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第
［1871年6月13日左右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的伊曼特先生： 刚刚接到你的便函，我现在赶紧通知你，摩尔一切都很好。
这全是施梯伯伙同法国坏蛋目前所散布的警察局的谣言 ［注：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关于马克思被捕的谣言。——编者注］。你今天将收到几份国际的宣言 ［注：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也许其中有的东西你可以在报纸上刊载。女孩子们 ［注：指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在劳拉那里已经住了六个星期。[224]起初她们在波尔多，但是拉法格感觉那里太热。她们从那里悄悄溜走了，目前住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地方，还算平安无事。
你的兄弟昨天也寄来一封短信，谈到摩尔被捕的事。请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我今天很忙。
亲爱的的伊曼特先生，你想象不到，这几个星期来我们感到多么痛苦和气愤。需要二十多年才能培养出这么刚强、精干、英勇的人，而现在他们几乎都在那里。有一些人还有希望，但是优秀的都被枪杀了，如瓦尔兰、雅克拉尔、里果、特里东，等等，等等。但是，真正的英雄首先是男女工人，他们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在维累特、伯利维尔和圣安东 ［注：巴黎的三个工人区。——编者注］竟战斗了一个星期！！费里克斯·皮阿之类的下流空谈家，很可能安然无恙。其他的人还躲藏着，但是我担心，密探会发现他们的踪迹。
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燕妮·马克思
[224] 关于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爱琳娜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拉法格那里一事，见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的信和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0—433页和第704—715页）。——第227、258、283、662、665、672、674页。
6．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10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的医生： 非常感谢你盛情寄来的照片[673]。这些照片很好。我完全同意你关于画报的意见；但是，很可惜，我和你只有 两票，而反对我们的却有许多票，所以请你相信，我经过了不止一次的顽强战斗，最后才达成妥协：把两张照片都寄给打算刊登照片的美术家，由他从中选一张，或者两张都用。
我高兴地告诉你，终于说服摩尔把工作暂时放下五天到海滨去。[304]他应当今天回来，因为国际要开会 ［注：指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妈妈和摩尔一起去了，她来信说，这几天的休息对摩尔很有好处。他多么需要休息啊！我很奇怪，他怎么能经受得住最近几个月的操劳和忧虑。
工作非常之多，目前也还不少。例如，拿今天来说。清早收到一个意大利国际支部的来信。信中谈到，协会在意大利正在做出显著成绩（我想，你已看到了加里波第关于国际的信），并请求提供意见和帮助。后来又接到法国各地的来信，最后是一个瑞典人的狂妄的来信，看来他是发疯了。“他号召”伟大的导师“在瑞典山区点燃火炬”等等。邮差刚走，门铃又响了。有人从法国，从俄国，或者从香港来了！流亡者数目在这里与日俱增。这些可怜的人穷得简直使人心碎：他们没有学会巴登格[31]、奥尔良王朝、甘必大之流备荒的艺术，他们到这里来时，衣不遮体，口袋里一文不名。这里的冬季将是很可怕的。
你担心会从法国输入密探，这确实是非常有根据的。幸而总委员会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收到了效果，只要举出下述一点就足以证明：国际从9月17日至23日举行了代表会议，任何一家报纸都不知道这件事。24日，代表会议结束时举行了一个宴会。摩尔被迫在这个庆祝会上担任主席（你可以想象，这是完全违背他的意愿的），他荣幸地和英雄的波兰将军符卢勃列夫斯基坐在一起，后者坐在他右边。坐在摩尔左边的是东布罗夫斯基的兄弟。有许多公社委员出席了。从瑞士来的代表有吴亭和培列，从比利时来的有德·巴普和其他五个人，从西班牙来的有非常严肃、忠诚的罗伦佐。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由于缺乏经费没有能来。代表会议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其他问题，自然还有无止无休的瑞士纠纷问题。为了讨论分歧，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351]。但愿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能够粉碎巴枯宁—吉约姆—罗班集团的阴谋。下面是关于瑞士问题的一些决议：
“鉴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宣布解散；
代表会议在9月18日的会议上决定，国际现有的一切组织，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联合会等等，并冠以该地地名；
因此，现有的支部和团体，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
今后任何已被接受的分部或团体，都不得继续用‘宣传支部’、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旨在执行与参加国际的战斗无产阶级群众所遵循的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今后应以此精神解释巴塞尔代表大会下列决议：‘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但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等等。”
杜西在叫我，就是说，应该搁笔了。本来也想给特鲁特亨 ［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写封信，但是看来，今天不可能了。因此，请代我向她转致歉意，并请告诉她，关于我们被捕情况的消息[224]（一家德国报纸上的） 都是谎言。在吕雄，我们根本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相反，所有给我们的信件都写的是威廉斯或拉法格。我们深居简出，除了一个医生之外，不与任何人交往，这个医生——唉！——在我们住在那里的整个期间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忧郁，因为劳拉的小孩一直生病，经过非常痛苦的折磨，于7月底，26日还是死去了。
小孩死后过了几天，正当拉法格一家已经可以稍稍外出的时候，德·凯腊特里先生发动了反对我们的无情战争。劳拉到博索斯特（西班牙）她丈夫那里去[81]，经受了许多折磨：她的大孩子 ［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患了重病，她想他是活不成了——他得的是西班牙这个地区非常流行的痢疾，而她又不能离开，因为西班牙和法国的警察局在对她进行监视，企图逮捕她。孩子现在稍有好转。在这期间，保尔悄悄地跑到了西班牙中部。我和杜西从博索斯特回来以后被扣留了，被逮捕了，在家里被拘留了好几天，受到严格的监视，以后又被带到宪兵队。在我这里发现的一封信，是我写给奥顿诺凡罗萨的。此信是对他在《爱尔兰人报》上指责公社运动的 无耻行径的答复。 正是他相信了卑鄙的警察报刊《费加罗报》、《巴黎报》等所制造的对公社社员的无耻诽谤，我对此表示很惊讶。我要他（他现在在纽约是个有势力的人物）和他的同胞都来同情争取美好社会的英勇战士，我在信中写道，因为爱尔兰人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不乐意继续维持现状，等等。
最热情地问候特鲁特亨和小弗兰契斯卡 ［注：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亲爱的的医生，我仍然忠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