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
一
1860年5月1日于柏林
此间社会上所有各阶级中正盛行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路易·波拿巴正打算把德国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今天的“国民报”上，一位通讯记者甚至断言，据他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的消息，巴登格（巴黎人对路易·波拿巴的戏称）[32]已经确定要在莱茵河上进行战争；还说，几个星期以前，约翰·罗素勋爵知道这个计划以后跳起来大骂法国皇帝，并且突然宣布英国现在要找新的盟友，因而使下院大吃一惊。法国半官方报刊的语调和情绪根本没有消除这种恐慌。请大家读一段大多数法国地方报刊从中汲取灵感的巴黎布耳埃通讯社[33]如下的一段通讯。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爱开玩笑预言未来的人，最近曾对我说：‘等着瞧吧，皇帝一定去莱茵河向普鲁士国王建议结盟，顺便也把疆界稍微修改一下。’对此我引用了‘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这个小册子中的一句话来回答说：‘通过友好的办法解决领土改变问题，要比在胜利后第二天被迫这样做好些。’”
法国政府同英国订立了商约以后不久，曾向普鲁士驻巴黎公使作了这样一个暗示：如果提议法国和关税同盟[34]之间也订立一个类似的条约，想必会受到欢迎。但普鲁士政府回答说，关税同盟根本不想订立这样的条约。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并且用很不礼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除此之外，普鲁士政府那时还得到充分的情报，知道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在此以前不久就已开始同巴伐利亚宫廷进行谈判，要求后者把兰道要塞让与法国，说这个地方曾根据1814年的条约留给了法国，但后来又根据1815年的条约3把它从法国手中很不公平地夺走了[35]。由此可见，在居民中流传的关于即将同法国决裂的消息，还有官方的猜疑表现来作证明。
目前普鲁士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很像奥地利在东方战争结束后的情况。当时，奥地利同其他强国比起来，所得的利益似乎最大。它得意洋洋地认为，除了把自己的军队动员了一下以外，没有给自己添任何麻烦，就杀下了它的危险的邻邦俄国的威风。由于奥地利扮演的是武装调停者的角色，而西方列强则不得不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所以在和约签订以后，奥地利就自以为它已经假手于西方盟国的武装力量，把俄国自1849年匈牙利事件[36]以来对它所取得的优势摧毁了。的确，维也纳内阁当时也听到不少恭维它外交手段十分巧妙的话。但实际上却是，奥地利在东方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使它失去了同盟者，使路易·波拿巴得以把意大利战争 局部化。在意大利战争的过程中，普鲁士也保全了自己的一切资源。它手里是拿起武器了，但是却不使用，只让它的政治谋士们挥洒那顺从的墨水去代替士兵们流血。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看起来似乎是，普鲁士已经借法国胜利之助，把自己的竞争者哈布斯堡王朝削弱，为自己开辟了做德意志盟主的道路。然而，宣布在维拉弗兰卡议和的理由本身，就应该已打消了普鲁士的幻想。路易·波拿巴宣称，普鲁士的武装和进行干涉的威胁牵制了法国的力量，而奥地利则宣称，它的抵抗力量是被普鲁士的模棱两可的中立瓦解的。在整个战争期间，普鲁士一直都在表示与自己的行动有着可笑的矛盾贪求。它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面前说自己负有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义务；在英国和俄国面前说自己负有作为一个主要的德意志国家的义务，并且以这些虚伪的托词为理由，贪心地要求法国承认它是欧洲的武装调停者。由于贪图par excellence〔主要〕德意志国家这一称号，它就让俄国在一项空前无礼的周知照会中恐吓德意志各小邦的宫廷[37]，并且让施莱尼茨先生作代表诚惶诚恐地恭听约翰·罗素勋爵关于“基本的”国际公法的冗长讲课。
普鲁士的行动进一步证实了它贪图充当欧洲大国的角色：它把德意志各小邦国君的要战的热情平息了下去，并且企图利用奥地利在军事上的失败来攫取它的这个对手原来在德意志联邦的机构中的位置。当法国军队的胜利终于迫使它采取某种要战的立场时，它便碰到了德意志各小邦冷淡的反对态度，这些小邦都已不大隐瞒它们对普鲁士宫廷的最终目的的不信任了。到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的时候，普鲁士已经不仅在欧洲完全孤立，而且在德意志也完全孤立；接踵而来的萨瓦被兼并则使法国的无防御的疆界大大缩短，于是法国在莱茵河上打胜仗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普鲁士现在力图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政治路线都同样是错误的。不管在普鲁士的报刊上和众议院里吹嘘得多么起劲，但在它的内政方面，除了它的官吏们所用的词句之外，没有丝毫变化。关于军队改革的提案根本没有预定要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以应付紧急情况，这些提案的目的只是不断扩大已经过度庞大的常备军，加重已经过度紧张的财政负担，并取消国家唯一的民主设施——后备军[38]。关于出版、结社权、市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官僚主义的监护、无所不在的警察等等的所有反动法律，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甚至关于贵族与平民通婚的可耻条例至今也没有废除。关于恢复被coup d’état〔政变〕所推翻的宪法的主张，就像一种狂想一样遭到嘲笑。
让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普鲁士臣民现在所享有的公民自由吧。在最反动的时期，有一个莱茵普鲁士人 ［注：诺特荣克。——编者注］以所谓政治罪被不公正组成的陪审法庭判处7年徒刑，监禁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里。自由主义的政府并没有给他减刑。他刑满后就去科伦，但科伦警察局立即把他驱逐。于是他就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城市。但莫名其妙的是，当局却通知他说：由于他7年不在，所以他丧失了公民权，得寻找新的住所。他提出反驳说，他的不在并非出于自愿，可是这种反驳毫无结果。后来他到了柏林，但又被赶走，借口是他除了个人能够工作和运用自己的知识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因为他的全部财产已在被监禁期间用光。最后他到了布勒斯劳，在这里，他的一个老朋友把他安置在自己那里作帮手；但是有一天早上他被警察局传去，警察局对他说，如果他不能取得布勒斯劳市的公民权，顶多只能允许他在这个城市里再住几个星期。他去找布勒斯劳市政当局，但却遭到百般刁难；后来由于热心的朋友们为他奔走设法，这些阻难才得以克服，他关于公民权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但是，与公民权一起，他却收到一张很大的收费单，上面列有许多项凡有幸被接受为布勒斯劳公民的平民所应缴纳的费用。假如不是他的朋友们共同筹集这笔款项的话，这个普鲁士小民就会像一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那样，在他光荣的祖国找不到安睡的地方。
二
1860年5月2日于柏林
普鲁士政府有好多个月一直陶醉于一种妄想，以为它将被承认为欧洲的武装调停者，以为它将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霍亨索伦王朝君临全国的大厦。但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后，看来它已经感到在它的前途上埋伏着巨大危险了。它那犹豫动摇而且背信弃义的政策使它失去了同盟者；就连冯·施莱尼茨——他那冗长的书信已成为外交界的一个说不完的笑柄——也未必能使自己无视这一事实：一旦法国内部状况再度驱使十二月英雄 ［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冲出法国国境，普鲁士必定会成为新的局部化战争的目标。
难道路易-拿破仑不是已经在故作坦率的时候透露出几句话，说他知道德意志需要统一，他就是可以使它统一的人，并且说用莱茵河各省换取这样珍贵的东西代价不算过高吗？和普鲁士过去的传统完全一致，摄政王及其仆从们首先便想到恳求俄国的慈悲。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是曾经同彼得大帝一起，为反对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而签订了瓜分条约，因而获得了波美拉尼亚吗[39]？难道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中不是多亏俄国扔掉了盟国奥地利才取得了胜利，并且夺得了西里西亚吗[40]？难道不是由于柏林宫廷和彼得堡宫廷的策划，对波兰进行了几次瓜分[41]，才使小小的普鲁士君主国的疆界大大扩大吗？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极端谄媚的立场——他在1814年正当英国、奥地利和法国表现出某些反对和抗拒迹象时支持亚历山大一世——不是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奖赏，使萨克森和莱茵河各省并给了普鲁士吗[42]？总之，普鲁士在觊觎德意志的时候，一向都是仰仗俄国的庇护和支持的，当然，要履行一个特殊条件，即帮助俄国征服其邻国，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俄国的恭顺仆从的角色。1859年10月，摄政王和亚历山大二世在外交官、将军和廷臣的簇拥之下，在布勒斯劳为签订条约而会见了，条约的条文至今仍是一个无法揣测的秘密，但这对路易·波拿巴或帕麦斯顿勋爵并不是秘密，而对普鲁士臣民才是一个秘密，他们的自由主义代表者当然非常谦恭有礼，不敢就这个微妙的问题向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提出质问。然而可靠的是，波拿巴的报刊并没有因布勒斯劳会议而表现出惊慌；俄法之间的关系从那时起更加使人不安地亲近起来；这次会议并没有妨碍路易·波拿巴侵占萨瓦，威胁瑞士，暗示“莱茵河疆界”必不可免地要作一些“修改”；最后，普鲁士本身，虽然有重新蒙准为俄国作先锋的希望可以自慰，最近仍然贪婪地抓住同英国结盟这一块诱饵，而伦敦抛出这一块诱饵只不过是为了在一两个星期内使英国下院有所消遣而已。
然而，约翰·罗素勋爵一时疏忽，在蓝皮书[43]中透露了冯·施莱尼茨先生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如何勾搭土伊勒里宫，这便给了英普同盟一个致命的打击；普鲁士政府有一个时期曾认为这个同盟是一个真正现实的计划，但在伦敦，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无非是一句空话，借此玩弄议会把戏罢了。归根到底，尽管同亚历山大二世在布勒斯劳举行了会议，尽管约翰·罗素勋爵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普鲁士现在也像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一样，在法国的自然疆界论[44]面前完全孤立了。
谁能相信，普鲁士政府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所想到的唯一办法，竟然是重新搬出建立以霍亨索伦王朝的一员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计划，并且通过最无礼的挑衅行动，不仅把奥地利抛到敌对阵营中去，而且使整个南德意志离开自己呢？不管这看来是多么不足信——尤其是因为波拿巴的报刊也热心推荐这种政治路线——，然而实际情况却正是这样。危险愈是逼近，普鲁士就愈想显示自己重新分裂德国的意图。顺便说一下，在奥地利遭受打击以后，德意志很有可能是需要使普鲁士也受到一个这样的打击，以便摆脱“两个王朝”；但无论如何谁也料想不到摄政王及冯·施莱尼茨先生所奉行的是这样悲观的原则。自维拉弗兰卡条约签订以后，摄政王的政策的趋向通过报纸上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一些小争论和议会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暂的、偶然的辩论暴露出来，但到4月20日，在普鲁士下院辩论黑森问题时，秘密就完全暴露了。
关于这个黑森问题，我已经向贵报读者作过说明[45]，所以现在只把辩论所围绕的主要几点稍作解释。当1831年的黑森宪法被选帝侯在奥地利的赞助下于1849—1850年撕毁时，普鲁士有一个时候也曾假装要代表提出抗议的众议院宣战；但在1850年11月，当施瓦尔岑堡公爵同曼托伊费尔男爵在奥里缪茨会见时，普鲁士便完全向奥地利投降，承认恢复旧的德意志议会[46]，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放弃了自己对盟主权的一切贪求，与此同时，也就放弃了保护1831年黑森宪法的侠义行动。
1852年，选帝侯不顾黑森人民反对，恩赐了一个得到德意志议会保证的新宪法。意大利战争以后，在普鲁士秘密鼓动下，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讨论。黑森的上下两院再度表示赞成1831年宪法的合法性，法兰克福议会也开始收到新的请愿书，要求恢复这个宪法。这时普鲁士声明，1831年的宪法是唯一合法的宪法，但是它却很知趣地补充说，这个宪法应该使之符合议会的君主制原则。另一方面，奥地利则说，1852年的宪法是合法的，但应该根据自由主义的精神修改一下。这样一来，所争论的只是一些无关大体的小事，而且带有纯诡辩的性质。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这两个王朝在德意志联邦内部较量一下彼此的力量。议会终于以绝大多数作出决议，赞成1852年的宪法，也就是赞成奥地利，反对普鲁士。德意志各小邦的立场受到影响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这些小邦知道，奥地利正在忙于解决它在对外政策上的难题，而且它很吃不开，所以它除了竭力保持德意志的一般status quo〔现状〕以外，别无更大的志愿，而另一方面，它们则怀疑普鲁士正在拟制沽名钓誉的新政计划。如果它们不承认德意志议会于1851年通过的这一决议合法，那就会使议会自1848年以来所作的一切其他决议的合法性都受到威胁。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喜欢普鲁士对德意志各小邦实行操纵并借口支持黑森人民对选帝侯的不满企图侵犯它们的主权这样的战略。因此普鲁士的提案就失败了。
这样，到4月20日，当这个问题成了柏林下院辩论的题目时，冯·施莱尼茨先生就代表普鲁士政府明确声明：普鲁士将不承认自己受德意志议会的决议的束缚；1850年制定普鲁士宪法时德意志议会已不存在，因为这个机构已被1848年的风暴扫除；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议会的一切同普鲁士政府的计划相矛盾的决议都没有律效力；最后，德意志议会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尽管德意志联邦仍继续存在。还能够设想普鲁士政府会采取任何比这更荒唐的步骤吗？奥地利政府曾宣布，德意志帝国旧有的国家机构已不存在，这是在拿破仑第一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德意志帝国以后。哈布斯堡当时只是肯定一件事实。霍亨索伦则相反，它现在是正当国外战争威胁着德意志的时候宣布德意志联邦的宪法无效，这似乎是为了给十二月英雄同德意志各小邦单独结盟以合法的借口，因为议会的法律至今仍妨碍各小邦这样做。如果普鲁士所宣布的是1848年的革命合法，并宣布它自己以及德意志议会在1848年以后颁布的一切反革命法律无效，如果它把革命时代的制度和法律恢复起来，它本来是可以取得整个德意志——包括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在内——的同情的。
可是现在，它只是引起了德意志各邦君主间的分裂，而没有把德意志人民团结起来。实际上它是敞开了大门放朱阿夫兵进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5月初
载于1860年5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5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本文第二部分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2]“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日报，1848—1915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遵循着自由主义的方向。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他曾在1846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第53页。
[33]布耳埃通讯社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创办的一家巴黎新闻社，后来与哈瓦斯通讯社合并。——第53页。
[34]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由普鲁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54页。
[35]指法国与战胜拿破仑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英、奥、普）于1814年和1815年签订的两个和约。依据1814年5月30日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法国除某些边境要塞及西萨瓦以外，失去了它在1792—1814年各次战争中夺取的所有土地。依据第二个巴黎条约，法国恢复了1790年的疆界，并且失去了东部边界上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包括兰道要塞在内。——第54页。
[36]指沙皇俄国向奥地利政府提供军事援助镇压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使尼古拉一世恐慌万分；根据他的命令，俄国军队于1849年5月开进了匈牙利，这就决定了匈牙利革命的命运，巩固了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胜利，并加强了沙皇政府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第54页。
[37]马克思指的是亚·米·哥尔查科夫于1859年5月27日（15日）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的外交代表的急电，电文载于“比利时独立报”，转载于1859年6月16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67号。——第55页。
[38]普鲁士的后备军是1813年在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后来，后备军由40岁以下服满3年现役和2年预备役的人组成。与常备基干部队不同，后备军是由在特别需要时才被征的预备役军人组成的。1860年普鲁士军事改革以后，后备军的作用降低了：规定后备军只用于警备勤务，预备役期限增加为4年，后备役军人的年龄减到32岁以下。——第56页。
[39]指俄国和普鲁士于1714年6月签订的同盟保证条约，条约保证普鲁士领有东波美拉尼亚，其中包括施特廷市（兹杰辛）。条约是在1700—1721年俄国与瑞典的北方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俄国力图用瓜分德意志境内的瑞典领地的办法把普鲁士拉到自己方面来。——第58页。
[40]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奥俄法）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1756—175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1757—1760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俱为俄奥军队占领，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1762年1月5日（1761年12月25日）逝世，彼得三世即位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签订胡贝尔茨堡和约（1763），从而为自己保存了西里西亚。——第58页。
[41]1772、1793和1795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波兰贵族共和国）进行了三次瓜分。俄国得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鲁士得到了波兰本土（滨海、大波兰区、马索维亚的一部及华沙等），奥地利得到了乌克兰西部和小波兰区的一部分。由于这三次瓜分，波兰遂不复为独立国家。——第58页。
[42]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违反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维也纳会议不顾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抵抗，决定把莱茵河东西两岸的土地以及北萨克森划归普鲁士。——第59页。
[43]见“意大利问题书信汇编（自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签订起至会议召开止）”1860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 from the signing of Preliminaries of Villafranca to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Congress》．London，1860）。书信汇编共两卷，所收的书信自1859年7月起至1860年4月止。——第59页。
[44]指拿破仑第三对莱茵河西岸的领土要求，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就把莱茵河西岸说成是法国东部“自然疆界”。详见弗·恩格斯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及“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7—299页和第633—680页）。——第60页。
[45]指卡·马克思“德国的动荡局势”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96—600页）。——第60页。
[46]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50年11月29日签订的奥里缪茨协议，是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和支持下订立的。这是奥地利的重大胜利，因为普鲁士被迫放弃了它对德意志领导地位的贪求，而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及黑森等问题上向奥地利作了让步。
旧的德意志议会是指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见注19）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它由德国许多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只是德国各邦反动政策的工具。——第60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