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财政状况
“泰晤士报”起初是温和地夸奖皇帝的coup d’éclat〔英勇的功绩〕，后来就将他捧上天去，今天又来了个急转弯，变颂扬为批评了。这样的机动表现出英国报界的利维坦的特征：
“皇帝承认自己是一个平常的而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无疑只是用宝剑统治国家，而不企求靠神权来统治。关于这些，我们让别人去赞美。而我们必须问问皇帝统治10年来财政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比形容它们的空话重要得多……行政当局随心所欲行事；大臣们只对皇帝负责；财政状况对公众和议院严守秘密。每年表决预算的程序不是障碍，而是面具，不是保护，而是欺骗。总之，法国人民在把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孤家寡人掌握以后，究竟得到些什么呢？……富尔德先生自己承认，1851—1861年的特殊信贷已达28亿法郎，今年的赤字不少于10亿法郎……我们不知道，这些钱是用什么方式弄到的，但无论如何不是通过征税得来的。听说，法兰西银行为恢复自己的特权而付出的400万已经耗尽；从军队补贴基金中借用了550万；还发行了形形色色的信用券。至于说到目前的事态，我们驻巴黎的记者肯定说，似乎国库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下月份就要到期的半年股息。在皇帝光辉灿烂地、成绩卓著地统治了10年之后，法国的财政落到如此可悲和可耻的地步。只有现在，法国政府在不能履行自己当前的义务时，才稍微表现出对国民的信赖，才稍微向他们透露了一点点过去包藏在经常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财政繁荣的华丽幻象之中的实际情况。不但如此，正是这个时候，‘两大陆评论’因刊登了有关法国财政状况的某些资料受到法院审讯，而这些资料的缺点，只不过是仍然使用过分美妙的调子。”
“泰晤士报”接着就探索这种失败的原因。帝国存在的10年间，法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了一倍多。农业同工业一起发展起来，同时，铁路网也建立起来了，1848年前还只是走了第一步的信用制度得到了蓬勃的和全面的发展。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因为皇帝的命令，而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发现后在世界市场上引起的大变动。但究竟是为什么发生了大破产呢？
“泰晤士报”提到陆海军的特别费用，这项费用是路易·波拿巴极力想在欧洲扮演拿破仑角色的自然结果；该报提到战争，最后提到公共工程的庞大费用，兴建这些工程本是为了企业主和无产者的生计和维持他们的良好情绪的。
“泰晤士报”继续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如此惊人的赤字……除了陆海军中侵略性的装备、公共工程和意外的战争以外，还有可耻的和普遍的掠夺制度——黄金如雨点般地倾入帝国及其拥护者的腰包。用某种神秘的方式突然攫取来的巨大财富，经常引起物议和惊讶，直到这种现象重复发生和屡见不鲜，物议才开始平息，惊讶才逐渐消除。现代的法国使我们能够理解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一些章节，那里认为悖人之财是反人民的罪行。人人都在谈论那些在coup d’éclat〔政变〕前还饿肚子的人的富丽住宅、豪华马车和挥霍无度。宫廷预算的奢侈性几乎使人难以置信。像魔杖一挥那样出现了新的宫殿，ancien régime〔旧制度〕黯然失色。除了国家金库和国家信用所拥有的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限制疯狂的挥霍。然而国家金库已不复存在，国家信用也消耗完了。这就是皇帝统治10年来给法国带来的一切。”
对欧洲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无疑就是：帝国的财政制度 能否变成宪制的财政制度，像路易·波拿巴和富尔德在通信中对此提供了所谓希望那样？在目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个别人的念头一转，而在于复辟的帝国的经济 生存条件。欺诈性的财政制度要变成通常的财政制度，只有消灭作为普遍管理手段的 营私舞弊，把陆军和海军人数削减到和平时期的水平，从而使现时的政府 放弃模仿拿破仑，最后，还必须完全放弃一直实行到今天的那种开展大规模国家建设及其他公共工程以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依附于现政府的计划。但是，难道这些条件的实现不是意味着《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为了生活而毁掉生活的根基”〕 ［注：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编者注］吗！事实上，难道在拿破仑公司的商标下能够恢复普通的路易－菲力浦制度吗？这正像在drapeau blanc[214]的复盖之下建立七月王朝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把11月14日的coup d’éclat〔英勇的功绩〕称之为喜剧 ［注：见本卷第394—396页。——编者注］，并且从来不曾怀疑过，这出喜剧所追求的只有两个目的：对付现时的困难和平安地熬过冬天。如果这两个目的达到，那末，春天一到，就擂起战鼓，并且将设法使战争本身这一回能捞回一切有关的费用。人们没有忘记，到今天为止，十二月政变的法国是靠 法国国家的腰包来购买自己的全部荣誉的，这也是仅仅 玩弄拿破仑主义的必然后果。
英国报刊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对11月14日许下的诺言的 严肃性和实现这些诺言的 可能性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例如，今天的“泰晤士报”在上面引用的社论中说：
“皇帝拒绝享用特殊信贷，这种自我牺牲的美德的表现，往往发生在法国新公债之前，但很少比新公债持久。”
在该报金融专栏中说：
“由于财政危机而突然出现的财政上的圣洁的表现，是否能在国库重新得到充实以及新公债得到保证之后长久存在，是非常成问题的……据说，舆论将迫使皇帝违背自己的本意而实现富尔德的纲领。但是，下面这种说法是不是要更正确些呢？每个人都甘心陶醉于这种自我欺骗之中，而陆军和海军的供应者和投机者则毫不动摇地期待，到春天，在克服现时的危险之后，‘通报’将找到充分有力的根据——诸如：‘欧洲局势已经改变’，需要有所更正，法国荣誉在某处受到威胁，天主教的利益，人类自由和文明的利益——来恢复过去的财政制度。一般说来，在一个实行军事独裁和不存在公认的、不可违反的宪法权利的国家里，长时期放弃这种财政制度是办不到的。”
“经济学家”的言论大意也是如此。它是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议论的：
“尽管有法令，但对于一个丝毫不怀疑小小的失算就能彻底毁掉他的王朝的人来说，政治冒险将永远是指导原则。”
到现在为止，路易·波拿巴使欧洲只是遭到危险，因为他本人在法国经常遭到危险。能否设想，他给欧洲制造的危险将随着他本人在法国遭到的危险的增加而减少呢？这只有当国内危险到了爆发的时刻才会发生。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18日
载于1861年11月23日“新闻报”第3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214]Drapeau blanc（白色旗）是波旁王朝时期以及复辟时期法国的国旗。当资产阶级七月王朝确立，奥尔良王朝执政的时候，又恢复了三色旗（蓝、白、红），这是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国国旗。——第39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