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一）
[129]
A tout seigneur，tout honneur！〔按地位高低来分享荣誉！〕从 普鲁士谈起。
普鲁士国王正在尽一切力量使目前协议勉强维持和妥协不能使双方满足的局面 [130]陷于危机。他钦定了宪法，并且经过种种不愉快的周折建立了修改宪法的两院。两院为了使宪法完全为国王所接受，把凡是不合国王口味的条款统统删掉，以为这样国王就会马上向宪法宣誓。结果事实并非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为了向两院证明“国王的忠诚”，给它们写了一封御函，提出了“改善宪法”的新提案；通过这些提案，势必使上述文献表面上仅有的一点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保障也丧失净尽 [131]。国王以为两院会否决这些提案，可是，提案却根本没有遭到否决。如果说两院对国王已经大失所望，那末两院现在担心的是国王会对它们大失所望。两院仅仅为了不致被解散回家，仅仅为了使国王最后能庄严地向宪法宣誓，竟不惜通过贵族特权，特别法庭，国民兵役，地产长子继承权 [132]等所有的提案。这就是普鲁士立宪派资产者进行的报复。
国王很难想出一种能使两院感到过分的侮辱。最后，他觉得不得不声明：“他将要立的誓约对他来说愈是神圣，他愈要忠心地担负上帝所赋予他的对祖国锦绣河山的义务”，他的“国王的忠诚”愈不允许他向那虽然赋予他一切而对国家却毫无裨益的宪法宣誓。
早已瓦解的“联合议会” [133]的先生们，现在又集聚在两院里了，他们之所以深怕被抛到三月事件以前的老路上去，是因为这样他们又会面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玫瑰花 ［注：幸福之意。——译者注］。况且，在1847年他们还有能力否决借口建设东部铁路而提出的贷款，但是在1849年他们一开始事实上就批准了这项贷款，而事后才必恭必敬地请求给予批准拨款的理论上的权力。
与此同时，两院外的资产阶级对陪审法庭宣判被控告犯有政治罪行的人无罪一事颇感自慰，并以此表现它对政府的反对立场。这样一来，在这些诉讼案中，政府方面和被告及听众所代表的民主派方面都不断使自己威信扫地。关于这一点，回想一下“一贯的立宪主义者”瓦尔德克案件、特利尔案件 [134]等等就很清楚了。
年迈的阿伦特提出过“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 [135]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回答说： 爱尔福特 [136]。写出一部模拟“伊利亚特”的“老鼠与青蛙之战” [137]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迄今还没有人甚至敢打算模仿“老鼠与青蛙之战”。而现在有人却用爱尔福特计划巧妙地模仿了甚至是圣保罗教堂里的老鼠与青蛙之战。显然，这个渺茫的议会是否真的会在爱尔福特召开，或者正教沙皇是否会禁止它，正象福格特先生所草拟的对议会的权限的抗议书（他为此无疑地会跟费奈迭先生取得协议）一样，是完全不关紧要的。对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东西感到兴趣的，只有某些所谓深谋远虑的政论家和普鲁士资产者，前者在自己的社论中认为“大德意志”或“小德意志”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探讨题目，后者沉湎于一个乐观的信念中，即普鲁士国王会在爱尔福特同意他在柏林拒绝了的一切。
如果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必须或多或少地按原样在爱尔福特重建起来，那末旧的联邦议会就会通过《Interim》〔“临时协议”〕 [138]重新复活，同时必将成为它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即奥普联合委员会。Interim在维尔腾堡已经生效，并且不久在梅克伦堡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会生效。
普鲁士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发行纸币，Seehandlung〔海外贸易公司〕 [139]的秘密贷款和国库余存勉强维持它的预算，只是现在才被迫走上靠贷款度日的道路，而 奥地利国家已经完全陷于破产。1849年前9个月，赤字为1亿5500万盾 ［注：德荷两国的旧币，1盾约合1．69马克。——译者注］，到12月底，可能达到2亿1000万盾至2亿2000万盾；获得新贷款的企图彻底破产之后，国家信用在国内外完全无法维持；国内的财源——普通税，强征的苛税，发行纸币等——完全涸竭；必须向极度贫困的本国强征为了摆脱山穷水尽的局势而定的新税收，可以预料，这种税收大概是完全得不到的，——以上就是奥地利财政极度困难的主要特征。同时，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也愈来愈快地土崩瓦解。政府慌忙地企图用中央集权来阻止这一瓦解过程，结果枉费心机；解体现象已经波及该国最边缘的地区；甚至对那些作为奥地利主要支柱的最不开化的民族，对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的南斯拉夫人，对“忠诚”的边境人 [140]来说，奥地利也成为极为厌恶的了。现在只有一个挣扎的办法，还能带来一线得救的希望，那就是对外战争。奥地利必然要发动的这场对外战争，一定会使奥地利很快地彻底崩溃。
俄国也没有充足的金钱来支付换取自己荣誉的代价，何况购取这种荣誉时又必须交付现金。正教沙皇尽管在乌拉尔和阿尔泰有驰名的金矿，在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地下室里有无数的财宝，在伦敦和巴黎似乎完全是由于现金多余而收购有价证券，但是他仍然认为，不仅必须制造种种借口从保存在彼得巴甫洛要塞里作为纸币基金的现金储备中借取500万银卢布，下谕在巴黎交易所上抛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而且还必须请求不大相信人的伦敦西蒂区 ［注：伦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译者注］老板们借予3000万银卢布的贷款。
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使俄国深深卷入了欧洲的政局，以至如果它不愿意它那关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这把它门户上的钥匙” [141]的老计划永久不能实现，它现在就必须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西欧反革命的胜利，西欧革命政党的力量的日益增长，俄国本国的形势和它的财政状况的恶化，迫使它尽快地采取行动。不久之前，我们看到了在东方问题上这出新戏的外交序幕 [142]；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可以亲眼看到正戏了。
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会演成一场欧洲战争。这最合神圣俄罗斯 ［注：俄国的古称。——译者注］的心意，这样一来，它就有可能在德国站得住脚，竭力使那里的反革命进行到底，帮助普鲁士占领纽沙特尔，最后向革命的中心巴黎挺进。
英国在这场欧洲战争中不会是中立的。它必定要出面反对俄国。英国是俄国的最危险的对手。如果大陆的陆军深入俄国腹地，必然会在俄国领土上分散兵力，自行削弱，如果它们越过古波兰的东部边境向前挺进，几乎完全有重演1812年事件的危险，那末英国可能选中俄国最要害之处给以打击。何况，英国还可以驱使瑞典人夺回芬兰，为英国舰队打开彼得堡和敖德萨的大门。大家知道，俄国舰队是世界上最糟的舰队，占领喀琅施塔得和什吕谢尔堡要比占领圣让得阿克和圣万得拉 [143]来得容易。俄国一失去彼得堡和敖德萨，就成了一个被砍掉双手的巨人。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俄国无论在出售原料和购买工业品方面如果离开英国哪怕是6个月也难以支持，这一点在拿破仑封锁大陆时就表现得很明显，而目前更加是如此。俄国一断绝与英国市场的联系，几个月后就会遭受严重的困难。英国则相反，它不仅可以在若干时期内不要俄国市场，而且可以从其他市场上获得各种俄国的原料。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并不怎么可怕。但是，俄国在德国市民看来所以显得如此可怕，是因为俄国会直接制服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德国市民有一种完全正确的预感：野蛮的俄国大军很快就会遍布德国并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救世主的作用。
整个说来， 瑞士对神圣同盟采取的态度，宛如个别说来普鲁士议会对它的国王采取的态度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瑞士总算有个替罪羊——德国流亡者，它可以在他们的身上两倍地、三倍地发泄受到神圣同盟打击时的那一肚子气，况且，替罪羊无人保护，命运好坏要看它是否仁慈。固然，日内瓦、瓦得和伯尔尼的一部分瑞士“激进主义者”曾经抗议了联邦会议对神圣同盟和流亡者所奉行的软弱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联邦会议把它的政策宣称为“绝大多数瑞士人的政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事实也确是如此。同时，中央政府还继续在内政方面以最和平的方式进行小资产阶级的改革，如确立统一的关税，币制，邮政，度量衡，这些改革获得了小资产阶级的赞扬。固然，中央政府还不敢实行废除雇佣兵条约的决定，直到现在每天还有一群群旧州居民到科摩去服那不勒斯的兵役 [144]。但是，不管瑞士对神圣同盟怎样顺从和殷勤，它终究会受到不可避免的风暴的侵袭。在对宗得崩德的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二月革命之后的第一次陶醉之中，一向胆小怕事的瑞士人让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采取冒失行动的道路。他们竟敢作了可怕的事情，希望最终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他们抛弃列强所保证的1814年的宪法，而制订了新宪法，他们不顾条约的约束，承认了纽沙特尔的独立。为此，不管他们怎样卑躬屈膝，殷勤侍奉，甘当警察，也会受到惩罚。瑞士一旦被拖入欧洲战争，它的处境是很不妙的；因为，即便瑞士侮辱了神圣同盟，另一方面它还是叛变了革命。
在 法国，资产阶级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作了反动势力的首领，共和政体给反动势力提供了最广泛而彻底地大举进攻的可能性；在这里，镇压革命采取了最无耻最残暴的手段。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一个打击跟着一个打击接踵而来：恢复直接使半数农民破产的葡萄酒税，发出甚至让宪兵充当监视官吏的特务的奥普尔通令，发布关于地方官员可以任意撤换小学教员的教员法，发布关于神甫治校的教育法，发布流放殖民地法，而最后这项法令表现了资产阶级对六月起义者满怀极为强烈的复仇心，由于缺乏其他处治办法，便使六月起义者遭受阿尔及利亚气候的致命摧残。更不用说6月13日以来仍然继续大批驱逐无辜的外国人的作法了。
这种资产阶级的残暴的反动行为的目的显然是恢复君主制度。但是，君主制度的复辟遇到几个王位僭望者本身和在国内支持他们的那些政党的有力阻挠。正统派和奥尔良党人是两个大体上势均力敌的最强大的保皇主义的党；第三个党是波拿巴党，力量相当薄弱。路易－拿破仑虽然得到700万张选票，但甚至连个真正的政党也没有，只有一个小集团。他执行共同的反动政策时，总是得到议会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只要他这个王位僭望者的单独的利益一冒头，不仅议会多数派会背弃他，而且他的阁员也会背弃他，每当这种场合，他的阁员都揭穿他的骗局，不仅如此，而且还迫使他第二天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因此，他跟多数派之间的纠纷，不论其后果怎样严重，迄今只是一些可笑的插曲，在这些插曲里共和国总统每次都扮演被愚弄者的角色。同时，不言而喻，每个保皇政党都冒险暗中跟神圣同盟勾勾搭搭。“国民议会报”无耻已极，竟公开用俄国人来吓唬人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路易－拿破仑正在勾结尼古拉一起进行阴谋活动。
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由于土地分成小块，税收负担沉重和大部分税收甚至资产阶级也认为是纯粹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的有害税收，广大农民群众遭到破产，因而他们对路易－拿破仑和反动议员的诺言感到失望，投入了革命政党的怀抱，宣告信奉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信奉的社会主义当时还很幼稚，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甚至在正统主义影响最深的省份里，革命情绪也十分高涨，加尔省最近举行的选举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保皇主义和1815年的“白色恐怖”的中心加尔省，现在当选的是一个“红色分子” [145]。深受在商业和政治方面又占居象路易－菲力浦时代一样的地位的大资本的压迫的小资产阶级，也跟在农民的后面。形势变化如此之大，就连叛徒马拉斯特和杂货商的报纸“世纪报”也不能不表示赞成社会主义者。表现为各个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几乎跟1848年2月22日一样。不过现在所涉及的问题不同，工人的觉悟更高得多了，此外，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必然企图尽快地废除普选权；即使抛开国际关系不谈，这种必然性也是革命迅速胜利的保证。
目前整个局势是多么紧张，从人民代表勃拉迪耶提出的可笑的法案中就可以看出：他企图借助于国民议会的有200条款的法令来防止政变和革命。在这里和其他首府，金融贵族是多么不相信表面上已经恢复起来的“秩序”，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路特希尔德王朝的各个支系几个月以前把公司合同仅仅延长了 一年，——日期这样短，在大规模商业活动的编年史上是罕见的。
在最近两年中，大陆一直充满了革命、反革命和与此有关的无休止的舌战，而工业发达的 英国却在完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成绩：英国的工业日益繁荣。1845年秋季in due course〔如期〕爆发的商业危机曾两次中断，一次是在1846年初，由于议会通过自由贸易的决定 [146]而中断，一次是在1848年初，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海外市场积压的大量商品在这个时期逐渐找到销路。并且，二月革命恰恰在这些市场上消除了大陆工业的竞争，而英国工业由于大陆市场的破产遭到的损失要比它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中本来要遭到的损失只稍微多一些。二月革命一度几乎使大陆工业完全停顿，这就帮助了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度过危机的年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海外市场存货的倾销，并使1849年春季工业的新高涨成为可能。这种高涨（其实它还是影响了大陆的相当一部分工业）近3个月来竟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就连工厂主也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时光，——这种说法总是出现在危机的前夕。工厂的订货非常多，因此都加紧生产，千方百计地不执行10小时工作制法案，增加更多的劳动时间。在所有的工业区，大批新工厂正在兴建，旧工厂亦在扩大。现金涌入市场，游资企图抓住到处发财的机会，期票贴现助长了投机并投进了生产或原料贸易，几乎所有商品都绝对地涨价，而一切商品都毫无例外地相对地涨价。总之，英国由于名副其实的“繁荣”而大享其福。不过这里有个问题：这样悦人的好时光能继续多久呢？无论如何不会很久。许多大市场，例如东印度差不多已经商品充斥。甚至在目前，与其把商品运到真正巨大的市场，还不如运到世界贸易的集散地，从那里可以转运到最有销路的市场。由于1846—1847年，特别是1849年英国工业的生产力比1843—1845年有了很大的增长，由于这样的增长直到目前还在继续，其余的市场，特别是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商品充斥。最初的关于市场充斥的消息一经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里发生“恐慌”，这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是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和再一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及金融资产阶级的信号，而这次危机将是现代英国革命的开端，在这个革命中，科布顿将会扮演奈克尔的角色。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时间仅仅过了18个月，现在就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在330年当中，所有欧洲与太平洋的贸易一直是以惊人的长期耐性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来进行的。所有打通巴拿马地峡的建议都由于进行贸易的国家的无谓的争吵而失败了。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过了18个月，而美国佬就已经着手建设铁路，修建大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到查理斯，从巴拿马到旧金山已经有轮船定期航行；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了。在纬度30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们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 ［注：南美之欧洲血统的土著后裔。——译者注］和美司代佐 ［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译者注］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 ［注：指圣胡安德尔苏尔港。——编者注］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古老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象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落不振的话，如果不愿意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话，就必须作巨大的努力。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象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象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
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
“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1850年1月31日于伦敦
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愿望实现了：“忠诚的人”已经在这个宪法使他有可能进行统治的前提下宣誓忠于宪法。在2月6日以后的几天中，两院的资产者完全满足了他这个愿望。他们在2月6日以前曾经说过：为了使国王向宪法宣誓，我们必须让步；宣誓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另来一套。而2月6日以后他们却说：宪法经过宣誓已经肯定下来，我们有了一切保障，因此可以放心地让步了。1800万马克的军费（用来动员50万士兵对付至今尚不知道的敌人）未经辩论，无人反对，几乎一致地批准了；预算4天工夫就表决了。一切政府提案一瞬间就经两院通过了。可见，德国资产阶级象从前一样，并不缺乏怯懦的口实。
善意的两院使普鲁士国王有充分的可能确信立宪制度比专制制度优越，确信立宪制度不仅对被统治者说来是优越的，而且对统治者说来也是优越的。如果回忆一下1842年至1848年的财政困难：如企图向海外贸易公司和国家银行借款的行为徒劳无益，路特希尔德加以拒绝，联合议会否决贷款，国库枯竭，如果用这一切比较一下1850年的财政活跃的情况——三次预算中的7000万的赤字两院同意弥补，债券和国库券大量发行，政府与国家银行的关系比任何时候它与海外贸易公司的关系都要好，而且另外还有3400万批准作为储备的贷款，那末，这两种情况是多么明显的对照！
根据陆军大臣的言论看来，普鲁士政府认为迫使它动员所有军队来维护欧洲的“秩序和安宁”的事件是很可能爆发的。普鲁士的这个声明十分响亮而明确地宣布它将回到神圣同盟的怀抱。新的十字军打算远征的敌人是谁，这是很明显的。无政府状态和暴乱的中心法国的巴比伦必须消灭。直接进攻法国，还是首先佯攻瑞士和土耳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巴黎事态的发展。不管怎样，普鲁士政府现在有经费在两个月之内把兵力从18万扩充到50万；40万俄国兵在波兰，沃伦和贝萨拉比亚严阵以待，奥地利至少有65万现役兵员。单单为了供养这么多的军队，俄国和奥地利就不得不在今年发动侵略战争。至于这次远征的矛头首先指向谁，不久前发表的一份耐人寻味的文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瑞士国民报”在最近一期上发表了一个好象是奥地利的雪恩海斯将军所写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侵入瑞士的全面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普鲁士在美因地区靠近铁路集结6万人左右的兵力；黑森人、巴伐利亚人和维尔腾堡人组成的一个兵团，一部分集中在罗特威尔和图特林根附近，一部分集中在肯普腾和梅明根附近。奥地利在弗拉尔堡和通向音斯布鲁克的地区陈兵5万人并在意大利的西斯托－卡林特和莱科之间地区组织第二个兵团。同时，用外交谈判去麻痹瑞士。只要进攻的时机一到，普鲁士人很快就把他们的军队沿着铁路线开入莱尔拉赫，把小股部队开入多瑙埃申根；奥地利人集结在布勒琴士和弗尔特库尔赫附近，而意大利军队集结在科摩和莱科附近。一个旅留在华里斯地区，以威胁比林索那。尔后各国大使提出最后通牒，并且撤离瑞士。于是就开始军事行动；主要的借口是恢复1814年的联邦宪法和宗得崩德各州的独立。进攻的方向集中在琉森。普鲁士人经过巴塞尔向阿尔河推进，奥地利人经过圣加伦和苏黎世向利马特河推进。前者占领从左洛图恩到苏尔查赫的地区，后者占领从苏尔查赫经过苏黎世到乌茨纳赫的地区。同时，15000名奥地利军队经过库尔切入什普留根，跟意大利军团会师，然后一起经过莱茵河上游盆地向圣哥达尔进攻，在那里再跟经过华里斯和比林索那的兵团会师，并策动各个旧州起义。这时，由沙福豪森的比较小的部队补充起来的主力部队的进攻和琉森的占领，就可以切断这些州和瑞士西部的联系，从而把山羊跟绵羊分开［注：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译者注］。同时，根据“1月30日的秘密协定”在里昂和科马尔提供6万军队的法国，就利用占领罗马的同样借口去占领日内瓦和汝拉。这样，伯尔尼就无法支持下去，“革命”政府或者被迫立刻投降，或者跟自己军队一起饿死在伯尔尼的阿尔卑斯山脉。
大家看，这个计划是很不错的。它周密地考虑到地理条件，预定首先占领比较平坦和富饶的瑞士北部，用联合兵力夺取瑞士唯一重要阵地，即阿尔河和利马特河的对岸阵地。这个计划的优点在于，它预定切断瑞士军队跟富产粮食地区的联系，暂时把交通不便的山区留在瑞士军队手里。因此，这个计划可能就在初春实现，计划实现得愈早，被困在山区里的瑞士人的处境就愈困难。
上面所谈的文件是违背作者的意志而发表的，还是专门为了让瑞士的报纸发现和公布它而编造的，单凭它的内容是很难肯定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末这个计划的目的完全在于迫使瑞士人进行迅速的广泛的动员，从而造成国库空虚，使瑞士人更听命于神圣同盟，使关于同盟国意图的舆论完全发生错误。目前在大肆宣扬俄国和奥地利的备战和对瑞士的作战计划，这种情况似乎在证明这个设想。备忘录本身有一个地方建议在地方部队集结和出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一切战役，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这也使人有同样的感觉。不过，还有许多深刻的理由也可以说明，这个备忘录是真实的，确实存在这个入侵瑞士的计划。
有一点是肯定的：神圣同盟在今年或者首先会进攻瑞士或土耳其，或者直接进攻法国，在这两种场合下，联邦会议的命运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不论是谁首先进入伯尔尼，是神圣同盟也好，是革命也好，联邦会议本身由于采取怯懦的中立政策注定必然灭亡。反革命决不会满足联邦会议的让步，因为它或多或少是革命的产物；革命一刻也不会允许在欧洲的中心，在3个最热中于运动的国家中间存在这样一个变节的怯懦的政府。瑞士联邦会议的所做所为是处于近代列强包围中的小国获得虚假的“独立”和“自主”的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希望这也是最后的例子。
写于1850年1月31日至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29]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第4期和解5—6期的双刊号上的国际述评的标题只是Revue（评论），而且没有署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中的许多言论证明，这些评论是他们二人合写的。
本篇和第二篇、第三篇国际述评（见本卷第343和492页）的标题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254页。
[130] 指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普鲁士王室为共同反对人民的民主要求在1848年革命一开始时达成的协议。但是，随着反革命地位的巩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开始感到自己的同盟者是一种累赘，并且愈来愈加紧阻止大资产阶级的立宪的要求。后者一面继续维持跟王室的同盟关系，一面在普鲁士议会中假作“反对派”。1848年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了普鲁士制宪议会，在当天就“赐与了”宪法，宪法的基础是普鲁士制宪议会1848年讨论过的并为照顾封建政党的利益做了修改的方案。宪法承认国王有权改变两院的任何决议，有权“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不仅可以不通过两院公布法律，而且还可以修改宪法的个别条款。但是在这个宪法里还保留了某些民主果实，如普选权等。这一点保证了1849年1月的第二院，即下院选举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能够当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曾经批评了国王，常常惹得国王不愉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9年4月解散了议会，1849年5月30日公布了新选举法，新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和不平等的各阶层的代表人数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国王用这种手段使得下院当选的议员多数是顺从的人，因而在1849年8月7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宪法。——第254页。
[13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50年1月7日的信件发表在1850年1月11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βische Zeitung》第9号上。这封信的内容是要修改1848年12月5日的普鲁士宪法草案。——第254页。
[132] 根据1850年1月31日两院通过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意的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主要由封建贵族代表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和按三级选举制选举出来的下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背叛国家和危害国内外安全的案件。为了保留国民兵役法，即全民兵役制，宪法规定凡有作战能力的普鲁士居民都由反动的普鲁士政府调配。根据宪法第40条，保留了地产长子继承权——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继承形式，按这种继承形式，所有权不得转让，归长子所有。——第254页。
[133] 联合议会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在柏林召集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是在1847年4月11日召开的。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绝给国王以借款的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第255页。
[134]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柏林的贝·瓦尔德克和特利尔的卡·格律恩的诉讼案件。他们在1849年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被控。这两次诉讼案件明显地暴露了普鲁士政府的下流手段：它在跟自己的对手斗争时不惜伪造证据；另一方面，“民主主义”的代表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在法庭上的表现很可耻，他们贪生怕死，背叛革命，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对普鲁士政府的忠心。虽然这样，出席法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听众还为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喝采。——第255页。
[135] 引自阿伦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第255页。
[136]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样一种企图：联合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君主以及与这些君主联合在一起的17个其他德意志邦的君主，共同统一德国（奥地利除外），受普鲁士的领导，从而实现建立“小德意志”的计划。这个计划受到右翼自由派，即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组成所谓哥达党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支持。后者积极参加了德国议会的选举；德国议会曾于1850年3月20日在爱尔福特召开会议，通过了按反革命精神修改的全德宪法新草案。后来的事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正确的。在奥地利君主和俄国沙皇的压力下，一些从前支持普鲁士的德意志各邦转到了奥地利一边，而普鲁士政府由于不敢违抗尼古拉一世，于1850年4月29日解散了爱尔福特议会。——第255页。
[137] 老鼠与青蛙之战是一部希腊诙谐叙事诗，荷马的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255页。
[138] Interim——临时协议。这里是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49年9月所签订的关于在德国宪法问题未获得最后解决以前共同领导德国事务的条约。根据这项加强德国反动力量的协议，成立了奥普联合委员会，实际上恢复了联邦议会；这个协议是跟普鲁士的统一计划背道而驰的。——第256页。
[139]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这是1772年在普鲁士设立的贸易信用协会；该协会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的贷款，实际上充任了政府的银行家和财政经纪人。1904年该协会正式改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56页。
[140] 边境人是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16至19世纪的军事边境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巴纳特）的居民，他们为了使用土地必须在边境上服兵役。——第256页。
[141] 1808年亚历山大一世跟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用的说法。——第257页。
[142] 指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按照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的要求交出匈牙利和波兰政治流亡者，俄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发生破裂（1849年11月12日至12月31日）这件事。——第257页。
[143] 参万得拉是叙利亚的城堡，在1831年至1833年埃及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于1832年曾被埃及军队占领。
圣让得阿克是委拉克路斯（墨西哥）的城堡，是墨西哥独立战争时期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最后一个城堡，1825年光复。——第258页。
[144] 所谓“雇佣兵条约”在这里是指瑞士各州与欧洲国家签订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这些条约是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签订的；在18至19世纪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瑞士雇佣兵充当了保皇派反革命势力的武器。
所谓“诸旧州”是指13、14世纪形成瑞士联邦的最早核心的瑞士山区诸州。——第259页。
[145] 见注45。——第260页。
[146] 指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所谓谷物法是为限制和禁止谷物进口，是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制订的。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反对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第261页。
10小时工作制问题
[147]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 [148]的论据时，往往仅限于愤慨地揭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每当有人冷酷地对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充当主人可以随便用来争取资本的更大光荣和资本的更快积累的物品，每当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继续存在，而身受傲慢的爱金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压抑、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末，这些工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派即使在心平气和的充分争论中，即使在自鸣得意的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会很容易被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驳得体无完肤。
至于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厚颜无耻地论断说，现代社会的存在取决于他们今后是否还能靠工人的血汗来积累财富，那末，我们只要略加评论就够了。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家、律师和国家活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而现在却完全相反，自由贸易论者蛮横地说：“你们工人是奴隶，并将永远做奴隶，因为只有你们当奴隶，我们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因为你们不做奴隶，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不能继续统治。”于是，压迫的秘密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现在幸亏有自由贸易论者，人民才终于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地位；现在问题终于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 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因此，我们认为公开的敌人比虚伪的朋友好，蛮横的自由贸易论者比伪善的贵族慈善家好，教友派信徒布莱特比艾释黎勋爵好。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经过在议会里，各次选举运动里，报刊上，工业区的每一个工厂和作坊中历时40年的残酷的长期斗争，已经通过了。一方面有人描绘了极为悲惨的情景：谈到儿童发育受到阻碍，他们被折磨得难以生存，谈到离开了厨房和幼儿的妇女的情况，谈到整代的人在为不治之疾所折磨，谈到无数的人牺牲了生命，谈到在整个国家人们的幸福都已破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本来就已非常富有的一小撮人发财致富。这里没有丝毫的捏造，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铁的事实。尽管如此，但是谁也没有决心要消灭这种丑恶的制度；而只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种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家，即靠这个制度发财的人所雇佣的奴仆，他们用一系列的象比例计算那样无可辩驳的正确推论来证明，在“国家毁灭”的恐怖下，现行制度必须保持不变。
应当承认，工厂工人的维护者完全没有本领驳倒经济学家的论据，甚至很少下决心和他们进行争论。这是因为在现存社会制度下，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无数的人都被迫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都象对方所引用的事实一样，是无可辩驳的。是的，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英国及其各阶级的人民完全离不开本国工业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在现存制度下完全离不开毫无限制的买卖自由，离不开从国家的各种资源中吸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的确，在现存的制度下，保证现在帝国赖以生存的这种工业繁荣的唯一办法就是开支一年年少而生产一年年多。可是，怎样才能开支少而生产多呢？为此必须首先使生产工具〔the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即机器和工人今年比上一年工作得更多；第二，必须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来代替以前所采用的生产方法，即用完善的机器来代替人；第三，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降低他们的生活费用（谷物的自由贸易等等）或干脆把他们的工资降到最低的水平。可见，不管怎样，总是工人吃亏；可见，只有以英国工人的死亡作为代价才能挽救英国！这就是技术成就、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外竞争给英国造成的状况和必然结果。
可见10小时工作制法案，从它本身和它的最终目的来看，毫无疑问是个骗人的步骤，是不适用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它本身包含着自己毁灭的根苗 [149]。这个法案一方面没有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它的发展。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是使这个制度迅速发展到顶点，发展到统治阶级的一切资源都消耗殆尽，于是使统治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使社会革命无法避免，而是竭力强使社会回到早已让位给现存制度的既往阶段。只要观察一下不顾自由贸易论者的反对而使议会通过了这个法案的那些政党，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是不是工人阶级掀起风潮，用自己的威胁行动争得这个法律的呢？不是，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工人早就争取到宪章了 [150]。而且来自工人当中的领导缩短工作日运动的那些人决不是可怕的革命者。这大部分是忠实于教会和国王的温和的和可尊敬的人物。他们对于宪章运动敬而远之，而对于一种温情的保守主义却心向往之。他们从来没有使任何一个政府感到畏惧。施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是自由贸易的 反动敌人，是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殖民地各公司和航运公司的代表，即贵族和本身害怕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同盟。他们施行这个法律是不是出于一种对人民的同情？根本不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靠掠夺人民过活的。虽然他们比较不那么露骨，更加温情些，但是丝毫也不比厂主强。他们不愿意被厂主排挤掉，所以出于对厂主的憎恨而施行了这个法律，以便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且阻止厂主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通过不是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是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东西。
从那时起，厂主实际上保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议会达到了在谷物贸易和海运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目的。土地所有者和航运公司的利益由于厂主这颗新起的明星而遭到牺牲。厂主的势力越强大，就越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束缚感到头痛。他们开始公开地破坏这个法案：他们恢复了轮班制，迫使内政部颁发指令，让工厂视察员毫不追究这种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由于对他们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某些讨厌的视察员的批评意见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于是他们把问题提到财务法庭，而财务法庭仅仅以一纸判决就完全废除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 [151]。
由于厂主力量的成长，40年宣传的成果这样一日之间便被毁掉了，厂主为了达到这点只要短时间的“繁荣”和“需求的增长”就够了；英国的法官证明说，他们和牧师、律师、国家活动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管它是土地贵族阶级，是金融贵族阶级或是厂主贵族阶级）雇佣的奴仆。
这是不是说，我们反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我们主张保存这种靠榨取妇女和儿童的血汗和脂膏而发财致富的可恶制度呢？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们不但毫不反对，甚至我们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一天，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动，将采取远比10小时工作制法案，甚至比8小时工作制法案更彻底得多的措施。但是，我们以为，1847年所实行的那个法案，并不是工人实行的，而是他们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上的反动阶级）所实行的，由于继这个法案之后并没有任何进一步措施来彻底破坏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法案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
尽管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存在，但是，工人阶级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得到了利益。工人们不应当为厂主暂时的欢喜而惶然不安，最终工人将会感到欣喜，而工厂主将会感到悲痛。原因如下：
第一，这些多年以来为宣传10小时工作制法案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白费。参与这种宣传工作，使得工人得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工人阶级从前是互不相识和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单个人的总和；现在它已经成了强而有力的意识到自己力量的统一整体〔body〕，这个整体已被认为是“第四等级”，而且很快就会占 第一把交椅。
第二，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 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工人现在应当懂得， 在他们还没有获得使工人可能在下院占 多数的普选权之先，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永远不会有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发生效力会给民主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
第三，1847年的法律实际上被废除，会使厂主沾染严重的生产过剩寒热病，以致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现存制度的一切资料和资源都将耗尽，使 革命无法避免，这次革命将使无产者很快就取得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使社会得到比1793年和1848年的革命时期更为彻底的改造。我们已经看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工业资本家的统治是密切联系着的，而这种统治又和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不断扩大生产是分不开的。但是，这样扩大生产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不可能摆脱现有市场的限制。当扩大生产超出了现有市场的限制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引起破产和贫困。曾经有过不少这样的危机，以往由于开辟了新市场（1842年开辟的中国市场）或者更好地掌握旧市场以及通过降低生产费用（例如通过实行谷物自由贸易）都安然渡过了。但是，这也是有限的。新市场现在已经再无法开辟，而要进一步降低工资也只有一个办法，即实行激进的金融改革和通过 取消国债来减少税收。如果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走这条路，或者如果这种暂时办法在一定的时候也将用尽，那末生产过剩就会置他们于死地。其实很明显，在需要不断扩大生产的制度下，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 厂主的统治就会寿终正寝。再以后的情况将是怎样的呢？自由贸易论者说，将是“普遍破产和紊乱”。 我们肯定说，将是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英国工人们！即使13小时工作制的“夹子”重新为你们、你们的妻子和孩子设下，你们也不必悲观失望。不管这杯酒多么苦，都得饮下去。你们越快地经历这件事就越好。你们可以相信，你们那些傲慢的厂主虽然取得了他们称之为对你们的“胜利”的东西，但是他却为自己掘好了坟墓。10小时工作制法案实际上被废除，这是一个大大加速你们解放时刻到来的事件。你们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弟兄们永远不会满足于10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他们一直都竭力争取 彻底摆脱资本的暴虐无道的压迫。如果在技术、生产熟练程度和人数方面，你们有更多得多的可能得到自己的解放和为你们大家生产足够数量的财富， 当然，你们是不会满足一些小恩小惠的。这样你们不要再要求实行“劳动保护措施”，而应当勇敢地立即开始斗争，争取 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从而 使你们有可能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劳动。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2月中旬
载于1850年3月“民主评论”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民主评论”
[147] 弗·恩格斯专门为英国读者写的“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派革命的一翼及其领袖如乔·哈尼和厄·琼斯等建立了紧密联系的一个证明。乔·哈尼从1849年6月到1850年9月在伦敦发行了“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History and Literature》）月刊。在这个杂志上，除了刊载恩格斯这篇文章以外，还刊登了节译的卡·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从1850年7月1日起哈尼还发行了“红色共和党人报”（《The Red Republi-can》），在这上面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这个刊物于1850年11月停止出版。从12月起，哈尼开始发行新的周刊“人民之友”（《Friend of the People》），一直出到1851年夏天，恩格斯曾答应为这个周刊写一系列的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但是，不久哈尼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采取了暧昧的立场，他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断绝了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保持同厄·琼斯的联系，让一些自己的最亲近的拥护者参加琼斯创办的“寄语人民”（《Notest to he People》）周刊的工作，帮助他们写作（如格·埃卡留斯，康·施拉姆，威·皮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支持宪章派的报刊的时候，力求发扬40年代革命的宪章运动的传统，向英国工人的群众性运动灌输革命的理论。——第269页。
[148]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40至50年代自由贸易论者组织了一个英国自由党左翼的单独的政治集团。——第269页。
[14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较晚的一些著作中对10小时工作制法令作了更为详尽的评介（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第271页。
[150] 指人民宪章，这个宪章是1838年宪章派提出的，它包含了实行普选权和创造一系列条件保证工人确实拥有普选权的要求，如议会每年改选一次，议员领薪金，秘密投票，平均分配选区以及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第272页。
[151] 财务法庭于1850年2月曾宣判被控告破坏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厂主无罪。这个决定事实上等于取消该法案，因此引起工人的反对；于是1850年8月5日议会颁布了新法令，规定女工和童工每日劳动10个半小时和每天劳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财务法庭（Court of Exchequer）是英国最老的法庭之一，起初主要担负财政职能，在19世纪执行了英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职责。——第273页。
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
英国的工人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且他们的失败是在他们最料想不到的方面。英国4个最高法庭之一的财务法庭几个礼拜以前宣读的判决书，实际上废除了1847年颁布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中的主要东西。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英国阶级矛盾发展的特殊形式，因此值得仔细加以研究。
大家都知道，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就开始了厂主对工人阶级的前所未闻的、毫无限制的和肆无忌惮的剥削。新机器使成年男人的劳动成为多余的；看管机器所需要的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更适合这个工作，同时比男人的工资少。于是工业剥削立即殃及工人的整个家庭，把他们监禁在工厂里；妇女和儿童只要还没有累倒，就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不得休息。在日益需要儿童的情况下，习艺所里穷人的孩子就成了十足的交易对象。他们从4岁起，甚至从3岁起，就成批地以签订学徒契约的形式卖给出价最高的厂主。从前对儿童和妇女进行了无耻的和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对自己的牺牲者是从不放松的，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英国老一代的工人对于这种剥削至今还记忆犹新；许多人都还记得那弯曲的脊背或残废的四肢，都还记得健康坏得根本无法恢复的身体。最坏的美国种植场里的奴隶的命运比起当时英国工人的命运也还是幸福的。
国家很早就已经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制止蔑视文明社会一切要求的厂主们进行毫无限制的肆无忌惮的剥削。但是，这些第一次规定的立法限制是极端不够的，并且很快就无人实行了。只有经过了半个世纪，在建立大工业以后，当蓬勃的工业发展有了固定的途径时，只有在1833年，才可能实行一项有积极作用的法律，这一法律至少总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早在这一世纪之初，在一些慈善家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政党，提出的要求是从立法上限制工厂每日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这个政党于20年代在萨德勒的领导下，他死后在艾释黎勋爵和理·奥斯特勒领导下进行了宣传工作，并且把宣传工作一直进行到确实施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时候为止，它逐渐除了工人以外也把贵族和一切仇视厂主的资产阶级派别都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工人和英国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最反动的分子这样联合起来，使得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宣传完全脱离了革命的工人宣传。诚然，宪章派是一致赞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他们是基本群众，在一切讨论10小时工作制的会议上都同声响应；他们把自己的报纸交归10小时工作制委员会管辖；但是没有一个宪章派分子正式跟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10小时工作制拥护者一道来行动，没有出席曼彻斯特的10小时工作制委员会（Short-Time-Committee）的会议。这个委员会完全是由工厂的工人和监工组成的。但是，加入这个委员会的工人都是些被笨重不堪的劳动折磨和摧残得十分严重的、默不作声的、畏敬上帝和温顺驯服的人，他们对于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感到虔诚的畏惧，对于国王和宗教表现了应有的尊敬；他们对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他们只善于奴颜婢膝地崇拜贵族，因为至少贵族还降低身分来关心他们的疾苦。拥护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这些人的工人保守主义还反映了工人最初对工业进步所持的反对立场：他们力图恢复旧日的宗法状态，甚至行动最激烈的时候也不过是破坏机器。10小时工作制派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首脑们的反动性，并不亚于这些工人。他们都是些温情的托利党人，大多数是空想思想家，他们非常怀念已被消灭了的宗法式的隐蔽剥削，非常怀念随着这种剥削而来的对宗教的笃信，对家园的依恋，对美德的尊尚，对生活的圈限，怀念那种固定不变的世袭相传的制度。这些眼光短浅的人一看到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就头昏脑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灵为新的象魔术一般突然增长起来的生产力所激怒，因为这种生产力不几年就从地球上扫除了以前社会中被认为是最受尊敬、最不可侵犯和最重要的阶级，而换上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其利益、感情、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和英国旧社会制度极为矛盾的阶级。这些善心的思想家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从道德、人道和同情心的角度来反对赖以完成这个社会改造过程的残酷无情，而提出正在消亡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宁静、安逸和善良作为社会的理想，以与之相对抗。
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引起社会注意的时期，社会上一切自身利益受到产业革命损害、生存受到这一革命威胁的派别都和上述这种人联合起来了。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船主、商人、土地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样的时期中都日益在10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宣传者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给这些反动的阶级和派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它虽然大大阻碍了厂主的财富、势力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但是，使工人得到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甚至单纯是身体上的利益。它使工人的身体免于过早的衰弱。但是，它没有给工人提供什么东西，可以使工人在反动的同盟者心目中成为危险的人物，因为它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权利也没有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的社会地位。相反的，10小时工作制的宣传经常使工人受他们的有产阶级同盟者的影响，甚至有时受他们领导，而自从实行改革法案和产生宪章派的宣传以来，他们越来越想摆脱这种领导。只是直接与工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联合不直接剥削他们、也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贵族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派别，特别是在产业革命的初期，乃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联盟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使之掺杂了很大的反动成分，只有现在这种反动成分才逐渐消失；这种联盟大大地加强了反动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即加强了例如手工织工的地位，这种工人的生产部门仍是手工工场时期的部门，因此自然感到工业进步是一种威胁。
在1847年一切旧的议会政党都已瓦解了，而新的政党又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混乱时期里，终于通过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这对于工人来说是很幸运的。这个法案经过了一系列的紊乱投票才被通过，投票的结果显然是偶然的，在投票的时候，除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和热烈拥护保护关税论的土地所有者两方面以外，没有一个政党的投票是一致的和一贯的。通过法案是贵族、部分皮尔分子和部分辉格党人针对工厂主所设的诡计，为的是对工厂主在废除谷物法方面所获得的巨大胜利进行报复。
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仅使工人满足了身体上必需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致由于厂主的疯狂剥削而损害了健康，另外它还使工人不与温情的空想家为伍，不与英国一切反动阶级合作。自从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成为高谈阔论的主要内容以后，奥斯特勒这种人鼓吹宗法的空谈，艾释黎勋爵这种人保证同情别人的动人言词再也找不到听众了。工人运动只是到现在才完全集中力量来走改造整个现存社会的第一步，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这个问题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即工人不久以前的同盟者，作为工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反对工人。
由于产业革命，英国赖以夺取和统治世界市场的工业，成了英国生产上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英国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它的工业的盛衰，随工业的变动而变动。由于工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工业资产者即厂主就成了英国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工业家在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一切阻碍大工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遭到消灭，就成为必然的了。工业资产阶级便行动起来了。从1830年到现在的英国历史是工业资产阶级接连战胜联合起来的反动敌人的历史。
正当法国七月革命使金融贵族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英国在这以后不久，于1832年所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却使金融贵族垮台下野了。银行、国家债权人和证券投机商，总之，借给贵族巨额款项的金融商人到那时候在选举垄断的五光十色的掩护下几乎单独地统治了英国。大工业和世界贸易越向前发展，他们的统治尽管作了一些让步，仍然越来越变得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其余的派别和英国无产阶级以及爱尔兰农民结成同盟，把金融资产阶级推翻了。人民以革命进行威胁，资产阶级大量的向银行兑换它所发行的银行券，使得银行濒于破产。金融贵族及时地作了让步，它的让步使英国避免了本身的二月革命。
改革法案使国内所有的有产阶级，直到最小的店铺老板都能参加政权。资产阶级的各派因此而获得了法律根据，借以能够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表现自己的权力。在法国，资产阶级各派从1848年六月胜利时起在共和国里互相进行的斗争，在英国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也在议会里进行了。不言而喻，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不同，而产生的后果也完全不同。
工业资产阶级既然利用改革法案取得了进行议会斗争的场所，就不能不取得接二连三的胜利。它通过限制挂名领高薪的职位 [152]，使依附于金融资本家的贵族受到损失，以1833年的济贫法 [153]使穷人受到损失，以降低税率和实行所得税使金融贵族和土地所有者丧失不纳税的自由。随着工业家取得胜利，他们的附庸增多了。大大小小的贸易都开始向他们缴纳贡税。伦敦和利物浦都拜倒在自由贸易即工业家的救世主的脚下。但是随着他们取得胜利，他们的需求和野心也增长了。
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非这样不可。在这里，任何停滞都只是破产的开始。但是，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增加生产力比扩大市场要迅速得多，于是便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经济机体中的流通便突然停止；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出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英国是这种危机的策源地，这种危机的麻痹性的影响必然会波及世界市场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角落，在各处都使大部分的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遭受破产。这种危机非常清楚地向英国社会的各部分人表明了它们对厂主的依存关系，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依靠夺取新市场，或者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来扩大销路。如果把1842年以武力在中国开辟了以往顽强地闭关自守的市场这种为数不多的特殊场合撇开不谈，那末，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的途径来开辟新市场和加剧剥削旧有市场，就是说要降低价格和减少生产费用。不过，要减少生产费用就只有采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减少利润或者降低工资。而采用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并不能避免危机，因为这样就会使生产增加，从而需要新的市场。降低利润在危机时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这时即使折本出售也都愿意。工资也是如此，同时工资还和利润一样，为不以厂主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规律所左右。工资毕竟是生产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经常降低工资是扩大市场和避免危机的唯一办法。但是，只有工人的生活资料价格便宜了，工资才能降低。英国工人的生活资料由于采取了谷物、英国殖民地产品等等的保护关税以及间接税而价格一直高昂。
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工业家们不断地大力普遍宣传贸易自由，特别是废除谷物税。这一点可以说明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的原委，即为什么从1842年起每一次商业和工业的危机都给他们带来新的胜利。废除谷物税使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食糖等等的差别税使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航运法 [154]使船主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当时他们宣传限制国家开支，降低税收以及给予最可靠的那一部分工人以选举权。他们希望使新的同盟者参加议会，以便更快地取得直接的政治统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统治，他们才能清除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但却花费很大的英国国家机器上的传统附属品，如贵族、教会、挂名领高薪的职务、半封建的法学界等。现在在不久的将来即将产生的新的商业危机，根据各方面情况看来，将会和大陆上极为重大的新冲突同时爆发，毫无疑问，这次危机至少会使英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上述的进步。
但是，在工业资产阶级这样不断大获全胜的时候，反动派却用10小时工作制法案把它束缚起来了。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既不是繁荣时期，也不是危机时期，而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即工业受生产过剩的影响还非常严重，以致能够动用的只是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因此工厂主自己也不让整天工作。只是在10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了厂主间的竞争的时候，它才被接受。但是这样的时候很快就为新的繁荣时期所代替。空虚的市场需要重新输送商品；投机倒把又重新猖獗，因而需求倍增；工厂主来不及制造产品。现在10小时工作制法案已经变成了他们无法忍受的束缚，因为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充分的独立性和可能性来无限制地支配一切工业资源。如果不让工业家在短暂的繁荣时期尽一切力量进行剥削，最近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不知将会怎样？10小时工作制法案必将取消。如果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议会里废除它，也需要尽量不去实行它。
10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18岁以下的少年和女工每日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因为妇女、少年和儿童占工厂工人的大部分，其必然后果就是所有的工厂每天都只能工作10小时。但是，当繁荣时期工厂主需要增加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总会找到出路的。象过去那样，在问题关系到工作时间限制更大的14岁以下的儿童的时候，他们开始多雇佣一些妇女和少年来帮忙和轮换。这样，他们可以使自己的工厂和成年工人每天工作13、14、15小时，但是适用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工人却每天工作仍不超出10小时。这就有些违背了法律的条文，尤其是违背了法律的整个精神和立法者的意图。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了控告，由于治安法官之间不一致，他们的判决也是分歧的。越是繁荣，工业家就越大张旗鼓地反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以及工厂视察员的干涉。内政大臣乔·格雷先生命令视察员对轮班制（relay或shift system）采取容许的态度。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以法律为根据，而不理会这个命令。最后，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件告到财务法庭，而法庭的主张却有利于工厂主。这种判决实际上就是废除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工厂主又成了自己工厂的全权主人。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开工2小时、3小时或者6小时，而在急剧发展的时期则开工13小时到15小时，工厂视察员再也无权过问此事。
既然保护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主要是反动派，既然10小时工作制法案完全是反动阶级通过议会来批准的，那末现在我们就知道，根据法案被通过的方式，它完全是反动的措施。英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和工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有关的。一切阻碍这种发展的制度都要限制社会的发展或者采用外在力量来调节社会发展，并控制这种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反动的，无能为力的，并将为这种发展所消灭。轻而易举地就制胜了古老英国的整个宗法社会，制胜了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当然不会使自己受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拑制。艾释黎勋爵及其伙伴想通过准确的解释来恢复已失去效力的法案的一切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得到昙花一现的表面的成果。
不过，10小时工作制法案对工人来说仍然还是必要的，是工人生理上所必需的。没有10小时工作制法案，英国整个年轻一代的工人的身体就会垮了。但是，现在工人所要求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萨德勒、奥斯特勒和艾释黎所宣传的以及1847年反动的同盟所通过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两者有很大区别。由于法案不能长久存在，由于法案轻而易举地就被取消（只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就取消了，甚至不需要议会的废除法令），根据过去自己的反革命同盟者后来的一些言论，工人们了解到，和反动派联合是不值得的。他们了解到，采取某些无足轻重的措施来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了解到，工业资产阶级现在仍然是唯一能够在目前领导运动的阶级，要阻碍他们完成这个进步的使命是徒劳无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人尽管一刻也不能平息对工业家的公然痛恨，但是，现在他们却非常情愿支持工业家宣传彻底实行贸易自由、财政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活动，而不愿再让慈善的骗局把自己诱到联合起来的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他们感觉到，只有工业家将来起完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此正确的本能告诉他们，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获得政权从而为他们复灭准备好条件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他们协助工业家建立统治也就是协助他们切齿痛恨的直接敌人建立政权，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废除再一次生动地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要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在普选权的统治下才有意义，而普选权在工业无产者占2/3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治统治和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制度的各种革命变革。正因为如此，工人现在所力争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财务法庭才宣布无效的那个法案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不是个别的麻痹工业发展的意图，这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逐渐消灭以往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已经不是反革命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10小时工作制法案最初由厂主擅自作主而后通过财务法庭事实上加以废除，这首先就促使繁荣时期缩短，危机加速到来。但是，加速危机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加速英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最近目标——工业无产阶级推翻工业资产阶级。工业家们扩大市场和消灭危机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科布顿提议的缩减国家开支的办法，不是纯粹的辉格党人特有的瞎吹，就是等于一次真正的革命，哪怕它只能起暂时缓和的作用。即使缩减国家开支将通过最广泛的革命方式来实行（就英国工业家能够成为革命者而言），那末又怎样能防止下一次的危机呢？英国工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力量比他们的销售市场的发展力量要大得多，显然，英国工业家正迅速地走近这样的时期，即他们的非常手段将会用尽，现在还处于一次危机和下一次危机之间的繁荣时期在过分增长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将完全消失，危机和危机之间只有短时期的半停滞状态的微弱的工业活动；那时，如果这样反常的状态没有治疗自己的方法，如果工业的发展不同时唤醒唯一能领导社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那末工业、商业和整个当前社会一方面由于没有得到运用的有生力量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十分匮乏而必然遭到毁灭。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事情的正常进程，这种进程必然产生于整个英国当前社会的状况。大陆上的冲突和英国发生的革命变革能把这个正常的进程缩短多少，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
那末10小时工作制法案该怎样办呢？
自从为了充分扩大现代工业的一切资源甚至世界市场也仍嫌太小的时候起，自从现代工业为了使它的力量重新获得充分的活动场所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起，限制工作时间已经不是反动的措施，不是工业发展的障碍了。相反的，这种限制会自然而然地规定下来。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大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而随着工业的集中，与竞争相联系的、使现在劳动时间的调整和工业的进步发生冲突的一切关系也将会消灭。因此，解决10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也象解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为基础的一切问题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 无产阶级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52] 指19世纪30—40年代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所颁布的一系列的法令，其目的在于反对买卖官职和授予贵族家族的代表以挂名领高薪的职位。——第281页。
[153] 济贫法于1833年在英国议会中进行过讨论，1834年在议会中通过。这个法令的内容见注17。——第281页。
[154] 航运法（Navigation laws）是1833年和以后的数年中通过的，它禁止英国商品用外国船只运输；这些法令于1849年废除。——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