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自由主义的主流僭称

人们一般认为，民国时知识界的主流似乎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这似乎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整个世界的政治走向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分析起来，民国知识界主流倾向自由主义，其实是一个需要辨析的说法。民国历史实际上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段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前一段的中国思想界，泥沙俱下，观念混生。西方各种政治思潮涌入中国，互竞短长。这是一个没有思想主流的时期。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借助启蒙的东风，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尤其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在杂志早期发表的文章，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来《新青年》发生了分化，成为激进主义的重要阵地。此时，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不仅陈独秀、李大钊不遗余力地宣传社会主义。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如蔡元培、胡适、罗家伦，也对社会主义表示了亲和态度。之所以社会主义思潮会占据知识界的主流，是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的强大，给急欲振兴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巨大鼓舞。这样的态度，在政治上体现为国民党改组时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取向，在观念上体现为社会主义一时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思潮与发展取向。

1927年出现了转折。国民党正式取得全国的统治权。在国共两党的党争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选边站”，采取了支持国民党的态度。此后20余年，自由主义勉强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段时间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出现过欣赏法西斯主义的偏离，真正站稳自由主义立场的人还是不多。像胡适那样基本上一直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这段时间，形式上占优的自由主义，确实在不同领域有着广泛的表现。文学领域的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政法领域的罗隆基、张君劢、萧公权等，文化领域的张东荪，新闻界的储安平等人，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观念自由与行动自由，都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对于主导当时中国的政治力量，都表达了怀疑，进行了批判。 [13]

但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受国内政治局势和国际社会态势的影响太大，无法真正立定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一套建国的有效方案，有力地与国共两党进行政治博弈。抗战开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边缘化的社会政治事务批评者。就国内而言，抗战大局使他们力促团结，无法在专制与民主之间断然抉择。而且因为国民党是当时掌控国家权力的统治集团，因此不得不在抗战需要的情况下，提出一些于国民党有利的政治主张。蒋廷黻、钱端升等一时主张的专制主义，就是这样出台的。即使是胡适等人坚持的自由主义立场，由于受到国共两党的夹击，抵制共产主义和为国民党辩护，总是撕裂他们主张的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让他们无法断然决定自己的政治价值选择。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处境，更是造成自由主义者无法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落地的尴尬。

就国际社会的态势而言，英美等国抗击法西斯的努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也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置于一个既羡慕英美的立宪民主社会，又欣赏苏联的工业化奇迹的矛盾境地。胡适一时对苏联表示的赞赏，就足以体现这一矛盾心理。加之这一时段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受流行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保障个人诸自由、严格限制国家（政府）权力的主张，已经不太坚守。他们心中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是一些调和性的自由主义理念，一方面试图保护个人权利，另一方面极力想通过国家权力的调节赢得发展先机。结果，古典自由主义的底线立场缺乏坚守强度，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期盼使他们过早心怀社会主义的梦想。不同于英美这些奠立了坚实的立宪民主制度平台的国家，可以追求个人主义与国家调节双重好处的政治目标，从而实现一种双赢的目标。中国自由主义在特殊的战争处境中，将新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指南，既没有得到保障个人自由的好处，也没有收获促进国家迅速发展的好处，结果造成一种双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