶跑。这只要当机立断，再加上一些勇气就能做到，可是在普鲁士军中既谈不到当机立断，也谈不到什么勇敢的精神。
次日早晨我们出发了。退却的队伍的主力开向克尼林根桥，而维利希则率领所部和德雷埃尔营开进山区去打普鲁士人。我们的一个约由兰都的50名运动员组成的连队一直开到几个最高的山上，开到约翰尼斯克雷茨。席梅尔普芬尼希和他的队伍还屯扎在皮尔马森斯到兰都的那条路上。当时应该把普鲁士人挡住，并且在辛特尔－维登塔尔切断他们到比尔查伯伦和劳特尔的去路。
在这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放弃了辛特尔－维登塔尔，退守林塔尔和安维勒尔。这里有一个转弯，恰好在这个地方，克渭希河谷两岸群山形成一个狭谷，在这个狭谷的后面就是林塔尔村。这个狭谷有一支特殊的野战警备队守着。夜间，这支警备队的巡逻队告诉我们，敌军向他们开火了：一清早，来自茨魏布吕肯的前民政委员魏斯和年轻的莱茵省人麦·约·贝克尔带来消息说普鲁士人逼近了，要求派巡逻队去进行侦查。可是因为没有去侦查，狭谷两面的高地没有占领，于是魏斯和贝克尔就决定自己去进行侦查。当敌人逼近的消息愈益频繁地传来的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手下的战士们开始在狭谷口构筑堡垒；维利希前来巡视了阵地，他下令占领高地，命令把毫无用处的堡垒拆除。然后他又急忙地赶回安维勒尔去率领自己的队伍。
当我们穿过林塔尔的时候，我们初次听到了枪声。我们急速地穿过了村子，看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们在公路上列开队伍，大多数人用的是大镰刀，只是少数人用枪；有些人已经投入战斗。普鲁士人边射击边向高地进攻；席梅尔普芬尼希就睁着眼白白地让他们占领了他自己应该去占领的阵地。我们的队里还没有落一颗枪弹；所有枪弹都高高地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当枪弹嗖嗖地从手使大镰刀的战士们头上飞过的时候，整个队形就乱了起来，四处喊声大作。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从这支队伍旁边通了过去，他们几乎把道路都堵住了，使得秩序大乱，加之手里使的是大镰刀，什么也不能干。连、排长等也和士兵一样毫无办法、惊慌失措。我们的步枪手被派去夺取高地，一部分在左边，一部分在右边。此外，又派两个连去增援左方的步枪手并包抄普鲁士人。主力纵队仍留在山谷内。一些步枪手占领了转角地方堡垒废墟后面的阵地，向站在百步以外的普鲁士队伍开枪射击。我带了几名士兵跑到了左边的山上。
我们刚刚登上荆棘丛生的山坡，面前就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普鲁士步枪手从对面树林边用他们的锥形枪弹向我们射击。我又调上来几名志愿兵，他们无可奈何地而且有些畏缩地爬上了山坡，我把他们尽可能地安置在隐蔽之处，开始观察地形。当被派到左方去包抄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普鲁士人侧翼的时候，我无法带着一队兵通过宽达200—250步的毫无掩蔽的地带；我们最多也只能原地不动，因为本来掩蔽得就已经很差了。可是普鲁士人尽管有枪有尖头子弹，而他们的枪法却非常糟糕。我们几乎毫无掩蔽地在最猛烈的火力之下呆了半个多小时，而高明的敌军步枪手却只打中一枝枪的枪身，打穿了一个人的衣襟。
我必须最后弄清楚，维利希驻在哪里。我的战士们答应坚守阵地，于是我就折回爬下山坡。下面一切都秩序井然。普鲁士人的主力部队由于遭到大道上以及大道右方我军步枪手的猛烈射击，被迫稍稍后退。忽然，从左方，从我站过的那里，我们那几名志愿兵丢开了自己的阵地不管，慌忙地跑开了。原来，在极左翼的那几个连（由于很多人掉队而人数减少了）认为通过前面小树林的那条路太长了，于是在一位在贝尔海姆打了胜仗的上尉指挥下，径直穿过战场。他们遇到了猛烈的射击；上尉和很多士兵倒下了，其他的人没有了指挥官，因而在敌人的优势下屈服了。现在普鲁士人赶到了前面，绕到我军的右侧，从上面向我军战士猛烈射击，这样就迫使我军战士向后退却了。很快整个的山全都落于普鲁士人之手。他们从山上猛烈向我们射击；我们已经无法可想，于是开始撤退。道路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和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堵塞了，他们行军的行列是按照绝妙的巴登传统，每个横排不是4—6人，而是半个步兵排即12—15人，所以把公路从左到右整个排满了。我们的人只得通过泥泞的草地向着村子前进。我同几名步枪手则留下来掩护撤退。
这一仗所以打输，一方面是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违反维利希的命令而没有占领高地，而我们手下能打仗的队伍人数极少，无法从普鲁士人手中夺回这些地方，另一方面是由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和德雷埃尔那一营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再一方面是由于被派去包抄普鲁士人的那个上尉性情很急躁，以致几乎丢了性命，使我们的左翼暴露无遗。然而，我们遭到这次失败还是幸运的事情，不然我们在辛特尔－维登塔尔可能遭到四面包围，因为当时普鲁士人的一个纵队已经在向比尔查伯伦进发中，兰都之围已解。
在撤退的时候，我们折损的人比战斗时还多。我们的队伍在行进中秩序混乱无比，人声嘈杂，普鲁士人的枪弹不时飞入我们的拥挤的队伍。我们约有15个人受了伤，席梅尔普芬尼希也在内，他在战斗一开始就打伤了膝盖。普鲁士人这次追赶我们也是很松懈的，很快就停止了射击。只有山坡上的几个步枪手继续追赶我们。在安维勒尔，即距离战斗地点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向阿尔贝斯维勒进发。我们所最急需的已经弄到手了：3000盾的强制公债，这笔钱是在安维勒尔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后来普鲁士人把这叫做掠夺钱财。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也认定我军的曼托伊费尔上尉（同柏林的可尊敬的曼托伊费尔是一家人，前普鲁士下级军官，后来投诚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已在林塔尔一战被打死。其实曼托伊费尔先生不但没有被打死，而且从那以后，甚至还在苏黎世的运动会上得过锦标。
在阿尔贝斯维勒，我们增加了两门来自巴登的大炮，还有梅洛斯拉夫斯基派来的援军的一部分。我们打算利用这一批力量再一次在这些地方摆开阵地；但我们得到情报：普鲁士人已经到了兰都，因此我们只好径向兰根坎德尔进发。
在阿尔贝斯维勒，谢天谢地，我们摆脱了和我们一起走的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由于没有了指挥官，已经开始有些溃散，自行奔赴坎德尔 ［注：即兰根坎德尔。——编者注］。这支队伍还时常把走不动的或因其他原因掉队的战士留在各个小饭店里。德雷埃尔的那个营在阿尔贝斯维勒发生了骚动。维利希和我就去问那些战士们他们要干什么。大家都默不作声。后来，一个年纪很老的志愿兵喊道：“他们要赶我们去送死！”一个连一仗都没打，在撤退时只有两名最多不过3名轻伤员的队伍里，喊出这样一句话，听来非常滑稽可笑。维利希命令这个战士走出来，交出武器。这个带几分醉意的白胡子老头执行了命令，哭哭啼啼地讲了一大堆话，主要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简直使人感到啼笑皆非。这时在这些非常善良但纪律很坏的战士们中间发生了普遍的不满。因此，维利希就下令全连立即离开，他说，他已经听够了废话和怨言，一分钟也不愿再指挥这样的士兵。这一连人没有多加分辩，向右一转就走了。5分钟以后这个营其余的人随着那一连去了，维利希并拨给了他们两门大炮。他们是不愿意被“赶去送死”，不愿意遵守纪律的！我们倒情愿让他们离开。
我们转到右面山上，向茵普弗林根那边前进。不久我们就挨近了普鲁士人；我们的人和他们互相对放了几枪。整个晚上不时发出枪声。我在最先遇到的村子里耽搁了一下，以便差人去给我们由兰都的运动员组成的连队下达指示。我不知道他们收到我的指示没有，但他们平安地转移到了法国，从法国又转移到巴登。由于这样耽搁了一下，我掉了队，只好一个人走向坎德尔。在路上有几队掉队的士兵游荡着，所有的小饭店都容纳不下了。看起来，一切喜象全都悲惨地失掉了。军官没有士兵，士兵没有军官，这是一群各个队伍中掉队的形形色色的志愿兵，有的地下走，有的乘着马车，全都急急忙忙地奔赴坎德尔。普鲁士人根本不想认真地追击他们。茵普弗林根距兰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维尔特（在克尼林根桥的前面）距盖尔曼尔斯海姆则有4—5小时的路程，可是普鲁士人并没有立即派军队到这两个据点中的任何一处去，其实他们如果派出军队，在这边可以拦截掉队者，在那边可以拦截全军。普鲁士亲王获取的荣誉的方法真是与众不同！
在坎德尔，我遇到了维利希，可是没看到他的军队，他的军队都在前面，驻扎在城外。军队虽然没看到，却看到了临时政府、总参谋部和那一大群游手好闲的人。这里和昨天弗兰克维勒的情形一样，到处都挤满了军队，不过这里的秩序更坏，情况更混乱。每一分钟都有军官跑来寻找自己的队伍，也有士兵跑来寻找自己的指挥官，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情况已经到了全盘瓦解的程度。
次日早晨，即6月18日，全体都列队通过维尔特，过了克尼林根桥。虽然有很多兵士四散回家了，但剩下的军队，加上从巴登来的援军，总共还有5000—6000人。他们昂首阔步地开过维尔特，样子满象刚刚夺取了这个村子，大步向前迎接新的胜利。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行动和科苏特一样。只有一个巴登的常备营还保持着军纪，他们路过小饭店时能够不留下几名士兵在那里。最后来到的是我们的队伍。我们留下来担任掩护，直到可以把桥拆掉为止；当一切完毕的时候，我们转移到了巴登，协助拆桥工作。
巴登政府，为了宽恕6月6日胆敢反对共和主义者 [102]的那些卡尔斯卢厄的强悍的小市民，于是就把军队扎在近郊。而我们则坚决要求把我们的队伍驻扎在卡尔斯卢厄；我们需要大大地整顿一番，设法添置各种军装用品，此外，我们认为在卡尔斯卢厄完全应该驻有一支可靠的革命队伍。但是布伦坦诺先生早已想到我们了。他派我们到达克斯兰顿去，这个村子距卡尔斯卢厄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一些人告诉我们那里简直是黄金国。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里是全区最反动的窝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一些稻草；全队有一半人得睡光地板。家家户户也都是愁眉苦脸的。我们迅速地做出了决定。布伦坦诺先生收到了我们的警告：如果我们得不到好一些的驻地，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即6月19日将到卡尔斯卢厄去。这样说就这样做了。清晨9点钟，我们动身出发。我们离开村子还没有走到手枪射程那么远，就遇到布伦坦诺先生带着一名参谋走来了。布伦坦诺先生极尽恭维奉承之能事，用尽花言巧语，企图使我们远离卡尔斯卢厄。说什么这个城里已经住了5000人；较富有的人家都逃走了，中等人家里住的人已经过多了，他们的负担已经过重了；他不会让维利希的英勇的、为人所绝口赞扬的队伍安置在条件很坏的地方，如此等等。但是不管他怎么说也没有用。维利希要求把逃跑的贵族领主们的空闲宅第拨给我们几个。布伦坦诺不愿这样做，于是我们就动身到卡尔斯卢厄去宿营了。
在卡尔斯卢厄，我们为本连使用大镰刀的战士弄到了武器，还弄到了一些大衣呢料。我们设法尽快地把服装靴鞋修补一下。我们的队伍又新加入了一些人，有几个是我在爱北斐特起义时认识的工人，此外还有金克尔和齐赫林斯基。金克尔是参加伯桑松工人连当步枪手的，齐赫林斯基是德勒斯顿起义军总司令的副官，在起义军撤退时，他指挥过掩护部队。他参加了学生连当步枪手。
我们一方面补充装备，一方面也没有忘记战术训练。我们紧张地进行了演习，我们驻扎在这里的第二天，就演习从皇家广场袭击卡尔斯卢厄。小市民们对这些次演习普遍地大为恼怒。这就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事情的危险性。
最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征用大公宅内的那批一直被做为圣物牢牢地保藏着的武器。当我们正准备为我们从那里拿到的20支枪定制弹筒帽的时候，我们得到情报说，普鲁士人在盖尔曼尔斯海姆过了莱茵河，现在驻屯在格拉本和布鲁赫萨尔。
我们立即（这是在6月20日晚上）出动，并携带两门普法尔茨军的大炮。当我们到达布兰肯洛赫（从卡尔斯卢厄朝布鲁赫萨尔方向步行一个半小时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克雷门特先生和他的一营人，听说普鲁士人放出的岗哨距布兰肯洛赫约一小时的路程。在我们的士兵们背着枪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维利希提议立即向普鲁士人进攻。但克雷门特先生宣称他的军队缺少经验，不能在夜间出击。因此，我们决定：我们立刻向卡尔斯多尔夫进发，拂晓前向普鲁士人发动进攻并努力突破他们的阵地。如果成功，我们想就到布鲁赫萨尔去，并且尽可能打入这个城市。这时克雷门特先生就在天明取道弗里德里希斯塔尔出击，支援我们的左翼。
将近半夜时分，我们启程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还是相当冒险的。我们的力量只有不足700人和两门大炮。我们的战士比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更有训练、更可靠，他们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我们用这样一支力量所要打击的敌人兵团，无论如何都比我们更有训练，他们的下级指挥官比我们的下级指挥官经验丰富得多，我们有些连长只在市民自卫团里呆过几天；敌人兵团的人数我们知道得不确切，但至少不下于4000人。可是我们的队伍曾经受过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战斗的考验，而我们这次出征在人数对比上又根本不能指望更有利些。
我们派了10名大学生先行百步担任前哨。接着就是第一队，队前面有6名巴登龙骑兵，这6名龙骑兵是分配给我们执行联络任务的。第一队后面是3个连队。再后面一些，是大炮和其余的3个连队。整个队伍由步枪手殿后。有这样一道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开枪，行进时要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要一发现敌人就以刺刀迎击。
不大的工夫，我们就远远看到了普鲁士人岗哨上的灯光。我们一直走到施培克，没受到袭击。主力部队停了下来，只有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忽然枪声四起；在村口的路上，稻草燃着了，火光耀眼，警钟急鸣。我们的步枪手从左右两侧包抄村庄，队伍开进了村里。村子里也燃起了篝火；我们走到每一个角落都提防着敌人的射击。但是四面寂静无声，只是在市议会大厅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岗哨，放哨的都是农民。普鲁士的岗哨已经撤走。
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普鲁士的先生们，尽管自己的兵力占着巨大的优势，可是他们不把他们那套迂腐的警戒条例执行到繁琐不堪的程度，是不会感到安全的。他们这个边哨的位置和大本营相距有整整一小时的路程。假如我们也象这样用放哨的任务来折磨我们的不习惯于战争劳苦的战士们，那我们就要有无数的人被累垮。我们深信普鲁士人是胆小鬼，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畏惧比我们对他们的畏惧更为厉害。情况也确是这样。我们的岗哨，我们的宿营地，直到抵达瑞士边界以前没有遭到一次袭击。
不管怎样，普鲁士人现在受到了警告。是不是我们应该回去了呢？我们不准备这样做，我们继续前进。
在纽特哈尔特又响起了警钟；但是这一次既没有信号火也没有枪声。我们的队伍靠拢了一下，通过这里的村庄，踏上山路，直奔卡尔斯多尔夫。这时我们的先头部队距我们只有30步远。刚刚上了山，我们的先头部队就发现对面有一个普鲁士哨兵向他们喊话。我听到“什么人？”这句话后，就跑向前去。我的一个战友说“他完了，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了。”可是向前这一跑却使我免遭惨祸。
事情是这样，就在这一刹那，敌人的哨兵开火了，我们的先头部队不是把他用刺刀刺倒，而也开了火。在行军中和我并行的龙骑兵胆小成性，立刻拨转马头向队伍里面猛冲，撞倒了好几个人，把前面的几排（可能是4个也可能是6个）完全冲乱，然后飞奔而去。就在这时候，左右两边敌人的马哨开始向我们射击，在万分慌乱之际，我军有几个糊涂虫竟向自己队伍的主力开火，而别的糊涂虫也跟着他们干起来。转眼之间，前面的一半队伍散了，兵士们有的到处乱窜，有的四处逃跑，也有的在大路上乱成一团。伤员、背包、帽子、枪枝被杂乱地丢弃在嫩绿的稞麦田里。这还不算，四面俱是粗野混乱的喊叫声、枪声和子弹的呼啸声。嘈杂的声音刚刚平息了一些，我就听见我们停放在后面很远地方的大炮被急急忙忙地拉跑了。这两门大炮给我们后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和龙骑兵给我们前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完全一样。
尽管我这时由于看到我们的士兵都被吓得象小孩子一样心惊胆怕而感到很气恼，可是我觉得普鲁士人非常可怜，他们虽然预先得知我们来临的消息，但是却放了几枪就停了火，也是慌慌张张地退走了。我们的前哨仍旧停在原来的位置，并没有遭到任何袭击。只要一个骑兵连或一阵密集的射击就足以能够把我们赶得狼狈而逃。
维利希离开前哨队伍急忙驰赴本队。伯桑松连最先重新整队，其余的受了些申斥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连。天已破晓了。我们受到的损失是6人负伤，其中一名是我们的一个参谋官，他就是当我跑向前哨一分钟以后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被龙骑兵的战马撞伤的。此外，有几个人显然是被我们自己人的枪弹打伤的。为了不让普鲁士人得到一件哪怕是最没用处的战利品，我们把所有被丢掉的装备品都仔细地收拣了起来，然后慢慢向纽特哈尔特折回。在最先遇到的几幢房屋后面埋伏下步枪手，他们就以房屋做为掩护体。可是普鲁士人并没有来，齐赫林斯基又去侦察了一次，发现他们仍旧呆在山后面，他们从山后对他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
给我们解运大炮的几个普法尔茨农民已经押着一门大炮穿过了村子，另一门翻倒在地上。赶车人把套索割断，拉了5匹马逃跑了。我们只好把炮扶起来，只用一匹辕马拉着它继续前行。
在到达施培克的时候，我们听到右方，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那边有越来越厉害的互相射击的声音。克雷门特先生终于开始了进攻，但是比约定的时间迟了一小时。我提议我们从侧面进攻来支援他，以补救错过的时机。维利希也有同样的意见，他命令我们顺着第一条拐向右边的路前进。我们队伍的一部分转到了那边，这时从克雷门特那里来了一名传令官报告说克雷门特已经撤退。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向布兰肯洛赫。不久我们遇到了从总参谋部来的博伊斯特先生，他看到我们完整无恙而且队伍整整齐齐表示很奇怪。逃到卡尔斯卢厄的可恶的龙骑兵，到处乱讲，说什么维利希战死了，所有的军官都阵亡了，队伍四处逃窜，全被消灭了。说什么敌人对我们使用了霰弹和“燃烧弹”。
在到达布兰肯洛赫以前，我们遇见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军队，最后还有施奈德先生和他的参谋部。这个老奸巨滑的骗子大概整夜都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他竟还有脸向我们大叫道：“你们上哪里去，诸位先生？敌人在那边！”我们自然也同样回敬了他一句，从他旁边经过，到了布兰肯洛赫我们想了一些办法来略事休息和用餐。两小时以后施奈德先生带着他的军队转回来了，自然他也没有看到敌人，回来后就坐下来吃早饭。
现在施奈德所统率的人，连来自卡尔斯卢厄一带的援军算在一起，约有8000—9000人，其中有3个巴登的常备营和两个巴登的炮兵连。共有大炮约25门。由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命令有些不明确，更重要是由于施奈德先生庸碌透顶，所以普法尔茨的军队还全部停留在卡尔斯卢厄一带，而普鲁士人却已经在盖尔曼尔斯海姆的桥头堡掩护之下过了莱茵河。梅洛斯拉夫斯基下过一道通令（见他写的巴登战役的报告 [103]）：从普法尔茨撤退以后，要守住从斯拜尔到克尼林根的莱茵河渡口，还下过一道特别命令：掩护卡尔斯卢厄，并以克尼林根桥做为全军的集合点。施奈德先生则理解为：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以前，他应该继续留在卡尔斯卢厄和克尼林根。假如他按照梅洛斯拉夫斯基通令的意图派一支配备有炮兵的精锐队伍去打盖尔曼尔斯海姆的桥头堡，那就不会这样荒唐地命令姆尼夫斯基少校带着450名新兵，连大炮也没有，就去夺回桥头堡；3万普鲁士人也就不会畅行无阻地渡过莱茵河；我们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联系就不会中断；普法尔茨的军队也就会及时地赶到瓦格霍伊泽尔战场。然而普法尔茨的军队却不是这样做的，它在瓦格霍伊泽尔激战那一天，即6月21日，慌乱地奔跑于弗里德里希斯塔尔、魏茵加腾，布鲁赫萨尔等地之间，不知道敌军在哪里，东跑西跑地白白浪费时间。
我们被命令到右侧去，经魏茵加腾沿山坡推进。我们就在6月21日这一天中午从布兰根洛赫出发了，离开魏茵加腾的时间约在傍晚5点钟。普法尔茨军队终于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发觉敌军实力是占优势的，到当时为止，至少可以说到那一仗以前他们一向所表现那副惹人注目的目空一切、满不在乎的神气不见了。从这时起，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人民自卫团，后来渐渐地常备军也和他们一样，到处都好象看见了普鲁士人似的，在他们中间每天都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样的虚惊，因此常常引起全面的混乱，常常造成极端滑稽可笑的场面。过了魏茵加腾，刚登上一个高岗，就有巡逻队和农民向我们跑来，大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我们的队伍就排成战斗队形冲上前去。我折回城里去发警报，因此我丢掉了自己的队伍。自然，这一阵惊慌混乱后来证明是毫无道理的：普鲁士人已经离这里向瓦格霍伊泽尔去了，维利希还在同一天晚上就进入了布鲁赫萨尔。
我在奥贝格罗姆巴赫同奥斯渥特先生和他的普法尔茨营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同他们一起向布鲁赫萨尔进发。离城不远，迎面跑来了几辆马车，上面坐着掉队的兵士，他们大叫“这里有普鲁士人！”全营立刻骚动起来，好容易才使他们听命继续前进。自然这次又是谎报；在布鲁赫萨尔，找到了维利希和普法尔茨军前卫残存的队伍；其余各队陆续来到，而普鲁士人连影子也没有。除军队和指挥官以外，德斯特尔先生、前普法尔茨临时政府、还有戈克（他从布伦坦诺的独裁专政开始建立的时候起可以说差不多是专门跟着军队帮办民政事宜的），都在这里。军队的给养情况很坏，秩序非常混乱。只有大本营里的那些人们象往常一样生活得舒舒服服。
我又从卡尔斯卢厄的现存弹药中领到了相当数量的子弹，当晚开拔，和我们一同开拔的还有全体前卫部队。他们到乌布施塔特扎了营，我们则向右转，到翁特略威斯海姆去在山地上掩护队伍的侧翼。
从外表看来，现在我们是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我们又新增加了两支援军。一支是兰根坎德尔的营，这个营的战士正从自己的诞生城市逃向克尼林根桥，营里的《beaux restes》〔“剩下来的宝贝”〕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人里面有一名上尉、一名中尉、一名旗手、一名司务长、一名下士和两名士兵。另一支是举着红旗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这支队伍约有60人，这些人简直象生番一样，在征用物品方面已不止一次地立下了英雄的功绩。此外，我们又配备了4门巴登的大炮和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这个营叫做什么克尼尔、克纽尔还是克尼里姆营（名字究竟怎样叫已无法确定）。克尼里姆营真不愧是克尼里姆先生指挥下的营，而克尼里姆先生也称得起是这个营的指挥官。这些顽固死硬的人们都是糟糕透了的空谈家和懦夫，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有一种为人所唾弃的“热情”驱使着他们立下了最伟大的英勇功绩。
6月23日早晨，维利希收到在乌布施塔特指挥着普法尔茨前卫部队的安内克写来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敌人迫近，我军已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维利希接到这个奇怪的消息非常吃惊，立刻骑马赶到那里，训勉安内克及其手下的军官要在乌布施塔特展开战斗并亲自视察了阵地，指出架设大炮的位置。然后他赶了回来，命令我们的战士们进行战斗准备。当我们正在调动队伍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从布鲁赫萨尔来的由泰霍夫签署的下列命令：我军主力部队正向海得尔堡进发以便今天就能赶到明戈尔斯海姆，我们应同时取道奥登海姆开赴瓦尔丹格洛赫在那里过夜并等待主力部队胜利的消息和有关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命令。
司徒卢威先生在任意编造的“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第311—317页 [104]上有一篇关于6月20—26日普法尔茨军队作战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是为无能的施奈德进行辩护，而且不确切和歪曲事实的地方非常之多。从以上所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1）说施奈德“在到了布鲁赫萨尔（6月22日）几小时后就得到了瓦格霍伊泽尔的作战情况及其结果的情报”，是不正确的；（2）可见，说“因此他改变了计划，撤消原定向明戈尔斯海姆进军的计划”，说22日他就已经“决定同他那一师的主力部队留在布鲁赫萨尔”，也是错误的（前面谈到的泰霍夫的手令写于22日夜）；（3）说“预定在23日早晨进行大规模的侦察”是错误的；事实上，是预定把队伍开赴明戈尔斯海姆；（4）司徒卢威硬说什么“所有各个队伍都接到命令一听到枪声时就朝枪声的方向前进”；（5）还说什么“右翼的队伍（维利希）以未听到枪声来解释自己在乌布施塔特战役中的退却”，——我们下面将会看出，这一切全都是拙劣的谎言。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在奥登海姆准备用早饭。拨给我们担任联络工作的几名巴伐利亚的轻骑兵驰向左方，绕着村子，侦察有无敌军。普鲁士骑兵已经到过这个村子，在当地征集了一批草料，准备迟一些再来取。我们没收了这些草料，开始为我们没有解散的队伍分发葡萄酒和粮食，正在这时候，一个轻骑兵飞奔而来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一刹那间，位置离我们不远的克尼里姆那一营人乱了起来，变成了一群疯子，到处乱跑，吵闹喊叫，怨天骂地，而少校先生由于控制不住他的受了惊的战马，只好把自己的队伍让老天爷去管。维利希乘马来到，恢复了秩序，我们才继续前进。而普鲁士人自然是根本没有发现。
在奥登海姆后面的高地上，我们听到了从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轰轰炮声。炮声很快地听得更清楚了。有经验的人已经能够从炮声中辨别射出的是普通炮弹还是霰弹。我们开会研究了一下是继续照原方向前进还是沿炮声的方向前进。既然我们有明确的命令，而炮声听来又是来自明戈尔斯海姆那边，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前进，于是我们就决定向危险性更大的方向——向瓦尔丹格洛赫前进。万一普法尔茨军队在乌布施塔特打了败仗，我们差不多就要被封锁在山里，处境将非常危险。
司徒卢威先生说什么乌布施塔特之战“假如侧翼部队能及时发动进攻，本来是能够取得辉煌战果的”（第314页）。可是炮声持续连一个小时都不到，而我们赶到马特菲尔德和乌布施塔特之间的战场则需要两个至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战斗结束后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那里。司徒卢威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在距欧芬巴赫不远的地方，我们停歇了一下。当我们的队伍饮水用餐的时候，维利希发出了几份紧急文件。克尼里姆营在欧芬巴赫发现了一个象是市属酒窖的地方，他们把它没收了，把整桶整桶的酒搬出来，一小时的工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早晨对于普鲁士人的一场虚惊所引起的满腹懊恼，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炮声，这些英雄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自己军官的不信任心理——这一切在酒的刺激下，突然地变成为公开的暴乱。他们要求立即全军转回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休止地穿山越岭。这自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擅自地掉回头去走掉了。生番似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也跟他们去了。我们任他们离去，然后便向瓦尔丹格洛赫进发了。
这里是一个很深的凹地，在这里过夜无论如何是不安全的。因此我们就停息下来，打探周围地区的地势及敌军分布情况。这时，农民中间流传着一个不太明确的消息，好象尼喀军已撤退。还传说什么一支不小的巴伐利亚军队取道辛斯海姆和艾宾根在向布列顿推进，什么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已隐姓埋名极为秘密地经过这里，在辛斯海姆曾险些被捕。炮兵骚动了起来，连我们的大学生也抱怨起来。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炮兵遣回，然后向希尔斯巴赫进发。在希尔斯巴赫我们知道了48小时以前尼喀军撤退的详细情况，知道了巴伐利亚人驻在辛斯海姆，距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据判断，他们有7000人，但后来知道实际上达1万人之多。我们的人数至多不过700。我们的兵士们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因此，我们把他们安置在仓库的库房里（象往常一样想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布置下很强的班哨，然后就去安歇了。当我们在第二天即24日的早晨动身的时候我们已清清楚楚地听见巴伐利亚军队开近的声音，我们走后最多有一刻钟的工夫，巴伐利亚人就到了希尔斯巴赫。
两昼夜以前，即6月22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曾在辛斯海姆过夜，而当我们到达希尔斯巴赫的时候，他早带着他的队伍到了布列顿。贝克尔率领后卫部队也走过了辛斯海姆。因此，他不可能如司徒卢威先生在第308页所说的那样，23日那天在辛斯海姆过夜，因为在晚上8点钟，也许还会更早一些，那里就有了巴伐利亚人，他们在头天晚上还同梅洛斯拉夫斯基打了不大的一仗。梅洛斯拉夫斯基从瓦格霍伊泽尔撤出而取道海得尔堡奔赴布列顿的行动，被这次行动的参加者认为是最危险的一着。6月20日至24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所指挥的军事行动：在海得尔堡迅速地集结队伍打击普鲁士人，瓦格霍伊泽尔一仗打败后迅速撤退，这一切当然都是他在巴登的全部活动的最光荣的一页；但是这种战术碰到了这样懈怠的敌人，危险性并不怎么大，在24小时后我们率领着一支不大的队伍竟能顺利地从希尔斯巴赫全部撤退就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我们还畅行无阻地通过了弗列辛根狭谷（梅洛斯拉夫斯基曾预料23日在那里要受到攻击），然后向毕希克前进。我们打算在那里停下来，以便在必要时掩护梅洛斯拉夫斯基在布列顿扎下的营盘，使他不致于第一个受到打击。
在我们途经艾宾根、采森豪森和弗列辛根的时候，到处都被人投以惊异的眼光，因为尼喀军的全部队伍，包括后卫，都早已从这里开过去了。当我们到达毕希克的时候，号兵吹起了军号，居民们着了慌，他们以为是普鲁士人来了。正在为梅洛斯拉夫斯基军营征集军粮的布列顿市民自卫团的队伍，把我们当成了普鲁士人，慌乱起来，直到我们拐了弯，他们看到我们穿的是便服，才放了心。我们马上征用了他们准备好的食品，刚刚吃完就得到消息：梅洛斯拉夫斯基率领所部从布列顿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赶紧奔赴布列顿。
我们在布列顿住了一夜，由市民自卫团布置岗哨守卫。我们征用了一批运货车，以便在次日早晨把全体队伍运往埃特林根。我们再没有其他的办法重新同主力部队汇合，因为布鲁赫萨尔在24日就被普鲁士人占领了，如果那条经迪德尔斯海姆通向杜尔拉赫的道路被敌人占领（我们后来知道确是被占领了），我们就无法打仗了。
在布列顿，大学生推选了几名代表来见我们，声称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尽无休地行军，请求放他们走掉。我们当然答复说，在面临着敌人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准走的；如果他们要想开小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于是，几乎有半连人走掉了。其余的则一个一个地不断开小差，很快就只剩下一些步枪手了。在整个行军过程中，这些大学生一般地都象是些永不满足和胆小如鼠的贵公子，他们总是要求知道全部作战计划，腿上擦破了一点他们就要叫苦，如果行军时不能让他们过得完全和假日游览一样地舒适满意，他们就会怨声载道。在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只有几个人例外，这几个人表现了真正的革命品质和勇敢非凡的精神。
敌人在我们离开半小时以后进入了布列顿，这是我们后来听说的。我们到达了埃特林根，在埃特林根，科尔文－维尔兹比茨基先生建议我们开往杜尔拉赫，贝克尔奉命在该地牵制住敌人，直到卡尔斯卢厄撤退完毕为止。维利希派了一名轻骑兵给贝克尔送了一封信去，问他能否再坚持一些时候。一刻钟以后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贝克尔的队伍，他们已经全部撤退了。因此我们就开往全军汇合地点拉施塔特。
到拉施塔特去的路上的景象混乱无比。大批的各色各样的队伍，有的列队前进，有的混杂在一处休息。我们费了很大劲才在酷热的烈日之下、在一片混乱之中把我们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在拉施塔特城堡前的斜堤上面屯驻着普法尔茨军队和巴登军几个营的军营。普法尔茨军队兵员的数目大大减少了。还在乌布施塔特战役以前，齐茨先生和班贝尔格先生就在卡尔斯卢厄召集了最精锐的队伍——莱茵－黑森队伍。这两位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斗士向这支队伍宣布什么一切都完了。敌军力量的优势太大了，现在完好无恙地回家还有可能，他们——议会空谈家齐茨和英雄人物班贝尔格——不忍心让大家无辜地流血或遭受其他的横祸，因此他们宣布这支军队解散。莱茵－黑森军队的战士们听了这种可耻的提议自然非常愤怒，他们气得想把这两个叛徒抓起来枪毙。德斯特尔和普法尔茨政府也下令通缉他们。但是这两位可敬的公民已经躲起来了。在以后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勇敢的齐茨已经平安无事地从巴塞尔来袖手旁观了。1848年9月齐茨先生曾经“号召坚决的行动” [105]，1849年5月他又是鼓动农民起义的最积极的议会吹牛家之一，可是在这两次，他都是在起义当中最先置人民于不顾的人中间名列前茅。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最先逃跑的人中间就有齐茨先生，而他的步枪手却进行了决战，牺牲在枪弹之下。
莱茵－黑森的队伍本来已经和其他队伍一样，由于兵士开小差而大大削弱，由于巴登的撤退而士气不振，而现在一下子垮得丝毫也振作不起来了。一部分战士四散回家了，另一部分经过改编，一直战斗到底。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驻扎在拉施塔特的时候，听说7月5日以前回家的都将被赦免，因而军心涣散。一半以上的人员都跑掉了，各个营人数都减少到一连人的样子，下级军官大都离散，剩下来的不足1200人的队伍差不多是无济于事了。至于我们这一支队伍，虽然决没有泄气，但是由于损失、生病、大学生开小差，也有所削弱，剩下来的只有500人多一点。
当晚，我们在库本海姆宿营，这里已经驻有别的队伍。第二天早晨，我同维利希到拉施塔特去，在那里又遇到了莫尔。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了的那些多少算是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承担了战争全部重担、战死沙场的千千万万的工人，那些活活瘐死在拉施塔特牢房中的人们，以及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的人们——关于这些人谁也没有提起过。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和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可能把工人当作一种易燃物看待，把他们当作鼓动和剥削的对象，或者拿他们来做炮灰。我们的“民主派”愚蠢极了，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气息，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他们也是仇视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些品质是：自尊心非常强，决不肯对他们阿谀逢迎；眼光非常远大，决不肯被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的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拿起武器奔向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品质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但是，如果所谓的民主派不想对这样工人的品质做出正确的估价，那末，无产阶级的党则有责任来表扬这些工人的功绩。 科伦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之中最优秀的一个。
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1840年他参加了成立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 [106]。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107]。1848年科伦九月事件 [108]后曾流亡伦敦，不久又改名换姓回到德国，在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别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则尔斯劳顿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进行工作的任务，他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行完这样的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敌军的驻地，一直来到拉施塔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了我们这支队伍，加入了伯桑松工人连。过了3天他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
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队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
第二天，即27日，我们的队伍深入山地，朝罗腾菲尔斯的方向往前转移了一些。军队所划分的各种战斗单位，各单位负责的地区，逐渐地确定了下来。我们属于右翼第一师，指挥是托梅上校，他就是那位在麦凯斯海姆要把梅洛斯拉夫斯基逮捕起来的那位先生 [109]，但是却儿戏似地让他仍旧留任这个职位。从27日起，这一师归梅尔济来指挥。济格尔提议由维利希任普法尔茨军队的司令官，维利希予以谢绝，而担负了师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师的分布线是从格恩斯巴赫、从维尔腾堡的边界线到罗腾菲尔斯的那一边。左方紧靠着集结在库本海姆周围的奥博尔斯基师。前哨部队进驻界口和祖尔茨巴赫、米歇尔巴赫、文克尔。给养起初不好，不能按时发下，27日以后有所改善。我们这一师的全部人马是：巴登军的几个常备营、普法尔茨军队中留下来的由布伦克尔率领的一部分人、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个至一个半炮兵连。普法尔茨军队在格恩斯巴赫及其附近驻防，常备军和我们的队伍在罗腾菲尔斯及其附近。大本营设在罗腾菲尔斯对面，埃利莎贝顿魁尔的一座旅馆里。
28日，我们——师参谋部人员、我们队伍的参谋部人员、还有莫尔、金克尔以及其他的志愿队人员——在这座旅馆里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忽然得到情报说我驻米歇尔巴赫的前卫部队遭到普鲁士人的攻击。虽然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敌人的意图只不过是进行侦察，但我们还是立即出动了。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曾被普鲁士人暂时夺去的位于峡谷中的米歇尔巴赫村已经夺回。双方隔着峡谷从两面的山坡射击了一阵，白白浪费了许多弹药。我只看到一个人被打死，一个人被打伤。当常备军在从距离600—800步远的地方盲目地发射自己的子弹的时候，我队战士则按照维利希的命令十分坦然地把枪枝放在一起，在虚构的敌军身边，在虚构的火网之下休息。只有步枪手走下林木丛生的斜坡，在常备营的一部分战士支援下，把对面山坡上的普鲁士人赶跑了。我们的一个步枪手用他那枝简直象是手提式大炮的大枪向敌人射击，在差不多相距900步远的地方把一个普鲁士军官打下马来，这个军官手下的全连人马立即折回，逃入林中。落到我们手中的有几个被打死打伤的普鲁士人，还有两名俘虏。
第二天，全线总攻击开始了。这一次普鲁士先生们使得我们连午饭都来不及吃。我们得到的消息说第一次进攻是在毕什维尔，即奥博尔斯基师同我师驻防区交界处发动的。维利希极力主张我们的队伍尽可能留驻在罗腾菲尔斯作为后备，因为无论如何要防备在相反的方向，即在格恩斯巴赫方面受到敌人的主攻。但是梅尔济反对这样做，他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常常是在一个营遭到了进攻的时候，其余各营不立即全体出动予以支援，这个营就会发生哗变，全体都会逃跑。于是，我们就向毕什维尔前进了。
维利希和我率领一连步枪手沿牟尔克河右岸，向毕什维尔进发。在距离罗腾菲尔斯有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和敌人遭遇了。步枪手分成散兵线散开，维利希则纵马折回，督促落在后面不远的一支队伍赶上前线。我们的步枪手在果木树葡萄架的掩护之下同敌人对持了一段时间，敌军火力非常强大，我们的战士亦猛烈地予以还击。但是后来有一支强大的敌军纵队沿大路冲向前来增援他们的步枪手，这时我军左翼的步枪手后退了，无论怎样也无法说服他们守住阵地。右翼则向山地前进，然后同我们的队伍汇合了。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步枪手简直毫无办法，于是我干脆丢开他们不管，向山上插有我们队伍的旗帜的地方奔去。有一个连落后了，连长本来是一个裁缝，可以算得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把他的战士并入了其余的队伍，这时遇到了维利希。他刚刚命令伯桑松营布成散兵线，在后面又把所有其余的队伍（包括派往山地去掩护右翼的那个连）布成两条战线的阵势。
我们的散兵线遭到了猛烈火力的射击。我们面临着的敌军是普鲁士步枪手。他们有步枪，有尖头子弹，而我们的工人只能用旧式火枪来对付他们。然而，他们在我们右翼的步枪手的参加下、支援下，工人们坚决地转入进攻，结果距离拉近了，特别是右翼，这样很快就抵消了武器不好的弱点，普鲁士人被打退了。两条战线的阵势几乎紧接在散兵线的后面一直保持没动。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左方牟尔克河谷里运来了两门巴登的大炮，用这两门大炮向停在路上的普鲁士步兵和炮兵开了火。
激战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射击的火力异常猛烈，普鲁士人节节后退；我们的步枪手已经打到毕什维尔，这时普鲁士人得到了增援，派了几个营向前挺进。我们的散兵线后退了；第一战线排枪齐发，第二战线略向左方转入谷地后也开了火。但普鲁士人以密集的队形全线发动进攻。掩护我军左翼的两门巴登大炮已向后撤退，在右翼方面，普鲁士人已经下了山，于是我军被迫撤退。
我们刚刚撤出了敌人的交叉火力点，就在山坡上占据了新的阵地。先前，我们的阵地是面向莱茵平原，面向毕什维尔和尼德尔维尔，而现在则是面向奥贝尔维尔方面的普鲁士人所控制的山地。现在，那些常备营也终于来到火线上，我们队伍中的两个连再次被调到前面布成散兵线，常备营就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
我们的伤亡很重。我们少了约30人，其中包括金克尔和莫尔，而四散逃走的步枪手还不算在内。金克尔和莫尔率领着本连的右翼和若干名步枪手向前走得太远了。步枪手的指挥官，来自莱茵普鲁士特罗涅肯的埃梅尔曼（他是森林守护队长，他去打普鲁士人就象是去猎兔一样）把步枪手们带到一个地方，从那里射击普鲁士炮兵辎重队，迫使它急忙退却。可是正在这时候，从谷地冲出了一连普鲁士人，向我们开火射击。金克尔倒下了，头部负了伤，只好抬着他，一直到他能重新自己走路时为止；可是他们很快就落在交叉火力的射击之下，必须想办法脱身。金克尔不能随着大家走了，他跑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里被普鲁士人抓住痛打了一顿。莫尔的腹部中了一枪也被俘了，很快就因伤重而死。齐赫林斯基也负了伤，被跳弹打中颈部，但他仍然留在队伍里面。
当主力部队原地不动，而维利希驰赴战场的另外一端的时候，我急忙向牟尔克河上位于罗腾菲尔斯低凹地区的那座桥跑去，那座桥算是一个汇合点。我是想得到来自格恩斯巴赫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到那座桥，就看见陷入火海的格恩斯巴赫的上空烟雾腾腾，到了桥上我听说这里的人已听到格恩斯巴赫方面轰隆炮声。后来我又到桥那边去了几次，格恩斯巴赫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糟糕；在桥旁边集聚的巴登常备军一次比一次多，这些军队刚一上火线就失魂丧胆了。最后，我听说敌人已经到了加根瑙。现在马上应该朝此方向迎击敌人。维利希带着队伍过了牟尔克河，去占领罗腾菲尔斯对面的阵地，他还带了恰好落到他手里的4门大炮。我去找我们那两个成散兵线前进的连，这时他们已经向前走很远了。我到处都迎面碰到常备队，大部分都没有军官。其中一支队伍由一个医官率领着，他趁此机会向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你想必认识我，我叫诺伊豪斯，是图林根运动的领导人！”这些非常可爱的人到处都把普鲁士人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因为四处都看不到敌人便回来了。我没有找到我们那两个连（他们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取道罗腾菲尔斯折回），于是又奔向桥那边去了。在那里我遇到了梅尔济和他的参谋部、军队。我请求他至少拨给我两三个连去支援维利希。得到的答复是：“把全师带走都可以，只要你有办法对付这帮人。”这些士兵曾到处击败敌人，停歇下来一共才只有5个钟头，而这时他们却躺在青草地上，组织溃散，士气低落，毫无用处；敌人在格恩斯巴赫对他们进行包抄的消息对他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我继续向前走。我遇到的那个从米歇尔巴赫回来的连也根本不中用了。当我重新回到原来大本营中我们的队伍的时候，忽然从加根瑙跑来了大批普法尔茨难民，还有毕斯托－秦恩带着他那一帮现在已配备上火枪的乌合之众。维利希到处侦察了好久，选定了一个既能控制牟尔克河河谷又能同时相当有利地进行步枪射击的炮兵阵地，可是炮兵们却拉着大炮飞驰而过，连长也无法阻住他们。他们于是又到桥上梅尔济那里。就在这个时候，维利希把梅尔济写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信里说一切都完了，他将向奥斯那边撤退。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和他们一样，立即向山地前进，当时的时间大约7点钟。
格恩斯巴赫的情况是这样：波伊克尔所率领的帝国军队（前一天已被我方巡逻队在维尔腾堡界内的海勒纳尔伯发现）和布防在边境上的维尔腾堡军队一起，在29日午后进攻格恩斯巴赫。他们先对我方前哨人员用了一个背信弃义的援兵之计，高喊不要开枪，说他们是自家弟兄，可是等到相距8—10步远的时候他们一齐开火，于是使得我军哨兵不得不撤退。然后他们就用榴弹轰击格恩斯巴赫，并纵火烧城。当大火已经烧到根本无法救的时候，济格尔先生（梅洛斯拉夫斯基派他到那里去要不惜一切牺牲 保住阵地） 亲自下令给布伦克尔先生及其部下边战边撤。在布伦克尔先生的一个副官当着他（济格尔先生）和维利希的面讲述这件莫名其妙的怪事的时候，济格尔先生正象他在伯尔尼一样，并不否认这一事实。由于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边战”（！）边放弃牟尔克河上的全部军事部署的中心据点，——战斗自然是全线失败，而且巴登军的最后一个阵地也丢了。
普鲁士人虽然在拉施塔特打了胜仗，但是也并不十分光采。我军只13000人，大部分都士气低落，而且除少数例外，指挥都不好；敌人的军队加上打到格恩斯巴赫的帝国军队，一共至少有6万人。虽然在力量对比上他们占了这样大的优势，可是他们却一次也不敢认真地进行正面攻击，而是采用懦夫的背信弃义的手段，破坏了我们不能进入的维尔腾堡领土的中立。如果不是格恩斯巴赫留守的人少得那样奇怪，如果不是济格尔先生下了前面所提到的那道令人难忘的命令，那末尽管普鲁士人使用了那样背信弃义的手段，他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至少在最初不会有什么好处），最后仍然必须进行正面攻击。毫无疑问，我们的阵地决不能说是难以攻破的，再过一天也一定会被夺去；然而这样的胜利会使普鲁士人付出更多得无比的牺牲，而且会大大破坏他们的军事声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选择了破坏维尔腾堡中立的办法，而维尔腾堡也竟然毫不动声色地任其破坏。
我们这支不超过450人的队伍穿过山地向奥斯那边撤退。这里道路上挤满彻底瓦解了的军队、马车、大炮等等；一切都极为混乱。我们继续前进，在金茨海姆停下来休息了一下。第二天早晨在过了毕尔以后，我们招收了一批逃亡者，并在奥贝拉赫恩过了一夜。最后一仗是在这一天打的。德意志－波兰军团，另外还有贝克尔师的几支队伍一起在奥斯击退了帝国军队并从他们手中夺得一门榴弹炮（梅克伦堡的），这门炮后来顺利地运到了瑞士。
军队是完全瓦解了。梅洛斯拉夫斯基和其他的波兰人都辞去指挥的职务；奥博尔斯基上校于6月29日晚上，还在战场上就放弃了自己的职守。可是这种暂时的瓦解本身还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普法尔茨军队彻底溃散已经有三四次了，而且每次又都tant bien que mal〔马马虎虎〕地重新组织起来。现在还有两个办法可以尝试一下，那就是尽可能慢些撤退，在所有不得不留给敌人的地方征集兵员以补充队伍，并迅速地把上巴登的夫赖堡和多瑙埃申根征集来的兵员集中起来。这样，他们还能够在短期内多少整顿一下秩序和军纪，在夫赖堡前面的凯则尔什图尔或者在多瑙埃申根做最后一次拚死的但是光荣的战斗。然而不论政治领导者还是军事领导者，都比兵士们更加泄气。他们对军队以及整个运动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直撤退下去，被打得落花流水，束手无策，垂头丧气。
在格恩斯巴赫一仗之后，所有的人都耽心被敌人从维尔腾堡方面包抄，这就使得普遍士气低落的情况更为严重。维利希的队伍带了两门山炮——发给我们的大炮除这两门以外都在经过卡培尔以前就丢下了——沿卡培尔河谷向山地进发，以便从维尔腾堡边界来进行掩护。我们行军经过黑森林的时候，一次也没有遇上敌人，简直是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7月1日经阿列尔海里根到达奥本瑙，2日通过洪茨科普夫山峰到达沃尔法赫。7月3日我们在这里得到消息说政府现在夫赖堡，而且连这个城市也打算放弃。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奔赴该地。我们想要使临时政府的委员先生们和当时在济格尔这位英雄人物领导之下的最高司令部不要一仗也不打就把夫赖堡双手送给敌人。我们从沃尔法赫动身得迟了一些，深夜才到达瓦尔德基尔希。我们在这里听说夫赖堡已经放弃了，政府和大本营的驻地已转移到多瑙埃申根。这时我们又接到了一道直接下达的命令，要我们占领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在那里构筑工事，并把我们的参谋部设在福特万根。因此我们只得折回布莱巴赫去。
济格尔先生现在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在黑森林山脊的那一边。防线的布置是：从寥拉赫起，经托德瑙和福特万根，朝施拉姆堡的方向，伸延到维尔腾堡的边界。左翼有梅尔济和布伦克尔，沿着莱茵河谷向寥拉赫前进；其次有曾做过推销员的多尔先生，他以黑克尔军的将军的身分被任命为师长，驻守霍伦塔尔地区；再其次是我们的队伍，分布在福特万根和西蒙斯瓦尔德河谷；最后，在右翼方面，贝克尔的队伍驻在圣格奥尔根和特利堡。济格尔先生率领着一支后备军驻扎在山脊那边的多瑙埃申根。这时的战斗力量虽然常常有人逃跑大大削弱，并且没有新兵来补充，但是还有约9000人和40门大炮。
从大本营，从夫赖堡、乌塔赫河畔的纽施塔特和多瑙埃申根来的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充满着决一死战、视死如归的精神。的确，大家都估计敌人会从维尔腾堡出动取道罗特威尔和菲林根，再次袭击我军的背后；但是大家有极大的决心把敌人打垮，不论情况如何也要守住黑森林山地，正如有一道命令中所说的，“对敌人的一切动静都几乎不予理睬”。这就是说，济格尔先生想好了办法使自己能够在4小时内从多瑙埃申根堂而皇之地自瑞士境内撤退，然后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沙福豪森坐视我们被包围在山地里的人的命运如何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造成了一个多么令人开心的结局。
4日，我们带着两个连（160人）到了福特万根，我们部队的其余的人应当占据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和居顿巴赫、圣梅尔根的山路。在圣梅尔根，我们曾和多尔先生的队伍为邻，在雪恩瓦尔德和贝克尔的队伍为邻。所有的山路都构筑了工事。5日，我们驻在福特万根。6日，从贝克尔那里传来消息说普鲁士人攻打菲林根 [110]；同时他要我们在费伦巴赫袭击敌人以支援济格尔的行动。贝克尔还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主力队伍在特利堡构筑了很牢固的防御工事，他本人等到济格尔一拿下菲林根，马上就到特利堡去。
要我们去进攻根本不可想象。我们这支不满450人的队伍负有守住3平方英里地面的任务，所以连一个人也抽不出来。我们必须驻留原地，并且这样通知了贝克尔。随后不久，大本营来了一项紧急命令，派维利希立即奔赴多瑙埃申根，担任指挥全部炮兵的任务。当我们准备好正要动身的时候，有一队人民自卫团开到了福特万根，后面还有炮兵和人民自卫团的其他几个营。原来是贝克尔率领自己的队伍到了。据说，他的战士们个个思变。我向一位朋友，“少校”参谋奈林格尔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原来他，奈林格尔在指挥特利堡的阵地的时候，刚刚下了构筑工事的命令，军官们就交给他一份由全体军官签名的声明，声明中说军心已变，如不立刻下令拔营，那他们军官就要带着自己的队伍一起离开。我一看签名，原来又是那勇敢的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奈林格尔没别的办法，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贝克尔，然后就来到了福特万根。贝克尔立即动身来追赶他们，所以他和他的全部人马才来到了福特万根，而那些胆小如鼠的军官和士兵早在这里饱尝了我们志愿兵的冷嘲热骂。这些人弄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到晚上贝克尔终于把他带回到他们原来的阵地。
我们这时也开往多瑙埃申根，随后去的还有伯桑松连。普鲁士人蜂涌而至，直奔大路而来。菲林根被他们占领了。可是，我们一路上并没有发生战事，晚上10点钟的时候，伯桑松连也来到了。在多瑙埃申根我遇到了德斯特尔，听他说，司徒卢威先生在夫赖堡的制宪议会 [111]上要求立即迁往瑞士，因为一切都完了；英雄布伦克尔采纳了这个提议，今天早晨他们已经路过巴塞尔转移到瑞士境内去了。这两个消息完全得到了证实。英雄布伦克尔的确在7月6日到巴塞尔去了，尽管他恰恰是距离敌人最远的人。他迟走了一些时候，这段时间不多也不少，恰恰够用来特别征集一批物资，为此他和济格尔先生，后来和瑞士当局发生了纠纷。英雄司徒卢威先生，在6月29日还向人民宣称布伦坦诺先生以及每一个想同敌人进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谁知3天以后，在7月2日他却大大泄气，以至厚颜无耻地在巴登制宪议会上提出如下的建议：
“为了使上巴登的居民不象下巴登居民那样遭受战争灾祸，为了不再牺牲宝贵的鲜血，由于必须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应当把巴登议会的代表们和革命的全体参加者的7月10日以前的薪饷发给他们，再给以适当数量的路费，然后全体人员连同现金、储备物资、武器等等一并撤入瑞士境内！”
勇敢的司徒卢威这个高明的建议是在7月2日提出的，而这时候我们正停留在沃尔法赫、在黑森林山地，那里距夫赖堡是10小时的路程，距瑞士则是20小时的路程！司徒卢威先生真是够天真的，他自己在所著“历史”一书第237页上还描述了这回事，而且还非常自鸣得意。采纳这一建议只能有一个结果，即普鲁士人将尽全力进逼我们，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也就是说要抢夺我们的现金、武器和储备物资，因为执行了上述决定，这样来大力追击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其次，我们的军队马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散去，整队整队的人马都会自行转赴瑞士，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处境也将最坏；我们驻留在巴登境内是到12日为止，而我们的军饷却发到17日。
济格尔先生不去想办法把菲林根从敌人手中夺回，而却首先决定在多瑙埃申根的后面，许芬根附近占领一块阵地，等待敌人。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又决定转移到接近瑞士边境的施图林根。我们赶紧派人骑马到福特万根给我们的队伍和贝克尔的队伍去送信。这两支队伍也都是要取道纽施塔特和邦多尔夫到施图林根去的。维利希到纽施塔特去迎接队伍，我则留在伯桑松连里。我们是在里德贝林根过的夜，第二天，即7月7日午后到达施图林根。8日，济格尔先生检阅了一下自己的已经散失了一半的军队，并下令不再乘行，以后要行军（到边界线！），说完，他就走了。他留给我们半个炮兵连和一道下给维利希的命令。
这个时候，从福特万根传来了全面退却的消息，首先传到贝克尔那里，然后传到我们的驻扎在前面的几个连。我们的队伍先在福特万根集合，在纽施塔特遇上了维利希。贝克尔的驻地比起我们前面的队伍来距福特万根近一些，和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他却迟一些时候才到达那里。他在路上遇上了一些堡垒，阻碍了他的前进。后来瑞士报纸上说这些堡垒是我们的队伍构筑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队伍只是在黑森林山脊的另外一边的道路上构筑了工事，根本没有在特利堡至福特万根这条路上构筑工事，这条路我们甚至没有去占领。此外，我们的志愿兵只是在贝克尔的前卫部队进入福特万根的时候才离开这个城镇。
在多瑙埃申根决定，全军剩余的部队在乌塔赫河那边埃金根和丁根之间集合，在那里等待敌人的临近。在这个地方，我们把队伍的两翼扎在瑞士的边境，凭着我们的力量不弱的炮兵，还能够来一次最后决战。甚至也许由于普鲁士人侵入瑞士领土而把瑞士也卷入战争。但是维利希来到以后，我们读了勇敢的济格尔的命令真是万分惊奇，他的命令里有这样的话：“主力部队开赴丁根和瓦尔茨胡特，并在那里占据坚固的阵地（！！）。请你设法尽可能坚守阵地（施图林根和埃金根的阵地），守得越久越好。”可是丁根和瓦尔茨胡特的“坚固的阵地”背有莱茵河，前有敌人容易达到的高地！这只能意味着我军打算过泽金根桥转移到瑞士去。可是济格尔这位英雄在谈到司徒卢威的这个建议时不是说过，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他济格尔就第一个起来反抗吗？
我们紧靠乌塔赫河岸占据了阵地，并把队伍分布在埃金根和我们参谋部所在地乌推辛根之间。我们在这里接到了济格尔先生的一份更加奥妙的文件：
“命令。丁根大本营。1849年7月8日。送埃金根维利希上校。由于沙福豪森州现在已经对我采取敌对态度，所以我已经没有可能占据我们商量好的那个阵地。你队的行动当适应这一形势，开赴格利森、劳赫林根和丁根。我明天将由此动身，可能到瓦尔茨胡特去，也可能到阿尔伯河去（即到泽金根去）……总司令济格尔。”
这太过分了。当晚，维利希和我驰赴丁根，“总军需官”施林凯对我们说了实话，实际上是要到泽金根去。到了那里再渡过莱茵河。济格尔起初还拚命地拿出“总司令”的身分来压人，但对于维利希没有起什么作用。最后维利希到底迫使济格尔下令返回，开向格利森。向泽金根进军的借口是必须同多尔会师，说什么多尔也在向那里行进，还说什么那里有坚固的阵地。这个阵地分明就是1800年莫罗在他发动的战役刚一开始时所占的阵地，而这块地方只是具有这样一个缺点，即它的正面完全不是敌人向我军推进的方向。至于高贵的多尔，他急忙表示自己不用济格尔先生的帮助，也能转移到瑞士去。
在苏黎世州和沙福豪森州之间有一小块巴登的领土，这块地方有埃什泰顿和罗特什泰顿两个居民点，四面都在瑞士领土包围之中，只是在巴尔特斯韦尔那里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应当在这里占据最后的阵地。巴尔特斯韦尔后面道路两旁的高地对我们说来是个很好的炮兵阵地，在我们的大炮万一不得不转入瑞士领土的时候，我们的步兵还足够用来掩护它们。经商议的结果，我们留在这里以便摸清普鲁士人是想进攻我们还是想围困我们。主力部队（贝克尔也汇合了进来）就在这里扎了营。维利希选定了炮兵阵地（后来，我们发现选定的炮兵阵地变成了停炮场）。我们自己担任后卫，慢慢地跟着全军前进。9日晚上开向埃尔秦根，10日开向里德尔恩。这一天在军营里开了一个军事大会。只有维利希一个人主张守下去，济格尔、贝克尔等人都主张退入瑞士境内。当时有瑞士特派员在场，好象是库尔茨，他宣称，如果再打仗的话，瑞士将拒绝提供避难所。在表决时，维利希和两三个军官占少数。我们的队伍除他一人以外谁也没有出席。
当维利希还在军营里的时候，拨给我们的那半个炮兵连接到了撤走的命令，没有通知任何人就离开了。除了我们的队伍以外，所有其他各部队也奉命到军营里去。夜里，我同维利希再次驰赴罗特什泰顿大本营。当我们在拂晓往回赶的时候，在路上遇到全军人马撤离驻地，极为混乱地涌向边界。就在11日当天清晨，济格尔先生就率部转入瑞士境内，到达拉夫茨，贝克尔先生率部到达雷瑙。我们把我们的队伍集合了起来，先到了军营，然后到埃什泰顿。在埃什泰顿，将近中午的时候，收到济格尔从埃格里绍派传令官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经平安地到达瑞士，军官们仍旧保留他们的军刀，我们应尽快地到那里去。原来他只有到了中立国境才想起我们来！
我们取道罗特什泰顿直抵边界，仍在德国的领土上安营露宿，而12日早晨把枪枝卸下了子弹，作为最后一批巴登－普法尔茨军进入瑞士境内。就在同一天，和我们同时，另外一支驻守康斯坦茨的队伍放弃了这个城市。一个星期以后，拉施塔特由于有人叛变而陷落，整个德国，直到边陲之地，都又暂时地落入反革命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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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本身的不彻底性和内部的缺陷。从1848年六月革命失败的时候起，对于欧洲大陆上的文明国家说来，问题已经是要末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来统治，要末由二月革命以前的统治阶级来统治。中间的出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在德国，资产阶级看来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在同人民的斗争中间，它之所以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完全是因为它又向贵族和官僚让了步。帝国宪法表明，和德意志思想体系连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一个不可实现的、目的是要延缓决战日期的妥协。这个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认真对待运动的人并不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认真对待帝国宪法的人却不认真对待运动。
虽然如此，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它结束了无休止的妥协的企图。在这次运动失败以后，取得胜利的只可能要末是以立宪主义稍加粉饰的封建官僚君主制，要末是真正的革命。而革命现在在德国只有当无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才能结束。
其次，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德国的那些阶级矛盾表现得还不很尖锐的地方，大大地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巴登尤其如此。如我们所看到的，巴登在起义以前几乎没有阶级斗争。因此，小资产阶级名正言顺地统辖着所有其他反对派阶级；因此，居民显得万众一心；因此，巴登人，也象维也纳人一样，迅速地从反对变为反叛，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动起义，甚至不怕和正规军队打野战。但是起义刚刚一爆发，阶级就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小资产阶级从工人、农民中分离出来了。以布伦坦诺先生为代表的小资产者的臭名从此万世远扬。小资产者是被普鲁士军阀的统治逼得走投无路才厌恶目前的压迫制度而追求任何其他的制度，甚至工人建立的制度也可以；在最近的运动中他们将比在过去所有各次运动中更积极得多；但是，谢天谢地，他们永远也不能再象布伦坦诺专政时期那样占有独立的和统治的地位。工人和农民在目前军阀统治之下受的苦难并不比小资产阶级轻，上一次起义的经验对他们说来并没有白废。他们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所以他们将设法在最近的起义中使领导权掌握在 自己手里而不让小资产阶级抓去。虽然任何起义的经验也代替不了阶级的发展（这种发展只有在大工业长期存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但是巴登通过自己的上一次起义以及起义所取得的成果，却进入了德国的那些在未来的革命中占有头等重要地位的省份之列。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唯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是在于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却遭到了失败。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可以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使它最后遭到失败。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愚蠢的、粗鄙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一次革命风暴中，凡是只能把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算作自己唯一的功绩的人，完全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无论对指挥官还是对士兵都应该这样办。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人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借以自慰的是在人数上6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只有1/6。
然而，这幕喜剧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却得到了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也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
[100]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谎者。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吹牛家、胆小鬼。——第194页。
[101] 这句话是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7年4月11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开会时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摘引来的。——第197页。
[102] 见注83。——第203页。
[103] 指1849年伯林版“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Rap-ports du Général Mieroslawski sur la campagne de Bade》．Berne，1849）。——第209页。
[104] G．Struve．《Geschichte der drei Volkserhebungen in Baden》．Bern，1849．——第212页。
[105] 弗·齐茨在1848年9月17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数众多的人民大会上，对法兰克福议会的消极怠工、对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所持的卖国政策提出抗议，他反对把任何贺词寄给国会并宣称“坚决行动的”时刻现在已经来临。——第217页。
[106]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成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中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同宗派主义冒险集团的少数委员（维利希、沙佩尔）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委员的一边（见本卷第484页），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许多战友退出了协会。自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20世纪有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这个协会。——第218页。
[107] 科伦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伦创立的。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他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奉行抵制间接选举全德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政策，反对支持民主派候选人，煽动性地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1848年8月，联合会已有7000会员。哥特沙克被捕后，7月6日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一直到1848年9月，此后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侨居国外。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1849年2月起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伦工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第218页。
[108] 1848年9月25日科伦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伦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打算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伦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过早的起义。9月26日科伦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派报纸暂停出版。恩格斯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第218页。
[109] 当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退却时，1849年6月23日在一支部队中发生了哗变。士兵们在自己的指挥官托梅领导下，曾企图逮捕梅洛斯拉夫斯基和济格尔并把他们出卖给普鲁士军队。——第219页。
[110] 参看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第430—433页（Joh．Phil．Becker und Chr．Essellen．《Geschichte der süddeutschen Mai-Revolution des Jahres 1849》．Genf，1849，S．430—433）。——第227页。
[111] 在夫赖堡的巴登制宪议会是1849年6月底从卡尔斯卢厄迁来的。——第228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
[112]
评格·弗·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
共两卷1850年汉堡版
［注：G．Fr．Daumer．《Die Religion des neuen Weltalters．Versuch einer combinatorisch-aphoristischen Grundlegung》．2 B-de，Hamburg，1850．——编者注］
“纽伦堡有一个人，一般说来非常开明，对新事物决不置若罔闻，而对民主派的阴谋却恨之入骨。他曾经崇拜隆格，把隆格的照片挂在自己的室内。但是当他听到隆格拥护民主派以后，便把隆格的照片挂到厕所里去了。有一次他这样说：假如我们生活在俄国人的鞭子下，我将感到多么幸福！他在动乱时期死去，我以为，他虽然年迈苍苍，但是，他所以在当时葬入坟墓，完全是由于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忧伤所致。”（第2卷第321—322页）
假如这位令人可怜的纽伦堡的庸人不是死去，而是从“德国记者”[113]，从席勒和哥德的著作，从旧教科书和租书店的新书中摘录些片断和格言，编成文集，他也许不会死亡，而道梅尔先生也就不必辛辛苦苦地去编辑两大卷的综合格言的创立这本书了[114]。自然，那样我们就不会有了解新时代的宗教同时认识第一个殉道者的良机了。
道梅尔先生的著作分“绪论”和“本文”两部分。在绪论中，这位德国哲学的忠实的埃卡尔特[115]深深地忧虑这样一件事情，即两年来甚至那些有思想的有教养的德国人也都被引入歧途，他们为了纯粹“表面的”革命活动而抛弃了珍贵的思想成果。他认为现在已是重新唤起优良的民族情感的适当时机；他指出这样轻率地抛弃整个德国的文化（由于有这种文化，德国公民才成了现在的样子）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利用只有在他那空虚的博学宝库才能找到的最有力的格言来恢复德国文化的全部内容，这样他给德国文化带来的损害并不亚于给德国哲学带来的损害。他那本贯穿着德意志精神的卓越作品的选集在枯燥和庸俗方面甚至超过了专供名门闺秀阅读的异常平凡的读物。从歌德和席勒对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市侩味的抨击以及“惊动狮子很危险”[116]这样的经典警句起，到现代的文学作品止，这位新宗教的高僧从其中所竭力寻取的所有语句，都表现了德国人对他们讨厌的历史运动咕哝不满的因循心理。这类人的权威，如弗里德里希·劳麦，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罗赫纳，摩里茨·卡利埃尔，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克鲁格，丁盖尔施泰特，隆格，“纽伦堡信使”，麦克斯·瓦尔道，施特恩堡，海尔曼·莫伊勒，路易莎·阿斯通，埃克尔曼，诺阿克，“文艺杂谈”，阿·孔茨，吉拉尼，泰·蒙特，萨菲尔，谷兹科夫，一位“娘家姓加特雷尔”的人等，都是新宗教庙堂的柱石。在这里遭到同声咒骂的革命运动，在道梅尔先生看来，一方面不过是由于“德国记者”的赞助而盛行于纽伦堡的极其庸俗粗野的政客手腕，另一方面不过是道梅尔先生以极为荒诞的观点来看待的民众越规行为。他获取知识的来源是和上述权威完全相称的：除了不止一次提到的纽伦堡的“德国记者”外，还有“班堡报”，慕尼黑的“农村信使”，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等等。这些庸俗鄙夫一直认为无产阶级不过是粗鲁堕落的贱民，它们看到1848年巴黎六月的大屠杀中杀死了3000多这种“贱民”便拍手称快，但是他们由于人家嘲笑了多情善感的动物保护协会却愤懑不已。
道梅尔先生在第1卷第293页上感叹地说道：“在这些野蛮人看来，不幸的动物在人类残暴的手下所遭到的可怕折磨都是些‘小事’，不必感到不安！”
道梅尔先生认为，现在的一切阶级斗争都只不过是“粗野”反对“文明”的斗争。他不从这些阶级生活的历史条件去解释阶级斗争，而把阶级斗争的原因归结为某些心怀恶意的人玩弄阴谋诡计，利用民众的卑鄙本能，唆使他们反对有教养的等级。
“这种民主改良主义……激起了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嫉妒、愤怒和渴慕，这是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善良并为文明达到更高水平打下基础的好办法！”（第1卷第289页）
道梅尔先生甚至不知道“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要坚持多么激烈的斗争才能达到即使纽伦堡那样的“文化水平”，才能出现反对道梅尔à la〔式〕[117]的火神摩洛赫的勇士。
第二部分：即“本文”从正面叙述了新的宗教。这位德国哲学家因为自己对基督教的斗争被人遗忘，因为人民对宗教这个唯一值得哲学家注意的对象表示冷淡，所以在这里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怒气。为了给自己被竞争排挤掉的行业恢复过去的名誉，我们的贤者对于旧宗教进行了不断的谩骂以后只好创造新宗教。但是这种新宗教是与第一部分完全相同的，它不过是继续搜集了德国庸俗作品中的一些格言、题赠诗和versus memoriales〔纪念诗〕。这本新可兰经的各章[118]，尽是些把德国现存制度从道德上加以美化、以诗歌进行粉饰的空言泛语。这些空言泛语虽然抛弃了直接的宗教形式，但是并没有失去和旧宗教的亲密的血缘关系。
“只有通过新的宗教才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宗教能作出多大贡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抽象的单独的政治是软弱无能和毫无效果的，1848年开展的革命运动就可以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点。”（第1卷第313页）
从这种意义深刻的论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德国“思想家”是非常浅薄无知的，譬如他把可怜的德国巴伐利亚的“三月胜利”看成是1848年和1849年的欧洲运动，他要求逐渐为自己开辟道路和逐渐集中的伟大革命最初稍一爆发就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在英明的道梅尔先生看来，整个复杂的社会斗争，在近两年中从巴黎到德布勒森，从柏林到巴勒摩发生的这种社会斗争的前哨战只不过是使1849年1月“厄兰根立宪协会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了”（第1卷第312页），只不过是对于那种打扰道梅尔先生，使他不能安心研究哈菲兹、穆罕默德和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的新斗争感到恐惧。
正是道梅尔先生的这种无耻的肤浅见解，使得他完全无视这样的事实：古代“世界秩序”彻底瓦解以后才产生了基督教，基督教不过是这种瓦解的表现；“全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从内部依靠基督教产生的，而是在匈奴人和日耳曼人“从外部攻击罗马帝国的僵尸”的时候才产生的；在日耳曼人进行侵略以后，不是“新的世界秩序”按照基督教建立起来，相反的，而是基督教随着这种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有所改变。我们倒希望道梅尔先生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旧世界秩序是随着新宗教的出现而改变的，而且这种改变是在没有非常激烈的“外在的抽象的政治”动乱中进行的。
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但是，现在的变革和过去一切变革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们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因而他们不再以崇尚词藻的超验形式的新宗教来崇拜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而是抛弃一切宗教。
新的世界至理名言甚至超过了克尼格的教言[119]，因为它不仅包含着对待人所必须的规诫，而且包含着对待动物所必须的规诫；在新的世界至理名言的恳切的道德说教之后，——在所罗门的箴言之后，就是新所罗门的雅歌。
“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第2卷第257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诡辩的宗教创始人的浅薄无知怎样转变为显然的畏怯。道梅尔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求救于所谓的自然，即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宣扬女性崇拜以掩饰他自己对女性的屈从。
但是，道梅尔先生的自然崇拜是非常特殊的。他落得甚至比基督教还反动。他企图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恢复基督教以前的古代的自然宗教，不言而喻，在他那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自然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宗法式的空谈，下面的诗就是个例子：
亲爱的大自然母亲啊 让我踏着你的足迹前进，
用你的手来引导我
象牵在你手上的孩子。
“这样的诗已经过时了，然而这是不利于文化、进步和人类幸福的。”（第2卷第157页）
我们看到，自然崇拜不过是小镇居民礼拜天散步时看到杜鹃把卵产在别的鸟窠里（第2卷第40页），看到眼泪有使眼睛表面保持润湿的作用（第2卷第73页）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象孩子一样表示惊奇不已，并且在最后畏敬战栗地向他的孩子们朗诵克洛普什托克的春天颂[120]（第2卷第23页及以下各页）。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而对于这样的现代自然科学却只字未提。相反的，我们却听到些神秘的暗示和关于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苏格兰人的洞察力以及动物的磁性[121]等令人不解的庸人猜测。巴伐利亚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即僧侣和道梅尔之流都同样可以滋生的土壤，现在已是用现代农作技术和现代机器来加以耕耘的时候了。
对于女性的崇拜也和对于自然的崇拜一样。当然，道梅尔先生对于妇女现在的社会地位是一声不响的，相反的却只谈妇女本身。他竭力使她们成为借内容空泛和哲理玄妙的词藻来进行崇拜的对象，以便借此来安慰妇女的无权地位。例如，他安慰妇女们说：妇女一出嫁，她们的才能便随之而消失，因为那时她们要生男育女（第2卷第237页），甚至到60岁还能给婴儿哺乳（第2卷第251页）等等。道梅尔先生把这叫做“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为了在自己国家找到男人自我牺牲所必需的理想女性，他不得不求助于上一世纪的各种贵妇。这样，对女性的崇拜又归结为文学家对他们可尊敬的女保护人的一种可怜的依附，就象威廉·麦斯特[123]那样。
道梅尔先生在他的耶利米哀歌里大谈其没落的那种“文化”，是纽伦堡作为帝国自由市而欣欣向荣时期的文化，是纽伦堡的工业——艺术和手工业的混合物——起着重要作用时的文化，是和德国小资产阶级同趋没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说以前的阶级，例如骑士阶级的没落能够为悲剧艺术的巨著提供材料，那末小市民阶级当然就只能表现出穷凶极恶的软弱态度和提供一些桑科·判札式的格言和谚语的集录。道梅尔先生是枯燥乏味的失去了一切幽默的汉斯·萨克斯的后继。德国哲学痛心疾首地恸哭在它的养父——德国小市民阶级——的灵床前，这就是新时代的宗教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动人情景。
写于1850年1月—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评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
请求德国陪审官保护全体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的正义呼声”
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注：Ludwig Simon von Trier．《Ein Wort des Rechts für alle Reichsver-fassungskämpfer an diedeutschen Geschwornen》．Frankfurt a．M．，1849．——编者注］
“我们投票反对了帝国元首的世袭权力；在第二天选举帝国元首的时候，我们弃权了。但是当问题根据由普选产生的议会中多数人的意志最后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宣布愿意服从。要是我们不这样做，那就证明我们根本不适合于市民社会。”（第43页）
这样，按照“特利尔”的路·西蒙先生的意见，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派议员就已经“根本不适合于市民社会”了。这样，在“特利尔”的路·西蒙先生看来，市民社会的范围比圣保罗教堂[123]的院墙还窄了。
不过，西蒙先生在他1849年4月11日的自白中很机智地揭开了他以前的反对立场和他以后的转变的秘密。
“从3月以前的外交界的浑水里升起了寒冷的迷雾。迷雾将结成乌云，险恶的暴风雨将会来临，它会首先摧毁我们集会的教堂的尖塔。请大家小心谨慎些，考虑考虑避雷针吧，它可以使你们免受闪电的袭击！”
[124]
换句话说：诸位先生，现在事情关系到我们的性命！
法兰克福左派仅仅为了使多数派不离开议会而在讨论主权问题的时候以及在帝国代表团可耻地回来以后[125]向多数派所提出的哀求的建议，所表示的可怜的妥协，当时左派在各方面都准备妥协的卑鄙企图，所有这些在西蒙先生下面的言论中都变得非常高尚了：
“由于去年发生的事件，‘妥协’一词已经变成非常可怕的嘲笑的对象了。如果不冒着被嘲笑的危险，就几乎不敢再提这个词。可是，二者必居其一：要末大家彼此妥协，要末象野兽一样相互攻击。”（第43页）
这就是说，要末各政党把斗争进行到底，要末通过任意的妥协把斗争置于一旁。自然后者是比较“文明”和“人道”的。而根据西蒙先生上述的理论，他可以无限地进行妥协，依靠妥协他就能够留在任何“市民社会”里。
已成过去的帝国宪法在下面的哲学演绎中给自己找到了辩护的理由。
“帝国宪法实质上表明，不采取新的强制措施是可能的……它是民主君主政体的生动（！）表现，因而也是原则矛盾的表现。世界上已经存在许多这样的事物，它在原则上是矛盾的，可是以后的生活正是从原则矛盾实际存在的这种情况中发展来的。”（第44页）
显然，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总比引用席勒的诗要困难些。如果说帝国宪法虽然有“原则矛盾”也要“在实际上”存在，那末它至少应当“在原则上”反映出“实际上”存在的矛盾。“实际上”站在一边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即军事专制主义，站在另一边的是德国的人民；而德国人民三月起义的果实被骗走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盲目地相信可怜的法兰克福议会而受骗的，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最后决定重新投入反对军事专制主义的斗争。这个实际的矛盾只有通过实际的斗争才能解决。而帝国宪法反映了这种矛盾吗？一点也没有。它只反映了1848年3月时的矛盾，即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未重新聚集力量，反对派由于部分失败而分散、削弱和缴械以前的矛盾。其次，它只反映了圣保罗教堂的先生们的天真幻想，他们以为在1849年3月还能授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政府颁布法律，使自己始终保住永远有利而又永远安全的德意志帝国的巴罗的地位。
后来西蒙先生向自己和他的同事祝贺说，无论什么都没有能动摇他们对帝国宪法的自私迷恋。
“你们这些哥达的叛徒，羞愧地承认吧，我们即使在热情冲动的时候也没有受任何诱惑的影响，我们仍然忠实于我们所说的话，丝毫也没有背弃我们的共同创举！”（第67页）
其次，他还指出他们为维尔腾堡和普法尔茨立下的丰功伟绩；指出他们6月8日的斯图加特决议，在这个决议中，他们把巴登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虽然帝国当时实际上已经处在巴登的保护下[126]；他们的决议只不过证明他们下决心“丝毫”也不放弃怯懦行为并且强制别人接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了的幻想。
西蒙先生以下面的极为精湛的论据驳斥了所谓“帝国宪法只不过是共和国的假面具”的非难：
“只有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这种非难才能成立……可是，谁断定说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呢？谁能预测到战争胜负和斗争情况的一切可能的变动呢？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互相敌对的弟兄（政府和人民）［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经过残酷斗争后已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着，结果他们产生了和平及和解的心情，难道我们能去稍微损害一下那用以彼此握手言和的德国宪法的旗帜吗？看看自己周围吧！请把手放在胸前！倾听一下自己良心的呼声，你就一定会回答说，不，不，完全不！”（第70页）
西蒙先生在圣保罗教堂百发百中的善辩弓箭，就是从这个真是善于辞令的箭囊中取出来的！这种动人的激情虽然十分庸俗，但是有它独特的趣味。他表明，法兰克福的先生们怎样安心地呆在斯图加特，等到敌对的政党双方斗争得筋疲力竭，以便在适当时机出现在疲惫不堪的战士中间，推销和解的万灵药方——帝国宪法。西蒙先生对他的同事了解之深，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这些先生现在还聚集在伯尔尼的克斯列加斯路的卞茨酒店，等待重新发生斗争，以便在各政党“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着”的时候，插足其间，建议他们为了妥协而接受最明显地表现了软弱和寡断的帝国宪法。
“但是，不管怎样，我告诉你们说，无论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老父老母而走着放逐的孤独小径是多么痛苦，我决不会为了人间的幸福，不要纯洁的良心，而要叛徒的良心谴责和统治者的不眠之夜。”（第71页）
如果能够放逐这些先生们该多好！难道这时他们不随身携带象法兰克福速记记录中所说的那样的祖国，并且从这些记录中呼吸到真正的祖国空气，感到美妙无比的怡然自得吗？
如果西蒙先生认为他是在为维护帝国宪法的 战士大声疾呼，那末这完全是一种虔诚的谎言。维护帝国宪法的 战士并不需要他的“正义的呼声”。他们自己保卫自己反倒更好些更有力些。但是西蒙先生必须以此来掩饰自己，以便遮盖这样的事实：为了在各方面都声名狼籍的法兰克福人，为了 编造帝国宪法的人和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必须发表一篇oratio pro domo〔自卫演说〕。
写于1850年1月—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
［注：Guizot．《Pourquoi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a-t-elle réussi？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Paris，1850．——编者注］ 基佐先生的小册子的目的是要证明，路易－菲力普和基佐的政策本来不应该遭受1848年2月24日的失败，只是由于法国人品质恶劣，才使得1830年的七月王朝经历了18年艰苦岁月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使它不能象1688年以来的英国王朝那样维持很久。
从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出，即使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变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基佐先生不是根据二月革命的经验来理解1830年的法国王朝和1688年的英国王朝的历史情况及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不同之处，而是用一些说教式的词句来抹杀它们之间的一切区别，并且在结语里保证说，2月24日破了产的政策“保存了国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消灭革命”。
如果把基佐先生想要回答的问题确切地表述出来，那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在英国以君主立宪制的形式向前发展，要比在法国长久？
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基佐先生是怎样认识英国资产阶级发展过程的。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位时，社会思想界的潮流起了变化，对外政策已不再是它们关心的主要对象，内政、维护和平、财政问题、殖民问题、商业问题、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怀的事情。”（第168页）
基佐先生在威廉三世的统治下只发现两个值得一提的情况：一是议会与国王之间保持的均势，一是通过反对路易十四的斗争欧洲保持的均势。在汉诺威王朝，突然“社会思想界的潮流起了变化”，但人们不知道是怎样变和为什么变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基佐先生如何把法国议会辩论中最陈腐的老生常谈应用到英国历史上去，他认为这样就解释了英国历史。基佐先生当部长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以为他肩负着保持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均势以及欧洲的均势的任务，而事实上他所作所为不过是把整个法兰西国家和整个法兰西社会零售给巴黎交易所的高利贷财阀而已。
至于说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是为了消灭法国商业和法国海上力量的纯粹商业战争，在威廉三世时由于银行的建立和国债的形成[127]，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初次的崇拜，由于一贯实行了保护制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些在基佐先生看来是不值一谈的。对他来说，只有政治上的漂亮话才有意义。他甚至没有提到，在女王安统治下，执政党所以能够保全自己和君主立宪制，是由于它们依靠国家政变把议会的职权延长到7年，从而几乎完全消灭了人民对政府的影响。
在汉诺威王朝时代，英国已经发达到能够进行现代式的商业战争来反对法国了。英国自己仅仅在美洲和东印度直接与法国作战，而在大陆上则满足于雇佣象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外国君主来与法国作战。而当对外战争刚一采取另一种形式时，基佐先生就声言“对外政策已不再是关心的主要对象”，而为“维护和平”所代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怀的事情”，这可以根据在沃尔波尔内阁时期发生的贿赂丑行来判断。而这些丑行，其实和基佐内阁日程上发生的丑行并无丝毫差别。
依照基佐先生的意见，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为顺利，可以由两个主要的原因来解释：第一，英国革命浸透着宗教的性质，因而它丝毫没有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第二，英国革命一开头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而议会捍卫了现行的旧法律，使它不致受到王权的侵害。
在谈第一点时，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在谈到第二点时，基佐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也象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度，特别是象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曾经为了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us et coutumes〔风俗和习惯〕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垮台了的三级议会，而在英国革命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
根据基佐先生的看法，英国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国王再也不可能违反议会和下议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似乎可以归结如下：最初国王和议会双方都超越应有的权限，都作得有些过分，直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建立了适当的均势，彼此才互不侵犯。至于王室权力从属于议会就是意味着王权从属于某一阶级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是毋庸赘述的。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详细研究这一阶级如何获得十分大的权力，以至最后使国王成为它的奴仆。在基佐先生看来，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的全部斗争完全是围绕着纯粹政治特权而进行的。究竟为什么议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需要这种特权，却只字未提。关于查理一世直接危害自由竞争因而使英国工商业的处境日益不能忍受，关于经常的财政困难使得查理一世愈想反抗议会却愈不得不依靠议会，这些基佐也极少提及。因此，在基佐先生看来，一切革命都是由于少数不满足于一般自由的捣乱者的恶意和宗教狂热而引起的。基佐先生同时也没有能力来阐明宗教运动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共和国在他看来当然也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至于在这个时期，在里斯本、那不勒斯和墨西拿也企图建立共和国[128]，而且也和英国一样建立荷兰式的共和国，这样的事实他也丝毫不提。虽然基佐先生丝毫也没有忽略法国革命，但他从来也没有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任何国家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甚至当时旧王朝由于失掉人心而不得不让位给想篡夺政权的旁系亲属。因此，关于英国复辟王朝垮台的问题，他只能告诉我们一些最无聊的一般的东西。他甚至没有指出下面这个垮台的直接原因：宗教改革使新兴大地主害怕天主教的恢复，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当然得归还所有过去他们掠夺来的教会土地，这样一来，英国全部土地的7/10都得易手；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天主教有所恐惧，因为天主教完全不利于他们的活动；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自己和宫廷贵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地把所有英国工商业利益出卖给法国政府，即卖给当时唯一能在竞争中威胁英国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等等。既然基佐先生到处漏掉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只有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地平凡地叙述事件的政治方面了。
基佐先生最大的谜——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当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其实在亨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在基佐先生看来，随着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英国的历史就终止了。他认为，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愉快的打秋千的游戏，也就是说有些象基佐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间发生的激烈舌战。其实，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凡是基佐先生认为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变革。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至在改革法案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转交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颁布几乎仅仅对它有利并满足它的要求的法律。它在议会中获得直接代表权，并且利用这种权力来消灭土地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点的残余实力。最后，资产阶级这时便忙于彻底摧毁基佐先生所赞叹不已的那座英国宪法的华美建筑。
正当基佐先生因为法国社会生活的恶魔——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未能动摇唯一能拯救世人的英国君主制的基础而向英国人祝贺时，英国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却达到了任何国家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在这里，拥有无比的财富和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正遭到其力量和集中程度也同样是无比的无产阶级的反对。这样一来，基佐先生所以赞扬英国，是因为在英国，在君主立宪制的掩盖下，即使把世界其他各国加在一起也远不如这里多和激进的社会革命因素已获得了发展。
当英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打成一个结，而基佐先生自己已不能用纯粹政治上的空谈甚至在表面上解开这个结的时候，他就乞灵于宗教的空谈，乞灵于上帝的武装干涉。于是，就有例如圣灵突然降临于军队并阻止克伦威尔自封为国王等等的说法。基佐求助于神灵来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借助于文体来逃避世俗公众的指摘。
其实，不但les rois s’en vont〔国王要滚蛋〕，而且les capacités de la bourgeoisie s’en vont〔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滚蛋〕。
写于1850年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12]编入本卷的书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和第4期，文章没有署名。1892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写的传略中写道“……此外，他还写过（和恩格斯一起）许多书评和政治评论”。在1886年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根据他平时的意见和指示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名义再版了评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小册子的文章。有一些书评，例如评艾·日拉丹和基佐的著作的文章很可能是马克思写的，而评托·卡莱尔的著作的文章则可能是恩格斯写的。但是因为不能完全肯定，所以所有的书评都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著作载入本卷。——第236页。
[113]“德国记者”（《Korrespondent von und für Deutschland》）——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从1806年起在纽伦堡出版。——第236页。
[114]道梅尔的“新时代的宗教”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为该书的第1卷，第二部分是“本文”，为该书的第2卷和第3卷。看来，马克思手边只有第1卷和第2卷。——第236页。
[115]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的传说里的英雄，是个忠实人物、可靠的卫士的典型。——第237页。
[116]引自席勒的诗“钟之歌”。——第237页。
[117]指道梅尔的著作：“古希伯莱人对火和火神摩洛赫的崇拜”1842年不伦瑞克版（《Der Feuer-und Molochdienst der alten Hebräer》．Braunschweig，1842）和“基督教古代的圣礼”1847年汉堡版（《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Hamburg，1847），书中含有许多不科学的毫无根据的假设。——第238页。
[118]新可兰经的各章是对道梅尔的“穆罕默德及其著作”1848年汉堡版（《Mahomed und sein Werk》．Hamburg，1848）一书的讽刺；阿刺伯文称可兰经的各篇为cypы（章）。——第238页。
[119]指克尼格的著作“对人的态度”1804年汉诺威版（《Ue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Hannover，1804），在这本书中作者规定了在和别人交往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本书谈的皆是一些肤浅的看法和人所共知的真理。——第240页。
[120]道梅尔在其著作中的这个地方引用了克洛普什托克的“到处是神灵”的颂歌（《Dem Allgegenwärtigen》）。——第241页。
[121]诺斯特拉达莫司是16世纪法国著名的星象学家，查理九世的医生，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是用诗的形式写的，其特点是极为模糊而难解。
苏格兰人的洞察力是一种能洞察未来和普通人无法看到的现象的能力，根据迷信，传说苏格兰山区的居民具有这种能力。
动物的磁性是18世纪奥地利医生麦斯默尔的学说，他认为用催眠性的暗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第241页。
[123]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了会议。——第243页。
[124]引自路·西蒙1849年4月11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演说。——第243页。
[125]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派遣代表前往柏林，请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登皇位。代表团失败而归，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德意志各邦君主的认可就拒绝从议会手中接受皇位。——第244页。
[126]在现在评论的这本小册子中，西蒙写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坚决谴责了维尔腾堡国王反对帝国宪法的言论，协助了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武装斗争以捍卫帝国宪法。西蒙还引证了1849年6月8日他到斯图加特后议会的娄罗们所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个把巴登置于帝国（即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保护之下的决议纯粹是宣言性质的文件。议会害怕广泛的人民运动，而没有给起义者任何具体的援助；另外议会不听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5月和法兰克福左派领袖谈判时提出的建议，拒绝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部队来进行自卫。——第245页。
[127]指1694年创立英格兰银行一事。该银行的创始人以贷款的形式交给政府一笔基金；这就是国债的基础。——第248页。
[128]指1640年在里斯本、1647—1648年在那不勒斯、1674—1676年在墨西拿爆发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