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琳娜·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12月29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1号
我亲爱的老图书馆 ［注：图书馆（英语：《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你接到我的信大概会感到奇怪，可是爸爸很忙，不得不吩咐他的秘书代他回信。因此，在谈别的事情之前，我应当先完成他的委托。摩尔说，他非常忙，不能早些回答你的问题；至于比德曼，只要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的你译的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拿来和他说的话加以比较，那你就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译文无非是警察局版的决议[380]。何况根本没有召开过另外的代表会议。
正事说完了，现在就来谈谈我们自己的情况。
你无疑会想，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把你给忘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你和阿利萨 ［注：李卜克内西的女儿。——编者注］，无论如何我还记得阿利萨 以前的样子，现在当然她会有很大变化。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认出你来，但是我相信，你不再会认出 我来。仅在两三年以前见过我的人，现在就很难认识我了。我多么希望见到阿利萨和你。我们一心指望能在代表会议 ［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上见到你，但结果你没有来，使我感到非常失望。
你大概听到了我和燕妮在法国的遭遇[224]，听到了关于我们曾经被捕以及省长凯腊特里先生和上诉法院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对我们进行审问的情况。我们曾陪同劳拉和她的孩子 ［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去西班牙的一个小镇博索斯特（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同在那里避难的拉法格一起住几天[81]），我和燕妮从那里回来时，在法国边界被捕了，在二十四名宪兵押送下从福斯通过比利牛斯山区到了我们当时居住的吕雄。我们到那里以后，被带到德·凯腊特里先生的公馆，在敞蓬马车上和对面坐着的两个宪兵一起在门口等候了四十五分钟。后来，把我们送回家了，这是个星期日的傍晚，大街上的人很多。我们在家里见到了警察，他们早晨把房子上上下下都搜查了一遍，房子里仅留下我们可怜的房东太太和我们的女仆，她们受到了很坏的待遇。凯腊特里已经审问了她们，我们得到通知说，他很快就会来，对我们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最后他终于来了，——他不愿在乐队结束演奏之前就离开公园。当省长凯腊特里同上诉法院总检察官德尔佩克、治安法官、侦查员、初级法院检察官等等一起来到时，我们的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各色各样的宪兵、特务和密探。我被土鲁斯的警官和宪兵带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开始审问燕妮，虽然已将近十点钟了。他们审问了她两个多小时，但是从她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以后轮到我了。凯腊特里以极端无耻的手法来欺骗我。他引用燕妮的话，说她已经说出了什么什么，想从我口中骗出一两句答话。我担心和她说的不一致，所以我就说：“是啊，是这样。”这真是一种卑鄙的诡计！但是，尽管如此，他了解到的东西很少。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我们拒绝宣誓。过了两天，凯腊特里来对我们说，他晚上将下令释放我们（警察继续看守着我们）。可是，我们被带到了宪兵队，在那里过了一夜。不过第二天就把我们释放了，虽然事实上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人继续监视，此外，我们的英国护照也没有还给我们。最后我们才得到了护照，到了伦敦。劳拉在博索斯特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不过对待她不象对待我们这么坏，因为她是住在西班牙的。看来，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凯腊特里是尽量想释放我们的，但是梯也尔则想把我们关进监狱。凯腊特里和警察的行为是极为荒唐可笑的，例如，他们在床垫中寻找炸弹，怀疑我们为可怜的孩子热牛奶用的小夜灯里尽是“易燃品”！这一切都是由于拉法格是摩尔的女婿，其实拉法格根本没有做什么。
这里有许多公社委员，这些可怜的流亡者万分痛苦——他们谁都一文不名，而你知道，他们找工作多么困难。人家都说他们盗窃了成百万金钱，我倒希望其中一部分真的被他们拿去了。
我亲爱的老朋友，现在再见吧。代我吻你全家人，特别是阿利萨，并请接受我们新年的最良好的祝愿。请原谅，我的字写得很糟，但是我的笔很不好使，墨水也几乎用完了。
再一次祝新年幸福。
仍然爱你的 杜西
[380] 1871年12月底，《德意志总汇报》发表了一篇关于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道，其中引用了代表会议的决议。爱琳娜·马克思受马克思的委托，于1871年12月29日通知李卜克内西说，该报发表的这个决议是伪造的（见本卷第673页）。1871年12月30日，《人民国家报》在“政治评论”栏内揭露了这一伪造行为。恩格斯根据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施梯伯的名字，把这一伪造物称为“施梯伯之歌”。施梯伯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的主要证人，曾进行卑鄙的伪造。——第370、673页。
[224] 关于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爱琳娜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拉法格那里一事，见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的信和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0—433页和第704—715页）。——第227、258、283、662、665、672、674页。
[81] 拉法格于1871年8月初为躲避凡尔赛政府的迫害，准备去西班牙。但是，由于梯也尔政府的要求，于8月11日在韦斯卡被捕，十天后又被释放。——第74、76、665、674页。
9．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2年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的医生： 我担心你的关于流亡者的计划实现不了。只要稍微找一点借口，就可以把这些流亡者送交凡尔赛刽子手。甚至在英国这里，政府也在秘密地准备实施关于引渡他们的法案。如果说事情还没有弄到这个地步，那也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这个意图刚一露头，就马上被英国人民察觉到了，英国人民现在已有所戒备，他们不会使自己措手不及，对于这种损坏他们国家声誉的行为，不会袖手旁观。不知道我是否写信告诉过你，爸爸最先得到了有关政府这个计划的消息——是通过一个与内务部有联系的熟人了解到的，他立即把这些消息通知了总委员会，此后这个消息就在《东邮报》上发表了[674]。
一小撮自称国际会员的阴谋家，即便看到了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是绝对必要的，也仍然在继续不遗余力地暗算总委员会。根据比利时代表大会，你可以看出，他们的阴谋活动已经收到了初步成果。[382]他们通过了一项旨在把总委员会变成通讯局的决议。德·巴普在比利时代表大会以前的一个时期曾给总委员会写过信，信的内容我向你介绍过；这个人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在伦敦，整个这种肮脏勾当都是布莱德洛和他的走狗勒·吕贝一起干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手段。布莱德洛先生最近又耍了一个花招，造谣说似乎卡尔·马克思是警察局的密探。这件事的详细情况不必说了，我最好还是把刊载与此有关的信件的那几号《东邮报》寄给你。
[399]
爸爸已经把自己著作 ［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的大半部寄给了迈斯纳。他对第一章作了重大的修改，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对这些修改感到满意（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他在最近几个星期所做的工作是大量的，而他的健康却没有受到损害（和先前一样好），这简直是个奇迹。
亲爱的的朋友，在我们之间说说，依我看，迈斯纳对待爸爸的态度很恶劣：迈斯纳本应至少在四个月之前就把关于即将出版第二版的事通知爸爸，以便使他有相应的时间，可是迈斯纳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逼着爸爸要在最近的时期内把这全部工作做完。
遗憾的是，爸爸现在还要为法文本的译者把第一章准备出来，法文本的译者马上就要开始这一工作，因为拉法格找到了一个第一流的法国出版者 ［注：拉沙特尔。——编者注］，很愿意出版《资本论》。译者不是凯累尔，他有其他的工作，所以不能完成翻译了。沙尔·龙格，即以前的一个公社委员，找到了另外一个翻译——好象是叫勒鲁瓦 ［注：鲁瓦。——编者注］。此人译过费尔巴哈的几部著作，译得很好。据说，他以极其严谨的形式相当成功地用法语传达了德国的思维活动，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著作要分册出版——大概分三十册。
我还要告诉你，警察局又来找拉法格的麻烦了。他不得不离开圣塞瓦斯田，现在住在马德里。这样一来，只有劳拉一个人带着孩子 ［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留在异国。我们不能想象，用什么借口再把拉法格驱逐走，因为在西班牙，由他组织了支部的国际现在并没有遭到迫害。
我想今天就把这封信寄出，因此现在应当向你告别。希望能很快收到特鲁特亨早就答应要写的信，向她和小猫头鹰 ［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致热情问候。
亲爱的的医生，我仍然忠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