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激进思潮的西方奥援
晚清革命党发动或实施了针对清政府的暗杀、暴动，引起社会强烈震荡。这些行动似乎没有直接的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子，但追究起来却可以发现其所受的西方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
1900年后的晚清，是中国步入激进化的时期。一切温和改良的主张与行动方式，迅速丧失社会感召力。这是改革、改良的努力失败后必然的走势。改良的穷途末路促成革命的风起云涌。但是，晚清的革命并不是一场一开始就组织良好的社会运动。相反，革命的组织甚多，组织绩效甚低。而且晚清政府一面加强对革命的镇压，毫不手软。另一面松动高压控制，以立宪改革化解革命危机。这些因素，造成革命无以为继的窘境。为了推动革命，走出革命低潮，发动足以助长革命高潮的暴力行动，就十分必要。
在革命危机的处境中，出现的旨在推动革命的暴力行动是暗杀和暴动。暗杀是个人行动，暴动是短时间内的群体暴烈行为。这都与长期的、组织化的革命不同。其行动旨趣，都在制造轰动的社会效应。从1900年到1911年，被论者称之为近代中国的“暗杀时代”。这个时期的暗杀事件，明显增多。人们熟知的著名刺杀事件就有：1900年史坚如刺杀德寿，1904年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王汉刺铁良、易本羲谋刺铁良，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1910年汪精卫刺杀载沣，1911年温生才刺杀孚琦，1911年林冠慈刺杀李准、李沛基刺杀凤山等。这些暗杀事件，初期基本上是个人的行为，后起则多是组织行为。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支那暗杀团等，成为专门从事暗杀的组织。暗杀，也得到改良人士和革命领袖的明称或暗许，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暗杀不失为一种推动中国有效变革的手段。孙中山表面上不赞同暗杀，但指望它与革命需要相宜进行。
就进行暗杀的主事者而言，初期如史坚如刺杀清臣，主要是受革命激愤情绪主导。但到后来，从事暗杀的人士，逐渐怀有明确的现代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有一些是清晰明确的、源自现代西方的激进主义思潮。如撰写《暗杀时代》的吴樾，就明确借助民族主义的理念，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他写道：“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11] 这段话表明，暗杀是为了激活革命形势，是为了汉民族的政治权力。来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成为暗杀行动的精神动力。
暗杀行动背后的西方政治观念，不单是民族主义，还有人称被挪用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无政府主义与暗杀行动具有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吴樾也是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暗杀行动者。晚清谋划暗杀的人士，多留学日本。在日本，这些人士恰恰受到在日本传播开来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其中，混合作用的中国古代游侠理念、日本武士道精神，由无政府主义提供了具有现代性面目的现实行为动力。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教会等权威机构，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由此增进人类的自由。20世纪初，中国的一些报刊如《苏报》《江苏》《浙江潮》《女子世界》《中国白话报》《民报》《汉帜》《中国新女界杂志》《河南》《新世纪》等等，刊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或称之为虚无党）的文章，极力张扬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暗杀事件，对以无政府主义为名的暗杀浪潮的出现，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刘师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汪精卫等，不仅宣传无政府主义，而且亲身实践暗杀行动。这对暗杀发挥了行动典范的作用。加之著名的暗杀者如吴樾公开声称自己信仰无政府主义，就更是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声望。
在西方，无政府主义本是社会主义的激进一翼。辛亥时影响最大的莫过克鲁泡特金。但中国主张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其精神实质并没有深入的理解，大多只是浮光掠影、略知皮毛而已。只不过无政府主义激进的反政府理念，恰好与当时革命需要激进理念号召的状态相吻合，因此得以成为革命者激烈行动的精神支柱，由此塑造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形象。于是，暗杀、暴动不再成为猥琐的阴谋，倒成为慷慨悲歌的壮举。就像无政府主义者宣称的，“革命党其可舍军队策略，而用无政府党之暗杀手段。奇矣鬼矣，暗杀手段也！以不满万人之无政府党，立足于欧美两洲，行其手段，能大寒世人之心魄，任其何等高贵华族，严威警官，皆受其恐；若帝若王，皆为之警戒，失首丧命者，已层见叠出矣。羡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较之以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确的者，不可同日而语。茫茫亚洲，若满洲人，若君主，若政府官吏，若财产家，若结婚者，若孔孟之徒，有何绝大手段能抵抗此神出鬼没之主义乎？遇而必毙，自不待言，功效之大，更非欧美之所可及也。故曰：暗杀手段诚革命之捷径。太平洋之风飘飘，昆仑山之月皎皎，言革命者，曷归乎来！” [12] 被挪用到中国来的无政府主义，一成为暗杀的理论支柱，再成为革命的行动利器。这对人们理解中国人取其所需地利用现代西方政治思潮，堪称上佳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