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援引西学的功利心态

就西学东渐后中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来看，百余年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大致秉持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希望能从中找到促成中国现代转变的速效药方。这既是西学东渐的一种定势，也是西学在中国传播中最大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进入晚明社会，就已经成为一个衰朽的帝国。只不过明清的政治变局，给了中国喘息的机会。清朝依靠高压统治，维持了二百多年。步入晚清阶段，国家的全面转轨势不可挡。来自中国内部的转轨动力，自晚明就已经严重不足，到晚清几乎丧失殆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2] 成为中国近代转型的基本处境。但对中国来讲，在跨文化寻找自身转轨方略的时候，笃定会陷入功利主义的陷阱。国人亟欲向之寻找先进真理的“西方”，不单是一个前来中国掠夺的“西方国家”，而且也成为中国人挑选适合自己转轨需要的、被动的“西方”现代典范。就前者言，中国人因之体会到现代转轨的“被动挨打”；就后者论，中国人不能不为自己挑选西方的功利欲求吞下苦果。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现代转轨之际失之愚钝。恰恰相反。中国人全面接触“西方”之后，即时发现自己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这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改变。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人放下自己的文化积淀，沉降民族的骄傲，谦逊地学习现代的西方先驱。而且意味着中国人绝对不是被动地进入现代变迁进程，而是主动地寻求进入现代的门径。不过，这一“放下”和“捡拾”，却注定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功利化定势。学习西方，只是要在“西方”那里发现自己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良方，而不是在中西融汇中发现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这一定势，必定促成一种中西冲突的新功利局面，难以推动中国文化对自身的超越。

首先，中国学习西方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历史事实。现代“西方”第一次以铁和血为人类打开了不分地域的“世界”大门。对于西方国家自身来说，这是一次充满血腥的演进。对于西方以外的国家来说，则意味着“被动挨打”。 [3] 由于人类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一个按照一种逻辑行动的运转模式，所有国家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运转方式：这种运转模式以市场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以民主政治表现出亘古未有的高认同。这是西方之外的所有国家未曾发现的国家运行方式。形成这一模式，西方历经千辛万苦。西方以外的国家接受这一模式，必然出现更为惨烈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中国处在这一冲突的锋线上。小农经济秩序、帝制政治惯性瞬间被打破。但中国人在抵抗西方的入侵时，觉悟到西方的现代模式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国人愿意改变自己，学习西方。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现代处境的深刻直觉。人一旦遭到强烈冲击，本能的反应就是具有冲击自己的、对方的那种强大能力。建立在群体生存直觉基础上的中国学习西方，就必定处在一种要么生吞活剥、要么食之撑腹的状态，独独缺少精挑细选的文化甄别能力。生吞活剥，就是不论处境将西方引入；食之撑腹，就是取其一撑饱而对其余不闻不问。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就是这么出台的。洋务运动的进路注定了中国后来学习西方的取径。 [4]

其次，中国学习西方是一个需要反省的跨文化传通事件。这里的反省，指的是中西跨文化传通进程中的反省，而不是中西文化传通尘埃落定后的总结。中西文化传通是两个自有传承的独立文化体系相遇后的互动，两者对对方的文化结构与功能，开初肯定难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全面深入地把握，只能在逐渐了解中实现。就此形成中西文化传通的渐进性定势。但由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场域，给予中国现代转轨以强大压力，因此受迫的中国人存在一种更为紧张的心态。国人总是臆想学习西方的同时就超越西方。 [5] 结果学没学像，超越更难期望。“没有学爬就想学飞”的急功近利心态，是无法在“西方”取得真经的。

再次，中国学习西方是一个必须超越的中国发展状态。由于中国只是想拿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的种种功利手段，以便打胜国家的翻身仗，中国的现代发展，就总是处在失之远虑、只念近忧的急吼吼状态。说起来，洋务派追求西方国家那样的坚船利炮，不过是想国家迅即强大到与西方国家对垒的水平。后来一切振兴国家的举动，不论是晚清的变法、民国的训政、人民共和国的阶级斗争和经济改革，都没有逃出这一思想圈套。这是中国现代转轨政治压倒一切的功利化心态最佳的写照。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将这一定势中存在的国家图存与现代启蒙两个问题搅到一起。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定视角看，“强国之思压倒了建国之虑”，才更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人功利化接受西方的最大失误所在。 [6] 这一失误，迄今未能矫正。国家发展，首先要落定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平台上，其次才能寻求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建国优先于强国。强国不能建立在国家建构失败的基础上。国家建构，也不能用国家建设来替代。国家建设是不问国家基本结构，只问国家治理能力的。这也是一种变形的强国压倒建国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