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

英国的工人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且他们的失败是在他们最料想不到的方面。英国4个最高法庭之一的财务法庭几个礼拜以前宣读的判决书，实际上废除了1847年颁布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中的主要东西。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英国阶级矛盾发展的特殊形式，因此值得仔细加以研究。

大家都知道，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就开始了厂主对工人阶级的前所未闻的、毫无限制的和肆无忌惮的剥削。新机器使成年男人的劳动成为多余的；看管机器所需要的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更适合这个工作，同时比男人的工资少。于是工业剥削立即殃及工人的整个家庭，把他们监禁在工厂里；妇女和儿童只要还没有累倒，就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不得休息。在日益需要儿童的情况下，习艺所里穷人的孩子就成了十足的交易对象。他们从4岁起，甚至从3岁起，就成批地以签订学徒契约的形式卖给出价最高的厂主。从前对儿童和妇女进行了无耻的和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对自己的牺牲者是从不放松的，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英国老一代的工人对于这种剥削至今还记忆犹新；许多人都还记得那弯曲的脊背或残废的四肢，都还记得健康坏得根本无法恢复的身体。最坏的美国种植场里的奴隶的命运比起当时英国工人的命运也还是幸福的。

国家很早就已经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制止蔑视文明社会一切要求的厂主们进行毫无限制的肆无忌惮的剥削。但是，这些第一次规定的立法限制是极端不够的，并且很快就无人实行了。只有经过了半个世纪，在建立大工业以后，当蓬勃的工业发展有了固定的途径时，只有在1833年，才可能实行一项有积极作用的法律，这一法律至少总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早在这一世纪之初，在一些慈善家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政党，提出的要求是从立法上限制工厂每日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这个政党于20年代在萨德勒的领导下，他死后在艾释黎勋爵和理·奥斯特勒领导下进行了宣传工作，并且把宣传工作一直进行到确实施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时候为止，它逐渐除了工人以外也把贵族和一切仇视厂主的资产阶级派别都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工人和英国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最反动的分子这样联合起来，使得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宣传完全脱离了革命的工人宣传。诚然，宪章派是一致赞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他们是基本群众，在一切讨论10小时工作制的会议上都同声响应；他们把自己的报纸交归10小时工作制委员会管辖；但是没有一个宪章派分子正式跟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10小时工作制拥护者一道来行动，没有出席曼彻斯特的10小时工作制委员会（Short-Time-Committee）的会议。这个委员会完全是由工厂的工人和监工组成的。但是，加入这个委员会的工人都是些被笨重不堪的劳动折磨和摧残得十分严重的、默不作声的、畏敬上帝和温顺驯服的人，他们对于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感到虔诚的畏惧，对于国王和宗教表现了应有的尊敬；他们对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他们只善于奴颜婢膝地崇拜贵族，因为至少贵族还降低身分来关心他们的疾苦。拥护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这些人的工人保守主义还反映了工人最初对工业进步所持的反对立场：他们力图恢复旧日的宗法状态，甚至行动最激烈的时候也不过是破坏机器。10小时工作制派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首脑们的反动性，并不亚于这些工人。他们都是些温情的托利党人，大多数是空想思想家，他们非常怀念已被消灭了的宗法式的隐蔽剥削，非常怀念随着这种剥削而来的对宗教的笃信，对家园的依恋，对美德的尊尚，对生活的圈限，怀念那种固定不变的世袭相传的制度。这些眼光短浅的人一看到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就头昏脑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灵为新的象魔术一般突然增长起来的生产力所激怒，因为这种生产力不几年就从地球上扫除了以前社会中被认为是最受尊敬、最不可侵犯和最重要的阶级，而换上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其利益、感情、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和英国旧社会制度极为矛盾的阶级。这些善心的思想家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从道德、人道和同情心的角度来反对赖以完成这个社会改造过程的残酷无情，而提出正在消亡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宁静、安逸和善良作为社会的理想，以与之相对抗。

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引起社会注意的时期，社会上一切自身利益受到产业革命损害、生存受到这一革命威胁的派别都和上述这种人联合起来了。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船主、商人、土地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样的时期中都日益在10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宣传者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给这些反动的阶级和派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它虽然大大阻碍了厂主的财富、势力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但是，使工人得到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甚至单纯是身体上的利益。它使工人的身体免于过早的衰弱。但是，它没有给工人提供什么东西，可以使工人在反动的同盟者心目中成为危险的人物，因为它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权利也没有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的社会地位。相反的，10小时工作制的宣传经常使工人受他们的有产阶级同盟者的影响，甚至有时受他们领导，而自从实行改革法案和产生宪章派的宣传以来，他们越来越想摆脱这种领导。只是直接与工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联合不直接剥削他们、也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贵族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派别，特别是在产业革命的初期，乃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联盟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使之掺杂了很大的反动成分，只有现在这种反动成分才逐渐消失；这种联盟大大地加强了反动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即加强了例如手工织工的地位，这种工人的生产部门仍是手工工场时期的部门，因此自然感到工业进步是一种威胁。

在1847年一切旧的议会政党都已瓦解了，而新的政党又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混乱时期里，终于通过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这对于工人来说是很幸运的。这个法案经过了一系列的紊乱投票才被通过，投票的结果显然是偶然的，在投票的时候，除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和热烈拥护保护关税论的土地所有者两方面以外，没有一个政党的投票是一致的和一贯的。通过法案是贵族、部分皮尔分子和部分辉格党人针对工厂主所设的诡计，为的是对工厂主在废除谷物法方面所获得的巨大胜利进行报复。

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仅使工人满足了身体上必需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致由于厂主的疯狂剥削而损害了健康，另外它还使工人不与温情的空想家为伍，不与英国一切反动阶级合作。自从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成为高谈阔论的主要内容以后，奥斯特勒这种人鼓吹宗法的空谈，艾释黎勋爵这种人保证同情别人的动人言词再也找不到听众了。工人运动只是到现在才完全集中力量来走改造整个现存社会的第一步，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这个问题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即工人不久以前的同盟者，作为工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反对工人。

由于产业革命，英国赖以夺取和统治世界市场的工业，成了英国生产上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英国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它的工业的盛衰，随工业的变动而变动。由于工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工业资产者即厂主就成了英国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工业家在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一切阻碍大工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遭到消灭，就成为必然的了。工业资产阶级便行动起来了。从1830年到现在的英国历史是工业资产阶级接连战胜联合起来的反动敌人的历史。

正当法国七月革命使金融贵族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英国在这以后不久，于1832年所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却使金融贵族垮台下野了。银行、国家债权人和证券投机商，总之，借给贵族巨额款项的金融商人到那时候在选举垄断的五光十色的掩护下几乎单独地统治了英国。大工业和世界贸易越向前发展，他们的统治尽管作了一些让步，仍然越来越变得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其余的派别和英国无产阶级以及爱尔兰农民结成同盟，把金融资产阶级推翻了。人民以革命进行威胁，资产阶级大量的向银行兑换它所发行的银行券，使得银行濒于破产。金融贵族及时地作了让步，它的让步使英国避免了本身的二月革命。

改革法案使国内所有的有产阶级，直到最小的店铺老板都能参加政权。资产阶级的各派因此而获得了法律根据，借以能够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表现自己的权力。在法国，资产阶级各派从1848年六月胜利时起在共和国里互相进行的斗争，在英国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也在议会里进行了。不言而喻，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不同，而产生的后果也完全不同。

工业资产阶级既然利用改革法案取得了进行议会斗争的场所，就不能不取得接二连三的胜利。它通过限制挂名领高薪的职位 [152]，使依附于金融资本家的贵族受到损失，以1833年的济贫法 [153]使穷人受到损失，以降低税率和实行所得税使金融贵族和土地所有者丧失不纳税的自由。随着工业家取得胜利，他们的附庸增多了。大大小小的贸易都开始向他们缴纳贡税。伦敦和利物浦都拜倒在自由贸易即工业家的救世主的脚下。但是随着他们取得胜利，他们的需求和野心也增长了。

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非这样不可。在这里，任何停滞都只是破产的开始。但是，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增加生产力比扩大市场要迅速得多，于是便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经济机体中的流通便突然停止；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出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英国是这种危机的策源地，这种危机的麻痹性的影响必然会波及世界市场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角落，在各处都使大部分的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遭受破产。这种危机非常清楚地向英国社会的各部分人表明了它们对厂主的依存关系，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依靠夺取新市场，或者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来扩大销路。如果把1842年以武力在中国开辟了以往顽强地闭关自守的市场这种为数不多的特殊场合撇开不谈，那末，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的途径来开辟新市场和加剧剥削旧有市场，就是说要降低价格和减少生产费用。不过，要减少生产费用就只有采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减少利润或者降低工资。而采用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并不能避免危机，因为这样就会使生产增加，从而需要新的市场。降低利润在危机时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这时即使折本出售也都愿意。工资也是如此，同时工资还和利润一样，为不以厂主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规律所左右。工资毕竟是生产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经常降低工资是扩大市场和避免危机的唯一办法。但是，只有工人的生活资料价格便宜了，工资才能降低。英国工人的生活资料由于采取了谷物、英国殖民地产品等等的保护关税以及间接税而价格一直高昂。

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工业家们不断地大力普遍宣传贸易自由，特别是废除谷物税。这一点可以说明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的原委，即为什么从1842年起每一次商业和工业的危机都给他们带来新的胜利。废除谷物税使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食糖等等的差别税使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航运法 [154]使船主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当时他们宣传限制国家开支，降低税收以及给予最可靠的那一部分工人以选举权。他们希望使新的同盟者参加议会，以便更快地取得直接的政治统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统治，他们才能清除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但却花费很大的英国国家机器上的传统附属品，如贵族、教会、挂名领高薪的职务、半封建的法学界等。现在在不久的将来即将产生的新的商业危机，根据各方面情况看来，将会和大陆上极为重大的新冲突同时爆发，毫无疑问，这次危机至少会使英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上述的进步。

但是，在工业资产阶级这样不断大获全胜的时候，反动派却用10小时工作制法案把它束缚起来了。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既不是繁荣时期，也不是危机时期，而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即工业受生产过剩的影响还非常严重，以致能够动用的只是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因此工厂主自己也不让整天工作。只是在10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了厂主间的竞争的时候，它才被接受。但是这样的时候很快就为新的繁荣时期所代替。空虚的市场需要重新输送商品；投机倒把又重新猖獗，因而需求倍增；工厂主来不及制造产品。现在10小时工作制法案已经变成了他们无法忍受的束缚，因为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充分的独立性和可能性来无限制地支配一切工业资源。如果不让工业家在短暂的繁荣时期尽一切力量进行剥削，最近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不知将会怎样？10小时工作制法案必将取消。如果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议会里废除它，也需要尽量不去实行它。

10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18岁以下的少年和女工每日的工作时间为10小时。因为妇女、少年和儿童占工厂工人的大部分，其必然后果就是所有的工厂每天都只能工作10小时。但是，当繁荣时期工厂主需要增加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总会找到出路的。象过去那样，在问题关系到工作时间限制更大的14岁以下的儿童的时候，他们开始多雇佣一些妇女和少年来帮忙和轮换。这样，他们可以使自己的工厂和成年工人每天工作13、14、15小时，但是适用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工人却每天工作仍不超出10小时。这就有些违背了法律的条文，尤其是违背了法律的整个精神和立法者的意图。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了控告，由于治安法官之间不一致，他们的判决也是分歧的。越是繁荣，工业家就越大张旗鼓地反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以及工厂视察员的干涉。内政大臣乔·格雷先生命令视察员对轮班制（relay或shift　system）采取容许的态度。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以法律为根据，而不理会这个命令。最后，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件告到财务法庭，而法庭的主张却有利于工厂主。这种判决实际上就是废除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工厂主又成了自己工厂的全权主人。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开工2小时、3小时或者6小时，而在急剧发展的时期则开工13小时到15小时，工厂视察员再也无权过问此事。

既然保护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主要是反动派，既然10小时工作制法案完全是反动阶级通过议会来批准的，那末现在我们就知道，根据法案被通过的方式，它完全是反动的措施。英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和工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有关的。一切阻碍这种发展的制度都要限制社会的发展或者采用外在力量来调节社会发展，并控制这种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反动的，无能为力的，并将为这种发展所消灭。轻而易举地就制胜了古老英国的整个宗法社会，制胜了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当然不会使自己受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拑制。艾释黎勋爵及其伙伴想通过准确的解释来恢复已失去效力的法案的一切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得到昙花一现的表面的成果。

不过，10小时工作制法案对工人来说仍然还是必要的，是工人生理上所必需的。没有10小时工作制法案，英国整个年轻一代的工人的身体就会垮了。但是，现在工人所要求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萨德勒、奥斯特勒和艾释黎所宣传的以及1847年反动的同盟所通过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两者有很大区别。由于法案不能长久存在，由于法案轻而易举地就被取消（只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就取消了，甚至不需要议会的废除法令），根据过去自己的反革命同盟者后来的一些言论，工人们了解到，和反动派联合是不值得的。他们了解到，采取某些无足轻重的措施来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了解到，工业资产阶级现在仍然是唯一能够在目前领导运动的阶级，要阻碍他们完成这个进步的使命是徒劳无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人尽管一刻也不能平息对工业家的公然痛恨，但是，现在他们却非常情愿支持工业家宣传彻底实行贸易自由、财政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活动，而不愿再让慈善的骗局把自己诱到联合起来的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他们感觉到，只有工业家将来起完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此正确的本能告诉他们，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获得政权从而为他们复灭准备好条件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他们协助工业家建立统治也就是协助他们切齿痛恨的直接敌人建立政权，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废除再一次生动地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要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在普选权的统治下才有意义，而普选权在工业无产者占2/3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治统治和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制度的各种革命变革。正因为如此，工人现在所力争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财务法庭才宣布无效的那个法案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不是个别的麻痹工业发展的意图，这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逐渐消灭以往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已经不是反革命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10小时工作制法案最初由厂主擅自作主而后通过财务法庭事实上加以废除，这首先就促使繁荣时期缩短，危机加速到来。但是，加速危机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加速英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最近目标——工业无产阶级推翻工业资产阶级。工业家们扩大市场和消灭危机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科布顿提议的缩减国家开支的办法，不是纯粹的辉格党人特有的瞎吹，就是等于一次真正的革命，哪怕它只能起暂时缓和的作用。即使缩减国家开支将通过最广泛的革命方式来实行（就英国工业家能够成为革命者而言），那末又怎样能防止下一次的危机呢？英国工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力量比他们的销售市场的发展力量要大得多，显然，英国工业家正迅速地走近这样的时期，即他们的非常手段将会用尽，现在还处于一次危机和下一次危机之间的繁荣时期在过分增长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将完全消失，危机和危机之间只有短时期的半停滞状态的微弱的工业活动；那时，如果这样反常的状态没有治疗自己的方法，如果工业的发展不同时唤醒唯一能领导社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那末工业、商业和整个当前社会一方面由于没有得到运用的有生力量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十分匮乏而必然遭到毁灭。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事情的正常进程，这种进程必然产生于整个英国当前社会的状况。大陆上的冲突和英国发生的革命变革能把这个正常的进程缩短多少，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

那末10小时工作制法案该怎样办呢？

自从为了充分扩大现代工业的一切资源甚至世界市场也仍嫌太小的时候起，自从现代工业为了使它的力量重新获得充分的活动场所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起，限制工作时间已经不是反动的措施，不是工业发展的障碍了。相反的，这种限制会自然而然地规定下来。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大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而随着工业的集中，与竞争相联系的、使现在劳动时间的调整和工业的进步发生冲突的一切关系也将会消灭。因此，解决10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也象解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为基础的一切问题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 无产阶级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52] 指19世纪30—40年代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所颁布的一系列的法令，其目的在于反对买卖官职和授予贵族家族的代表以挂名领高薪的职位。——第281页。

[153] 济贫法于1833年在英国议会中进行过讨论，1834年在议会中通过。这个法令的内容见注17。——第281页。

[154] 航运法（Navigation　laws）是1833年和以后的数年中通过的，它禁止英国商品用外国船只运输；这些法令于1849年废除。——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