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
1861年10月12日于伦敦
正当普鲁士国王访问贡比臬[169]的时候，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几篇尖刻的文章，把拉芒什海峡彼岸大大地触犯了一下。“国家报，帝国报”[170]也反过来把“泰晤士报”的作者们描写成头脑为醇酒所迷、笔尖浸了污水的人。这种偶尔的相骂，只不过是想使舆论看不清印刷所广场[171]与土伊勒里宫的亲密关系罢了。在法国国境以外，对这位十二月的英雄再没有比伦敦“泰晤士报”更大的捧场人了；而这家报纸越是时而装出监察官卡托对待凯撒的腔调和神气，它的服务也就越是可贵。
有几个月，“泰晤士报”一直在侮辱普鲁士。它利用一个小小的麦克唐纳案件[172]告诉普鲁士：英国将欢迎莱茵河各省从霍亨索伦的野蛮统治之下转到波拿巴的开明专制之下去。这不但激怒了普鲁士的宫廷，而且也激怒了普鲁士人民。“泰晤士报”不赞成一旦普法发生冲突英普结成同盟的主张。它竭尽全力使普鲁士相信，不要指望能从英国得到什么帮助，最好是同法国取得某种谅解。当软弱无力、俯仰随人的普鲁士国王终于决定访问贡比臬的时候，“泰晤士报”本来是可以自豪地叫喊《quorum magna pars fui》〔“此事我有大功”〕的 ［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章。——编者注］，但是现在，要从英国人的记忆中抹去“泰晤士报”曾经为普鲁士君主探路这一事实的时候也到来了。因此，才有它这一阵戏剧中的雷霆，同样也才有“国家报，帝国报”这一阵回敬的雷霆。
“泰晤士报”现在又恢复了它的波拿巴主义的死敌的立场，因而又能为十二月的英雄效劳了。一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路易·波拿巴每逢遇到与他的竞争者——法国王位的追求者的声誉有关的事，自然是极其敏感的。在奥马尔公爵抨击普隆－普隆的小册子的事件中[173]，他曾经招来许多讪笑，他的行动比所有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算在一起还更多地帮助了奥尔良派的事业。在这些不久以前的日子里，法国人民又一次被提醒把普隆－普隆与奥尔良亲王们作一番比较。在普隆－普隆启程赴美国的时候，在圣安东郊区 ［注：巴黎的一个郊区。——译者注］就出现过一张漫画，在漫画上，他被画做一个寻找王冠的大胖子，但同时却装作一个最和善的、特别嫌恶火药气味的旅行者。而当普隆－普隆返回法国，并没有给自己在克里木和意大利博得的荣誉增添什么的时候，奥尔良亲王们却渡过大西洋，投效美国军队去了[174]。波拿巴的阵营里因此发生很大的混乱。通过容易收买的巴黎报刊来发泄波拿巴派的愤怒是没有作用的。这样做只会暴露帝制派的恐惧，重复一下那次小册子的丑事，并且会引起一个讨厌的对比：一方面是在共和党旗帜下为反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奴役者而战的流亡亲王们，另方面则是一个曾经宣誓去当英国的特别警察，分享镇压英国工人运动的荣誉的流亡亲王[175]。
谁来使十二月的英雄脱出这种窘境呢？除了伦敦“泰晤士报”还有别人吗？如果同一家伦敦“泰晤士报”，在1861年10月6、7、8和9日曾经虚伪地批评过贡比臬的访问，激怒了“国家报，帝国报”，而在10月12日又来无情地攻击奥尔良亲王们参加美国军队，那末，不是就证明路易·波拿巴反对奥尔良亲王是有道理了吗？难道“泰晤士报”的文章不会译成法文，为巴黎的报刊所评论，被préfet de police〔警察局长〕发给各省的报刊，并且作为一项公正无私的判决，即路易·波拿巴本人的仇敌伦敦“泰晤士报”对奥尔良亲王最近行动的判决而传遍法国吗？因此，今天的“泰晤士报”才出面对这两位亲王进行十分粗暴的攻击。
路易·波拿巴自然是一个大生意经，他不会像官方的舆论贩子那样瞎断美国战争。他知道，英国、法国、德国、欧洲的真正的人民都把合众国的事业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看作自由的事业，而且他们不顾种种被收买的诡辩言论，仍然认为合众国的土地是欧洲千百万无地的人们的自由土地，是他们的天赐乐土，现在他们应当手执武器来保卫它，使它免遭奴隶主的贪婪的侵占。路易－拿破仑更知道，在法国，群众是把维护联邦的斗争同他们的祖辈为奠定美国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拿起武器站在美国政府这一方面的法国人，就是在履行拉斐德的遗志[176]。所以，波拿巴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为奥尔良亲王赢得法国人民的好感，那就是奥尔良亲王参加合众国军队的行伍。他一想到这一点便不寒而栗，因此，他的捧场的监察官伦敦“泰晤士报”今天才告诉奥尔良亲王说：“他们自降身价，为这个 不名誉的事业服务，不会增高他们在法国国民中的声望。”路易－拿破仑知道，从他的coup d’état〔政变〕以来，欧洲各敌对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师出无名、妄动干戈、假借虚伪的口实而进行的欺骗性的战争。对俄战争和意大利战争（且不说对中国，对交趾支那的海盗式的征战[177]和诸如此类的战争），从没有得到过法国人民的同情，法国人民本能地感觉到，这两次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加强coup d’état铸下的锁链。而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战争是美国战争。
欧洲各国人民知道，南部的奴隶主是以发表宣言，说奴隶制度的存在与联邦的存在再不能相容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因此，欧洲各国人民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
奥尔良亲王们恰恰投身于这样一个战争，——一个气势宏大，目标崇高，因而与欧洲自1849年以来历次师出无名、妄动干戈、渺小琐屑的战争迥然不同的战争，自然使路易·波拿巴感到极其难堪。因此，伦敦“泰晤士报”才觉得必须声明：
“无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与这个国内战争——这在历史上一切国内战争中是一次最为师出无名和妄动干戈的内战——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对公共道德的违犯。”
当然，“泰晤士报”也必须大大恭维一番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费里诺的胜利者，以此来结束它对奥尔良亲王“自降身价，为这个不名誉的事业服务”而进行的攻击。它写道：
“要是把斯普临菲尔德和马纳萨斯这样的战斗［注：指1861年夏美国北部的军队在这两个地方的大败。——译者注］同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费里诺的战绩相比，是很愚蠢的。”
下一班邮件就会表明，皇帝的报刊将如何按照预定计划来利用“泰晤士报”的文章。一个急难时的朋友，如谚语所说，是抵得过走运时的一千个朋友的，而伦敦“泰晤士报”的秘密盟友现在恰好正在异常困窘的时候。
继缺粮而来的缺棉，与农业歉收相伴的商业危机，加上关税收入减少和金钱困难，已迫使法兰西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6％，并且同路特希尔德家族和贝林议定从伦敦市场上借200万英镑，把法国政府手中的有价证券在国外抵押；用了这种种办法也不过只剩下1200万的储备，而债务却已超过4000万。这样的经济状况，正好为王位竞争者造成了可以投下双倍赌注的良好形势。圣安东郊区已经发生过抢粮骚动，所以目前是最不宜让奥尔良亲王夺取人望的时候。这也就是伦敦“泰晤士报”出面狂暴攻击别人的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12日
载于1861年11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2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69]从1861年10月6日至8日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贡比臬（法国）举行会晤。——第341页。
[170]“国家报，帝国报”（《Le Pays，Journal de l’Empir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创办于巴黎；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341页。
[171]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设在该处。——第341页。
[172]麦克唐纳案件指1860年9月英军上尉麦克唐纳在波恩以不服从地方当局的罪名被捕并交付法庭审判一事。英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作借口来加强反普鲁士的宣传，这个事件到1861年5月才得到解决。——第341页。
[173]指奥马尔公爵为回答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于1861年春天在法国参议院的演说而写的反波拿巴的小册子“关于法国历史的信”（《Lettre sur l’histoire de France》）。按照拿破仑第三的命令，小册子被立即没收，小册子的出版者和印刷者也被判处监禁并罚款5000法郎。——第342页。
[174]指奥尔良王室的亲王——茹安维尔亲王、潘提埃夫尔公爵、巴黎伯爵和沙特尔公爵——站在北方人一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42页。
[175]暗指路易－拿破仑，他在1848年留居英国的时候，曾自愿参加特别警察（由国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特别警察曾与警察共同行动，反对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所组织的工人示威。——第342页。
[176]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见注123）期间，法国革命家支持了起义殖民地的斗争。著名的剧作家博马舍曾参加从法国运送武器和志愿兵到美国的组织工作。在参加战争的法国志愿兵中负有盛名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拉斐德。——第343页。
[177]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不止一次地试图渗入印度支那。1858年，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在西班牙的参加下，以保护天主教传教士为借口在印度支那开始了新的殖民战争。这次战争于1862年结束，结果法国先占领了印度支那南方（即交趾支那，今称南部）的三个省，而在1867年就占领了整个交趾支那。——第344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