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
［注：标题的第一部分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1860年5月28日于柏林
不言而喻，加里波第在西西里的战绩是这里的主要话题，像在整个欧洲一样。诸君知道，无耻地滥用电报，像目前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或都灵所做的那样，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侵袭欧洲的蝗虫，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满天飞的电报“鸭” ［注：原文用法文canards一词，有“鸭”和“谣言”两个意思。——译者注］那样多。因此，简要地叙述一下此间最有权威的军界人士对西西里事态的看法，是合乎时宜的。首先，尽人皆知，在加里波第到达以前起义已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但是，尽管这一事实十分重要，对它的估计，像巴黎的“立宪主义者报”[47]所做的那样，可能是过高了。在朗扎将军率领援军到达西西里之前，那里的那不勒斯军队未必有2万人，其绝大部分都不得不集中在巴勒摩和墨西拿的要塞中，因此抽出来追踪起义者的游动队可以夸耀在几次小战斗中的战绩，可以驱散个别据点上的敌人，也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骚扰敌人，但是它表明自己是完全没有力量把起义最终镇压下去的。目前巴勒摩大概集结了那不勒斯军3万人，其中三分之二驻在要塞，三分之一安营在要塞的四周。据悉，墨西拿有15000那不勒斯兵。至于谈到加里波第，根据最近的消息，他还没有越过蒙雷阿勒。诚然，这一城市位于山丘之上，从陆上控制着巴勒摩，但是要利用这一阵地的优越地势，加里波第却缺少一个主要条件——攻城炮兵。因此，在最近期间，加里波第（他的军队约有12000人）的成败将取决于两种主要的情况：起义向全岛扩展的速度和巴勒摩的那不勒斯兵士的态度。如果后者发生动摇，并且与他们队伍中的外国雇佣军发生冲突，那末，朗扎的防御手段就会在他自己的手里毁掉。如果起义扩展到很大的规模，那末加里波第的军队将壮大到更具有威胁力量的程度。加里波第如果拿下了巴勒摩，他就会横扫自己道路上除墨西拿以外的一切地方，因为在墨西拿他会再一次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请回忆一下，在1848—1849年，那不勒斯人失掉了一切地方，只剩下了墨西拿作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之间的某种tête-de-pont〔桥头堡〕；但是，由于当时守住了墨西拿，结果就把全岛夺了回来。不过，这一次由于政治情况改变，巴勒摩陷落和爱国者占领除墨西拿以外的全岛，定会取得比1848—1849年更有决定意义的成果。如果加里波第占领了巴勒摩，“意大利国王”就会给他正式的支持。加里波第如果失败，他的进军就将被宣布为个人的冒险。在加里波第的话中带有一种讽刺意味的感慨，他对维克多-艾曼努尔说，他行将为国王再夺到一个省，但希望国王不要像出卖尼斯——加里波第的故乡那样出卖它。
在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中，社会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主要集中在普鲁士摄政王给英国女王的丈夫的一封私人信件[48]上。这封信的副本被路易·波拿巴的驻柏林宫廷的大使拉图尔·多韦尔尼侯爵转给了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这位大使不以这样的越礼行为为限，竟然还冒昧地要求对信中某些地方进行解释，因为那里牵涉到伟大的巴黎saltimbanque〔丑角〕的声誉和计划。这件事令人想起1833年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和约[49]批准前不久所发生的一个类似的事件。土耳其总理大臣曾经把奥尔洛夫伯爵所拟定的密约送了一个副本给驻君士坦丁堡的不列颠大使馆，但是，使他惊讶之余颇不愉快的是，第二天奥尔洛夫伯爵就把同一副本还给了他，并且恼怒地希望他以后挑选可靠的人办事，这件事弄得他十分尴尬。在柏林大家都深信，摄政王这封通过 奥斯坦德而不是通过 加来邮出的信，是在英国邮政总局被拆的，那里有许多人员明目张胆地检查可疑的信件。这种做法竟至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在联合内阁时期阿伯丁伯雷自己承认，他不敢冒险把自己给首都朋友的信托付给邮局。据推测，帕麦斯顿勋爵通过这种办法获得摄政王的信件副本后，由于敌视阿尔伯特亲王和为了英法俄同盟的利益，就把它交给了法国驻伦敦大使处理。不管怎样，英普同盟的前景虽然议论得如此热烈，但决不是美妙的。
几个月之前，当约翰·罗素勋爵某一天忽然声称英国必须寻求新盟友的时候，而且柏林官方又以孩子般的热情从而响应之后，在英国的议会报告中却突然发表了布卢姆菲耳德勋爵拍给唐宁街[50]外交部的报告，报告申述了他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同冯·施莱尼茨先生的一次私人谈话，使普鲁士对外政策的真诚意图的名誉大受打击。这时约翰勋爵承认，他做了一件最莫名其妙的蠢事，而新同盟则遭到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摄政王的信送错了地方。
诸君想必知道，摄政王在他的议会开幕词中曾经非常强调地谈到条约义务的牢靠，谈到德国将用统一战线来对付任何侵犯共同的祖国的独立和完整的企图。这种直截了当的威胁在巴黎交易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被俄国的“北方报”缓和了，该报用一种挖苦式的表示宽容的bonhomie〔善意〕语调使摄政王的开幕词没有了一点认真的意味，并且提醒人们记起他在意大利战争时期所说的类似的词句，而最后则把开幕词的整个这一部分评为不过是一种迎合人民情绪的愿望而已。至于摄政王开幕词的其余部分，从实质上说，只不过是一张立法方面种种失败的清单。曾经在两院讨论过的少数重要法律草案——婚姻法草案、市政法草案、田赋改革法草案（在王国大部分地区，贵族仍然免交田赋）——都成了死胎。此外，摄政王对于他本人所建议的有关军队改革的措施至今未获法律效力一事，表示不满。
即使在这一届有相当多数都拥护政府的众议院中，政府也没有能够通过它所建议的军队改革，但是，它却终于争到了一笔950万塔勒的补充拨款作为军费。而与此同时，据我从各省的来信得知，在军队组织方面所策划的改革，却正在不声不响然而实实在在地贯彻下去，以便使两院重新开会时面对着已成为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的东西无计可施，只好批准。关于所策划的军事改革的实质，俄国的德文月刊“波罗的海月刊”曾经作了说明。这家报纸在里加出版，它是经俄国的里夫兰、爱斯兰和库尔兰总督批准印行的。
这家杂志写道：“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后立即提出的普鲁士军队改革，看来只有一个目的——使政府今后不必再直接请求全体国民支持，因为在旧的军事制度下，每当政府认为需要用军事示威来加强它的政策时，是必须请求全体国民支持的。在欧洲当前的政治局面下，一个像普鲁士那样的力求被完全承认为大国的国家，既不能一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就破坏国内的和平生活，也不能每次都向居民保证，它的拿起武器的号召果真就与开始打仗有关。在后备军制度中，包含着某种对抗君主制原则的民主因素。1850年和1859年前后相隔不长接连两次动员，两次动员的结局都不是战争而是复员，看来，这已经破坏了很大一部分普鲁士居民的信任心，使他们甚至不再信任国家的军政方针了。两次动员时所发生的情况本身，显然已使人民得出结论：政府在每次宣布总动员以前，必须先征得公众的同意。甚至普鲁士的说明自己在意大利战争时期的立场的官方声明，也都承认动员后备军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这家俄国的德文杂志由此作出结论说，普鲁士应当摆脱现在这种形式的后备军制度，但它同时又带着嘲弄语气暗示说，“正当普鲁士政府强调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时候，这样改变一种最得人心的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必须指出，“波罗的海月刊”这一家在沙皇政府监护下在里加出版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波拿巴保护下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斯特拉斯堡记者报”的补充。两个刊物，一个从东方，一个从西方，在德意志边境上耀武扬威。前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说是文坛上的哥萨克兵，后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说是文坛上的朱阿夫兵。两个刊物都吹嘘自己热爱德意志，并且精心制造一些贤明的忠告，提给这一个它们不惜自降身分使用其语言的国家。两个刊物都努力训练德意志进行未来的伟大改革，并且都强烈地散发着恰好现在把巴黎的凯撒制度和彼得堡的沙皇制度联合起来的那种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的臭气。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斯特拉斯堡的报纸虽然充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所特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假高尚精神，但仍然有一个使用南德意志的通俗语言的特点。它努力表明自己是健全思维的拥护者，绝不妄求任何文雅。相反，里加的那个月刊则发扬着科尼斯堡大学的传统，故意炫耀大学者谆谆诲人的姿态和形而上学的深思神情。然而，对于德国报刊攻击“月刊”和“记者报”，特别是攻击“记者报”的时候所爆发的爱国义愤，我认为不过是孩子般的窘急之情的愚蠢表现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5月28日
载于1860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47]“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主义的报纸。——第63页。
[48]指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于1860年2月发给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信。摄政王在自己的信中写道，他同意接受英国关于英奥普联盟的建议，并希望吸引俄国参加。英国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对莱茵河左岸德国土地的侵略野心加强，以及萨瓦和尼斯归并给法国。——第64页。
[49]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缔结的条约。条约具有防御同盟的性质。根据沙皇政府的要求，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第65页。
[50]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65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