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计划生育

如果说当前农村工作中有什么工作最不平衡，那我得推荐计划生育。江西和安徽阜阳农民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决心，与湖北荆门和苏中、苏南农民允许生第二胎也不愿再生的状况，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有些城里人对农村情况不了解，看到报纸上说有农民现在还生9个小孩（小品《超生游击队》更是形象刻画了农民多生多育的决心），以为全国农村都在超生，以至于我不得不向一些研究农村的城里学者解释说，很多地方农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变了，没有人再超生多育，他们还不相信。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有道理，因为现在生得起孩子，养不起，更读不起书。张广天编剧的《圣人孔子》上打出的有些地方的宣传口号是，“少生孩子多种树，少养孩子多养猪”。养猪可以变富，养孩子可能变穷。几乎所有农民都已经体验和感受到了这一点。只是有些边远山区，就是那些“越穷”的地方，人们反正也不准备让孩子读书，养起来就不太难。而那些不是太富的地方，养了孩子非得让他读几年书，读书最花钱了，读不起。你的孩子读不起书，别人的孩子读了，你的孩子将来会责备你没本事。因此干脆不生也不养。所以“越穷越生”也很有道理。

但是，你的孩子责备你不让他读书只是因为别人的孩子都读了书。别人的孩子读得起书，要么这些人都很富裕，要么这些人生的孩子少。生的孩子少，读书贵一点也可以承受得起，多了就没有办法。因此，在一个地区，中等富裕程度，那些多生孩子的家庭明显比少生孩子的家庭生活得狼狈，少生孩子成为一种正面导向。问题是谁家会第一个少生孩子，甚至只生一胎，并可以养好这一胎，让他读得起书，读得好书。

国家只是号召农民少生孩子，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谁也不愿在村庄人力资源的竞赛中落后，比着生，至少生两胎或三胎，至少要生一个儿子。不生儿子就会“断子绝孙”，就会被人骂“断子绝孙”，这在村庄中如何承受得起？但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是很严厉的，到1980年代后期，只准生一胎成为普遍国策，农村第一胎生女孩，隔五年还可以生一胎。这个时候成为一个关节点，就是谁家成为全村第一个只生一胎或者竟没能生出一个儿子的家庭。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强硬有力，有些农户跑到外面生，偷着躲着生。但很快，有的农户成了独子户，有的农户成了双女户，还有农户因为偷着躲着生，被罚了巨额计划生育款，甚至房子被拆掉，党籍被开除。计划生育进入一个艰难的过程，双女户甚至独子户都想生，政府不让生。一边偷偷摸摸地躲，一边气势逼人地捉，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双女户和独子户越来越多，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被罚计生款，比起罚款户的日子好过，他们还发现，自己少生孩子养得起，那些超生户多生孩子养不起，孩子脏兮兮的读不起书。生一个比生两个的日子好过，生两个比生三个的日子好过。全村“断子绝孙”的农户越来越多，而那些“人丁兴旺”的农户在减少而且日子难过：村庄舆论开始转向，多生是一件傻事，而少生是划算的，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自己，就少生。

既然少生占了上风，“第一胎是女孩，再过五年怀”的优惠政策人们也不要了。因为第一胎是男孩的家庭只生一个养一个，养得起，而头胎是女孩的农户养两个养不起，为什么还要生两个？这样，在荆门一些农村，到处是允许生第二胎的农户放弃第二胎生育，这个放弃面在有些乡镇占了80%以上。

但在那些“越穷”的地方，反正生得起孩子就养得起，又不准备让他们读书，因此，允许多生就没有理由不生，能超生就超生。而在那些很富裕的农村，生得起孩子也养得起，还可以供他们读书，他们也没有理由不生，这样一来，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和特别发达的农村，农民就会有更强烈的生育冲动，自动放弃生育二胎机会的情况不会太多。

问题是那些没有任何人放弃生至少一个儿子想法的地区。江西和安徽阜阳，每家生三四个小孩的情况很普遍，因为都超生，就形成了不超生就被人骂“断子绝孙”的村庄舆论。这股村庄舆论加上当地依然顽强存在的传统宗族和文化力量，可以与执行国家政策的地方政府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在地方政府强力改变村庄生育文化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撕破的一个口子，很快就又被传统力量补上。在村庄中，总是少生不如多生，多生不如超生。超生养不起，大家都养不起，怕什么？不过是少读几年书而已。

这类村庄就需要国家力量更为持久、更有耐心的努力来撕开村庄文化的口子，将村庄舆论转向，并以此种转向的舆论力量来抗衡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力量，最终形成村庄内多生不如少生，少生养得好，读得起书，多生养不好，读不起书，并因此子女责怪父母生得太多的状况。这个时候计划生育就不再是一件国家推动的政策，而成为农民自觉遵守的习惯。

荆门在1980年代后期国家力量强制介入到村庄生育中，生育行为实现了由村庄文化控制到农民理性考虑的转折。而那些计划生育未成习惯的地区，因为传统文化的力量更强，国家强力介入的时间太短，农民生育仍然由村庄舆论和传统文化共同构造起来的村庄文化所控制，农民理性生育的转折点还未到来，这些地区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拉锯。

2002年9月1日

修订关键词　生育动力群众运动

（一）

生育大约有四种不同的动力：一是传宗接代；二是社会竞争；三是养儿防老；四是天伦之乐。传宗接代，通过生育来完成个体生命由有限到无限的转换，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动力，这种动力我称之为本体性价值的动力。在当前中国的南方农村尤其是福建、广东、江西，仍然普遍存在。社会竞争则是儿子多拳头多力量大，因此一定要生儿子。没有儿子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这种现象在以黄淮海流域为典型的华北地区普遍存在。往往是村庄内不同小亲族集团的竞争增强了农民生育的动力。养儿防老类似储蓄行为，指望通过现在的支付来换取未来回报。天伦之乐重视人性的亲情友好，是重在过程而不一定在乎结果的价值，是游戏人生的态度。

总体来讲，虽然全国不同地区农民的生育动力有很大差异，但也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四种动力的杂糅，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某种动力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有力。龚为纲依据“价值—功能”的两分，将中国分为“价值主导型生育需求类型”和“功能主导型生育需求类型”，前者主要表现在华南和华北，后者表现在其他地区。不同生育需求类型变迁速率不一样。功能主导型生育需求受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享受天伦之乐等因素影响，而价值主导型生育需求则受农民传宗接代等超越性信仰层面因素影响。相对而言，功能性生育需求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完善，逐渐衰微；价值性生育需求则会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决定农民生育行为的选择，变迁比较缓慢。在功能主导型生育需求类型下，人们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容易随社会变迁而变迁，生育转变比较顺利，生育率在生育政策干预下快速下降，出生性别比保持基本平衡；在价值主导型生育需求类型下，生育率下降缓慢，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

当前政策部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大失误是只看到了生育在养儿防老等功能性方面的作用，无视农民生育需求中的价值性成分，并以养儿防老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心。这样的理解及以此理解为重心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容易出现偏差。

就笔者在全国调查情况来看，最近10年，农民的生育观念正在极快地变化，生育动力也在极快地调整，生育动力不足的情况已普遍出现。笔者忧虑的是，在农民已越来越缺少对生育的期待，生育动力越来越不足时，计划生育部门却仍然在执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这是否会导致将来的生育不足呢？

计划生育工作的另外一大不足是，自19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工作有效控制了城市人口的生育，而缺少对农村人口生育的有效控制，由此造成更有抚育子女能力的城市人只有独生子女可抚育，而相对缺少抚育子女能力的农村人口却承担了更重、更大的子女抚育责任。也就是说，执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提高中国人口素质，减少城乡差距，加速城市化，都是起了负面作用？

（二）

总体来讲，当前的计划生育也成为针对少数人的工作，这与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执行时是针对所有人的群众工作，是大不相同了。

针对大多数的群众性工作，是全国动员、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是运动式的，是口号式的，可以办学习班，可以搬家具拆房子，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且所有这些强制措施都是“习以为常”的。

进入21世纪，全国计划生育工作难度骤降，在农民计划生育已成习惯甚至允许生也不愿生育的情况下，再采取强制措施搞全国动员的计划生育运动就无必要了。计划生育中因为强制措施所导致的负面后果就不被中央、舆论和社会接受。

但仍有一些地区计划生育工作还是很难，且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票否决仍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超生等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极其为难不知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典型的是2012年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陕西安康大月份妇女引产案例。群众性运动时期一过，在计划生育成为只针对少数人的工作时，一方面计划生育因为只针对少数人，而有了比较大的工作余地；另一方面又因为只是少数人的工作，这个社会就要求用法制的、规范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弄不好就可能引起社会性的情绪大爆发。

从计划生育这个由群众工作向针对少数人工作的转变来看，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也颇有趣。

2013年1月14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