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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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弟兄们！

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过的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在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从前同盟仅仅秘密进行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广场上公开进行宣扬。不过，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基地，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下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起来。中央委员会由于了解到这种必要性，所以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进行同盟改组工作。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起重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充分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使得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 ［注：1885年版上误印为7月19日。——编者注］牟尔克战役中阵亡了。他的牺牲使同盟丧失了一位最老的、最积极的和最可靠的成员，他曾参加过各次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前曾非常成功地执行过好几次奉命出差的任务。在1849年7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在伦敦重新聚集起来，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又大力开始进行同盟改组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现在就动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弟兄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1848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是立刻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了这个政权去迫使工人即自己的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他们从前的被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与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甚至最后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尽管如此，它终究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条件，一旦革命运动现在能够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时，就可能由于政府发生财政困难而使统治权终于转到它手里去，而使它自己的利益有所保障。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令人民憎恨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是不会经过这条和平道路的。相反的，革命已经迫近了，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于1848年在和人民的关系上所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的小资产者来扮演，而民主的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方面所处的地位，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地位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于工人讲来比从前的自由派更为危险的民主派，是由下列3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抱定的目的是要立刻完全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妥协派，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他们在上次运动中所抱定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的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象瑞士那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灭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派的代表是各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受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完全就象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在凡是他们认为还有可能用立宪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目的的地方，如在维尔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保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来实际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很明显，改变这个政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就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把主要税收负担转嫁到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肩上。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关，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有可能不从资本家方面取得贷款，而从国家方面根据优惠条件取得贷款；然后，他们再力求用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手段来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要实现这一切，他们就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公有财产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执行的许多职权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地方自治制度。

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遗产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归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呢，那末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想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他们希望部分地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内所有一切派别都坚持这里列举的一切要求，只有少数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才想使这些要求全部实现。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中的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则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作本身要求去争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一般地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感到满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试问，无产阶级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一、当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

二、在最近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态度；

三、在这个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和协调，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党内一切派别的巨大的反对派政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这种联合无疑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而只对小资产者有利益。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的拒绝态度。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跟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是持着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勒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得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狂暴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联合。既然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双方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因而将来——也如以前有过的情形一样——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定时机的需要的联盟。显然，在当前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疑不决和消极的态度，以待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利用这个胜利机会来谋自己的利益，号召工人镇静下来和回到劳动中去，制止所谓过火行为并剥夺无产阶级所获得的胜利果实。工人无法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采取这种行动，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复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冲突发生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于又在革命刚刚胜利后就被镇压下去。相反，他们应该尽可能支持这种热潮。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时和斗争后，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并列。当民主主义的资产者刚一准备夺取政权时，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予工人以各种保证。在有必要时，工人应以实力争得这些保证，并且一般应当设法使新统治者作出各种让步和诺言；——这是使他们丧失信用的最可靠的手段。工人一般地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地抑制那种由新的情况所引起的狂喜心理，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产生的陶醉心情，而应该对事变有镇定冷静的了解。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

第二、可是，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制止过去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的复活。在无法做到这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要听从国家政权机关的调动，而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地方代表会调动。凡是工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获得武器，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为了有可能大力声讨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俱乐部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只要有可能，中央委员会就要赶快移到德国去，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审查关于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设在主要运动中心区里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把各个人民俱乐部统一起来，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一种最主要的措施。推翻各邦现存政府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大量工人摈除于选举之外。

二、到处都要尽可能从同盟成员中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相并列，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向大家表明自己的革命的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为民主派的词句，例如说这种作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之类的词句所欺骗。所有这一类词句，归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要蒙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得到的成就，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议会所能造成的害处，是重要得多。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地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末，反动派在选举中的作用预先就被消除了。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就是说，他们将力求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象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一贫如洗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现在民主派与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156]。其次，民主派或是直接力求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或是当他们无力反对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时候，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赋予各个乡镇和各个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借以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坚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还要坚决使这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他们不应甘受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象德国这样一个还需要铲除许许多多的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很多地方性的和省区性的偏狭习俗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一村庄、每一城市和每一省都弄出一些新的障碍来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复活起来，因为现今这种状况使德国人民为了同一个前进步骤都不免要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区里进行单独的斗争。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地方自治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比现代私有制更为落后，并且是到处都陷于解体而必然要转变为现代私有制，——因而也就不能容许永远保存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足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争执，以及那与全国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反对工人的诡谲办法。也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 ［注：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与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是由大革命开始建立的，以为国民公会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18日政变时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雾月18日政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之以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到现在还保存着，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与政治的和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相抵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与狭隘的县区的或乡镇的利己主义联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那里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南德意志的联邦共和主义者在1849年却曾想在德国来施行。（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我们已经说过，在即将来临的运动中，民主派将会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工人应该提出一些什么与其相反的措施呢？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一、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触动现存的各方面的社会制度，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二、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加以没收，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主张施行温和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资本必遭复灭的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全部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占居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末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直接胜利的时候来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1850年印成传单

1885年由弗·恩格斯发表在哥丁根和苏黎世出版的

卡·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的附录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

[155]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底，秘密地散发于亡命国外的以及德国国内的盟员中。1851年这个文件由于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ener　Journal　und　Anzeiger》）上，后又转载于“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Die　K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一书中；这本书是由两个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编写的，恩格斯称这两人是“两个最无耻的警棍”。在本卷中，这篇告同盟书是按照恩格斯校订过的、1885年他收入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德文版作为附录的原文刊印的。——第288页。

[156] 这里所谈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在40年代到50年代对革命前景的整个估计有密切关系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象后来的列宁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衰朽，社会主义就要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一点出发，在“告同盟书”中反对把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主张变为国家财产，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无产阶级的工人使用。

列宁根据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首先保留大规模的农业企业是合适的，他写道：“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个条例，绝对不容许把从剥削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有时也分给中农，那就大错特错了。”（“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138页）——第297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

（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

1850年伦敦版

［注：《Latter-Day　Pamphlets》．Edited　by　Thomas　Carlyle．《No．1：The　Pre-sent　Time．-No．2：Model　Prisons》．London，1850．——编者注］

托马斯·卡莱尔是唯一直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单是为了礼貌，德国人也不能忽略他的著作。

从基佐最近的一个著作（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注：见本卷第247—253页。——编者注］）看来我们可以肯定，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在我们手边的两本卡莱尔的小册子里我们看到和历史斗争的尖锐化相抵触的文学天才没落了，因为他企图违抗历史斗争，坚持自己不为人所承认的、凭直觉产生的预见。

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例如他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的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以及他的“过去和现在”[157]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系着的，其实这种作法在英国的革命者，如科贝特和一部分宪章主义者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时代使他欢欣鼓舞，现代却使他悲观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胆怕。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158]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159]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照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不过“当代评论”在这方面却表现了明显的退步。

在德国文学的所有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卡莱尔和施特劳斯所共同推崇的天才崇拜，在这两本小册子里失去了天才，而剩下的只是崇拜。

“当前的时代”一文一开头就说：现代是过去的女儿，未来的母亲，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改革家的教皇。庇护九世手持圣经，想从梵蒂冈的高位上向基督教世界宣布“真理的法律”。

“300多年以前圣彼得皇上收到一封最终决定的法庭判决书，这是一道真实可靠的命令，在天国的法庭中曾记录在卷，而且以后在一切善良的人的心中都了如指掌；这道命令是要皇上自己引退，要他离开，要他不用幻想和亵渎神明的呓语来迷惑我们的头脑；从此他冒着危险继续存在并且必须为了每日自己这样的存在付出全部的代价。这是真理的法律吗？根据这种真理的法律，教皇必须抛弃自己侮辱神和人的、腐朽的、借尸还魂的生命，必须老老实实地死去，让人家埋葬自己。可怜的教皇所实行的却远非如此，虽然整个说来在本质上事情还是这样……改革家的教皇怎样呢？杜尔哥和奈克尔根本不能与此相提并论。上帝是伟大的，当要结束一种使人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召请一个虔诚的人来担负这一工作；这个人会满怀信心地去做，而绝不会悲观失望。”（第3页）

教皇在他的改革宣言中提出了问题，

“蕴蓄着旋风，世界大火、地震……的问题，所有的官方人士都希望，甚至多数都盼望把这些问题拖延到审判的末日，但是审判的末日已经来到，这是可怕的事实。”（第4页）

真理的法律业已颁布，西西里人

“是首先决定在实践中采用上帝所批准的这种新规则的民族：根据真理的法律我们不属于那不勒斯和这些那不勒斯的官吏。我们希望凭着上帝和教皇的恩典得到解放。”

因此发生了西西里的革命。

法兰西民族自认是“救世的民族”，是“优秀的自由战士”，他们害怕可怜的、受轻视的西西里人夺去他们的这一生意（trade）。因此便产生了二月革命。

“好象由于地下交感电流的作用，整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无法控制的爆炸；我们知道1848年是欧洲世界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最倒霉的、最使人吃惊的而整个说来又最使人感到屈辱的一年……各国的国王和执政者都一下子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耳朵里响起了全世界的声音：滚开，你们是蠢材、伪君子、小丑，而不是英雄！滚蛋，滚蛋！在这一年首先发生的最引人注意的事情是所有的国王都鼠窜而逃，他们好象都在哀叹：是的，我们的确是可怜的小丑；你们需要英雄吗？不要杀死我们吧，我们又做得了什么呢？——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敢回过头来，敢坚持他生死与共的王权。我再重复一下，这就是现代的令人忧虑的特点。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民主主义者发现所有的国王都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丑角。国王们由于害怕监狱或其他更坏的东西而拔腿逃遁了（其中有的人可以说是带着无比的丑态逃走的）。各地的人民或民众都是自己进行统治，现在到处公开的无帝王论（Kinglessness）都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无政府状态再加上警察那就更好了。1848年3月的历史事件就是如此，它席卷了意大利、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广大地区。于是欧洲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如果不算站在啤酒桶上、通过社论或者和同类人一起聚集在国民议会中发议论的公开《harangueur》〔“演说家”〕，那末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在几乎4个月的时间中，整个法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整个欧洲就象受了一种狂热的驱使一样，成了以巴黎市政厅中的拉马丁先生为领导的汹涌的人群海洋。这位可怜的拉马丁先生在他还有势力的时候，除了一些好听的空话和娇柔软弱之外，一无所长，这在有思想的人看来是个可悲的场面。的确这是个可悲的场面：复原了的‘混沌’的最雄辩的最后的体现、能为自己辩解并满怀信心地用娓娓动听的言语来证明，自己似乎就是‘宇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只需稍加等待：一切气球受到环境的压力，都必然会排出它所盛的气体，并且会立刻难看地瘪下去。”（第6—8页）

谁煽动了这次显然已经具备了燃料的全面的革命的火焰呢？

“是大学生、青年文人、律师、报纸工作者、热情的无经验的肯干的人和粗野的、理应破产的desperados〔亡命之徒〕。青年人（几乎是儿童）从来没有这样指挥过人类的命运。从第一次发明senior，seigneur或‘长者’二字来代表老爷或长官（象我们在各民族的语言中所看到的那样）以来，时代就已经变了！……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看见，长者不再受尊敬，并且开始受轻蔑，他似乎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那种娇态、高尚和充沛的精力，这种粗野的局面自然很快就会变好，而现在各处已能看到这种情况；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般需要不能和这种情况相适应，而这些需要不管花多大代价都应当予以满足。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大概很快就会对旧机器进行某种修理，使它具备新的形式和色彩；旧的戏剧性的国王将在承认宪法和国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时髦的点缀品的条件下重掌政权，旧时的日常生活又将试图按照旧的方式在各处重新开始。但是这次已没有希望使这种妥协长久继续下去。在这种险恶的动荡中的欧洲社会必然会动摇地前进，象在湍急的无底漩涡与波涛汹涌的海流中漂浮一样，它没有稳固的基础，时而束手无策地倒下去，时而又困难地时间越来越短地立起来，——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新的岩石基础出现，暴动和暴动必然性的滚滚洪流再行退落时才会消失。”（第8—10页）

即使用这种形式对于旧世界也无可告慰的历史就是这样。继而谈到历史的教训：

“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第10页）。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二月革命是“欺骗的总破产；这就是它的简单的定义”（第14页）。在新时代流行的是幻想和假象，即《shams》〔“诡诈”〕，《delusions》〔“欺骗”〕，《phantasms》〔“幻想”〕和失去了意义而不表示真实关系和事物的名称，一言以蔽之，谎话代替了真实。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个人和社会与这些假象和幻想决裂。不能否认必须根除一切诡诈（sham）和欺骗。

“自然，这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显得奇怪，在所谓有教养阶级中的有健康人的胃口、能畅快地消化布丁的稳健的英国人看来，这可能显得特别奇怪，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观念，完全是埋藏着祸端的古怪观念。在他的一生中，他已习惯于早已失去意义的礼节，习惯于公认的行为规范和只具有礼节性质的庆祝仪式，——用你们破坏偶象的幽默来讲，这就叫做shams；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些东西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这些也能取得成绩。难道棉纱不是自己纺出来的吗？难道牲口不是自己长肥的吗？难道殖民地的商品食物不是从东方和西方运来的吗？难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和shams和睦共处吗？”（第15页）

民主会完成这种必要的改革，会摆脱shams吗？

“民主将来通过普选权而建立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完成这一从幻想到现实，从谎话到真实的有益的普遍过渡呢？会不会逐渐建立起幸福的世界来呢？”（第17页）

卡莱尔否定这一点。他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做是一种流行病，各国人民由于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的影响才得了这种病。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预定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人发一张选票然后统计人数的普选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也是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生存。也许有人提出希腊和罗马来？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至于法兰西的各种共和政体就更不用谈了。而典型的北美共和国又怎样呢？美国人到目前为止甚至还不能说已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美国人是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生活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存在着尚未开发的辽阔土地和由英国带来的对警棍的尊敬心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美国是否出现过哪怕一种伟大的人类心灵，一个伟大思想和一件值得敬仰与衷心赞扬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第25页）

它只是每20年使自己的人口增加一倍——voilà　tout〔如此而已〕。

因此，在大西洋的两岸民主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一个国家，不把永远领导和统治愚民的神圣职责赋予最高贵的人以及由高贵的人中选出的僚属，那就不是上帝的王国，就不符合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们也知道现代民主的秘密、来源和必要性了。现代民主的秘密就在于伪装高贵的人（sham　noble）由于传统和重新创造的幻想而提高了地位，受到了崇拜。

但是，谁该去发现周围嵌着较小的人类的珠宝的宝石呢？当然不是普选制，因为只有高贵的人才能找到高贵的东西。所以卡莱尔宣称，在英国还有一些那样的贵人和“国王”，并在第38页上号召他们到他那里去报到。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160]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161]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所有这些义愤填膺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由于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他对高喊解放的声音深恶痛绝。

“让我们彼此都互不相干吧，除现金交易外，不要任何关系或联系；根据自愿的契约和供求的规律交易，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这被认为是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难题和不公平事件的办法。要矫正人与人间的相互关系难道除完全断绝这种关系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第29页）

这样最终地消灭人与人间的一切联系、一切关系，自然就会达到无政府状态的顶点，达到无法之法的顶点，达到最终破坏联系的联系即政府的顶点。在英国、在大陆上、甚至在“稳健的德国”人们都力图造成这样的状态。

卡莱尔这样继续用许多篇幅发表了狂怒的胡言，荒谬绝伦地把红色共和国，fraternité〔博爱〕，路易·勃朗等和free　trade〔自由贸易〕，废除谷物税等混杂在一起（见第29—42页）。于是卡莱尔就把清除传统的封建残余、使国家机构缩减到最必要的最精简的限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与废除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消灭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等混为一谈了。这是明显地回到青红皂白一律不分的“绝对的黑夜”！这就是连自己周围事物的眉目都不知道的“博学者”的渊博知识！这就是认为消灭封建主义或自由竞争就会断绝人与人间的一切关系的非凡洞察力！这就是十分郑重地认为父母不再到市政厅去“结成”婚姻关系就不会再有孩子，从而便窥破了“自然界永恒规律”的卓见！

在这种关于纯粹是胡说八道的智慧的有教训意义的实例后面，卡莱尔又给我们举出一个证据，说明凌空飞翔的高贵气概一旦从格言和词藻的天国堕入现实关系的尘世时，如何立即变成了露骨的卑劣行为。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的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的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另一方面，自然也不缺乏需要被领导的人，这就是被我们描写成脱缰劣马［注：原文是《hodge》，这是对雇农以及一般农民的卑称。——编者注］的，沦于流浪和饥饿境地的那个可怜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已在所有其他国家形成并以惊人的速度按几何级数发展着。因此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组织劳动是全世界的普遍的重大问题。”（第42—43页）

当卡莱尔在头40页中用最激烈的辞句对利己主义、自由竞争、人与人间封建关系的废除、供给与需求、laisser　faire〔听之任之〕[162]、棉纱的生产、现金等一再地大肆攻击之后，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所有这些shams〔诡诈〕的主要代表人物工业资产者不仅属于可敬的英雄和天才之列，甚至是他们中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卡莱尔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中都隐藏着对资产者个人的歌颂。但是看来似乎很令人奇怪，卡莱尔既然找到了劳动大军的统帅和士兵，即找到了一定的劳动组织，而却仍然认为劳动组织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是切莫在这方面上当！这里的问题不是组织已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的工人，而是组织还未加入的没有统帅的工人，而组织这些工人的任务卡莱尔要亲自动手解决。在他这本小册子的末尾我们看见他突然以不列颠的in　partibus〔在野的〕[163]首相的角色出现，把300万爱尔兰的和其他地方的穷人、有工作能力的定居的或流浪的赤贫者召集在一起举行习艺所内外的不列颠穷人的全国大会，并向他们发表“堂堂皇皇的”演说；在演说中他首先向这些穷人重复他早已向读者谈过的那些东西，然后向这些精选出来的一伙人说道：

“到处流浪的穷人和懒汉们，你们有些是笨人，许多人是罪犯，所有的人都是不幸者！你们的样子就使我非常惊愕和绝望。你们在这里的共有300万人。你们许多人都堕入了一贫如洗的深渊，说起来真可怕，每一个堕进深渊的人又加重了把别人拖进去的链子。站在这个深渊边缘上的还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而且我听说，每天还要增加1200人，他们不断跌下去，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而链子就越来越重，谁最后还能站得住呢？你们怎么样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其他还站得住的人现在也在和自己的困难作斗争。但是你们精力不足而胃口太大，事情作得少而饮酒过多，这就证明了你们是站不住的。你们要知道，无论谁是自由之子，总之你们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你们不是自由的人，简直是囚徒……你们是天生的奴隶，或者说得好听些，你们是找不到主人的漂泊流浪的奴仆……今后你们可以和我来往，但不是作为光荣的不幸的自由之子，而是作为道地的囚徒，作为不幸堕落的兄弟，来要求我统率你们，如果必要的话，来约束和管制你们……当着苍天、厚土，当着上帝、你们的造物主面前我宣布：我看到你们靠你们兄弟的血汗来维持你们这种生活，感到非常痛心，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死了倒还好些……加入我那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的新时代的队伍吧，你们这些可怜的游荡的强盗，应当服从、劳动、容忍、自戒，象我们所有的人应当作的那样……你们需要工业的指挥官、工厂的工长、监工和生死的主宰，这些人象拉德孟底士那样公平，那样刚直，只要你们一旦要受军事条令的约束，就会给你们找到这样的人……那时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说：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按照我在这里指出的方法，以军人的英勇服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来开始这个工作吧，——那时你们就会很容易地拿到工资……如果你们不服从，畏惧坚苦的劳动，不遵守命令，我将设法劝告你们，说服你们；如果这样无效，我就要鞭打你们；如果这些都白费，最后我就要枪毙你们。”（第46—55页）

由此可见，天才统治的“新时代”和旧时代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鞭子自以为是天才。天才的卡莱尔和任何狱卒或穷人的监视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有正直的义愤和道德的意识，他盘剥穷人只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到，爱发高论的天才怎样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以贫困吓人而把穷人和犯人相提并论，在1833年通过了济贫法，而卡莱尔却是以贫困产生贫困为理由来控诉穷人犯了叛国罪。正象他以前认为历史地产生的统治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居于统治地位而充当了天才一样，现在在他看来，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得愈厉害，就愈被拒于天才之外，就愈成为我们那些不为人所承认的改革家的狂怒的牺牲品。穷人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是当谈到最低层的无用的人们，谈到“恶棍”即罪犯的时候，他那高尚的道德上的愤怒就会达到顶点。以上这些人，他是在论模范监狱的小册子中谈到的。

这本小册子不同于第一本小册子的地方在于愤怒更加狂暴，其实作者如此愤怒更加不值得，因为这里的对象是被正式抛弃于现社会以外的人，是被监禁的人；结果由于这种愤怒甚至连一般资产者为了礼貌关系而表现的那点羞耻也被抛弃了。卡莱尔在第一个小册子中建立一套完整的贵人的等级制度，从贵人中找出最高贵的人，而在这里他也同样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坏蛋和恶棍的等级制度，竭力寻找坏人中的坏人，英国的最大恶棍，以便痛痛快快地把他绞死。假定卡莱尔把这样的人捉到了并且绞死了，那末另外一个人现在是最坏的人又应当被绞死，在他之后又有另外的一个，这样最后就会轮到高贵的人，更高贵的人，结果就只剩下一个最高贵的人——卡莱尔，他是恶棍的迫害者，同时也是贵人的谋杀者，他连恶棍中的高贵的东西也消灭了；剩下的这个高贵人中最高贵的人，突然变成了恶棍中最卑贱的一个，他作为这样的人便必须绞死自己。于是有关政府、国家、组织劳动、贵人的等级制度等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永恒的自然规律最后也就会实现了。

写于1850年3—4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

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

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

［注：《Les　Conspirateurs》，par　A.Chenu，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Les　sociétés　secrètes；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les　corps-francs》．Paris，1850。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par　Lucien　de　la　Hodde．Paris，1850．——编者注］

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注：古代希腊，罗马的一种戏靴。——译者注］，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象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

固然，现在探讨的这两本著作已经去掉了二月革命的“伟人”以往常常穿着的厚底靴和灵光圈，深入了这些伟人的私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穿便服的形象和他们周围形形色色的配角。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而稍微真实地描绘了人物和事件。这两个作者，一个是路易－菲力浦的大名鼎鼎的老牌间谍，另一个是老职业密谋家，后者和警察局的关系也十分暧昧，他的观察力只举出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似乎能在莱茵斐尔顿和巴塞尔之间看见“银峰耀目的阿尔卑斯山的巍峨山脉”，能在克尔和卡尔斯卢厄之间看见“远处山峰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莱茵阿尔卑斯山”。这类人要著书，——特别是为了表白自己而写作时——，显然也只能写些多少象讽刺画似的二月革命丑闻录。

德拉奥德先生在他的小册子里竭力把自己描绘成库伯小说[164]中的间谍。他说8年来他使秘密组织的活动瘫痪了，这样他就为社会立下了功劳。但是，德拉奥德先生距离库伯笔下的间谍还远得很。德拉奥德先生是“喧声报”[165]的撰稿人，1839年起是新四季社[166]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改革报”创刊以来的编辑，同时也是警察局长德累赛尔雇用的间谍；可是谁也没有象谢努那样使他如此声名扫地。他写这本小册子是直接由于谢努的揭露而引起的，但是他却小心翼翼，深怕有一个字回答谢努对他的议论。可见，至少谢努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

谢努说：“我有一次夜里走路，发现德拉奥德在伏尔泰河岸街踱来踱去。当时大雨滂沱，这种情景使我思索起来。这位最令人敬爱的德拉奥德是不是也领秘密津贴？不过我想起了他的歌曲、他歌颂爱尔兰和波兰的美妙诗篇，特别是他为‘改革报’撰写的锋利文章。”（然而德拉奥德先生却竭力标榜自己是缓和“改革报”语气的人。）——“晚安，德拉奥德，你真见鬼，这样的时候，这样坏的天气，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等一个欠我钱的坏小子，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在这个时候经过这里，要他还钱给我，不然……——他用手杖在沿河街的栅栏上狠狠地打了一下。”

德拉奥德尽力想躲开他，向卡鲁赛尔桥走去。谢努向相反的方向走开，不过是为了在研究院的拱门下面躲藏起来。德拉奥德不一会儿就走回来了，小心翼翼地向四下看了一看，又继续踱来踱去。

“过了一刻钟，我发现一辆马车，车上有两盏小绿灯，恰象我从前的密探给我讲过的那样（他从前是一个间谍，在监狱里他向谢努泄露过许多警察局的秘密和暗号）［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马车停在福约兹－奥古斯丁街的拐角。车里走出一个人来；德拉奥德一直向那个人走去，他们交谈了约一分钟，随即我看见德拉奥德做了一个往口袋里装钱的动作。——这件事发生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德拉奥德排斥在我们的会议之外，首先是不让阿尔伯上圈套，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厦的柱石。在这之后不几天，‘改革报’就拒绝刊载德拉奥德先生的文章。这一下刺伤了这位作家的虚荣心。我劝他另办一家报纸来进行报复。他接受了这个劝告，甚至跟比尔和杜波蒂一起发表了‘人民报’的创刊启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摆脱了他。”（谢努，第46—48页）

我们看到，这位库伯笔下的间谍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干卑鄙勾当的最下流人物，他为了领取cadeau〔津贴〕，冒着倾盆大雨在街头等候一个极平凡的officier　de　paix〔警官〕。此外，领导秘密组织的并不象德拉奥德企图断言的那样是他本人，而是阿尔伯。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谢努的整个叙述中看得出来。“为秩序服务’的间谍在这里一下子变成了受屈辱的作家，他对“改革报”干脆拒绝接受“喧声报”撰稿人的文章大为不满，因此他跟真正的党派机关报“改革报”决裂了，他给“改革报”撰稿可以为警察局效劳，他与之决裂是为了另办新报纸，而这个报纸至多能够满足他的写作的虚荣心。正象娼妓力图用某种类似感情的东西来为自己肮脏的勾当辩解一样，间谍力图用写作的要求来为自己辩解。他的整个小册子浸透着对“改革报”的仇恨，这是作者的最庸俗的复仇心理造成的。最后，我们看到，在秘密组织存在的最重要时期，即二月革命的前夕，德拉奥德越来越被秘密组织所抛弃；这就说明，为什么德拉奥德跟谢努相反，硬说秘密组织在这个时期日益崩溃。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谢努在二月革命后揭发德拉奥德的叛卖行为的情形。“改革报”派应科西迪耶尔的邀请在卢森堡宫阿尔伯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蒙尼埃、索布里埃、格朗梅尼尔、德拉奥德、谢努等人。科西迪耶尔宣布开会时说道：

“我们当中出现了叛徒。我们必须组成秘密法庭来审判他”。——格朗梅尼尔是与会者中的年纪最大的人，当选为主席，梯凡被选为纪录。科西迪耶尔以公诉人的身分继续说道：“公民们，我们长期谴责真诚的爱国者。我们万没有想到有什么毒蛇钻到我们中间来了。今天我要揭发一个真正的叛徒，这就是律西安·德拉奥德！”——德拉奥德一直安然地坐着，当听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控告时暴跳起来。他要夺门而出。科西迪耶尔马上把门关上，掏出手枪喝道：“你要走开，我就打碎你的脑袋！”——德拉奥德急躁地证明自己无罪。科西迪耶尔说：“好吧，这里有几包文件，里面有1800件给警察局长的情报”，他把专门有关我们各个人的情报发给了我们。德拉奥德始终矢口否认这些经比埃尔签字的情报是他搞的，直到最后科西迪耶尔宣读了一封后来刊印在他的回忆录里的信为止。在这封信里德拉奥德表示愿意为警察局长效劳，信上还署有他本来的姓名。从这时起，这位不幸的人就不再否认了。他企图借口穷困来进行辩解，他说穷困使他产生了投靠警察当局的倒霉念头。科西迪耶尔把手枪递给他——这是德拉奥德的唯一出路。德拉奥德开始恳求他的审判官，请他们宽宏大量，但是他们丝毫无动于衷。与会者博凯忍无可忍，抓起手枪，一连3次递给德拉奥德说：“Allons〔来吧〕，打碎自己的脑袋吧，胆小鬼，胆小鬼，不然我来开枪！”——可是，阿尔伯从他手里夺过手枪说：“冷静点，在卢森堡宫开枪会惊扰所有的人！”博凯喊道：“对，我们应当弄点毒药。”科西迪耶尔说：“毒药？我随身带了各种各样的毒药。”他拿起一个茶杯，斟了一杯水，放了一点糖，然后放进一些白粉末，递给吓得往后退的德拉奥德。“你们打算这样弄死我吗？”——博凯说：“是的，喝吧。”德拉奥德的样子非常可怕。他面色苍白，他那十分鬈曲而又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都竖立起来了。他满脸汗珠。他一面哀求，一面嚎啕大哭。“我不想死！”而博凯依然无动于衷地把茶杯端在他的面前。科西迪耶尔说：“喂，喝吧，一眨眼工夫就完了。”——“不，不，我不喝！”——随后，他摆出凶恶的样子，惊惶地补充说：“呵，我记住这些折磨，将来一定要报仇！”当大家都相信，任何引起point　d’honneur〔荣誉感〕的方法都无效的时候，德拉奥德由于阿尔伯的讲情而得到了宽恕，被解送到康瑟热里监狱去了。（谢努，第134—136页）

这位冒牌的库伯小说中的间谍越发变得可怜。他只是靠怯懦来反抗自己的敌人，这就在我们面前完全暴露了他的卑贱。我们责备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因为他不开枪打死他第一个碰到的敌人。他后来企图写一本小册子来为自己开脱，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竭力把整个革命干脆描写成骗局。这本小册子的正确名称应该是“丧魂落魄的警官”。它证明间谍跟“实干派”完全一样，把每次革命都看成是阴谋小集团活动的结果，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和间谍的想法完全相反的。如果说一切由阴谋小集团或多或少任意挑起的运动始终不过是骚乱，那末从德拉奥德的说法本身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正式的共和主义者在二月事件之初对共和国的胜利还没有抱任何希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得不违反本意帮助共和国取得胜利；可见，二月共和国的建立是当时形势所必然产生的结果，那时情况使得与一切阴谋小集团无关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不得不走上街头，使得大部分资产阶级不得不呆在家里或者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在其他方面，德拉奥德所谈的东西也都十分枯燥无味，不外是些最庸俗的流言蜚语。只有一个情节是引人注意的，那就是2月21日晚上正式的民主派在“改革报”社举行了会议，在会上首领们发表了坚决反对武装起义的演说。他们演说的整个内容证明，在这一天他们对情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可笑的只是这些人的口气很夸张，最后自我吹嘘说，似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革命的。德拉奥德所能举出来的他们最糟糕的行为，就是他们过于长久地让他混在自己中间。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谢努。谢努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个老密谋家，从1832年起参加过所有的武装起义，在警察中间是人尽皆知的。他被征召入伍后不久便开了小差，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参加过密谋活动和1839年的武装起义[167]，但是他在巴黎一直没有被发觉。1844年他回到他的团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人人皆知，但是师长还是使他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仅如此，他在团里服役期限未满竟能回到巴黎。1847年他受到燃烧弹密谋案[168]的牵连，在要逮捕他的时候逃掉了，虽然他被incontumaciam〔缺席〕判处了4年徒刑，但是仍然住在巴黎。只是在他的同谋者控告他勾结警察以后，他才迁往荷兰，1848年2月21日又从那里返回巴黎。二月革命后，他当了科西迪耶尔的警备队队长。不久科西迪耶尔就怀疑他跟马拉斯特的特种警察有关系（怀疑肯定是有根据的），于是没费多大周折就把他打发到比利时去了，后来又打发到德国。谢努先生或多或少自愿地先后参加了比利时、德国和波兰的义勇军。而这一切是发生在科西迪耶尔的势力已经开始动摇的时候。这时，谢努肯定地说，似乎他已完全制服了科西迪耶尔，他有一次用一封恐吓信就使科西迪耶尔立即释放了他。关于我们这位作者的性格和他所应得的信任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些。

妓女力图用来掩饰自己身体不太诱人的地方的大量胭脂香水，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德拉奥德用来点缀他的小册子的bel　esprit〔机智俏皮〕。相反地，谢努这本书的文笔就叙述的朴实和生动来说，在许多地方可以和日利·布拉斯[169]相媲美。正象日利·布拉斯在种种冒险活动中始终是一个仆人并从仆人的角度来观察一切问题一样，谢努从1832年的武装起义时起，直到被逐出警察局止，始终是一个演配角的秘密活动家；不过，秘密活动家的特别短浅的目光和从极乐宫派到他那里的文学“巨匠”的平庸的文思是很容易区别的。显然谢努也根本谈不上对革命运动有所了解。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值得注意的，只是那些多少比较公正地描写他亲眼看到的密谋家和英雄科西迪耶尔的章节。

拉丁语系各民族对密谋的向往以及密谋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20年代初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密谋家失败后，里昂，特别是巴黎就成了革命团体的中心。大家都知道，1830年以前领导反对复辟的密谋活动的是自由资产者。七月革命之后，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替了他们；在复辟时期已经学会秘密活动的无产阶级，随着共和派资产者在毫无结果的巷战以后惶恐地退出密谋家组织而跃居前列。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用来组织1839年武装起义的四季社已经成为纯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它失败后组织起来的新四季社也是这样。新四季社的首领是阿尔伯，谢努、德拉奥德、科西迪耶尔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密谋家们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和在“改革报”中有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但是他们始终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当然，这些密谋家的组织从来没有吸收巴黎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们的人数比较不多，而且经常发生变动。这些成员一部分是一贯的老密谋家，即每个秘密组织定期移交给它继承者的那些密谋家，一部分是新招募的工人。

在这些老密谋家中，谢努几乎只描述他自己那一类密谋家，即职业密谋家。随着无产阶级密谋家组织的建立就产生了分工的必要。密谋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密谋家，conspirateurs　d’occa-sion，即参与密谋，同时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他们仅仅参加集会和时刻准备听候领导人的命令到达集合地点；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且以此为生。他们是工人和领导人之间的中间阶层，甚至常常钻入后者的行列。

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参加无产阶级密谋家的组织，自然只能使他们得到极其有限的不可靠的生活的来源。因此，密谋家常常不得不伸手向组织要钱。他们有的人甚至直接跟资产阶级社会冲突起来，并且态度庄重地出现在违警法庭上。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活动，不如说时常取决于偶然事件；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只有小酒馆——密谋家的见面处——才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他们结识的人必然是各种可疑的人，因此，这就使他们列入了巴黎人所说的那种la　bohême〔浪荡汉〕之流的人。这种无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即民主派游手好闲之徒和piliers　d’estaminet〔小酒馆的老主顾〕——，不是放弃自己工作因而腐化堕落的工人，便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并把这个阶级所固有的一切放荡习性带到自己新生活里的人。因此不言而喻，几乎每个密谋案中都混杂着一些repris　de　justice〔惯犯〕。

这些职业密谋家的整个生活带有十分明显的浪荡汉的性质。他们作为招募密谋家的下级军官，从一个酒馆转到另一个酒馆，考查工人们的情绪，物色他们所需要的人，然后用甜言蜜语使这些人参加密谋，并且必然让组织或者新朋友出钱来痛饮一番。一般说来，小酒馆的老板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歇脚的地方。密谋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他在这里会见同党，会见他小队的成员和他准备招募的人；最后小队和小队（组）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在这种不断出入酒馆的气氛中，本来就和巴黎无产者一样具有乐天性格的密谋家们，很快就变成了十足的bam-bocheur〔放荡者〕。在秘密会议上象斯巴达人一样严肃的阴沉的密谋家，突然温和起来，变成深知美酒和女人滋味的到处大名鼎鼎的老主顾。这种酒馆欢乐由于密谋家经常遇到危险而更变本加厉。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召到街垒上去，战死在那里；他一举一动都可能碰上警察所设的圈套，都有被送进监狱甚至罚苦役的危险。这些危险恰恰就是这种职业的真正魔力；危险愈大，密谋家愈急于即时行乐。同时，他对危险已习以为常，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把生命和自由置之度外。在监狱里他感觉象在家里和在小酒馆里一样。他天天盼望着起义的命令。巴黎的各次起义所表现的不顾一切的拚命斗争的勇敢精神，正是这些老职业密谋家，hommes　de　coup　de　main〔行动坚决的人〕带来的。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进行了指挥，是他们组织了抵抗，组织了攻打武器铺的战斗和征用私人武器与弹药的工作，是他们在起义时采取冒失卤莽的行动，因而常常弄得执政党惊慌失措。总之，他们是起义的指挥官。

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计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这就是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进行理论性质更多的教育。这说明他们对habits　noirs〔黑色燕尾服〕，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教养的人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纯粹平民的；但是，因为后者是党派的正式代表，所以密谋家们始终不能完全不依赖他们。habits　noirs有时也会成为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因此非常明显，密谋家们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追随革命党派的发展。

密谋家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和警察进行斗争，而他们和警察的关系就象小偷、娼妓与警察的关系一样。警察当局容忍密谋家组织的存在，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必然的祸害。它容忍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容易监视的中心，这个中心集中了这些组织中最敢拚命的革命分子；是因为它们是骚乱的制造所，这种骚乱在法国如同警察本身一样已经成了必要的统治手段；最后是因为它们是警察局物色自己的密探的场所。下等政治警察是从职业密谋家当中招募来的，他们类似最机灵的刑事密探维多克之流那样，是从上等和下等骗子手（小偷、无赖和假破产者）中搜罗来的，而且他们常常重新干起他们的老行道。密谋家经常要跟警察打交道，他们时时刻刻都会跟警察发生冲突；他们时常跟踪密探，就象密探跟踪他们一样。侦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职业密谋家常常摇身一变而成为警察局雇用的密探，这是不足为奇的，何况还有穷困、监禁、威胁利诱的推动。由于这种情况，密谋家组织内部充满漫无边际的怀疑，这种怀疑完全蒙蔽了它们的成员，使他们把好人看成是密探，而把真正的密探看成是最可靠的人。显然，这些从密谋家中招募去的密探在跟警察当局勾结时大都具有想欺骗警察局的良好愿望，他们在还没有越来越成为自己第一步的牺牲品以前，有时玩得成两面手法的把戏，而的确他们也常常欺骗了警察当局。不过，这样的密谋家会不会陷入警察给他设下的圈套，这全凭偶然的情况，与其说全凭性格坚定上质量的不同，不如说全凭性格坚定上数量的不同。

谢努所描写的密谋家就是如此；他往往把他们描述得栩栩如生，并且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人的性格也刻画了出来。其实，他本人——包括他同德累赛尔和马拉斯特的警察局的不大清白的关系——就是职业密谋家的最好的典型。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本身开始作为一个党派不断走向前列，这些密谋家就开始失去领导作用，内部开始瓦解，他们在无产阶级秘密组织里遇到了危险竞争，因为这些组织所提出的目的不是直接起义，而是组织和壮大无产阶级。1839年的起义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起义之后发生了老密谋家抱怨不已的分裂。分裂是由于工人们要弄清本阶级的利益而引起的，分裂部分地发生在旧有的密谋家组织中，部分地发生在新的宣传组织中。卡贝在1839年后不久便开始积极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党派内部发生的争论问题，很快就超过了密谋家的认识水平。谢努和德拉奥德都承认，在接近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无疑已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密谋家为了不丧失他们对工人的影响以及在对抗habits　noirs中的作用，不得不追随这个运动，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例如，早在二月革命之前以阿尔伯为代表的工人密谋家组织与“改革报”的拥护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不久又在临时政府中暴露出来。但是，我们不打算把阿尔伯跟这些密谋家混为一谈。从我们所评论的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出，阿尔伯在和自己这些工具的关系上个人能够占居独立的地位，因此他决不是靠秘密活动为生的人。

在1847年的爆炸事件中，警察的直接打击比在以往任何一次事件中都大，这次事件终于瓦解了最顽固的最倔强的老密谋家的队伍，并把他们一直保存下来的那些小队卷入了直接的无产阶级运动中。

二月革命后，我们又看到这些职业密谋家、密谋家小队的狂热参加者和无产阶级出身而又多半是老密谋家的détenus　politiques〔政治犯〕以山岳党人的身分出现在警察局里。但是，职业密谋家是这些人的核心。不难想象，这些手持武器聚集在这里的人由于多半都和警官、军官非常亲密，必然是一个相当狂暴的集团。以前，国民议会的山岳党模仿了旧山岳党，它本身的软弱无力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793年的老革命传统在当时已经不够用了，而现在警察局的山岳党人也是如此，这些旧长裤汉一类的人证明，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在现代革命中已经不够用了，只有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实现革命。

谢努以极其生动的笔调描述了这些警察局中可敬的人的长裤汉式的生活。这些滑稽幽默的场面——显然，谢努先生本人也曾积极参加了演出——有时带有相当粗暴的性质。但是，它们很好地说明了老密谋家，这些bambocheurs的性格，而且是对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资产阶级狂欢豪饮生活的一个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对照。

我们现在只从叙述他们坐镇警察局的故事中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拂晓的时候，我发现组长们带着自己的人渐渐走过来，但是他们多半都没有带武器。我让科西迪耶尔注意这个情况。他说：‘我保证给他们武器，你去找个适当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警察局里。’我立刻执行了这个任务，派他们去占领我曾经在那里受过非礼待遇的旧警卫室。不一会我看见他们往回跑。我问他们：‘你们往哪儿跑？’戴维斯回答我说：‘那个地方警察还占着，他们还在那里睡大觉，我们去找东西把他们弄醒，把他们赶出去。’于是他们就顺手拿起通条、刀鞘、对折起来的皮带和扫帚把柄作为武器。然后，这些多少领教过酣睡者粗暴残酷的迫害的好汉们，使尽全身力量向他们扑去，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半个多小时，以致有些人事后成了长期病号。我向他们呼救的地方跑去，费了很大气力才把门打开，原来聪明的山岳党人从里面把门锁上了。当时值得一看的是警察们半裸着身体往院子里跑的情景，他们从楼梯上一下子跳了下来，只是由于熟悉警察局所有的出入口，才得以躲开追逐他们的敌人。我们的山岳党人占领了堡垒，客客气气地接替了堡垒的守备队，胜利地用战败者的遗物把自己装束起来，腰佩宝剑、身披斗篷、头戴他们从前大都望而生畏的三角帽，在警察局的院子里蹓跶了很久。”（第83—85页）

我们了解了山岳党人。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领袖，谢努的叙事诗的主人公科西迪耶尔。谢努在许多地方谈到他，而且整本书可以说是针对他而写的。

对科西迪耶尔的主要指责是关于他的品行。所有这些指责不外是说他专搞开空头支票和其他一些弄钱的小诡计，而这些勾当是巴黎的所有债台高筑和喜欢放荡的推销员能够干和经常干的。作为整个商业基础的欺骗、敲诈、投机和交易所的勾当按Code　pénal〔刑法典〕治罪的轻重，一般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多少。至于交易所的勾当和作为法国商业特点的中国式的敲诈，可以读一读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虚假的行业”、“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以及他的遗著，里面有些关于这方面的引人入胜的东西。谢努先生甚至不想证明科西迪耶尔利用他的警察局长的职位营私舞弊的事情。一般说来，假如某个政党的胜利的敌人不得不只限于揭露这种商业道德方面的不关痛痒的事情，那末这个政党是完全可以为自己庆贺一番的。推销员科西迪耶尔的小实验与1847年资产阶级的大丑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谢努的整个批评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科西迪耶尔属于“改革报”派，这一派人企图用发扬共和主义美德的庄严保证和阴沉严肃的观点来掩盖革命毅力和革命认识的缺乏。

在二月革命的所有的领袖当中，科西迪耶尔是唯一具有乐天性格的人。他代表革命中的loustic〔乐天派〕，是老职业密谋家们的十分适当的首脑人。他多情，幽默，是各种酒馆和咖啡馆的老主顾，他信守的原则是自己活，让别人也活，同时又象军人一样地勇敢，样子和蔼可亲，举止落落大方，但实际上却十分奸诈、狡猾和阴险，观察力也异常敏锐，具有一定的革命手腕和革命毅力。科西迪耶尔当时是个真正的平民，他本能地仇恨资产阶级，极为富有一切平民的热情。他刚一安置在警察局里，就秘密地反对“国民报”派，同时也没有忘记前任者的厨房和地下室。他立刻着手组织军事力量，保证自己手中有一个报社，成立俱乐部，安排人事，总之，他一开始活动就信心百倍。警察局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座不怕敌人袭击的堡垒。但是，他的一切计划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实际上毫无结果的纯粹平民式的狂妄行动。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和他的组织一样，在“国民报”派和象布朗基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动摇不定，停滞不前。他的山岳党人已经分裂；老的bambocheurs不服从指挥，也已无法再加以制服，而革命的一部分则转向布朗基方面去了。科西迪耶尔本人在他的警察局长和人民代表的官场地位上越来越资产阶级化；5月15日，他小心谨慎地对事件[171]采取旁观态度，而且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在议会里为自己辩护；6月23日，他把起义者抛在一旁，让他们听天由命。他因此自然被逐出了警察局，而且不久以后被迫侨居国外。

下面我们从谢努和德拉奥德的书中摘引几个最值得注意的关于科西迪耶尔的地方。

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尔刚刚任命德拉奥德为警察局秘书长之后便对他说：

“我这里需要些可靠的人。在行政管理上，一切都要设法走上正轨；我暂时留用旧官员；一俟他们教会爱国者，我们就把他们踢开。这还是次要的问题。问题是要把警察局变成革命的堡垒。请根据这个精神给我们的人发指示；叫他们全部到这里来。假如我们这里能有1000个坚强的志同道合的人，那末一切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上。赖德律－洛兰、弗洛孔、阿尔伯和我彼此都很了解，我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必须打倒‘国民报’派。然后，把国家建成共和国，不管它愿意与否。”在这之后紧跟着就是巴黎市长加尔涅·帕热斯（“国民报”派将警察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的来访。他建议科西迪耶尔放弃警察局的不愉快的职务去担任科姆比耶恩的要塞司令。科西迪耶尔以跟他那宽大的肩膀极不相称的细嗓子回答他说：“我到科姆比耶恩去？这办不到！我必须留在这里。我手下有好几百个能干的弟兄，他们都工作得很出色；我还希望把人数增加一倍。如果你在市政厅觉得缺乏自由意志和勇气，那我可以帮助你们……哈哈，la　révolution　fera　son　petit　bonhomme　de　chemin，il　le　faudra　bien！〔革命将是逐渐发展的，这是必然的！〕——革命？它已经完成！——噢，不，它甚至还没有开始！——可怜的市长完全不知所措。”（德拉奥德，第72页）

谢努所描述的最有趣的场面之一，是新警察局长正在办公时接到警监和officiers　de　paix求见的报告以后接见他们的情况。

“科西迪耶尔说：‘让他们稍等一等，局长在工作。’他又工作了足有半个小时，这才作了接见警监先生们的舞台布置，这时警监们也已经沿着大楼梯列好了队。科西迪耶尔腰佩马刀威武地坐在安乐椅上。两个山岳党人衣冠不整，一脸凶气，脚旁放着火枪，嘴里叼着烟斗，在看守房门。两个队长拿着脱鞘的马刀站在他的写字台两旁。此外，他的总部里面的所有小队长和共和党人三三两两地站在屋里。所有在场的人都带着大马刀和马枪，卡宾枪和猎枪。所有的人都在吸烟，屋里烟雾腾腾，这就使人们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森可怕，给这个场面增添了一种确实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客厅中间给警监们留下一块空地方。全体都戴上了帽子，于是，科西迪耶尔下令带他们进来。这正是这些可怜的警监们所期望的，因为他们遭到山岳党人的侮辱和威胁：山岳党人要用种种酷刑对付他们。山岳党人喊道：‘匪徒们！现在你们可落到我们手里！你们跑不掉了，你们必须把皮留在这里！’——警监们走进局长办公室时决意要甫出龙潭再入虎穴。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警监刚一跨进门坎，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了。所有在场的人投向他的目光是这样的可怕，他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后退。最后，他下定决心往前走了一步并且鞠躬敬礼，再前进一步腰弯得低了一点，再前进一步腰弯得更低了一点。警监们全部走进了屋里，向可怕的局长深深地鞠了个躬，局长手按马刀刀柄，冷淡地默默地接受了这种尊敬的表示。警监们诧异地凝视着这种可怖的情景，有些吓得恍恍惚惚，而有些无疑想讨好我们，认为这个场面很动人而且很庄严。——‘静一点！’——一位山岳党人以阴沉可怕的音调命令道。在他们都走进来以后，一直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的科西迪耶尔，打破了寂静，以最严厉的音调讲道：‘一个星期以前，你们未必想到在这个地方见到我，有这些忠实的朋友们包围着我。总之，现在他们是你们的统治者了，这些人是你们从前所说的那种脆弱的共和主义者。让你们在这些过去不被你们当人的人们面前发抖吧。你们这些走卒是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最恶劣的和最狂热的信仰者，是共和主义者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现在你们却落入你们的死敌的手里，因为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受到过你们的迫害。如果我听从人们向我提出的正当要求，我就会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我却宁愿把一切置于脑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听到你们参加任何反动阴谋，我就要象捏臭虫一样把你们捏死。去吧！’

警监们经过了所有的恐惧阶段。他们只挨了局长一顿骂倒也心满意足，于是就高高兴兴地走开了。在下面楼梯上等着他们的山岳党人吵吵嚷嚷地一直把他们送到热留萨莱姆街的尽头。最后一个警监刚一消失，我们马上便哈哈大笑起来。科西迪耶尔觉得自己跟警监们开的玩笑很巧妙，所以喜出望外，笑得比所有的人都厉害。”（谢努，第87—90页）

在科西迪耶尔积极参加的3月17日的事件以后，他对谢努说：“我可以按我的意愿把群众发动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谢努，第140页）

科西迪耶尔对自己的敌人一直只限于跟他们开开吓唬人的玩笑。

最后，关于科西迪耶尔和山岳党人的关系，谢努写道：

“当我告诉科西迪耶尔他的部下热中于过激行为时，他叹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双手全被束缚住了。他手下的绝大部分人和他一起开辟了生活的道路，他们和他一起分享痛苦和欢乐，许多人给他效过力。如果说他不能制止他们，这是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后果。”（第97页）

我们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这两本书是在3月10日[172]选举前夕为进行竞选而写的。它们的影响如何，选举结果红色党人获得辉煌的胜利便足以证明。

写于1850年3—4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1850年巴黎版

［注：《Le　socialisme　et　l’impôt》．Par　Emile　de　Girardin．Paris，1850．——编者注］

社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坏的”社会主义。

坏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反对资本”。它是平均地权、消灭家庭关系、进行有组织的掠夺等罪恶的根源。

好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和资本的融洽”。它会消灭愚昧，根除贫困，组织信贷，增加财产，改革税制，一言以蔽之，就是产生“酷似人们所想象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制度”。

必须利用好的社会主义来消灭坏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有一个杠杆；这个杠杆就是预算。但是它还缺少一个推动世界转动的支点。2月24日的革命给它提供了这样的支点：这就是普选权。”

税收是预算的泉源，因此，普选权对预算的影响也就是对税收的影响。通过对税收的这种影响，“好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实现。

“法国的年度支出不能超过12亿法郎的税收。为了把开支缩减到这个数目，你们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呢？”“35年来，你们在两个宪章和一个宪法中曾三次写道：所有的法国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财产按比例地分担国家的开支。在35年中，这种平等课税的原则始终是一种谎言……”

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的税制。

一、土地税。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土地税并不是按比例负担的。

“如果有两个连界的地段在地籍簿上的估价都是一样，那末这两个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假的还是真的所有者”，即不管是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还是没有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都毫无差别地缴纳同样的税。

其次，土地税和其他的财产税是不相称的。1790年，国民议会通过土地税的时候，它是受了把土地看作纯收入的唯一来源的重农学派的影响，因此把全部税负都加在土地所有者的身上了。可见，土地税是以经济学的错误为根据的。如果实行平均摊税，土地所有者只缴纳他收入的20％，而现在他们却缴纳53％。

最后，土地税按规定本来只应该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不是由土地承租人或佃户负担。但是照日拉丹先生的说法，情况不是这样，土地税总是由土地承租人和佃户负担。

这里日拉丹先生犯了一个经济学上的错误。如果土地承租人是真正的土地承租人，这样，土地税只能由所有者或消费者负担，而决不会由土地承租人负担；如果他们只有租佃关系的外表，而实际上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作者（在爱尔兰就是这样，在法国也往往如此），他们就要缴纳土地所有者应纳的税，不管是什么税。

二、私人动产税。它是1790年国民议会也曾明令施行的税收，目的是直接向流动资本征税。资本额的大小是以房租来确定的。实际上这种税是落在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工业家的肩上，而对食利者几乎甚至完全没有影响。因此这种税完全违背了它的制订者的本来意图。而且百万富翁也可能去住只有两张破椅子的阁楼，这是不合理的，等等。

三、门窗税。它会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是使人得不到新鲜空气和阳光的财政措施。

“在法国几乎半数的住宅只有门而没有窗，或者最多只有一个门和一个窗。”

这种税是由于急需货币在共和国第7年萄月24日（1799年10月14日）通过的，它只是临时的非常措施，在原则上是遭到反对的。

四、特许税（营业税）。它不是利得税，而是营业税。它是对劳动的处罚。这种税凡是由工业家负担的场合，多半也要由消费者来负担。总之，在1791年实行这种税的时候，也只是为了满足暂时的货币需要。

五、注册税和印花税。Droit　d’enregistrement〔注册税〕[173]是在弗朗斯瓦一世时代施行的，最初并没有财政的目的（？）。1790年财产契约的强制注册范围扩大了，税率也提高了。注册税规定多从买卖中征收，少从赠产和遗产中征收。印花税是纯粹财政上的创举，它对不同的利润却征收同样的捐税。

六、饮料税。这种税集中了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它阻碍了生产，是令人愤懑的课得最重的一种税（见本报第3期“1848—1849”，“6月13日的结果”［注：见本卷第92—96页。——编者注］）。

七、关税。这是一堆依照传统乱七八糟地堆积起来的关税率，它们彼此矛盾，没有什么意义，并且危害工业。例如，在法国每100公斤原棉就要课以22法郎50生丁的税。现在再谈下一种税收。

八、入市税[174]。这种税连保护民族工业这样的借口都不要了。这是国内的关税。最初它是地方性的济贫捐，而现在全部这种税收却主要是由最贫穷的阶级担负，并且促使人们在供应给他们的食物中掺假。城市越多，这种税给民族工业造成的障碍也越大。

这就是日拉丹对各种税的评述。读者当然会看出，他的评论是平凡的，但是公正的。他的批评归纳起来就是以下3个论点：

（1）从来没有一种税是按照它的制订者的意图由应当负担的那个阶级去负担的，而总是转嫁到另一阶级的身上。

（2）所有的临时税都会固定下来成为永久税。

（3）任何一种税都不是根据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的，都不是公平的、平等的、合理的。

这些反对现行税制的一般的经济观点在世界各国都屡见不鲜。但是法国的税制有一个特点。正象英国人是公法和私法的典型代表一样，法国人在税制方面是真正有历史的民族，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从一般的观点出发，归纳、简化和抛开了传统。

关于这一点，日拉丹说道：

“在法国我们几乎生活在旧制度的所有财政措施的压榨之下。Taille〔主要由农民负担的直接税〕，人头税，aides〔间接税〕，关税，盐税，检验税，注册税，副本税，烟草专卖税，邮务超额利得税，火药交易税，彩票税，村镇的或国家的徭役，宿营迁移税，入市税，河川道路通行税，临时税，——所有这些税，尽管名称可以变更，但实际上都仍然存在，而且一点也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增加国库的收入。我们的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它不过是中世纪传统的反映，而这种传统本身就是不文明的和带掠夺性的罗马财政的遗物。”

而且我们的先辈在第一次革命的国民议会上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目的只是要把税收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说这种状态在帝国时期，复辟时期，七月王朝时期还能够继续存在，那末现在已经响起了它的丧钟：

“取消选举特权就必然会取消财政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暴力代替科学，我们就不能失去时机，必须立即实行财政改革……税收几乎是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唯一基础……我们却竭力到九霄云外去寻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在税收里。你们一找就会找到。”

那末我们找到了什么呢？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捐税应当是有产者为了保证不会遭到任何妨害自己占有和运用财产的危险而缴纳的保险金……这种保险金应当是按比例缴纳的，它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种税收，如果它不能保证免除危险，不是为商品付出的代价，不是劳力的等价物，都应当废除；只有两种例外：舶来品税（douane）和死亡税（enregistrement）……于是，纳税人就被保险人所代替……谁愿意纳税就纳税，完全听其自愿……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所有的捐税之所以遭到非难，就是因为它们被称为捐税。一切捐税都应当废除，因为捐税的特征是具有强制性，而保险则是自愿的。”

不应当把这种保险金和所得税混淆起来，保险金其实是资本税，因为它保险的不是收入，而是全部财产。国家就跟保险公司一样，它在承保时所关心的是财产的价值，而不是财产带来的收益。

“在法国国民财富中估计有资产1340亿，其中应当减去负债280亿。如果岁出预算缩减为12亿，那末每年只要从资本中抽1％的税就足以使国家变成一个相互保险的大公司。”

从此也就“ 不再发生革命了”。

“权力这个词为团结这个词所代替：共同的利益变成了联系社会成员的因素。”

日拉丹先生并不满足这种一般的建议，他还给我们制定了一个每个公民都应当向国家索取的保险单或者保险证。

每一年担任以前收税官的职务的人都发给保险人一个“护照大小的共有4页的”保险单。第一页是保险人的名字，编号以及缴款登记栏；第二页是保险人及其家庭的详细情况和自己所作的对他全部财产的详细的并证明可靠的估价；第三页是国家预算和法国的总收支对照表；第四页是各种多少有用的统计资料。这个保险单就成了护照，选举证，流浪工人的小账本之类的东西。这些保险单所记载的东西也成了国家制订四大总簿的根据：人口总簿，财产总簿，国债总簿和抵押借款总簿，这四个总簿合起来就包括了法国全部收入来源的完全的统计数字。

这样一来，捐税实际上就成了保险人为了享有以下特权而纳的保险金：（1）社会保护，诉讼免费，举行宗教仪式免费，教育免费，获得抵押贷款以及向储金局领取养老金；（2）免除和平时期的兵役；（3）保证不虞匮乏；（4）火灾、水灾、雹灾、兽瘟、轮船失事等的损失得到赔偿。

还必须指出，日拉丹先生想用各种罚金、国家财产的收入、保留下来的注册登记费、关税收入以及国家专卖事业的收益等来抵偿国家应付给保险人的赔偿费。

税制改革是一切激进资产者的拿手好戏，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改革的特殊要素。从第一批中世纪的城市小资产者起至当代的英国自由贸易论者止，全部斗争都是围绕着捐税进行的。

捐税改革的目的不是废除影响工业发展的旧传统税和缩减国家机关的开支，就是更平等地分摊捐税。资产者愈顽强地追求平等分摊捐税的幻想，实际上这种幻想就愈不能实现。

捐税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直接以资产阶级生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如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利润和利息的关系、地租和利润的关系，但是它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关于捐税的一切争论和探讨都是预先肯定这些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万世长存的。甚至取消捐税也只能加速资产阶级所有制及其内部矛盾的发展。

捐税能使一些阶级处于特权地位，使另一些阶级负担特别沉重，例如我们在金融贵族统治时期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捐税只会使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遭到破产，因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把捐税的重担转嫁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

每出现一种新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更恶化一些；取消任何一种旧税都不会提高工资，而只会增加利润。在革命时期，可以大量增加捐税，利用捐税作为打击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捐税不是促使进一步采取新的革命措施，便是最后又造成旧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

减低捐税，更公平地分配捐税等等，这是庸俗无益的 资产阶级的改革。 废除捐税，这是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是针对工商业中等阶级和农民提出来的。现在已经生活在至善世界里的大资产阶级自然会鄙视这种至善世界的空想。

日拉丹先生取消了捐税，把它变成了保险金。社会的成员支付一定的保险金就可以彼此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因火灾、旱灾、雹灾和破产而受到损失，一句话，就可以免除现在妨碍资产阶级享受安乐生活的一切危险。每年缴纳的保险费不仅由所有的保险人来确定，而且还由自己估计自己财产的个人来确定。因此，商业和农业的危机、巨大的损失和破产就消失了，资产阶级生存过程中从产生现代工业起就具有瘟疫性质的一切变动就消失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富有诗意的一面就消失了。于是普遍的信任和普遍的保险 ［注：俏皮话：《Sicherheit》——“信任”，《Versicherung》——“保险”。——编者注］便实现了。公民获得国家的书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破产。现行制度的一切阴暗面都被消除，它的所有光明面都大放异彩，总之“酷似资产者所想象的人间天堂”的制度实现了。团结代替了权力，自由代替了强制，管理委员会代替了国家，于是便找到了哥伦布的鸡蛋：每一个“保险人”都根据自己的财产数学般精确地按比例来缴纳保险费。每一个“保险人”都肩负着整个立宪国家，即完备的两院制的担子。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怕给国家付钱过多，这就使他们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贵族院的保守分子一心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就使他们过高地估价自己的财产。从这两个对立派别的立宪游戏中就势必产生真正的均势、财产状况的精确说明和真正按比例负担的保险费。

有一个罗马人希望有一栋玻璃房子，以便使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他的一切行动。资产者希望他的房子不是玻璃制的，而他邻居的房子是玻璃制的。这一愿望也实现了。例如，某个公民希望我给他一笔垫款或者希望与我合伙。我请他拿出他的保险单来，就能看到关于他的所有公民关系的详尽介绍，就能看到这种介绍对他显然的利益有无保证，上面有无保险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签字。有一个乞丐来叩门乞讨。要叫他拿保险单来！公民应当肯定他救济了应该救济的人。以前雇一个女仆时，把她带到家里，盲目地予以信任；而现在则是叫她拿保险单来！

“有很多婚事，双方都不太晓得，该如何考虑嫁奁的实际情况，是否彼此的期望过高。”

那就拿出保险单来！将来互相吐露心曲的时候，只要交换保险单就行了。这样，现在造成人生欢乐与痛苦的欺骗就会消失，真正的真理王国便会实现。而且还不仅如此。

“在现行制度下，法庭需要国家开支750万，如果我们那种制度实现了，违法就将成为国家的收入项目而不是支出项目，因为它们都变成了罚金和赔款。”

多么美妙的思想！

在这个至善的世界里，一切都带来利润：犯罪绝迹，而违法却带来收入 ［注：俏皮话：《vergehen》——“绝迹”，《vergehen》——“违法”。——编者注］。最后，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财产保险不受任何侵害，国家仅作为普遍替一切利益保险的公司而存在，所以工人就永远有工作。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如果忠诚的公民们对这都还不满意，那末使他们心满意足的还有谁，还有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相互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似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名称的改变一点也不会改变这种保险的条件。日拉丹先生曾硬说各个人在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上似乎具有独立性，可是连他自己也不得不立刻否定这种说法。谁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谁就会吃亏，因为这样保险机构就会按他申报的价格收买他的财产，甚至用奖赏的办法来鼓励别人检举。而且谁要是不愿意拿自己的财产去保险，谁就会处在社会之外，并被宣布为法律保护之外的人。社会当然不能容许在它的内部形成一个危害它生存条件的集团。于是强制、权力、官僚的干涉——这些日拉丹要消灭的东西，就会又出现在社会上。如果说日拉丹先生也曾离开资产阶级社会一会儿，那末这只是为了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社会。

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遣送到西方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的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 资产阶级自由，甚至把它吹嘘为 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作法，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只要觉得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便对一切国家形式都表示冷淡的态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La　plus　belle　fille　de　Franc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elle　a〔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

这样一来，日拉丹先生的保险公司就只剩下一种 资本税，这种税不同于所得税并且代替其他一切税。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不仅是指投入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包括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他把这种资本税吹得天花乱坠：

“这是哥伦布的鸡蛋，是建筑在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尖端上的金字塔，是一股自己开辟河道的急流，是没有革命者的革命，没有退步的进步，没有推动的运动，最后，这是纯朴的思想和真正的规律。”

在日拉丹先生所创造的这些自吹自擂的广告（众所周知，这种广告多得不可胜数）中，资本税的广告无疑是一个杰作。

不过，资本税作为单一税，有其优越性；所有的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李嘉图，都证明单一税有好处。资本税作为单一税，可以一举而消灭所有庞杂的耗费巨大的税务机构，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正常进程产生最小的影响，并且和其他一切捐税不同，征收的范围也包括投入奢侈品方面的资本。

可是，在日拉丹先生看来，资本税的作用还不仅如此，它还具有一种十分特别的良好效果。

数量相等的资本，不管它的利润是6％或3％，或根本没有利润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同样的税。这样，就会使闲置资本投入流通，从而增加了生产资本，而已经投入流通的资本则会加速周转，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两种情况结果都会使利润和利息下降。可是日拉丹先生的看法却相反，他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和利息都会上升，这真是经济学上的奇迹！把非生产资本变为生产资本和提高资本的生产率一般地会加快和加强工业危机的发展过程，会降低利润和利率。资本税只能加快这一过程，加重危机，从而加快革命因素的增长。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税的第二个神效是：它使资本从利润低的农业流入利润较高的工业，使土地价格降低，使土地的占有集中，使农业采取英国那种大规模耕作方式，从而使十分发达的英国工业转移到法国来。不用说，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把英国工业的其他条件也搬到法国来，日拉丹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出奇的错误。法国的农业并不是苦于资本过剩，而是苦于资本不足。英国地产集中和农业发达并不是从农业中抽走资本的结果，相反地，是工业资本投入农业的结果。英国的土地价格远远超过法国的土地价格；根据日拉丹的估计，英国全部土地的总价值几乎等于法国的全部国民财富，因此，法国土地的价格不仅不会随着土地的集中而下降，相反地，还会上涨。其次，英国地产的集中从地面上消灭了几代人。在法国，同样的集中（资本税必将通过农民的加速破产有助于这种集中）将把这些农民群众赶入城市，从而使得革命更无法避免。最后，如果说在法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地产从分散到集中的相反过程，那末在英国大地产又大踏步地走向分散，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一般地还存在，农业就必然经常地作循环运动，即从集中到分散，又从分散到集中。

这些奇迹已经谈够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最初只是为地产设立的。国家发行和钞票完全相同的抵押证券，不同的只是这里作为担保物品的不是现金或金条，而是土地。国家发给欠债的农民利率为4％的抵押证券，以满足抵押贷款人的要求；现在抵押借款不在私人贷款人手里，而在国家手里，而国家把这种债务改为长期债务，因此，贷款人已经永远不可能要求收回债务。法国的全部抵押借款为140亿。虽然日拉丹建议只发行50亿的抵押证券，但是纸币增加到这个数量不仅足以降低资本的价值，而且足以使纸币完全贬债。因此日拉丹还不敢使这种新的证券具有强制比价。为了避免贬值，他建议这些证券持有人兑换al　pari〔票面价值〕为3％的公债券。总结起来，整个交易的结果就是：农民以前按利率5％和抵押证券过户等费1％偿还债务，现在只按利率4％偿还，即少付了2％；国家按利率3％偿还，按4％收回，赚了1％；以前按利率5％取得利息的私人贷款人，在抵押债券贬值的威胁下，不得不以感谢的心情来接受国家给他的3％的利率，因此损失2％。而且，农民不必再偿还自己的债务，而贷款人则不能再向国家追收他应得的款项。因此，整个交易不过是对抵押贷款人的直接的用抵押证券勉强掩饰起来的掠夺，从5％的利率中夺去2％。这样一来，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除了改革捐税外还想改变社会关系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直接侵犯私有财产，不得不成为革命者，否定自己的一切幻想。但是，就连这种侵犯也绝不是从他开始实行的。他的这种要求是从德国共产主义者那里抄袭来的，后者从二月革命以后首次要求把抵押债务变为欠国家的债务[175]，当然后者的作法是和日拉丹先生的做法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日拉丹先生所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提出多少有点革命味的措施的时候，他只提出了和缓的办法，而没有勇气提出其他的东西，而这种和缓办法只能使法国的土地分散过程更加持久，只有用几十年时间来削弱这种过程，才能最终又回到现在的这种状态。

读者在日拉丹的整本书里唯一没有读到的就是 工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本来就一直把事情描写成这样： 似乎社会只是资本家构成的，这种描写是为了以后能够从这一点出发来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纠纷。

写于1850年4月下半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57]托·卡莱尔“法国革命史”1837年伦敦版1—3卷（Th．Carlyle．《The　French　revolution：a　history》．Vol．1-3，London，1837）。

托·卡莱尔“奥列佛·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1845年伦敦版1—2卷（Th．Carlyle．《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Vol．1-2，London，1845）。

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Th．Carlyle．《Chartism》．London，1840》）。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0年伦敦版（Th．Carlyle．《Past　and　Present》．London，1843）。恩格斯针对这本书写了一篇评论“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6—655页）。——第301页。

[158]托·卡莱尔“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偶像崇拜和英雄事迹”1846年伦敦版（Th．Carlyle．《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London，1846）。——第301页。

[159]柏克司尼弗是查理·狄更斯著“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善者。——第301页。

[160]共济会派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流派，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后来以“共济会会员”秘密支部的形式传布于许多国家，它的活动就是一些神秘的典礼和秘密的仪式。共济会派宣传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主要是自然神论，即所谓的“理性的宗教”。共济会派的特点是信仰万世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他们看来，伟大人物的智慧在于识破这个规律，并使自己在道德上臻于完善。共济会的会章，一般都充满了神秘的个人偶象崇拜的精神，普通的会员只是他们领导人的工具，只是盲目地执行他们领导人的意志。

伊留米纳特派是共济会中的一派，在18世纪后半世纪主要是在巴伐利亚活动。——第307页。

[161]“魔笛”是莫扎特利用爱·施卡奈德尔的歌词谱成的歌剧。这部歌剧以天真的童话般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谁真正理解了自然界蕴藏的力量，并且始终不渝地遵循它的规律行事，谁就会得到好报，而恶人则会得到恶报。——第307页。

[162] 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是资产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事务。——第309页。

[163] In　partibus　infidelium见注64。——第310页。

[164]菲·库伯的长篇小说“间谍”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由于信仰和爱国心的驱使而作了间谍工作。——第314页。

[165]“喧声报”（《Le　Charivari》）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在七月王朝时期曾尖刻地抨击过政府；1848年转向反革命阵营。——第314页。

[166]秘密的新四季社是在1839年四季社复灭后不久成立的，它似乎是四季社的继续。该社的骨干是工人；参加该社的还有大学生。该社的成员就观点来说倾向于革命的巴贝夫主义并受德萨米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第314页。

[167]见注6。——第318页。

[168]指密谋家小集团、秘密的革命组织的成员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恐怖活动的冒险企图。警察局的奸细从一开始就混入了这一冒险行动中，他们把密谋家的活动系统地报告了警察局。这使警察局得以把密谋的参加者一网打尽。后来，1847年对密谋家进行的审判表明，警察局的奸细在秘密组织里扎了多么深的根子。——第318页。

[169]阿·勒·勒萨日的著名小说“圣蒂利扬那的日利·布拉斯的冒险故事”。——第319页。

[171]指1848年5月15日的事件，见注19。——第326页。

[172]1850年3月10日，法国举行了立法议会议员的补选，以递补被开除的山岳党人。选举结果，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获得胜利。——第329页。

[173]注册税（Droit　d’enregistrement）是办理买卖合同、遗赠文约、法庭判决等文件的注册备案手续所纳的税。文件经过这样注册，一方面证明它是真实可靠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库收入的一个来源。——第332页。

[174]入市税是城市对运入市内的日用品所课的税。——第332页。

[17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已经提出这一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3—5页）。——第342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二）

（上一期因篇幅所限未能刊登每月述评。现在我们仅把这篇述评中有关英国的部分刊登在这里。）

二月革命纪念日前不久，当卡尔利埃下令砍掉自由之树的时候，“笨拙” [176]刊登了一幅自由之树的画，画中有棵树的树叶是刺刀，果实是炸弹，在这棵长满刺刀的法国自由之树的旁边，有一首歌词歌颂一棵出色的结满丰硕果实——pounds，shillings　and　pences〔英镑，先令和辨士〕的英国自由之树。但是，这种生意人惯用的恶毒挖苦比起“泰晤士报”从3月10日以来对“无政府主义”的胜利所表示的狂烈愤怒，大为逊色。在英国象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反动政党感到巴黎受到打击，就象它自己受到直接打击一样。

其实，首先威胁到英国“秩序”的并不是来自巴黎的危险，而是这种秩序造成的新的直接后果，是这棵英国自由之树所结的果实—— 商业危机。

在1月份的述评（本刊第2期 ［注：见本卷第261—262页。——编者注］）中，我们曾经指出，危机已经逼近。有许多情况使危机加速到来。在1845年最近的一次危机以前，过剩的资本大量投入铁路部门来进行投机。然而，生产过剩和狂热的铁路投机的规模过于庞大，以致于铁路的营业甚至在1848年至1849年的繁荣时期也未能恢复元气，甚至这个部门的最大企业的股票的价格也还很低。很低的粮食价格和1850年的农村年景也没有给投资创造什么有利的条件，而国家的各种证券已经很不保险，因此不能广泛进行投机。这样一来，繁荣时期剩余资本的通常出路就被堵塞了。剩余资本只好投入工业生产和用来进行殖民地商品以及重要的工业原料棉花和羊毛的投机。由于从前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本相当大的一部分直接投入工业，工业生产自然便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就造成了市场商品充斥的现象，从而大大加快了危机的来临。现在，在最大的工业部门和在投机活动中，已经呈现出危机的苗头。一个月来，主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完全处于萧条状态，而遭殃的又是棉纺织业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特别是生产普通成品的纺织业和织布业。棉纱和普通印花布价格下跌的数量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原棉价格下跌的数量。生产在日益减缩；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开工不足。工厂指望着大陆的春季订货给工业带来暂时的活跃，但是，国内市场、东印度、中国和近东各国的以前的订货现在多半已经退掉，平常能保证生产两个月的大陆的订货由于政局动荡不定也几乎完全没有了。在毛纺织业中，时而在这一部门，时而在那一部门不断呈现出危机的征兆，根据这些征兆可以预料，目前还相当“不错”的状况不久就会结束。生铁的生产也困难重重。企业主们认为不久的将来生铁跌价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力图用组织他们之间的联盟的办法来阻止价格的暴跌。这就是工业的情况。现在来谈一谈投机。棉花跌价，一方面是因为供应又有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萧条。殖民地商品的情况也是如此。供应在增加，而国内市场的消费量却在减少。单是茶叶，近两个月来就有25船运到利物浦。连工业区也发生的收缩状态特别严重地影响了对殖民地商品的消费（由于农业区的贫困甚至在繁荣时期对殖民地商品的消费也处于很低的水平）。由于上述原因，利物浦一家经营殖民地商品的大商号已经破产。

目前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就其影响来说，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严重得多。商业危机是会同农业危机（它是从英国废除谷物税时起就已经开始的，并且由于最近的丰收而愈益加深）一起爆发的。英国第一次 同时遭受 工业危机和 农业危机。这次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发生动荡而将会来得更快，更广泛和更危险，而大陆的革命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而将会具有比以前更鲜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会象德国那样受到英国危机如此直接、广泛和强烈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德国是英国在大陆上的最大的销售市场，而德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羊毛和粮食在英国销路最广。这种情况反映在一句讥讽秩序之友的话里：工人阶级因消费品不足而激怒愤懑，上层阶级则因生产过剩而倾家荡产。

当然，辉格党人将是危机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会象以往一样，只要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发作，就会把国家政权抛开不管。但是，这一次他们会跟唐宁街 [177]的官邸永远诀别。即使起初有托利党的内阁来暂时代替他们，这个内阁的基础也是不会巩固的，以工业家为首的所有的反对党都会联合起来反对它。这些反对党手中再也没有象废除谷物法时所用的那种颇受欢迎的万灵妙方来阻止危机了。他们将不得不至少进行一下议会改革。这就是说，他们必将获得的政权，只有在他们把议会的大门为无产阶级敞开，把无产阶级的要求提到下院的议事日程上来并把英国卷入欧洲革命的条件下，才会落到他们手里。

这篇关于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的短文是一个月以前写的，我们现在只略加补充。通常在春天出现的暂时的旺季这次也终于出现了，但是比往常要差一些。主要生产夏用薄布的法国工业在这次旺季获利特别多。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西莱丁订货也有所增加。然而，这种工业的暂时活跃是年年春天都出现的，也只能稍微缓和一下危机的发展。

在东印度也出现了商业的暂时活跃。英国货币牌价的较为有利的行情使商人有可能按比平常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一部分存货，因而孟买的市场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这种暂时的、局部的好转，是一种偶然性，是偶然间，特别是在每次危机之初发生的，它对于危机的整个过程影响并不大。

但是，刚刚从美国得到消息说，那里的市场完全处于收缩状态。美国市场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市场。美国市场商品充斥、美国生意萧条和物价下跌，实际上也就是危机的开始，是这里危机直接、急速和不断影响英国的开始。只要回忆一下1837年的危机，便会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只有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那就是美国的公债券，这是唯一能够给我们欧洲秩序之友的资本提供可靠的避难所的国债券。

美国卷入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倒退运动以后，可以预料，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危机将开始发展得比以前更快。大陆上的政治事件也日益不可遏止地要爆发，本刊不止一次指出的那种商业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Que　les　destins　s’accom-plissent！〔愿预定的事情发生吧！〕

1850年4月18日于伦敦

写于1850年3月中旬至4月18日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76]“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43页。

[177]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345页。

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

我们的读者还会记得，在上一期里 ［注：见本卷第89—93页。——编者注］我们曾经指出，法国的金融贵族又当政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指出，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结成联盟是为了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所投机。自富尔德一参加内阁以后，路易－拿破仑不断向立法议会要钱的行动突然停止了，这件事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进行最近的选举以后，暴露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波拿巴总统收入的来源。我们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来谈一下。

我们的文章中主要将引用冠冕堂皇的选民同盟机关报“祖国报”[178]的话。这家报纸的老板是银行家德拉马尔，他本人是巴黎最著名的股票经纪人之一。

趁着3月10日的选举组织了一次à　la　hausse〔抬高价格的〕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富尔德先生领导了这一阴谋活动。秩序之良友都参与了这个活动。波拿巴先生的党羽和他本人也为这件事情下了很大本钱。

3月7日3分息的证券上涨了5生丁，5分息的证券上涨了15生丁。这是由于“祖国报”公布了选举秩序之友的初步结果所致。不过这点涨价对我们的投机者来说太微不足道了，还应当“加油”。3月8日的“祖国报”（3月7日夜里就已出版）在其交易所公报中曾经暗示，对秩序党的胜利不必有丝毫怀疑。同时报纸还写道：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资本家们是慎重的；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情况使人毫不发生怀疑的话，那就是初选结果公布以后的现在情况。”

要想充分估计“祖国报”的交易所公报和所有报道对交易所的影响，就应当知道，这家报纸是现政府的真正的moniteur〔通报〕，它得到的官方消息比“通报”得到的都早。尽管如此，这次投机还是没有成功。

当3月8日人们知道了军队中的某些有利于红党的选举结果以后，牌价马上就下跌了。投机者们显然都惊慌万状。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对付。“祖国报”的交易所公报表现得很沉着。选民同盟的所有报纸都被卷入这一运动；对于选票统计中某些无足轻重的差错展开了热烈争论；有一家报纸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一个投票拥护君主主义者的团队的选举结果；最后，共和派的报纸不得不登载官方的辟谣消息，不过这种辟谣的虚伪性没有几天就被揭露了。

经过所有这些努力，在3月9日交易所开市时国家证券的价格有某些上涨，不过上涨没有维持多久。在两点一刻以前牌价相当低；自两点一刻起到交易所下市[179]时止牌价步步上涨。关于这个突然转变的原因“祖国报”自己泄露出来了：

“有人断言，一些感到提高牌价对自己非常有利的投机者在交易所快要下市的时候进行大量抢购，以便在选举时使地方振奋起来，并且依赖各地方上的信任而造成再一次抢购，使牌价更为上涨。”

这是一次几百万法郎的交易，由于这次大交易，3分息的证券上涨了40生丁，而5分息的证券上涨了60生丁。

由此可见，有些投机者感到涨价对自己有利，所以在紧要关头，他们再一次进行大量抢购，以便引起进一步上涨。这些投机者是谁呢？事实可以回答这一点。

3月11日交易所里牌价下跌。在变换不定的选举结果面前，投机者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

3月12日牌价又大大下跌，这是因为选举结果几乎已经人所共知，3个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获得显然多数的选票，这可以说已经是肯定的事实。抬高价格的投机者还企图拚命挣扎。“祖国报”和“晚报”在官方电讯的幌子下登载了纯粹捏造出来的关于地方选举结果的消息。手腕耍成功了。晚间，在图尔托尼[180]牌价微有上涨。可见，问题完全在于“加油”。“祖国报”登载了如下的一项报道：

“根据到目前为止已得到的有关选举结果的情报，公民德弗洛特仅比公民弗·富瓦多得341票。在机动宪兵队选举之后，选举结果还可能变得对我们候选人有利。有人断言，明天政府将向立法议会提出两项法案——出版法和预选会议法，并且要求立即通过这两项法案。”

第二个消息是捏造的；只是在长期动摇以及经过与秩序党首领长久讨论和内阁更迭之后，政府才决定提出这两项法案。第一个消息更是无耻的谎言：正当“祖国报”发表这个消息的时候，政府已把德弗洛特当选的消息用电报通知了各省。

然而投机成功了：证券上涨了1法郎35生丁，因而投机者先生们赚了三四百万法郎。“财产之友”为了秩序和社会竭力想多抓到一些财富，当然不能受到责备。

在从事这次成功的dodge〔投机勾当〕之后，投机者先生们竟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他们马上又进行一次大规模抢购，并以此来刺激其他许多资本家也去抢购。证券上涨很多，甚至从这一次交易所投机中可能获得的利润都已经计算出来了。但是在15日由于卡诺、德弗洛特和维达尔被宣布为人民的代表，而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牌价突然发生无法制止的猛跌，任何虚伪的消息和捏造的电报都挽救不了我们投机者的失败命运。

卡·马克思写于1850年4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78]选民同盟（Union　électorale）——1850年3月，把奥尔良派、正统派、波拿巴派、天主教派等等统一起来的保皇主义党派的联盟以这个名义参加了法兰西立法议会的补充选举。

“祖国报”（《La　Patrie》）——法国的日报，创办于1841年。在1850年该报代表了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成为他们的选举联盟的机关报。后来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47页。

[179]在巴黎交易所，从下午1点到3点进行交易。——第348页。

[180]指意大利林荫街的图尔托尼咖啡店。在交易所关门后，在这个咖啡店里和它附近地区进行交易活动。图尔托尼咖啡店和它邻近地区与正式交易所不同，因此被称作“小交易所”。——第349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德国的所谓革命政党意志消沉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在英法两国可能使人义愤填膺的事情，在德国不仅不令人诧异，而且甚至会博得普遍的赞扬。瓦尔德克先生在陪审法庭上详尽地引用证人的证词说明，他一向是忠心耿耿的立宪主义者，而柏林的民主主义者们却凯旋地把他召回家去。格律恩先生在特利尔的公审大会上毫无道理地背弃了革命，而审判厅里的听众却转过身子来，背朝着判了罪的无产者，狂热地祝贺这位被宣判无罪的市侩。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1849年8月4日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发表的和去年4月6日和7日在柏林“晚邮报”上刊登的辩护词又提供了一个新例证，说明这类事情只能发生在德国。

我们早已料到，我们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愤懑。这一点我们是毫不在乎的。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与其针对公开的敌人不如针对伪装的朋友；为了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情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荣誉。我们的斥责丝毫也恶化不了金克尔先生的处境；我们的揭露会使他进入赦免之列，因为我们在揭露中会证明，他说他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的供词是可靠的，并且我们还宣告说，他不仅应该赦免，甚至应该录用他担任普鲁士国家职务。况且，他的辩护词已经公布于世了。我们将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整个辩护词，而在这里我们只引用其中几个最为显著的地方。

“同样，我从来也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因此我也不能对其他人的行为负责。所以我抗议把我的行为说成是卑鄙龌龊的行为，遗憾的是，据我的了解，卑鄙龌龊终于玷污了革命。”

难道因为金克尔先生“在伯桑松连队里当过小兵”，因为他用这些话来怀疑一切军官，他就没有义务说些至少对他的直接首长维利希有利的话了吗？

“我从来没有在军队里干过事，所以，我没有破坏过誓言，没有用我在为祖国服务时可能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反对祖国。”

难道这不是对被俘的前普鲁士士兵严森和贝尼高的直接告密吗？（他们两人在这之后不久就被枪毙了）难道这不是证明判决已被枪毙的多尔图死刑是完全正确的吗？

金克尔先生同样地向军事法庭出卖了自己的党：他滔滔不绝地乱谈什么把莱茵省左岸割让给法国的一些计划，并表白自己毫无这种罪恶念头。金克尔先生明明知道，莱茵省并入法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个省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决战的时刻将无条件地站在革命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他同时也没有忽略用性格脆弱作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他说这种性格使得他与野蛮的革命者不同：他即使不作为一个党员，也会作为个人与阿伦特和其他保守派分子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的罪过仅仅在于，我在夏天正是继续盼望了你们大家在3月里所盼望的和全体德国人民所盼望的东西！”

他在这里把自己描绘成一心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他除了这个宪法之外，从来没有盼望过什么别的东西。请看，这就是他的声明。

金克尔先生顺便提到他写的一篇有关普鲁士士兵在美因兹进行蹂躏屠杀[181]的文章，他说：

“我受到怎样的处理呢？当我不在的时候，为了这件事曾两次传我到法院去，因为我不能出庭为自己辩护，所以我被判决剥夺选举权5年（判决是别人转告我的）。剥夺选举权5年——这就是对我的判决；对于一度曾荣幸当选为议员的人来说，这是极端残酷的惩罚（！）。”“我常常听人说，我是个‘坏普鲁士人’；这个责难很刺激我……那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党目前在我的祖国里遭到了失败。如果现在普鲁士国王将终于奉行大胆的强有力的政策，如果我们的王位继承者，普鲁士亲王殿下能够用宝剑统一德国（用别的方法是办不到的），使德国在我们的邻国面前成为一个伟大而又令人尊敬的国家，保证它有真正的长期的国内自由，使商业活动重新活跃起来，使全德国平均分担目前十分沉重地压在普鲁士肩上的军事负担，并且首先保证我的民族（我认为我是它的代表）的穷人有一块面包，——如果你们的党能够做到这一切，我将跟你们在一起！对我来说，祖国的荣誉和威严比我的政治理想更可贵；我会评价1793年为了法国的利益自愿屈身于拿破仑陛下之前的法国共和主义者（富歇和达来朗？）［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如果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如果我的人民再一次给我荣誉，选我当他们的议员，我就会成为首先衷心欢呼‘德意志帝国万岁！’‘霍亨索伦帝国万岁！’的议员中的一个。如果抱有这种见解便是坏普鲁士人，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不愿意成为好普鲁士人。”

“各位先生，请你们在判决那今天由于人类命运的转变而极为不幸地站在你们面前的人以前，也稍微为那被遗弃的妻儿想一想。”

正当他的26位同志被同样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被枪决的时候，金克尔先生发表了这个辩护词。那些人在死亡面前的态度是与金克尔在法官面前的态度迥然不同的。不论怎样，金克尔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无辜的人是完全对的。他留在自己党的队伍里完全是出于误会；如果普鲁士政府继续把他关在监狱里，那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1850年4月中旬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81]1848年春，在美因兹发生过几起市民自卫团和普鲁士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这些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并且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讨论的题目；议会只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委员会也只是在美因兹市民自卫团已被普鲁士士兵缴械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而已。——第353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

4月14日柏林“晚邮报”登载了下面这篇报道（4月11日于施特廷 ［注：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在救济伦敦的流亡者的问题上采取了如下办法：必须把款子交给布赫尔，由他同施特里郜［注：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的施拉姆建立联系，因为其他两个委员会之间意见不一，分配款子有偏心。”

在伦敦实际上只有一个流亡者委员会，即后面署名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去年9月流亡者开始侨居伦敦时成立的。从此以后，曾试图再建立其他的流亡者委员会，可是没有成功。后面署名的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对需要救济的所有流亡者（除了四五个没有向我们申请的以外）都给予了帮助（虽然救济数量只能使他们不致挨饿）。但是，由于最近从瑞士被驱逐的流亡者大批而至，本委员会的款子最后几乎用尽。这些款子发放给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参加过德国革命运动并需救济的人，不分党派， 完全一视同仁。本委员会取名“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由于只援助这个党的流亡者，而是由于它可以优先动用这个党的经费，这一点在它去年11月的宣言[182]中已宣布过了。

大概是为了帮助流亡者而准备在瑞士举行的抽彩，引起了谣言，说伦敦这里为流亡者储存了许多钱，因此有人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不可能予以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时各报也故意散布谣言，说相互倾轧的委员会之间发生纠纷，而使一大笔款子未能拨到伦敦。后面署名的委员会为了弄清楚，是否存在其他委员会和有无其他援助流亡者的款项的来源，曾经建议流亡者派代表团去见司徒卢威、鲁道夫·施拉姆和施托尔佩的路易·鲍威尔等人。这件事已经做了。代表团带来了如下的答案：

施特里郜的施拉姆声明说，他不属于哪一个流亡者委员会，但是他从来自日内瓦的负责把收款寄回日内瓦的加累尔那里得到一些彩票。说别的委员会存在，恐怕只是 纸上空谈。

公民司徒卢威声明说，他没有钱，只有尚未推销的彩票。

公民鲍威尔作了以下的书面解释：

“为了回答流亡者克列奈尔的问题本人声明如下，这里的民主主义同盟流亡者委员会连一个政治流亡者都救济不起，这个团体的出纳处在此类开支方面用完2英镑15先令以后，也将无力赈济。

　　民主主义同盟救济委员会会长鲍威尔博士

1850年4月8日于伦敦”

司徒卢威先生和施拉姆先生向流亡者建议，从自己人或政治上中立的人中选出流亡者委员会。后面署名的委员会建议流亡者自己对该建议决定取舍。流亡者发表如下声明作为答复：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由于要讨论我们要否把照顾我们的工作交给从我们中间所选出的委员会这个问题，后面署名的流亡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向现在的委员会声明，无论原来的或不久前新来的流亡者都是真诚地主张，我们对委员会的活动及其在工作方面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的谢意，因为那些应当分发的款项，分配得一直令我们十分满意。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这些同志继续关怀我们，一直到我们大家所盼望的很快会到来的革命使他们不必这样关怀时为止。　　致以

兄弟般的敬礼

　　（署名）

1850年4月7日于伦敦”

流亡者自己所写的这个文件，是对上述报道和报刊中其他类似诽谤的最好的回答。但是，如果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穿这种言论不是有利于需要援助的流亡者的话，我们是根本不予理睬的。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卡·马克思（主席），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奥·维利希，卡·普芬德

　　1850年4月20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4月28日“新德意志报”第10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和报纸校对过的弗·恩格斯的手稿

[182]指1849年11月18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上共同通过的决议。1849年12月3日伦敦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援引了这一决议（见本卷第597—599页）。——第355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在今天贵报上的警察通讯栏里，我们看到福泽吉尔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和伦敦市政府的委员吉卜斯先生[183]在伦敦市长官邸会谈关于德国流亡者问题的报道。我们声明：下面署名的委员会的委员和从本委员会获得补助金的德国流亡者当中，任何人和这件事情都没有丝毫关系。

我们请求你在贵报最近一期上刊登这篇声明：为了我们民族的利益我们提出抗议，决不让居住在伦敦的许多德国流亡者替他们中间某些人擅自采取的步骤担负责任。

顺致敬意

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委员1850年5月24日于草市大磨坊街20号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4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183]古·司徒卢威和托·福泽吉尔自称是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的代表，向临时代理伦敦市市长职务的吉卜斯请求保证在伦敦不能维持生活的100个德国流亡者得到工作。吉卜斯以许多英国工人也处于相同的境遇为理由，拒绝了这个请求。关于这件事情的短评登载在1850年5月24日的“泰晤士报”上。——第358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950年6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弟兄们！

我们在上一次交同盟特使 ［注：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转发给你们的告同盟书 ［注：见本卷第288—299页。——编者注］中，阐明了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同盟，无论在目前或革命时期所持的立场。

本告同盟书的主要目的是报告一下同盟的情况。

去年夏天革命政党所遭到的失败一度几乎完全破坏了同盟的组织。积极参加了各种运动的盟员都零落失散，失掉联系，通信地址已经无用，再加之害怕信件被人偷拆，曾经一度无法通信。因此，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到去年年底为止一直陷于停顿。

由于这次失败带来的最初影响逐渐削弱，德国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组织。这种要求一方面促使中央委员会决定派遣特使到德国和瑞士，另一方面促使在瑞士建立新的秘密联合会，促使科伦支部试图以本身的力量在德国组织同盟。

今年年初，在瑞士，一些因参加过各种运动而多少有点名声的流亡者组成了一个联合会[184]，这个联合会的宗旨是，在适当的时机协助推翻各邦政府，并且网罗能够担负领导运动甚至组织政府的工作的人材。联合会不具有任何明显的政党性质，因为它的成员五花八门极为复杂。它的成员来自参加过各种运动的一切派别，从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老同盟盟员起一直到最胆小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前普法尔茨政府委员。

对于当时住在瑞士的这么许多巴登－普法尔茨的官迷和其他的小野心家来说，这个组织是理想的活动地盘。

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这个联合会发给它的代表的指示是十分难以令人信服的。缺乏明确的政党观点，企图联合现有一切反对派分子组成形式上统一的团体，这一切只不过是被所提出的许多关于各地的工业、农民、政治和军事情况的问题笨拙地掩藏起来而已。这个联合会的力量也是很有限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会员名册，瑞士的整个协会在发展最快的时期，会员总共也不过3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工人。从一开始，它就是一支完全由下级军官和光杆军官组成的军队。他们当中有普法尔茨的弗里兹和格莱纳、爱北斐特的克尔纳、济格尔等人。

他们派了两名代表到德国。第一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霍尔施坦的布龙。他用掩盖和歪曲真相的办法使个别盟员和若干支部一度加入了新的联合会，使他们把这个联合会看作是重建起来的同盟。布龙把有关同盟的情况报告给在苏黎世的瑞士中央委员会，而把有关瑞士联合会的情况又报告给我们。他不仅玩弄这种两面派的手法，而且当他还同我们保持通信关系的时候，他把明显的诽谤性的信件寄给法兰克福上述那些被拉入瑞士联合会的人，让他们不要跟伦敦建立任何联系。因此，他立即被开除了盟籍。法兰克福事件由同盟特使作了妥善处理。在所有其他方面，布龙效劳于瑞士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也毫无成就。第二个代表是波恩的大学生叔尔茨，他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因为，正如他本人在给苏黎世的信中所写的，“他发现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后来，他突然离开了德国，现在他正奔走于布鲁塞尔和巴黎之间，并且受到同盟的监视。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这个新的联合会对于同盟有多大威胁，已经派了一位十分可靠的盟员 ［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打进瑞士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注意这些人的措施和计划反对同盟的程度并报告这些措施和计划的情况。此外，中央委员会派了一名特使到瑞士[185]，跟上述那位盟员一起把有用的力量吸收到同盟里来，并在瑞士普遍成立同盟组织。此处引用的消息完全是从十分可靠的文件中取得的。

司徒卢威、济格尔和其他一些当时在日内瓦勾结在一起的人，早就有了另外的类似企图。他们恬不知耻地硬说他们企图组织的联合会就是同盟，甚至为了这个目的竟盗用同盟盟员的名义。当然他们这种谎言是蒙蔽不了任何人的。他们的企图到处碰壁，就连逗留在瑞士的一直没有产生的这个联合会的几个成员最后也不得不加入了上述的组织。但是，这个黑帮愈是软弱无力，它愈是用象“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等这样响亮的称号来炫耀自己。在伦敦这里，司徒卢威还跟其他一些失意的伟人们一起继续按照自己的企图进行活动。他们在德国各地到处散发宣言以及关于参加“全德流亡者中央局”[186]和“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187]的号召书，但是，这一次又完全失败了。

这个黑帮同法国和其他非德国的革命者的所谓联系根本并不存在。它的整个活动不外是当地德国流亡者（他们不会直接触犯同盟，不会带来什么危险，而且很容易控制）相互之间进行小阴谋策划。

所有这类的企图所追求的目的要末是和同盟所追求的目的一样，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会分散力量、取消政党的集中和威力，因而成为一种非常有害的分散主义），要末只是想重新利用工人阶级政党来解决跟该党要求完全相背或直接敌对的任务。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任何其他政党。有些人在最近的运动[188]中参加了政府，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出卖运动并在工人阶级政党想独立活动的时候来镇压它，对这些人始终应当敬而远之。

关于同盟的情况仅报告如下：

一、比利时

在比利时工人当中，同盟象1846年和1847年那样的组织形式，自从1848年一些主要盟员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189]以后，显然已经不复存在了。整个说来，从二月革命和大部分德意志工人协会[190]会员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时候起，比利时的同盟已经大为削弱。在现存的警察迫害的条件下，它不能重新大大发展。虽然如此，在布鲁塞尔一直保存着一个支部，它直到目前还存在着，并且正在尽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作。

二、德国

中央委员会本打算在本告同盟书中专门报告一下同盟在德国的情况。但是目前还做不到，因为普鲁士警察当局现在正企图搜捕革命政党的某些分布各地的组织 ［注：见本卷第367和373页。——编者注］。本告同盟书将采取可靠的方法送到德国去，但是在德国国内散发的时候当然可能在什么地方会落入警察之手，因此在起草本告同盟书的时候，不得不注意使它的内容不给警察当局抓到用来反对同盟的把柄。因而，中央委员会这一次仅能报告如下情况：

同盟在德国的主要中心是科伦、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哈瑙、美因兹、维斯巴登、汉堡、息韦林、柏林、布勒斯劳、里赫尼兹、格洛高 ［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列赫尼查、格洛古夫。——编者注］、莱比锡、纽伦堡、慕尼黑、班堡、维尔茨堡、斯图加特、巴登。

关于总区部规定如下：

汉堡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总区部；息韦林为梅克伦堡的总区部；布勒斯劳为西里西亚的总区部；莱比锡为萨克森和柏林的总区部；纽伦堡为巴伐利亚的总区部；科伦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总区部。

哥丁根、斯图加特和布鲁塞尔的支部在它们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可以成立新的总区部以前，暂时跟中央委员会保持直接联系。

同盟在巴登的情况在收到派到那里和瑞士去的特使的报告以后才能弄清楚。

在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梅克伦堡等存在着农民和雇农的协会组织的地方，同盟盟员给了这些协会以直接的影响，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组织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萨克森、法兰克尼亚、黑森和拿骚的工人和雇农的协会组织大部分也在同盟的领导之下。工人兄弟会[191]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会员也是同盟盟员。中央委员会希望所有支部和盟员都了解到，同盟这样影响工人组织、体操团体、农民组织、雇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各地都应当尽力做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建议各总区部和跟它们保持直接联系的支部在其最近的来函中报告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情况。

被派到德国并因活动有成绩而获得中央委员会的表扬的特使，在各地专门吸收了一些最可靠的人入盟，并且把发展同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因为他们比较熟悉当地的条件。坚定的革命分子能否被直接吸收入盟，这要视当地的条件而定。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把那些适当的和忠实于革命的、但还不了解目前运动的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这个第二种组织的成员应把这种联合会看成是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组织，他们必须始终接受同盟的真正盟员和同盟领导机关的领导。借助于这种比较广泛的联合会，还可以保证对农民协会和体操团体的特别巩固的组织上的影响。组织同盟的细节由总区部讨论决定，中央委员会希望不久的将来总区部也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有个支部建议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同盟的代表大会，而且要在德国本土召开。各支部和各区部本身可以知道得很清楚，在当前的条件下，甚至总区部的地方代表会议也不是各地都能够召开的，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在目前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条件许可，中央委员会就在适当地点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科伦总区部的特使不久前视察了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但是科伦还没有收到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我们建议所有总区部只要有可能也应当这样派特使视察本区并尽快地报告视察的结果。最后再补充一点，同盟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跟军队接上了关系。有关同盟在那里可能起的影响的详细报告不久即可收到。

三、瑞士

现在还没有收到特使的报告。因此，比较详细的情况只能在下一次的告同盟书中再报告。

四、法国

跟伯桑松和汝拉的其他地方的德国工人的联系将通过瑞士重新建立起来。在巴黎，一直担任当地支部领导工作的盟员艾韦贝克已经声明退盟，因为他认为他的文学活动更为重要。因此与巴黎的联系已经暂时中断，在恢复联系的时候，必须更加谨慎，因为巴黎的盟员把一定数量的完全不适当的、甚至直接敌视同盟的人接收到了自己的队伍里。

五、英国

伦敦区部是全盟最强大的区部。它特别出色的地方是，它许多年来几乎完全担负了全盟的经费和特使的旅费等开支。近来它由于吸收了新成员而更加壮大起来，它一直领导着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92]，同时还领导着当地德国流亡者的最坚定的一派。

中央委员会通过专门派遣的几个盟员跟法国人、英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最革命的政党建立了联盟。

布朗基所领导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从法国革命派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秘密的布朗基协会的代表跟同盟的代表保持着经常的正式的联系，并把一些迎接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的重要准备工作委托给了同盟代表去做。

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们也经常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其机关刊物对我们有所帮助。这个革命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同比较倾向于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以奥康瑙尔为首的一派之间的分裂，由于同盟代表的帮助而大大提前了。

中央委员会跟最进步的匈牙利流亡者政党也保持着同样的联系。这个政党很重要，因为它那里有许多在革命时期可能服从同盟调配的杰出军人。

中央委员会建议各总区部尽快地在自己的盟员中散发本告同盟书并迅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情况。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盟员抓紧目前各种关系极为紧张、新的革命一触即发的时机加紧活动。

1850年夏季印成传单

1885年由弗·恩格斯发表在哥丁根和苏黎世出版的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的附录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

[184]指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所组织的命名为“革命集中”的秘密组织。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其领导人是1849年5月德勒斯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契尔奈尔；在这个组织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弗里兹、格莱纳、济格尔、泰霍夫、叔尔茨、约·菲·贝克尔、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参加该组织的有德斯特尔、布龙等人，另外还有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派进行活动的威廉·沃尔弗。1850年7、8月间，“革命集中”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两个组织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1850年年底，由于德国政治流亡者被大批驱逐出瑞士，“革命集中”组织便解散了。——第360页。

[185]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5月9日威廉·沃尔弗的长信中获悉“革命集中”组织的活动情况和这个组织的代表布龙在德国的阴谋以后，便委派恩·德朗克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前往瑞士。德朗克在1850年7月3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和1850年7月3日和18日写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详尽地报告了他在德国和瑞士的顺利的活动。——第361页。

[186]司徒卢威1849年10月迁居英国后，跟海因岑、鲁道夫、施拉姆、卢格、鲍威尔（来自施托尔佩）和一些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起，竭力阻挠成立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工作，进行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阴谋。他们在1850年1、2、4月，多次召开了德国流亡者会议，建立了他们单独的民主主义同盟。4月，他们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间散发了“告全体德国流亡者兄弟书”，在其中宣布了在“全德流亡者中央局”领导下的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统一组织的成立，并且还把该文件送到了德国。——第361页。

[187]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马志尼早于1849年底在瑞士就在这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组成一个国际组织的企图受到司徒卢威和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主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这个组织在其成员和思想观点方面的矛盾非常大，因此它并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主主义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到1852年3月实际上就已经瓦解了。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三）”（见本卷第535—540页）中对它的1850年7月3日的成立宣言做了彻底的批判。——第361页。

[188]指1849年春夏两季在德国西南部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第362页。

[18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初侨居布鲁塞尔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团结了进步的德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功的活动，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之后，在布鲁塞尔，1847年8月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当中的最革命的分子、如象日果和特德斯科，都积极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活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比利时政府对革命的德国流亡者马克思、威廉·沃尔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大肆进行迫害，使他们被迫离开了比利时。1848年8月，由于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的反动政府为了迫害民主主义者而制造的所谓里斯康土的诉讼案，特德斯科和支部的其他比利时成员遭到法庭的审判。特德斯科和许多其他比利时民主主义者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第362页。

[190]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居住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公开的联合在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对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362页。

[191]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路线的代表，他把兄弟会的活动局限于组织经济罢工和力图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如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但是，兄弟会的一些时常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下的地方分会，在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筹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们为了筹建这种政党曾经想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政府禁止了兄弟会的活动，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第364页。

[192]见注106。——第365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普鲁士流亡者给“太阳报”[193]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最近，我们这些在信后面署名的、侨居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根据情况深信，不仅普鲁士使馆而且连不列颠政府也对我们异常注意。我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件事，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会怎样来破坏外侨管理法[194]中所谓“维护本王国的和平和安宁”的规定；可是，近来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到关于普鲁士公使奉命坚决要求把最危险的流亡者驱逐出英国的消息，上周我们还仍然受到英国警探的严密监视，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

毫无疑问，普鲁士政府在尽力争取使用外侨管理法来对付我们。但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干涉英国政治吗？事实证明，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末，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普鲁士政府需要造成一种假象，好象柏林发生枪击国王的事件，是各地阴谋活动的结果，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似乎必须在伦敦寻找。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事实的真相。犯了谋杀罪的泽费洛盖（他明明是个疯人，这一点我且不来谈）是极端保皇主义的团体“忠实者同盟”的成员，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他已列入这个协会的名册，号码是133，属于柏林第二分部，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不久前他还受到这个协会的资助，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泽费洛盖的文件保存在供职于皇家陆军部的一个极端保皇主义者库诺夫斯基少校的家里，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

在诸如此类的事实面前，硬说革命党同这次谋杀事件有什么瓜葛，真是令人可笑。革命党对普鲁士亲王迅速登上宝座毫无兴趣，而极端保皇主义者对此却兴趣昂然。虽然如此，普鲁士政府还是极力想借这次谋杀事件来惩罚激进的反对派，反对出版自由的新法令和伦敦普鲁士使馆的活动就是证明。

同时，我们得声明，大约在这次谋杀事件前的两星期，有些人来找我们（我们相信这些人都是普鲁士的暗探），勾引我们进行杀害国王的阴谋活动。当然，我们没有上当。

如果不列颠政府想得到有关我们情况的任何材料，我们准备随时供给。但是我们不理解，政府通过密探来监视我们，是想了解些什么。

目前在俄国庇护下得以恢复的神圣同盟，如果能够迫使英国——它的道路上的唯一障碍——实行反动的对内政策，是会非常心满意足的。如果英国在产生反俄情绪、发出政府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的同时只是由于神圣同盟（普鲁士是其不可分割部分）要进行报复而采用外侨管理法，那末又该怎样对待英国的反俄情绪、英国政府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呢？

我们相信，神圣同盟的各国政府是欺骗不了不列颠政府的，是不会使内政部采取措施的，采取措施就会使得作为各党和各国流亡者最可靠的避难所的英国的昔日声誉大受损害。

顺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 （科伦“新莱茵报”编辑）

奥·维利希（巴登起义军上校）1850年6月14日于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载于1850年6月15日“太阳报”和1850年6月15日“北极星报”第66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和“北极星报”校对过的“太阳报”

[193]“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从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367页。

[194]1848年的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议会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运动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第367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一文的附函

给“旁观者”[195]编辑的信

（亲启）

亲爱的先生！

我们不揣冒昧请你把这封附函刊载在你的最近一期报纸上 ［注：后来手稿中删去下列句子：“不列颠政府用来对付我们和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广阔范围内所实行的密探制度，也是普鲁士公使多次要求……的充分的证明。”——编者注］。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政府打算采用外侨管理法，通过议会来恢复这个法令。看来，我们首先会成为这个法令的牺牲者。我们认为，为了保持英国民族的荣誉必须不让这种计划实现；同时我们还认为，我们能够用来对付不列颠政府这种步骤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开地诉诸于社会舆论。因此我们希望你不要拒绝公布我们的信件；你的销路很广的报纸无疑是可以提供公布它的地方的。

如果你希望得到今后的消息，我们很愿意供给你；不过要请你告诉我们，何时何地我们能同你会面。

顺致敬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1850年6月14日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4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195]“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70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

亲爱的先生！

我们这些在信后署名的侨居英国的德国流亡者最近根据情况深信，英国政府对我们异常注意。我们见惯了时常碰到的普鲁士使馆的鬼鬼祟祟的官员（“这个职位没有正式登记过”）；我们听惯了这些agents　provocateurs〔挑拨者〕的疯狂的长篇大论和恶毒的建议，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普鲁士使馆注意我们，我们并不觉得奇怪——我们能受到它的注意，很引以自豪；但是，使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普鲁士密探和英国告密者显然是为了对付我们而建立了亲密一致的关系。

编辑先生，我们实在从来也没有想到，在英国还有象我们在短短一周中荣幸地见到的那么多的警探。不仅如此，我们住宅的门旁，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着，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请问，这群可怜的密探，这些显然按计件工资从最平庸的报密者当中招募来的最下流的男性卖淫者，从我们门坎旁搜集到的一点点情报，能给什么人带来点好处呢？难道他们得到的情报——当然十分可靠，——竟如此珍贵，甚至为了它竟不惜牺牲英国人感到骄傲的传统（英国人肯定说他们国内不可能实行无论哪个大陆国家也离不开的那种密探制度）吗？

并且，我们一直愿意尽可能提供政府希望得到的有关我们情况的任何材料。

其实，我们非常了解事实的真相。普鲁士政府利用最近谋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事件，来重新掀起一个反对普鲁士内外政治敌人的运动。它企图借助于分明是一个疯人谋杀普鲁士国王的事件，来狡猾地迫使英国政府对我们采用外侨管理法，虽然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住在伦敦怎么会妨碍“维护本王国的和平和安宁”。

约8年以前，我们在普鲁士曾经反对现存的统治方式，当时政府的官员和刊物声明说：“如果这些先生不喜欢普鲁士制度，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国家。”我们来到国外，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在国外我们也到处碰到普鲁士的阻难；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我们都感到普鲁士大使对我们的迫害。如果我们现在由于普鲁士大使的干涉必须离开我们在欧洲最后剩下的这个避难所，那末普鲁士将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英国一直是在俄国庇护下现在得以恢复的神圣同盟的道路上的唯一障碍；而神圣同盟（普鲁士是它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卖力气干的事情是要把敌视俄国的英国引上采取多少象俄国式的对内政策的道路。如果完全由于外国反动政府坚持复仇而重新采用外侨管理法，以此作为对于英国政府最近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的注释，那末，欧洲实际上会怎样设想这些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呢？

普鲁士政府硬说，枪击普鲁士国王是各地广泛革命阴谋活动的结果，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应当在伦敦寻找。因此，它第一是取消本国的出版自由，第二是要求英国政府把虚构的阴谋活动的虚构的魁首从英国驱逐出去。

如果考虑一下现任普鲁士国王及其兄弟（王位继承人）的性格和个人品质，那末该是谁对后者迅速继承王位最感兴趣，是革命党还是极端保皇主义者呢？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在柏林谋杀事件的前两星期内，有一些人来找我们，我们有一切根据认为他们不是普鲁士政府的爪牙，就是极端保皇主义者的爪牙，他们几乎公开地建议我们参加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组织谋杀国王的阴谋活动。不用说，这些人没有能使我们受骗。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就是在谋杀事件发生以后，也还有其他的这类人物来纠缠我们，谈过这一类的话。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枪击国王的泽费洛盖中士不是革命党人，而是极端保皇主义者。他属于极端保皇主义的“忠实者同盟”第二分部，他在盟员名册上的登记号码是133号。有一个时期，他领取过这个同盟的津贴；他的文件保存在供职于陆军部的一个极端保皇主义者少校的公馆里。

如果这个案件能在什么时候开庭当众审讯（我们对此表示怀疑），那末，大家会清楚地看到，这次谋杀事件有没有煽动者，他们是什么人。

极端保皇主义的“新普鲁士报”[196]首先急忙来控告伦敦的流亡者，说他们是这次谋杀的真正凶手。它甚至提出后面署名人之一的名字，早就肯定说他在柏林住了两个星期，但是，有许多见证人可以作证，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伦敦[197]。我们曾经写信给普鲁士大使本生先生，请他把上述报纸的有关的几张寄给我们。可是，这位绅士不会对我们怎么关心，不能使他表现出象骑士[198]那样的courtoisie〔文雅尚礼的态度〕。

编辑先生，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把事实全部公布出来。我们认为，一切对于作为各党和各国流亡者最可靠的避难所的英国的昔日声誉有丝毫损害的事情，英国人该是很关心的。

顺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科伦“新莱茵报”编辑）

奥·维利希（巴登起义军上校）1850年6月14日于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写于1850年6月14日

载于1850年6月15日“旁观者”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旁观者”

[196]“新普鲁士报”（《Neue　Preuβische　Zeitung》）是极端反动的德国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开始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个报还称为“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报头上画有十字。——第373页。

[197]指马克思而言。在1850年5月25日“新普鲁士报”上刊载的一篇短讯竟说什么马克思由于准备谋杀普鲁士国王，曾周游过德国和访问过柏林。——第374页。

[198]马克思暗指本生的男爵称号。——第374页。

给“地球”报编辑的信

卡·马克思

给“地球”报[199]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通过贵报使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大概要损害不列颠民族的荣誉。

你知道，领导1849年运动的党失败以后，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到处把大批的政治流亡者，特别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从他们避难的地方驱逐出去，一直到他们最终在英国得到了保护，获得了安宁为止。

在大陆上，一些仇视自己的政治敌人的政府看起来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其中之一。柏林政府达到使大多数普鲁士流亡者都集中在贵国的目的以后，公然企图用各种办法迫使他们迁往美洲。有些政党在本国自己的报纸上（例如“新普鲁士报”和“国民议会报”）把英国政府描绘成反对全欧洲保守派的 雅各宾党人和阴谋家的委员会，而现在它们却对英国的安宁表示极为可疑的关怀，向不列颠政府检举这些外国流亡者，硬说他们干涉了英国的政治，参预了谋杀普鲁士国王的事件。

我也是不管到哪里都受到普鲁士政府迫害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我在1842年曾担任科伦“莱茵报”[200]的编辑，在1848—1849年曾担任“新莱茵报”的编辑；这两个报纸都由于普鲁士政府的极力干涉（直接或间接的）而被封闭。在普鲁士大使馆的直接要求和压力之下，我在1845年和1849年被驱逐出法国，1848年被驱逐出比利时，而在1848—1849年我居住在普鲁士的时候，对我大约进行了10次政治控告，但是，在我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以后，当局最后还是拒绝审理这个案件。

然而，甚至在贵国普鲁士政府也不放过我。这里有个证明，最近我收到许多警告信，其中说英国政府根据这类的检举，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我。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这点：几天以来有几个人一直站在我的门旁，每当有人进出时都加以记载。其次，“新普鲁士报”的一项报道也可以证明这点：该报不久以前写道，我正在德国各地旅行，曾在柏林住了两个礼拜，但是我的房主人和其他许多英国人都可以证明，自从我去年迁到这里来以后我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伦敦。这个极端的保皇派报纸在神经错乱的泽弗洛盖的谋杀事件发生后把捏造的我到柏林的旅行和这个事件联系起来，其实这个报纸也许更清楚地知道，是谁参预了这件事（如果真是有人参预的话），因为泽弗洛盖是极端保皇主义派的“忠实者联盟”的第二分部的会员，他除了柏林陆军部的参谋官以外从来没有和其他人有过联系。此外，在伦敦出现的进行煽动活动的普鲁士agents　provocateurs〔挑拨者〕也可以证明这点，他们在泽弗洛盖谋杀事件前两礼拜到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这里宣传这种谋害活动的必要性，甚至暗示柏林在进行这种阴谋活动。他们愚弄我们没有成功，以后他们便开始参加宪章派召集的会议，以便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外国的流亡者都积极地参加英国的宪章派运动。

最后，编辑先生，请允许我向你，并通过你和舆论提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不列颠政府有可能根据这些材料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在不同的程度上会动摇一个普遍的信念，即不列颠的法律对于任何人，任何踏上不列颠国土的人都给予同样的保护？

余不多谈。

写于1850年6月中旬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4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199]“地球”（《The　Globe》）是英国一家报纸“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75页。

[200]“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系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创办，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该报曾约请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为“莱茵报”规定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制度，后来把它封闭了。——第375页。

卡·马克思

致“新德意志报”[201]编辑的声明

在今年6月22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你责备我说，我维护了 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而你恰和我相反，认为重要的是 根本消灭阶级差别。这个修正，使我莫名其妙。

你非常清楚，在“共产党宣言”第16页上（1848年二月革命之前发表的）写道：“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你知道，还在1848年2月之前我在“哲学的贫困”这本书里在反对蒲鲁东的时候也维护了这样的观点[202]。

最后，在你批评的那篇文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3期第32页） ［注：见本卷第104页。——编者注］里我写道：“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卡·马克思　　1850年6月

载于1850年7月4日“新德意志报”第15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201]“新德意志报”（《Neue　Deutsche　Zeitung》）是1848—185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民主派报纸。该报的编辑是奥·吕宁，他在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吕宁对卡·马克思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弗·恩格斯著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予以特别的注意，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已出版的4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都作了评论。——第378页。

[202]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著的“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91页和197—198页。——第378页。

弗·恩格斯

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

在6月22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承蒙你承认由于“新莱茵报”的封闭在德国的日报中出现了“严重的空白点”，但是你反对下述“恩格斯先生的看法”，即“新莱茵报”是唯一不仅在言论上和一些善良的愿望上代表无产阶级的报纸。

在我那篇载于“新莱茵报”杂志第1期上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文章里，我的确说过，“新莱茵报”是唯一不仅在言论上和一些善良的愿望上代表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报纸 ［注：见本卷第137页。——编者注］。如果你认为这种看法给“新德意志报”，即已故的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翼的官方报纸带来损失，那末，你就指出“新德意志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什么方式代表了德国的无产阶级或它的阶级利益，这样，你无疑会使工人非常感激。

　　弗·恩格斯

1850年6月25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7月4日“新德意志报”第15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威塞尔报”[203]编辑部的信

在今年6月22日的贵报上刊载了一篇伦敦通讯，其中有如下的一段：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奥古斯特·维利希……在‘旁观者’上写道，普鲁士大使馆的密探步步跟踪他们，等等。‘旁观者’在登载他们的冗长的控诉的时候作了如下的简要评论：‘这种人（即政治流亡者）常容易对这类情况发生误解，并且他们的误解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使他们把自己设想得比本来地位更重要得多的虚荣心，一是意识到本身有罪的思想。流亡者对自由主义的和好客的英国政府表示猜疑只能称作是厚颜无耻的行为。’”

不需要特别熟悉英国报纸的腔调和根深蒂固的一般采用的文风，就会立刻发现，任何一家报刊，尤其是文风细腻而俏皮的“旁观者”，都不可能登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那样粗暴的普鲁士式的短评。上面援引的硬说登载在“旁观者”上的那个“评论”，全篇都是 记者的无耻捏造。在“旁观者”上不仅没有 任何这类的评论，而且相反，这个周报的编辑部在刊登我们的声明的这期上作了如下的说明：

“下面发表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对我们政府的严正的控告。我们只是从这封信的本身来了解这件事情的，不过控告信讲得如此有根有据，如此详细逼真，不能不加以注意。控告的中心内容是伦敦的普鲁士警探（bloodmen）企图利用外侨管理法来反对德国流亡者的时候得到了支持。”（6月15日“旁观者”第554页）

为什么贵通讯员先生需要这样捏造，从他给本生先生的信中的那些赞美词句就可看出。不过整个方式表现了普鲁士的奸诈。

我们希望你把我们的这一声明刊载于贵报的最近一期上，以便使贵通讯员独自享受他作为那样聪明的谎言制造者的荣誉。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0年7月2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7月1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31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不来梅每日纪事”报

[203]“威塞尔报”（《Weser-Zeitung》），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1844年创刊于不来梅。——第381页。

德国农民战争

[204]

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斗争已经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现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行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是很合时宜的。自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粗暴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只是散见于奥顿瓦尔德，黑森林和西里西亚的话，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一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纪初叶的德国状况。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有显著的进步。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了比较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并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生产了。粗毛制品和亚麻布的织造此时已成为分布很广而固定的工业部门；就是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在奥格斯堡制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还有那些工艺品生产部门也特别兴盛起来了，它们是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贵族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例如金银工，雕刻，雕花，铜版雕刻，木板雕刻，锻制武器，雕制奖章，旋工等等。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 ［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的注）］和印刷术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 [205]垄断了海上航路100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就是从15世纪末起，当汉撒同盟已经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的时候，尽管已有华斯哥·达·加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中心。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原料的开采同样也相当发达。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心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佛来米 ［注：即今比利时北半部地区。——译者注］和英国之后，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却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还很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的利益也极为纷歧，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之点。南部有另外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和北部完全不是一回事；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有一个城市象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伦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远离这些内河和通商大道有若干较小城市，这些城市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而与世隔绝，只需要很少的外来商品，也只输出很少的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能与外界接触，才有新的欲望；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

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分崩离析状态很快就巩固下来了。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统一的纽带断了，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城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忽而互相对抗，忽而与诸侯对抗，忽而与皇帝对抗。自己对自己的地位认识不清的帝国当局，动摇于帝国的各种分子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帝国当局企图象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化，尽管用尽一切计谋和强力手段，除了维系住当时的奥地利世袭土地外一无成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谁最后得到胜利而且一定得到胜利呢？得到胜利的，就是主张保持帝国分崩离析状态而却要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主张在地方省区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 诸侯们。这些诸侯与皇帝分庭抗礼，皇帝的地位日益变成与诸侯相似的一个诸侯了。

在这些情形之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阶级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

从高级贵族中出现了 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已掌握最大部分统治权。他们自行宣战和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省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低级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要将其余的帝国直辖城市及男爵领地吞并。他们对于这些城市和低级贵族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对于帝国政权却是反中央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是很专横的。他们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课赋税和搜刮金钱；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就是在等级会议执行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照例总是通过骑士和上层僧侣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们由于奢侈生活，宫廷耗费，常备军以及政府支出日增而需款日急。赋税重担有加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的保护而免担此重负；于是整个税赋的重担就落到农民身上了，既落在诸侯们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在农奴，依附农以及隶属诸侯的骑士们的佃农身上 ［注：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略轻，已无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依附农是通过世袭租佃方式附着于封建主土地，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非常之重，比农奴差不甚多。骑士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的形式，而且都可能同时就是依附农。——译者注］。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间接税就实施了；财政上用尽一切巧立名目的办法，以求填满国库漏洞。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帝国自由市愿意借债，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价，一切视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把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出卖，然后又用强力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利用反对派的任何企图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洗劫和掠夺；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当时诸侯们司空见惯的谋取收入的财源。司法也是诸侯们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视的货色。总之，除此以外，当时的臣民还得满足诸侯们的官吏的私欲，实在尝尽了这种“为民父母”的政府的滋味。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中级贵族不是已经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下降到低级贵族的行列中。 低级贵族，即 骑士等级，迅速走向灭亡。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贫困而只靠从军或任文职为诸侯服务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更小的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日益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都把骑士们这种笨重骑兵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消除了，而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手工业者的情形一样，骑士们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为多余的阶层了。骑士等级需用金钱这件事本身对于骑士等级之趋于灭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宫墙内的奢侈生活，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的豪华风尚，武器和马匹的价格，都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增长了，骑士或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全未增加。专为洗劫和掠夺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贵职业，都日渐变成太危险的事情 ［注：当时的“强盗骑士”引起城市以及诸侯的痛恨。有许多惯劫的骑士的城堡都被诸侯的或城市所组织的军队进剿捣毁。——译者注］。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和诸侯们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附农们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杂捐，接租费，死亡税，保护金 [206]等等，都不顾旧契约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只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们在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把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地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回。

低级贵族和其余各等级同样地不能和睦相处。诸侯所封的采邑贵族想直属帝国，帝国骑士想保持不受诸侯干涉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和诸侯不断冲突。僧侣等级当时高傲的形象，在骑士们眼光中，已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们妒羡僧侣等级的巨大庄园，妒羡他们由于独身和教会规章而积累起来的财富 ［注：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下禁止娶妻令以前，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产业常常通过后代继承而脱出教会的掌握。这道令下以后，产业脱出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遂断绝。——译者注］。骑士们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对城市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掳来的人质的赎金过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他们所感受到的历史转变的影响也不算小。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僧侣从此也就多半变成了多余的人；他们日益无所事事和愚昧无知的状况使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越是变成多余的人，他们的人数倒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他们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特权阶层形成 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僧侣。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是在其他诸侯的麾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象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在办法上还更加无耻得多。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尊严的人们经常喜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通常的封建征课和贡赋而外还要抽取什一税，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制造灵异的圣象和圣徒遗物，组织超渡礼拜场，贩卖赦罪符，这些都被用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最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僧侣使用修道士来从事政治性的讹诈和宗教性的讹诈，他们的讹诈行为日益推广，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也不断增多。这些高级僧侣以及他们的无数修道士娄罗，正是人们痛恨的对象，不仅是人民痛恨的对象，并且是贵族痛恨的对象。如果他们是直属帝国的话，他们就总同诸侯们过不去。肥硕的主教们、修道院长们以及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们的放荡生活激起贵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担负他们这种生活的重担；他们讲的道越是和他们的生活成鲜明对照，人民的愤怒就越大。

僧侣中的 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封建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上级不大过问；虽则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如此重要，可是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却远不能和兵营内的修道士娄罗们的警察活动相比拟。因此他们的待遇就坏得多，他们的俸给多半都很微薄。他们都是市民或平民出身，生活情况和群众甚为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居僧侣职位，还是得到市民和平民的同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只是例外，而在他们中间却是很普遍的。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代表平民和农民说话，为平民和农民的事业而上了断头台。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涉及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 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 [207]，即帝国税，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从教会税中去开支罗马宫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象在德国——仗恃僧侣人多势大——征收教会税征收得这样热心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以后新任要向教皇纳上任年贡 [208]时，征收教会税更是热心和严格。随着耗费的增加，敛钱的新花样，如贩卖圣徒遗物和赦罪符，收取庆祝费等等都发明出来了。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算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

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就从中世纪 城市最初的城厢市民中发展出3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 富贵家族，即所谓“ 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据有政府席位以及一切城市官职的全是他们。因此他们不仅管理城市的收入，而且也吞食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久经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以各种方式来剥削城市公社以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粮食和货币来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市有森林及牧场的一切权利一步步取消了，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擅自在大路上，桥头上，城门口抽收关税，还抽收其他捐税。他们出卖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还出卖法庭裁判权。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些；刚刚相反，城市派在乡村的官吏们，全都出身望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有贵族的残酷和贪婪外还带上一些官僚制度中的严格性。这样搜刮来的城市收入，经管得极其随意。市政会计，其实纯粹是官样文章，也草率和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阶级，在当时是如何轻易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我们只消回想一下1848这一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那种种侵吞诈骗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了。

城市贵族们曾想尽办法，到处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发生作用，特别是在财政事项中不发生作用。后来是这些老爷们的欺诈行为太不象话了，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求至少要监督城市行政。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行会间斗争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且还由于帝国以及与他们联盟的各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名门望族的官爷们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旧有的独占统治地位，有时是靠诡计恢复的，有时是靠暴力恢复的。16世纪初叶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行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城市中反对名门望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很明确地出现在农民战争中。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所包括的这一部分小市民的多少随各地方情况而不同。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们要求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无论是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扩大市政会，公社委员会）来实现此要求，都无不可。再则要求对名门望族的夤缘植党加以限制，要求对极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加以限制，这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都日益显著了。此外市民反对派最多再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来担任几席政府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名门望族中有不满情绪的没落分子参加进来，这个反对派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行会中，都占大多数。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 市民中只占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着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完全一样的成就 [209]。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们的腐化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鄙品行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审判权和僧侣免税权，要求普遍地限制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就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每一种行业，以至每一种生活领域，都成为无数特权把持着的禁地；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所以促成无定业无定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都从来没有象16世纪上半期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第三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起了作用：第一部分在镇伏农民的诸侯军队中起了作用；第二部分是在农民秘密结社和农民军中起了作用，在这里随时都表现出他们颓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参加城市党派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一阶级的一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和正在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尚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破产行东，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而和当时市民社会秩序还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和被辞退的奴仆，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介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不能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而其生活状况则和无产阶级甚为接近，这是由当时工业情况以及行会特权限制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可以取得市民资格的师傅。这种复杂成分的混合物的党派态度，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党派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得到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就是这样做着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农民的起义才把他们造成党派，而在这时候他们每有举动以及提出要求时又几乎总是视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深深依附着农村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手工业垄断，他们就不愿意废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随着他们的独立程度他们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他们屈服于他们本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为最近3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提供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中，以致其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在运动中比其他一切成分都暂居上风。这一历史片断，乃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乃是围绕着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形象托马斯·闵采尔而表演的，可是这段历史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何以垮得最快，他们的运动何以在其时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何以表现得必然非常不明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大多数被剥削群众—— 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末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还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Bede〕，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复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渔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象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着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 [210]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因此我们在中世纪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一次也找不到。面对着农民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相倚为盟，严阵以待，此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即无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16世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等级——诸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一种极其庞杂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不免与所有其他等级处在继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中。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被所有其余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略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实远不若当时情况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闹成什么样的混乱现象，那末对于当时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企图的搅扰不清，就容易理解了。

二

地方分权状态以及地方各省的独立地位，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交通条件的恶劣，都使得当时如此繁多的等级要归并成较大的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较大规模的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政治性的宗教思想之普遍传播才开始的。有些等级赞成这些思想，有些等级反对这些思想；所有这些等级把全民集结成（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派或反动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这次全民大分野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相同，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处于溶解状态中；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暂时地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走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我们在过去几年间还能在德意志见到这么多完全类似的事实，那末在16世纪更加复杂得多的关系中那些等级和阶级之间好象混淆不清的情形就更不稀奇了。

尽管有了最近时期的经验，可是以德意志思想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据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正是这一班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制度优于君主专制制度问题的狂热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神授”君权无法继续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要解决“共和制乎？君主制乎？”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可是对于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我们的思想家们甚至今天还莫名其妙哩，虽然关于这些问题不仅来自外国的消息在大谈特谈，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的愤怒的怨声也可听到的。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那末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它就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些异教的一部分是家长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关系侵入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反作用的表现（韦尔登派 [211]）；一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城市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反对派的表现（阿尔比派 [212]，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 ［注：阿尔诺德在12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伯利霞。他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贝拉德的弟子。1136年他参加伯利霞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他要求僧侣放弃世俗权力，并将财产交与世俗统治者。1146年他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的斗争。1155年他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处死。——译者注］等等）；一部分是农民们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博尔 ［注：约翰·博尔是英国肯特地方的牧师，是罗拉德派出色的宣教者。当时英国农村中传诵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博尔对农民宣说：“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永远也好不起来”。1381年窝特台勒起义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博尔也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译者注］，皮卡尔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 [213]等等）。韦尔登派的家长制异教，就形式和内容看来，都可以看成和瑞士人的暴动一样是要阻碍历史发展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这里可以不必谈它。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在12世纪已经可以见到后来的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两大派对立的先兆。这两大派的对立后来使农民战争归于失败。这一对立还继续存在到整个中世纪末期以后。

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église　à　bon　marché〔廉价的教会〕。从形式上看来，凡是异教都是反动的，每一种异教能从教会及教条的向前发展中看到的只是变质与堕落；正因为是这种情形，所以市民异教也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会制度，要求取消独霸的僧侣等级。若要廉价的设施，就得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僧侣，取消罗马宫廷，一言以蔽之，就得取消教会中一切糟蹋钱的事情。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共和国，虽则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这些城市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破天荒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主张：资产阶级统治的正规形式是共和国。城市异教对一系列教条及教会戒律的敌视，一部分可由上述情形来说明，一部分可由当时城市生活条件来说明。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 ［注：薄伽丘（1313—1375）是意大利诗人。他的名著“十日谈”是一部写实小说集，描写1348年黑死病流行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他在此作中也以最深刻隽永的笔锋描写了牧师僧侣的风俗。——译者注］透露得更清楚了。代表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威克利夫 ［注：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是牧师，并为牛津大学教授，对物理学，逻辑和哲学都有研究，曾译圣经为英文，主张用民族语言礼拜。他驳斥没有教皇，教会即不能存在的说法，认为教皇无权从英国收取贡物，建议政府没收教会土地。他宣称“国王的王国直接得自上帝而非得自教皇”。他主张简化礼拜仪式，减低礼拜费用，并把教会改革为不依赖任何外国力量的民族组织。他的号召在伦敦市民中很得人心，并成为15和16世纪一切反天主教会的改革者的先声。后来的罗拉德派也是他的信徒们建立的。］，在波希米亚 ［注：即捷克。——编者注］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 [214]。为什么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在这里只是以反对僧侣的封建主义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呢？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被承认为等级，因为各城市在反对世俗的封建主义及其特权时，已经能够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居于有力地位去进行反击了。

在此我们已经可以见到，在法国南部，在英国和波希米亚都有绝大部分的低级贵族加入城市一方共同进行反对僧侣的斗争，加入城市异教。这种现象，可以由低级贵族依赖于城市的地位来说明，还可以由低级贵族和城市对待诸侯和高级僧侣时利害一致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可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乃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之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结合着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阶级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制度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并且承认此种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贵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基督教义的必然结论提出来的。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和市民异教分别开来，但在14和15世纪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鲜明不同的党派见解了。在14和15世纪，农民平民异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与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的宣教者约翰·博尔出现，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波尔派 [215]出现。在塔波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装璜之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这种倾向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更由平民的代表人物在德意志向前发展了。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着，例如鞭笞派 ［注：鞭笞派是以皮鞭自挞的党人，11世纪出现于欧洲，盛行于13、14、15世纪，自意大利传播于法国南部及荷兰等地。鞭笞派宣称身体上所受的痛苦能够赎免罪恶。此派最初在意大利可作反对皇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故教会不加反对。15世纪的鞭笞派揭穿僧侣罪恶，要求教会改革，于是就开始被教会迫害了。——译者注］，罗拉德派 [216]等的狂想。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摈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无特权，又无财产；连象农民和小市民那样一点带着沉重负担的产业也没有。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既无产业又无权利的。他们的生活和当时制度毫无直接的关系，当时制度完全不理会他们。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能仅止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特权自由市民，为什么他们——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迹象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得不把一切建筑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制度、观点、看法认为都有问题。早期基督教中锡利亚式的狂想 [217]就和这类想法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超出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结果只是成立了一些原始的慈善团体。暧昧的基督教的平等，至多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要消灭一切官厅，最后只有变成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

这种蛮干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释的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最初是出现在 德意志，出现在 托马斯·闵采尔及其党人里。诚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 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聚集着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分子，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聚集在 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 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路德和闵采尔，就理论说，就性格说，就出现姿态说，都各为其党派的十足的代表。

路德在1517到1525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君主立宪派从1846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经历的转变。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1517年最先出来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场根本还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并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阶级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也不排斥任何更为激进的思潮，它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最初时机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在1847年还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中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路德的健壮的农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中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

[218]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们也被卷入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相信和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日子来到了。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打破僧侣的权力，打破罗马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产而从中渔利。各种派别形成起来了，并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择。他怎样抉择的呢？这位托庇于萨克森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路德的调子改成 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见152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贵族书” [219]等文件）。当路德被胡登招请去贵族密谋反对僧侣与诸侯的中心爱贝尔堡和他本人与济金根见面时，路德回答道：

“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语言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语言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勿需暴力而消亡。”

从路德有了这样的转变时起，更正确些说，从路德较明确地确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场对教会制度和教条何者要保留何者要改革的讨价还价，就开始了那一场令人厌恶的外交手腕、阴谋诡计、妥协让步，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 [220]，这也就是由讨价还价而得的经过改革的市民教会制度的最后定案。这样的买卖，也就是近年来在德国国民议会，妥协议会，宪法审查会议以及爱尔福特议会中以政治形式所进行得那种令人作呕的买卖。官方的宗教改革之庸俗市民阶级的性质在这些买卖交易中表现得最鲜明不过了。

路德如今公然成为市民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了，他宣传合法的前进，是自有缘故的。多数城市倾向温和的改良了；低级贵族参加温和的改良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附和了，另一部分诸侯还动摇着。所以温和的改良必获成就，可以说已有保证，至少在德国大部分地区是如此。在继续和平发展的情况之下，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住温和的反对派的压力。但是任何激烈的震荡都必然促使温和的党派与极端的平民农民派冲突，必然引起诸侯、贵族和一些城市脱离运动，而结果呢，或者是市民阶级党派被农民和平民抛到后面去，或者是所有参加运动的党派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压倒，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之后，就要利用合法的前进来在革命的风波和复辟的风波之间极力顺风转舵，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中也看到不少的例子了。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发展情况之下，任何改变的结果都必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在如此情形之下，市民阶级的改良越是与平民农民的要求分歧，便越要落入改良派诸侯的控制之中。路德自己越来越变成诸侯的奴仆了，而人民也很懂得应该怎么办。人民说，路德也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诸侯的仆人了，人民在奥拉闵德投石子打他，这就是人民对付他的办法。

农民战争爆发了，其实是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的。爆发之后，路德却来采取调解的态度。路德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当政者。他认为暴动之起，都是他们施行苛政之过；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乃是上帝自己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当然起义也是亵渎上帝的，违反福音的。于是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进行和解。

但是这样想化干戈为玉帛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迅速蔓延出去，甚至把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也卷了进去，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良的范围。闵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股起义者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有一些成就，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被包围起来，也许就会被作为叛徒而用枪刺解决掉，市民阶级的改良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倒。此时就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的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和农民暴徒相形之下，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上帝的驯良儿女；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221]。

路德喊道：“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末再没有比你还死得其所得了。”绝不可对农民乱发慈悲。谁怜悯那些为上帝所不怜悯的人，为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徒之列。如果只要农民拿出一头牛来，而其余的牛他们还可以安然享用的话，他们还得好好感谢上帝呢。诸侯们将要从造反事件中学会认识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这些贱民是只有用强力来统治的。“圣人说：Cibus，onus　et　virga　asino〔驴儿只晓得吃草，负重和挨鞭〕，农民只有满腹糟糠，他们既不听话，又愚蠢，所以他们必须听鞭声和枪声，这样做对他们正合式。我们应当要求一件事，而这件事乃是为他们好，这件事就是：他们乖乖地过日子：要不然的话，那就没有多少可客气的了。那就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

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的、博爱的资产者们恰恰就是用的这样的腔调。当无产阶级在三月革命的日子里出来要求共享胜利果实时，他们的谈吐就和上述一模一样。

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于是路德把这个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出真正的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舐食专制君主残盏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忍耐服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侣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圣经里被否定了；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最近资产者又给了我们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还用得着一一列举吗？

现在再拿平民革命家 闵采尔和市民改革家路德对比一下。

托马斯·闵采尔约在1498年 [222]生于哈茨的 施托尔堡。相传他的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做了施托尔堡伯爵淫威之下的牺牲品。闵采尔早在15岁时就在赫尔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并一般地反对罗马教会。他对当时神学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得博士学位，并取得赫尔一个女修道士寺院见习牧师职位。在这里他已是以非常蔑视的心情来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把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之词完全省去，而且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阿西姆 ［注：约阿西姆是12世纪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他有永久福音的学说。——译者注］的锡利亚式的著作。据闵采尔看来，约阿西姆所宣告和描绘的千载天国以及对堕落的教会和败坏的世界的审判末日，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的大震荡而快要到来了。他所宣说的教义在当地周围地区获得巨大同情。1520年他迁至茨威考成为第一个宣说新教教义的牧师。他在这里碰上有锡利亚式狂想的宗派中的一派，这一派悄悄地在许多地区存在着，表面看来它还是个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宗派，然而骨子里却包藏着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不满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个反对派，并且这个反对派此时也越来越公开和坚决地在大庭广众之间加强鼓动了。这个宗派就是再洗礼派 [223]，是由尼克拉斯· 施托黑 ［注：施托黑是茨威考的裁缝，以宣传宗教的共产主义著名。闵采尔也受他的影响，认为他了解圣经高出一切牧师之上。1522年施托黑在图林根和闵采尔一同成为农民战争的领袖。——译者注］领导的。他们宣说审判末日和千载太平都临近了，他们有“幻想，有狂热，有预言的灵明”。不久他们就和茨威考当局发生冲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倒是这一派还受了他的影响，但闵采尔挺身出来保卫他们。当局采取坚决行动来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此城，闵采尔也和他们一同离去。这是1521年底的事。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和胡斯派余党取得联系，力图在此取得立足之地。但是他的宣言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1522年他任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城牧师。他在此已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做起来了。他完全不用拉丁文了，而且在规定念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念这两部分而是全部圣经都选念。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斯特德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人民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此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的攻击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但是他却不象路德此时那样去提倡平心静气地辩论和和平地前进了，他不是这样，他是把路德早期的激烈的说教继承下来了，并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基督就说：‘我来并不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但是你们（萨克森诸侯）［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末没有别的任务，就是去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在路加福音第19章27节里下了命令：‘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主的力量应当勿需你们刀剑之助就可做到这件事，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必须毫无慈悲地消灭掉，就象希西吉亚，居鲁士，约西亚，丹尼尔和伊利亚消灭巴尔的劣僧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回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莠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事奉别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我决不怒斥你们’。”

[224]

但是对诸侯们的要求并无结果，而革命情绪在人民中间却一天比一天增涨了。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 [225]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理性是已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启示。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这就是以文字毁灭精神。因为圣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既无所谓来世的天堂，当然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或万劫不复的地狱。当然也就除凡人的邪欲邪念而外无所谓魔鬼。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师表。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回省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都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大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令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衣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隔着300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破坏了阿尔斯特德附近梅勒尔巴赫的圣玛丽礼拜堂，这是按照圣诫而行事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象，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申命记第7章6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斯特德来平息这次骚乱，并传唤闵采尔到城堡去。闵采尔在此发表了一段说教，这一段说教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位“维登堡的行尸走肉”（闵采尔给路德的称呼）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主张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把福音弄成异教的僧侣和修道士都应该杀掉，他引新约作他的主张的根据。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活着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末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 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诸侯和贵族就是盘剥偷盗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然后他们却要来向穷人们宣说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见农民和手工业者就掠夺剥削，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消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索，于是路格纳 ［注：俏皮话：《Lügner》——“说谎者”（闵采尔指路德）。——编者注］博士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

“穷人仇恨贵族，这是贵族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去掉骚乱的原因，年长月久，关系怎会好呢？呵！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呵！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见威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页）

闵采尔把这篇说教付印了；他在阿尔斯特德的承印人受到萨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被逐出境，闵采尔自己被迫令将一切著作交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 [226]拿到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人都看清楚摸清楚，到底是那些衮衮诸公亵渎神圣把我主上帝变成描画出来的渺小人物。”

他用下述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事情。”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写了一段警语：

“请你注意，我已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已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除根，破坏，击溃，颠复，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座反抗王公、诸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

闵采尔和路德及其党羽的裂痕久已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已承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教会改革都是闵采尔没有事先问他即已实施的。路德抱着温和改良派对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情去观察闵采尔的行动。1524年春闵采尔即已写信给梅兰希通——庸俗不堪而又病魔缠身足不出户的人的典型——指责他和路德都对运动毫无了解。他们只是要以死背圣经字句的方式来戕杀运动，他们的全部教义都只是咬文嚼字。

“亲爱的兄弟们，勿再等待与踌躇，时机已到，夏天已在门前。幸勿与不敬上帝者为友，他们妨害真言发挥全部力量。勿谄媚你们的诸侯，否则你们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温文尔雅之士，幸勿见责，我实不能不如此。”

[227]

路德不止一次邀约闵采尔公开辩论；但闵采尔任何时刻都愿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维登堡大学有偏见的听众面前作神学的争吵。他不愿意“只为高等学校证明神明的力量”。路德果真有诚意的话，就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闵采尔的承印人的迫害，取消检查著作的命令，以便论战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报刊上展开。

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出现以后，路德就公开出来做告发闵采尔的告密人了。在他印出来的“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 [228]中他称闵采尔为撒但魔王的工具，他要求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说邪恶教义为满足，他们还鼓吹暴动并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闵采尔被传到魏玛宫廷在诸侯面前对被告发的叛乱活动作答辩。许多揭发他的事实当场被举出来；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被发觉，他和矿工农民们的组织的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已有人用充军来威胁他了。他还没有回到阿尔斯特德，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当地把他交出；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获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经离开了此城的话，市当局就已把他交出去了。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日益愤懑的情绪使得闵采尔的宣传活动格外顺利。闵采尔在再洗礼派中找到极其宝贵的伙友一起进行宣传活动。再洗礼派本来没有确定的教条，只是靠反对一切统治阶级这一共同目标以及再洗礼派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在生活习惯上是力修苦行，在宣传鼓动上则狂热不倦，勇敢无畏；这一派人越来越多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再洗礼派本身的需要和愿望是由闵采尔替他们明确下来，并形成他们的新教义的。他们因为被搜捕的关系，不容有任何固定住所，于是流浪全德，到处讲说他们的新教义。无数的再洗礼派遭受苦刑，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的勇敢坚毅是无可动摇的；在人民的慷慨迅速增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闵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准备好的立足之地，他随便走向那一方，都有去处。

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 [229]。约一个月以前，此城附近刚刚有一次农民暴动还没有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闵采尔就在此地暗中进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的肆无忌惮的神学主张，都认为圣经不必有绝对约束力，七种圣礼是无聊的，并且宣称基督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亵渎上帝的。路德大叫：“看吧，撒但又在此出没了，阿尔斯特德的妖精！”闵采尔把答路德书在纽伦堡付印 [230]。他率直地指责路德献媚诸侯，指责他虎头蛇尾，扶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由当局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亚尔萨斯，到瑞士，再回到黑森林南部。在这地区，大半是由他的再洗礼派密使促成的起义，爆发已有数月。闵采尔的宣传旅行，显然对人民党派的组成，对人民党的要求能够获得明确的提法，对起义终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此次旅行中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闵采尔早时在图林根即已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在自己周围，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此时闵采尔已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他还进行了从萨克森，图林根经过法兰克尼亚，士瓦本直到亚尔萨斯以及瑞士边境的组织联系工作，并把下列这些南德鼓动家，大半是革命的牧师，吸收为他的门徒，吸收来作同盟的领导者，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马伊埃，苏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贝尔，格利森的弗兰茨·拉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的雅科布·韦埃和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闵采尔本人多半停留在沙福豪森边境的格利森，由此出发巡游赫郜和克勒郜等地区。惊惶失措的诸侯和统治者们到处对这些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害，因而促使平民派反叛精神更加昂扬，团结更加坚固。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鼓动将近5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此亲自领导起义，其详情后面再谈。

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50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象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 ［注：我们在自己的大事纪里都是沿用齐美尔曼的材料，一则由于我们缺乏国外的充分资料不能不完全依靠他的材料，再则这些材料也能完全满足本著作的要求。——恩格斯原注］。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 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贝海姆，又叫 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这种 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狂热形式或它的内容看来，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 [231]以及更激进的诸教派有别）所传布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 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丧失其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是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之事，另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革命化，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就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此种禁欲主义的宗派徒众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为市民阶级的吝啬，或者流为一种自鸣清廉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小市民气的、行会手艺匠式的省吃俭用而已。无产阶级大众既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抛弃的，所以禁抑之说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们宣传了。

吹鼓手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拜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迅速扩大了；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越加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人人都应亲如兄弟，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不应比别人有更多的东西。一切息金，地租，徭役，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贡赋和劳役都应永远废止；各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的福音。这位预言者的名声，“我们圣母的使者”，迅速传播远方。朝圣者一批又一批地从奥顿瓦尔德，从美因河，柯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从莱茵河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向他祈祷象对神圣祈祷一样；人们从他的帽子上撕取一丝绒毛，仿佛就象得到圣物和护符一样。神甫们出来反对他了，把他的幻想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信仰的群众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叛逆的牧人的礼拜日说教吸引了4万以上的人集合到尼克拉斯豪森来。

吹鼓手汉斯在群众面前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说教。但是他的目的决不限于说教而已。他和尼克拉斯豪森的牧师有秘密来往，还和两个骑士有秘密来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冯·通费尔特和他的儿子，两人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是所计划的起义的军事领袖。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他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信号。

他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说教：“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高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把妇女、小孩、老人们留在家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们的弟兄和伙伴都约来，有多少约多少。但来时不要拿着朝圣手杖，而要带着兵器和武装，一手拿烛，一手拿剑和矛或戟。到时圣母将要把她要你们做的事向你们宣告。”

[232]

可是在农民大批来到之前，主教 ［注：鲁道夫二世。——编者注］的骑兵已在夜间把这位反叛预言者捕获，带到维尔茨堡宫里去了。在指定的这一天，来了3万4000武装农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这些农民大为沮丧。绝大部分散去了；较坚定的一部分集结了将近1万6000人，在孔茨·冯·通费尔德和其子米哈埃尔率领之下一同来到宫前。主教用诺言劝说他们回家；但当他们刚刚开始散去的时候，即遭到主教的骑兵的袭击，很多人被捕，两个人被斩首，吹鼓手汉斯本人则被焚死。孔茨·冯·通费尔德逃亡，直到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了修道院，才许他回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这件事仍继续了一些时，然而最后也被禁止了。

在这第一次谋反未成之后，德国又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平静。直到90年代末，新的农民起义和密谋才又开始。

1491年至1492年的荷兰农民起义是在黑姆斯凯克一战中才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公爵镇压下去的；同一时期在士瓦本北部肯普腾修道院辖区农民也进行过起义；1497年前后夏尔德·埃尔瓦领导的弗里西安起义也是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镇压下去的；所有这些起义，我们都不详论了。一则因为这些起义离真正的农民战争的战场太远，再则因为这些起义直到此时为止还都是自由的农民反抗别人要把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我们现在就来叙述为农民战争作了准备的两大秘密结社：“ 鞋会”和“ 穷康拉德”。

在尼德兰引起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腾贵，也于1493年在亚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秘密同盟，还有道地的市民阶级反对派中的人参加这个同盟，甚至有一部分低级贵族或多或少地也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斯塔特，祖尔茨，丹巴赫，罗斯海姆，舍尔维勒一带的地区。这些密谋反叛的人们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就和现在一样用高利贷吸尽了亚尔萨斯农民膏血的犹太人，要求实行一次犹太50年豁免节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要求取消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负担，要求取消教会法庭和罗特维尔的（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限制僧侣俸给为每人50至60盾，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而在每一教区自行选人组成法庭。谋反者们的计划是等到力量足够的时候，就夺取设防的施勒特斯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由此城发难，煽动整个亚尔萨斯反叛。预定在发难的时刻要揭出来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农民的鞋，有一根长长的皮带，即所谓的Bundschuh，这就是同盟的符号。从此时起，在以后20年间，农民反叛密谋都以它为象征，并且都用了“鞋会”的名义。

谋反者们常常是在夜间到寂静无人的洪格贝尔格山上开会。会员入会是经过极为秘密的仪式，并且讲明如有背叛行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临到1493年受难周，正该攻击施勒特斯塔特的时候，事情还是败露了。官方迅速动作起来；许多谋反者被捕获，被严刑拷打，一部分被肢解或斩首，一部分被砍掉手，砍掉指头，放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过这第一次的溃败之后并没有消灭。刚刚相反，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存在下去，并且很多流散在瑞士和南德的亡命者都变成了密使，这些密使到处发现同样的压迫引起同样的起义情绪，因而就乘机把“鞋会”传播到现今的巴登全境。南德的农民，坚忍不拔，从1493年起，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把他们因住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并在无数次溃散，失败，首领被杀之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样的顽强坚忍，实在令人敬佩。

1502年斯拜尔主教辖区还包括布鲁赫萨尔地区在内，当时在这个辖区里秘密农民运动已露形迹。“鞋会”在这地区的重整旗鼓工作确实获得巨大成就。大约有7000人被组织起来，以布鲁赫萨尔和魏茵加腾之间的温特尔格罗姆巴赫为中心，其分支在莱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地带，上游直达巴登侯爵领地。他们的纲领规定：不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任何捐税，什一税，杂税，赋税；废止农奴制度； 没收寺院及其他 教会产业分给人民，除皇帝一人而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

这是农民第一次提出收回教产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国的两条要求。从此时起，这两条要求经常在农民和平民进步集团中一再出现，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把 瓜分教产的要求转变成 没收教产以行 财产公有制的要求，把统一的德意志 帝国的要求转变成统一而不可分的 共和国的要求。

重整旗鼓后的“鞋会”和原先的“鞋会”一样，有秘密的集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入会的仪式，有“鞋会”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公道至上！”。行动计划和亚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似。计划规定，要突然夺取布鲁赫萨尔，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入会了，要在这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把这支军队派遣到周围的诸侯领地去发挥流动的集合中心的作用。

谋反者中有一人在作秘密忏悔时把计划告诉了忏悔牧师，这个牧师就把计划告发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鞋会”组织分布之广，从亚尔萨斯各帝国等级以及士瓦本联盟 [233]都很震惊一事即可看出。他们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最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们的计谋。农民们曾在各处集合，进行武装抵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终不能持久。谋反者有些被处死刑，有些逃跑了；但因秘密保守得很好，所以大部分会员，甚至包括领袖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邻近的领主地区里，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这次新的失败之后，又出现一段较长的阶级斗争似乎趋于平息的时期。其实斗争仍在暗中继续着。16世纪最初几年“ 穷康拉德”已经在士瓦本建立组织，它显然是和四散的“鞋会”会员的活动有联系的；在黑森林区，“鞋会”以单个的小组形式继续存在着，直到10年以后，一个有魄力的农民领袖出来，才将各处线索重行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两个密谋团体前后紧随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在1513—1515这几年动荡时期里的事。在这时期里，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 ［注：在今南斯拉夫西北部。——译者注］农民同时进行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暴动。

恢复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人是温特尔格罗姆巴赫的 约斯·弗里茨，1502年密谋中的逃亡者，曾经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杰出的人物。他自逃亡以后，曾在波登湖和黑森林之间许多地方逗留过，最后在布莱斯郜 ［注：郜是地理区域名称，这个名称在本书第五章将出现多次。布莱斯郜是今德国西南角与法国瑞士接境一片地区。——译者注］的夫赖堡城附近的勒亨定居下来，甚至在这里当上了护林尉。关于他如何以此地为据点进行整顿组织的工作，关于他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的人拉进组织，法庭侦查文件中都有极为有趣的详节描述。这位标准的密谋家具有外交天才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极不相同的各阶级的大量的人兼容并蓄地吸收到“鞋会”中来：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农民；看来他很可能甚至还把这些人组织到许多种作用悬殊的密谋活动中去。一切可用的分子他都以最审慎最练达的手腕加以利用。除了用较老练的信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全国之外，他还用些流浪人和乞丐供次要的差遣。约斯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为数众多的流浪游民全部都掌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们在他的密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乞丐头子的模样都非常奇特：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东游西荡，指称女孩的脚受了伤，进行乞讨；他的帽子上有8个以上的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有圣阿缔里，有圣母等等，此外还带着长的红胡子，一根安上匕首和针的节疤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亭的名义化缘，拿着香料和苦艾籽向行人兜售，穿一件灰色长外衣，戴一顶红帽子，帽上有一个特里延特小娃，身旁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有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余那些乞丐头子都故意显露着伤疤，都穿着类似的奇装异服。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10人已经讲定了，以2000盾为报酬，要他们在亚尔萨斯，在巴登侯爵领地，在布莱斯郜同时放火，并在萨比林区的教堂集市节这一天至少带看他们的2000人到罗森城来听从曾任过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尔指挥，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之间，一处一处的联络站已经建立起来了，约斯·弗里茨就和他的主要助手施托费尔（夫赖堡人）不断地骑着马巡回各地，并在夜间检阅新入伙的人马。关于“鞋会”在莱茵河上游和黑森林散布情况，法庭侦查文件中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的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相貌特征的记录。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小店主，还有少数贵族，牧师（勒亨镇本镇的牧师就在内），以及失了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组成分子中已可看出，“鞋会”在约斯·弗里茨领导之下已较前大为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开始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谋的分支组织遍及亚尔萨斯全境，今日的巴登，一直到维尔腾堡和美因河。较大的集会常是在偏僻的山上召开，并讨论会务，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首领们的集会往往也约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会都是在勒亨附近的哈特马特山上召开的，“鞋会”纲领的十四条款就是在这里通过的：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而外不承认任何君主；取消罗特维尔帝国法庭，限定教会法庭只能过问宗教事项；凡是所付息金已经和本金数相等的，即一概不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限制僧侣每人只能领一份薪俸；没收僧侣产业和寺院财宝以充“鞋会”军费；废止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永久和平；坚决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一个坚固城市——夫赖堡——以作“鞋会”的中心；一俟“鞋会”队伍集结起来，立即和皇帝进行谈判，倘若皇帝拒绝，就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各点。我们从各点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采取了越来越明确和坚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对温和怯懦分子也不能不作同样多的让步。

预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开始行动。只还缺“鞋会”会旗，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朗去定制会旗。旗上除各种徽号画图之外还有鞋和一行字：“上帝保佑神圣正义事业！”。但是当他不在的时候，留下的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夫赖堡，而且事前就走漏了风声；还有宣传上的一些疏忽使夫赖堡政府和巴登侯爵探出线索，最后由于两个参加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被泄露了。侯爵，夫赖堡当局和恩集斯海姆的皇家政府 ［注：即南亚尔萨斯和布莱斯郜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总督府。——编者注］都立即出动警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捕获，被刑讯，被处死；可是大多数人这一次还是逃脱了，约斯·弗里茨也在内。这一次瑞士政府大力从事迫害逃亡者，甚至还杀了许多人。但是瑞士政府也和它的邻邦一样无法阻止大多数逃亡者继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甚至又逐渐地回来了。在恩集斯海姆的亚尔萨斯政府最为残暴，它下令处很多人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等极刑。约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莱茵河河岸，但是他常常到黑森林这一边来，从来没有被捕获过。

为什么瑞士人这一次要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员呢？次年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可作说明。次年就是1514年，该年农民起义在伯尔尼、左洛图恩、琉森爆发，而且结果竟然扫除了贵族政府和贵族制度。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到一些特权。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们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们有组织的大军击败，而这种大军正是在瑞士不存在的。

和巴登的“鞋会”同时，而且显然和“鞋会”有直接联系，在维尔腾堡形成了第二个密谋组织。档案证明这个组织从1503年起即已存在，但是自从温特尔格罗姆巴赫溃败以后，用“鞋会”的名称过于危险，因此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亨施陶芬山下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民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乌尔利希公爵政府的无耻压迫和促成1513年与1514年骚乱的连年饥馑都使入盟的人数扩大；新颁行的酒税、肉税、面包税以及每一盾每年要上一分尼的资本税成了骚乱爆发的导因。朔恩多夫城铸刀匠卡斯巴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的首领们集会之处，这个城预定要首先夺取过来。1514年春，起义爆发了。3000——一说是5000——农民开到城下，但是又被公爵的官吏用温和诺言劝说撤退了。乌尔利希公爵在许诺废止新税之后就随带80骑赶来，而这时由于有了诺言的缘故，一切都已归于平静。他许诺召集省议会来审查一切控诉。但是密谋的首领们深知乌尔利希只不过是在对人民行缓兵之计，只待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这些军队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制收税。因此他们就在卡斯巴尔·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穷康拉德总部”，部署召集一次同盟大会的工作，向各处要求派人来参加，并向各方面派出密使推动这个工作。雷姆斯河谷的第一次起义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中间的威信；文书和密使到处受到欢迎，所以5月28日温特尔图尔克海姆大会有维尔腾堡所有各地区派来的很多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从速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此地出动把起义向四面扩大。正当德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和维尔廷根的一个有声望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劝导汝拉山的居民加入同盟的时候，起义就从各方面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被袭击而且被俘了，可是巴克南格，温能登，马克格伦宁根等城都落入与平民联盟的农民手中了，从魏茵斯堡到勃劳贝伦，从勃劳贝伦到巴登边境全部地区都公开暴动了；乌尔利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面宣布6月25日召集省议会，同时却写信向四邻诸侯和自由市求援平乱，信中说骚乱危及帝国境内所有的诸侯和权贵，而且“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在这期间，省议会，即各城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省议会上也享有席位的农民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图加特开会了。高级僧侣们还没有到达，骑士们根本没有被邀。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在咫尺声势逼人的利奥堡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代表被接受出席议会了，会上决议把公爵手下3个为民痛恨的顾问朗帕尔特、萨姆、洛歇尔罢免惩处，决议由4个骑士，4个市民，4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决议给公爵固定的薪俸，决议没收寺院和修道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利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革命的决议。他于6月21日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杜宾根，高级僧侣们也随即赶到这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这里来，市民们也照办了。于是他就在这里继续举行没有农民参加的省议会。市民们在这里处于军队威胁之下，就出卖了他们的同盟者——农民。7月8日达成了杜宾根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公爵的将近100万债务由国家归还，而公爵权力则应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泛言词来搪塞农民，并且以严禁暴动与结社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至于农民在省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更谈不上了。农民们声讨这种翻案行为；但是公爵自从等级议会承担了他的债务以后又能借到款项了，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也派来支援部队。所以到7月底杜宾根协议已被全邦接受而且效忠宣誓也重新作过了。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又亲身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营寨在卡培尔堡建立起来了。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义者都因缺乏粮食而自行散去，残余部分也因为和几个省议会议员达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回家了。这时各城市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狂热地反对农民，这些城市甘愿派一些队伍去支援乌尔利希的部队，于是乌尔利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雷姆斯河谷的城市和村镇劫掠一空。1600个农民被捕，其中有16人立即斩首，其余的大多数被判处沉重的罚款以归乌尔利希的财库。很多人长期禁锢狱中。严厉的惩治法令颁布了，禁止重新结社，禁止农民的任何集会。士瓦本贵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同盟来镇压一切起义的企图。“穷康拉德”的主要首领们幸而都逃到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零散地回家来了。

和维尔腾堡的运动同时，在布莱斯郜和巴登侯爵领地也出现了新的“鞋会”活动的征象。6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起义，但立即被侯爵菲力浦击溃，为首的古格尔－巴斯提安在夫赖堡被捕并被斩首。

就在1514年这一年春天，在 匈牙利也爆发了一次全面的农民战争。当时正进行着一次十字军讨伐土耳其的宣传，并且和往常一样，凡是参加十字军的农奴和依附农都可获自由。将近6万人集合起来，由格奥尔格·多札任指挥。他是塞克列人 [234]，曾在以往的土耳其战争中显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地位。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们都极不愿有十字军讨伐之举，因为讨伐之举不免夺去他们的财产和农奴。他们向一些农民队伍追赶上来，用武力把他们的农奴抢回去，并加以虐待。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们怒不可遏。两个最热烈的十字军传教牧师，拉弗连齐和瓦尔纳瓦的革命讲演在军中更加激起对贵族们的仇恨。多札本人和他的部队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队，他亲自来领导这个新的运动。

他和他的农民部队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柯什原野。最初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和贵族一边的武装发生冲突；马上引起了小规模战斗，终至对落入农民手中的贵族们实行西西里的晚祷 [235]，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全行烧毁。朝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实行第一次人民审判完结以后，多札就开始进一步的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5路。两路被派到匈牙利北部山区，要在此把大家煽动起来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鲁什·萨列雷施指挥，留守拉柯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由多札和他的兄弟格莱哥尔率领向塞格丁 ［注：匈牙利称作：塞格得。——编者注］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聚集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都督约翰·扎波略求援。这时萨列雷施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了，于是贵族便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柯什的军团。大量俘虏都被惨无人道地处决了，剩下的一部分都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札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走恰纳德。他在击破了斯蒂凡·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恰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血的复仇，清算拉柯什的血债。多札在恰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然后向巴托里逃据的泰梅施瓦尔 ［注：罗马尼亚称作：的密索拉。——编者注］进发。但是，正当他围攻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而且获得安东·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来增援时，在匈牙利北部的两路部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了，约翰·扎波略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札进击。农民队伍被扎波略击溃了，多札本人被俘，并被活活地放在烧红的宝座上炙烤，他的部下都被强迫来吃他的肉，只有吃了他的肉的才能饶命。溃散了的农民被拉弗连齐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是又被击破，所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成千的农民尸体沿路挂起，或者挂在一片焦土的村落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有6万人。贵族们作了安排，要在下次省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国法。

同一时期中在“文地什边区”（就是克伦地亚，克莱纳和施梯里亚） ［注：文地什就是斯洛文尼亚的别名。克伦地亚和施梯里亚两地都是今奥地利南部接近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地区；克莱纳是今南斯拉夫西北角接近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地区。——译者注］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鞋会”一类的秘密团体组织起来的。这个地区惨遭贵族和帝国官吏的搜刮，土耳其铁骑的蹂躏，受尽饥馑之灾，早在1503年就建立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曾引起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在1513年就又举起《stara　prawa》〔“旧权利”〕的战旗。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招安了。在1514年，当他们更加声势浩大地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四散回家了。可是1515年春，一再受骗的人民就格外愤激地起来展开复仇战争了。和匈牙利方面的情形一样，各处的城堡和寺院都被捣毁，农民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罪斩首。在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钦命将军迪特利希施坦把起义很快就扑灭了。在克莱纳，只是在袭击赖因城（1516年秋）以后又采用了不亚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为的奥地利式的残忍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的。

德国农民遭受一连串这样严重的失败以及贵族们这些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蛰伏不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都未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回到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来了，1517年“鞋会”在黑森林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始终把1513年旧“鞋会”会旗藏在怀里随身带着，此刻又奔走黑森林各地积极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和4年前一样，又讲定要在克尼比斯山上开会。但是秘密没有保持住，政府闻知此事，并采取了坚决措施。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练达的会员们不得不逃走。约斯·弗里茨也逃走了，这一次他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他的消息了。

四

正当第四次“鞋会”密谋活动在黑森林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登堡发出了席卷一切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 [236]提出的论纲就象火花落入火药桶一样，起了点火的作用。骑士，市民，农民，平民，觊觎主权的诸侯，下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文学界反对派的博学的布尔勒斯加诙谐作家 [237]，各有图谋，纵横交错，但是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起来了。这一切反对派分子仓猝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却突然一下把运动的惊人力量展示出来，而且把运动飞速推向前进。

但是正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运动中包藏着的分裂的萌芽也就不能不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激发起来的群众中间由于整个生活地位而直接对立的成分不能不重新回到平常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各色各样的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围绕着两个中心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周围；农民和平民还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的反对派。不过运动在此时已比路德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党派之间的尖锐对抗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抗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尔在书刊上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路德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即企图以反对诸侯和僧侣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复杂成分之间的利害和要求是如何地分歧。

前面已经讲过16世纪初叶德国贵族处于何种地位。他们正在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出，正和他们没落的步调一致，帝国政权也在没落，帝国也正在分解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王国。他们明白他们的没落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是一致的。还须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辖贵族，由于他们的军人职业以及他们在和诸侯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有力，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有力。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不满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满意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而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的情况而日益加深；不满意外国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不满意德国的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贵族们的一切要求都不免要总合成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以诸侯和高级僧侣作牺牲品。进行这个总合工作的人就是德意志贵族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 乌尔利希·冯·胡登，他是和贵族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 弗兰茨·冯·济金根一起进行这个工作的。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提出的改革帝国的要求是很明确很激进的。他提出的就是要废除一切诸侯，要将教会主权和产业全部还俗，要建立以君主为首的 贵族民主制，大约就象从前的波兰共和国极盛时代的情况一样。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侣的权力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国在最初几百年间所存在的那种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以后都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事。贵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象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德国的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 [238]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德国，农奴制还依然存在，贵族们的收入财源是 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 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最后，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自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而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绝不可能，因为在德国根本没有或只有极不完备的实行民族中央集权制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努力实际推行他的理想，他必须作的让步也就越多，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与诸侯周旋，日益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得贵族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声威远播的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深深领教过贵族，绝不会信任贵族，绝不肯和贵族建立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要认贵族为他们的死敌。那些改革运动的理论家不是跟着市民，诸侯走，就是跟着农民走。贵族们主张帝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抬高贵族的地位，那末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处许给市民和农民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胡登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在他的宣传文件中绝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劝说市民为自身利益计也应在未来的诸侯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要保持中立。关于废除农奴制以及农民对贵族的负担，胡登都一字不提。

当时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同1830年和1846年的暴动中波兰贵族与他们的农民的关系完全一样。和现代的波兰的起义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中都是 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利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和1830年波兰的情形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贵族联合的可能。但是贵族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丝毫不愿自动地放弃特权，放弃特殊地位，放弃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

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毕竟是以孤军与诸侯搏斗。诸侯在过去两百年间不断夺取贵族的地盘，在这一次当然也就轻而易举地制伏贵族，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都组成一个以6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贵族同盟，声称是为自卫而组织的。济金根一半靠自己筹款，一半靠和附近的骑士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组织了招募兵员和部队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利尔选帝侯大主教宣战，开始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抵特利尔城郊的时候，他的增援部队被诸侯迅速出兵截断；黑森伯爵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驰援特利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德施土尔城堡。胡登和其余战友竭力求援，可是联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食言不救济金根。济金根身负重伤，然后放弃兰德施土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并于几个月后死于苏黎世湖中的乌福瑙岛上。

斗争失败，两位领袖身死，贵族力量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服务和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即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深地投入诸侯直接的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 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和僧侣。

五

自从路德对天主教会等级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起来的时刻起，没有一年农民不起来照样重提自己的要求。从1518到1523年在黑森林和士瓦本北部，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踵而起。自从1524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都带有系统性了。这一年4月马赫塔尔修道院的农民拒绝徭役和贡赋；5月圣布拉济延农民拒绝履行农奴义务；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茵海姆农民宣告不愿缴纳什一税以及其他赋税；7月和8月图尔郜农民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当局处决了很多人，进行残酷镇压，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伯爵领地施图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决的起义，这次起义简直就可算作 农民战争的开始。

施图林根农民突然拒绝向伯爵缴纳贡赋，集合成强大队伍并在 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下于1524年8月24日开往瓦尔茨胡特。他们在此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这些市民所以很愿意促成此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政府 [239]对他们的牧师巴尔塔扎尔· 胡布马伊埃进行宗教迫害，此人乃是托马斯·闵采尔的友人兼弟子。这个同盟组织规定每星期要收3个克里泽的盟捐，就当时币值论是巨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亚尔萨斯，摩塞尔，整个莱茵河上游以及法兰克尼亚去到处吸收农民入盟，宣告同盟的目标是要消除封建统治，破坏所有城堡寺院，消灭除皇帝一人而外的一切统治者。盟旗是 德意志三色旗。

起义迅速蔓延今巴登北部全境。士瓦本北部贵族恐慌万状，他们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意大利正与法国弗朗斯瓦一世作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借谈判迁延时日，一面筹款招兵，以待力量充足时即以“烧杀掳掠” [240]来惩戒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时起，那种周密策划的反复行为，那种背信食言，阴谋诡计，就已开始了。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城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出面斡旋，但却没有对农民保证作任何真正的让步。农民还继续行动。从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森林到达乌拉赫和福特万根，把他的队伍扩增至3500人，并以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距施图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不过1700人，而这1700人还是四分五裂的。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果然在埃瓦廷根营地达成停战协议。贵族答应与农民订立善意的条约，或者直接由双方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查所有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解散了。

农民一致协议定出十六条款，准备要求施托卡赫法院同意。这些条款都很温和。他们要求废止狩猎权和徭役制，要求取消沉重的赋税和一般的领主特权，要求保障免遭任意逮捕，保障不受法庭的不公平的任意审判的侵害——此外就不再要求什么了。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要求他们继续履行全部在争议中的义务，直到法院作出决定。农民当然拒绝这个要求，并要这些领主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重新开始。农民又集合起来，诸侯和贵族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布莱斯部之外深入到维尔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 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就是农民战争中的阿尔巴 ［注：阿尔巴是尼德兰属西班牙时西班牙派来压迫尼德兰人民的统治者。——译者注］，他统率的军队监视农民，袭击个别增援队伍，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和农民首领进行谈判并且还零星地达成了一些协议。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庭全由贵族组成提出抗议，而他们所得到的回答是，宣读了一份皇帝的诏书 [241]。审理拖延时日，而贵族，诸侯，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休整备战。此时斐迪南大公除统治着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土外还统治着维尔腾堡、巴登黑森林和亚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要对农民加以拘捕，严刑拷打，定杀无赦，用尽一切方法消灭他们，要把农民的家业烧毁，要把农民的妻小逐出本地。由此可见诸侯和贵族是如何实行停战，而他们所了解的善意的调停和审查农民的申诉究竟是什么了。斐迪南大公从奥格斯堡富豪威尔塞家族借来款项，急速地整顿军备；士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3期募齐捐款和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发生在托马斯·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 [242]逗留的5个月期间。关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程曾有影响这一点，固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这种影响间接地完全可以证实。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家多半都是他的弟子，都拥护他的理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高原地区农民的“书简”〔Artikelbrief〕都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制订的。闵采尔在回图林根的途中还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给起义的农民 [243]。

这时自从1519年起就被逐出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公爵也想借农民之助实现他的夺回本邦疆土的阴谋。他自被逐以来就力图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确是事实。从1520到1524年间在黑森林和维尔腾堡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中都有他的名字搅在里面，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威尔城堡出发直接向维尔腾堡攻击了。不过他只是被农民们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影响，更谈不到取得农民的信任。

这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两方中没有一方能够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诸侯老爷们不敢轻举妄动，农民起义却正扩大影响。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雷赫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就爆发了。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 黑森林－赫郜农军和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一道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他劳而无功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时候（1525年2—3月），2月9日，农民就在乌尔姆城附近的里德起义了。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树起 红旗，组成 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利希·施米特领导。这支农军有10000—12000人。

2月25日在舒森，由于谣传军队正开来对付也在此地出现的不满分子， 上阿尔郜农军就在此集结起来了，共有7000人之多。肯普腾人民在整个冬季都与他们的大主教争执不休，也于2月26日集结起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梅明根和考夫拜伦两城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城市在这个斗争中所持的暧昧态度，在此已经暴露出来。3月7日12梅明根条款在梅明根被全部上阿尔郜农民接受了。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郜农民的通知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波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地扩大了。指挥部在伯马廷根。

在下阿尔郜，在奥克先豪森和谢伦堡地区，在策伊尔和瓦尔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领地，农民也起义了，而且早在3月初就发动了。这支 下阿尔部农军有7000人之众，驻在乌尔察赫附近。

这4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这个梅明根条款比赫郜农军的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的各点上也表现得显然缺乏果断。农民有时也有的一点果断，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当他们对敌人的手法有了一些领会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瑙河建立起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直到多瑙维特的整片地区，从伊勒，罗特，比伯尔几条河谷来到莱普海姆，并在此建立了营寨。15个地方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来了，从117个地方派来了增援部队。 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利希·雪恩，他的讲道牧师是莱普海姆牧师雅科布·韦埃。

所以在3月初，士瓦本北部6处营寨约有3万至4万起义农民武装起来了。这些农军的品质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在各军中都只占少数。这一派人数虽少，可是在各处都形成农民阵营的核心和骨干。农民希望以威胁态度去迫使贵族让步；只要贵族对农民保证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和贵族达成协议。再则当事情旷日持久而诸侯军队又迫近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恋战，而那些手中还有些东西怕受损失的农民大半就跑回家去了。此外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败坏纪律，败坏农民士气，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此已足已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各处都只取守势，各营寨都士气低沉，说明这些农军即使撇开他们战术的缺陷和良将稀少两点不论也绝对不是诸侯军队的敌手。

还在农军进行集结期间，乌尔利希公爵就带着募集的军队和一些赫郜农民从霍恩特威尔向维尔腾堡袭击。如果农民此时从另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冯的军队的话，士瓦本联盟就完了。但是由于农军只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和巴尔特林根农军，阿尔郜农军以及湖军协议停战，进行谈判并订期于Judica〔鸠迪加〕礼拜日（4月2日） [244]这一天解决此次事件。在这期间他就能够进击乌尔利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利希公爵于3月17日就已重行撤离维尔腾堡。然后他回师直指农民，但是在他自己的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哗变士兵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将军队开往乌尔姆，在乌尔姆搜集新的支援力量。他派了一支监视部队留守在特克河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士瓦本联盟终于抽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各方分摊的兵员，于是抛弃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 [245]。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遵守停战协议。他们为Judica礼拜日的谈判拟定了他们的要求，即有名的“ 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公众来选举和罢免僧侣，废止小什一税，并将大什一税 [246]除了支付传教士俸给之外其余数目都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特权与死亡税，限制过分的徭役、赋税与地租，归还强占公众及个人的林地、牧场与特权，消除司法及行政工作中任意妄为现象。由此可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大占优势。革命派以前在“ 书简”中早已提出纲领。这封致全体农民的公开书简要求全体农民加入“基督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概是办不到的”，或者通过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的斥革”来威胁所有拒绝加入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加入就和谁断绝社交，断绝他和同盟成员的一切来往。所有的宫城、寺院和教堂都须同样要按照世俗的斥革的要求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道士们自动离开这些地方，和其他的人们一样迁住普通房屋并且还加入基督教同盟。这项激烈的宣言显然是在1525年春起义 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的斥革”仅意味着压迫者和叛徒应该处死，城堡应焚毁，寺院教堂没收，其所藏财宝均须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还未及把十二条款提交指定的仲裁法官之前，他们已听到士瓦本联盟毁约而且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阿尔郜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军农民在盖斯伯伦召开了一次大会。4支农军混合起来，改编成4个纵队；还决议没收僧侣财产，变卖他们的财宝以充军费，焚毁他们的城堡。于是“书简”也和正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了他们指导战斗的准则，而约定要来缔结和约的Judica礼拜日却成了总 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继续不断的发生，6个月来在黑森林的暴动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和雷赫河地区的消息，这一切就足够说明何以在德国2/3地区农民暴动会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同时，所有各处的暴动同时发生这一事实就证明领导运动的人们就是通过再洗礼派以及其他密使来组织运动的那些人们。在维尔腾堡地区，在尼喀河下游，在奥顿瓦尔德，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在3月后半月就已爆发骚乱了；而各处都是在事前就已指定4月2日这个Judica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都已在4月的第一星期里实行决定性的出击，实行群众起义。阿尔郜农民，赫郜农民，湖军农民也于4月1日用敲警钟和群众大会的办法把所有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召集入营，并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展开敌对行动。

在 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6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起义。在 诺德林根城附近这时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城里的革命党派以 安东·福尔奈尔为首领借农民之助而取得上风，福尔奈尔被任命为市长，还使这个城市参加了农民的行动。在 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日至7日到处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去。在 洛腾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拿起武器；洛腾堡城里名门望族的统治于3月27日被 斯蒂凡·冯·门钦根所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赋税恰恰是这个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和暧昧的。在 维尔茨堡教会 [247]辖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都暴动起来了；在班堡主教辖区内，总暴动在5天之内就迫使主教屈服了。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集结成强大的 比尔德豪森农民阵营。

在 奥顿瓦尔德，风暴在3月26日就已爆发，这里的革命派首领是 文德尔·希普勒和 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根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堡的旅店主。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尔河。从洛腾堡郊外营寨来的2000人也加入了。在各处援军都到齐以后，就由格奥尔格·梅茨勒统领全军于4月4日向雅格斯特河畔的雪恩塔尔寺院进军， 尼喀河谷的农民也到此地来加入他的队伍。尼喀河谷农民是由海尔布朗附近的伯肯根的旅店主 叶克来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Judica礼拜日在弗莱恩、藏特海姆等地宣告暴动。同时，文德尔·希普勒率领一批党羽袭取艾林根，并把四周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在雪恩塔尔，有两支农民纵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正向各城堡及寺院组织攻击行动，这两支农民纵队合并组成 华美军。华美军约8000人兵力，有炮和3000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 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华美军并且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洛腾堡和艾林根地方团练中征集来的人组成的精锐部队。

维尔腾堡官方派驻尼喀苏尔姆的长官，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了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进击。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以及刚刚来到的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韦埃被杀、特鲁赫泽斯的残暴等消息，使农民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避走魏茵斯堡，即在此地遭受攻击。城堡遭到弗洛里安·盖尔猛攻，此城经苦战之后被攻下，路德维希伯爵与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是4月17日，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和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一道审讯这些俘虏，并判处其中14人，叫黑尔芬施太因排在前头，驱赶他们从刺杀着的梭镖行列中走过。这种最侮辱的死法就是黑尔芬施太因过去对待俘虏们用的办法。魏茵斯堡被占领以及叶克来恩在黑尔芬施太因身上所施的恐怖报复手段都对贵族们起了作用。勒文斯坦伯爵们参加了农民联盟；霍根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也立刻把要他们供应的大炮和火药送来。

首领们商量是否要拥圭茨·冯·贝利辛根为领袖，“因为他可能把贵族们拉到他们这一边来”。这个建议获得赞同；而弗洛里安·盖尔在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反动的萌芽，于是带着他的黑军脱离华美军，自奔前程，最初是流动在尼喀河流域，后来又流动在维尔茨堡地区，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于是剩下的农军就首先向海尔布朗进发。在这个强大而自由的帝国城市里，和几乎所有的城市的情形一样，和名门望族对峙的是市民的反对派和革命的反对派。这个革命的反对派和农民有秘密谅解，他们在一次骚乱过程中于4月17日就已打开城门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农民领袖们带领他们的人占领了此城；此城被吸收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200盾现款，还提供了一队志愿军。只有僧侣们和条顿骑士团 [248]的产业遭到洗劫。22日，农民们留下少数留守部队之后又撤走了。海尔布朗被指定为各地农军联系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代表，商量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和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与市民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名门望族此时又在城里占居上风，他们对任何坚决的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明目张胆地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顿瓦尔德进发。4月24日，圭茨·冯·贝利辛根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在此以前没有几天他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后来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此时他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即任华美 白军（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相对而言）总指挥职。可是他同时是农民的俘虏，农民们不放心地监视着他，并且限定他要按照首领们的意见行事，不许他作任何未得首领们同意的事。圭茨和梅茨勒带着农民群众通过布欣开往阿莫巴赫，他们在此从4月30日停留到5月5日并掀起整个美因兹地区的叛乱。贵族们到处都被迫参加暴动并因此而保全了他们的城堡；只有寺院都被焚烧洗劫了。农军士气显然低落了；最有魄力的人们都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一道走了。罗尔巴赫在占领海尔布朗以后也走掉了，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无法再在一支想和贵族妥协的农军中呆下去。急欲和贵族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是士气沮丧的标志。于是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一个很适当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都有来应募的雇佣兵，取消以往每月征召新兵遣散旧兵的办法而经常保持这些多少受过训练而又武装起来了的兵员。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农民们已经傲慢起来了，而且把整个战争看作一种聚众劫掠的勾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对他们就很不合适，而且他们只要把口袋装满以后，就毫无阻拦地自行回家。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演变到这样的地步：海尔布朗顾问汉斯·柏林要求农军的首领和顾问们同意“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甚至十二条款的仅有的一些尖锐词句也被删除，改成农民恭顺请愿的口吻。这一次这件事情连农民们都受不了；农民们大哗，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并且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此期间维尔茨堡地区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4月初农民暴动刚起来的时候，主教就退守维尔茨堡附近设防的弗劳恩堡并驰书各方求援无效，终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了一个也有农民代表出席的省议会。但在任何结果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查获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证卖了主教的叛逆活动。省议会立即散会，造反的市民农民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得尔堡；次日弗洛里安·盖尔和黑军就已来到维尔茨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 法兰克尼亚陶伯尔河农军，这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洛腾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5月7日圭茨·冯·贝利辛根也率领华美白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堡。

在林普尔格地区以及在厄尔万根和哈尔一带，早在3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 盖尔多夫农军或称 普通华美军。这支农军来势凶猛，把这整片地区都卷入暴乱之中，把许多寺院和城堡都烧毁，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列，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着走，强迫所有的贵族，甚至连林普尔格的酒保们，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5月初这支农军向维尔腾堡进击，但被劝诱撤退。德意志小国林立的割据状态在当时也和1848年一样，很少给各邦的革命者共同行动的余地。被限制在一小块领土上的盖尔多夫农军，在这块土地上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必然要自趋瓦解。他们和格缪德城达成协议，并只留下500武装农民就自行解散了。

在 普法尔茨，4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都有农军建立起来。他们破坏了许多宫城和寺院，并于5月1日占领哈特高地的纽施塔特，在此以前一天，渡河而来的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迫使斯拜尔城缔结协定。冯·哈贝伦元帅仅有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5月10日，选帝侯不得不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保证要开一次省议会来祛除农民的各种负担。

在 维尔腾堡，起义很早就在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阿尔卑斯出区，农民们早在2月间就已结成同盟来反对僧侣和领主，3月底，勃劳贝伦农民，乌拉赫农民，闵辛根农民，巴林根农民，罗森斐尔德农民，都起义了。盖尔多夫农军在戈宾根附近，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侵入维尔腾堡境内并掀起农村人民的骚乱。在其他地方也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普富林根在4月6日就已不得不向农民投降。奥地利大公的政府狼狈不堪。这个政府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少。各城市各城堡处境极劣，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贝尔山也几乎毫无防御。

政府企图征集各城市的后备军来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陷于一时手足无措之境。4月16日波特瓦征集的后备军拒绝开拔，不去斯图加特，却走上波特瓦 ［注：亦即格罗斯－波特瓦。——编者注］附近的弗伦施坦山，他们在此形成一个市民农民阵营的核心，而且发展迅速。同一天，查伯尔郜的暴动也爆发了；毛尔布朗寺院被洗劫，许多寺院和城堡都被夷为平地。许多增援队伍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入伙。

弗伦施坦山上农军首领由 马特恩·费尔巴哈尔担任。费尔巴哈尔是波特瓦市政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富于妥协性，是出于不得已才跟农民走的。在此期间他仍然还是很温和，他阻止对各城堡实行“书简条款”，他处处谋求农民和温和派市民之间的融洽一致。他阻止维尔腾堡农民和华美白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农军退出维尔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他曾于4月19日被撤换，但是在第二天就已重新被任命为首领。少了他，就不行。甚至在4月22日叶克来恩·罗包巴赫带着200名坚定的弟兄来加入维尔腾堡农民队伍的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留任下去，由他自己来严格监视他的行动。

4月18日政府试图和弗伦施坦山上的农民们进行谈判。农民坚持政府必须接受十二条款，而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这个要求。于是农军开始行动。20日农军抵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了政府代表的提议。22日，农军有6000人之众进抵比梯海姆，并威胁着斯图加特。此城政府官员大半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来主持行政。在此城的公民中，也和其他各城市一样，存在着名门望族、市民反对派、革命平民三派。后面的两派于4月25日向农民打开城门，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维尔腾堡暴动农民已自称为 华美基督教农军，这支华美基督教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城完成的；薪饷，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定出了固定的规章。脱伊斯·格尔伯领着一队斯图加特军来加入了农军。

4月29日，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朔恩多夫附近侵入维尔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把这整片地区吸收入盟，因而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是这样防止了他自己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和毫无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会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地位而危及他自己。他在接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朔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泽斯，并于5月1日驻扎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以上把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描述过了。在我们细述其他各批农军情况（图林根与黑森，亚尔萨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们不可不先报道特鲁赫泽斯进军消灭这第一批起义农民的情况，特鲁赫泽斯在这个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后来就得到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

我们曾叙述到特鲁赫泽斯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他于3月末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留下一支监视部队由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挥以后，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在招集了到乌尔姆来集中的联盟增援部队以后才将近1万人之众，其中有7200名步兵，这是唯一的一支堪称有力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增援部队汇集乌尔姆进行得很迟缓，一部分原因是在骚乱各邦中征募困难，一部分原因是各地政府缺少金钱，而且还因为各地需有少数部队防守要塞和城堡，所以极难调动。至于不属于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所能调用的部队是如何地少，我们早已见到。所以一切都视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所能取得的成就而定。

在此期间， 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周围地区捣毁城堡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就转来攻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农民们在联盟军队迫近时即后退，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奔往士瓦本阿尔巴的森林中。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要力量的骑兵和大炮对农民们无可奈何，特鲁赫泽斯就不再追他们了。他进击莱普海姆农军。莱普海姆农军有5000人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000人在敏迭尔河谷，有6000人在伊勒提森附近，他们正掀起全区暴动，破坏寺院城堡，准备以所有3支队伍进取乌尔姆。看来此时在这些农民中间已有点士气沮丧，因而这支农军作战也没有什么把握了；这应归咎于雅科布·韦埃从一开始就力求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有足够的军力为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进攻农军主力并完全击溃了它。雅科布·韦埃和乌尔利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带几番追击之后，全区都被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进行洗劫和发放额外粮饷而哗变，这件事再一次地打断特鲁赫泽斯的军事行动，一直到4月10日为止。然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 巴尔特林根农军，这支农军在这期间正侵入他的领地瓦尔德堡，采尔和沃尔菲格并围攻他的各处城堡。特鲁赫泽斯在此也发现农民中间是分裂的，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完全击溃了。农军残部由僧侣弗洛里安率领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击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已使布霍恩（弗里德里希斯哈芬）和沃尔马廷根两城加入兄弟会，并于13日在萨勒姆寺院召开大军事会议，决议迎击特鲁赫泽斯。各处立即响起警钟，在伯马廷根营寨集合起来的有1万人，还有被击败的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加入了。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一战得胜，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孤注一掷，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郜农军和赫郜农军也迫近时，谈判之心更切。于是他于4月17日在魏茵加腾与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个表面看来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们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更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郜农军代表都接受了这个协定，然后开往维尔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计把他从必不可免的灭亡中挽救出来。假若他不是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又绝大部分已经士气消沉了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首领们的话，那末他和他的小小的军队就已被围困在兵力合计至少为25000—30000人的4支队伍中而且势必被消灭。但是他的敌人是狭隘的，这是农军群众中总不可免的情形。因而使他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须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逃脱了敌人的打击。湖军农民信守协定，竟至于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赫郜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郜农军也被他们的首领们指使加入这个背叛行动中，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这一行动，可是特鲁赫泽斯在此期间却逃出险境了。

赫郜农军虽然没有参加魏茵加腾协定，可是却做了一件具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褊狭性的事，把整个农民战争都断送了。当特鲁赫泽斯和他们谈判一无成就而向维尔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继续留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不去和维尔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维尔腾堡农民和尼喀河谷农民也曾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离开他们的家乡很远之后，他们就泰然地撤退并向夫赖堡开去。

我们曾经叙述到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维尔腾堡农民驻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而由特鲁赫泽斯留在此处交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挥的监视部队则撤到乌拉赫去了。费尔巴哈尔在一度企图攻取乌拉赫没有成功之后即转往纽廷根，并向邻近所有暴动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维尔腾堡平原地区以及从葛伊都有可观的增援部队来到。特别是有两支强大的农军开拔前来了，这两支农军是由葛伊农军以撤退到维尔腾堡西部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为核心集结起来，并从整个尼喀河谷和纳哥尔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勃林根和利奥堡都掀起暴动，他们于5月5日在纽廷根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勃林根附近和这些联合起来的农军接触。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大炮和他们的阵地都使特鲁赫泽斯震惊；特鲁赫泽斯立即用其惯技开始谈判并和农军们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当农民们的警惕性刚一受到麻痹的时候，他就于5月12日 还在停战协定期间袭击农民，迫使农民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一直到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变，伯勃林根落入特鲁赫泽斯之手为止。农军左翼因此失却根据地而陷入包围之中。于是胜败之局决定了。没有严格纪律的农民们陷入混乱状态中，随即狂奔逃命；所余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虏的人也丢掉武器逃回老家去了。华美基督教农军完全瓦解了，整个维尔腾堡的暴动也随之而完全被平息了。脱伊斯·格尔伯逃往埃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叶克来恩·罗尔巴赫被俘，并被解至涅卡尔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此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满木柴，把他活活地用慢火烧死，特鲁赫泽斯本人和他的骑士们在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贵族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涅卡尔加塔赫侵入克莱赫郜以支援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对农民毁约而于5月23日袭击布鲁赫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子并占领了布鲁赫萨尔。特鲁赫泽斯同时还袭击艾宾根并俘获当地运动的领袖安东·埃森胡特，选帝侯立即把埃森胡特和其他12位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莱赫郜于是被平定，还被勒索了将近4万盾。特鲁赫泽斯的军队经历以上各战役之后减为6000人，选帝侯的军队是6500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顿瓦尔德前进。

伯勃林根失败的消息使得恐慌心情到处在起义者之间散布开来。陷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自由市忽然又都轻松起来。海尔布朗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和士瓦本联盟妥协的帝国自由市。海尔布朗有农民办公室，各农军代表正在这里商讨以全体起义农民名义向皇帝和帝国提出的建议。这些商谈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的建议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再度表明没有一个等级已经发展成熟到足以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革新整个德国局面，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事情摆得很清楚：要达到上述目的，不得不争取贵族，尤其是不得不争取市民等级。 文德尔·希普勒因此就把商谈的领导权拿到他手中去了。文德尔·希普勒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中间是最正确地认识到现状的。他不是一个象闵采尔一样的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象梅茨勒或罗尔巴赫一样的农民代表人物。他的多方面的经验，他在实践中得到的对于各个等级相互间的地位的知识，都使得他不会只代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一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尔是当时处于现存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而文德尔·希普勒可以说是全民族的一切进步势力的中间状态的代表人物，恰恰和闵采尔预测到共产主义的情形一样，文德尔·希普勒预测到 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他所主张的一些原则，他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虽然都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但是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的当前解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而农民们一旦决心来为整个帝国制定法律草案的时候，那末除了同意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而外别无他法。所以农民们所要求的中央集权制就在海尔布朗采取了一种更为确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农民们对中央集权制的想法有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制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在废除帝国境内关税等方面规定得更仔细些，简言之就是在符合城市市民的利益远比符合农民的利益为多的各种要求上规定得更仔细些。所以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近乎近代的赎买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概括到一个“帝国改革”方案中去以后，这些要求即使不是以市民阶级的当前要求为依归，也必然是从属于市民阶级的最终利益。

正当这个帝国改革方案还在海尔布朗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柏林已离城迎接特鲁赫泽斯，以名门望族和市民阶级的名义谈判本城投降问题。城里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支持了这一叛逆行动，文德尔·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们一起逃走。他去到魏茵斯堡，企图在此招集维尔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战斗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迫近了，他又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选帝侯部队此时征服了整个尼喀河地区，迫使农民们重新宣誓效忠，焚毁了许多村镇，凡曾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都被刺杀或绞死。为了报复黑尔芬施太因被杀之仇，魏茵斯堡被焚毁无遗。

在维尔茨堡近郊联合起来的农军这时包围了弗劳恩堡，并于5月15日，在还没有攻破缺口之前就向堡垒进行勇猛的冲锋，这次冲锋失败了。在战壕里留下了400名最优秀的人员，或死或伤，多半属于弗洛里安·盖尔军中的人。两天以后，即17日，文德尔·希普勒来到并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提议只留4000人在弗劳恩堡，而将全部约2万人之众的强大主力部队就在特鲁赫泽斯的眼前开到雅格斯特河畔的克劳特海姆立下营寨，所有的增援部队就可以集中到这里来。这个计划是卓越的；只有依靠团结群众和人数众多才能希望打败此时已有1万3000人之众的诸侯军队。然而农民中军心涣散和士无斗志的情形已经过于严重，已没有进行任何坚决果敢的军事行动的可能。圭茨·冯·贝利辛根在此以后不久就公开变成叛徒，他可能对阻碍农军的行动出过不少力气，因而希普勒的计划就从未实现。计划没有实现，而各农军倒象往常一样陷入分裂状态了。直到5月23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允尽速接应之后才行动起来。26日，驻在维尔茨堡的安斯巴赫各旗军队在接到侯爵 ［注：统治安斯巴赫和巴莱特各侯国的勃兰登堡卡季米尔。——编者注］已对农民开始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残部和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斐尔德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5月24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很少准备战斗的姿态。许多人在此地听说他们的村子在此期间已经投效特鲁赫泽斯了，就以此为口实而回家去了。农军更向尼喀苏尔姆开去并于5月28日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出驿使到法兰克尼亚，亚尔萨斯和黑森林－赫郜农军处要求火速驰援。圭茨·冯·贝利辛根从尼喀苏尔姆开回艾林根。农军天天都要散失一些人；圭茨·冯·贝利辛根也在行军中途不见了；他轻骑回家了，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利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和特鲁赫泽斯谈过了。在艾林根附近，由于误传出敌人迫近的消息，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突然恐慌万状！农军秩序大乱，纷纷走散，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费了大力才纠集约2000人再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集的5000人的农军开来了，可是由于圭茨显然为叛卖目的而安排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坦到艾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和华美军并没有相遇，就开到尼喀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几旗华美白军占领着的小城正被特鲁赫泽斯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看见联盟营寨的火光，但是它的领袖们没有胆量，不敢袭击，而且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就在这里见到华美白军残部。尼喀苏尔姆既无人解围，就于29日向联盟军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处决了13个农民，然后追逐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尼喀河，柯赫尔河，雅格斯特河整个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与被特鲁赫泽斯从侧翼压迫向陶伯尔河畔的科尼斯霍芬撤退的农民相遇。农民们有8000人和32门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靠丘陵和森林的掩护而偷偷地迫近他们，派遣几路人马包抄过来，于6月2日以优势兵力向他们猛烈袭击，结果农民们尽管对各路人马都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一直到深夜还是完全被击溃了。和历次的情形一样，这次也主要是由“制农民死命”的联盟的骑兵来消灭造反军的，这支骑兵在农民们已遭到枪炮火力的进攻而大为震动之后再追击他们，把他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地杀死了他们。究竟特鲁赫泽斯用他的骑兵进行了怎样一种战争，在农民军中的300个科尼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可作证明。这300个市民在战斗中间被杀得只剩15人，而这15人中有4人后来还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压伏了奥顿瓦尔德、尼喀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农民之后，他还进行扫荡，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平定了全境，然后开往维尔茨堡。他在中途获悉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由弗洛里安·盖尔和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正停留在祖尔茨多夫附近，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击。

弗洛里安·盖尔自从猛攻弗劳恩堡未成以来主要是从事于和诸侯及各城市，特别是和洛腾堡城及卡季米尔·冯·安斯巴赫侯爵谈判他们加入农民兄弟会的事，谈判突然被科尼斯霍芬失败的消息打断。弗洛里安·盖尔的农军就和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合而为一。这支农军是新近才建立起来的。卡季米尔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在他的境内制止农民暴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总设法把农民的怨恨引向教产方面去，然后企图在一旦教产还俗时从中渔利。同时他不断准备武装，伺机而动。伯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对他境内的造反农民进行战斗，劫掠焚毁了许多村庄，绞杀了许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集结起来，并在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指挥之下于5月29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正向他追击的时候，受重压的奥顿瓦尔德农民求援的消息来到，农民立即向海丁斯斐尔德开去并从此地和弗洛里安·盖尔一起又开往维尔茨堡（6月2日）。农民在此地很久未得到奥顿瓦尔德方面的消息，就留下5000人，而以4000人尾随其余农军开去——其余的人都走散了。他们听信了讹传的科尼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正很放心，不料就在 祖尔茨多夫附近遭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泽斯的人马照例惨杀农民，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纠集他的黑军残部600人杀出重围开往英果尔施塔特镇。200人占领了教堂及公墓，400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追击而来，一支1200人的马队攻占此镇并放火焚烧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又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军把城堡的残破墙垣打出缺口，企图一鼓而下。两度被掩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官军把这第二堵墙也击垮了，然后进行第三次冲锋，终于达到目的。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和最后的两百人一起逃脱了。但他逃匿之处在第二天（降灵节星期一）就已被发现；普法尔茨军包围了他藏匿所在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杀光了。在这两天之中只俘虏17人。弗洛里安·盖尔和很少的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转投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军这时又集结了7000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又大半走散了。他还力图纠合离散的农民于森林中，可是在6月9日就在哈尔附近遭官军袭击，在战斗中身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科尼斯霍芬战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堡被围者，此时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当局已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军队于6月7日就把此城连同驻扎在内的5000农民一起包围起来，并于次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市政当局自行打开的各城门。由于维尔茨堡“名门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就被解除武装，所有的领袖都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将81人斩首。于是法兰克尼亚各色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堡，有维尔茨堡主教，有班堡主教，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这些贵人们分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堡主教一起进军，主教此时立刻撕毁他和他的农民订立的协议，把他的领地交付联军群氓蹂躏，烧杀虏掠，无所不为。卡季米尔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土。泰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的纽斯塔特斩了18个人，在马克特－毕格尔斩了43个造反的人。他由此地开往洛腾堡，此时洛腾堡的名门望族已实行反革命并把斯蒂凡·冯·门钦根逮捕起来了。洛腾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是这样地暧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任何援助，他们狭隘自私成性，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以照顾城市行会，只是极不乐意地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负担里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侯爵斩了他们16人，当然首先是斩门钦根。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方式巡视他的境内，到处焚烧劫掠，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256个造反的人，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斩了13个维尔茨堡市民以庆祝其大功告成。

在美因兹地区，斯特拉斯堡主教，威廉总督未遇抵抗即恢复了秩序。他只处决了4个人。莱茵郜本来也曾骚动，可是大家早都各自回家了，而弗罗文·冯·胡登（乌尔利希的堂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12个乱党领袖，于是莱茵郜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相当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当局的退让，后来是靠征集的军队压制住了。在莱茵普法尔茨，自从选帝侯毁约以后又有约8000农民集结起来再来焚烧寺院和城堡；但是特利尔大主教取得冯·哈贝伦元帅的支援，于5月23日已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他们。惨案不一而足（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82人被杀），7月7日魏森堡被占领，此地的起义就告结束。

此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未被征服：赫郜－黑森林农军与阿尔郜农军。斐迪南大公已经用这两支农军来进行阴谋诡计。和卡季米尔侯爵以及其他诸侯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领地和诸侯领地的情形一样，斐迪南大公极力利用起义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势力。他已和阿尔郜农军首领瓦尔特·巴赫并和黑郜农军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谈判过，要求他俩指使农民宣告加入奥地利方面；两个首领虽然都是买得通的，可是他俩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做到阿尔郜农军和斐迪南大公协议停战并对奥地利保守中立，如此而已。

赫郜农军从维尔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侯爵境内取得一些援军。他们于5月13日向夫赖堡进军，于18日开始轰击此城，23日此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开入城内。他们由此地向施托卡赫和拉多夫策尔开去并与两城守军长处进行小规模战争，但无战果。两城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都根据魏茵加腾条约乞援于湖军农民，而湖军中以前曾造过反的农民竟有5000人之众起来反击自己的盟友。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竟强烈到如此地步。只有600人拒绝战斗，要加入赫郜农军而被杀害。然而赫郜农军也被买通了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诱使放弃围攻，汉斯·弥勒随即逃走，而农军也大半溃散。残部借希尔青根隘道深沟高垒以自卫，7月16日，在此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数城出面为赫郜农军斡旋缔成和约，然而和约终未能使汉斯·弥勒免于杀身之祸。汉斯·弥勒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仍在劳芬堡被捕斩首。在布莱斯郜，夫赖堡也于此时（7月17日）背弃了与农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然而由于诸侯军力微弱，在此也于9月18日缔成奥芬堡条约 [249]，宗德郜亦参加在内。黑森林的8个集团和克勒特郜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此时为冯·祖尔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起义，于10月间被击溃。11月13日，黑森林农民被逼订立条约 [250]，12月6日，莱茵河上游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特城陷落。

阿尔郜农军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又向各寺院城堡进击并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猛烈的报复。他们遇着的官军为数不多，这些军队只能进行零星小规模的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他们。6月，在一向还相当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望族的运动。这次运动只是偶然碰上几支联盟部队临近，并且及时赶来支援这些城市贵族，才被压制下去了。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往圣加伦。此时农民开抵城郊，正欲轰击城垣，适接特鲁赫泽斯从维尔茨堡发来的消息。6月27日，农民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奥伯君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他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不要再向农民挺进。可是士瓦本联盟命令特鲁赫泽斯进攻农民，只是不许放火滥烧；然而特鲁赫泽斯心中有数，尽管他很有可能把这些从波登湖到美因河接二连三暴行惯了的雇佣兵控制住不许放火，但是他决不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而且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手段。农民以伊勒河路易巴斯 ［注：今称洛伊巴斯。——编者注］河为掩护设防，有2万3000人之众。特鲁赫泽斯面对农民阵线布阵，有1万1000人。两军阵地都很坚强。马队在当前地势上不能起作用。如果说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优于农民，那末阿尔郜农军却有大量作过战的士兵和有经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优良大炮。7月19日联盟军开始炮轰，20日双方继续炮战，都无战果。21日，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率领3000雇佣兵来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龙兹堡认识农军中许多在远征意大利时曾为他的部下的军官，他就和他们联系商谈。在军事手段无济于事之时，倒戈阴谋奏效了。瓦尔特·巴赫，许多旧军官和炮手都卖身求荣。他们故意让农民的全部弹药储藏毁于炮火，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一离开原来的强固阵地，马上陷入埋伏中，这是特鲁赫泽斯和巴赫及其他叛徒串谋预设的埋伏。农军的指挥者就是这些叛徒，他们此时托词进行侦察离开了队伍，并已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更加无法抵御。两路农军全被击溃，第三路农军是由路易巴斯来的克诺普夫率领，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路农军在肯普腾附近的柯伦堡山重振旗鼓，却被特鲁赫泽斯包围起来了。特鲁赫泽斯在此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农军的给养线，并即放火焚烧周围约200个村庄，这样来瓦解农民的士气。饥饿和眼见家室被焚的景象，终于迫使农民降服了（7月25日）。立即被处死者有20人以上。路易巴斯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的唯一领袖，他不竖降旗，逃往布勒琴士；但他在此被捕，经过长期监禁之后，被处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于是结束了。

六

正当士瓦本爆发第一批运动的时候， 托马斯·闵采尔又赶回 图林根，并且自2月底或3月初起即定居于帝国自由市 缪尔豪森，此城是他的党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成了整个运动的牵线人；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暴发风暴，他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此地本身群情已经激昂万分了；不仅流行的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而且还有被压迫农民物质上的缺乏，也都把邻近各邦，黑森，萨克森和哈茨地区的总起义的条件准备成熟了。尤其是在缪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群众都已被争取到极端的闵采尔路线这一边来，并且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凭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去和作威作福的名门望族较量高低的时机赶快到来。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忍耐一下；然而在此领导运动的他的学生普法伊费尔，却已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能按兵不动，而于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缪尔豪森就已发生革命了。原有的城市贵族议会被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议会”手中，永久议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 [251]。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 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 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可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 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 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在现代我们还经历过同样的事例；我们只须回想一下无产阶级代表们 [252]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即可了然，他们本身虽然还只代表着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谁根据二月政府的经验——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 [253]——还能贪图官方地位，就必然或者是格外地愚蠢，或者至多是口头上的极端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缪尔豪森永久议会首脑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的执政者还要冒险得多。他的理想是他本人才开始隐隐约约想到的；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但是他还受着他一向宣说的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教义的约束：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一切财产公有，一切人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都是已经宣告了的。可是在实际上缪尔豪森仍然还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拥有几分民主化的政体，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控制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社会都谈虎色变；所谓推翻现社会，事实上从未超出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的范围。

闵采尔本人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的天才想法在拥护他的群众的单纯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个鸿沟就越不能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以他自己也少有的热忱来组织并扩大运动；他向各方面发出书信，派遣心腹使节。他在书信和宣教中流露出一股革命的狂热，这股狂热与自己早期的写作相较也很令人惊讶。闵采尔所写的革命小册子中青年天真的风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也再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激发最狂野的热情，并且只用旧约预言者吐露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猛烈的语调来说话了。从闵采尔此时努力以求的作风中就可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了。

缪尔豪森的榜样以及闵采尔的鼓动都迅速传播远方。在图林根，在 艾希斯费尔德，在 哈茨，在 萨克森公爵领地，在 黑森与 富尔德，在 上法兰克尼亚，在 福格特兰德，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焚毁城堡寺院。闵采尔一般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缪尔豪森仍然是运动的中心。此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市民的运动获得胜利，在此占统治地位的党派仍然继续对农民采取摇摆不定的观望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们对农民开始时是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和在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形一样。直到4月底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功一支军队——这个黑森邦伯就是菲力浦邦伯，新教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史籍对于他的虔敬上帝盛加赞扬，而我们对于他对农民的无耻行为却要略赘数语。菲力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平定了他的领土的绝大部分，然后募集新兵，侵入直到此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德修道院长境内。他于5月3日击败富尔德农军于弗劳恩堡，平定全境，并即乘此机会不仅脱离修道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德修道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是留待以后使这些教会领地还俗。然后他就攻取爱森纳赫和朗根萨尔查，并即与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取起义大本营缪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兵力约8000人，有大炮数尊。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军在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武装很坏，纪律很差，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种领导人物都极缺乏。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然而诸侯们认为在此也适用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得胜利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但后来就在停战期限还未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着他的人马驻守在今天仍称为什利亚赫特堡 ［注：即战斗山。——编者注］的这座山上，以车垒 [254]为掩护。农军中锐气消沉的情况已经愈益严重了。诸侯们发出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交献，则农军将被赦罪。闵采尔叫众人围成一个圆圈，并叫大家讨论诸侯们的要求。一个骑士和一个僧侣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将两人带到圆圈中间，当场斩首。坚决革命的人们欢呼赞成这一当机立断的恐怖行动，这一行动使农军又略为镇定一些；但若不是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山之后不顾停战协议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的话，那末农军最后还是会绝大部分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辆后面迅速展开阵势，但是炮弹和枪弹已向半无防御而又不惯作战的农民射击，雇佣兵已进抵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辆阵线就被突破，农民的大炮被夺，农民被击溃了。他们狂奔乱窜地逃跑，结果就更加容易落入包围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他们横尸遍野，血流成河。8000农民中有5000人以上被杀；其余逃往弗兰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和他们同时进城。此城失守。闵采尔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5月25日，缪尔豪森也投降了！一直留守此城的普法伊费尔逃走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擒。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被严刑拷问，然后斩首。他以生平的大无畏精神从容就义。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普法伊费尔也被斩首，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的人也被斩首。在富尔德，那位“博爱的”黑森的菲力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用剑杀死造反的人，在爱森纳赫杀死24人，在朗根萨尔查杀死41人，弗兰肯豪森战役以后杀死300人，在缪尔豪森杀死100人以上，在盖马尔附近杀死26人，在丘恩格达附近杀死50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12人，在莱比锡杀死8人，至于只被打成残废的，受刑更轻的，以及城镇村庄被洗动被焚毁的事，就不必提了。

缪尔豪森丧失了帝国自由市主权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富尔德修道院辖区被并入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们率军穿行图林根森林，此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此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焚毁了许多城堡。双方会战于梅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即向城中撤退。此城突然闭门不纳他们，并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盟友的倒戈而惊惶失措，于是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溃散了。比尔德豪森阵营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根，上法兰克尼亚的暴动队伍的最后残余就被消灭了。

亚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的农民快到4月中才揭竿而起，他们起来之后，上亚尔萨斯和宗德郜农民就跟着起来。4月18日，一支下亚尔萨斯农军洗劫了阿尔多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艾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及在维勒河谷和乌比斯河谷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中建来组成了下亚尔萨斯农民大军，并开始攻占城池以及破坏寺院。各地每3个男人就要征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较之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军的要激进得多 [255]。

下亚尔萨斯农军的一路人马于5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企图夺取此城而没有成功，但于5月10日取得贝尔肯，13日取得拉波茨魏勒尔，14日取得赖辛维尔。这些城市都是在各城市民同意之下取得的。此时第二路人马由艾拉兹姆·格尔伯率领出发奇袭斯特拉斯堡，但并没有成功，于是这路人马转向佛日山进发，破坏了毛尔闵斯泰尔寺院并围攻萨比林，此城于5月13日向农军投降。他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毗连边境的这一部分公爵领地上引起骚乱，同时他们就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在萨尔河畔的哈尔比茨海姆附近和纽堡附近都有庞大的营寨建立起来；在萨尔格闵德附近有4000洛林德国农民布防；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线和右翼，一支是佛日山的柯尔本农军在施图采尔布朗附近，一支是克勒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亚尔萨斯农军所在地。

上亚尔萨斯农军从4月20日开始行动，已于5月10日迫使祖尔茨，12日迫使格布魏勒，15日迫使曾海姆及附近地区与农民结盟。奥地利政府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力量太弱，不能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消说向他们进攻了。因此除极少数城市而外，整个亚尔萨斯到5月中旬都落入起义者手中。

但是要来压制大逆不道的亚尔萨斯农民的官军已经迫近了。这些官军是 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在这里使贵族统治复辟了。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领一支3万人的军队出发了，这支军队里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蒙特，伦巴第，希腊，阿尔巴尼亚援军。5月16日，他在卢普施坦附近和4000农民接触，不费气力就把农民打败，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萨比林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了；处于无防御状态的农民被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亚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亚尔萨斯农军进击。上亚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萨比林支援下亚尔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维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全军猛击。他们抵抗得非常勇敢，但因敌人拥有无比优势——30000对7000——而许多骑士又倒戈了，特别是赖辛魏耶尔守城官的倒戈，所以他们虽然拚死抵抗，仍归无效。上亚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是公爵以习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亚尔萨斯全境。只有宗德郜未蒙公爵光顾，得免于难。奥地利政府于是声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威胁本国农民于6月初缔结恩集斯海姆协定。但是奥地利政府自己立即又破坏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宣教者和领袖成批地绞杀。农民们于是重新起义，这次起义到宗德郜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9月18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 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带的农民战争还须报道。这些地带以及毗邻的 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都是自从恢复stara　prawa〔旧权利〕运动以来始终处于反对政府和贵族的地位，也是改革教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支持之下，自从1522年以来就因本城的城市特权以及宗教争端的关系而和大主教结怨了。1524年底，大主教以募得的雇佣兵袭击此城，用城堡的大炮威吓此城并追究异教宣教者。同时他还征课新的苛税，因此激怒全体居民达于极点。1525年春，全境农民和矿工与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同时突然起事，组成农军，以 普拉斯勒和 魏特莫泽尔为首领，解放了此城，并围攻萨尔茨堡城堡。他们和西德农民一样结成一个基督教同盟，并把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而在这里是十四条 [256]。

在 施梯里亚， 上奥地利， 克伦地亚和 克莱纳，新的非法的捐税，关税和告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最切身的利益，农民也于1525年春起义。农民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在哥伊斯附近打败stara　pra-wa运动的征服者老将军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故弄玄虚，居然招安了一部分起义者，可是大伙仍然保持团结，并和萨尔茨堡农民联成一气，因而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纳等地的绝大部分都在农民和矿工的掌握中。

在提罗耳，改革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在此地曾经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多。斐迪南大公在此地区也迫害新教义的宣教者，并也以新的专横的财政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也和其他各地一样，起义也在1525年春爆发。起义者的最高首领是闵采尔派，名盖斯迈尔，他是全部农民首领中唯一具有军事天才的人。起义者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严厉惩治劣僧，尤其在南部，在艾契 ［注：意大利称作：阿迪杰。——编者注］地区是如此。弗拉尔堡农民也起义并参加了阿尔郜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人民让步，这些造反人民就是不久以前他还要用烧杀虏掠的手段加以消灭的呢。他决定召开各世袭领地的省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这个时期和农民缔结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就集结力量，以求越快越好地能以另外一套语言来对付这些“罪恶多端的人们”。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被遵守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的钱财耗尽了，他开始在公爵封土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札尔族部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梯里亚人民又起义了，他们在7月2日到3日的夜间袭击迪特里希施坦将军于施拉明格，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晨，农民们开了一次陪审法庭，并且从俘虏中提出40个捷克贵族和克罗地亚贵族来判处死刑。他们都立即被斩首了。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应了5个公爵封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纳）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提罗耳，省议会的要求也获允准，因而北部就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省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放下武器。在12月里，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豫地将落入他手中的许多暴乱煽动者和领袖处死了。

8月初，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率领1万巴伐利亚兵向萨尔茨堡开来。这支强大兵力以及农民间出现不和的情况，迫使萨尔茨堡起义者与大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9月1日订立，也已被大公接受。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加强军力到足够的程度，登时破坏协定，因而又迫使萨尔茨堡农民重新起义。起义农民支持过了冬季；盖斯迈尔在春季里来到他们这里，并即对从各方面迫近的官军展开辉煌的战斗。在1526年五六两月里，他在一系列的漂亮仗里接二连三地把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雇佣兵都打败了并且迫使各敌军长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还找到机会去围攻拉德施塔特。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从各方面包围起来，他不得不退却，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由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中穿过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密谋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国卷入对奥战争中，如果成功，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可是正在洽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就不得安枕。他们收买了一个匪徒，这个匪徒竟于1527年使这位危险的造反人物脱离人世了。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时还使压迫倍增。然而从长远看来，使农民阶级处境更加恶化的还不能说是起义被镇压下去这件事。凡是贵族，诸侯，僧侣们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东西，在战前就都已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是和现代无产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的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产了，大量依附农沦为农奴，整片的公社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饱经祸乱，流浪四方，或变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祸乱成为当时的家常便饭，农民阶级痛苦已深，而捐税还在增加，使他们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以后各次宗教战争以及连绵不断毁灭生命财产的三十年战争使农民遭受灾难之惨重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把用于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劳动力消灭了，同时又有许多城市被破坏了，因此，农民、贫民和破产市民都长期陷入最艰苦的爱尔兰的贫困境地。

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最大的是 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不是卖给外国，就是被熔化了，他们的储备物资都耗尽了。在各处都是他们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却是最集中地针对着他们。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见众怒所指的高级僧侣处境困难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使教产还俗以利农民成为通俗的想法，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使教产还俗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而在新教各邦中，高级僧侣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就是僧侣诸侯们的权势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诸侯们很善于在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们曾看到富尔德修道院长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情况。所以肯普腾城竟强迫诸侯修道院长将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此城了。

贵族也大受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很多最体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诸侯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能为力已是完全注定了；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意义而沦为诸侯的臣属。

整个看来， 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巩固起来；市民阶级反对派受挫，很久不能重振。旧有的城市贵族的成规惯例继续维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拖到法国革命时期。诸侯们还认为市民或平民党派在斗争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暂时的成就的，所以城市要对此事负责任。从前已经属于诸侯领土的城市，于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城市特权被剥夺，在诸侯们奴役之下听凭勒索（如弗兰肯豪森，阿伦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等），帝国直辖市被并入诸侯领土（例如缪尔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邻的诸侯的托管，许多法兰克尼亚的帝国直辖市就是如此。

在这些情形之下，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 诸侯。本文一开头即已谈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统一为一个 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诸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侣辖区，城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展很缓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 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说，要使其余的帝国等级从属于诸侯统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们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城市这些竞争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对的利益，他们还由于靠牺牲所有其他等级拿到spolia　opima〔主要战利品〕而得到绝对的利益。教产是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还俗了；一部分半破落或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降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的金钱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的城市特权，他们要在财政措施上为所欲为就更加有余地了。

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见到德国是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下，不仅分成无数独立而几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民族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中都分裂为各种复杂的等级与等级集团。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冲突也是彼此悬殊的等级。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见到，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终于经过困难而不完满地，而且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还是一反条件所许的民族发展之道而行，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所有其他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齐垮台。济金根暴动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全部驯顺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我们也已经见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因而使革命运动遭致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性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如何在每一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都被官军各个击破，而官军人数不过是全部起义群众的1/10——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农军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业的行动，而历次农军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 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 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 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这一次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夏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1875年版，该版原文并根据“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原文和1870年版校对过

[204]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1850年夏天在伦敦写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期合刊号。恩格斯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引自德国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威·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s-sen　Bauern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

“德国农民战争”在1870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还为这一版写了导言，来说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这部著作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的欢迎，又于1875年再版，恩格斯将导言又作了增补。在80年代恩格斯还打算重新修订“德国农民战争”，补充大量新的德国历史的材料。1884年6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资本论”第2、3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保存下来的只是准备补充“德国农民战争”的未完成的手稿和许多札记草稿。——第383页。

[205] 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的后半期。——第386页。

[206] 接租费是向小份地所有者征收的一种封建赋税。

死亡税（Sterbefall，Todfall）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死农民的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

保护金（Schutzgelder）——封建主征收这种税，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辩护”的报酬。——第390页。

[207] “公捐”（《gemeiner　Pfennig》）是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而成的一种税。这种税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第392页。

[208] 上任年贡是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次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恩赐的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第393页。

[209] 恩格斯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居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派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的代表所代替。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和他们所干的叛卖勾当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395页。

[210] 指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1532年由累根斯堡议会通过；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残酷著称。——第397页。

[211] 韦尔登派是一个教派，17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之中。据说，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比埃尔·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谴责天主教教会积累财富的现象，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特别流行，在这里它带有保护原始公社制度和宗法关系的残余的色彩。——第401页。

[212] 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的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第401页。

[213] 1251年法国农民起义（所谓的“牧童”起义）的领袖之一，名叫雅科布的牧师。据史实证明他是匈牙利人。——第401页。

[214] 加里克斯廷派是捷克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15世纪上半期）中的一派，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是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教会。加里克斯廷派（即不仅要求赐与面包而且赐与一杯酒的圣杯派）所依靠的是市民和部分捷克贵族，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建立民族的捷克教会，没收教会财产。——第403页。

[215] 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胡斯运动的第二派。与加里克斯廷派相反，他们是革命民主派。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加里克斯廷派叛卖塔波尔派的行为曾被封建的反动阵营利用来镇压胡斯运动。——第404页。

[216] 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从13世纪到15世纪盛行于欧洲。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

罗拉德派（直译是：“咕咕哝哝的祷告”）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派别（产生于14世纪），极端敌视天主教会。罗拉德派采用了英国宗教改革者威克利夫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作出了更为激进的结论，用神秘的宗教形式来反对封建特权。罗拉德派中许多人（其中大都是人民群众和许多下层教会的代表）曾参加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从14世纪末叶起罗拉德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第404页。

[217] 锡利亚式的狂想（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 一千）是关于耶稣再生和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盛行于早期基督教时期，其后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405页。

[218] 恩格斯引用的这句话是齐美尔曼从路德那里引用来的（见Zimmer-mann，Th．1，Stuttgart，1841，S．364-365）。——第407页。

[219] M．Luther．《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Vuittemberg，〔1520〕。恩格斯借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7页。

[220] 奥格斯堡告白是对路德教基础的陈述。1530年新教徒向在奥格斯堡开帝国会议的卡尔五世皇帝提出这个告白。它是以市民的“廉价教会”的理想（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去适应王公利益的产物。他们宣布以领主王公来代替教皇作为教会首脑。皇帝拒绝接受奥格斯堡告白。同意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所进行的战争于1555年以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协定，每个王公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第407页。

[221] 这是路德在1525年5月即农民战争最剧烈的时候所发表的《Wyder　die mördische　unnd　reubischenn　Rottenn　der　Paurenn》这篇文章的题目。后面所引的话都是利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9页。

[222] 齐美尔曼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写的是这个年代，但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托马斯·闵采尔是生于1490年左右。——第410页。

[223] 再洗礼派是那些要求成年时再洗礼的派别的称呼。——第411页。

[224] “对诸侯讲道。解释先知达尼尔的另一区别，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斯特德宫内对肯干的被爱戴的侯爵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1524年阿尔斯特德版（《Die Fürstenpredigt．Aus-legung des andern Unterschieds Danielis des Propheten，ge-predigt auf dem Schloβ zu Allstedt vor den tätigen，teuren Herzogen und Vorstehern zu Sachsen durch Thomas Mün-tzer，Diener des Worts Gottes》．Allstedt，1524）。恩格斯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2页。

[225]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按他们早期著作，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是个泛神论者。——第413页。

[226] 指1524年在缪尔豪森出版的闵采尔的文章，题目是：“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Ausgebrückte Entbl?ss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der ungetreuen Welt durchs Zeugnis des Evangelions Lucae，vorgetragen der elenden erbärmlichen Christenheit zur Erinnerung ihres Irrsals》）。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5页。

[227] 见Zimmermann，Th．2，Stuttgart，1842，S．75．——第416页。

[228] M．Luther．《Eyn brief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frurischen geyst》．Wittemberg，1524．——第417页。

[229] 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证明，闵采尔起初是出发到帝国直辖市缪尔豪森，1524年9月他由于参加了城市平民的骚乱又从那里被驱逐出去。闵采尔以后由缪尔豪森到了纽伦堡。——第418页。

[230] 1524年闵采尔致路德的印刷的回信上，标题是：“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und Antwort wider das geistlose，sanftlebende Fleisch zu Wittenberg，welches mit verkehrter Weise durch den Dieb-stah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ärm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nz jämmerlich besudelt hat》）。——第418页。

[231] 独立派是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会的派别。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在1648年末取得了政权。——第421页。

[232] 恩格斯采用齐美尔曼引自汉斯·杜达尔的话。——第422页。

[233] 德国西南部帝国直辖市的王公、贵族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士瓦本联盟建立于1488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农民和平民运动。领导这个反动联盟的德国西南部的王公还力图利用它来巩固他们的独裁政权。该联盟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1534年由于内部纠纷而告解散。——第425页。

[234] 塞克列人是居住在德兰斯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第432页。

[235] 指西西里岛上的人民为反抗1267年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的统治所举行的起义。1282年3月31日晚在巴勒摩起义的人民消灭了数千法国的骑士和士兵。——第433页。

[236] 恩格斯指的是1517年10月31日路德（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一个普通的修士）钉在维登堡一个教堂门上的95信条。信条中对出卖赦罪符和滥用天主教会的事实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信条中，体现平民理想的路德宗教学说也具有了初步轮廓。——第436页。

[237] 布尔勒斯加是诙谐讽刺文学的体裁之一，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中间；他们用这种文体来嘲笑宫廷诗歌华丽的风格和封建社会上层的拘泥习俗。——第436页。

[238] 蔷薇战争（1455—1485）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郎卡斯特派之间的战争。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438页。

[239] 奥地利边区政府是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直属藩臣分散在士瓦本北部和黑森林地区的统治机关。——第441页。

[240] 当贵族已经聚集起反革命力量的时候，士瓦本联盟的讨伐军的统帅特鲁赫泽斯向1525年2月15日赫郜起义的农民发出的最后通牒中的一句话，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42页。

[241] 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层的代表担任。——第443页。

[242] 南方高原地区按字面讲是高原地区。在这里是指上巴登，即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世纪时，这个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侯爵，其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莱斯郜或是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辖。——第443页。

[243] 指的是1525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到南方高原地区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An die Versammlung ge-meiner Pawerschaft，so in Hochtentscher Nation und viel anderer Ort，mit empörung und iffruhr entstanden，ob ihr empörung billicher oder unbillicher gestalt geschehn，und was sie der Oberkeit schuldig oder nicht schuldig seind，gegründet aus der heil göttlichen Geschrift，von Oberlendi-schen Mitbrüdern guter mahnung ausgangen und beschri-ben》）。威·齐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第443页。

[244] 鸠迪加礼拜日（是从judex——法官一字而来，直译为“审判的星期日”）是四旬斋的第五个星期日。——第446页。

[245] 这个决议是1525年3月当士瓦本联盟的代表还在和起义者进行谈判的时候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个文件记载有这个决议。齐美尔曼引用了这个文件（见Zimmermann，Th．2，Stuttgart，1842，S．111—112）。——第446页。

[246] 大什一税和小什一税是有利于天主教会的两种不同的税。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1/10。通常是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第446页。

[247] 维尔茨堡教会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第448页。

[248] 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来治理。13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而取得的东普鲁士由骑士团进行统治。东普鲁士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1237年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了起来。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第450页。　　[249]奥芬堡条约是1525年9月18日布莱斯郜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者。——第466页。

[249] 奥芬堡条约是1525年9月18日布莱斯郜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者。——第466页。

[250] 根据1525年11月13日与奥地利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条件，黑森林农民必须再一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过的徭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是瓦尔茨胡特城的保卫者又支持了好几个星期，只是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第466页。

[251] 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断定闵采尔在缪尔豪森的“永久议会”中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职务，但是他出席了这个议会的会议，指导了它的工作，所以他实际上领导了这个新的革命政府。——第468页。

[252] 恩格斯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大·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1848年2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见本卷第17—37页）。——第469页。

[253] 帝国摄政——见注72。——第469页。

[254] 车垒是以车辆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曾广为采用。——第472页。

[255] 亚尔萨斯农民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民的“十二条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点上还超过了这个纲领。它们还反对高利贷（如关于废除高利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什一税，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了人民不满的人们的职务，任用新人。——第473页。

[256] 中，第256条注释内容实为《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一文的说明。此缺——上传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

[256]

兹向星期二在大磨坊街召开的协会例会主席声明，我等退出协会。

约·格·埃卡留斯，塞·载勒尔，

卡·马克思，康·施拉姆，弗·恩格斯，

斐·沃尔弗，威·李卜克内西，

海茵，豪普特，格·克洛泽　　1850年9月17日于伦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256]这个文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中一个重要关头，即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写的。1850年8月，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得出结论说，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因而在经济开始普遍繁荣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推论说，在新的条件下，首先要注意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依据科学的结论所制定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们用“革命的”词句代替了对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策略和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早在8月和9月上半月召开的会议上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马克思在会上阐述他跟维利希和沙佩尔决裂的原因时说：

“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的关系看成革命的动力，而却仅仅把意志看成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们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培养自己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也许不得不忍受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但是你们却相反地说：‘我们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然我们干脆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用最粗劣的方式阿谀民族感情和德国手工业者的等级偏见，当然这种说法是比较受欢迎的。正象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象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高谈阔论代替革命的发展……。”（见卡·马克思“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本版第8卷）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域委员会组织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康·施拉姆，享·鲍威尔，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等6名中央委员；其余4名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列曼和弗伦克尔表示反对。处于少数地位的4名委员退出了会场，并诉诸伦敦区部的盟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多数会员也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分裂派的一边，这就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这个协会。——第484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的信

[257]

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

亲爱的先生们，

我们荣幸地通知各位，我们早已认为各位所说的协会实际上已经瓦解。现在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就是消毁原则协定 ［注：见本卷第605—606页。——编者注］。亚当先生或者维迪尔先生最好在这个星期日10月13日中午劳驾到麦克尔士菲尔德街索荷六号恩格斯先生这里来一趟，当面烧毁上述文件。

顺致敬意

恩格斯，马克思，哈尼1850年10月9日于伦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257]1850年4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跟旅居伦敦的布朗基派法国流亡者和宪章主义者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当时签署了共有6项条款（见本卷第605—606页）的原则协定（奥·维利希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后，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倒向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的一边，并跟他们一起走上了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结成亲密同盟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10月初认为撕毁同布朗基派的协定是适宜的。发表的这个文件就是指这件事。——第485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约·格·埃卡留斯的“伦敦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的编者按语

[258]

本文的作者是伦敦一家缝纫店的 工人。我们要问一问德国资产者，他们有多少能够如此抓住现实运动的本质的著作家呢？

无产阶级还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精神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

读者会看到，在这里用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运动的，是纯唯物主义的、更自由的、不会由于任何情绪变化使自己走入歧途的见解，而不是魏特林和其他从事写作的工人企图用来反对现存制度的那种温情说教的心理上的批判。手工业者力图抵抗其半中世纪的手工业的衰败，渴望作为 手工业者联合起来，这主要是德国的情况，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在英国，手工业者在与大工业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被看成是一种进步而受到欢迎，同时在手工业的失败和大工业的产生中人们开始意识到并且发现了历史本身所产生的、它每天所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

写于1850年10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258]格·埃卡留斯的“伦敦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曾刊载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它是在马克思直接指导下写成的，并经马克思校阅过。对全文的分析证明，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原理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第486页。

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

[259]

“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在 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迁往西方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在 封建的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在 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 资产阶级的自由，甚至把它吹嘘为 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作法，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只要觉得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便对一切国家形式表示冷淡的态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La　plus　belle　fille　de　Franc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elle　a〔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第58页 ［注：见本卷第338—339页。——编者注］）

消灭国家，实行 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已成为时髦的口头语。蒲鲁东的个别的德国门徒[260]、柏林的“最高的”民主派和甚至已被遗忘的斯图加特议会、帝国摄政[261]中的“最高尚的国粹派”，都按照他们自己的一套办法学会了这一套表面极左的辞句。

所有这些派别都一致力图保存现在的 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它们要保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必然要保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甚至要保护资产阶级统治的 ［注：后来在手稿上删去了成果二字前面的“政治的”一词。——编者注］成果；它们和资产阶级的正式代表不同的地方，不过是它们具有一种表面看来是“先进的”、“最进步的”人物的不寻常的外形。这种外表在实际生活中一遇到冲突就消失了；这些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一遇到革命危机中的 真正无政府状态 ［注：手稿中删去了“当国家政权在群众政权面前消失的时候”（《wo　die　Staats-macht　vor　der　Macht　der　Massen　verschwand》）等字。在后来的一篇未修改过的手稿中有《gegeneinander》（“互相”）一词，这说明在加上《wo　die　Massen》（“当群众”）几字后，漏掉了《und　die　Staatsmacht》（“和国家政权”）几个字，因此在俄译文中在括弧内添了这几个字。——编者注］，当群众〔和国家政权〕互相使用“暴力”的时候，总是又千方百计地来消除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臭名远扬的“无政府主义”的含义，最终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总是用“秩序”二字来表达。德国的“无政府之友”和法国的“秩序之友”就是完全entente　cordiale〔一致〕的。

无政府之友的不属于法国人蒲鲁东和日拉丹的那部分，即他们的来自德国的思想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 施蒂纳。一般说来，德国民主派在德国哲学分裂时期继承了它的大部分一般的辞句。德国的最近的一些学者（尤其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概念和辞句，还在2月以前就以杂乱不明的形式深入了平庸的小说文学的思想和报刊文学之中，而后者又成了三月革命后的民主派领袖的主要论据。施蒂纳鼓吹的无国家论创造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使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日拉丹的消灭国家的主张具有德国哲学所固有的“最高的意义”。施蒂纳的“唯一的及其财产”[262]一书诚然已被人遗忘，但是他的思想方法，特别是他对国家的批判却可以在无政府之友那里重新发现。如果说我们过去已经研究了这些先生取之于法国的文献资料[263]，那末现在为了分析他们取之于德国的资料，我们就必须再次深入钻研已经过时的德国哲学。如果必须进行一场德国式的平淡的论战，那末遇到这种和那种观点的祖宗总比遇到旧货商要愉快得多。

诗神，请为我再准备一次飞马，让我飞向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

[264]

在谈论上面得到的施蒂纳的那本著作以前，我们必须回忆一下“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和那已被忘却的本书问世的时代。那时普鲁士资产阶级抓住政府财政困难的机会，立刻着手攫取政权，就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和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一起日益蓬勃地开展起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需要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得不处处把自己装扮成某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保守的和封建的党派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许下诺言。在资产阶级和农民进行反对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斗争的同时，无产者进行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在它们之间有一些中间的社会主义派别，代表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如反动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斗争、这些趋向都受到压制，由于国家政权、书报检查和禁止集会结社等的限制而无法表现出来。在德国哲学取得它最后的微不足道的胜利的时候，各党派的状况就是如此。

书报检查制度从它实行之日起就迫使多少有点不称心的人采取尽量抽象的表达方式；当时恰好处于黑格尔学派土崩瓦解时期的德国哲学传统就提供了这种表达方式。反对宗教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在报刊上进行反对现存政权的政治斗争愈困难，这种斗争也就愈尽力采取宗教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形式。形式非常杂乱不明的德国哲学，就成了“有教养的人”的共同财产，而它愈成为共同财产，哲学家们的观点就愈杂乱不明、头绪不清和庸俗不堪，这种混乱和庸俗在“有教养的”人们的心目中树立的威信也愈高。

“有教养的人”的头脑混乱得令人吃惊，而且这种情况有增不已。它真是德国、法国、英国、古代、中古和近代思想的混合物。这种混乱状态所以这样严重，由于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从第二手、第三手以至第四手上得来的，因而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惨遭这种厄运的不仅有英法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且还有德国人（例如黑格尔）的思想。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时所有的著作，特别是施蒂纳的著作都证明了这点，而且现代的德国著作至今都还受着这种后果的强烈影响。

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哲学上的假战斗被当做了真战斗的反映。哲学上的每一次“新的变革”都引起了“有教养的人”的普遍注意。在德国这种人包括人数众多的懒汉、候补法官、候补教师、不变运的神学家、没有生意的医生、文人等。在这些人看来，每一次发生这样的“新的变革”都意味着克服和最终消除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只要某位哲学家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行任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会死亡，就会被抛置于历史发展之外，实际上也就被消灭了。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情况也是这样。究竟这些发展阶段实际上被“消灭”、“超过”和“消除”到什么程度，这在以后革命时期，它们开始起主要作用，而破坏它们的那些哲学家也无人再提起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

混乱的形式和内容，无谓的妄自尊大和浮夸的胡言乱语，极端的庸俗和贫乏的辩证法，这就是这种德国哲学在它最后阶段上的特征，所有这些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时候在这方面出现的一切。能够与此相提并论的只有那些采取难以想象的轻信态度的人，因为他们把这一切都信以为真，都认为是最新的东西，是“从未有过的东西”。德意志民族，如此“认真的”…… ［注：手稿就此中断。——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10月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27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259]这是弗·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期写的一篇论文，但没有写完。写这篇论文的动机是由于爱·梅因、尤·孚赫、路·布尔和麦·施蒂纳等几个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报纸上发表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他们在1842年参加了“自由者”小组，而从50年代初起则集结在“晚邮报”（《Abend-Post》）的周围。在经济观点方面，这些文学家们拥护自由贸易。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对普选权和人民代议制采取轻视态度，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颂扬无政府状态，认为这是“高级民主”和“自由人类联合”的实现。这个集团的反民主和反革命的倾向还表现在下面这点：1850年在他们机关报的名字下还加了“民主报纸”的字样；同时“晚邮报”声明说，要达到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人似乎“不是别人的奴隶，也不是群众的奴隶”。“晚邮报”开始有步骤地反对“民主行列内维护法制的人们”，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也反对“革命的恐怖”。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显著地传布到一部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

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87页。

[260]看来，恩格斯是指卡·格律恩和阿·卢格，他们把蒲鲁东的个别著作译成德文并在报刊上宣传这些著作。——第488页。

[261]这里是指斯图加特议会代表路·西蒙和卡·福格特（卡·福格特也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卡·福格特和路·西蒙于1850年在杂志“德意志月刊”（《Deutsche　Monatsschrift》）（斯图加特）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无政府状态并主张取消一切国家制度。——第488页。

[262]Max　Stir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Verlag　von　Otto　Wigand，184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中对这本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见本版第3卷）。——第489页。

[263]指对艾·德·日拉丹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见本卷第330—342页）。——第489页。

[264]摘自维兰特的诗“奥拜龙”。——第489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三）

从5月到10月

最近6个月的政治运动跟6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革命政党到处被挤出政治舞台，胜利者们互相争夺胜利果实：在法国，是各派资产阶级在争夺，在德国，是各邦君主在争夺。争吵得非常激烈，表面看来，公开的决裂和以武力解决争端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不动干戈，并且为了以后重新开始准备虚张声势的战争而一再用和平协议来掩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发生这种表面的风波的实际基础。

1843—1845年是工商业繁荣的几年，这个时期的繁荣是1837—1842年几乎连年工业萧条的必然结果。象往常一样，繁荣很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由于我们现在无法全面叙述1843—1845年后爆发的危机的全部历史，我们只能指出生产过剩的一些最为显著的征兆。

在1843—1845年的繁荣时期开始的投机活动，主要是在铁路经营方面，这里投机所依靠的是实际需要：由于1845年的物价上涨和马铃薯病灾而造成谷物贸易的投机，1846年棉花欠收后造成棉花贸易投机，随着英国侵入中国市场而来的投机造成对东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的投机。

英国铁路系统的发展早在1844年就已经开始，不过只是在1845年才达到最大的规模。在这一年里，登记成立铁路公司的申请书竟达1035份之多。1846年2月，很多申请注册的设计方案被拒绝之后，由于设计方案批准生效而应当向政府交纳的款项仍达1400万英镑之巨；而在1847年，英国这一类收入的总额已达4200万英镑以上，其中英国本土铁路占3600万英镑，国外铁路占550万英镑。铁路投机的繁荣时期是1845年夏秋两季。当时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投机者的利润很快地把各个阶级都卷入了这个漩涡。公爵和伯爵跟商人和工厂主争相参加有利可图的各铁路线的董事会。下院议员、法官和神甫也广泛参加这些董事会。即使只有一点点储蓄的人，即使只能弄到一点点贷款的人，都干起了铁路股票的投机。铁路报纸从前有3家，现在有了20多家。一些大报馆常常在一周之内就能收入14000镑的铁路广告费。工程师很缺，因此他们的薪水很高。承制广告、设计图和地图等的印刷商、石印商、装订商和纸张商等和为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许多新的董事会和临时委员会等的办公室承制家具的家具商都赚了一大笔钱。由于英国和大陆的铁路系统确实有了发展并且因此而产生了投机，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象约翰·罗和南海公司[265]时期那样的投机取巧的风气。千百条线路的设计毫无实现的希望，其实设计者本人也根本不想真正实现这些设计，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让经理去挥霍寄存代付金和从出卖股票中获取利润。

1845年10月发生了剧变，很快就成为真正的恐慌。早在1846年2月以前（当时必须向政府交付寄存代付金），最不现实的设计就已经破了产。1846年4月，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大陆的股票交易所。在巴黎、汉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股票不得不按极为低落的价格抛售，结果使得许多银行家和经纪人遭到破产。铁路的危机一直继续到1848年秋天，而危机所以拖得这么久是由于普遍的收缩状态的影响和付款要求的提出，由于比较可靠的设计也相继破产；另外由于在投机的其他领域中，如工商业中，也爆发了危机，铁路的危机更加尖锐了，这就使得比较老的可靠的股票逐渐跌价，直到1848年10月跌到了最低的水平为止。

1845年8月，不仅发生在英国和爱尔兰，而且发生在大陆上的马铃薯病灾，首先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这是现存社会的根基腐烂的最初征兆。同时还传来了肯定证明谷物也将要欠收的消息。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在整个欧洲市场上谷物价格猛烈上涨。在爱尔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贷给这个国家800万英镑，平均每个爱尔兰人1镑。在因遭到损失达400万英镑的水灾而更加贫困的法国，欠收情况空前严重。在荷兰和比利时欠收情况也很严重。继1845年欠收之后，1846年发生了更严重的欠收，马铃薯又一次遭受了病灾，虽然并不严重。这就为更加猖狂的谷物投机打下了完全现实的基础，而1842—1844年的丰收几乎长期使这种投机无法开展。1845—1847年，英国输入的谷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谷物价格一直上涨到1847年春天，当时从各国传来了关于新收获的矛盾百出的消息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开放港口自由输入谷物等），因而来了一个动摇时期；最后，到1847年5月，谷物价格达到了最高水平。在这一个月里，英国每夸特［注：1夸特合2.909公石。——译者注］小麦的平均价格上涨到102.5先令，而有几天竟达到115和124先令。但是，很快就得到了关于气候和丰收的确实良好的消息，于是价格跌落了，7月中旬平均价格只不过是74先令。在8月中旬最后肯定1847年的收成超过平均水平之前，由于若干地区的气候不佳，价格又有些回升。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价格下跌。英国的输入完全出乎预料，9月18日平均价格已经跌到49.5先令。可见，在16个星期当中，平均价格的波动幅度是53先令。

在整个这一期间，不仅铁路危机继续不断，而且恰恰在1847年4、5月谷物价格最高的时候，信用系统也完全受到破坏，金融市场也完全遭到瓦解。尽管如此，谷物投机商在8月2日以前还是经住了价格下跌的打击。8月2日这一天，国家银行把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而把所有两个月以上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6％。紧接着，谷物交易所里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破产，其中最著名的是英格兰银行的经理罗宾逊先生的破产。仅伦敦一地，就有8家大谷物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达150万英镑以上。地方的谷物市场已经完全瘫痪，这里，特别是在利物浦，破产也同样迅速地相继而来。大陆上也发生了这种破产的现象，发生的早迟，由于距离伦敦的远近而不同。从谷物价格最低的9月18日起，英国的粮食危机才算是过去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商业危机本身，谈一谈金融危机。1847年前4个月，工商业的整个情况看来还是令人满意的，不过炼铁业和棉纺织业则是例外。1845年的铁路热潮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铁生产，由于生铁生产过多，销售量缩减，自然也就遇到困难。在为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生产的主要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早在1845年为这些市场生产的商品就已经过剩，因而很快就出现了生产有某些下降的情况。1846年棉花的欠收，原料和成品价格的上涨以及由此造成的消费量的减少，更加加重了这个工业部门的收缩状态。1847年头几个月，在整个郎卡郡生产大为缩减，棉纺织业的工人已经遭到危机的打击。

1847年4月15日，英格兰银行把最短期的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它甚至不顾开期票的公司的性质，而限制应当贴现的期票的总额；最后，它向获得贷款的商人断然宣布，象以往一样，期限一满，就不再续贷，而要归还贷款。过了两天，当它的每周结算表公布的时候才发现，银行部的准备金已经下降到250万镑。所以银行采取了这些措施来阻止黄金流出它的地下室，重新增加现金储备。

黄金和白银从银行外流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第一，消费和几乎所有商品价格昂贵，需要大量流通货币，特别是黄金和白银，以便进行零售交易。第二，铁路建设方面的不断投资造成从该行提取大量存款的必要性，仅4月一个月铁路建设的投资就有4314000英镑。建设国外铁路的一部分资金直接流出了国外。食糖、咖啡及其他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大大超过需要，这些商品的需要量和价格由于投机更加上升，欠收消息引起棉花抢购因而使棉花输入过多，特别是谷物再度欠收所引起的谷物输入过多，这一切多半都要求支付现金或成条的贵金属，这也就使得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出国外。尽管该行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是贵金属流出英国的现象一直继续到8月底。

英格兰银行的规定和关于它的准备金很少的消息，立即造成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引起很大恐慌，这次恐慌笼罩了整个英国商业，其强烈程度，只有1845年的恐慌才能与之相比。在4月的最后几周和5月的前4天，几乎所有的信用交易都告停顿。但是，在这个期间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破产。商业公司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完全是因为支付了高额利息和被迫按招致破产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存货和国债券等等。甚至许多资本十分雄厚的公司在最初的危机中也得救了，这也无非是给它们以后的破产打下基础而已。受到直接威胁的第一个危险已被克服这个事实，大大有助于信心的增强；从5月5日起，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开始有了明显的缓和，而到5月末，惊慌几乎已经平静下来。

然而，过了几个月，于8月初在上述的谷物贸易中的破产情况发生了，一直继续到9月；破产情况还没有结束，危机便在所有商业部门，特别是在与西印度、东印度和毛里求斯岛有来往的商业部门中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而且，这种情况是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市场上同时发生的。在9月，仅伦敦一地，就有20家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总额达900万至1000万英镑。

“我们当时经历了英国商业王朝的复灭，这种复灭并不亚于我们近来时有所闻的大陆各政治公司的复灭。”

这番话是迪斯累里于1848年8月30日在下院说的。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的破产一直继续到年底为止，而在1848年前几个月，当开始传来关于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和毛里求斯岛的有关公司遭到破产的消息时，又重新发生了。

产生这种商业史上罕见的大量破产的原因是，普遍的过分的投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长期以来人为地维持高昂价格的这些商品，还在1847年4月的恐慌之前就已经开始部分地跌价了；但是全面价格下跌只是在这次恐慌以后，在整个信用系统已经瓦解，各公司不得不相继赶紧大量抛售的时候，从6、7月到11月发生了价格暴跌，以致那些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公司也遭到破产。

在9月，破产的还只是纯商业性的公司。10月1日，英格兰银行把短期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5％，同时宣布今后不再发放以任何国债券作抵押的贷款。无论股份银行和私人银行家已经都经不住这种压力了。“利物浦皇家银行”、“利物浦银行公司”、“南北威尔士银行”、“新堡联合股份银行”等等在几天之内就相继垮台。同时，英国各地的许多比较小的私人银行也宣告破产。

随着这种作为10月份特征的银行普遍停止支付，利物浦、曼彻斯特、奥尔丹、哈里法克斯、格拉斯哥等地的从事有价证券、期票和股票交易的交易所经纪人，航运、茶叶和棉纺织品交易方面的经纪人，铁厂厂主，铁商，棉纺厂、毛纺厂、印花布厂的老板大批破产。据图克[266]先生说，这次破产不论就其数量和资本总额来说，在英国商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大大超过了1825年危机时期的破产。10月23日至25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所有商业活动都完全停顿下来。当时西蒂的代表团达到了废除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发明的成果，即1844年的银行法[267]的目的。这样就立即结束了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具有各自的现金储备的局面。如果旧制度再继续存在两三天，两个部中的一个部，即银行部就必然会在发行部积存了600万镑黄金的时候遭到破产。

还在10月份，危机就开始影响到大陆。在布鲁塞尔、汉堡、不来梅、爱北斐特、热那亚、里窝那、库尔特莱、圣彼得堡、里斯本和威尼斯，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破产的现象。当危机的力量在英国逐渐削弱的时候，它在大陆上却加强了，并且蔓延到从来没有触及到的地方。在情况最坏的时期，期票行情对英国是有利的，因此，它从11月起不仅从俄国和大陆，而且从美洲越来越多地吸收了黄金和白银。由此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随着英国金融市场的活跃，在其他商业世界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收缩状态，从而在这些地方也普遍发生了危机。于是在11月英国境外的破产户开始有所增加；这时在纽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哈佛尔、贝云、安特卫普、蒙斯、的里雅斯特、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大规模破产的现象。12月，马赛和阿尔及利亚也爆发了危机，而在德国危机开始更加剧烈。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爆发法国二月革命的时期了。如果我们看一看戴·莫·伊文思在他著的“1847—1848年商业危机”[268]（1848年伦敦版）一书中所引用的破产户统计表，我们就会看到，由于这次革命，英国一个大公司也没有破产。而由于这次革命而遭到破产的，只是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这是因为所有大陆的国债券都突然跌了价。象这样的交易所经纪人的破产，当然也发生在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英国统一公债跌价6％，而在七月革命以后只跌价3％。可见，对交易所经纪人来说，二月共和国只比七月王朝危险两倍。

二月事件后笼罩着巴黎并与革命同时波及到整个大陆的恐慌，在其发展过程中跟1847年4月伦敦发生的恐慌有许多共同之处。信用活动突然停顿，交易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止；在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所有的人都涌向银行，把纸币兑换成黄金。一般说来，在有价证券交易领域以外，破产的情况还是很少的，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破产事件也未必能够认为是二月革命的必然结果。巴黎银行家停止支付（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性的）一方面与有价证券交易有关，另一方面不过是预防性的措施，而完全不是因为真的没有支付能力；这样做，或者只是为了使临时政府大伤脑筋，给它找麻烦，迫使它让步。至于说大陆其他地区银行家和商人的破产，现在还无法断定，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这次破产是继续不断和逐渐蔓延的商业危机的结果，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早已摇摇欲坠的公司为了寻找有利的出路利用了当时的情况，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这次破产确是由于革命引起恐慌而造成损失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商业危机给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给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3月到5月期间，英国已经得到了革命的直接好处：革命促使大量资本从大陆流入英国。从这时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商业部门情况有了好转，新的工业周期开始明显地趋向繁荣。大陆革命对英国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多么小，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英国棉花加工量从4亿7500万磅（1847年）增加到7亿1300万磅（1848年）。

在英国，这次新的繁荣时期在1848、1849和1850三年当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从1月到8月底的8个月中，英国的输出总额，1848年为3163万3214镑，1849年为3926万3322镑，1850年为4385万1568镑。在谈到工商业部门（生铁生产除外）中所呈现的这种巨大高涨时，还必须补充一点：这3年当中各地农业都获得了丰收。1848—1850年，英国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跌到36先令，在法国跌到32先令。在这次繁荣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机的3条主要途径已经被堵死了。铁路建设的速度已降到其他工业部门的一般水平；谷物贸易由于连年的丰收没有给投机提供进行活动的余地；国债券由于革命而丧失了稳定性，没有这种稳定性，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有价证券的投机活动。在历次繁荣时期，资本总会增加。一方面，扩大了的生产提供新的资本，另一方面，危机时期闲置的货币资本会脱离闲置状态，而投入市场。这种剩余资本在1848—1850年由于投机无路必然会直接投入工业，这样就更加速了生产的增加。虽然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能够说明，但是这种现象在英国是多么惹人注目，下面1850年10月19日的“经济学家”杂志的天真议论可以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繁荣时期与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根本不同。在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常常是一种毫无基础的投机激起了种种无法实现的希望。有时开采国外矿山，有时建设数目超过半个世纪的铁路。甚至这类投机有了牢靠的基础，所指望的收入也常常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得到，不论收入是来自金属生产还是来自新交通线的建设和市场的开辟都是如此。这样的投机是不会马上见利的。但是，目前我们的繁荣的基础是直接有用的物品的生产，这些物品一到市场，几乎立刻就会进入消费的领域，给生产者带来相当可观的利润，促使他们去增加生产。”

说明1848年和1849年工业大量增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主要工业部门——棉花加工业。1849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达275万捆，大约相当于12亿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跟输入这样增加是非常适应的，因而1849年底的储存甚至比以前欠收年以后的储存还要少。1849年，加工成纱的棉花达7亿7500万磅以上，而在以往最繁荣的一年1845年，也只不过加工了7亿2100万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棉花价格由于1850年稍微减产而暴涨（55％）。在纺织业的所有其他部门，如丝织品、毛织品、混合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中也有不小的进展。这些工业部门的产品的输出，特别是在1850年，大有增加，虽然1850年棉纺织品的输出由于棉花欠收而大大减少，而该年的输出总额则增加了很多（比1848年增加1200万，前8个月比1849年同期增加400万）。尽管羊毛价格暴涨（看来暴涨1849年就已由投机造成，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但是羊毛加工业仍在不断扩大，每天都有新纺织机投入生产。麻织品的输出在以往麻织品输出量的最高的一年1844年，为9100万码，价值为280万镑，而在1849年却达到1亿零700万码，价值300万镑以上。

英国工业增长的另一证明，是主要的殖民地商品，特别是咖啡、糖和茶叶的消费量不断增长，虽然这些商品，至少是前两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在当时的情况下，消费量的增长直接依赖于工业的扩大，是更加明显的，因为大规模铁路建设所建立起来的容量极大的市场从1845年起就早已缩小到平日的规模，近几年来谷物价格的低落也不能使农业区的消费量有所增加。

由于1849年棉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在同年最后几个月产生了把商品运到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新企图。但是这些市场上还没有卖出去的大批存货使这一企图很快就破产了。这时，由于原料和殖民地商品的需要量的增加，产生了对这些商品进行投机的企图，但是由于供应突然增加和1847年的创伤还记忆犹新，而这个企图也不得不很快地就放弃了。

此外，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地的开放（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在1849年就极其冷静地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办这个博览会，就会使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仆从面临一次严重的考验，使他们在这次考验中必须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全俄罗斯的万能沙皇本人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许多臣下参加这次重大的考验。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勒琴士和华沙的君主会议，不论是形形色色的的in　partibus〔在异国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269]，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注：供一切神的寺庙，公元二世纪建于罗马。——译者注］，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它这样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向导者出现。

正象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灾一样，从今年年初起棉花欠收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恐慌。当大家都知道1851年棉花产量决不会比1850年多的消息之后，这种恐慌就更加厉害了。棉花欠收在以前的时期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在目前棉纺织业正在扩大的情况下，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已经开始严重地阻碍了棉纺织业的生产活动。资产阶级刚刚忘却它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马铃薯遭到危险这个异常痛心的发现，而恢复常态的时候，现在又看到它的第二个基础棉花也遭到同样的危险。如果说，一年棉花稍微减产，预计第二年也会如此减产，这就能够在最繁荣的时期引起了严重的恐慌，那末今后几年棉花真正连年欠收，势必会把文明社会暂时抛进野蛮状态。黄金和生铁的世纪早就过去了：19世纪的科学、世界市场和巨大的生产力注定会开创棉花的世纪。同时，英国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觉到，掌握着迄今尚未打破的对棉花生产的垄断的美国，对于它具有多么大的控制力。所以，它立即不惜一切力量来消除这种垄断。不仅在东印度，而且在纳塔尔和澳洲北部，甚至在世界上一切气候和条件允许种植棉花的地方，都要千方百计地鼓励种植棉花。同时，同情黑人的英国资产阶级发现，“曼彻斯特的繁荣取决于人们将如何对待得克萨斯、亚拉巴马和路易西安纳的奴隶，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可怕的事实”（1850年11月21日“经济学家”），英国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基础是美洲联邦的南部诸州所存在的奴隶制度，这些地区的黑奴起义会破坏整个现代生产体系，当然，这对那些不久前为了解放自己殖民地的黑奴而拨出2000万镑[270]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其可悲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会促使奴隶制问题（这个问题在不久前再一次成了美国国会长期剧烈争论的主题）得到唯一可能的、现实的解决。美国棉花生产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要工业一发展到无法再忍受合众国对棉花的垄断的地步，其他国家的棉花生产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而且现在棉花生产几乎到处都只能靠自由工人的劳动来进行。一旦其他国家的自由劳动能够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棉花，而且自由劳动的价格比美国的奴隶劳动便宜，那时美国的奴隶制就会跟美国的棉花垄断一起完蛋，并且奴隶也会获得解放，因为他们当奴隶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同样的，一旦欧洲的雇佣劳动不仅不再是生产的必要形式，而甚至成为生产的障碍，那时它也将会被消灭。

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象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为了说明历次危机之前因生产过剩而产生的难以控制的投机即将来临的征兆，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两年来一直没有超过2％。如果英格兰银行在繁荣的年月里使利息率维持低的水平，那末其他金融商人就只好把利息率压得更低，正象英格兰银行在危机的年月里把利息率提得很高，而其他金融商人把利息率提得更高一样。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在繁荣时期剩余资本会不断投入信贷资本市场，依照竞争的规律，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使利息率大大降低，而信用的增加会使利息率降到更低的水平，因为信用随着普遍的繁荣而逐渐扩大，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的需要量。政府在这样时期有可能降低统一公债的利息率，而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按较为有利的条件恢复自己的抵押贷款。这样，信贷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家的收入就会减少1/3，或者甚至还要多一些，而所有其他各种资本家的收入却会增加。这种状况继续得愈久，他们就愈不得不拚命地为资本寻找更有利的出路。生产过剩使得大批新建设计划产生，其中只要有一些计划实现就足可以使大量资本投入这一方面，直到投机逐渐具有普遍性为止。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情况下，投机只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是棉花，一是加利福尼亚和澳洲的发展所造成的世界市场上的新联系。我们可以看到，投机活动的范围这一次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繁荣时期都广阔得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农业区的情况。那里的普遍的收缩状态由于谷物税的废除和与此同时的丰收已成为经常性的了，虽然这种情况由于繁荣时期消费量的剧增而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同时还应当补充一点，在谷物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农业工人的处境无论如何总还是比较有利的，虽然程度上在英国要比在那些地产分成小块的国家差一些。在这种条件下，争取恢复谷物关税的保护关税派的宣传还在农业区里继续进行，虽然这种宣传比以前更低沉更隐蔽了。很显然，当工业繁荣和农业工人的不太坏的处境还继续保持的时候，这种宣传就永远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只要危机一发生和一波及到农业地区，农业的收缩状态就会在农村中引起一场不寻常的风波。这一次，工商业危机将破天荒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在引起城市和乡村、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互相斗争的一切问题上，两派将得到两支大军的支持：工厂主将得到工业工人群众的支持，土地所有者将得到农业工人群众的支持。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北美合众国。1836年的危机是这里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危机，它几乎一直继续到1842年，其结果是美国信用系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合众国的商业是在这种比较牢固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当然一开始还很缓慢，从1844—1845年起，这方面的繁荣才完全表现出来。欧洲物价的昂贵和欧洲各地的革命，正是美国获利的源泉。从1845年到1847年底，由于谷物大量输出和1846年棉花价格高昂，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利润。1847年的危机只是轻微地触动了美国一下。1849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1850年，美国由于在欧洲棉纺织工业得到新发展的时候发生棉花欠收，而赚了将近2000万美元。1848年各国的革命使大量欧洲资本输入合众国，其中一部分是移民带来的，一部分是在欧洲购买了美国国债券。对美国有价证券的需求的增长，大大提高了它们的价格，因而这种证券近来已成为纽约狂热投机的对象。所以，不管资产阶级反动报刊怎样否认，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欧洲的资本家所信任的唯一国家形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对任何国家形式的信任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它在交易所里的牌价。

然而，合众国之所以更加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另外一些原因。人口稠密的区域——北美联邦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向两个方向扩展。由于自然的繁育和移民的不断增加，人口的增加使整个的所有的州和地区都住满了人。威斯康星和艾奥华几年工夫就变成了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在密士失必河上游所有的州，移民大大增加。苏必利尔湖地区矿山的开采和整个五湖地区谷物生产的增加，促进了商业和这个巨大内地水道上的航运事业的新发展。这种发展由于国会的最近一次会议通过关于给对加拿大和新苏格兰的贸易以很多优惠条件的法令而更为加速了。这样一来，西北部各州有了完全新的意义，而俄勒冈却几年工夫就沦为殖民地，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遭到吞并，加利福尼亚受到侵占。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2期［注：见本卷第262—263页。——编者注］就已经指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由于发现新的金矿而增加了黄金的数量，虽然这种交换手段的增加自然不能不对整个贸易发生有利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欣欣向荣，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加利福尼亚市场本身就已经很可观了：一年以前，那里才有10万居民，而如今至少有30万居民，他们差不多都是只采掘黄金，不作其他事情；他们用黄金换取其他市场供应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加利福尼亚市场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场的日益增长的容量相比，跟智利和秘鲁、西墨西哥、散得维齿群岛的贸易的惊人发展相比，跟亚洲和澳洲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突然发生的联系相比，还并不算大。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完全新的世界交通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他的交通线。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实际上只是现在才发现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的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以修建公路、铁路和运河的办法来开辟经过这个地峡的道路，对世界贸易来说现在已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些工程各处已经着手进行。从查理斯到巴拿马的铁路已经在修建。美国公司为了先用横断大陆的道路，然后再用运河把两大洋联系起来，正在尼加拉瓜的圣胡安河流域进行勘测。关于其他的线路——经过达连地峡的道路，经过新格拉纳达的阿特拉托的道路，经过退宛退伯克地峡的道路——美英报纸也正在讨论。在目前突然发觉整个文明世界对中美的地势懵然不知的情况下，很难肯定哪一条线路更适于开凿大运河。不过，根据已知的有限材料来判断，沿着阿特拉托河的道路和经过巴拿马的道路具有最大的优点。随着开辟经过地峡的道路，海洋航运业也迫不及待地需要迅速发展。南安普顿与查理斯之间，纽约与查理斯、法尔巴来索、利马、巴拿马之间，阿卡浦尔科和旧金山之间已经建立航线；但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条航线及其有限的船只是远远不够的。扩大欧洲与查理斯之间的航运是日益迫切需要的了，而亚洲、澳洲和美洲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旧金山到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重要停泊地散得维齿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区都快；它们再也不能容忍跟文明世界远隔4—6个月的这么长的帆船航行路程了。澳洲殖民地（新西兰除外）的总人口，由1839年的17万零676人增加到1848年的33万3764人，就是说，在9年当中增加了99.5％。英国本身也不能让这些殖民地没有航线；目前英国政府正在进行有关敷设一条衔接东印度邮线的路线的谈判，不论英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与美洲、特别是与加利福尼亚（去年从澳大利亚迁来3500人）的船舶来往的需要本身很快就会使自己得到满足。老实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

航线这样即将扩大的规模由于上述的荷兰殖民地门户的开放，由于轮船（愈来愈明显，轮船载运移民比帆船又快，又省，又有利可图）数量的增加而将会愈来愈广阔。从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到纽约除了已经航行的轮船外，在这条航线上还有新型船只，同时在鹿特丹和纽约之间还将开辟一条新航线。目前资本都怎样竭力在海洋航运业中寻找投资场所，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航行在利物浦与纽约之间的互相竞争的船只不断增加，从英国到海角殖民地和从纽约到哈佛尔开辟了两条完全新的航线，纽约目前都只是议论许多这类的设计方案。

资本如此流入远洋航运业和经过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建设，已经为这一方面的疯狂投机打下了基础。这种投机的中心必然是纽约，因为它得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最多，并且已经掌握了大部分对加利福尼亚的贸易，这样，它在美洲所起的作用，完全就象伦敦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纽约已经成为整个大西洋航运业的中心；太平洋上的所有船只也都属于纽约各公司，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新设计都出自纽约。在纽约已经开始了远洋航线方面的投机。开设在纽约的尼加拉瓜公司也开始了以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为中心的投机活动。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这类企业，即使伦敦交易所将充满类似性质的一切设计，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象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有许多设计是会流产的，但是，正象1845年英国铁路网是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的一样，这一次全世界的航运业（虽然只具有总的轮廓）也将会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即使许多公司会遭到破产，轮船还依然存在，而这些轮船将加倍发展大西洋上的运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洲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4个月。

英国和美国的繁荣很快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还在1849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1849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果。1850年，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完全象在英国一样，突然出现了资本过剩的现象，金融市场开始空前地活跃起来；关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秋季博览会的报道，对于利害相关的资产者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正如抱有纯粹伦敦式优越感的“经济学家”所讽刺地指出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事件和黑森选帝侯的事件[271]，围绕着建立德意志联邦问题的斗争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威胁性的通牒，一分钟也不能阻止住这些繁荣征兆的发展。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缪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的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的繁荣。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由于资本的增加在法国产生许多投机企业，名义上这些企业是为了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大批的公司相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高唱社会主义的广告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1849年出口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支付。当时，流通的银行券，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亿7300万法郎（1492万镑）。1849年11月2日，流通的银行券是4亿8200万法郎，或1928万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亿9600万法郎，或1984万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亿2300万法郎，即500万英镑，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我们在本刊以前的一期［注：见本卷第88—93页。——编者注］中断定金融贵族不仅没有在革命中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原是正确的。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解除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任。它有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亿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1848年5月2日的另一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亿4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亿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整个法国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所有法国的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的银行。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从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巴黎随着临时政府大唱高调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3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近6个月来发生的政治事件。

在英国，每一次的工业繁荣时期都是辉格党人（他们把王国中最矮小的人约翰·罗素勋爵看作他们的理想的化身）取得胜利的时期。内阁明明知道进行次要的小改革的方案会遭到上院的否定，或者它自己在会议的最后借口时间不够而把方案撤回，但它还是把它们提交给议会讨论。时间不够常常是因为在起初枯燥无味的饶舌过多，议长通常尽可能拖到最后才出面制止，说明这个问题议会不宜讨论。在这样的时候，自由贸易派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斗争便流于纯粹的空谈。广大的自由贸易派热中于实际享有贸易的自由，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心思去比较明智地争取自由贸易的政治结果；而保护关税派却一味发泄可笑的伤心的牢骚和进行反对城市工业发展的威胁。各个政党继续进行斗争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以便经常彼此提醒对方不要忘记它。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之前，工业资产阶级为了鼓吹财政改革吵得天翻地复；而他们在议会里却只限于理论上的空泛议论。在会议的前夕，科布顿先生在谈到俄国的贷款的时候，再次表示要向沙皇宣战并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谈论着伟大的彼得堡穷汉；6个月之后，他竟参加了和平大会[272]这场可耻的滑稽戏，这次大会的唯一结果就是：俄基布韦族［注：印第安之一族，分布在苏必利尔地区。——译者注］的印第安人把和平的号角交给了尧普先生，而使得站在讲台上的海瑙先生大为不满，同时美国佬艾利修·巴里特这位戒酒的倡导者来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哥本哈根，想使有关的政府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似乎争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整个战争当冯·加格恩先生干预，而不是费奈迭干预的时候，就可能严重起来！

希腊问题的辩论[273]是议会闭幕会上的真正重大的政治问题。大陆的一切专制主义反动派为了击败帕麦斯顿，跟英国托利党结成了联盟。路易－拿破仑为了取悦沙皇尼古拉和阿谀法国的民族虚荣心，甚至从伦敦招回了法国大使。整个国民议会对断绝跟英国的传统联盟这一勇敢的行动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事实使帕麦斯顿有可能在下院扮演争取全欧的公民自由的战士的角色。他获得了46票的多数，而这种既无力又荒唐的联盟的结果就是外侨管理法没有恢复。

如果帕麦斯顿在他反对希腊的行为和反对欧洲反动派的议会演说中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那末英国人民利用海瑙先生逗留伦敦的机会大大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对外政策[274]。

如果人民在伦敦大街上追逐了奥地利的军事代表，那末以奥地利的外交代表为代表的普鲁士也就遭到了适应于奥地利的地位的不幸。大家还记得，英国最滑稽的人物信口开河的著作家布鲁姆由于著作家本生不懂人情和厚颜无耻而在贵夫人的哄堂大笑中把本生赶出上院的旁听席的情景。本生先生对这种侮辱泰然处之，就好象他所代表的伟大国家需要这样似的。他好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根本不想离开英国。他的一切个人利益使他留恋着英国。他以后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外交地位，从议论英国国教中捞些资本，给他的儿子在英国国教会中找个好的位置，给他的女儿在英国任何一个等级的绅士中物色个未婚夫。

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逝世大大加速了旧政党的瓦解。从1845年起成为他的主要支柱的所谓皮尔派，在他死后就完全解体了。皮尔死后，几乎所有的政党把他捧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不管怎样，他比起大陆上的“政治家”，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不单单是一个野心家。其次，这位出身于资产阶级，曾作过土地贵族的领袖的人的政治智慧在于他认识到在现今的时代里只有一种真正的贵族，那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他利用了他在土地贵族中间的领导作用，经常迫使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让步。例如，他利用天主教徒的解放[275]和警察改革[276]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1818年[277]和1844年的银行法加强了金融贵族地位，1842年的关税改革[278]和1846年的自由贸易法[279]使土地贵族直接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牺牲品。贵族的第二个台柱是“铁公爵”［注：威灵顿。——编者注］，这个滑铁卢的英雄象绝望的唐·吉诃德一样，始终如一地支持棉纺织业骑士皮尔。从1845年起，托利党就把皮尔看成是叛徒。皮尔之所以能控制下院，是因为他那动听的辞令非常容易理解。只要读一遍他那最出色的演说便能看出，这些演说尽是一些空话，中间巧妙地拼凑了大量统计材料。几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打算为这位废除谷物税的人建立纪念碑。一家宪章派报纸在暗指皮尔1829年所组织的警察时问道：这些皮尔纪念碑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每个警察便是皮尔的活的纪念碑[280]。

在英国最近哄动一时的事件是，罗马教皇任命魏兹曼先生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并封为红衣主教，把英国划分为13个天主教区。基督全权代理人所采取的这个完全出乎英国国教会预料的步骤，又一次证明大陆上一切反动派迷恋一种幻想，即在他们不久前靠服务于资产阶级而取得胜利的同时，现在也自然应当随之恢复整个封建专制的社会秩序及其所有的宗教属性。在英国，天主教的唯一支柱是社会上的两个极端的阶级，即贵族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由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后裔构成的平民，按其身世来说是天主教徒。而贵族阶级沈醉于崇尚皮由兹主义[281]之雅事，直到最后转入天主教教会开始成为一种风气为止。当英国贵族在它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愈来愈多地暴露自己的封建性的时候，自然必定会产生下述情况，即贵族阶级的宗教思想家，高教会派的正统神学家在跟资产阶级非国教派教会[282]的神学家作斗争时愈来愈不得不承认从他们的半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中所得出的结论，甚至英国国教会的个别反动信徒会愈来愈经常地转向原始的唯一救世教会［注：天主教会的自称。——译者注］。这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在英国天主教神甫的脑海中引起了一种整个英国很快转向天主教的最美妙的希望。但是，再度把英国视为罗马行省和必须更加强转向天主教的倾向的罗马教皇的新训谕[283]起了相反的作用。皮由兹派突然看到他们玩弄的中世纪的把戏产生严重后果以后，怒气冲冲地退了回来，皮由兹派的伦敦大主教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放弃自己的一切糊涂观念并宣布要对教皇的权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资产阶级对整个这出喜剧感到兴趣的，只是这出喜剧使它可以趁机向高教会派及其大学展开新的攻击。负责提供关于大学情况的报告的调查委员会，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将会掀起热烈的争论。当然，人民群众对魏兹曼红衣主教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相反的，在目前消息来源贫乏的情况下，他们却给报界提供了理想的材料来发表抨击庇护九世的长篇文章和愤慨言论。“泰晤士报”甚至要求政府在教皇区内煽动起义和唆使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侨民攻击教皇，以惩罚他的侵犯行为。帕麦斯顿的机关报“地球”报把教皇的训谕跟马志尼最近发表的宣言作了非常巧妙的对比。它说，教皇要求对英国进行宗教统治，并且任命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异国的〕[284]大主教。在伦敦这里以反教皇者[285]马志尼先生为首的在异国的意大利政府召开会议。马志尼先生不仅要求在教皇领地内取得而且实际上正在享有的领导权，目前也带有纯宗教的性质。教皇的训谕具有纯宗教的内容，马志尼的宣言也是一样，两者都宣传宗教，诉诸信仰，它们的格言是Dio　ed　il　popolo，即神和人民。马志尼先生至少是他所面向的大多数人民的宗教代表（因为除了神和人民的宗教之外，意大利几乎没有其他的宗教），而教皇则不是这样的代表，除了这一点之外，请问，这两种要求还有什么两样呢？不过，马志尼利用这个机会更进了一步。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为了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而跟意大利国民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起，现在从伦敦发行了制宪议会曾经批准了的1000万法郎的债券（面额100法郎）[286]。不能否认，这笔贷款要比奥地利在伦巴第发放的不成功的志愿公债[287]有更大的希望。

英国最近给予罗马和奥地利的确实严重的打击，是英国与撒丁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破坏了意大利关税同盟的奥地利计划，保证英国贸易和英国资产阶级政策在北意大利有相当牢靠的阵地。

迄今尚存在的宪章派组织也在土崩瓦解。还留在该派里面的小资产者跟工人贵族联结在一起，组成纯民主主义的派别，它的纲领只限于人民宪章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改革。生活在真正无产者条件下的工人群众是属于宪章派的革命派。前者的首领是菲格斯·奥康瑙尔，后者的首领是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追求曼斯特［注：爱尔兰的一个省。——译者注］古代国王后裔的称号的爱尔兰士绅老奥康瑙尔是古老英国的真正代表，不管他的出身和政治倾向如何。他的本质是保守的，他不论对工业进步和对革命都恨之入骨。他的整个理想充满宗法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在自己的身上集中了无数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在某种平凡的common　sense〔常识〕中得到解决和调和，使他能够年复一年地每周在“北极星报”上撰写长信，而每封新的信总是与以前的信发生明显的矛盾。正是因为这样，奥康瑙尔认为自己在3个王国中是始终一贯的人，是20年来预言了一切事件的人。他有宽大的肩膀，宏亮的声音，高明的拳术，据说有一次他凭着这种拳术捍卫了诺定昂市场，使之免遭两万多人的人群的骚扰（这些都是旧时英国的代表的特征）。显然，象奥康瑙尔这样的人必然是革命运动的巨大障碍。但是，这样的人也有可取之处，即跟他们在一起和跟他们斗争时会克服大量早已养成的偏见，运动一旦最后制服了这些人，就会永远摆脱他们所代表的偏见。奥康瑙尔必将在运动的过程中死亡，不过他会因此也象拉马丁和马拉斯特两位先生一样可能取得“正义事业的殉道者”的称号。

宪章派的两派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土地问题。奥康瑙尔和他的一派企图利用宪章来把部分工人安置在小块土地上，最后使地产小块化成为英国的普遍现象。大家知道，他借助于股份公司实行这种小规模的土地小块化的企图是如何破产的。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有把大片地产划小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始终伴随着小地产必然走向集中，必然在与大农业生产斗争中遭到灭亡的倾向，但是它有时能使英国工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奥康瑙尔提出的土地小块化是种革命的东西。宪章派的革命派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的要求以与这种地产小块化的要求相对抗，他们要求不分配土地，使土地仍归国有。

尽管存在这种分歧和宣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但是对废除谷物法时的情况记忆犹新的宪章派仍然意识到，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他们又会不得不跟工业资产者即财政改革的拥护者一道，帮助他们击败他们的敌人，从而获得他们一定程度的让步。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宪章派的立场必然是这样的。在英国只有实行宪章，才能开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象在法国只有赢得共和制以后，六月决战才有可能一样。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在人民坚持下，4月28日举行了新的选举，这样，人民自己把自己跟小资产阶级一道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了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了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力量很大的巴黎委员会，促使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弛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3月10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更大的秩序党，反对这个良善的候选人，而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纸扯成了碎块，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席位。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安然自得的态度，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项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项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17个城主[288]。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劝说人民要保持体面，要保持calme　majestueux〔最大的冷静〕，要安然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可见现在的问题是报刊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派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郎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权利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产生权利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哀求地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5月22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462票对227票的多数而告结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由于企图为自己雪耻，而写了一份记录他们与强奸宪法毫无关系的事实的抗议书，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的拖延，报刊提出的保持冷静的号召，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的冷静，而主要是工商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试图。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详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日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有个补充，即制定新出版法。后者不久就会问世。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纸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案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指向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报刊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然而，就连“好”报刊，也由于不详的匿名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外省的各个代表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貌。“好”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是白费力气的。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了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penny-a-liners〔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如此下流，竟一味给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老知名之士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testimonia　paupertatis〔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status　quo〔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in　petto〔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末多的真理。”［注：见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

Républicains　malgré　eux〔不得已的共和派〕［注：暗喻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编者注］这出喜剧，即反status　quo的喜剧和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跟国民议会之间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它的各派经常的重新团结；每一派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常常拔剑动武，而结果总是baiser-Lamourette〔拉摩勒特式的接吻〕[289]，——整个这一出平平淡淡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演得象最近6个月那样精彩。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吗？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议会的主要本钱不就是他有600万选民吗？在波拿巴这方面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下贱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300万法郎来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否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呢？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通过指出人民被抢劫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办法也采取了严厉的口气。进行了许多喧嚷的企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300万法郎的要求，而决定只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作了这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200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决定给波拿巴的，而是表决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de　mauvaise　grace〔勉强〕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当讨论出版法过程中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的时候，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来向国民议会请罪，并被科以最高的罚金5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蛮横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流派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议延期。两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它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28人组成的在议会休假时期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常设委员会[290]。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共和派分子。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党的两大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皇室的合并。报纸上满是圣列奥纳尔德斯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逝世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劫夺过，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结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流派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皇室的温情的爱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列奥纳尔德斯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逝世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野〕[291]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他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292]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公开敌视正统派的态度。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用或多或少的保留条件来限制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制复辟，但又不加以比较确切的说明；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权力和胆量都太小，因而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希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说，决不能容许波拿巴在1852年5月退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逢之日。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皇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有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增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制宪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制宪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status　quo〔现状〕岌岌可危，而资产者觉得在status　quo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婚约，公证书，抵押，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朝不保夕，——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动荡不定的政治status　quo的背后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就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了长期而深入的辩论而做的结论。由此可见，可耻的是强大的秩序党认为自己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造成的。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斯巴登和圣列奥纳尔德斯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派出成火车成马车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十二月十日协会的成员到处跟着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该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傀儡之口说出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的温顺的话，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话，作为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出访还是极不象个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大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当中善于靠突如其来的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Vive　Napoléon，vive　le　saucisson！》〔“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注：俏皮话：《Wurst》——“腊肠”《Hanswurst》——“小丑”。——编者注］，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方面跟尚加尔涅方面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成了以蛮横的干涉砍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注：见本卷第124页脚注。——译者注］的新亚历山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拿巴的庇护者的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阁员们愈来愈高傲。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完全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它整个阶级中并不存在的有力人物，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是“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能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骄傲，跟萨托里阅兵时和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灵机一动，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抚恤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嗾使陆军部长跟讨厌的庇护者因纪律问题而发生冲突，来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Vive　I’Empereur！》〔“皇帝万岁！”〕时，拥护制宪的尚加尔涅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撤了职，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星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开始表示抗议，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杯水之浪。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派的原则维护者嚎啕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进行了怎样的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的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status　quo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派互相攻击，互相削弱；使对方无地自容；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就会加强，以至最后归于消灭，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甚至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跟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斗殴，使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破了产，使他们的资本转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德国近半年来的政治事件充其量不过是普鲁士欺骗自由派，奥地利欺骗普鲁士的一出喜剧。

1849年，看来问题在于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1850年，问题在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分权；1851年，问题将完全在于普鲁士以怎样的形式隶属于奥地利并作为悔过的罪人返回完全重建的联邦议会的怀抱。普鲁士国王希望由于1848年3月21日他那不幸的柏林御驾巡游[293]受到酬谢而捞到的小德意志[294]，却变成了小普鲁士。普鲁士必须老老实实地承受任何侮辱并退出大国之列。甚至连有关联邦的一点点幻想也由于它的政策的计谋平平淡淡没有远见而破灭了。普鲁士假惺惺地硬说联邦具有自由主义性质，它这样用它向来不重视的立宪的妄想使哥达党[295]的谋士们糊涂起来；不管怎样，普鲁士本身由于整个工业的发展，连年的赤字和国债，成了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它无论怎样逃避或反抗，也越来越陷入了立宪主义。如果哥达党的谋士终于发现，普鲁士怎样无耻地对待他们的智慧和尊严，如果甚至加格恩或勃律盖曼也终于以正当的不满背弃了十分露骨地玩弄祖国的统一和自由的政府，那末那些被普鲁士纠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的小鸟——小国的君主不会给普鲁士带来多大的愉快。这些公侯只有在极端受压迫和无保护的情况下才寄身于渴望并吞[296]的普鲁士老鹰的利爪之下。为了借助于普鲁士的干涉，威胁和示威使其臣民象从前一样唯命是从，它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签订奴役性的军事条约，建立招致破产的军营和用实施联邦宪法的办法打开合并的近景。而普鲁士本身竭力设法使它们不致遭受这种新灾难。普鲁士到处恢复反动的统治，而随着反动势力的加强，小国的君主纷纷脱离普鲁士，投入奥地利的怀抱。既然它们很快又可以按照三月事件以前的方式进行统治，那末专制的奥地利对它们来说就要比普鲁士更亲近一些，因为普鲁士既不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又不想成为自由主义的。况且，奥地利的政策并不是要吞并小国，相反的，是要保存它们作为重新恢复的联邦议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普鲁士就只好眼看着前几个月普鲁士军队拯救过的萨克森脱离了它，眼看着汉诺威和黑森选帝侯国脱离了它，现在，巴登不顾本国还驻有普鲁士的警备队也跟着其他小国脱离了它。普鲁士为了支持汉堡，梅克伦堡，德骚和其他地方的反动势力化了不少力气，但是得利的不是普鲁士，而是奥地利，这一点它现已从两个黑森的事件[297]中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碰了壁的德国皇帝至少相信一点：他生活在背信弃义的时代里，如果说他现在不得不眼看着失掉他的“右手，即联邦”，那是因为这只手早就麻木不仁了。这样一来，奥地利现在已经把它的霸权扩大到整个德国南部，甚至德国北部的一些重要的小国也成了普鲁士的敌人。

最后，奥地利十分猖狂，竟公然依靠俄国公开反对普鲁士。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黑森选帝侯国两个问题上就是这样作的。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意志的宝剑”［注：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签订了真正普鲁士的单独的和约，把自己的同盟者出卖给力量占优势的敌人。英国、俄国和法国决定终结各公国的独立并把这一愿望写在奥地利所参与的备忘录里。奥地利以及跟它结成联盟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根据伦敦的备忘录，在新恢复的联邦议会中表示赞成德意志联邦对霍尔施坦进行有利于丹麦的干涉，而普鲁士则企图继续奉行两面政策，驱使斗争的双方服从被多数的、同时实力最强的政府所否决了的、尚不存在和无法肯定的“联邦仲裁法庭”；普鲁士尽管用了一切手法，但是除了大国怀疑它有革命阴谋和收到许多使它很快失掉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兴趣的威胁性照会之外，它毫无所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很快就有可能回到本邦君主的慈父般的保护之下，而允许贝泽勒尔和雷芬特洛夫两位先生统治自己的人民，虽然所有的军队都站在他们一边，仍然证明它还需要丹麦的鞭子来教育自己。

黑森选帝侯国的运动[298]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德意志小国的“叛乱”会导至什么结果的无与伦比的例子。市民对骗子手哈森普弗鲁克进行的合乎道义的反抗实现了向这种情况所能要求的一切；议会步调一致，居民万众一心，官吏和军队都站在市民一边；所有的对立因素都已消除，君主们，滚出国家！这个号召自然而然地实现了，骗子手哈森普弗鲁克跟他的内阁一起垮台了；一切事情都是按预订计划进行的，——一切政党都严格遵守了法律规定，避免了任何过火行为，而反对派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立宪派反抗史上的最辉煌的胜利。现在一切政权都掌握在市民手中，他们的等级委员会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碰到一点反抗，这正是他们应当表现自己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看到，驻守边境的不是黑森选帝侯国的军队，而是准备开进这个国家并在24小时内结束市民统治的整个伟业的外国军队。只有现在才开始不知所措和忍受耻辱。如果说他们从前是不能后退，那末现在他们是不能前进。黑森选帝侯国拒绝纳税这件事比以往的任何事件更令人信服地证明，小国范围内的一切冲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纯粹的滑稽剧，而这种滑稽剧的唯一结果总是外国进行干涉和用废除君主和宪法的办法来消除冲突。这个事实证明，小国的小市民以爱国主义的坚强意志捍卫三月革命的任何一点微小成果使之免遭必然侵害的一切光荣的战斗是多么可笑。

在联邦成员国黑森选帝侯国（必须使它从普鲁士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奥地利直接出面反对它的竞争者。奥地利正是要煽动选帝侯反对宪法，而后马上把他置于自己的联邦议会的保护之下。为了使这种保护有实力作后盾，为了在黑森选帝侯国事件中打垮普鲁士对奥地利的统治的反抗和以威胁手段迫使普鲁士重新参加联邦议会，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军队现已屯驻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米亚。普鲁士也武装了起来。报纸大肆刊载各种有关军团的进军和反进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喧嚷正象法国秩序党跟波拿巴的争吵一样，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无论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都做不了主，只有俄国沙皇才能作主。反叛的普鲁士最后必定会向沙皇的命令屈服，斗争的双方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联邦议会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最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即全欧的人民、流亡的人民。我们不准备谈德国，法国，匈牙利等流亡者的个别支部；它们的haute　politique〔高等政策〕不过是纯粹的chronique　scan-daleuse〔丑闻录〕。但是，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野〕的全欧人民最近有了一个欧洲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临时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朱泽培·马志尼，赖德律－洛兰，阿伯特·达拉什（波兰人）和阿尔诺德·卢格，卢格为了证明他的参加是正当的，谦逊地签上了头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虽然很难指出什么样的民主主义会议使这四位福音传播者担负了他们的职位，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宣言包含着大批流亡群众的信仰的象征，并以相应的形式概括了这些群众从近来的革命中取得的精神成果。

宣言一开始就出色地列举了民主力量。

“为了取得胜利，民主力量还缺少什么呢？……缺少组织……我们有教派，但没有教会，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哲学体系，但没有宗教，没有使信仰者团结在共同口号之下并使他们的劳动协调一致的集体信仰……我们有一天将会团结一致，并在我们当中的优秀人物统率之下共同前进……，这一天将是战斗的前夕。在这一天我们清点一下我们的队伍，我们将会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为什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胜利呢？因为革命政权手中的组织比政府手中的组织力量薄弱。流亡者临时政府的第一个法令就是这样说的。

它说现在必须用组织信仰者的军队和创立宗教的办法来挽救这种不幸。

“但是，为此必须克服两个巨大的障碍，消除两个严重的糊涂观念：一是对个人权力的夸大，一是理论的冷酷的排他性……我们不应当说‘我’，我们应当学会说‘我们’……那些意气用事和拒绝纪律和组织所要求的轻微牺牲的人，他们会由于过去的习惯而否定他们自己所宣传的共同信仰……理论的排他性是对我们的基本教条的否定。谁说我已经发现政治上的真理，谁把接受它的体系当作承认兄弟般合作的条件，谁就是仅仅为了确定他本身的‘我’，而否定人民，即否定世界规律的唯一的进步的解释者。谁确信在目前能以自己智慧的孤立劳动（无论这种劳动有多大的威力）彻底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谁就放弃真理的永恒源泉之一，即放弃被吸引来参加行动的人民的集体直观，而注定由于自己知识贫乏犯下错误。彻底解决是胜利的秘密……我们的体系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是解剖尸体，发现病症，分析致死的原因，而对领悟生命和理解生命是无能为力的。生命，这就是运动中的人民，这就是由于互相接触，由于预言家对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必然是靠自发的闪电般地突然在大街上进行的联合而完成的）的预感而力量空前壮大的群众；生命，这就是这样一种行动，它能使希望、自我牺牲、爱和热情的一切尚在沉睡的力量达到最紧张的程度，能表现人的统一的本性和他的全部创造力。在开辟新纪元的一个历史关头中，工人的握手将比近两千年来（旧社会）［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的冷酷无情的智力劳动或伟大的死人的无比智慧更多地告诉我们未来的组织的情况。”

[299]

由此可见，这一派夸夸其谈的谬论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庸人之见，根据这种意见，似乎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互相敌对的人民导师意见发生分歧而造成的。

在我们的福音传播者看来，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它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体系的存在的可悲结果，其实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阶级斗争存在的结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他们借口反对空谈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明确的政党的观点，否认各个阶级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要求。他们建议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态度暧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暧昧态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先生近两年来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所获得的经验，甚至很难令人相信，虚伪地用拉马丁的关于友谊的词句来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同时，这些先生对“体系”的了解多么深刻，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似乎这些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过是他们的宣言的整个智慧的一部分，这种智慧片面地把收集在宣言中的自由，平等等词汇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当成了基础。他们对社会组织的概念描写得很令人惊奇：街头集会，骚动，握手，这样，就一切都不成问题。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时，运动、发展、斗争就会停止，欧洲共和国和永世逍遥自在的黄金时代就会在那时将居于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庇护下宣告开始。这些先生不仅憎恶发展和斗争，而且憎恶思维，即冷酷的思维，——好象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嘉图在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到象他们把这种稀薄的污水泼在群众头上那样冷酷无情的地步！人民勿须乎关心明天，可以从脑子里除去一切思想；当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一来临，人民只要一触动就会激动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奇妙地看穿关于未来的谜。这个放弃思维的号召是专门直接欺骗最受压迫的阶级的企图。

“难道这样我们就是说（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问另一个委员）［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我们应当不带旗帜上街吗？难道我们就是说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旗帜上只写上否定两个字吗？人们是不会怀疑我们做这类事情的。我们作为很早就参加人民的斗争的人民代表，绝不会使人民空虚的。”

相反的，这些先生为了证明自己思想的丰富，给我们开了一张真不愧为列保莱罗[300]式的单据，列举了作为“民主党”当前共同基础的永恒真理和整个过去时代的成果。这个单据是以如下有教益的“我主”来概述的：

“我们相信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会朝着为我们预定的道德规律向前发展。我们相信联合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我们相信，要解释道德的规律和进步的规范不能指靠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个人，而只能指靠受到国民教育的启蒙并为自己那些打了美德和智慧的烙印的杰出代表所领导的人民。我们相信个人和社会二者的神圣性，两者既不应当互相排斥，也不应当互相斗争，而应当为了一起相互臻于完善很好地配合起来。我们相信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任何人类的责任，我们相信平等，没有平等，自由只能是欺骗，我们相信友爱，没有友爱，自由和平等就会成为没有目的的手段，我们相信联合，没有联合，友爱就会成为无法实现的纲领，我们相信作为进步环境的家庭，团体，国家和祖国，人们应当在每一个这种环境中一直发展到认识和实现自由、平等、友爱和联合的地步。我们相信劳动的神圣性，我们相信劳动创造出来作为劳动的标志和成果的私有财产，我们相信社会通过贷款为体力劳动提供材料以及通过教育为智力和身心劳动提供材料的义务……简而言之，我们相信这样的社会制度，即它的顶峰是神及其规律，而它的基础则是人民……”

总起来说，就是进步——联合——道德规律——自由——平等——友爱；联合——家庭，团体，国家——财产的神圣性——贷款——教育——神和人民——Dio　e　popolo。这些词句在1848年从法国革命到瓦拉什革命的各国革命的一切宣言中都出现过，正因为这样，它们在这里才作为新革命的共同基础而出现。所有这些革命没有一次不宣布财产的神圣性，而财产在这里被奉为劳动的成果。一切资产阶级的财产到底有几分是“劳动的成果和标志”，这一点亚当·斯密要比我们这些在他以后80年的革命倡导者知道得更清楚。至于说向社会主义作的如下让步，即社会应当通过贷款保证社会劳动所需要的每一种材料，那末，每个工厂主通常贷给工人的钱只够买他们在一星期内加工用的材料，信贷系统目前已经普及到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所能容许的程度，而贷款本身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财产的一种形式。

这种福音的本质无非是这样状况的一种社会，在那里神是上层，而人民，或者以后所说的人类是基础。也就是说，这些人相信的是现存社会，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社会里神是顶峰，而平民是基础。如果说马志尼提出的神和人民，Dio　e　popolo这个口号在神与教皇对立，人民与君主对立的意大利还能有些意义的话，那末把德国假启蒙的败类中最轻浮的人约翰奈斯·隆格这种抄袭来的东西当成必定解决时代之谜的口号，就未免太过分了！同时，我们的阿尔诺德·文克利特·卢格证明，这个学派的人很容易习惯于组织和纪律所要求的轻微牺牲，很容易拒绝理论的冷酷的排他性。卢格这一次成功地评价了神与人的区别[301]，因而使利奥大为高兴。

宣言的结尾说：

“问题在于制定欧洲民主主义的宪法，在于编制预算，即建立人民的国库，问题在于组织倡导者的军队。”

卢格为了成为这种人民预算的首倡者，曾向阿姆斯特丹的民主主义庸人们发出了号召，并向他们进行了解释，说明他们的特殊使命是付钱。荷兰处于危机中！

1850年11月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265] 南海公司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进行贸易的名义下于1712年前后成立的；而其真正的目的是从事国债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包括纸币发行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结果在1720年宣告破产。——第493页。

[266] 见托马斯·图克“从1793年到1837年的货币流通状况下的价格史”1838年伦敦版第1—2卷（Th．Tooke．《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from　1793　to　1837》．Vol．Ⅰ—Ⅱ，London，1838）。马克思从这本书中做了许多摘录，广泛地引用在这篇国际述评中。——第498页。

[267] 1844年的银行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各自掌握现金储备的部门：一是银行部，专管银行业务，二是发行部，从事银行券发行工作。这些银行券必须有可靠的保证金作为经常存在的专用现金蓄备。——第498页。

[268] 戴·莫·伊文思“1847—1848年商业危机”1848年伦敦版（D．M．Evans．《The　commercial　crisis　1847—1848》．London，1848）。马克思从这本书上做了许多摘录，引用在这篇著作里。——第499页。

[269] 1850年10月11日，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君主在布勒琴士集会，签订了一项协定，旨在反对普鲁士争取德意志联邦中的霸权的野心。1850年10月28日，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普鲁士政府元首勃兰登堡大公在华沙会晤；后者曾被迫让步。这两次会议表明了奥地利作用的加强和普鲁士地位的削弱。

in　partibus（在异国的）临时政府——见注64。——第503页。

[270]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取缔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法案。为了给予使用奴隶的农场主以补偿，曾拨款两千万英镑。——第504页。

[271] 指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反抗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从1848年3月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1850年6月底。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为了达到跟德国合并的目的，奋起反抗丹麦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奥古斯丁堡公爵，贝泽勒尔和雷芬特洛夫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曾向德意志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求援。普鲁士统治集团考虑到德国社会舆论站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一边，于是发动了虚张声势的反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步步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1848年8月，普鲁士和丹麦在马尔摩签订了为期7个月的叛卖性的停战协定；按照停战协定的条件，实际上取消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的一切民主成果。因为交战双方之间的矛盾没有获得解决，所以7个月期满以后，在1849年3月战争又重新爆发。这场不分胜负的军事行动以普鲁士的新的出卖行为而告终；普鲁士不顾德国的民族利益，于1850年6月2日与丹麦签订了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由于不满意这个投降性的协定，决定靠自己力量继续进行战争。但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在伊什德特战役（1850年7月24到25日）中被丹麦军队击溃，从而停止了反抗。

黑森选帝侯事件——见第485页和注298。——第511页。

[272] 指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1850年8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资产阶级慈善家艾里修·巴利特、英国自由贸易派首领科布顿和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前自由主义政府首脑尧普；参加会议的还有英国教友会派的代表。会上的发言都具有假仁假义的性质。——第515页。

[273] 1850年英国议会对希腊问题的辩论，起因是英国政府向希腊政府提出了强硬的哀的美敦书，派遣英国舰队封锁了比里尤斯。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是受英国保护的葡萄牙商人巴希弗哥在雅典的住宅里遭到抢劫。俄国和法国都反对英国这种行动，法国政府从伦敦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在辩论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发表了演说，以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卫护者的姿态蛊惑人心地揭露了欧洲反动国家的政策。——第515页。

[274] 1850年奥地利元帅，极端残暴地镇压了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海瑙逗留伦敦期间，巴克莱－彼尔金斯公司造酒厂的工人把他痛打了一顿。这一行动博得了英国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第515页。

[275] 天主教徒的解放——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多半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4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花招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所有者的上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516页。

[276] 罗·皮尔担任内务大臣时首创了一套现代资产阶级式的英国警察组织。1829年，他实施了关于首都警察直属内政部和关于在伦敦建立专门警察部队的法律。在英国其他地区警察暂时还隶属于地方当局，但是内政部有权共同领导和监督地方警察的行动。这个措施加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权力。——第516页。

[277] 1818年在英国议会中提出了一项1819年才批准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英格兰银行必须从1823年起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工作。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工作实际上到1821年就已经完全恢复了（参看注55）。——第516页。

[278] 1842年的关税改革以后，降低了谷物和一系列进口商品的入口税。为了补偿国库的亏损，决定征收所得税。——第516页。

[279] 见注146。——第516页。

[280] 引自“皮尔的纪念碑”一文，这篇文章刊载于左翼宪章主义者乔治·哈尼主编的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报”（《Red　Republican》）1850年8月17日第9号。——第517页。

[281] 皮由兹主义——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这个名称是由它的创始者之一皮由兹的名字而来的，皮由兹是牛津大学的神学家，他号召在英国国教会里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和某些天主教的教条。皮由兹主义是英国贵族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英国贵族阶级当时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而反对大都属于各种新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第517页。

[282] 高教会派——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的，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低教会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和下层神甫中间。低教会派的拥护者在礼拜时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

非国教派——多少摆脱了正式英国国教会的教条的宗教流派的代表。——第517页。

[283] 指1850年9月30日的教皇训谕。——第517页。

[284] 见注64。——第518页。

[285] 在天主教会分裂期间（14—15世纪），屡次同时选出两个教皇，他们互相宣称对方是篡夺者，“反教皇者”。——第518页。

[286] 罗马共和国的制宪议会是1849年1月21日选出来的；它的成员多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马志尼的拥护者。制宪议会剥夺了教皇的参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措施。1849年7月罗马共和国复灭以后，大批议员逃亡到英国，由这些人在那里组成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马志尼和他的拥护者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国民委员会受它的选民委托，进行有利于国家事业的贷款并处理一切有关意大利公民的问题。——第518页。

[287] 1850年春天，奥地利政府在伦巴第—威尼斯地区发行了1亿2000万里拉的所谓自愿公债。但是公债在居民当中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强制推行。——第518页。

[288] 见注57。——第521页。

[289] 见注61。——第525页。

[290] 见注63。——第526页。

[291] 见注64。——第527页。

[292] 见注65。——第527页。

[293] 在1848年3月18日柏林起义胜利之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带着黑红黄三色袖徽在普鲁士首都大街上巡游了一番，向人们表示他是统一德国的维护者。他在这一天发出的告“人民和德意志民族”书中，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第531页。

[294] 小德意志——将德国统一为普鲁士领导的国家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计划。企图实现这个计划的行动之一是1849年建立了在普鲁士国王领导下的17个德国君主的联邦。1850年这个联邦瓦解了。——第531页。

[295] 哥达党成立于1849年6月，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实行全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这个党的首脑是达尔曼，西姆桑，巴塞尔曼，亨·加格恩，卡·勃律盖曼等人。——第532页。

[296] 并吞——从前服从全国政权的德国诸侯直接听命于德国较大的君主；这里是指普鲁士想领导德国各君主的企图。——第532页。

[297] 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国和黑森－加塞尔（黑森选帝侯国）选帝侯国在1849年同意参加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普鲁士联邦），1850年，它们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之下退出联邦而投靠了奥地利。——第533页。

[298] 1850年9月，在黑森选帝侯国爆发了选帝侯和他的反动大臣哈森普弗鲁克跟议会之间的立宪冲突。哈森普弗鲁克解散了议会并宣布全国戒严，因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选帝侯和哈森普弗鲁克由于无力镇压这种运动，曾向重建的联邦议会和奥地利求援，虽然黑森选帝侯国已经参加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为此，奥地利和普鲁士双方发生冲突进而使两国采取了军事行动。——第534页。

[299] 欧洲民主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各族人民！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最初是发表在这个团体的机关刊物“流亡者”（《Proscrit》）1850年8月号上。——第536页。

[300]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是唐璜的仆人。——第538页。

[301] 这里是暗喻30年代末反动的教权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亨·利奥和资产阶级急进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卢格之间发生的争论。利奥是黑格尔哲学的激烈的反对者，他在自己的小册子“黑格尔门徒”（《Die　Hegelingen》1838年哈雷版）里指责阿·卢格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相信无神论，指责他们看不见神和人之间的区别。——第540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

今年1月17日的“不来梅每日纪事”报在1月13日的伦敦通讯中，针对“新莱茵报”和本声明的署名者，登载了一大堆编造得很不高明的荒谬言论，无中生有的难以理解的谣言、拙笨的诽谤和高傲的训斥。

类似这位伦敦记者的“杰出的坚定的人们”[302]经常用模仿别人的方法来回答他们招架不住的批评：他们用自己的粪便向对方抛掷。Chacun　selon　ses　facultés〔各显神通〕。

我们把对“新莱茵报”的刁猾的诬蔑留给它的“坚定的杰出的”创造者。至于他对我们退出设在大磨坊街的协会 ［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的行动的善意诽谤，我们得作如下声明：

恩格斯和马克思无论在退出协会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管理过协会的出纳处。他们虽然管理过流亡者的出纳处，但是他们在他们以前在出纳处的工作经过检查而被认为正确无误之后就退出了这个出纳处。说什么他们退出协会似乎是为了免交每月9个辨士的会费，这种说法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捏造出来的！可不是吗，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之中的一个到了曼彻斯特，而另一个打算到海外！在充满正当不满的心灵深处是藏不住最奇异不过的珍珠的！

在德国的我党同志都知道我们退出上述协会和我们跟协会领导人分裂的 真正理由。这些理由他们是赞同的，但是不宜公开[303]。在目前情况下，在德国甚至连狡猾的警察局奸细都不能强迫我们做进一步的解释，而何况“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笨头笨脑的奸细。

最后我们只指出一点，把自己的粪便从伦敦往“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上撒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波美拉尼亚 ［注：波美拉尼亚是波罗的海边普鲁士的一个州，卢格的家乡。这个字的另一意义是犬之一种。此处系双关语。——译者注］的思想家。“新莱茵报”经常把他作为值得艺术家耗费笔墨的对象来加以描绘，同时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根据他的著作把他描写成“流泄一切污秽语言和德国民主主义的一切矛盾的臭沟”[304]。一句话，不来梅的朋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的“ 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欧洲中心的民主主义战车的第五个辐条。这样，对“新莱茵报”的咒骂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1年1月27日于伦敦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0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302]这个说法出自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报上阿·卢格写的一篇通讯。这家报纸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杜隆在1849—1850年用“每日纪事”的名字出版的，1851年1月改名为“不来梅每日纪事”。——第541页。

[303]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原因见注106和256。——第542页。

[304]对卢格的类似的评介写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本版第8卷）中。——第542页。

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敬爱的先生！

在今天的贵报上，我发现有路易·勃朗先生的一封信，谈到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平等者宴会”[305]，谈到布朗基先生从贝尔－伊尔－安－麦尔监狱寄给这次宴会的著名的献词。请允许我对这封信谈几点意见。

在宴会上，布朗基的名字用很大的字母写在会场的墙壁上面，与其他一些民主主义的英雄和殉难者列在一起。在这次集会上竟有人即席致词纪念“诽谤的牺牲者”——马拉、罗伯斯比尔……和布朗基！所有宴会上的献词和演说词都规定在2月15日以前交给“这次成功的动人的盛会的组织者”的委员会。勃朗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他当然事先就同意这个关于布朗基先生的献词。现在勃朗先生怎么能又让布朗基先生成为“诽谤的牺牲者”，称布朗基先生是

“那些在狂怒之下就企图侮辱有声望的人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断送最美好事情的倒霉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勃朗先生硬说献词并不是关在贝尔－伊尔监狱中的许多人寄来的，而完全是布朗基先生一个人的事情。当然，布朗基先生也许是由他所签署的献词和文件的起草人。但是，这里所谈的献词全文是由平等之友协会同意和发表的，这在法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这个协会的成员里面有拥护布朗基先生的贝尔－伊尔监狱的囚徒，因为布朗基先生象路易·勃朗先生的保护人巴尔贝斯一样，在囚徒中间也有自己的朋友。

说到“动人的成功的盛会”和1000多名不同民族的人的统一，就不应当忘记，由于事情关系到勃朗先生，所以这个动人的场面只不过是反对赖德律－洛兰先生的“ 兄弟般的”示威，只不过是报复——勃朗先生自己公开宣布了这一点——赖德律－洛兰先生、马志尼先生等参加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没有吸收他勃朗参加。

至于谈到路易·勃朗先生的“声望”，他最好今后暂且不要再涉及这个须要慎重的问题，因为他的“声望”在不久以前遭受蒲鲁东先生的严重打击以后，现在还没有恢复。

看样子，勃朗先生尽力喧嚷自己的流亡者和被驱逐者这样的地位，是想维护自己，以免受到布朗基先生的攻击。但是，难道路易－菲力浦的后裔不也是被驱逐者吗？蒲鲁东先生并不是安居在皮卡第莱87号（这个避难所对于撰写奥维狄岛斯式的“哀歌”是很不适合的）的被驱逐者，而是法律手中的囚徒。难道勃朗先生因此而减弱了对他攻击的火力吗？

看样子，勃朗先生要责备布朗基先生的是，他把自己的献词发表在“反革命的报刊”上。勃朗先生很清楚：自1850年5月起，在法国再也没有“革命的”报刊了。路易·勃朗先生，你请求“泰晤士报”编辑接受“你的好意”，那么请问，是从什么时候起，“泰晤士报”在你的眼里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报纸呢？

为了使大家有可能评判引起勃朗先生如此愤怒的这个不寻常的文件（它到目前为止还是法国报刊普遍注意的对象），我请你注意一下它的全部译文，我相信它会引起英国人民的注意[306]。

敬爱的先生，请接受我衷心的敬意。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3月5日

俄译文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34年发表

署名：弗尔塔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305]“平等者宴会”，是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二月革命一周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宴会的组织者是：路易·勃朗领导下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巴特尔米、亚当等人，还有维利希和沙佩尔宗派集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获得情报，派自己的拥护者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也去参加宴会，但是他们被逐出会场，并遭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的毒打。在监狱里的奥·布朗基把准备好的献词预先寄到了伦敦，这篇献词揭露了路易·勃朗和其他临时政府的成员。宴会的组织者故意压下了这篇献词，不让出席宴会的人知道。——第543页。

[306]“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按语。德文译本出版了3万份，流传在德国和英国（见本卷第630—632页）。——第545页。

弗·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307]

我认为，1852年巴黎任何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

这个战争将完全不同于1792—1794年的战争，那个时代的事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一

国民公会在军事上粉碎联军所造成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对于国民公会的14个集团军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场合是有理由的。拿破仑常说，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自身的失策，这无疑是对的。甚至在圣海伦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1792年8月，9万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原想直捣巴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一了；前进运动忽慢忽快，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尔艮高地的小道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门乌尔德遮断了敌军的道路。联军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随联军之后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行动稍微正确，他甚至从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同时，联军也可以不冒任何危险就把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联军的数量多，而且如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质量又好。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而只是在瓦尔米进行滑稽的炮轰，当在此地战斗时，甚至在以纵队冲锋之际，联军将军们还三番五次改变战术：时而由坚决的变成软弱的，时而又由软弱的变成坚决的。两次冲锋，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或是就力量和毅力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这不是士兵的过错，而是由于指挥的不坚决。这与其说是冲锋，倒不如说是佯攻。全线的坚决猛攻，无疑地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现役步兵团陷于复没。在战斗以后，联军又犹豫不决停在原地，一直到疫病开始在兵士中蔓延起来为止。

热马普之役[308]，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大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分兵把口、拉长阵线（由奥斯坦德到麦士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自己由于幻想夺取荷兰却犯了同一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涅尔文登的会战[309]和比利时的丧失。在涅尔文登之役，特别是在这次战役的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不在杜木里埃亲身指挥之下而被如此称赞的英雄们——打起仗来决不比1849年南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些。

不久杜木里埃叛变，万第暴动，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13万奥军和英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革命也许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许会被夺取。正象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作了那样的蠢事，就会攻下巴黎了。但是可敬的联军首脑们不这样做，他们却围攻要塞，并竭尽全力，不惜战略上的巨大损失，而墨守成规地一点一滴去争取区区的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6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法军还有近12万人。1792年，义勇军大约有6万人。在1793年3月又征集了30万人。这样一来，在8月间宣布征兵制〔levée　en　masse〕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30万—35万人。征兵制的实行应使这个数字增加约70万人。如果把一切可能的淘汰数字除去，法国人在1794年初，约能出兵75万人去抵抗联军，即是说，远多于联军开去进攻法国的人数。

1793年从4月到10月，法军到处挨打，但这些打击，由于联军拖延的战术，没有取得决定的战果。从10月起，战斗互有胜负，到冬季战争中止；1794年春，根据征兵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部加入战斗；结果，5月在所有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最后于6月在弗略吕斯的胜利[310]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因此，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8月10日的内阁[311]，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3月，一点事情也没有做；义勇军几乎未被重视。1793年3月才征集了30万人；自此时起至第二年3月，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和充分的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而在基伦特党人倾复后的10个月内，革命的政党完全有行动的自由。在拥有2500万人口——其中包括能持武器的正常名额100万兵士——的国家中，只要有一年的时间，建立一支75万（人口的3％）人的作战军队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不管这件事在当时是如何地新奇。

所有国内的起义，除了万第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了里昂和土伦起义以外，其余的都仅在6个星期内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征兵制征集的新兵夺回的，而土伦则是因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错误而收复的。

在1794年与联军作战的75万人之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兵10万人和其他兵士15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由第一次30万人的征集中召来的，他们有的已连战18个月，有的12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50万新兵中至少有一半参加过1793年9、10、11月的会战，至于刚参军的，在开赴前线作战之前也应当受过3个月以上的训练。拿破仑在他论西班牙远征的著作中，曾计算过训练随营学校（école　de　bataillon）所需的时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一般地说在这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末1794年的法国军队绝不是一群纷扰的、粗野的、“为共和国牺牲”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而是无疑地与敌军相等的a　very　fair　army〔一支优良的军队〕，因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特有的不求战果的战法，这种方法只能使久经锻炼而主要适宜于进攻的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只限于防御的敌人军队受到训练和锻炼。毫无疑问，1794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比敌方将军们却高明得多；但是如果除开国民公会议员们自己作了些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以外，断头台则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动作的协调。Le　noble　Saint-Just　en　fit　plusieurs〔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众兵战术的几点说明：

（1）众兵战术的未定形的概念最初是由热马普胜利的机动而产生的，这个机动与其说是出于自觉的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本能。法军的低劣状态是产生这种概念的基础，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以使自己多少感觉到自己的兵力有把握；数量用来弥补纪律的不足。卡诺在制定这种战术方面并没有起过显著的作用。

（2）众兵战术还完全没有制定，——例如在1794年土哥英[312]和弗略吕斯战役中这种战术并没有采用（当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6天的皮蒙特远征中，成功地en　détail〔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给人们启示了这种战术的思想，而在这以前，人们曾使用了这种战术，但并不懂得它。

（3）谈到卡诺本身，那末这个家伙愈来愈使我怀疑；我自己显然不能对他作最后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紧急信件。但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只是在于他的前任者帕希和布朔特的极端的愚昧无知和碌碌无能，以及公安委员会中其他一切人员对军事的一窍不通。这真是所谓：Dans　le　ro-yaume　des　aveugles，le　borgne　est　roi〔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军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法国人缺少什么。除此以外，他自然也明白象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但是因为在革命的征兵的制度下，在即使不如此也会有许多东西白白浪费掉的条件下，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或多或少的浪费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才能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有人说众兵战术确实是卡诺pour　sa　part〔本人〕发明的，这特别使我怀疑，因为他所作的1793—1794年的最广泛的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上的；他不但没有集中，反而分散使用了法国军队，他对付敌人侧翼所采用的作战方式，使敌人反而能够 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的事业也不完全与他天才的荣誉相称，例如，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的崇高的德行，他所指挥的有名的安特卫普保卫战（一般地说，要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凡的、墨守成规的、但赋有一定坚持性的军官出名的一种差事；况且1814年安特卫普的围攻，并没有继续到3个月）；最后，当1815年联军以120万人的集中的大军完全按照另外一种作战方法来与拿破仑周旋时，他那强使拿破仑采用1793年方法的企图，以及总的来说他那庸俗的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卡诺有天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正直的人能够象他那样在热月、果月、雾月等政变[313]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

Summa　summarum〔总而言之〕，国民公会能够得救的唯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 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因是和老弗里茨 ［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在七年战争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1809年威灵顿在西班牙也以同样的原因得了救，虽然那里法军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比所有的敌军强大2倍以上，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倾轧，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二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1793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1813年便已集中完毕。1812年俄国战役使俄国在大陆战争上成为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基本的核心，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是在以后才集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主帅。但是自1848年后，神圣同盟便已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了。1849—1851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犹如莱茵联邦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这是一种纯粹的附庸关系。尼古拉——id　est〔即〕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en　cas　de　guerre〔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迭是en　temps　de　paix〔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其次，至于谈到现代的军事学术，那末拿破仑已经使之十分完善。在下述的某种情况到来之前，将帅们，在情况允许下，除了仿效拿破仑的前例以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可作了。但现代的军事学术已普及于全世界。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应贵族士官考试之前就已经背熟这门科学，至少背熟其中可以死记的那一部分。至于奥军，那末他们在匈牙利战争中认清了并在以后撤换了他们那些糊涂的、特殊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所有的文迪施格雷茨派、韦尔登派、圭茨派，以及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进行的两次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已不是在 新莱茵报时期写文章，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简直是杰作。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明白这个老头子有bon　sens〔非常清晰的头脑〕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就够了。如果不是由于意大利将军们可恶的指挥、他们经常的动摇、他们之间的不统一、查理·阿尔伯特的阴谋和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的任务更容易完成，那末1848年在培斯克拉、曼都亚、列纳哥和维罗那4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是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国家中间于未得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军事学术上的范例。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中，因此他一点都不必忧虑他的军队的给养。

1849年战争 对奥地利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皮蒙特人不以集中的兵力在诺瓦拉和摩尔塔拉（这条阵线约3德里长）附近切断到都灵的道路（这原是上策），或者从这条线上用两三个纵队去进攻米兰，他们却占领了由塞斯塔到比森萨的阵地；这条阵线长达20德里，而皮蒙特军的人数为7万人，就是说每一德里只有3500人。同时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行程。这是对于米兰的一个可怜的分进合击，而且他们的兵力到处都是不够的。在拉德茨基看出了意军采取的是1792年奥军旧的作战方法之后，他便象拿破仑以前那样和他们作战。皮蒙特军的阵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冲破阵线，打入一个6万人的楔子，由此就把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3个师切断；然后迅速地以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3个师（差不多集中有35000人），把他们追逐到阿尔卑斯山，而使皮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灵隔断。这个在3天内结束战争的、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1809年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机动[314]（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一个）无论如何证明了：奥军已不再墨守他们的旧习，象检阅式那样“缓步前进”[315]。在这次机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恰恰就是运动的迅速。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特别因为这个叛变供给了奥军以意军部署和计划的确实情报。萨伏依雅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进行抢掠的那种可耻行为也有同样的意义。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的巧妙机动已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最后，俄国人因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遵循非常接近于现代的军事体系。他们军队的主要部分，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在决战中，在大的战斗中，俄军从来都是以大兵群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进攻伊斯迈拉和奥查可夫时便已明白了这个必要性。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来进行机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人数多、不灵活，所以它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主要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民族军队 ［注：指法国、意大利军队。——译者注］的行动稍为迟钝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完成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一次会战部署中俄国军队不采取密集的纵队，这种纵队在纵深和密度方面都大大超过其他一切军队。

1812年以后，我们几乎不能把法军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优先的继承者。这些传统或多或少已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内，这些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它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相适合，便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的平均化的影响；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于英国军队，现在都成为或多或少同样适应于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不过这绝不是说，它们在其他方面，如在白刃战等等方面没有各种不同的特点。但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特有的战略和战术，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现代的作战体系。

至于法国人，那末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规模的战争，甚至失去了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的线索。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起的坏影响是否能为那些使军队习惯于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个战争是否能使人们习惯于征战的生活，或者恰恰相反地因过度疲劳而耗尽他们的精力；最后，这个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coup　d’oeil〔判断力〕；——这些都还有待于证明。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是变坏了。它已不会运用密集队形的突击（这才是骑兵力量之所在），而习惯于散乱行动的方式，但是在这种方式中，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将军们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丢了丑，而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6月战斗中出了名；但所有这些还决不是grandes　épreuves〔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机会，在战略和战术的优势的意义上说，对联军和革命至少是相同的。

三

但是，使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是否会和第一次革命一样，创造出新的兵器和新的作战体系，而现在的拿破仑的体系与之相比就如同七年战争时代的体系与第一次革命时代的体系相比是同样过时和同样无用的呢？

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 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军事体系来作例子。现代军事体系的两个枢纽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运动性是庞大人数的必然结果。现代的军队不能象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约20德里的地区上来回运动。他们不能把一切必要数量的粮食都携带在野战仓库中。他们不得不象成群的蝗虫那样扰害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在骑兵所能及的范围内四面八方去征发粮秣，而且当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加以充实，它们必须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备有充分的存粮以供应军队一个月左右的需要。因此，现代的军事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很稀少的国家内长期采用。这就是法军在西班牙慢慢崩溃而在俄国迅速崩溃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因法军的侵略而解体，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但俄国却不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以大兵群作战的军事体系，甚至在波兰也不成。在它本国的领土内，只要没有铁路，这个体系便完全不能应用。如果俄国不得不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战，那末这个国家就会土崩瓦解了。

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这里是指下列各点而言，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发展；每个兵士要有较大的积极性；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兵士的知识、coup　d’oeil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求士官和兵士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所曾有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但是，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在群众中没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一方面能够训练和机械地教练不加选择而征集的50—60万人，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发展或者保持这些人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coup　d’oeil。野蛮人由于本性是具有这种强盗式的coup　d’oeil的。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作为现代军事体系的前提的这个普遍的平均的文化水平，只是最先进的国家的士兵才有：例如在英国，那里的兵士虽然都是最粗野的农民出身，可是也进过城市里的文明的学校；在法国，那里的军队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游民（remplaçants ［注：——由希望解除兵役义务的有产阶级的代表雇来代他们当兵的。——编者注］）组成的；在德国北部，那里的封建制度或者已被完全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这样的文化水平，甚至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也是有的。除了英国以外，到处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愈接近于自由的私有者，则军队就愈适合于现代的军事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兵士的运动性，而且军队本身的运动性也以适应于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水平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封建制度的反映；仅仅载运军官财物的行李车辆本身就阻碍了一切运动。军队和整个生活一样是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的。君主专制中正在兴起官僚制度在军用物资管理方面，固然提供了一些办法，但同时它和haute　finance〔大金融家〕的勾结却造成了en　gros〔无穷的〕弊端。如果说官僚制度曾给军事以某种利益的话，那末它所固有的形式主义和守旧精神给军队造成的弊害却加倍地大了。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吃着这些缺点的亏。到处被掠夺和被撞骗的俄国军队却真正地挨饿，兵士在行军中象苍蝇似的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供给它的军队以比较充足的粮食，因此才能希望他们有充分的运动性。

如此看来，运动性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质。但是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而且甚至常常可以代替后者（譬如1796年拿破仑的皮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尽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募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兵制、瑞士的民军制、法国的征兵制）各不相同，但近60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自由小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体人口7％，而参战的大约只有5％。在法国，如1793年秋人口为2500万，那末根据这个计算，全部应有兵士175万人，其中作战军队应为125万人。后者当时在边境，在土伦和万第（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所以说125万人是确实存在的。在普鲁士，目下人口约有1600万人，其7％和5％应各为112万人和80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现役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也很难达到60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民族甚至5％已经是够多的了。

Eh　bien〔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容易地武装5％的人口，而在紧急时甚至7％，那末奥地利即使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5％，而俄国则3％也不易办到。就奥地利说，如其人口为3500万，那末5％便应为175万人。在1849年，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55万人。匈牙利人——其兵力在科苏特 ［注：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为民族独立运动之倡导者，1849年曾建立匈牙利政府，宣布脱离奥地利帝国，但自俄军侵入后即失败而逃至美国。——译者注］文告中加多了一倍——大概有35万人。如果我们再加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蒙特军队中作战的50万伦巴第人，那末我们便得总数95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体人口的2⅔％。同时，处于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各省至少尚能征调自己人口的15％。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7200万人，按5％计算，应征集军队360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150万人；在这个数目当中，在它本土内，它最多能有100万人的现役军队。换句话说，它的兵力的总和从未超过2 1/ 12％，而现役军队则从未超过1 7/ 18％或1.39％。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幅员广阔而人口稀少，交通工具缺乏，国民生产低微。

进攻工具的大量出现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现代的比例，是与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不一致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 军事上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Cela　est　clair〔这是很明显的〕。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预言：这个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将是什么。

但是，行将到来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就正如同现在尚未定形而且部分地还作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距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是一样的，因为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矛盾。

在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全部社会化〔vollständige　Konzentrierung〕的前提是：第一，英国参加这个过程；第二，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新的作战方法也正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象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同样，也正如象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铁路和电报现在已给了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更庞大的军队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2500万而是3600万的话，那末这个数量的5％就不是125万，而是180万人。在上述两种比例中，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是相对地增高了。只有前者才有繁密的铁路网，他们的人口譬如比俄国的人口增加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论点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臣服愈来可能性愈少，至于长期臣服，那就简直不可能了。

但是，随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的力量并不在于：一个民族应动员的5％将随人口的增多而成为一个愈来愈大的数字，而是在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到16％，即是说由成年的男性人口（由18岁到30岁或者甚至到40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2/3。但是如果说俄国不在它的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它的生产上实行全部的改革，就不能把它的军事力量由2％到3％提高到5％，那末德国和法国不改革其生产而使之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们所拥有的军队由5％增加到12％。只有由于利用机器等，每一个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一倍，才能使一倍以上的劳动力从生产中解放出来，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短的时期；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它5％的人口长期服兵役。

如果具备适当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充分提高和集中，如果阶级消灭，——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一年的志愿兵[316]，只要他不是后备军的士官或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与农民和工匠来比，从来都不是好的兵士），那末可能征集的限度将完全由能持武器的人口的数量来决定；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短时间内武装15—20％的人口，并使12—15％的人口加入作战军队。但这样庞大的人数又以更大的运动性为前提，而且这种运动性要比现代军队的运动性高得多。如无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由一地转运至他地。而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庞大的人数之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了。战略行动，——各军队集团行动的协调——应当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至于战术行动的指挥则由各别的将军来实施。显而易见，在这样条件之下，战争可能而且应当在一个比拿破仑时代所需要的更短促的时间内结束。由于大量的耗费，是需要这样的，而由于这样庞大的人数所施行的任何一次突击必然将有决定的意义，而是必然要这样作的。

因此，按其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兵士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散兵线上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在力量、技巧和机智方面，这些兵士一定会超过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兵士。不过可惜，所有这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无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人数众多的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对所有这一切也还缺少基本的前提；尤其是1852年。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所占的人口的百分比，与1789年相比恐怕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1792和1794年间——的思想准备和in　tension〔紧张的情况〕都不亚于在最近期间。但那时已经看出，在与残酷的内部骚动相伴而生的革命战争的时期内， 无产阶级大部必然要用来担负对内的任务。同样的情形现在也将要发生，并且恐怕还要比以前更多地发生，因为立即发生内战的机会，随着联军的前进，而逐渐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少的一部分人到作战军队里去。补充后者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城市的下层分子和农民。换句话说，革命将被迫采用在我们时代一般作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在作战军队占人口4—5％的条件下找出新的办法和发明利用这些力量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法。正如同纺织机的生产率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不创造与旧的手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增加3倍一样，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在图伦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上发生了革命，由刺刀代替了戈矛以及燧石枪代替了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当时作战方法的范围内第一个改造并改良了旧式的战术而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

Summa　summarum．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军事天才存在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ce　seront　alors　les　gros　bataillons　qui　l’emporteront〔多兵之旅必获胜〕。

四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两方面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去，同时又怎样运用它们。

（1） 俄国　俄国军队在平时名义上是由110万兵士组成，但实际上大约只有75万兵士。自1848年后，俄国政府就竭力使战时编制的实数达150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到处亲自检查编制的情形。所以应当承认，俄国现在至少已使它的军队达到平时编制110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高限度应当除去：

　　高加索守军……………………………………100000人俄国本部守军…………………………………150000人

波兰各省守军…………………………………150000人

病员、特种勤务部队等………………………150000人

————————————————————————

　　　　　　　总计…………………………550000人

因此，只剩下 55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1813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许多。

（2） 普鲁士　如第一和第二级后备军、超级后备军以及一切可能征集的人员被召入伍时，战时至少可以由65万人组成一支很好的军队。但目下政府至多仅能动员55万人。我们现在就拿50万作为计算的基础。从这个数目中还必须除去守备队等，其数量略多于第二级后备军（15万人）；超级后备军和下年度定额兵员的渐次召集——这是尼古拉所关心的，以及俄国军队继续不断的过境，保证普鲁士有充分的预备队以防国内的起义。除此而外，普鲁士军队病员的百分比将会较小，因为他们是在本国集中，他们到莱茵的路程比俄国军队为短。但是，如同对待俄国军队一样，我去其一半，而认为只有另外一半，即 25万人可以自由调动。

（3） 奥地利　服役的和休假的兵士——但后者是可以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60万人。这里，我照样去其一半，因为对于帝国2/3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未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作国内的预备队，镇压起义的策源地。因此，可以自由调动对敌作战的只剩下 30万人。

（4） 德意志联邦　因为这些小邦都在莱茵附近，同时一切联盟的军队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差不多完全不需要本国的警备部队去对付地方居民；不但如此，经过联军与法国斗争的最初胜利之后，预备队将由北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最低限度可出 12万人。

（5）意大利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暂以 8万人来计算。

这样，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130万人，他们或者现在正服兵役，或者可以立即征召入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加以缩减的。我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仅仅由恢复健康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即可编成一支35万人的第二批军队，开到法国的边境附近。但是这第二批军队的数量一定还要大得多，因为目下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作战军队出动后，不立即尽量多地征集新兵，而紧接着第一批军队之后开出。

如果按照下列计划行动，第一批军队（130万人）大约可在两月内全部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的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动员起来，这一点在去年11月动员之后是用不着怀疑的；至于说到俄国军队，那末他们的3个最后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勒斯劳 ［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每天以5德里 ［注：1德里或1地理里等于7公里420公尺。——编者注］计算，由彼得格勒到柏林差不多有45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有16日的行程，总共61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勒斯劳有48日的行程，由布勒斯劳到美因兹有20日的行程，总共68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40日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22日的行程，总共62日的行程。如果再加上俄国军队特别是在上述的强行军之下所绝对必需的休息日，那末显而易见：就是驻防于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基辅的军队也只需3个月的工夫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行进，不乘火车和马车。但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而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使军队的运输缩短15—20天。但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兰各省，而且因为政治情况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所以将有更多的武装力量派到那里。这样，俄军运动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而是里加、维也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麦涅茨，因此距离就大约缩短60德里，即是说减少12日的行军和4日的休息。同时，相当大的一部分步兵——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可以在休息日（每隔3天）至少乘车移动5英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里。至于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在这样条件之下则可自由地利用铁路运输。炮兵的马匹和炮手可以行军队形前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以前的方法更加迅速地到达目的地。

从上述的一切，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革命爆发后两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以下列序列集中到莱茵：

第一批军队

1．在莱茵和皮蒙特的第一线：

普军、奥军等………………………………………………………750000

俄军…………………………………………………………………300000

2．第二线：

相隔10日行程的预备队——俄军…………………………………250000

　　————————————————————————————

总计………………………………1300000

　　（如上所述）

第二批军队

1．联军次要成员的预备队，正在集中的普军、奥军等…………200000

2．在途中的相隔20日行程的俄军预备队…………………………150000

　　————————————————————————————

两批军队总计………………………………………………1650000

} 1050000

} 350000

实际上，在现代的条件之下，只要五、六个星期便可把30万俄军调动到莱茵，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次要联盟国军队亦可将上述的兵员开到莱茵；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联军在拿破仑于易北河战役后登陆时的部署，就他们进入法国的便利这点上说，很难象目下这样有利；不但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大战的时候，俄军已到达莱茵。

现在要问 法国有什么样的人力后备可抵御联军呢？

（1）现役部队约45万人，其中5万人在阿尔及利亚，不能调出；在其余40万人当中还应除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以及在国内不稳的地点驻屯的少数部队；因此可以调用的至多有25万人。

（2）目下的“红党”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的兵士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6个年龄，也就是对于由27岁到32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种年龄必须在征召时出8万人。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该地气候所受的损失，12年内的普通死亡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濒于崩溃的时候以某种方法避免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6个年龄的以前的新兵归队的总数由48万至多减少到30万人。在这个数目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15万人，这15万人主要是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者来补充的。这样，只要采取稍好的办法，剩下的15万人是很容易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的。

（3）有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levée　en　masse〔实行征兵制〕，还有一切属于这种二等炮灰的人。在这一类人中，除了还需征集的约一万多的gardes　mobiles〔别动队〕之外，没有一个人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兵士更善于使用兵器。固然，法国人学会这行要快些，但是两个月仍然是很短的期间。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4个星期之内从随营学校毕业，那只是因为他有最优良的干部；可是最近的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本身的解体。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国的革命者，是最相信传统的人，他们无疑将首先高喊：Levée　en　masse〔实行征兵制〕！Deux　millions　d’hommes　aux　frontières〔200万兵士到国境上去〕！如果联军将重复1792-1793　anno〔年〕那样的大错，如果有充分的时间来逐步训练200万人，当然，有200万兵士是件漂亮的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相反的，在两个月内还会有100万准备作战的敌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对抗这百万大军而有取胜的机会。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1793年的传统，那末他们又将以200万人来作实验，而这就是说，他们好大喜功，以致由于时间短促其真正的结果将等于零。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8个星期内训练和编成150万人，实际上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人力和资源，就是使军队甚至得不到一个适用的营。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能干的陆军部长，稍微熟悉革命战争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同时如果在他的道路上没有因不学无术和追求名望而产生的那些愚蠢的障碍，那末这又当别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可能范围内掌握住自己，才能有所作为。那样，他必须大体上遵从下列的计划。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乡村中的农民自卫军（只要后者是可靠的）；（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

要塞由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来守卫。从军队中只可拨出最必要的一部分部队来担任这个任务。至于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麦次、里尔、发隆西纳等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的防卫，除了它们原有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队伍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而不担任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卫军，应当集中在教练营地，由不适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士官来担任教练，以补充作战军队中的伤亡。这个营地可以建立在奥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的区域。

法国境内现役部队的数量必须增加两倍，就是说，它应由40万人增加到110万人。要达到这个数量，可用以下的方法。应当把每一营变为一团，同时必然要提升军官和士官的职务，这将大大促使他们尊重革命，其功效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在这种情形之下，干部必然将增加，但应当尽可能逐渐增加。必须把军官尽量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造就新的军官的条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法国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中还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陆军部有力领导之下，在战争胜利的机会存在的条件之下，再加上对叛徒和逃兵的几个示范的处罚，这类军官在最初时期即完全可以利用。军事学校的学生以及Ponts　et　chaussées〔交通部〕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会战之后便会在下级军官中出现军事天才（这在法军中是极其常见的），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斗，便能够指挥步兵连。至于兵士，那末他们是由下列必要数量的人员组成的：

　　现役部队…………………………………400000新征的后备兵……………………………300000

留待召集和训练的有50万人，总计120万人，如果去掉10万病员，则为110万人。在这个名额中可以用于作战的有：

　　正规兵……………………………………250000后备兵……………………………………150000

新募兵……………………………………400000

—————————————————————

总计………………………………………800000

将来会证明：用这样一个军队可作些什么。在两个月内训练40万到50万新募兵以补充现役军队并把他们与正规军的兵士和归队的老兵补充到同一个团和同一个营里，只要le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即着手工作，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人员都是来加强步兵和炮兵的，因为在两个月之内可以训练成步兵甚至训练成能初步操纵大炮的炮手，但绝不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的增长将是不会很大的。

整个这一动员计划是以必须有一位精明的陆军部长作前提的，他要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擅长战略、战术，熟知各种兵器的使用法，同时还要具有充分的精力、机敏和decisiveness〔决心〕。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同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党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的，一切的机会都说明我们将要看到一幅平常的图画，也就是要找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作为一个bon　démocrate〔很好的民主主义者〕，自认为而且被人认为可以担任任何职务，他企图仿效卡诺，颁布征兵的法令，坚决地破坏一切；他的进取心将很快地消失，那时他就把一切事业委之于旧制度的平庸官吏的常规旧习，让敌军迫近巴黎城下。但为了对付欧洲的联军，在我们的时代，帕希、布朔特以及甚至卡诺已经是不够了，而应当有相当于拿破仑这样的人，不然他们所遇到的得是些特别愚蠢的敌人或者他们得特别走运。

不应当忘记，当我们作上述的联军兵力的计算时，我们一直注意到以最低的数字来估计军队总数而以最高的数字来估计一切的扣除；这样一来，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敌人军队的数量就会比我们所指出的为多，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则比我们所指出的为少。但是对于法国，我的假定都是根据相反的原则：即是我以最大限度来推算法国人所能支配的时间，以最高数字来推算他们所能编成的兵员，并作了最低限度的扣除；因此，在革命支配之下的军队的总额被我用尽可能大的数字加以估计。换句话说，假使不把意外的情况以及联军方面犯大错误的可能性估计在内，所有这些推算将描绘出一幅对革命 非常有利的局势的图景。

同时在上述的假定中，我是从革命和敌军的侵犯不会立即在国内引起内战的这一点出发的。在目前，即是说在法国最后一次内战以后的60年，我们不能确定地说，热狂的正统派除了昙花一现的暴动以外还能作出什么。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象1793年里昂和土伦的那样起义的机会，将会增长，一切在政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政党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机会，即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能够胜利地解除暴乱的各县和各阶级的武装。

对于革命有利的机会也许由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可能的起义而出现，关于这些机会，我们下面来叙述。

五

现在我们来谈谈军事行动本身。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按在巴黎，而等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圆的话，那末这个圆在南部将在庞－迭－博富阿森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莎姆伯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脉、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只在个别地方离开该河，但是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的话，那末在这个边境的全长上，从它不再以阿尔卑斯山为屏障的这个地点起一直到北海止，巴黎大约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也许完全和地理条件相适应。在这一假定之下，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便成为一条正弧线，在这条弧线上，唯一暴露的法国边境的各点，同时是最接近于其首都的各点，距巴黎便相等了，其距离大约为70德里，或者14日的行程。同时这个边境又可为广阔的河流所掩护。主张莱茵河是法国天然国境的实际的军事根据便在这里。

但是莱茵河的这个同样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分进合击作战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几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同时由各方面威胁它，这些军队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虽然分进合击的行动，在集中的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与敌军的作战根据地相符的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但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对法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带有分进合击的性质。其理由如下：（1）夺取巴黎即等于夺取整个法国；（2）边境上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点，都不能使之暴露，因为不然，法军便可向敌军后方派遣军队而在他们的本国内发动起义；（3）任何联军所必须征调来进攻法国的军队，需要许多作战线来保证供应。

必须以两个集团军来保卫的这段边境，是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不必注意。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境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同时又沿着逐渐离开巴黎的这一方向向前伸展，形成上述圆周的切线。这个边境只有在下列的场合之下才须注意：（1）萨伏依雅阿尔卑斯山设堡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隘落于法军之手时；（2）意图在沿岸进行牵制战时，但对于这个一定要有特别的理由；（3）法国军队在其他一切方向都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之后，想仿效1796年拿破仑的先例，在这里转为进攻时。在一切其他可能的情况下，这一段边境是不值得注意的。

这样看来，积极的军事行动，无论对于联军或者对于法国都仅限于由莎姆伯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的这条线和位于该线和巴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上。而且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就地形构成来讲，好象专为防御而设，同时在这里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最有利的。

由罗尼河到摩塞尔河，边境为漫长的、只有在很少的几个地方才能勉强通过的一条山脉——汝拉山——所掩护；佛日山与之相接，其延长线又有霍赫瓦尔特山和伊达瓦尔特山；这两个山脉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佛日山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塞尔河和麦士河之间，通巴黎的道路为阿尔登所遮断，在麦士河的彼岸又为阿尔艮所遮断。暴露的只剩下由松布尔到海的这一区域，但是在那里军队愈前进，危险就愈大，因为如果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妙的战法时，他们就有由比利时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此，由罗尼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如斯特拉斯堡控制着整整的几省。

由汝拉山与佛日山连接点向西南沿奥佛尼蜿蜒着一条山脉，它形成北海及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塞尔河、麦士河、马尔纳河、塞纳河和云纳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又蜿蜒着许多绵亘的山脉形成支脉，这些河流彼此分隔开并为很少的几条道路所切断。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通行，但却是很贫瘠的。大的军队不能在那里支持很长的时期。

如果敌人的军队通过这个山区，甚或通过位于麦士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同样贫瘠的山地，香槟，那末他们就进入塞纳河流域。这里正充分说明了巴黎的位置在军事上的显著的优点。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斯河口是由许多弧形的河流构成的，这些河流都朝向西北，差不多彼此平行着，如云纳河、塞纳河、马尔纳河、瓦斯河和埃斯尼河；这些河流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央。由地中海和些耳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到巴黎去的主要道路都沿这些河谷延伸，而汇合于巴黎附近。因此保卫巴黎的军队常常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比进犯的军队更容易地由一个受威胁地点调动到另一地点，因为两同心圆中内圆有较短之周界。辉煌地发挥这个优点，也就是沿内圆周界不懈地移动，曾使拿破仑在他1814年著名的战争中能以少数兵员牵制联军全部兵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月之久。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4月

第一次载于1914年12月4、11日“新时代”第9、10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

[307]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4月写的，本来没有打算发表，恩格斯在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答应写一篇文章，“从军事观点来详细阐述”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前景，并且答应写好后寄给马克思，这篇文章就是为实现这个约言而写的。手稿在恩格斯死后才于1914年首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当时，手稿上的日期被弄错了，而所加的标题“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也与内容不太符合。这篇手稿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时仍沿用了这个标题：本版的标题经过校正，已和手稿内容相吻合。——第546页。

[308]在1792年11月6日热马普（比利时）战役中，法国军队在杜木里埃的指挥下大胜奥军。——第549页。

[309]在杜木里埃指挥下的法国军队于1793年3月18日和奥地利元帅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在涅尔文登（比利时）交战时遭受失败。——第549页。

[310]法国军队在1794年6月26日弗略吕斯（比利时）战役中，击溃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这一胜利使法国革命军能够进入比利时国境，占领比利时领土。——第550页。

[311]指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组成的吉伦特派内阁。——第550页。

[312]在1794年5月18日土哥英（法国）战役中，莫罗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战胜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第552页。

[313]热月9日（1794年7月27—28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卡诺积极参加了这一政变的准备工作。

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是指资产阶级政府即执政内阁在拿破仑·波拿巴支持下所进行的国家政变，政变目的是防止建立君主政体。卡诺由于接近保皇主义阴谋分子而处于危险地位，于是逃出法国。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是指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国家政变，政变的结果是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卡诺虽然有时也怯弱地表现了反对拿破仑的立场，但他是赞成国家政变的。——第553页。

[314]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战役是1809年奥法战争时，拿破仑军队和奥地利军队1809年4月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5日战役的两个阶段。累根斯堡战役以奥军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第555页。

[315]引自1813—1815年德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第555页。

[316]根据普鲁士的法律，凡受过适当教育，拥有足够的钱财来购买军服、武器和支付自己伙食费用的青年人，均可成为服役一年的志愿兵。期满后，他们可以有权要求升为预备军或后备军的军官。——第563页。

卡·马克思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317]

宪法前面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总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1．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2．法兰西共和国是 民主、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3．它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它的基础是家庭、劳动、财产和社会秩序。5．它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也要其他民族尊重它的独立。它决不发动任何侵略战争，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但是， 罗马呢！[318]）的自由。

六月起义以前，国民议会曾制订过宪法。其中除了其他许多承认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以外，还有如下几条：

第6条　教育权是全体公民通过国家的免费教育全面发展身心和智力的权利。第7条　劳动权是每个社会成员以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权利。因此，社会必须保证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工作的时候能够获得工作。

第9条　救抚权是孤儿、病弱者和年老者受国家救抚的权利。

当资产阶级由于1848年6月的胜利而嚣张起来的时候，它把这3条从

宪法

中删除了。现在宪法是这样写的：

“第一章

最高权力属于法兰西全体公民。这种权力是不可剥夺的、是不能转移的。任何个人、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权擅自行使这种权力。”

“第二章　宪法保障的权利

第2条　非依法律之规定，不得逮捕和监禁任何人。”“第3条　凡居住在法兰西领土上的公民，其住宅不得侵犯，非遵照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侵入公民住宅。”

请注意，法兰西宪法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样都保障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带着一些 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 另行规定的 例外情况！同时，拿破仑皇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所规定的一切例外情况不仅原封未动，而且在六月革命之后还大大增加了。例如，1849年8月9日公布的关于戒严状态（应由国民议会宣布，而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应由总统宣布）的法律规定，军事当局有权将一切政治犯交给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次，这项法律还规定，军事当局不论白天和黑夜均有权进入任何人的住宅进行搜查，有权没收各种武器，驱逐一切在被宣布戒严状态的地点没有住所的人。

至于 外国人，他们在法兰西国土上所享受的唯一“权利”就是，只要警察当局认为必要，他们就随时会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至于 法国人，任何一个官吏下一道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法兰西公民。

“第4条　除专门任命的法官外，不得对任何人进行审判。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借口设立特别法庭。”

我们已经知道，在“戒严状态”下军事法庭排挤一切其他法庭。不仅如此，国民议会为了审判一部分政治犯在1848年建立了以“最高法庭”为名的“特别法庭”，而在六月起义之后，国民议会根本没经任何审判就把1万5000名起义者流放到殖民地去了！

“第5条　废除政治犯的死刑。”

但是，政治犯被流放到寒热病流行的地区，在那里被处死刑无非是时间稍微晚一些，痛苦更大一些。

“第8条　公民有结社、组织和平的非武装的集会，递交请愿书以及在报刊上和用其他任何方式发表意见的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除了要保证其他公民有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安全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以“社会安全”为理由的限制使上述权利根本无法行使，这一点从下面的几个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1． 出版自由。——1848年8月11日和1849年7月27日公布的两项法律不仅恢复了关于报纸交保证金的规定，而且恢复了和加强了拿破仑皇帝和在他以后所规定的一切限制。

1850年7月23日的法律 增加了保证金的数额和扩大了有关一切周报、杂志和其他期刊等等的法律的有效范围[319]。此外，这项法律要求每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的署名，并且重新规定向报纸征收 印花税。不仅如此，这项法律还规定向报纸登载的小说、纯文艺性的报刊作品征收 印花税；如不遵行上述的一切规定，按照法律，便有受到巨额罚金的处分的危险。自从上述的法律颁布以后，革命报刊完全绝迹了。每一周总有一家报纸或一本小册子成为法庭迫害的对象，遭受罚款和查禁，为了反对这些迫害，革命报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资产阶级要在陪审法庭上来消灭工人的报纸。

这种制度在1850年7月30日的恢复剧本检查的法律中达到了顶点。这样，言论自由便从它的最后的文学掩避所中被驱逐出来了。

2．结社和 集会权。——1848年7月28日—8月2日的法令，使俱乐部受到警察局的许多限制，几乎丧失了一切自由。例如，俱乐部无权通过带有立法性质的决议等等。这项法令使一切非政治性的组织和 私人集会完全置于警察的监护之下，听受警察的任意摆布。

1849年6月19日—22日的法律规定，政府在一年内有权封闭一切俱乐部和禁止未经政府同意的集会。1850年6月6日—12日的法律规定，把这种权力再授予政府一年，实际上这种权力已经扩大到那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议会竞选集会上。结果，从1848年7月起，所有的俱乐部和集会，除保皇派和波拿巴派的cercles〔俱乐部〕之外，实际上都停止了活动。

1849年11月29日的法律规定，凡是联合起来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一律判处3个月以内徒刑和3000法郎以下的罚款。这项法律并且还规定，工人在徒刑期满后要受警察当局5年的 监视（这就意味着贫困、破产和迫害）。

结社和集会权就是如此。

“第9条　教学自由权。教学自由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享受之。”

这里是在重演老把戏。“教学自由”，但是“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一些完全消灭这种自由的条件。

1850年3月15日的法律将整个教学系统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

这个部门的主管机关是4名法国大主教所领导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员会。这项法律规定，所有地方学校的教员，即使他们是市镇 ［注：法国共有3万8004个市镇，小者不满100人，大者有巴黎一类的大城市。——译者注］委员会或老教区委员会推荐的，都必须服从recteurs，即督学的意志。教员必须接受与军队中的服从和纪律相类似的条件，服从督学、市长和牧师；可见，根据上述法律，教学自由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民政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允许，谁也无权教学。

“第11条　财产权不受侵犯。”“第14条　保障国家债务。”

“第15条　征税只能为了社会的需要。每个公民须根据本人的财产和可能纳税。”

第三章　国家权力

此章规定：

“1．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不得世袭。”“2．权力分立是自由政府的基本条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旧宪法的克汀病 ［注：一种痴呆病。——译者注］。“自由政府”的条件不是权力的 分立，而是权力的 统一。国家机构不可能过于简单。骗子手耍的花招常常就是使国家机构复杂化，把它弄得莫名其妙。

第四章　立法权

立法权完全由包括阿尔及利亚和殖民地的议员在内的75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来行使。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会议必须有900名代表出席。选举制度是按居民的人数制定的。下面4条，我们认为有必要照抄下来。

“第24条　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投票采取秘密方式。”“第25条　凡年满21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和公民权的法国人，均为不受任何选举资格限制的选民。”

“第26条　凡年满25岁的选民均可以当选为议员，而不受居住资格的限制。”

“第27条　剥夺法兰西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依据的条件由选举法规定之。”

上面引用的几个条款表述的精神跟宪法里所有其他条款的精神毫无二致。“凡是法国人均为享有政治权力的选民”，但是“选举法”必须规定，哪些法国人 不应享有政治权利！

1849年3月15日的选举法把政治犯除外的一切罪犯都划入这个范围。而1850年3月31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不仅把所有被认为藐视早已确定的社会舆论和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这个范围，而且实际上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2/3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票！

在法国，“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这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28条　凡担任国家职务领取薪俸的人不得同时担任人民的代表。议员在其从事立法活动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属于行政权的领取报酬的职务。”

这两个原则受到下列规定的限制，实际上几乎是一纸空文。

“第30条　选举采取按名单投票方式，各省分别在选区的主要居民点进行。”“第31条　国民议会任期为3年，期满时必须举行新的选举。”

“第32条　国民议会应连续开会，但是它有权休会并在休会期间任命一个由25名议员和议会常务局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代表。该委员会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召集议会会议。”

第33—38条　议员可以重选。他们不受过去颁布的任何命令的约束，他们不受侵犯，不得由于在国民议会里发表意见而遭受迫害和担负责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 不得拒绝的薪金。

至于“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和他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国民议会的多数在6月13日以后通过了一项新的规章，决定国民议会议长有权 谴责议员，处以罚款，剥夺他的薪金和暂时 把他驱逐出会场，——这样一来，也就最后消灭了“言论自由”。1850年，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议员甚至在会议期间可以因债务诉讼而遭到逮捕和在一定期间内如不还清债务而被剥夺其人民代表的资格。

所以，无论议员的议论自由或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在法国都是不存在的，而所存在的只有债权人的不受侵犯性。

第39—42条　议会会议必须公开。但是，议会可以根据一些议员的要求宣布为秘密委员会。议会的决议只要获得过半数议员的赞同，就具有法律效力。除紧急情况外，不经过每隔5日宣读一次的三读程序，不得通过法律。

这种从英国“宪法”抄袭来的程序，在法国没有在任何一个重要场合中遵守过，甚至在应当认为最为必要的情况下也未能这样做。例如，5月31日的选举法在一读之后就通过了。

第五章　行政权

第43—44条　行政权由总统行使。总统必须是年逾30岁，从未丧失过法国国籍，在法国出生的法国人。 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路·拿·波拿巴不仅丧失过法国国籍，不仅当年当过英国特种警察，而且甚至还入过瑞士国籍。

第45—70条　共和国总统任期为4年，期满后不经过4年不得重新当选。这样的限制也适于他的六亲等以内的亲属。选举必须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使总统在其他日子当选，他的任期仍然到他当选后的第四年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止。总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必须获得 绝对多数的选票才能当选。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半数选票或200万张以上的票数，那末总统可以由国民议会从5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中选举。

总统必须宣誓忠于宪法，他可以通过内阁阁员将提案提交国民议会审核，可以向军队发布命令，但是不得亲自指挥军队；他无权割让法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解散或中止议会会议和停止宪法的效力。他出面进行谈判和批准一切条约，但是这些条约只有经过议会批准才具有约束力。他不经议会同意无权宣战，他有赦免之权，但无权宣布大赦。最高法庭判决的犯人只有国民议会才能予以赦免。总统可延迟公布法律，要求议会重新加以讨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是最后的一次。总统可以任命大使和内阁部长，可以将市长、省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的军官和民选的负责人员免职3个月。总统的一切命令，除部长本人的免职令以外，均须由部长签署。总统、部长和政府官员都在自己部门中对政府的一切行动负责。总统的任何可能给予议会以压力，阻挠或破坏议会正当行使其职权的行动，均被看成是叛国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的权力应立即予以剥夺，违抗总统的命令则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授予总统的权力应立即转交给国民议会，而最高法庭的成员必须马上集会，召集陪审员就席，以便审判总统和他的同谋者。

总统应有官邸，他的年俸为60万法郎，或2万4000镑（他目前领取216万法郎，或8万6400镑）。部长ex　officio〔按其职务〕出席国民议会，他们认为需要作几次演说，就可以发表几次演说。总统在当选后的一个月内指定3个副总统候选人，国民议会在这3个候选人当中选举共和国副总统。副总统要进行跟总统同样的宣誓，他不得跟总统有亲属关系，当总统无法行使职权时，他代行总统的职权，国务委员会开会时，他担任主席。如果总统职位由于总统逝世或某种其他原因而空缺，则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进行总统的新的选举。

第六章　国务委员会

第71—75条　国务委员会是唯一讨论应当由内阁提出和可能由国民议会提出的提案的咨议机关。

第七章　国内行政机关

此章是有关官员 ［注：“寄语人民”上误印为《clergy》——“牧师”；看来，应当是《clerks》——“官员”。——编者注］、高级负责人员、市镇和地方委员会的。唯一能够兑现和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实施的一个条款写道：

“第80条　总统可以解散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和市镇委员会，但须经国务委员会同意。”

第八章　司法权

老实说，此章只不过是拿破仑皇帝的法律的再版。但是，下列几点补充是值得注意的：

“第81条　诉讼是代表法兰西人民进行的，因而一律免费。”

这是多么不切合实际，谁也不肯免费去砍掉脑袋！

第91—100条　是关于最高法庭的。它具有审判总统的特殊权力，提交它审判的有部长和所有国民议会认为应当由它审判的政治犯。

组成这个“最高法庭”的成员是5名由上诉法院（法国的高等法院）从它的成员中选出的法官和36名从各省委员会的成员中挑选出来的陪审员。这是极端贵族化的机关。这个法庭直到目前为止审判过的唯一的一批人是，1848年5月15日的案件的被告（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巴尔贝斯、布朗基等人的名字）和参预1849年6月13日事变的议员们。

1848年8月7日的法律规定，凡是没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一律从陪审员的名单中去掉，也就是说，占2/3的成年居民从这个名单中去掉！

第九章　武装力量

一切原有的军法都原封未动。士兵犯罪不受民间法庭审判。下面的条款可以说明这个宪法的精神。

“第102条　每个法国人，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都必须服兵役和在国民自卫军中服务。”

每个有钱的公民都可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根据目前正在讨论的二读已经结束的法律，工人阶级全部被排斥出国民自卫军！不仅如此，总统有权在任何地区解散国民自卫军一年，而实际上，国民自卫军在法国一半领土上已经解散了！

第十章　特别法律

第110条　“国民议会将宪法寄托在全体人民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上”，而将“警惕的”和“爱国的”人民寄托在最高法院的宽厚和仁慈上！ 6月13日就是如此！

第十一章　宪法之修改

“第111条　如果国民议会在闭会期间要全部或部分修改宪法，则应采取如下的方法：议会所提出的要求只有经过每隔一月举行一次的三论会才能成为法律，同时通过决议时需要有3/4的票数，而投票人不得少于500名。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国民议会只有3个月任期，并且除非有异常重要的理由，不得讨论其他任何问题。”

这就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就是运用宪法的方法。读者马上就会看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的漂亮话。宪法的措词本身使破坏宪法成为 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例如：“投票是直接的和普遍的”——“除 法律将来规定的情况外”。

因此，不能说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它剥夺了2/3的居民的选举权）完全违反宪法。

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 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以解决；在1830年的法兰西宪法和在它以前通过的一些宪法里就用过这种花招。

人民！你们不仅对原则，而且对 细节[320]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你们得首先取得政权。英国议会里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

在整个宪法里，唯一无保留条件的肯定的条款，是关于总统选举的条款（第45条）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条款（第111条）。这是唯一 可能破坏的条款，因为只有这些条款不包含任何矛盾。

这两项条款是1848年的制宪议会用来直接对付波拿巴的，因为波拿巴用阴谋手段取得了总统的宝座，使议员们感到恐惧。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常常出现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 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 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 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 原则，—— 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在法国，专制统治是多猖狂，下面一些为了对付工人而采取的限制可以证明。

每个工人都要从警察局领个小本子，小本子的封面上写着他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或工作以及他的特征。工人必须在小本子上写明雇用他的主人的姓名和离开主人的原因。而且不仅如此，小本子还要交给主人，主人再把它连该工人的鉴定一起转交给警察分局。当工人辞工的时候，他必须从警察局领回小本子，没有小本子作证明，就无法到别的地方工作。这样一来，工人的生计就完全操在警察局的手里。而且还不仅仅限于这些，这个小本子还要当护照用。如果警察局认为哪个工人是危险分子，它就在小本子上注明：《bon　pour　retourner　chez　lui》〔应当返乡〕，这个工人就得返回原籍。这些可怕的限制是勿需作什么注释的！让读者来充分想象它们所起的作用和考查它们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吧。无论封建时代的农奴和印度的穷人的地位都不如法国工人的低。所以，法国工人迫切地期待起义时刻的来临，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不满情绪具有暴风骤雨的性质，这是不足为奇的。工人们在1830年表现了宽厚精神；他们在1848年也表现了宽厚精神；但是从那时起，他们的自由被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卖，他们的鲜血流成了河川，每个法国监狱都挤满了无期徒刑的囚犯，1万5000人被一批批地流放到殖民地，而现在工人们正遭受着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可怕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害怕人民，他们使尽最后的力量来多少推迟一下清算时刻的来临，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他们的队伍内部是不统一的。在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勾心斗角的野心家，最突出的是

拿破仑的阴谋。

目前问题在于，总统的任期是否会延长，宪法是否会修改。拿破仑不公开破坏宪法，就无法连任，因为，第一，他只有在他任期满后经过4年才能重新当选，第二，宪法只有在3/4的多数议员的同意之下才能修改。而主张修改宪法的人还不能掌握这样的多数，因此，再次当选为总统按照宪法是办不到的。

因此，拿破仑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向宪法挑战，诉诸干戈，以斗争来解决问题，或者遵照法律在规定日期放弃自己的职权。在后一种情况下，卡芬雅克将会当选为总统，这样， 资产阶级共和国就会大功告成。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前途会变得更加复杂。

正因为如此，拿破仑目前正力图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敌视拿破仑，——这一点人民是知道的，这是他们相互联系的因素。但是，拿破仑跟资产阶级一样，都是人民对压迫者所怀有的那种憎恨的对象；如果他能够从自己的肩上丢下这个包袱，把它完全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肩上，那就会消除一个大障碍。

从他不久前在第戎发表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正是要努力实现这一点。他曾说道：

“一切糟糕的法律都是国民议会通过的，而我提出的一切好的法律，国民议会不是加以否决，就是以修正案加以破坏。它反对我的一切改善你们处境的意图，并且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地方制造障碍来阻挠我的措施。”

可见，他正力图回避打击，而使打击转向国民议会。同时，军队与其说拥护国民议会，不如说拥护他，而人民贫困不堪，几乎一有点变动都会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种好转，因为有觉悟的人还只是少数。

这样，如果资产阶级面对拿破仑的决心，敢于在卡芬雅克的领导下起来斗争，人民必定会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而拿破仑就会站在人民一边。他们联合起来，力量就会比国民议会更强大。但是，那时就会面临一个紧急关头；国民议会看到人民可能取得胜利，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肯要拿破仑帝国或专制，而不要民主共和国和社会共和国，因此，他们会跟总统达成协议。总统由于对民主主义者的统治害怕的程度并不亚于议会本身，必将接受议会的帮助。军队，或者至少由于危险和斗争看来会赋予“光荣”而心情激动的那一部分军队，会更加紧密地靠拢拿破仑；斗争必将采取另外的方式，这将是军队和资产阶级反对人民的斗争。结局如何将取决于人民的勇敢、自觉和团结。拿破仑的阴谋在于，一开始利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然后利用资产阶级反对人民，最后利用军队反对这两者。

未来蕴藏着重大的事变，而法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历史所提供的最值得注意研究的对象之一。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6月上半月

载于1851年6月14日“寄语人民”第7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寄语人民”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17]“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载于宪章主义者革命派的机关报“寄语人民”1851年第7期，它是评论欧洲各国宪法的第一篇论文。杂志编辑厄·琼斯力图约一些欧洲工人民主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撰写论文。本文出自马克思手笔，这从1851年5月23、25和30日琼斯给马克思的书信，以及本文和“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文所作的对照中得到证实。在计划写的评论文章中另外仅仅有一篇文章“普鲁士宪法”，发表在“寄语人民”上。这篇文章不是马克思写的。——第578页。

[318]马克思指的是1849年法国政府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详见本卷第61—67页。——第578页。

[319]根据法国在1819年就通过的出版法，出版物登记时，保证金的多寡则取决于它的出版期数和出版地点，保证金最高的是每周出版3期以上、在巴黎及其附近3个省出版的刊物。1850年7月23日的法律把这种最高保证金又扩大到在里昂和位于这个城市周围的罗纳省出版的刊物。——第580页。

[320]英国宪章派在其宣传中所指的细节就是人民宪章的第2条到第6条，这几条包括如下几点要求：每年举行议会选举，议员领取薪俸，秘密投票，选区一律平等和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革命的宪章派认为这些要求是实现宪章第一条所规定的普选权的必要保证。——第589页。

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

目前，德国在进行军事镇压的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了“秩序和宁静”；在死神的隆隆炮火下变成烟雾弥漫的城市废墟上恢复了“财产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性”；军事法庭来不及把一个又一个的“叛乱者”的头颅送入坟墓；监狱已经容纳不了所有的“叛国犯”，而唯一还存在的法律就是战地军事法庭的法律，在这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无家可归，流落国外。

他们的人数一天天增多，同时这些失掉祖国的人的贫困也日益加深；他们到处流浪，早上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能找到过夜的地方，而晚上又不知道明日早晨在何处能获得一块面包。

无数的流亡者遍布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各个城市。不幸的人来自德国各地。凡是在维也纳街垒中与黑黄联盟进行过战斗以及同耶拉契奇的骑兵队进行了厮杀的人，凡是从普鲁士军阀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那里逃跑了的人，凡是在德勒斯顿持枪捍卫过帝国宪法的人，凡是在巴登共和国军队中同联合一起进行十字军讨伐的君主们作过战的人，——不论他们是自由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是共和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和利益的拥护者，现在由于共同的命运都是遭受驱逐和贫困而团结起来了。

一半国民身穿破衣烂衫伸手向人求乞。

在伦敦，我们的流亡的同胞也在这世界繁华都城的寒冷街头寻找栖身之所。每一艘横渡海峡的轮船都从大海彼岸载来一批一批失掉祖国的人；在伦敦各个街道上都可以听到流亡者用我们祖国语言发出的怨声。

这种贫困情况使住在伦敦的许多德国的自由的朋友深受感动。今年9月18日召开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来到这里的德国流亡者的全体大会，共同组织了民主党人救济委员会。当选的有下列人员： 卡尔·马克思（曾任“新莱茵报”编辑）， 卡尔·布林德（曾任巴登－普法尔茨政府驻巴黎公使）， 安东·菲斯特尔（曾在维也纳任奥国国会议员）， 亨利希·鲍威尔（伦敦鞋匠），以及 卡尔·普芬德（本市油画家）。

这个委员会将每月向全体大会提出公开的报告，同时把报告简要地在德国报纸上发表。为了避免一切谣言起见，通过一项决定： 今后委员会的任何委员都不应当从委员会的出纳处领取任何补助金。如果委员会的某个委员将来必须申请补助，他从这时起就不能再做委员会的委员。

朋友们和兄弟们，我们请求你们尽力而为。如果你们希望那化为灰烬的和被束缚的自由重新得到恢复，如果你们同情你们的先进的优秀战士所受的苦难，那末用不着我们特别劝说，你们就会响应我们的号召。

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鞋匠亨利希· 鲍威尔。信封上请注明：“流亡者委员会收”。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安东·菲斯特尔，卡尔·马克思，卡尔·布林德，

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

　　1849年9月20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9月26日“新德意志报”第22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

今年11月18日召开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住在伦敦的大部分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会上听取了以前的一次会议上选出的救济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从今年9月22日起共收入：

　　　　　　　　　　　　　　　　　　　　镑　先令　辨士

（1）伦敦工人教育协会…………………………2　 8　　 4½

（2）伦敦德国读者协会…………………………2　 15　　—

（3）伦敦“北极星报”编辑部…………………—　5　　 —

（4）伦敦埃德乌斯公民…………………………—　1　　 —

（5）伦敦济费尔特公民募集……………………—　9　　 6

（6）伦敦哥林盖尔公民…………………………1　 5　　 9

（7）伦敦亨·鲍威尔公民募集…………………7　 1　　 9

（8）经海德克尔公民转来巴黎德国工人捐款…—　12　　1

（9）经克雷普公民转来哈得兹菲尔德捐款……3　 —　　—

（10）普鲁士施特廷捐款………………………18　 14　　—

　　　　　［注：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

　　　　　　　　　　　　　总计……………36　 12　 5½

　　从今年9月22日至11月18日发给流亡者：

　　　　　　　　　　　　　　　　　　　镑　先令　辨士

（1）克列奈尔…………………………………3　 17　　2

（2）钦斯基……………………………………3　 17　　4

（3）弗辽利希…………………………………2　 2　　 1

（4）亨泽尔……………………………………3　 7　　 6

（5）埃格奈尔…………………………………1　 19　　—

（6）弗·曲普费尔……………………………1　 11　　17

（7）伊·曲普费尔……………………………1　 4　　 4

（8）布莱，贝尔克曼，奥佐巴，威谢尔，

　　　布劳利茨基和克莱因等流亡者共………2　 8　　10

（9）给有家眷的流亡者商人朔

　　　　　普普通期票一张……………………4　 —　　—

（10）印刷费和捐款簿费………………………1　 15　　2½

　　　　　　　　　　————————————————————

　　　　　　　　　　　　　总计……………26　 3　　1/2

　　　　　　收入总数…………………………36　 12　　5½

　　　　　　支出总数…………………………26　 3　　1/2

　　　　　　　　　　————————————————————

　　　　　　　现存……………………………10　 9　　 5

其次，收到的衣服已分发给流亡者。

上述财务报告经大会一致通过。一切支出都有单据；哈得兹菲尔德和施特廷的捐款人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大会将建议他们委派人来查阅单据。

委员会由于安·菲斯特尔和卡·布林德两位委员的离开已人数不全，另外有人企图另组织一个与我们委员会相对立的、不属于工人教育协会和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的委员会，因此本委员会已把委任状退还给协会。

关于这个问题，协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1）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赞同以前的委员会的活动，并从自己内部选出5个委员，组成新的委员会，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上届委员会的现款移交给这个委员会。

（2）委员会主要是救济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委员会也不拒绝救济其他党派的流亡者。

（3）委员会每月向工人教育协会提出财务报告，然后进行改选。报告将在“德意志伦敦报”，“北极星报”，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科伦的“西德意志报”，汉堡的“北德意志自由报”，柏林的“民主权”，“瑞士国民报”，纽约的“快邮报”和“国家报”上发表。

（4）捐款人有权亲自出席听取每月的财务报告，当他们不在伦敦的时候可以指派自己的代理人，检查账簿、单据和现款。

（5）工人教育协会选举下列人员为委员会委员：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维利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

委员会将公布上述报告和工人教育协会的决议，并请把捐款送交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亨利希·鲍威尔。

委员会委员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维利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亨利希·鲍威尔，

卡尔·普芬德

　　　　1849年12月3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12月12日“西德意志报”第1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召股启事

大家都知道，“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 卡尔·马克思领导下 在莱茵河畔科伦出版的日报。本报非常成功地代表了最彻底的德国民主主义的方向，因此，尽管有各种禁止出版的阻碍和宣布戒严状态，尽管对本报进行了诉讼和迫害，尽管有极大的困难，尽管对本报采取敌对行动和设置各式各样的障碍，但是，在它总共只存在11个月当中，就已经拥有5600订户。本报编辑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以后，普鲁士政府就只好采取粗暴的镇压的办法，来消灭这个使它非常恐惧的报纸。去年5月里在莱茵普鲁士发生的地方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政府就利用过去到处建立的军阀统治，以暴力把本报的编辑驱逐出普鲁士，因此使“新莱茵报”不能再继续出版。

“新莱茵报”的编辑在去年夏天参加了革命运动，有的在南德，有的在巴黎，以后他们大多数又聚集在伦敦，决定在这里继续出版报纸。最初它仅能以评论刊物的形式每月出版一次，篇幅近5印张。但是，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因此，编辑部打算在经济条件一旦允许的时候，就使“新莱茵报”每两周出版一次，每次5印张，或者，有可能的时候就出版象英美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而只要情况允许回到德国，就立刻再把周报改为日报。

根据初步计算，“评论”只要两周出版一次，印数3000份，每年可收入1900塔勒。

为了企业能够自立，使“评论”每两周或一周发行一次，必须要有500镑的资本，为此，现在开始认购股票，条件如下：

1．每股50法郎，在领收据时一次付清，以后再以收据换取正式股票。

2．每个股东承担的责任只限于他所具有的股票数量以内。

3．股东有权指定自己在伦敦的代表，对整个账目进行检查。

4．每年召开全体大会4次，听取关于整个企业的发展情况和经济状况，通过关于监督业务经营的今后措施的决议。关于企业状况的报告用石印发送每个股东。

5．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在“新莱茵报”还不可能每周出版以前均转入资本。在这一任务实现以后，利润分做3部分，1/3作准备金，1/3作股息分给股东，其余1/3归编辑部。

“新莱茵报”出版负责人康·施拉姆1850年1月1日于伦敦

由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参与写成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0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

1．支　　出

　　　　　　　　　　　　　　　　　　　　镑　 先令　辨士

　1849年11月　 16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5　　12　　—

　1849年12月　 29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10　 3　　 —

　　　　　　3次补助金　　每次4先令　　　—　 12　　—

　　　　　　1次补助金　　　　6先令　　　—　 6　　—

　　　　　　1次补助金　　　　3先令　　　—　 3　　—

　　　　　　2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　 10　 —

　　　　　　1次补助金　　5先令6辨士　　 —　 5　　6

　　　　　　1次补助金　　　　8先令　　　—　 8　　—

　　　　　　1次补助金　　　 12先令　　　—　 12　 —

　　　　　　4次补助金　 每次10先令　　　 2　 —　 —

　1850年1月　　20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7　 —　 —

　　　　　　1次补助金　　2先令6辨士　　　 —　 2　　6

　　　　　　3次补助金　　每次4先令　　　　—　 12　 —

　2月1日—23日　18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6　　6　　—

　　　　　　　2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　 10　 —

　　　　　　　1次补助金　　2先令　　　 —　 2　　—

　　　　　　　5次补助金　　每次10先令　　　 2　　10　 —

　　　　　　　1次补助金　　3先令　　　 —　 3　　—

　　　　　　　1次补助金　　13先令　　　—　 13　 —

　　　　　　　2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3辨士　 —　 2　　6

　　　　　　　1次补助金　　1先令　　　 —　 1　　—

　　　　　　　————————————————————————

　　　　　　114次补助金　总计………………… 38　 13　　6

邮费、印花税、取款费和办事处用具费……………1　　5　　 1

　　　　　　　————————————————————————

　　　　　　　　　　总计…………………………39　 18　　7

支出中包括给当时得到工作的各个流亡者购买工具、衣服等等贷款26镑；贷款人答应以后归还。

2．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11月19日　　出纳处现金……………………10　　9　　　 5

12月1日　　 工人教育协会…………………—　　3　　　 6

12月10日　 经科伦“西德意志报”

　　　　　　　　转来赔偿费30塔…………4　　 1　　　—

12月15日　　巴黎德国工人………………… 2　　 5　　　10

12月17日　　经罗斯托克的

　　　　　　　　杜尔克教授先生转来………16　　 12　　 6

2月11日　　辛辛纳提的救济委员会…………20　　 18　　 —

2月20日　　息韦林的工人…………………… 3　　 —　　 —

　　　　　　————————————————————————

　　　　　总计………………………………57　　 10　　　3

支出（如上所示）……………………………39　　 18　　　7

—————————————————————————————

　　出纳处积余………………………………17　　 11　　　8

上述财务报告是于3月4日在这里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提出和批准的。捐款人或者其代表可以查阅会计的单据和账簿。

本报告写妥后，从科伦和纽约收到两笔汇款，这项收入将列入下次的报告中。同时，由于从瑞士和法国不断有人被驱逐出境，这里需要救济的流亡者人数剧增。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流亡者来到这里，他们大部分人不仅需要给予微薄的普通补助金，而且迫切需要给予补助来购置衣服。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其他人和其他组织也曾想募款援助这里的流亡者，大概是没有成功，结果所有来到这里的流亡者大都向我们申请帮助，于是本委员会的负担就更重了。幸赖这里的德国工人和流亡者本身的努力，某些流亡者才谋得了职业。但是，在其他地方流亡者容易找到的很多专门职业，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在人口过剩的伦敦的激烈竞争，他们却找不到。何况新来的流亡者非常之多，以致需要援助者的名单每周都在增加。

虽然委员会掌握的经费开支极为节省，定期补助金已经根据本地高昂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减到最低限度，可是委员会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很快就会用完。我们甚至担心，不久就无力使这里的失业的流亡者摆脱流浪的生活和极端的贫困。

因此我们再次请求在德国国内的党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们提醒党注意一点，如果说在瑞士和法国贫困的流亡者人数在减少，那末在伦敦贫困的流亡者人数就更为增加了。我们希望手拿武器为德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而斗争的人们，不致于在伦敦街头向人求乞。

所有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亨利希·鲍威尔先生。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亨·鲍威尔，

奥·维利希，卡尔·普芬德

　　1850年3月初于伦敦

载于1850年3月21日“西德意志报”第6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321]

第一条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第二条

为了促进这个宗旨的实现，协会必须使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一切派别加强团结合作，按照共和主义的友爱的原则来消除民族分立。

第三条

协会的创立委员会构成中央委员会；它可以在一切必要的地方设立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的委员会。

第四条

协会的会员人数不限，但接收会员时必须全体通过。选举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第五条

协会的全体会员必须宣誓保证严格遵守本章程第一条的规定。第一条所表述的主旨如果在修改时遭到削弱，会员即不承担他所负的义务。

第六条

协会的一切决定必须经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

茹·维迪尔，奥古斯特·维利希，

乔·朱利安·哈尼，亚当，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起草于1850年4月中旬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26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手稿

[321]见注257。——第605页。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2月25日　 出纳处积金……………………………… 17　　11　　8

　　　　　纽约社会改革同盟……………………… 30　　18　　5

3月13日　 科伦流亡者委员会……………………… 36　　—　　—

　　　　　工人教育协会会员阿·弗·…………… —　　 5　　—

3月18日　 经汉堡的维赫曼先生转来……………… 6　　 —　　—

4月16日　 经比雷菲尔德的雷姆佩尔先生转来…… 3　　 —　　—

　　　　　经爱·巴·的恩格斯先生转来………… 1　　 —　　—

　　　　　　　［注：大概是指爱北斐特－巴门。——编者注］

4月20日　 一批英国工人…………………………… —　　 7　　—

　　　　　　　　　　　　　　　　　　　　———————————

　　　　　　　　　　　　　　　　　　　　　　95　　 2　　 1

支　　出

3月　　　　53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18　　 11　　　—

3月　　　　7次补助金　　每次10先令　　3　　 10　　　—

3月　　　　1次补助金　　9先令6辨士　　—　　 9　　　6

3月　　　　1次补助金　　2先令8½辨士　 —　　 2　　　8½

3月　　　　6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1　　　10　　　—

3月　　　　2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　　 2　　　—

3月　　　　2次补助金　　每次4先令　　—　　 8　　　—

3月　　　　1次补助金　　　　2先令　　—　　 2　　　—

　　　　　　贷款……………………………2　　　3　　　—

　　　　　　邮费和零星开支…………… —　　 8　　　 8

　　　　　　　　　　　　　　—————————————

　　　　　　　　　　　　　　　　　　　27　　 6　　　10½

4月　　　　56次补助金　 每次6先令　　　16　　16　　—

4月　　　　18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4　　10　　—

4月　　　　2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6辨士　—　　5　　—

4月　　　　14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6辨士　1　　 1　　—

4月　　　　52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18　　 4　　—

4月　　　　1次补助金　　　　8先令　　　—　　 8　　—

4月　　　　54次补助金　 每次3先令　　　 8　　 2　　—

4月　　　　49次补助金　 每次3先令6辨士　8　　11　　6

4月　　　 1次补助金　　　　6先令4辨士　 —　　6　　4

　　　　　零星开支………………………　 —　　6　　5

　　　　　　　　　　　　　　　　————————————————

　　　　　　　　　　　　　　　　　　　　58　　10　　3

　　　　　　　　　　　　　　　　————————————————

　　　　　　　　　　　　　　　　　　　　85　　17　　1½

　　　　　　　　　　　　　　　　————————————————

　　　　　　　　　　　　　结余…………… 9　　 4　　11½

1849年9月18日成立的委员会自建立以后，在这段比较长的时期中大约救济了100个流亡者，它经手的款项总计161镑7先令8½辨士。此外，这里的工人教育协会靠募款满足了个别流亡者的急迫需求。它还给其他流亡者找到了工作，并把自己的房屋和报纸供给所有的流亡者利用。

向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提出并经批准的上述财务报告的有关账簿和单据，存在委员会的会计那里，捐款人或者他们的代表可以进行查阅。

最近，司徒卢威、博布钦、施托尔佩的鲍威尔等先生认为需要用自己的名义，从德国为流亡者募集大量款子。为此，他们在自己的周围集结了一些流亡者，并且在昨天会上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显然，组织这个平行的委员会的新计划比起过去失败了的计划，不会更多地妨碍我们的活动。

正如财务报告指出的，委员会出纳处的余款已经寥寥无几，它的经费勉强只够用一星期。可是，每天都收到流亡者的救济申请书。因此我们再次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使流亡者处于困境之中，尽可能快些把自己的捐款寄给伦敦索荷广场英王街21号卡·普芬德会计。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卡·马克思（主席），

奥古斯特·维利希，

卡·普芬德，弗·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1850年4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5月10日“北德意志自由报”第34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北德意志自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近来，救济这里的德国流亡者的捐款收到的非常之少，因此这些流亡者遭受极大的贫困。他们某些人至今都没有找到自己专长的工作， 几乎已有整整一个星期在街头和公园中过夜，确实在忍饥挨饿。各种人和各种组织都借口各委员会之间有分歧，似乎在流亡者中分配捐款对党员有偏心，都拒绝寄钱来。这种情况是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造成的，因为他们宣扬说，本委员会只援助“共产主义者”。

这里我们再一次地声明，凡是能够证明他是德国流亡者并且确实需要救济的 每一个人，我们都一视同仁地给予了救济。这从我们的账簿和单据中可以看出，我们随时都愿意让捐款人或者他们的代表检查这些账目和单据。下面署名人之一的维利希在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所领导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向领取委员会补助金的流亡者问道，有谁问过他们是不是“共产主义者”？ 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们声明，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的上述断言是一种 谎话和 诬蔑。因此，各个人和各个组织用来拒绝支援伦敦流亡者的借口也是站不住脚的。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卡·马克思，卡·普芬德，奥·维利希，

弗·恩格斯，亨·鲍威尔

　　1850年6月14日于伦敦

信件和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英王街21号卡·普芬德。

载于1850年6月25日“西德意志报”第14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年5、6、7月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4月24日　按上次报告结存现金……………………………9　　4　　 11½

5月　　　经谢特奈尔公民转来哈瑙捐款13镑，

　　　　　　　扣除所得税7先令9辨士…………………12　 12　　　3

　　　　一个英国人捐款…………………………………—　　2　　　—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20镑和5镑……… 25　　—　　 —

　　　　　　　　　　　　　　　　　　　　————————————

　　　　　　　　　　　　　　　　　　　　　　　　46　　19　　 2½

6月　　 从特利尔寄来…………………………………… 2　　 2　　　6

　　　　巴黎德国工人捐款……………………………… 1　　 18　　 6

　　　　经佩茨累尔公民转来…………………………… —　　5　　 —

　　　　　　　　　　　　　　　　　　　　————————————

　　　　　　　　　　　　　　　　　　　　　　　　 4　　 6　　 —

7月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 30　　—　　 —

　　　　　　从科伦寄来……………………………… —　　11　　 4

　　　　从维斯巴登（工人联合会）寄来……………… 4　　10　　 —

　　　 　　从汉堡（“北德意志自由报”）寄来……　11　　11　　10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捐款………………………… 7　　 9　　　6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 20　　—　　 —

　　　　从纽施塔特（哈尔特）寄来…………………… 4　　 —　　 —

　　　　从汉堡（“自由射手”报发行科）寄来……… 20　　10　　 10

　　　　从拉绍德封寄去………………………………… 5　　 —　　 —

　　　　从汉堡（圣格奥尔格工人联合会）寄来……… —　　17　　 6

　　　　　　　　　　　　　　　　　　　　　————————————

　　　　　　　　　　　　　　　　　　　　　　　　104　 11　　 —

支　　出

　　　　　　　　　　　　　　　　　　　　　　　　镑　　先令　辨士

从4月24日　　128次补助金　　　每次3先令6辨士……22　　 8　　 —

至5月30日　　27次补助金　　　 每次3先令……………4　　 1　　 —

　　　　　　　26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2　　12　　 —

　　　　　　31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1　　11　　 —

　　　　　　25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6　　 5　　 —

　　　　　　　　临时补助金…………………………… 1　　 5　　 —

　　　　　　　流亡者皮鞋修理场设备费……………… —　 14　　 —

　 　　　　　　零星开支……………………………… —　　6　　 11

　　　　　　　　　　　　　　　　　　　　　————————————

　　　　　　　　　　　　　　　　　　　　　　　　 39　　2　　 11

6月　　　 58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 5　 16　　—

　　　　　59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2 　19　　—

　　　　　25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6辨士…… 1　 17　　 6

　　　　　临时补助金……………………………　—　10　　—

　　　　　零星开支………………………………　—　11　　 6

　　　　　　　　　　　　　　　　　　　　　———————————

　　　　　　　　　　　　　　　　　　　　　　11　14　　—

7月　　　 28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　2　 16　　—

　　　　　24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1　　4　　—

　　　　　93次补助金　　每次　　6辨士……　2　 6　 　6

　　　　　临时补助金…………………………… 1　 6　　 —

流亡者膳宿费

　　　　　　　7镑9先令6辨士　　　　　5镑—　　 —

　　　　　5镑10先令—

　　　　　5镑10先令—

　　　　　6镑—　　 —

　　　　　6镑—　　 —

　} 　35　　9　　6

　　　为工人购置杂物……………………………6　 —　 —

　　　流亡者贷款…………………………………7　 12　 6

　　　有家眷的流亡者贷款………………………1　 —　 —

　　　零星开支……………………………………—　19　 3½

　　　　　　　　　　　　　　　　　　　　——————————

　　　　　　　　　　　　　　　　　　　　　58　13　 9½

　　　　　　　　　　　总计……………………109　10　8½

　　　　　收入总额………………………………155　16　　2½

　　　　　支出总额………………………………109　10　　8½

　　　　　　　　　　　　　　　　　　　———————————

　　　　　　现存………………………………… 46　 5　　 6

上述财务报告是在今年7月30日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提出和批准的。捐款人及其代表可以查阅账簿和单据。

因为6月份捐款收到很少，流亡者常常感到十分窘困，所以决定为流亡者建造宿舍和饭厅。这里的工人教育协会，以及已找到工作的那部分流亡者，靠自己的捐款，就可能实现这个计划。以后收到的款子，可以用来购置些屋内所必需的用具。目前宿舍有18个流亡者住宿，饭厅约有40个流亡者用餐。首先要吸收流亡者中失业的鞋匠替他们的同志修理必要的靴鞋。然后委员会拨出款项并采取必要措施，在上述的房子里为流亡者组织生产作坊，使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一部分生活问题。

如果这种第一次尝试成功了，那末，将更大规模地组织这项工作，并且把工作情况及时地通知大家。委员会希望，当流亡者自己还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救济流亡者和安排他们进行劳动，这两项措施会得到德国大量捐款的支援。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奥·维利希，

卡尔·普芬德，亨·鲍威尔

　　　1850年7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8月7日“北德意志自由报”第42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北德意志自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1850年9月15日

1．中央委员会由伦敦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部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2．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宣告无效，委托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章程。

3．撤销以前的伦敦区部，设立两个各自独立的区部，两者都只跟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1850年9月15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参预拟定

载于1851年6月1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80号

引自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322]

出席会议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卡留斯、法佩尔、维利希、列曼。

弗伦克尔因事缺席。

由于本次会议是非常会议，上次会议的记录不在手头；因此记录无法宣读。

马克思：这次会议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323]委员会会议时间有冲突。既然维利希召集了 ［注：星期一（在这里和后面，在注线下面引有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记录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编者注）］区域会议，——我不想提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次会议必须今天举行。

我提出下列3点意见：

1．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它的职权在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立即移交给该地的区域委员会。这项决议应通知在巴黎、比利时和瑞士的盟员。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去通知。

理由：我曾经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伦建立全德区域委员会的建议，因为我不想破坏中央权力的统一。现在，既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建议中这一点就不提了。无论在上次会议进行谴责投票的时候和现在在区部召开全会的问题上以及在协会和流亡者委员会[324]里，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起来反对多数派。因此，在这里中央委员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2．现行的同盟章程应当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章。

理由：1847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曾于1848年由伦敦中央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在另一些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 ［注：独立］制定的盟章。可见，在盟内完全是一片混乱。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开，因而不能继续再使用。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325]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3．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丝毫不发生任何关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辩论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上次的 ［注：中央委员会的］通知信，甚至跟宣言[326]直接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阿谀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正象民主党人使用的“人民”这个词是一句空话一样，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 ［注：这种观点］，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de　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这次辩论最后 ［注：最后明显地］说明，私人决裂的内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而现在已经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对立的见解成了两派各自的战斗口号；某些盟员把宣言的维护者称为反动分子，企图以这种办法使他们威信扫地，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威信。由于这一切，多数派有权解散伦敦区部并把少数派 ［注：中央委员会少数派］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去。我不想提这样的意见，因为这样可能引起无益的争吵，因为这些人就其信仰来说还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只能说它们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是不言而喻，留在一起则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沙佩尔常常说要分裂——那就分裂吧，我对待分裂是严肃的。我以为，我找到了我们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依我看来愿意加入我们的区部的最多有12个人，也可能少一些，我情愿把所有其余的人交给少数派。如果这个建议将被通过，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留在 ［注：同一个］协会里了；我和多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的协会。归根结蒂，问题不在于两派之间存在敌对关系，相反的，而是在于要停止纷争，为此要中断一切关系。我们一起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们要停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关系。

沙佩尔：正象在法国无产阶级跟山岳党[327]和“新闻报”决裂一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则的人跟组织无产阶级的人正在决裂。我赞成迁中央委员会 ［注：到科伦］和修改盟章。科伦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还认为，在新的革命中将会出现一批比所有在1848年享有声誉的人行为 ［注：领导革命］更好的人。至于原则性的分歧，埃卡留斯提出了一个引起今天的辩论的问题。我说出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要动手砍掉别人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从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 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们不想再跟我们打交道，好吧——我们就分道扬镳。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我要回德国。如果你们想要组织两个区部——那就组织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就会垮台，以后我们再在德国相逢，也许那时我们又走一条道路。我是马克思个人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分裂，好吧——那我们走我们的，而我们走我们的 ［注：你们走你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握政权和我在这一方面是个盲目的狂热者的说法；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

马克思：沙佩尔误解了我的意见。只要我的意见被通过，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两个区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时双方的人也停止相互之间的一切关系。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同盟之内，受同一个委员会 ［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甚至你们可以给自己留下绝大多数的盟员。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说到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这种热情需要的并不多。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我们为之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 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328]。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 它们的措施。巴黎公社[329]证明，为了做出一些事情，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可是，当时一致同意告同盟书的少数派其他成员，譬如公民维利希，为什么不发言呢？我们不 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们只是想把伦敦区部分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是我提出了问题，我确实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至于沙佩尔的意见，我在协会里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之后能立即取得政权。那时，我们的党更需要的是在俱乐部里活动，而不是在政府里。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就退出会场。公民维利希也采取同样的作法。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弃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沙佩尔声明对我们大家提出抗议。“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科伦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

马克思：我们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在宣读记录之后，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们在科伦没有就这件事写过文章 ［注：在第二个记录副本上没有这个句子。——编者注］。

有人问沙佩尔，他对记录是否有反对意见。他说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多余的。

埃卡留斯提议大家在记录上签名。这个意见被通过。沙佩尔声明他不签名。

1850年9月15日写于伦敦。

经过宣读，表决和签名 ［注：在第二个副本上没有这几个字。——编者注］。

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主席　卡·马克思　　　　　　　　书记　弗·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康·施拉姆

　　　　　　　　约·格·埃卡留斯，卡·普芬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6年的“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1卷第2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的翻版照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22]在这次发表的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当中，从前仅知道马克思在他“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8卷第431页）一文中引证的摘录。此外，从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也知道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见本卷第615页）。这个记录最初全文发表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1956年第1卷第2部分（《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ume　Ⅰ，part2，1956）上。为这次发表而写的序言中说道，这个记录全文是按不知姓名的人所摄制的副本刊印的，而在注线下面注明与恩格斯写的记录底稿有出入的地方。

但是，经过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丹）提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两个上述文件的摄影副本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们断定，两个文件都只是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副本。这两个副本之中的一个是出自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被中央委员会派到科伦去传达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海·威·豪普特的手笔。第二个副本是谁摄制的，迄今还不能肯定。

本卷发表的记录全文是按照豪普特写的副本刊印的，记录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均注在注线下面。——第616页。

[323]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第616页。

[324]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617页。

[325]“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572—577页）是1847年12月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848年下半年，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对盟章做了修改，从而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在新盟章的第一段，代替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的明确规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含糊的要求。莫尔在他1848—1849年冬天去德国时曾在德国各个支部当中广泛传达了这个盟章。1849年3月，盟章全文在黑特采尔领导的柏林的一个支部的成员被捕时落入警察当局的手中，并在1850年8月审讯黑特采尔小组时作为一个证据。1850年12月，科伦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了新的盟章（见本卷第626—629页）。——第617页。

[326]指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见本卷第288—299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61—504页）。——第617页。

[327]山岳党是1848—1851年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的一派，它代表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结合在“改革报”周围的一群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参加了这个党。——第619页。

[328]指路易·勃朗作为“工人的代表”参加1848年2—5月间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事。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工人问题政府委员会的活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同时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使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革命斗争。——第620页。

[329]指1789—1794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际上它从1792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第620页。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8月1日至9月10日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8月　现金…………………………………………………… 46　 5　　 6

　　贝尔格小姐募集………………………………………… 12　 —　　—

　　汉堡圣格奥尔格工人联合会交来……………………… 2　　10　　—

　　同上……………………………………………………… 1　　10　　—

　　从纽施塔特（哈尔特）寄来…………………………… 8　　—　　—

　　卡·弗洛利先生交“德意志伦敦报”编辑部转来…… —　 8　　 —

9月　巴黎德意志工人协会交来…………………………… 2　　 —　　—

　　约翰·贝尔格先生募集………………………………… 17　 10　　—

　　　　　　　　　　　　　　————————————————————

　　　　　　　　　　　总计……………………………… 90　 3　　 6

支　　出

8月　　流亡者膳宿支出…………………………………… 28　　9　　 3

　　制刷作坊修建费………………………………………… 7　　10　　—

　　购皮革等………………………………………………… —　 13　　6

　　　56次补助金　每次6辨士…………………………… 1　　 8　　—

　　　23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1　　 3　　—

　　　　6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6辨士…………………… —　 15　 —

　　　各种补助金…………………………………………… —　　5　　 6

　　4次补助金　每次10先令……………………………… 2　　—　　—

　　流亡者贷款……………………………………………… 8　　 4　　—

　　　给4个流亡者迁居美国的路费……………………… 5　　—　　—

　　　迁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路费………………… 7　　 3　　—

　　　零星开支、邮费、取款费等………………………… —　 11　　 3

9月　膳宿支出……………………………………………… 14　　 4　　 8

　　39次补助金　每次6辨士……………………………… —　　19　　 6

　　2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　　 2　　—

　　　　　1次补助金　10先令…………………………… —　　15　　—

　　　　　1次补助金　 5先令

按交款人贝尔格先生的指示分配…………………………… 8　　15　　—

流亡者贷款…………………………………………………… 1　　18　　—

零星开支……………………………………………………… —　 6　　 10

————————————————————————————————

总计…………………………………………………………… 90　3　　 6

因为存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的所有下面署名的4个委员，在提出本报告的时候，声明自己退出这个委员会，所以大磨坊街的协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账簿和单据；委员会已于上月15日提出报告，认为一切账目完全清楚。

下面署名的人认为，有必要把所有与他们在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账簿和单据留在一直担任委员会会计的卡·普芬德（索荷广场英王街21号）那里，因为他们不仅退出了委员会，而且也不担任协会的委员了，这些文件可能在大家有什么疑点的时候是必要的。

因此，请交款人指定在伦敦的代表来检查存放在上述会计那里的账簿和单据。

卡尔·马克思，亨·鲍威尔，

卡·普芬德，弗·恩格斯1850年9月18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9月2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8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伦敦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致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建议书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开除一切宗得崩德[330]的盟员，首先是开除下面7个人——沙佩尔、维利希、谢特奈尔、列曼、迪茨（奥斯渥特）、格贝尔特和弗伦克尔，并且把这项决定通报同盟的所有的区部和支部，同时通知伦敦的宗得崩德和它的领导人。

1．宗得崩德的成员向同盟之外的秘密协会的领导人、各民族的流亡者报道了，而且是歪曲地报道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情况。

2．他们公然违抗合法的科伦中央委员会，违反它的决议；他们派出特使 ［注：浩德。——编者注］到德国各地建立宗得崩德。

3．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破坏同盟伦敦区部机关交给秘密协会成员的一切义务。

4．他们从同盟分裂时起就在破坏秘密协会的一切规章，所以他们继续留在同盟的队伍里，只会助长他们瓦解同盟的活动。

1850年11月11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参预拟定

载于1851年6月1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80号

引自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30]宗得崩德（特别联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称呼。这个集团在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单独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宗得崩德的活动帮助了普鲁士警察当局发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警察当局得到借口在1852年审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的著名活动家。——第625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卡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

[331]

1．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目的是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手段达到破坏旧社会—— 推翻资产阶级 ［注：黑体加着重点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经过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同盟始终是整个运动的利益的代表者，同样，它始终力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它们组织起来；它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未达到最终目的前不得解散。

2．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的人才能成为同盟的 盟员：

（1）不信仰一切宗教，平日不参加任何宗教团体和一切仪式（民法规定必须遵守的仪式除外）；

（2）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发展道路和最终目的；

（3）拒绝参加任何组织，拒绝支持任何敌视同盟的宗旨或可能阻挠实现这一宗旨的个别要求；

（4）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

（5）严格遵守同盟一切活动的秘密。

3．接收盟员的决定必须支部一致通过。接收盟员的工作通常应由支部会议的主席主持。被接收入盟的人必须严肃地保证无条件地服从同盟的决议。

4．不遵守盟员条件的人应当开除盟籍。开除盟员的决定须经支部多数通过。中央领导机关可以在区部总支部呈请之下开除整个支部。开除盟员必须通报全盟；同盟必须对开除的盟员以及一切可疑分子进行监督。

5．同盟的组织系统如下：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6．支部至少须有居住同一地区的3个人组成。每个支部选举一名主席主持会议，一名副主席管理出纳。

7．一国或一省的支部隶属于总支部、即中央委员会任命的 区部。支部只直接跟区部发生关系，区部只直接跟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8．支部应定期召开会议，至少两个星期一次；它至少一个月向区部书面报告一次，各区的总支部至少两个月向中央委员会书面报告一次；中央委员会每3个月作一次有关同盟情况的报告。

9．支部和区部的主席和副主席每年改选一次，选举人可以随时罢免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只有代表大会才能罢免。

10．每个盟员必须每月交纳盟费，盟费的最低额由代表大会规定。盟员所交的盟费，一半交区部，一半上缴中央委员会；盟费用来支付组织工作方面的费用，散发宣传品和派遣特使。区部负担与支部通信的费用。盟费每3个月向区部上缴一次，而区部把总额的一半上缴中央委员会，同时向自己的支部报告盟费的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费的收支情况。特别费用由特别收入开支。

11．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执行机关。它的成员不少于3人。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区部选举和补选；中央委员会只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12． 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代表大会由区域会议的代表组成。区域会议的每5个支部选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13． 区域会议是区的代表机关。它每3个月在区的中心召开一次会议，在总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讨论区组织的事务。每个支部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区域会议必须在每年7月中旬召开一次会议，选举参加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五条　支部

第六条　区部

第七条　中央委员会

第八条　代表大会 第九条　接收盟员

第十条　开除盟员　　（财务）

［注：黑体加着重点的话是马克思加的，在手稿第2页下边。——编者注］

14．区域选举会议闭幕两个星期以后，代表大会一般地在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召开，如果中央委员会没有另外指定地点的话。

15．代表大会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它的全部活动和同盟情况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会议，但没有表决权。代表大会阐明同盟必须遵循的政策的原则，决定修改盟章的问题并指定中央委员会下一年度的所在地。

16．中央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非常代表大会应当由各区所选的最近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

17．同一支部内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支部最后解决；同一区部内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各区的总支部最后解决；不同区部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中央委员会最后解决；对中央委员的个人性质的控诉应转交代表大会。同一区部内的支部之间的争执由区的总支部解决；支部和它的区部之间的争执或区部之间的争执由中央委员会解决；同时，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诉诸区域代表会议解决；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诉诸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还应当解决中央委员会和同盟下级委员会之间的一切意见冲突。

起草于1850年12月1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8年的“历史问题”第11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弗恩格斯

所抄的手稿

奥·布朗基献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附献词全文）

奥·布朗基献词[332]的德文译文的前言（附献词全文）

马克思 恩格斯

几个可耻的瞒哄人民的骗子，所谓的欧洲社会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其实是欧洲中央的一伙败类的委员会，在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等人的领导下在伦敦纪念了二月革命一周年。伤感的善于辞令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路易·勃朗为了 阴谋反对另一个人民的叛徒 赖德律—洛兰，加入了这个二流野心家的集团。他们在自己的宴会上宣读了似乎是寄给他们的各地的献词。虽然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但是他们从德国没有乞求到任何一篇献词。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征兆！

同时，他们还写信给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 布朗基，也提出了请求。他寄来了如下的献词：

人民要警惕

什么样的暗礁在威胁着未来的革命？就是昨日的革命碰上的那块暗礁：穿上护民官外衣的资产者的令人痛心的威信。

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克莱米约、马利、拉马丁、加尔涅－帕热斯、杜邦·德·累尔、弗洛孔、阿尔伯、阿拉戈、马拉斯特！

这是个令人忧郁的名单！这是些在民主欧洲的一切马路上用鲜血的字母写成的不祥的名字。

临时政府扼杀了革命。它得对一切的不幸和千千万万牺牲者的鲜血负责。

反动派扼杀民主，不过是作了它本行的事情。被轻信的人民当作自己领导者的、把人民出卖给反动派的叛徒，犯了滔天罪行。

可鄙的政府！它不顾人民的呼声和请求而规定45生丁的税金，因而激怒了充满绝望情绪的农民。

它保留君主的总部、君主的法庭、君主的法律。叛变！

它在4月16日迫害巴黎的工人；它把里摩日的工人关进监牢；它在27日枪杀卢昂的工人；它释放所有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它欺骗和陷害一切忠心耿耿的共和主义者。叛变！叛变！

使1848年革命遭受一切毁灭性灾难的是它，完全是它的惊人罪过。

啊，罪大恶极的人是常见的，但是在他们当中最坏的就是那些在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的人民看来是自己的剑和盾的人，就是那些被人民热情地宣告为自己未来的主宰的人。

如果在未来的人民凯旋之日，由于群众的健忘和宽容而哪怕使一个这种辜负群众的信赖的人上台执政，对我们也是个不幸！如果那样，革命就会第二次垮台！

愿工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可恶的人的名单；如果即使有一个名字，是的，即使有一个名字将来列入革命政府，那就让全体工人一起高喊：“叛变！”

如果演说、誓言和政纲又仅仅是扯谎和欺骗，如果那些骗子手又回来搞那些鬼把戏，那便是更加疯狂的反动派的一连串行动的第一环！如果他们有一天敢于重新露头，那就应该对他们咒骂和报复！如果糊涂的人群再一次地落入他们的圈套，那末人们将会为这些人感到羞愧和可怜。

除了把二月革命的阴谋家永远赶出市政厅之外，还必须防止新的叛徒。

凡是靠着无产阶级上了台而不立即采取下列措施的政府都会是叛变的政府：

（1）完全解除资产阶级近卫军的武装。

（2）武装一切工人，成立他们的军事组织。

当然，此外还需要采取许多其他措施，但是采取了这种作为人民安全的预先保障和唯一保证的第一个行动，许多其他措施也就会自然由此而产生。

一件武器也不应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否则就没有活路。

目前正在相互争取群众同情的各种学派的拥护者们，将来是能够实现他们的进行改革和为民造福的诺言的，但是，得有个先决条件，即他们不是舍本逐末。

如果人民由于极端迷恋理论而不关心唯一实际的可靠的因素——力量，那末他们得到的只能是悲惨的失败！

武器和组织——这就是进步的主要工具，是消除贫困的有决定意义的手段。

谁有剑，谁就有面包！有了武器就会使人叩头，手无寸铁的人群就会被驱散。法国竖着工人的刺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降临。

对武装起来的无产者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一切障碍，任何反抗都会一扫而光。

但是，陶醉于马路上的无聊散步、种植自由树和律师的响亮空谈的无产者开始是得到圣水，然后是侮辱，最后是霰弹和永远的贫困。

让人民来选择吧！

1851年2月10日于

贝尔－伊尔－安－麦尔监狱

1851年春以单行本在伯尔尼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单行本

“前言”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32]见注305和306。——第630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1849年8月——1851年7月）

1849

　 8月26日左右 马克思被逐出巴黎，来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逝世。 8月底—9月初 马克思和以前伦敦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重新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8月底—9月 恩格斯在洛桑（瑞士）写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纲要；在日内瓦与威李卜克内西会晤，李卜克内西很快就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9月初 马克思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领导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9月—12月 马克思紧张地准备出版继续“新莱茵报”的刊物。为了筹集经费、寻找出版商和撰稿人，他请求朋友和熟人们给以帮助，因此写信到科伦、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汉堡、巴黎及其他城市去。 9月15日 恩格斯在伯尔尼与威沃尔弗会晤。 9月17日左右 马克思的妻子和孩子从巴黎到达伦敦；马克思全家暂时住在莱斯特广场的住所里，不久就搬到伦敦近郊切尔西安德森街4号住宅。 9月18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德国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把马克思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9月20日 马克思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在第一篇为救济伦敦德国流亡者募捐的呼吁书上签字；这篇呼吁书刊载于许多德国报纸上。 10月初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离开瑞士前往英国，以便同马克思一起工作。由于法国政府拒绝给予他过境的权利，他决定取道意大利前往英国。 10月5日 恩格斯抵热那亚，于10月6日由这里乘船前往英国。 　　恩格斯在致左派宪章主义者领袖乔哈尼的信中说，他将于11月中旬到达英国，并请哈尼转告马克思。 10月中旬左右 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维利希会晤，维利希是经恩格斯的介绍从瑞士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维利希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849年11月—1850年9月 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里发表演说，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要原则。同时他在家里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们也多次详细地讲解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本来打算把其中一些讲稿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马克思这个意图未能实现。 11月10左右 经过5个星期的航行，恩格斯到达伦敦。 　　恩格斯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他参加了出版新刊物的准备工作。恩格斯到伦敦后不久就成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 11月18日 由于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司徒卢威、海因岑等）企图建立自己的流亡者救济组织，借以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者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体大会上把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社会员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新成员，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 11月28日 恩格斯为宪章派的“北极星报”写了一篇短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泰晤士报’”，目的是驳斥卡海因岑污辱德国革命党的名誉的蛊惑性演说。12月1日该报登载了这篇短评。 12月3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参与拟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上签字。 12月15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关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即将出版的“启事”。这篇“启事”载于1849年12月底—1850年初德国和瑞士各报上。 12月25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圣诞节。 12月31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组织的新年晚会，许多国家的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其中包括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晚会。

1850

1月—2月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 1月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召股启事”的起草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独立组织工人的政党，拒绝参加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领袖古司徒卢威、鲁施拉姆、路班贝尔格等人预定在1月3日召开的合并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拒绝参加的理由是被邀请人的名单是任意制定的，其中竟没有一个多年来领导伦敦德国革命流亡者的工人。 1月2日 马克思接到鲁施拉姆第二次邀请他出席1月3日会议的请帖，他未予答复。 1月初 马克思写信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勒泽尔，建议他在科伦，可能的话也在莱茵省其他城市建立同盟的支部。他指出，由于言论和出版自由实际上已被废除，必须恢复秘密同盟，因为在最近期间共产主义的宣传只能秘密进行。 1月初—2月初 马克思紧张地准备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写“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一篇，标题为“1848年6月的失败”。1895年恩格斯再版了这篇连载文章，标题为“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月10日 为了宣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筹集出版的经费以及同盟其他宣传方面所需的资金，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康施拉姆作为同盟的特使到美国去，同时把伦敦宪章主义者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许多委托交付给他。马克思请求德国党内朋友们供给康施拉姆路费。由于缺少必要的用费，康施拉姆没有去成。 1月底 由于马克思生病以及他在准备杂志材料时发生许多困难，“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付印工作拖延下来。 1月3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杂志写“国际述评（一）”的主要部分。 2月初 勒泽尔提出一个疑问，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应根据什么材料进行宣传，马克思回答说，应当根据“共产党宣言”进行宣传，因为1847年的同盟章程已经过时，而1848年伦敦中央委员会拟定的章程这里尚未通过；新章程要在即将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上才能拟定出来。 2月2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稿件寄给汉堡出版商去排印；由于排印的困难和怕遭受迫害的出版商舒贝特本人的拖延，这一期的印刷工作进行的很缓慢。 2月中旬 恩格斯为宪章派的杂志“民主萨论”撰写“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该文于3月2日发表。 2月25日 恩格斯在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为庆祝1848年法兰西共和国国庆所组织的宴会上发表演说。恩格斯在结束他的演说时，举杯祝贺巴黎1848年6月起义的参加者。 2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国际述评（一）”的补充。 　　恩格斯写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最后几章。 3月 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英国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一文。 3月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起草的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得到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大会的批准。在这个报告中，号召“德国本国的党”加紧募款，以救济革命流亡者，这篇报告发表于3月21日“西德意志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3月6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在汉堡出版。这一期载有：卡马克思的“1848年6月的失败”一文和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前两章。 3月7日左右 马克思写完“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二篇，标题为“1849年6月13日”。 3月7日左右—3月底 马克思写“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三篇，标题为“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确立了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并且指出，革命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宣布不断的革命，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差别所必经的过渡阶段。 3月中旬—4月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国际述评（二）”，主要是阐述英国经济状况。3月底“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在汉堡出版。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二篇，标题为“1849年6月13日”，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三章，以及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许多书评和“国际述评（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第一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这篇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尖锐地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号召大家加强同盟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同盟书”中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 3月底—4月初 为了实现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组，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同盟中央委员会派亨鲍威尔作为特使去德国，并让他带去“告同盟书”的原文。 4月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维利希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和革命宪章主义者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参加了把这3个组织的代表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创立工作。 　　马克思写“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一文。 　　由于未付房租，马克思的家具被查封；全家只好暂住旅馆，不久便迁到第恩街64号的住宅。 4月5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为庆祝罗伯斯比尔的生日而组织的国际大会。恩格斯在演说中号召说，必须对英国人的革命传统给以应有的评价，并强调指出，象平等派这种党派早在英国革命时期就产生了，在结束演说时，他举杯祝贺英国工人。康施拉姆同恩格斯一样，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捍卫了马克思关于必须实行工人专政以便完全消灭阶级和产生阶级的一切社会条件的思想。他在结束自己的演说时，举杯祝贺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奥古斯特布朗基。 4月9日—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信给约魏德迈和特舒斯泰尔，请他们在德国组织募款工作来援助德国流亡者。 约4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德朗克作为特使赴瑞士，并委托他同在苏黎世的威沃尔弗一起恢复和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导的“革命集中”这一秘密组织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德朗克还被派往巴登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建立联系。 4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这篇文章向无产阶级政党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个典型代表人物在法庭上的胆怯行为。 4月17日左右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三期在汉堡出版。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三篇，标题为“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和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最后一章。 4月2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草拟一篇声明，驳斥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们所散布的诽谤讨论。这篇声明载于4月28日“新德意志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4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委员会其他委员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上签字，报告中揭穿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博布钦、在施托尔佩的鲍威尔等人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阴谋诡计。报告的最后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使流亡者在物质上处于困境。这个报告载于5月10日“北德意志自由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约5月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和匈牙利流亡者的左翼建立联系。 5月1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给威沃尔弗，转达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他的任务：监视“革命集中”的活动，系统地把它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委员会。 5月6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者之一帕迪贡，不要同司徒卢威领导下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协会接近，并且预告说，不然，共产主义者同盟将和布朗基主义者协会断绝友好关系。 约5月中旬 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一次郊游中，认识了被瑞士驱逐出境然后到伦敦来的威李卜克内西。 5月19日左右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出版。这一期载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书评，“国际述评（二）”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和恩格斯的“英国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两篇文章。 6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详细地报道了比利时、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的组织的情况，并对同盟的基层小组作了策略和组织方面的指示。 6月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其他委员在一篇声明上签字，这篇声明驳斥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们对委员会提出的诬蔑性控告。声明载于6月25日“西德意志报”及其他报纸上。 6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英国的“太阳报”旁观者”地球”报，“北极星报”一些公开信，信中抗议英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对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实行警察监视，抗议英国反动集团企图在英国恢复外侨管理法。 6月25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给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编辑奥吕宁，批评他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书评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专政的原理。 　　恩格斯也针对奥吕宁的那篇书评给“新德意志报”写了一篇声明，在这篇声明中，他坚持了自己对“新莱茵报”的如下评价，即这是一个坚定地卫护无产阶级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的革命立场的唯一刊物。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声明发表于7月4日的“新德意志报”。 约7月间 马克思利用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价格史、银行系统史和经济危机史方面的专门著作，以及全套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深入地研究了近10年来的经济史。 7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为流亡者建立宿舍、食堂并且为需要工作的人建立生产作坊。 7月3日以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德朗克向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报告详细地叙述了他在加强瑞士同盟方面的活动以及同“革命集中”的领导者进行谈判的情况。马克思为了卫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建议中央委员会拒绝“革命集中”提出的关于合并的提议。 7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在关于1850日年5月、6月和7月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上签字。这个报告发表于8月7日“德意志自由报”。 7月底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央委员会大部分委员同维利希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原因是后者要求在组织上靠近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说，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成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开始普遍繁荣和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真正的革命。对形势所作的这种新估计在“国际述评（三）”中得到了阐述，它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策略路线，即无产阶级政党逐步地细心地准备未来的革命战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里开始捍卫这个策略。 8月27日—28日左右 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会议上，维利希和以马克思为首的委员会的多数派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维利希声明退出委员会。 　　在翌日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在会上声明退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维利希。 夏末 恩格斯写完了“德国农民战争”，他在这本书里尽力想在反动势力开始猖獗的情况下，使德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革命传统。 9月10日 恩格斯出席了“民主派兄弟协会”大会，这次大会是为了向巴克莱、彼尔金斯啤酒厂中痛打了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奥国元帅海瑙的工人表示支持而召开的。恩格斯在他的演说中感谢英国工人给了他的同乡海瑙以应有的教训。 9月10日—15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亨鲍威尔和普芬德声明退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设立的工作检查委员会认为收支单据完备无误。 9月15日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上尖锐地批评维利希和沙佩尔不正确地估计了政治局势，从而采取了冒险政策。马克思指出，他们用“革命的”词句代替了对现实关系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会上发生了分裂。委员会的多数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路线。不顾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反对，决定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科伦区部受命组织新中央委员会。 9月17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科伦共产主义者9月14日的来信，信中要求他根据所发生的事件修改“共产党宣言”，然后进行再版，要求他完成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因为出版这本书对宣传工作有很大意义。 9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部分委员都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的一边。 9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最后一个报告（从1850年8月1日至9月10日）上签字。这个报告发表于9月27日的“德意志伦敦报”。 9月24日 马克思通过中央委员会特使豪普特写信告诉科伦的勒泽尔，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分裂。 9月28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勒泽尔9月25日的来信。信中说，由于伦敦发生分裂，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区域委员会初步同意担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并且要求把一切必要的文件和地址寄去。 9月底—10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自己党内朋友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恩德朗克等人的信中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发生的分裂。 　　马克思重又执笔写那本1844年春就打算动笔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研究约斯穆勒，约富拉顿，罗托伦斯，托图克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 10月 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集聚在“晚邮报”周围的一部分以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发表的无政府主义演说。原稿没有完成。 10月9日 拥护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亚当维迪尔和巴特尔米提议，在一起讨论关于“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今后是否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拒绝这个建议，理由是这个协会实际上已不存在。 约10月间 马克思帮助埃卡留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和校审“伦敦裁缝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并给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 11月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完“国际述评（三）。从5月至10月”，这篇文章分析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事件，指出革命运动未来的变化，批判了欧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的冒险计划。 11月9日 宪章派的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报”开始登载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 11月11日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向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提议，把在伦敦创立的进行分裂活动的组织的领导人，如维利希、沙佩尔、谢特奈尔、迪茨、列曼、格贝尔特和弗伦克尔等从盟内开除出去，并将此事通报全盟。 11月中旬 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参加“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主要是想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使他能够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几乎每日都有信件往来。 11月29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最后一期合刊（5—6）在汉堡出版，其中刊载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的“国际述评（三）。从5月至10月”，弗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并且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 11月底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着手系统地研究军事问题。 1850年11月底—1851年2月 马克思同科伦和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以及出版商们商谈以季刊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问题。 12月 马克思同科伦的海贝克尔通信，商谈出版自己的文集的问题。 　　马克思全家迁居索荷广场第恩街28号。 12月3日后 马克思接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豪普特关于汉堡同盟状况的报告。 12月18日 马克思接到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送来的1850年12月1日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同盟新章程草案。 12月30日 马克思及其夫人和不久前来到伦敦的恩格斯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的新年晚会。恩格斯在他的讲话中详尽地说明了大陆上革命失败的原因。12月底恩格斯开始学习俄文。

1851

1月—12月 马克思继续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同出版商商谈出版他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探讨无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著作。 1月5日 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会议，会上批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新章程。 　　恩格斯出席曼彻斯特宪章主义者大会。在大会上，特地从伦敦赶来的厄琼斯捍卫了左派宪章主义者的纲领。 1月8日左右 恩格斯通知马克思说，他打算在曼彻斯特最革命的宪章主义者中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 1月2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声明，驳斥“不来梅每日纪事”1月17日登载的阿卢格的文章对“新莱茵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的恶毒攻击。这篇声明寄给了不来梅“威塞尔报”编辑部，但未予刊载。 1月底—2月初 恩格斯为哈尼编辑的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之友”写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是反对领导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等人。 2月12日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参加建立曼彻斯特左派宪章主义者新的地方组织的工作。 2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不赞成哈尼参加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路易勃朗等人）与维利希、沙佩尔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一起于2月11日召集的国际大会，因为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进行了肆意诽谤。由于哈尼参加了这个会议，恩格斯取回了为他的“人民之友”杂志所写的文章。 2月21日 马克思劝告革命宪章主义者厄琼斯不参加路易勃朗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与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三周年而共同举行的国际大会，即“平等者宴会”。 2月24日 为了获取情报，马克思派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出席国际“平等者宴会”。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将施拉姆和皮佩尔逐出大厅，并把他们毒打了一顿。 2月26日 恩格斯得到马克思的同意，给哈尼写了一封信，尖锐地谴责了哈尼参加“平等者宴会”以及接近维利希和沙佩尔的行为。 2月28日 马克思向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报道了2月24日的“平等者宴会”的详细情况，并要求他们把这些情况广泛地传达给德国工人。 3月3日—4日左右 恩格斯到马克思这里来了几天，为的是采取一些行动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朗多尔夫，路易勃朗，沙佩尔，维利希及其拥护者在2月24日的宴会上所表现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而被宴会组织者隐藏起来的献词译成英文和德文。附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序言的献词德译文印数达3万册，广泛传布于德国和英国。 3月5日 恩格斯请求“泰晤士报”编辑发表他揭露“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的一封公开信；他并且随信附上布朗基的献词英译文。这封信“泰晤士报”没有发表。 4月 恩格斯完成标题为“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的手稿。在这部军事著作中，恩格斯第一次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4月—5月初 马克思和海贝克尔通信，商谈出版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德译本的问题。该书未能出版。 4月—5日 马克思研究关于利用电力来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问题的著作。 4月2日左右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斯的信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他认为，丹尼尔斯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 4月底 海贝克尔发行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一册在科伦出版。其中包括“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1842年所写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一册问世后出版即告停顿。 5月24日—28日左右 马克思从德国收到许多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彼诺特容克、海贝克尔、彼勒泽尔的被捕和被加上叛国罪名的消息，他把这消息告诉了恩格斯。为了同科伦保持联系，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贝尔姆巴赫律师经常通信。 5月底 为了满足丹尼尔斯的请求，马克思表示愿意替他的人类学文集作序，并且表述了如下的思想：“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6月上半月 为了支持厄琼斯出版“寄语人民”杂志，马克思撰写“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该文发表于6月14日的“寄语人民”杂志。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这时已同哈尼绝交，但是仍然继续为琼斯编辑的一些宪章派的机关报撰稿，帮助琼斯写了一些文章，进行了这些机关报的一般编辑工作。 7月31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打算同威沃尔弗一起为德国美国报界编写通讯稿。恩格斯在回信中支持这个计划，认为这是“以石印方法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一个机会。

译后记

本书内“德国农民战争”一文是由北京大学熊伟根据德文本译出、经洪谦校阅的；除技术规格、名词等按我局规定统一外，我局对译文基本上未加改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已有曹汀的译本，现由他本人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作了修改，我局统一了规格和名词，并根据德文本略加改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的译文，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进行了一些修改。“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在校阅过程中个别地方参考了沈炼之的译文（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除上述著作外，其余文章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参加翻译工作的有冯世熹、孙魁、钱文干、汤景福、孙开焕等。译文最后由纪涛、张纪恒校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