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66]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把所有德意志君主［注：在汉堡印刷“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时，“德意志君主”这几个字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而被删掉。——编者注］都打倒杀死！”
[67]
这是一段付歌，是南德的“人民自卫团”在从普法尔茨到瑞士边界的所有的道路上和旅店里到处高唱的一段歌词，它沿用了“在大海怀抱中” [68]这个为人所熟悉的又象圣歌又象手摇风琴声的调子。这段付歌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大起义” [69]的全部性质。这两行歌词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的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暴君”的憎恨，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
二月革命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所引起的一切运动和动荡之中，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为突出地表现了典型的德意志的特点。它的起因、它的发生、它的方向、它的整个进程都是纯粹德国式的。正如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表明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一样，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也表明了德国的尤其是南德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
整个运动的灵魂是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所谓的 市民阶层，而这个阶级在德国，特别是在南方，恰恰是占着主要的地位。正是小资产阶级参加了“三月同盟” [70]、民主立宪同盟、爱国同盟、许许多多所谓的民主同盟以及几乎一切的民主派报纸，从而给帝国宪法带来了不计其数的但又不关痛痒的“格留特利的誓言” [71]，并且还进行了反对“不听话的”君主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唯一的直接后果，自然也只是他们自己感到履行了国民义务而洋洋自得罢了。正是那以法兰克福议会的坚定的所谓左翼为代表的，即特别是以斯图加特议会和“帝国摄政” [72]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正式领导了整个运动；最后，小资产阶级在各邦的地方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临时政府和制宪议会里面都占统治地位，而上述这些机构都在萨克森、莱茵省和南德的捍卫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多少获得了一些荣誉。
假若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它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软心肠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借助于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自1830年起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后面，在在都有其他的阶级来响应由它所发起并为它的利益而服务的运动，它们促使这个运动更加明确、更加坚强有力，而且尽力一有可能就去掌握运动。这些阶级就是 无产阶级和相当大的一部分 农民，此外，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别也往往暂时依附它们。
以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首的这些阶级，对待这些唱高调的忠于帝国宪法的保证，比任何小资产阶级鼓动家都要认真得多。如果说小资产者正象他们所不断发誓的那样，为了帝国宪法不惜“牺牲一切”，那末，工人、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是情愿这样做的；不过有一个情况虽然没有人提起过但各党派心中都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必然要维护这部帝国宪法而反对这些工人和农民。这些阶级曾经推动小资产阶级和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开地决裂。如果说，他们未能制止住自己的小商人式的盟友甚至在斗争高潮的时刻就干叛卖的勾当，那末，他们至少有一点可以感到满意，即反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叛卖行为却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另一方面，在运动的初期，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比较坚定的派别也曾依附过小资产阶级，这正象英国和法国历次小资产阶级运动中发生的情形完全一样。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实行统治的；且不谈至今在自己的手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就是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以后，也立即分裂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它们通常一方代表银行，另一方代表工厂主。其次，和执政派别相反，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在野的进步派别，却和小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和它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在德国，武装的反革命恢复了差不多是由军队、官僚和封建贵族独霸的统治；那里尽管还存在宪法的形式，但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扮演着极其平凡的配角，因此，那里具有更多的理由来实行这种联合。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起英法的资产阶级来要怯懦得多，只要有一点点再发生混乱即进行真正决战的可能，它便会张皇失措地退出斗争的舞台。这一次的情形也是这样。
其实时机决不是不利于斗争的。法国那时迫近选举，这次选举不论谁得多数票，保皇党也好，红党也好，结果总会削弱制宪议会的中间派，加强两个极端的政党，使得尖锐化了的议会斗争通过人民运动而得到解决；一句话，选举必然会使《journée》〔“决定性的一天”〕来临。在意大利，罗马城下进行着战斗，罗马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防御，反击了法国干涉者的军队。在匈牙利，马扎尔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猛进；帝国军队被赶过了发格河与莱达河；在维也纳，人们天天都在等着听炮声，匈牙利的革命军随时都可能到达；在加里西亚，人们在等待邓宾斯基率领波兰－马扎尔军队到来，而俄国的干涉，看来对马扎尔人不仅不是祸事，相反地，它必然会把匈牙利的斗争变为欧洲的斗争。最后，在德国笼罩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激昂情绪；反革命实行进攻，军阀、官僚和贵族愈来愈横行无忌，内阁中的老牌自由派经常不断地干着叛卖的勾当，君主们 ［注：“君主们”这个词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在印刷时被删掉。——编者注］背信弃义的事件一个紧接着一个，凡此种种都使得整批整批的过去拥护秩序的人投入了运动派的怀抱。
斗争就是在这种种情况下爆发起来的，我们在下面的文章里，就要来描写这个斗争。
由于所有的材料都还非常不完备而且非常混乱，由于所搜集的参加者的口述材料几乎都根本不可靠，由于过去出版的所有论述这次斗争的著作的作者都抱有纯粹的个人目的，所以不可能对事件的全部进程进行批判的叙述。因此，我们只好限于叙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东西已足以说明整个运动的性质；固然，单凭个人印象我们不能够说明萨克森的运动和梅洛斯拉夫斯基向尼喀河的进军，但是“新莱茵报”杂志可能在最近找到个机会至少对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73]。
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人有许多还关在监牢里，另外一些人已经得到机会回国了，还有一些人仍然侨居国外，整日期待回国机会，他们中间没有最糟糕的人物。在关系到这些斗争的参加者时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现在有许多人重新住在国内没有遭到迫害，如果我们没有由于叙述那些表现出他们真正英勇非凡的精神的事件而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是不会责备我们的。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8月底—1850年2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66]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一本论述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史的著作。当恩格斯同遭受失败的起义军的最后一批战士一起到达瑞士后，很快就开始撰写这本书。马克思于1849年8月上半月从巴黎就写信给恩格斯谈到此事，根据他的意见，恩格斯决定把他的书写成一本抨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小册子。他最初打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本著作，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雅·沙贝利茨和约·魏德迈的协助下找到了出版商。然而由于马克思已采取措施出版自己的杂志，恩格斯便放弃了原先的打算。显然，在瑞士恩格斯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搜集材料上；10月里，由于他迁居英国（马克思已在那里），而暂时停止了这个工作。在伦敦，他又继续写这本书，该书的头两章——“莱茵普鲁士”和“卡尔斯卢厄”刊载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上。全书于1850年2月写成。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作者在世时没有再版过。该书德文本，由弗·梅林于1902年第一次转载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Marx，F．Engels und F．Lassalle》）汇集第3卷内。——第127页。
[67] 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南德广泛流行的一首付歌。——第129页。
[68] “在大海怀抱中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是争取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从丹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士们所唱的一首歌曲。——第129页。
[69] 帝国宪法是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它反映了当时议会中民主党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妥协，它里面矛盾百出。它规定了民主自由，同时又把行政权授与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土地有联系的封建劳役和租税并未废除，而必须要赎买。这部宪法是统一德国的一个步骤；但它的主要缺点在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行其各项条文的任何力量。几乎所有德意志大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等）的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只有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下在莱茵省、德勒斯顿、巴登和普法尔茨发动武装斗争的人民群众是它的唯一保护者。——第129页。
[70]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议会左派分子于1848年11月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三月同盟”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空话代替了革命行动，他们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同反革命进行斗争时无能为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无情地批判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活动。——第129页。
[71] 格留特利的誓言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传说。相传这3个州的代表于1307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会合，宣誓忠于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第130页。
[72] 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派（卢格、施略费尔、齐普，特留茨什列尔等人）主要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但也得到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这一派宣称忠于共和国，用革命方法进行斗争，可是在采取革命措施和动员群众反对反革命的进攻时，却常常表现得畏首畏尾和犹豫不决。这一派的领袖具有小资产阶级联邦主义观点，因而他们不能在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1849年4月至5月，保守派和大多数自由派的代表退出议会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左派和极左派）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1849年5月30日由于受到驱逐的威胁，这个议会把会址迁到斯图加特（维尔腾堡的主要城市）。维尔腾堡政府奉行了观望的中立政策。在这个城市中，议会继续执行制止人民参加公开革命斗争的政策。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王位、帝国摄政奥地利大公约翰的叛变，议会于1849年6月6日从自己的委员中选出了由弗·拉沃、卡·福格特、格·西蒙、弗·许列尔和阿·贝黑尔等5人组成的帝国摄政。帝国摄政企图靠国会的帮助保证革命获得胜利，但是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国民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130页。
[73] 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的预约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未曾发表。——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