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急流勇退

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布伦南的身体状况明显衰退。1988年8月,他因肺炎住进医院。不久,他又摘除了胆囊。尽管经历了很多手术,但他却很少错过开庭期,仍然顽强地对抗着法院和社会中的保守潮流。

一方面是疾病缠身、年迈体衰,另一方面,新任的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是一个比伯格更难对付的对手,他在思想上比伯格更加保守,在法律素养上,更比伯格高出不止一头。布伦南和伦奎斯特大法官共事18年(1972—1990),他们分别作为自由和保守一翼的领袖,游说着中间立场的大法官。这些年中,最高法院任何两位大法官的投票一致率都要高于他俩的一致率。在每一件关于宪法原则的重要案件中,他们几乎都不一致。[27]可以说,伦奎斯特比伯格还要不善于通融。恰恰因为这一点,伦奎斯特难以促成多数意见。在斯图尔特和伯格被桑德拉·奥康纳和安东宁·斯卡利亚[28]替代,保守倾向貌似加强的情况下,布伦南的影响事实上是增强了。

在保守的里根时代,有伦奎斯特这样的首席法官,爱德文·米斯(Edwin　Meese　Ⅲ)这样的司法部部长,对布伦南而言,要避开公开的论战就变得尤为艰难。1986年8月8日,当布伦南在美国律师协会发表演讲,再次反对“原初意图”理论时,米斯的同道、助理司法部部长威廉·布雷德福·雷诺兹(William　Bradford　Reynolds)策划了一场反击。在密苏里大学演讲时,雷诺兹公开抨击布伦南。他嘲笑布伦南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当作重塑社会的主要工具,不止一次强调这种信念是布伦南大法官的“激进平等主义宪法观”[29]。而且,在坚持死刑合宪性的问题上,最高法院存在着一个牢固的多数。面对承认死刑合宪性的多数意见,布伦南在一个又一个的案件中孤独地书写着异议。他的法律助理回忆说,曾看到布伦南在大法官会议上的“一次死刑辩论失败后,仿佛就要落泪似的回到自己的办公室”[30]。

虽然在法院内外,布伦南要继续自己的司法追求面临很大的困难,他却从未轻言放弃。但是,持续恶化的身体状况,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离开。1990年6月27日,1989—1990年开庭期的最后一天,布伦南发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诉太平洋基金案”[31]的判决意见。判决后,布伦南准备去度假,登机时不慎摔倒,从此饱受眩晕和失忆的折磨。虽然记忆力衰退,他却没有忘记同事道格拉斯退休时的尴尬境地,[32]他要有尊严地离开。

布伦南对马歇尔大法官事先袒露了心声,说自己有意退休。马歇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很快,这个消息莫名其妙地被透漏给了媒体。这句话一说出去,布伦南感到自己是被迫退休的。[33]这一段小插曲,使得这对几十年的完美搭档反目。布伦南对马歇尔很不满,就连马歇尔生病他都没去探望。但是,在马歇尔的葬礼上,布伦南却忍不住后悔为什么不早点放下芥蒂。但不管怎样,是马歇尔走漏风声使布伦南失去了选择的余地。1990年7月20日,他向白宫提出辞职。

当他正式宣布辞职时,一些美国人突然之间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损失,而就在一天之前,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知道布伦南是何方神圣。安娜·昆德兰在《纽约时报》上这样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愿接受布伦南辞职这一事实。他的工作充满了传奇,无论是在司法界还是在我们整个社会,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最好的朋友中的一员离开了政界,我们都会怀念他。”[34]全国各地的社论和专栏中都重复着这样的调子,就像刚刚发现布伦南的价值似的。

布伦南以前的一个法律助理——理查德·波斯纳大法官,在布伦南退休后如此称赞他：“布伦南并没有伪称,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宪法改革,源自宪法文本或缔造者的授权。他并没有要求以遵从宪法文本或历史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行为。基于美国的务实传统,他力求一种实在的结果,通过预期的或未预期到的成就,获得自己的历史地位。但是,尽管最终的评价可能千差万别,我还是相信没有人会怀疑,布伦南所追求的司法信念和他的工作,在当代法律和社会思想中产生了有效的影响。我常常在想,产生这种实效和影响的关键何在。我觉得,它应该是得益于一种个人性情上的温和和平静,以及一种可以被形容为高尚的品格。”[35]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也加入了赞颂者的行列。在最高法院的例行会议上,布伦南是坐在他对面的大法官,按照英国政界的说法,是被很多人称之为“影子首席大法官”的资历最老的大法官。[36]布伦南更是他智识上的对手。伦奎斯特非常坦率地评论了他的同事,毫不隐讳自己加入保守一翼与之为敌的意图。但他把政见上的分歧与私人关系区分开来,并不否认布伦南温和的性情与友好的态度。

布伦南离开了法官席,他却没有离开最高法院,他善于通融的品性和他的宪法观仍在影响着在任的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