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农村儿童为什么辍学

按说经济越发展，教育会越普及，义务教育会越有效果。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近年在农村调查，发现农村辍学的儿童越来越多，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起了作用。

读不起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大集体时代，经济上比现在困难得多，真正受过培训的合格教师和适合教学的正规教室都不多，村中却有很多人受过高中教育，小学教育的普及率也出奇的高。有人说那时的教育水平很低，高中生的水平不如现在初中生，这话有些道理。问题是，为什么那时的学生可以坐在教室读书，现在很多儿童小学一毕业就流失到社会上去，读不起书了。

读不起书显然不是因为现在农民比大集体时代还穷，而是现在读书要交很多的钱，大集体时代读书不要交这么多钱。现在的农村教育不仅要学生交很多钱（相对于农民的收入而言），而且构成当前农民负担主要部分的五项统筹和教育集资的大部分也支付了教师的工资。在农业型地区，乡镇财政的2/3用于教育支出。学生不仅要向学校交正常的学杂费，而且要出各种住宿费、午餐费、校服费等五花八门的、教育部门用“勤工俭学”名义来向学生赚取的补贴教育经费不足的各种费用。

教育支出这么多，不完全是教师太多。记得我在1970年代读小学时，村办小学每个年级至少有两个班。现在的村办小学因为生源太少，已在“普九”教育达标之后撤掉，由以前五所村办小学合并起来的中心小学，每个年级也只有两个班的学生。学生多，教师就多，大集体时代的农村教师比现在多得多了，不过，那个时代的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是不计工资只计工分的本村的知识青年。这些人的收入与普通农民的收入差不多，这样的人农民供养得起。村办小学还有校田，那是真正的勤工俭学，教师和学生一并到校田插秧割稻，校田的收入可以补村教学经费的不足。那时候，每学期交3～5元学费，没有钱的还可以拖欠，这样的学谁不愿上？只要上了学，总可以学到知识。

现在的教师不是回村的知识青年，而是拿到了正规中专、大专文凭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国家颁发教学资格证的公办教师。这些教师的收入不再是以前村里的工分，而是国家规定的工资。这个工资数额应为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大致相似的水平，而在那些农业型地区，则远远超过农民的人均收入。这个水平的工资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不过，教师的人数实在太庞大，国家财政没有这个能力，便要由县乡财政来支付这笔义务教育费用。农业型县乡的财政收入来自农业和农民，农民为国家办的义务教育付了费。

在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农民基数尤其庞大的背景下，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是相当困难的，农民收入低于社会总收入增长的水平是一个基本事实。教师工资是行政事业支出，其水平应按社会总收入增长的水平增长。很多学者和社会各界似乎还有一个共识，即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应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此一来，教师的工资水平和教育支出的增长越来越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以前县乡财政通过向农民收取税费尚可维持的教育支出越来越难以维持，教育越来越需要在县乡财政支出以外想办法获得收入。“勤工俭学”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在农业型地区，教育的“勤工俭学”就是想出各种办法向学生收取费用，以补贴学校日常支出的不足。学校还越来越依赖于向学生收取学费、杂费，以及各种其他费用，如数不胜数的集资费、赞助费。

当教育支出和教师工资离农民收入太远，农民追也追不上它，一些农民也就懒得追了，儿童的辍学现象也就普遍起来。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农民大规模转移出农业的可能性不大，农民收入的增长低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速度，包括低于教师工资的增长速度的状况仍然要会延续，如果国家财政不下大决心支付义务教育的成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儿童不能完成义务教育。

那些读不起书的儿童辍学回家在做些什么？有人以为，这些辍学儿童回到家里在做农活或其他什么正当的轻微劳动，其实不是，他们成群结队在一起闲逛。家长最怕这些读不起书的儿童结伙闲逛，因为这时候最容易学坏，有些家长之所以拼命借钱让子女在学校读书，是担心他们被那些闲逛的孩子带坏。

不仅是那些辍学的儿童到处闲逛，那些读过高中的知识青年也在村中闲逛。前些年办了很多中专，一些农村青年读了中专，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师范毕业的农村青年到学校教书，要交数千至数万元的就业金，交不起这笔就业金，就只好在家待着。中国自明朝以来的人地矛盾是人人都该知道的基本国情，现在中国有9亿农民，3个月种田，9个月休闲，是当前中国农村最为典型的写照。

问题是，在那些到处是闲逛的人的农村，为什么不做一点有用的事情，比如关心辍学儿童的教育。当前辍学儿童的教育是万事俱备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算一算看，有到处闲逛的辍学儿童，有担心子女在闲逛中学坏的家长，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甚至有找不到工作的师范毕业生，有些地方还有前些年“普九”达标建起来但因为学生太少而弃之不用的校舍，这么好的条件集合起来，岂不可以让那些闲置的人力发挥些作用，给无事可做的师范生较农民平均收入高一点报酬，让交不起钱的儿童缴远较义务教育为低的费用，不就可以让那些辍学的可能在闲逛中变坏的儿童多少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了吗？

当前儿童辍学当然不只是读不起书这一原因，但这应是主要原因。义务教育如此，义务教育以上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更是如此。过去我读书的高中的教师收入比进行义务教育的初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又高出很多。我自己现在在大学当教师，知道大学教师的收入又比高中教师高了很多。所有这些教师的收入都比农民的平均收入高出不知多少倍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子女如何可以读得起书？他们在找不到工作机会时到处闲逛，不知浪费了多少青春和智慧。

何止教育是如此呢？大集体时代的合作医疗，农民都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在那么艰苦的生产和那样艰难的生活中，农民这个最底层的群体因为享受到医疗而健康长大；今天的农村，合作医疗解体了，原来与农民收入大致相差不多的赤脚医生已被正规地享受整个社会收入增长好处的医生所代替，农民享受不起这些高收入医生的医疗。农民有他们的盘算，“大病看不起，小病不用看”，看你这些高收入的医生从哪里得到收入。

律师这个成本高昂的调解人也出来替代政治的和传统的调解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易成本增加了。市场上的种子销售公司代替生产大队的技术员，农民的经济交易成本增加了。水利系统收水费来维持农业用水代替农民集体挖堰建坝蓄水，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了。还有很多方面的成本增加了。这是现代社会代替传统社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有人这样说。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前述儿童辍学的问题中来，在当前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一下子转移出去之前，我们是否该看一看农民的实际生活，站在常识而不仅仅是站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普遍规则”以及那些“经过人类文明反复验证的规律”角度去考虑问题呢？是不是会有些中国的具体真理比国际普遍真理更为重要呢？

2002年4月22日

修订关键词　市场只是媒介没有抽象的好制度

（一）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990年代农村有大量上不起学的辍学儿童，有高中毕业闲在家无事做的人，甚至有可以作为学校的公共设施，这三者却结合不到一起形成普及性的教育？为什么？因为在资源严重缺乏的市场经济边缘地带的农村，市场机制无法作为媒介将三者粘合起来。人民公社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在几乎没有资源的情况下，通过计划经济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组织起来，在普及教育、发展医疗、丰富文化方面，都可以取得杰出成绩，其中的具体制度是我们所熟知的民办教育、合作医疗和群众文艺。计划经济充当了将不同要素组合起来进行生产的媒介。

市场只是一种媒介，政府力量也是媒介，如何依据实际情况用不同媒介来办成好事，就不能抽象地谈市场经济或行政权力的好坏。没有抽象的好制度，任何好制度都是在一定语境下才真好。现在对市场太神化了，以为市场是万能的，这样的神化就会犯错误。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的力量就一定能够把事情办好，因为它与分散的农民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举例来说，当前国家提出要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一个好建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怎么搞？一个办法是由上级在每个地方帮农民建垃圾站、修路、搞土地整治，等等，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上级可以按统一标准来建设。但坏处是，不同农村地区的差异极大，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偏好完全不同，上级建设的公共服务项目不能反映农民的需求。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要让农民有表达自己偏好的途径和能力，要让农民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中有发言权，有主体性。唯有真正让农民有了主动性和主体性，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有可能。

（二）

改革开放，是生活资料商品化进程的开始。教育、医疗等生活资料，在人民公社时期都是公共品，而不是商品。作为公共品，这些服务在集体时代是以公社为单位提供、对所有具有成员权的社员公平供给的。每个成员都有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且每个成员也都有为集体付出的义务。正是在对集体的贡献中，农民的主体性得以建立。而一旦这些服务被转化为商品，以市场的原则运转，它遵循的就是另一套逻辑：如果说在集体时代，教育、医疗、文艺等服务是公共事务，是集体成员通过自己的劳动贡献实现与集体的对接，从而获取这些服务，那么，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这些服务就变成了私人事务，是个人与市场之间通过货币实现对接来获取，集体在这个过程中悄然退场。

当市场被神话，市场的逻辑无限扩展，社会生活的一切就都被商品化，甚至宗教信仰都可以按照市场化的供给和需求来解析，这本身是商品经济对生活世界和文化意义的殖民。值得反思的是，教育、医疗、文艺活动等是否可以被作为商品交由市场来处理。它们是社会整体良性运转的基础，每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都应当有资格和权利享受这些服务。这是一个成员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教育本身无法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其效益。这些服务一旦被商品化，一些边缘群体很容易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儿童辍学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逻辑下产生的。

马克思曾指出，生活资料商品化的进程一经启动，社会分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如何继承我们在集体化时代的遗产，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2013年1月14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