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家主义的时潮

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德国颇为青睐。这中间起催化作用的政治思想观念是国家主义。

这个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国民党好不容易收拾残局，建立起中央政府，维持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的连续运转。但其内有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外有日本人的入侵。国民党是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中，行使统治国家的权力。但即使在这样的政治处境中，国民党自身的组织状态，也不令人鼓舞。在它获得国家统治权之后，党内人士的骄奢淫逸、不思进取、贪赃枉法、拉帮结派，对国民党有效统治国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力图向外借鉴经验，迅速促成国家的强大。

中华民国时期的主要国际伙伴——苏联、德国和美国，对急欲成为强大国家的中国发挥了不同影响。这三个国家正好分享了民国的三十多年时光：苏联与中华民国的亲密关系主要是在20年代，德国与中华民国的融洽关系主要是在30年代，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合作关系主要是在40年代。如果说中华民国跟苏联和美国的亲密外交关系，主要是由国家的战略利益考量引导的，那么中华民国与德国的战略合作，则是基于双方战略处境的相似，以及在文化上的同患难、共命运。

德国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德国的国家建构经验对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德国在三十年中的统一与迅速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的重新崛起，都对致力振兴国家的国民党具有诱惑力。德国的工业技术、教育、军事，以及德国特殊的现代精神理念，对中国也都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德国摆出的与中国“平等”合作的姿态，也促使中国乐于跟德国打交道。 [14] 撇开具体的经济、军事、教育合作不谈，中国从德国那里学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支撑德国国家崛起的国家主义政治理念。

德国的国家主义理念，起自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的国家主义理论，将国家理性推向了一个基本价值的高度。此后，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流行，增强了国家主义的浪漫想象。 [15] 后来的德国，国家主义相沿以下，成为支撑德国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所谓德国民族精神，一直成为德国发展的精神支柱。德国这样的精神结构，确实对德国的崛起、覆灭与重新崛起，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主义理念的峰巅状态，出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盛行时期的纳粹德国。纳粹德国重新唤起了德国人疯狂的国家崇拜，德国经济强势增长，军事实力明显加强，似乎兑现了德国支配世界的国家梦想。这些国家“奇迹”，让国民党政府非常艳羡。似乎他们发现了建国的国家典范。为此，蒋介石不仅引入德国军事经济专家，介入中国的国家建设事务。而且他还亲自倡导“新生活运动”，力推革新国民党的党内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在这种氛围中，知识界出现轻蔑西欧国家的现代政制，倾慕苏联、德国的专制主义政体的流行看法，就在情理之中。蒋廷黻、钱端升为专制主义声辩，对民主政治失望，就可以理解。 [16]

国家主义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认为国家价值远远超越个人价值的政治观念。强的国家主义膜拜国家，弱的国家主义声称只有国家代表一切人的利益，个人微不足道。总的来说，后发现代国家容易以国家主义为国家基本理念，以此支撑国家的一切行为，扫除妨碍国家发展的个人障碍。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德国是以精致的国家主义支持国家垄断行为的典型国度。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又是暴戾的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整个国家的军事化控制、整齐划一、精神亢奋、经济增长、政治强势，给人们以国家主义足以维护国家尊严和国际实力的强烈印象。国民党政府对德国的倾慕，由此而来。在中国，国家主义的盛行，显然与追求国家迅速强盛的目标紧密相连。但国民党政府实践国家主义的结果足以表明，国家主义既不足以回答中国建国之道的问题，更不可能呈现强国之途。这是因为，急骤且激越人心的国家主义建国进程，可以呈一时之功，却过度消耗国家建构资源，损害国家长期建构的效果。只有抑制国家主义冲动，将国家纳入立宪民主政制的轨道，国家才能真正强盛起来，并且持续表现国家的强大能力。可惜的是，20世纪30年代推行国家主义的深刻教训，至今没有被国人所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