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情绪
1860年4月10日于柏林
如果一个有理性的外国人，仅仅在两个月以前访问过柏林，现在又回到这个“理性之都”来，他就不能不感到吃惊：《meiner lieben Berliner》（“我亲爱的柏林市民们”）[23]的面貌、腔调和情绪都完全变了。然而，几个月以前，首都社会的各阶层中还传说纷纭。人们悄悄地彼此道贺，说是十年反动时期的梦魇终于不再折磨他们的头脑了，最坏的时光已经过去。这个愚蠢的话题被人们用各种调子说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事后显示聪明的结论：转机的发生不是由于普鲁士臣民的强有力的健全的努力，而是由于普鲁士国王脑子的病态；这个转变不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是自然过程的结果。这种不能令人宽慰的结论，甚至破坏了柏林各家日报的无聊透顶的文人们所郑重宣告的新时代的早年的欢乐。懦怯的情绪流行一时，以致为了不吓跑摄政王的时新的自由主义，对所有参加第二院普选的候选人都作了下面一个简单的考查：他们对摄政王所建立的霍亨索伦内阁表示了信任吗？从新内阁的温和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名字是否在某一方面不能被接受呢？以担当国家急难为己任的人是不要的，所要的是事先就准备投票支持内阁的走卒。至于新内阁实际上并没有触犯它的前辈制造出来的官僚制度和警察制度的枷锁，新内阁的信仰表白又表现出半心半意的骑墙态度，充满吞吞吐吐的保留和模棱两可的缄默，——对于这些事实，公众都视而不见，而且还把视而不见宣布为一种爱国义务。所有的反对派报纸，不管自称是立宪派的，还是自称民主派的，都公开变成了政府报纸。
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之后，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曾经公布了一个关于意大利战争的某种蓝皮书[24]。他的报告——一个低能儿的真正废话标本——暴露出，他不愧是那位在上个世纪缔结了巴塞尔和约而在这个世纪又造成耶拿大祸[25]的人 ［注：哈登堡。——编者注］的后继者。我们看到了，冯·施莱尼茨先生是怎样恭顺地聆听小约翰 ［注：约翰·罗素。——编者注］，不列颠的万事通所讲的基本法制课；我们看到了，他是怎样匍匐在哥尔查科夫公爵的脚下，怎样同十二月的英雄 ［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传递billets doux〔情书〕，怎样傲慢地向他的奥地利同行皱眉；我们还看到，最后他是怎样挨他的所有通信人的脚踢。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报界和我们柏林的自由派仍然兴奋万状，颂扬这个不仅自己不行动，而且还设法阻碍了以德意志的名义采取任何行动的普鲁士政府表现了超凡的智慧。
此后不久，就在布勒斯劳举行了以俄国沙皇和哥尔查科夫为一方、摄政王和他的走卒大臣们为另一方的会谈[26]，老老实实地签订了普鲁士臣服听命于它的俄国邻人的新协定——这是维拉弗兰卡和约的第一个后果，也是必然的后果。即使在1844年，这样的事情也会引起遍及全国的反对浪潮。然而现在，这个协定却被捧之为眼光远大的治国安邦之才的证明。在我们的朋友柏林自由派以及各种色彩的普鲁士报纸看来（旧式权臣的专用机关报除外），摄政王的虚无主义的对外政策，再加上与官僚制度混合在一起的封建主义的反动旧制度原封不动（这种制度只不过 名义上放弃而已），似乎就具备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宣布普鲁士王朝的代表有权取得小德意志（即把德意志奥地利除外的德意志）的皇位了。这样的盲目判断，在历史书上还很难找到先例；我们只记得，在奥斯特尔利茨会战[27]以后，普鲁士也曾经像公鸡在粪堆上那样快乐地大叫过几天，quasi re bene gesta〔似乎一切都很美好〕。 ［注：据法国寓言长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情节，公鸡在粪堆上闭眼唱歌，自鸣得意，被狐狸捉走。——译者注］
意大利战争结束以后，以柏林报纸为首的普鲁士报界呈现出一片既可恶又可怜的景象；它们不敢对本国统治者的愚蠢的外交提出哪怕是微弱的批评，没有勇气去要求“自由主义的”内阁在它的对内政策中最后消除名义与实际之间的鸿沟，不去揭露曼托伊费尔的官僚（他们仍然优游自在地住在他们的旧时的主堡中）的军队一声不响地然而一直践踏公民自由的事实，这些事它们都不去做，反而大唱赞美诗歌颂革新的普鲁士伟大，把它们的钝箭射向已经受辱的奥地利，伸出它们无力的双手要求德意志的皇冠，而且，所作所为完全像一个生活在幻梦的疯子，使整个欧洲都十分惊奇。总之，我们的柏林朋友们面对着目前正在欧洲舞台上开演的伟大的国际戏剧似乎只是观众，他们应当从包厢里或者从池座上叫好或者发出嘘声，而不应当以剧中人的身分参加进去。
现在，这一切像随着魔杖的一挥那样变了。现时的柏林——恐怕巴勒摩和维也纳要除外——是欧洲最革命的城市。风潮遍及所有阶层的居民，而且看来比1848年三月的日子更强大有力。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而且还是这样突然呢？是各种事变的凑合；首先，一方面是路易·波拿巴最近的武功，另方面是自由主义的政府提出的新的军队改革 ［注：见本卷第20—25页。——编者注］。其次是，轻信和有意自欺的状态本来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除此之外，就是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迫使内阁黜退了警察厅长施梯伯这个卑鄙的罪犯，他曾经同他的主子，已故的辛凯尔迪一起，从1852年起在普鲁士握有最高权力；最后的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公布了洪堡同万哈根·冯·恩赛的通信[28]，——这才最后使大功告成。死者的气息驱散了幻梦。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4月10日
载于1860年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3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3]暗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8年3月19日的告柏林市民书，这里开头的一句话是“我亲爱的柏林市民们”（《An meine lieben Berliner》）。——第45页。
[24]维拉弗兰卡和约是1859年奥意法战争后缔结的，和约规定建立一个由罗马教皇领导的意大利各邦的邦联，同时，仍属奥地利的匈牙利也加入这个邦联；伦巴第转归法国（后来又被法国转交给皮蒙特，用来交换萨瓦和尼斯两地）；在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各公国中恢复了被人民推翻的君主制度。这个条约完全符合拿破仑第三的计划，它并没有解决意大利民族统一这个课题，相反地却加深了国家的政治分裂，在它的某些地区保存了外国统治。
这里所说的蓝皮书是指普鲁士政府1859年7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公布的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外交文件，稍后，在7月30—31日，这些文件又在奥格斯堡的“军事总汇报”上转载。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通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材料。——第46页。
[25]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1795年4月5日同法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
耶拿大祸指耶拿会战，见注20。——第46页。
[26]指亚历山大二世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1859年10月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举行的会晤。虽然普鲁士和俄国两国官方都不指明这次会晤有任何政治目的，但是两国的报刊都指出，这次会见对于加强两国君主的联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第46页。
[27]奥斯特尔利茨会战，见注20。——第47页。
[28]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艾希霍夫1859年的文章中以及1860年的审判案中，揭露了施梯伯在1852年普鲁士政府制造科伦案件暗害共产党人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这个案件中担任主要证人，他用假证词来证实在他的参加下捏造的起诉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第一次揭露了施梯伯所起的这种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洪堡同恩赛的通信指“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1860年莱比锡版（《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Leipzig，1860）。——第48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