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丑剧

现在伦敦正在演一场丑剧，一场只有在旧式贵族传统长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度里才能发生的典型丑剧。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物证〕是议会委员会的蓝皮书，和其中的一份报告，——关于修筑太晤士河堤岸，并在市中心沿河岸修一条新马路把韦斯明斯特桥同黑袍僧桥接通的报告[325]。这项计划开支很大，但一举可以解决好几项任务：美化伦敦市容，浚清太晤士河，改善卫生条件，造成一条漂亮的人行道，和一条新的交通干线。这可以解决滨河街、小河街和其他几条与太晤士河平行的街道车马过多等问题——这种车马拥挤的现象已越来越危险，使人想起尤维纳利斯的一篇讽刺诗，写一个罗马人出门先立遗嘱，因为他很可能被车轧死，或者被什么东西砸死 ［注：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三篇。——编者注］。可是，就在这个要作这种变化的地方——太晤士河北岸、韦斯明斯特以东和白厅的尽头——有几家大贵族的市内府邸，包括一些宫殿和一直伸展到太晤士河的花园。这些老爷们总的来说当然欢迎这项计划，因为这项计划靠 国家的钱实现之后，可以改善他们的mansions》〔“别墅”〕附近的环境，因而也就提高这些“别墅”的价值。但只有一件事使他们担心。他们要求，在新建街道预定要紧靠着他们的地产走过从而使他们同《misera　contribuens　plebs》〔“纳税的可怜虫”〕相接触的地方，原定的建筑工程必须 中断一下。这些《fruges　consumere　nati》〔“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 ［注：贺雷西“书信集”。——编者注］的超凡绝俗的奥林帕斯仙境，决不能被忙于俗务的小民的目光、喧声以及呼出来的浊气所污染。在这些养尊处优的贵人们当中，为首的乃是一位最有钱、最有势、因而在提出“小小的”要求时比谁都厉害的 巴克鲁公爵。结果怎样呢？议会委员会竟按照巴克鲁公爵的要求拟定了报告！新的建筑工程必须在那些可能 打扰巴克鲁公爵的地方 中断一下。下院的这个委员会里面有公爵的 亲戚罗伯特·蒙台居勋爵，还有伦敦韦斯明斯特区的议员 约翰·雪莱爵士。后者现在就该设法做一套铠甲，好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保护自己，防备那些专为他准备的、用烂苹果和臭鸡蛋制成的阿姆斯特朗式炸弹的袭击。

就连“泰晤士报”也这样评论委员会的报告：

“这本蓝皮书是一座迷宫。报告本身只占8行。其余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各种证人和鉴定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毫无意义和偏颇。既没有索引，又没有分析，也没有论据。废话连篇，没有一个经得起核对的事实，没有一条信得过的判断。有时你好像就要听到真正权威的意见了，但委员会却突然插进来，拒绝听取任何与巴克鲁公爵的愿望不符的意见。这是一本篇幅很大、沉甸甸的suppressio　veri〔掩盖真相〕的书。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显然是要把事情弄乱，使议会根本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一问题。为此甚至抽掉了所有施工图纸，只答应post　festum〔事后〕才予以公布——大概是等议会辩论结束以后才公布吧。”

这件丑事使伦敦居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这位 巴克鲁公爵，这位以个人怪癖同300万人的利益对立的大人物是什么人呢？这个独自一人要同整个伦敦决斗的巨人是什么人呢？回想任何一次议会斗争都不会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他高踞在上院，但很少参预上院的事务，像塞拉尔宫 ［注：土耳其苏丹的后宫。——译者注］里的太监不参预宫闱的欢乐一样。他给委员会的回答，证明他大脑特别缺磷。那末，《that　man　Buccleuch》〔“那个巴克鲁”〕究竟是什么人呢？——伦敦居民这样放肆地发问。回答是：《merry　monarch》（快乐的君主）查理二世同他最无耻最下流的情妇之一 露西·帕森斯的私生子的后人。这就是《that　man　Buccleuch》！伦敦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位巴克鲁公爵是怎样弄到这座太晤士河上的“别墅”呢？因为伦敦人记得这所“别墅”占用的土地乃是国王的财产，早在八年以前就归皇家lands　and　woods〔土地森林〕管理局所管。

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回答。这里的报刊碰到这种情况是不会客气的。为了不仅说明事情本身，而且说明英国报刊是用的什么语气来讨论这样微妙的问题，我把上星期六“雷诺新闻”上的两段话 逐字逐句地摘录如下：

“巴克鲁公爵得到阻挠伦敦城市美化的特权，只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1854年，公爵租下了蒙台居在白厅的住宅，而所采取的手法却很不正当，如果是一个穷人，那一定要成为旧堡［注：见本卷注155。——译者注］被告席上的被告。但公爵大人的年收入为30万英镑，另外，他还有这样的功劳，即他是‘快乐的君主’的无耻的宠姬露西·帕森斯的后人。蒙台居的住宅是国王的财产，所以在1854年的时候就很清楚，这所住宅座落的那块地方是预定用来修建公用建筑物的。因此当时的财务大臣迪斯累里先生拒绝签署公爵的那份租赁契约。然而，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通过某种方式〕契约还是签署了。迪斯累里先生很是愤怒，在下院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继任者格莱斯顿为了公爵的私人利益而牺牲社会利益。格莱斯顿先生用他特有的半讽刺半谄媚的口吻回答说，签署这个契约的确是不应当。然而，看来是有一些理由必须这样做。议会进行调查，——啊，糟糕！原来签署契约的不是别人，正是迪斯累里先生自己。但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上面提到的那个手法，即露西·帕森斯的高贵后人的有刑事罪味道的、甚至应当在旧堡受审判的手法问题！迪斯累里先生说，他根本不记得契约是他签署的。但同时他承认这个签字的确是他的手笔。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诚实，任何人都不会有怀疑的。这个闷葫芦究竟怎样才能打开呢？原来，露西·帕森斯的高贵后人托一个代理人或朋友把租赁蒙台居住宅的契约偷偷地夹在一堆由大臣不阅读就签署的文件之中。这样迪斯累里先生就签署了这份文件，而对它的内容却一点也不了解！露西·帕森斯的后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弄到用个人怪癖对抗300万伦敦人的利益的特权的。议会委员会为他的厚颜无耻充当了百依百顺的工具。如果挡在路上的不是一个巴克鲁用欺骗方法所弄到的别墅，而是1000个工人的住房，这些住房马上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拆除，它们的主人就会被赶到街上去，连一文钱的补偿也得不到。”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7月初

载于1862年7月11日“新闻报”第18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325]指“关于修建太晤士河堤岸的工程，以及便利车马行人或改善白厅和桥街之间的交通的方案文件汇编”1862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orks　under　the　Thames　Embankment　Bill，and　to　Plans　for　facilitating　the　Passage　and　Traffic　or　opening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Whitehall　and　Bridge　Street》．London，1862）。——第54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