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托克维尔的自西徂东

托克维尔在西方也曾被冷落许久，最近几十年才受到关注，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事件。在中国，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政党、国家领导人的推荐特别热销，也形成一种堪称“托克维尔现象”的景观。托克维尔的自西徂东，就此成为一个需要专门解读的政治思想传通事件。

托克维尔在世时出版的主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但他真正进入世界级思想家的行列，则是很晚的事情。在他的祖国法国，像雷蒙·阿隆那样的著名学者，大学时期甚至根本没有阅读过这两本著作。而且，直到1977年，西方才成立托克维尔协会，编辑《托克维尔评论》。 [17] 相比于一些著名思想家在世时就享受这样的待遇，托克维尔得到相当的重视，确实是太晚了一些。

托克维尔在“西方”并不尽是受到冷落。他在英美两国一直受到高度敬重，被视为重量级的学者。但法国对托克维尔并没有这么重视。原因在于，法国人一向对那些欣赏英美的法国学者颇表不屑。法国人的自尊心非常强烈、自恋心同样顽固。托克维尔所写的两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对美国的民主模式评价甚高，有伤法国人的自尊心。《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法国革命的评价似乎矛盾，导致礼赞革命和拒斥革命的双方人士对他的共同不满。

托克维尔那种兼顾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的论述方式，也不太讨好公众。试图从他那里获得断然的历史哲学结论的人，不免觉得失望。因为托克维尔的历史哲学潜藏在他的历史描述之中，并不是简单的历史价值宣示。而试图从他那里得到巨细无遗的历史描述的人，也会觉得不过瘾。因为托克维尔的著述目的，本就不是详尽的历史叙事，而是探究历史事件蕴含的一般意义。他在自由与奴役、萧条与繁荣、专制与民主之间展开的宏大思考，因为披上了针对美国和法国现状的论述外衣，受到地域性论述的限制。加上他乐于比较的英国，其论述基本上不关心其他重要的现代国家。英美受到托克维尔的夸奖，自然喜上眉梢，对他礼敬有加。但法国人似乎在比较中受到委屈，对自己的同胞托克维尔并无特别的好感。

加上托克维尔与同时代重要的理论家相比，他不太重视宏大理论的建构。因此他完全无法像孔德那样对现代社会理论建构发挥重要影响，也无法像马克思那样对现代社会政治变迁起到引导作用。在20世纪宏大理论主导思想界的情况下，托克维尔自然就被人冷落一边。但人们一定会像雷蒙·阿隆那样“重新发现托克维尔”。之所以近几十年西方出现“托克维尔热”，就是因为他切中了现代社会的关键问题——自由与平等、民主与专制的关系问题。在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兴盛的时代，托克维尔一定会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一个民主的时代如何有效捍卫自由，追求平等如何不伤害自由，在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现代抉择中如何决断？这些问题都是托克维尔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也正是整个20世纪的人类未能成功解决的难题。冷战促成的两大阵营的对垒，对人类是一场浩劫。但对人类思考政体问题，在不同政治制度之间选择，则是一次机遇。托克维尔的提点，不仅使人们看到追求乌托邦的革命运动的价值，也使人们弄懂了革命并不能实现其乌托邦幻想的道理。这个时候，托克维尔便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来。加之苏东变局之后，托克维尔提出的“后革命社会”建设的问题重新凸显，他在两部著作中致力求解的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与革命后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问题，突兀地呈现在后革命社会面前，于是，不唯欧美重视托克维尔的论述，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重视他的论断。

托克维尔的两部书，在中国的境遇似乎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论美国的民主》一直是热卖热读的作品。而《旧制度与大革命》相对受到人们的冷遇。后一部书，自其法文本出版135年之后，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且出版之后，没有出现像《论美国的民主》那样热卖热读景象。直到政党、国家领导人强力推荐，才骤然热卖热读起来。这部书之所以一时热络起来，是因为政党、国家的领导人、学者与公众，在其中读到了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与当下中国颇为切近的相似性。于是，托克维尔的一些经典断言，如“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18] 成为公众朗朗上口的名言，流行于坊间。

其实，中国人今天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心境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对国家领导人来讲，可能是心存点拨人们不改革便有革命危险的念头。但何尝不能说他们心存礼赞革命、重回革命情景的念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摧毁各种特权，确认各种权利” [19] 的赞美，让读者从中读出敬畏中国革命的隐秘含义。即使是他断言的革命通常发生在一个旧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也是一个可以两解的说法。读这句话的后半段，似乎在为旧制度的效用辩护，在对革命进行清算；读这句话的前半段，似乎又在为革命辩护，因为旧制度确确实实不能再提供因为繁荣激发出的、它完全无法满足的欲求。至于说革命缘于旧制度并且回归旧制度，人们也可以从中读出革命只是一种恶性循环或革命势所必然的不同结论。哪怕是站在支持中国当下改革的立场上来看，对最为流行的“坏政府”与改革的危急断言，也包含着拒斥改革和支持改革的不同意思。

但不是说国人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完全不可捉摸。中国今天的状态，与法国大革命时代何其相似乃尔。旧制度所能激发的物质财富产出功效，几乎走到尽头。但旧制度绝对不愿退出政治舞台。市场繁荣产出的是不满，而不是快乐与幸福。在旧制度范围内的改革，选项似乎穷尽。人们以一种热切的心态，盼望更大的自由、更多的福利。这恰恰是旧制度无法实现的目标。旧制度主动满足这些愿望，意味着自毁前程；旧制度不满足这些诉求，意味着一场革命。正是在这种进退失据的处境中，政党、国家领导人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便具有了极为特殊的政治意味。正像托克维尔暗示的，中国犹如法国，既然无法像英国那样“奢侈”地缓慢推进现代转变，也不像法国那样一再陷入疾风暴雨的革命风潮，更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建国之始立宪规约，最好的办法就是掌权者自我革命，借助这种成本低廉的掌权者非暴力革命，促使中国转进到一个立宪民主的法治轨道上。这也许是中国人热读此书的真正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