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鲁塞尔

1871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早就给你写信了。最近四个星期来，由于脓疮、手术等等，我完全循规蹈矩地没有出门。加之，一方面要处理 国际的事，另一方面又要处理流亡者的事，我甚至不能为《资本论》俄译本改写第一章。由于彼得堡的朋友们催得越来越紧，我不得不让第一章仍保持原样，只作一些微小的修改 ［注：见本卷第317—320页。——编者注］。我在伦敦已经告诉过你，我常常问我自己：我退出总委员会的时候是否已经来到？协会发展得越快，我的时间就花得越多，可是最后，总还得把《资本论》写完。再说，我退出就会使国际得救，用鲁耳埃、马隆、巴枯宁、罗班一伙人的话来说，它就不会受到我的 泛日耳曼主义的威胁了。

我同我的医生谈了你的事情。他对我说了如下情况：

（1）你要作为一个 英国医生在伦敦住下来，在这里只进行考试还不行。你必须在一所伦敦的医院（或大学）里起码工作两年。在比利时上完的课程，可以算学科的一部分，但不能算全部。

（2）另一方面，你可以作为持有比利时毕业证书的医生在这里住下来，而不参加新的考试，也不必去上英国的课程。这里有一些法国医生和德国医生，他们就是这样开业的。的确，在某些情况下你不能开业（例如在法医学方面），然而这没有关系。

（3）最后，你可以象在你以前的许多外国人那样，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立即开业，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以后成为一个 英国医生，并最终成为皇恩浩荡的女王陛下的医生。

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看，条条道路通向罗马。关于这件事，请你来信写几句。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采取的行为使我感到怀疑。我们之间说说，安斯先生和他的老婆都是巴枯宁分子，而斯廷斯先生大概发现他的雄辩之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吴亭写信告诉我（当然，他自己也不相信），在日内瓦甚至有人说，你已经站到同盟分子方面去了，同安得列·莱奥、马隆、腊祖阿等人结成了联盟。

这件本身无足轻重的事情会引起很坏的后果。英国、合众国、德国、丹麦、荷兰、奥地利、大多数法国支部、意大利北部以及西西里和罗马的意大利人、绝大部分瑞士罗曼语区、整个瑞士德语区和俄国国内的俄国人（必须把他们同在国外和巴枯宁有联系的某些俄国人区别开来）都和总委员会站在一起。

另一方面，瑞士的汝拉联合会（即那些用这一名称作掩护的同盟分子）、那不勒斯、或者还有西班牙、比利时的一部分和一些法国流亡者团体（根据我们从法国收到的来信判断，这些法国流亡者团体在那里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组成了对立的阵营。这种分裂本身并不十分有害，但是正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极不适时的。我们的对手对自己的弱点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指望通过联合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这里，每天都有人向我要《反蒲鲁东》 ［注：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编者注］。如果我能得到你曾经盛情许诺我的若干本我的反蒲鲁东的作品，我就能够在法国流亡者的优秀代表中间进行一些宣传。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很遗憾，必须告诉你：你的朋友、画家列奥纳多在这里不会很受欢迎。我家里的人昨天去看了他的画。我还什么也没有看，因为浓雾弥漫，使我不能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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