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
［注：标题的第二部分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1860年9月27日于柏林
正如我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过的，摄政王从取得最高权力时起，尽管宣扬普鲁士美丽幻梦的宣传官们在他身上装饰了自由主义的花朵，但在灵魂深处他已成了顽固的、彻头彻尾的正统主义者，——这位摄政王，近日得到机会公开宣泄了他那抑制已久的感情。不管多么奇怪，但这是事实：普鲁士的摄政王现在竟不许加里波第的军队进入墨西拿的主堡，而为自己最亲密的兄弟、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 ［注：这里是指弗兰契斯科二世。——译者注］保全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普鲁士驻那不勒斯公使冯·佩庞舍伯爵——此人和普鲁士驻罗马公使冯·卡尼茨男爵一起，像他们的大多数同行一样，都以顽固的正统主义而知名——把炮弹国王伴送到加埃塔，那里停泊着一艘保护德国臣民的普鲁士轻巡航战船“罗累莱号”。9月15日墨西拿的主堡准备投降。军官们宣布拥护维克多－艾曼努尔并派代表团到加埃塔，向国王报告要塞不能再守下去。次日，这个代表团即奉令乘轻巡航战船“罗累莱号”折回墨西拿，船上载有普鲁士政府的全权代表。该船到达之后，这位全权代表立即前往主堡，同那不勒斯军队的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普鲁士代表除了他本人的雄辩以外，还拿出了整整一叠国王的急诏，急诏号召这位将军继续抵抗，坚决反对即使是在最合算的条件下投降的一切建议，因为堡垒所需的一切还够用几个月。普鲁士全权代表在墨西拿逗留的时候，主堡中大喊《Evviva il Re！》〔“国王万岁！”〕，他走了以后，本来已经开始的关于确定投降条件的谈判便马上中断了。卡富尔伯爵获得了这些消息，在柏林急忙表示不满，说这是“滥用普鲁士的旗帜”和违背在意大利革命战争中完全中立的诺言。尽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但是卡富尔伯爵作这样的声明是最没有资格的。冯·施莱尼茨先生——在1859年战争期间他的公文曾以甜蜜缠绵的风格、模棱两可的议论、串连词句不顾论点的无比艺术而获得一些名气——贪婪地抓住了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取得摄政王信任的机会。这一次，他把他那谦恭温顺的低语换成了尖锐而傲慢的高腔。他给了卡富尔伯爵一个严厉的驳斥，毫不客气地向卡富尔声明：西西里现在还没有成为撒丁的省份，都灵的宫廷每天都在违反条约上的条件；如果卡富尔想抗议外国干涉意大利，应该把抗议书送到土伊勒里宫去。
从都灵召回法国公使，这里认为是一个露骨的诡计，因为大家知道，紧接着路易·波拿巴和法里尼先生、查耳迪尼先生于莎姆伯里会晤之后，查耳迪尼先生就受命率领皮蒙特军队入侵教皇国。这次入侵，是在莎姆伯里拟定的，目的在于从加里波第手中夺取主动权，把它转交给卡富尔——法国皇帝的最机灵的奴仆。大家知道，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战争，在土伊勒里宫看来，不是偶然滚下来的一次雪崩，而是一个独立的意大利政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这个政党从路易－拿破仑走上via sacra[112]时起，就经常宣称，南部的起义是摆脱受法国庇护的恶梦的唯一手段。的确，马志尼在1859年5月16日对意大利人民的宣言中曾公开地宣称：
“在一定条件下，北部可以统一在维克多－艾曼努尔的旗帜下，不管奥地利人在哪里——在意大利领土上或是在邻近，南部的起义必须采取另一种更为独立的方针。起义，联合起义，建立临时政府，武装起来，选择一个战略要地，据以固守自己的阵地，吸引北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志愿兵，——这样做还能拯救意大利的事业并且建立自己的以民族阵营为代表的政权。由于有了这样的阵营和北部的志愿兵，意大利在战争结束后还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管战争的首倡者的意愿如何……人民意向的这种表现还会排除重新瓜分意大利的任何可能性，排除以外力扶植新王朝的任何企图，阿迪杰河或明乔河上的任何和约，意大利领土的任何割让。但是罗马的名字和意大利的名字是分不开的。那个神圣的城市是我们民族统一的担保。罗马的职责不是用一群乌合的志愿兵去增强撒丁军队，而是向皇帝的法国证明：谁成为罗马教皇专制的支柱，他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意大利独立的维护者……如果罗马忘记自己的职责，我们就必须代替罗马人来干。罗马是祖国统一的象征。西西里、那不勒斯和北部的志愿兵必须组成罗马的军队。”
这就是马志尼在1859年5月所说的话。加里波第重述了这些话，当时，他作为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所建的人民军队的首脑，答应将在克维里纳尔山之颠宣布意大利的统一[113]。
读者还记得：卡富尔从最初的时候起就竭尽全力为加里波第的远征制造困难；在这位人民英雄获得初步成就时，他又把拉法里纳连同两个波拿巴密探派往巴勒摩，阴谋剥夺加里波第的独裁者的权力；接着，加里波第的每一个军事措施都受到卡富尔从外交上、而后又从军事上的阻挠 ［注：见本卷第100—104页。——编者注］。在巴勒摩陷落和向墨西拿进军后，加里波第在巴黎居民和军队中间声名大振，以致路易－拿破仑认为采取奉承手段是明智的。当图尔将军——他那时已被解除现役职务——到达巴黎时，受到了皇帝的恩遇。他不仅是罗亚尔宫[114]的贵宾，甚至还受到土伊勒里宫的接待，在接待时，皇帝对自己的“被兼并过来的”臣子、来自尼斯的英雄，表示无限钦佩，并且向他敬赠礼物，如线膛炮等等。同时，皇帝的这样一个信念也被传授给了图尔：加里波第在掌握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舰队后，最好是跟匈牙利流亡者一起采取步骤在阜姆登陆，以便在那里升起匈牙利革命的旗帜。但是路易－拿破仑大错而特错了，他错误地认为图尔是能够影响加里波第行动方向的人，或者认为图尔自己也自以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图尔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一个勇敢的兵士，精明的军官，但在军事活动范围之外就根本算不了数，还不如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人；他不仅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发展不足，而且还缺少天赋的敏感和嗅觉来代替教养、教育和经验。总之，这是一个心地善良、无忧无虑、非常轻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当然不能从政治上指导任何人，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因此，押在图尔身上的赌注便失败了；至少在土伊勒里宫的圈子里是这样说的。于是，就试图利用科苏特，把他派到了加里波第那里去，影响加里波第为皇帝的计划效劳，使之离开通往罗马的光明大道。加里波第则利用科苏特做激发革命热情的工具，因此，就让他尝了一尝人民欢呼的甜头，但同时却英明地把他的代表人民事业的名字跟他的包藏着波拿巴骗局的使命区别开来。科苏特十分沮丧地回到了巴黎；但是，正如“民论报”[115]这家普隆－普隆的Moniteur〔机关报〕所报道的，他为了证明自己对皇帝的利益的忠诚，写了一封信给加里波第，要加里波第同卡富尔和解，放弃对罗马的任何侵犯，免得自绝于法国这个被压迫民族的真正希望，甚至要加里波第不要过问匈牙利，因为这个国家尚未成熟到起义的程度。
无须再谈，在柏林这里，内阁自由主义的行市已由于即将召开的华沙会议而大大下落；在这个会议上，不仅受命于天的君主们将握手言欢，而且他们的外交大臣们——哥尔查科夫公爵、莱希堡伯爵和敝国的冯·施莱尼茨先生——也将在金碧辉煌的前厅里找个舒适角落聚会，给未来的人类历史规划一个正确的方向。
普鲁士和奥地利就1853年2月19日条约中拟定的、关税同盟和奥地利之间的新通商条约一事所进行的谈判[116]，现在可算是中断了，因为普鲁士内阁已经肯定地声明，谈不上什么关税平等，甚至接近也不行。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9月27日
载于1860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7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12]Via sacra（神圣之路）是指古罗马获胜而归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via sacra》这一术语的转义是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军。——第197页。
[113]指加里波第1860年9月10日的告巴勒摩居民书。
克维里纳尔山是罗马位于其上的七座小山之一。——第198页。
[114]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在五十—六十年代是约瑟夫·波拿巴（普隆－普隆）亲王的官邸。——第199页。
[115]“民论报”（《L’Opinion nationale》）是从1859年至1874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第199页。
[116]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853年2月19日在柏林签订的通商条约。这一条约消除了大部分有碍两国发展贸易的关税壁垒。
关税同盟，见注34。——第200页。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