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法同盟
1860年8月3日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通讯 ［注：见本卷第110—112页。——编者注］中认为叙利亚的屠杀和俄法同盟之间有秘密联系的看法，在拉芒什海峡彼岸得到意外的证实，这就是丹屠先生于上星期二出版的据说是艾德门·阿布先生写的小册子“叙利亚和对俄同盟”[82]。你们知道，丹屠先生是法国政府的出版商，出版所有半官方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时把土伊勒里宫正在努力“研究的题目”透露给欧洲。上述的小册子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它是紧接十二月英雄向培尔西尼发出的一封甜蜜的书信[83]之后问世的，这封书信的目的是麻痹约翰牛，而约翰·罗素勋爵则把它的副本送往伦敦的“泰晤士报”，同时却拒绝提交给议会。下面的摘录是“叙利亚和对俄同盟”这本小册子中最重要的内容。
“基督教欧洲，正像十字军远征时期一样，被可怖的罪行震动了，不久以前的叙利亚就成了这种犯罪的场所。70万基督徒被200万伊斯兰教徒的残酷的宗教狂热任意摆布，而土耳其政府那种无从解释的不闻不问态度、看来暴露出它是参与了这件事的。当然，如果法国不立即担负起光荣的任务去保护那些在遥远的过去就是隐士彼得和非力浦-奥古斯特的战士的人的生命财产，那末，它就是背弃自己的所有传统……因此，已经是考虑怎样摆脱这种境况的时候了，因为，如果这种境况拖延下去，必然会引起一场大災难——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全被屠杀。土耳其政府侈谈的远征完全不足以恢复秩序。在叙利亚有教友并且公正地为他们的安全而担忧的大国，应该准备物质上的干涉。如果它们拖延，要保护这些牺牲者就晚了；它们唯一的义务就将是为蒙难者复仇了。特别关心保护这遥远海岸上的十字架的有两个国家：法国和俄国。它们武装同盟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和这一同盟将怎样影响到欧洲的今后组织？我们打算探讨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吸引和结合的规律的作用之下，人民组成先前所没有的政治联合。我们‘正亲身处在’人类生活的这种紧要关头中的一个关头。叙利亚问题只是极其复杂的局势的一个纽结。整个欧洲都处在期待和不安的状态；它期待问题的通盘解决，以便为欧洲和东方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使我们大陆的组织同那些正在与奴役进行斗争的现代各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相符合。敌对的宗教意向，各异的气质，完全不同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在某些欧洲国家中促成了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有碍于信任的恢复和文明的进步。和平是各国政府所渴求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只有在我们刚才指出的骚动的经常原因消失时，才能得到可靠的保证。因此，我们想作出两点结论：
1、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应该促成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国家的使命，是把具有共同的思想和意向的居民吸收和集中到一个强大的统一体里；
2、应该贯彻和支持这个原则，而不诉诸武力。
对法国和俄国一眼就可看出：它们实现了君主国的理想。这两个国家彼此相隔整整400里约［注：法国旧长度单位，1里约大致等于4．5公里。——译者注］，但它们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达到了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建立巩固的国家，而不是变化无常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边界因战争的偶然情况每天都可以改变）……在近一百三十五年来，历代沙皇在彼得大帝遗嘱上动脑筋的时候，从未转移其对欧洲土耳其的贪婪目光……法国是否必须像过去那样抗议沙皇对衰老的苏丹帝国的野心？我们认为不必。如果俄国在恢复我国莱茵边界的问题上帮助我们，那末，在我们看来，拿任何一个国家来酬答这个同盟都不是太高的代价。由于这种联合，法国可能恢复自己十八个世纪以前地理学家斯特拉本所划定的实际边界。”
（接着引述斯特拉本所列举的高卢作为一个强国领土的种种好处。）
“很容易理解，法国应该力求重建这个神的创作〈显然，是指高卢边界〉［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这在如此多的世纪内一直由于人心狡诈而受到阻碍，并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要扩张领土时，德国就周期性地表现不安并以贝克尔的爱国歌曲［注：指尼古劳斯·贝克尔的“德国的莱茵”（1840），开头是：《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den freien deutschen Rhein》（“他们休想获得德国的自由莱茵”）。——译者注］向我们挑战……我们知道，不单是我们想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如果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打算同我们对莱茵的打算一样，那末，难道就不能从这些类似的要求中求得一些好处吗？难道就不能迫使欧洲接受这样一种联合，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把土耳其交给俄国，把拿破仑第一在1814年视为自己作为君主而存在的sine qua non〔必需〕条件即莱茵边界交给法国吗？欧洲只有200万土耳其人，而把沙皇作为自己精神主宰的希腊人却有1300万……曾持续9年之久的希腊起义只是运动的前奏，叙利亚的屠杀可能就是运动发生的信号。希腊的基督徒只待自己的彼得堡主宰或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命令一发，就要起义反抗异教徒；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会预见到，东方问题是要在对俄国有利的意义上，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的。因此，假若受到斯塔列扎诺夫预言鼓舞的俄国人，应他们教友的呼唤准备随时越过普鲁特河，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边界，那末我们的意图所根据的理由，就会同俄国所遵循的理由一样雄辩有力。我们且撇开一切历史上的回忆，一切地理上的道理，挨次地考察一下同莱茵毗连的各个地区，探讨一下要求把它们合并过来的原因吧。
首先是比利时。惊人的相似使一些历史学家有理由称比利时人为北方的法兰西人，凭良心说，这是很难争议的。的确，在这个国家里有教养的阶级只用法语，而懂佛来米方言的只是某些地区的下等居民阶级。除此而外，整个比利时都信奉天主教；比利时的独立正应该归功于法国，即按起源、语言和宗教来说是它的姐妹国的法国。我们且不说，1795年被我们的武力征服了的比利时，在1814年以前是法国的9个省。不过，我国对它的压制看来并不怎样沉重，因为在1831年，当比利时未能取得各大国的允许合并给法国的时候，曾根据两院的决定，愿把比利时王位交给法王之子奈穆尔公爵。由于后者拒绝，两院才不得不把王位交给了萨克森—科堡公爵，即现在的列奥波特一世。但我们引证的前例极为重要；这使我们有根据设想，如果要问及比利时的意见，它的豁达不会在萨瓦之下，它会再一次证明，法国的伟大引起它多么大的同情和尊敬。上等阶级某些代表的反对立场很快就会被人民的鼓掌声压下去。
莱茵河分三条支流入海，其中两条——注入须德海的艾塞耳河和麦士河的支流伐耳河——几乎直向北流。假如法国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它不能选择莱茵河本线代替伐耳河或艾塞耳河线，以便从荷兰南部割一块尽可能小的地方吗？当然，它正是会这样做。此外，必须以莱茵河线为基础修改我们的边界，这绝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荷兰的利益。我们需要扩张，舆论也早就大声疾呼地要求我们扩张，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具有现在边界的比利时就足够了，何况，些耳德河线就是根据1801年的吕内维尔条约应该划归法国的边界。”
接着是一小段，用同样的一些论据证明兼并“在帝国时期是Département des Forêts〔森林省〕的卢森堡大公国的必要性。此后，小册子的作者就转而证明合并莱茵普鲁士的必要性：
“比利时和卢森堡归属我国以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改善我们的边境，我们必须合并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莱茵普鲁士、整个莱茵巴伐利亚和大约三分之一的黑森大公国。所有这些土地，在帝国时期是鲁尔、莱茵和摩塞尔、萨尔、蒙顿奈等省以及贝尔格大公国。1815年这些土地被瓜分，为的是使这些省份再回到我们的手中变得困难。曾经并入法兰西君主国的这些省虽然同我们直接联系的年代不多，但是，我们暂时的逗留却在那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一件卓越的事情。在这些地区人们是以怎样的好感对待法国旅行者，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近45年来，没有一个法国兵士在莱茵河沿岸的城市驻防，但是真教人惊奇：这里的人对待我们穿军服的人却如此令人感动。像我们一样，他们是天主教徒；像我们一样，他们是法国人。难道我们的皇帝查理大帝的宫廷不是在亚琛吗？……与法国毗连的莱茵各省在政治上应该像在天然条件上一样依附法国。”
然后，作者又谈到俄国，并指出，克里木战争不是法俄同盟的障碍， 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达成谅解。接着他便这样来陈述法国应当得到俄国感谢的一个理由：
“应该记得，法国没有支持英国在波罗的海上的计划。我们不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向喀琅施塔得袭击能否成功；我们有根据认为，幸亏法国反对，才没有进行袭击。”
在回顾了一下意大利战争之后，作者表示相信普鲁士最终会加入法俄同盟：
“但是，要使柏林内阁同意我们的政策，就应该使它摆脱英国的影响。这怎样才能做到呢？使普鲁士不再是我们在莱茵河的邻国，并答应支持它在德国占领导地位的合法要求。这些莱茵省的割让将迫使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从奥地利那里寻求补报。与英国同盟能给普鲁士的只是status quo〔现状〕，而与法国同盟却可以在它面前开辟无限广阔的天地！法、俄、普三国一旦缔结真诚的同盟，——而我们也有理由期望它将会缔结，——从中产生的后果将是很自然的……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一千八百年以前斯特拉本就认为是无可争辩的，——莱茵河是法国北部的天然边界。普鲁士因这种领土扩张而吃亏最大。近45年来它看守莱茵河就像巨龙看守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一样。消除这个法普之间敌对的原因吧；让莱茵河左岸重新成为法国的领土；作为奖赏，普鲁士将从奥地利那里得到补报，——奥地利这个国家将因背信弃义和迟钝呆笨而受到惩罚。为了持久和平，什么事都得做。
应当符合居民的愿望，以便不发生强力兼并的事情。如果俄国占了君士坦丁堡，法国占了莱茵，如果奥地利缩小了自己的范围，普鲁士取得了在德国的领导地位，那末欧洲还会发生骚乱或革命吗？英国一国敢反对俄国、普鲁士和法国吗？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但是，假如这种事情发生了，假如大不列颠敢于如此轻举妄动，那末，它会得到严重的教训；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伊奥尼亚群岛是使它保持冷静的保证；是它铠甲上的脆弱之处。尽管它能够在自己的岛上徒劳无功地焦躁不安，并且始终不得不消极观看大陆上发生的一切，但由于它将派往叙利亚五六千人，它仍然会被允许说出自己的意见的。
已经到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明确确定的时候了。正是在叙利亚，法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莱茵边界，巩固同俄国的同盟。但我们应该注意不让俄国无止境地扩张。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北各省就应该使它的要求满足了。小亚细亚仍应是中立区。如果能够用富有理想和实际的眼光观察实际问题，那末我们就说，选择已经由我们做好了，正好，提出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希望在叙利亚实现的那种思想的化身。这就是阿布德-艾尔-喀德。他是一位相当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足以博得伊斯兰教居民的信赖；他相当文明，足以对一切人一视同仁；感恩的纽带把他同法国联在一起，他将保卫基督徒并迫使那些一直要破坏小亚细亚平静的狂暴部落就范。如果任命阿布德-艾尔-喀德为叙利亚的艾米尔，我们的这位俘虏的劳绩就得到应有的奖赏了。”
对阿布的小册子的评论是卡·马克思于1860年8月3日写的
载于1860年8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82]《La Syrie et l’alliance russe》．Paris，1860．——第121页。
[83]指1860年7月25日拿破仑第三写给法国驻伦敦大使培尔西尼的信，此信曾在法国各报公布。拿破仑第三在信中否认自己对英国的敌对立场，企图消除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对其对外政策的戒心和不信任。——第121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