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备战

　　1860年10月23日于柏林

我们的自由派对摄政王参加华沙会议一事的愤怒和恐惧，像真正的普鲁士自由派的任何不满情绪一样，通过对奥地利和它的新出炉的宪法[118]的无情诽谤而发泄了出来。首先，弗兰茨－约瑟夫永远不会被饶恕的是，他使这些先生们失去了他们的主要慰借，也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的永恒主题，这就是把“宪制的”普鲁士与“专制的”奥地利作对比。当然，奥地利的恩诏不仅提供了挑剔的借口，而且也引起种种严重的不安。赏赐这件礼物的当时情况和奉献它的双手，使它具有与其说是真诚让步不如说是巧施诡计的性质。早在1849年3月4日，弗兰茨－约瑟夫就曾公布了宪法总则，其结果不过是在第二年武运亨通之后再把它废除[119]。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君主们不遭到外界的强大压力而限制自己的特权和向人民的要求让步的例子，同样，也没有君主们每当可以不受制裁地违背自己的誓约和诺言的时候而仍然信守前言的例子。匈牙利古宪法[120]并没有全部恢复，因为佩斯议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利——国家收入表决权和征兵权——被取消了，并且被转交给维也纳中央帝国议会；后者将变成全帝国的国会，所以它被赋予种种特性，这些特性看来将成为它同各个民族议会或省议会之间冲突的永久根源。既然各德意志省和斯拉夫省的宪法只有一些最一般最不明确的原则，那就可以对它们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了。马扎尔人认为，恩诏的最大缺点，是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同匈牙利分开，并允许这些省有特别议会；但是，如果回忆一下1848—1849年的事件，我们就有根据怀疑，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是否会附和马扎尔人的这种怨言，支持这种怨言。看来，维也纳的国家活动家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巧妙地玩弄了一下民族原则，使它对自己有利。

但是，谈到全帝国的共同的议会——帝国议会（它设于维也纳，由加里西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威尼斯和各德意志省的各个议会的议员组成），既然它不受德意志联邦议会的管辖，难道不是要破坏德意志奥地利与德意志联邦之间一向存在的关系吗？这就是普鲁士官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们现在无休止地议论的大问题，他们举出种种新的论据来论证他们那个心爱的理想——把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排除出德意志联邦。但是他们的所有议论全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恩诏信以为真了。应该把弗兰茨－约瑟夫的恩诏看成是奥地利王朝的一种花招，但是，它仍然给哈布斯堡王朝压迫下的各族人民提供了自己安排自己命运和开辟革命新纪元的大好机会。现时，奥地利宪法就会带来很大好处，因为它将克制普鲁士假自由派的骄傲，使霍亨索伦王朝失去它可以用来向自己对手吹嘘的唯一优越性：它是在比较体面的宪制形式掩盖下经营着它的官僚加大兵的老行业。

为了使诸君清楚地了解这个被夸耀为“中兴的”普鲁士的真实情况，有必要提一提不久以前在普鲁士军队编制方面发生的变动。大家记得，普鲁士的议院既没有勇气公开批准政府关于军队改编的提案而得罪舆论，也没有勇气坚决反对摄政王的大兵脾气，于是就诉诸弱者所常用的巧计，选择了非驴非马的中间道路。议院拒绝了批准政府的军队改编计划，但是投票赞成了拨款950万塔勒供重整军队击退外来威胁之用。换句话说，普鲁士的议员们投票赞成了拨给政府为完成它的计划所必需的经费，不过他们这样做是用了一个虚伪的借口罢了。普鲁士议会刚一休会，政府就公然违背它取得拨款的条件，不再有什么客气，着手把摄政王所希望和所谓的代表们所拒绝的那种军队编制方面的改变实行了。在议会会议休会期间，常备军人数 增加了一倍，而且它的团的数目由40个增到72个基干团和9个近卫团。这样一来，便显然违背着人民的意志，而且违背着他们的伪代表们的投票表决，根据摄政王的最高意志，把军事预算中每年的固定支出增加了100％。但是请不要以为，霍亨索伦亲王或者他的某一同僚有遭到斯特腊弗德的命运[121]的危险。全部问题将只不过是在仍然坚决担保自己忠于王朝和无限信任内阁的同时悄悄嘀咕一下而已。如果注意到，主要靠农业人口而存在的旧的军队编制都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财政负担，成了逐渐走上工业发展道路的人民进行生产活动的障碍，那末就可以容易地了解到，现在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军队是会怎样压制人民群众最宝贵的精力，吞噬国民财富的来源了。普鲁士军队现在可以夸耀的是，从人口和国家资源方面来看，它是欧洲最大的军队。

诸君知道，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君自称Kriegsherr，即“军事主宰”，大臣和官员们也这样称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普鲁士的国王们和摄政王们有能力支配战争的命运。他们保持和平的明显的愿望，他们爱打败仗的众所周知的脾气，都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霍亨索伦国君们所酷爱的“军事主宰”这个封号是意味着，他们的王权的真正支柱不应该在人民中去找，只应该在人民的一部分中去找，这一部分脱离了群众，被置于与群众对立的地位，用臂章与群众区别开来，灌输以消极服从的精神，通过刻板训练把它变成了王朝的单纯的工具，王朝把它看做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胡乱使用。所以普鲁士国王宁愿放弃王位，也不让自己的军队宣誓效忠宪法。可见，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君只有当他是“军事主宰”，换句话说，是军队的所有者时，他才能做自己人民的国王，所以他首先就得热爱自己的军队，爱护它，捧它，并且用从国民财富中捞取的越来越多的油水喂肥它。这个伟大的目的，通过新的军队编制而达到了。军官的数目增加了一倍；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所特有的官衔快速晋升，以前是普鲁士军官所艳羡的，现在也有了保证，并且完全无须让自己的宝贵生命受到哪怕一点点危险。所以，在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中间，而不是在兵士中间，现在便洋溢着一片对摄政王和他的“自由派”大臣们的巨大热情。同时，对新政府的自由主义空谈暗怀不满的贵族猎狐者[122]，由于他们又有可能用人民的脂膏养自己的幼子，就完全同新政府和解了。所有这一切，甚至从王朝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坏处。现在普鲁士把它拥有的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常备军中了。如果这支军队被击溃，那末它就没有任何能够动用的预备兵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0月23日

载于1860年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9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18]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60年10月20日颁布的十月恩诏，恩诏准许帝国的各民族区享有某种自治权。恩诏压一压集权派即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利益，对联邦制的拥护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让步。但是，这个让步并没有满足匈牙利人进一步发展1848年以前的匈牙利宪法的要求。翌年初，十月恩诏由于1861年2月26日颁布特许诏而被取消，后者重新提出了奥地利帝国的集权制原则。——第205页。

[119]1849年3月4日，奥地利的权臣背着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举行了政变，在全国强力推行新的反民主宪法；在克罗梅尔日伊希开会的国会被解散了。三月四日宪法规定了上院占优势的两院制，实行了选民的高度财产资格和年龄资格限制，皇帝被授予有对议院决议的否决权等等。但是，三月四日宪法仍然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以后就被废除了。——第205页。

[120]指欧洲最古老的匈牙利不成文宪法，它是根据旧的传统和王国的法令而形成的；这些旧传统和法令保障了议会的独立，以利于匈牙利贵族，也保障了议会有权决定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包括信贷和征兵的问题。——第205页。

[121]英国的斯特腊弗德勋爵，国王查理一世的宠臣和专制政体的狂热卫士，被判叛国罪，并于1641年根据伦敦及其郊区的人民群众所支持的议会的要求处死。——第207页。

[122]马克思这样称呼普鲁士的地主，是把他们比做常以猎狐取乐的英国地主。——第208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