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寻求原创的政治致思
1949年之后，西方的政治哲学在中国沉寂许久，80年代后才逐渐得到传播、讨论，但大多也只是各领风骚数几年而已，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有理由质疑，在这种思想处境中，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能真正沉淀下来一些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吗？
回溯起来，西方思潮，当然包括西方政治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是走马灯似的状态。晚清以来，中国就是西方各种思潮的演练场。民国时期，西方各种政治哲学同样轮番登场，各拥有其拥趸。 [20] 1949年以后，中国“一边倒”，只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占据政法理论舞台。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再次向西方敞开大门。于是，西方各种政治哲学与其他思潮一起，再次涌入。
简单回顾一下西方政治哲学在近30年的中国传播史，就可以印证这一状态。80年代开启改革历程，在中国既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舞台上，首先是西方国家承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进入中国政治哲学场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是这一时期最具号召力的西方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这样的优先进入权，一者与它跟中国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相关，二者与国家重建意识形态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三者也与中国人对既定意识形态的疲劳感、求新性相伴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流行不久，各种源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哲学理论蜂拥而至、泥沙俱下，令人目不暇接。举其大者，80年代随科学哲学思潮卷入的波普尔政治哲学流行一时，“尼采热”中被热炒的强力政治思想。八九十年代达尔的多头民主主义理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主义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90年代和跨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第三条道路理论，卷土重来的新左派论述，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政治论述，各种宗教的政治神学，以及至今流行的卡尔·施密特政治法学，斯特劳斯学派的古典政治哲学。人物与思潮相裹挟、学术与观念相搅和、理想与现实相伴随、认真与搅场相纠缠，反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好不热闹。
但是，在波普尔热、尼采热、萨特热、罗尔斯热、哈耶克热、哈贝马斯热、社群主义热、施密特热、斯特劳斯热背后，却是汉语政治哲学无所创获的尴尬。汉语政治哲学不会以汉语说话、不会切入中国问题、不能将中国经验升华为独创的现代政治哲学。汉语政治哲学只会译介、挪用西方国家既成的政治哲学话语，隔山打牛，指鹿为马，挠不着痒处地隐射中国现实问题。出现这样的尴尬状态，当然与汉语政治哲学界的精神状态、知识建构、学术倾向与评价标准相关，也与中国紧张的政治生活处境相连。
就前者言，汉语政治哲学界长期处在现代学理建构的短缺状态。甫入现代大门，中国就依靠输入西方学理应对现代国家建构需要。这造成了汉语政治哲学界疏于独创思想、依赖外来学理揭示中国问题的顽强定势。从晚清到当下，立于政治哲学界的学术领袖，基本上都是译介西方学理的人士。从严复、胡适、顾准到当下知名政治哲学学者，概莫能外。整个中国政治哲学界的精神状态，就不崇尚独创，而欣赏输入。知识群体的知识生产，也主要依附在西方政治哲学及其进程上，完全缺乏独立自主的学统。学术上也都倾向于以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理图解中国古典政治哲学、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在学术评价中，人们也认同引介的政治哲学高于古典政治哲学和创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水平，结果使学术界的后起之秀与优质资源聚集到西方政治哲学的引介领域。一个学者获得评价的高低，与他引介西方政治哲学的时间先后、门派状态紧密相关。政治哲学界追逐西方政治哲学时潮的热情，远远超过坚守政治常识的韧劲。正是这样的定势，促成国人热衷追逐西方政治哲学的最新进展，对汉语政治哲学的创制需要视若无睹。中国一直陷在西方政治哲学演练场中，而不能对整个政治哲学提供具有独创性的、全球性影响的成果。
就后者言，自晚清以至于今，中国之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演练场，有其必然。这与中国体验现代政治的初浅性有关，也与中国现代政治进程的数次中断、国家权力阻止人们开放地进行政治探究相关。现代政治未尝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人主要是依靠西方人的经验与自己的想象，对现代政治进行声辩或加以拒斥。这就与现代政治相隔，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加之晚清的现代政治进程被辛亥革命中断，民国的现代政治努力被训政的快感与政权交替终结，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政治建构被阶级斗争和聚集财富阻隔，国人理解现代政治，就必然被处在持续现代体验之中的西方人牵着鼻子走。西方人总是能够供给让中国人感到新鲜和深刻的种种政治哲学理念，中国人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尾随西方人的政治哲学致思进程，一直处在引介西方政治哲学的被动状态。而国家权力一直对政治上的自由思想怀抱高度警惕，独占解释国家的思想权力，轻蔑对待公民对现代政治的个性化理解与理论上的深入探究。于是，西方政治哲学就总是具有牵引中国政治哲学的强大理论能量。
要指望中国走出尾随西方政治哲学的被动处境，依赖于国家的开放、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群体的沉潜反思。如果中国政治哲学界能够重新塑造其精神状态、知识建构、学术规则和评价方式，至少可以为独创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哲学出台，奠立内在基础。为此，政治学界需要改变以能够跟踪西方政治哲学最近进展为鹄的群体趣味，真正直面中国惊心动魄的现代变迁，将古今中西政治哲学资源汇聚起来，创造性地解释现实政治生活。由此，将百余年来译介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逐渐沉淀为创制性的汉语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从而真正作别无根游走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只能在其中挑三拣四，而无力融会贯通、独出机杼表达创见的窘境。
[1] 本章原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黄晓峰采访稿，原载该报2013年3月3日。收入本书时，为了大致统一全书的风格，将原来的问答体改为论文体，并增加了注释。
[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69页。
[3] 近代以来，中国就陷入了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危机状态，史册所载，无处不是。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卷，第2、4两章“西方冲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45页及以下、第121页及以下。
[4] 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卷，第6、7两章“忧患中的自强运动”，第187～264页。
[5] 最典型表现这一心态的观念，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今天中国仅仅是一个GDP（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二，更是明显催化了中国凌驾于西方之上引领世界的奔放心理。
[6] 参见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导论：中国留学运动的两个面相与现代政治的正见与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第20～45页。
[7]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第1550页。
[8]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载《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第52页。
[9] 严复：《译事例言》，载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第9页。
[10] 参见李泽厚《论严复》，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第130～137页。
[11] 吴樾遗书，引自http：//www.docin.com/p-247682801.html，访问时间：2013年8月22日。
[12] 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24页。
[13] 关于自由主义的中国流播史，缺少专门而深入的清理，在相关著作中，胡伟希等撰写的《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较具参考价值。
[14] 参见〔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等译，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3～5页。
[15] 参见〔德〕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尤其是第一章“当代的两大思潮”、第二章“第二帝国建立以前和以后的德国人民”，三联书店，2002，第1～35页。
[16] 参见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第四章“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第157页及以下。
[17] 参见雷蒙·阿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载〔法〕雷蒙·阿隆等《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陆象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页。
[18]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10页。
[1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2页。
[20] 参见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第一章“民国政治学的滥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