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和一段历史
在写李大申故事的时候，我会想到另一位老人：沈一夫先生。因为他们虽是两代人，却在同一所叫做北郊中学的学校里生活过。
认识这位老人的经过，很是特别。
那一年，一个美国朋友说，要介绍我认识一个中国家庭——在一个修道院的闲屋里，由一个美国人作介绍，我和沈先生、沈夫人、他们的大女儿会面了，此后成为好朋友。只是我与他们家住得实在太远，我去过沈先生家探望，可他们总也没有能来我家。
沈先生是个很爽朗、很有个性的人，慈父，却也透出难挡的威严。伯母是典型的南方柔弱女子，家庭平衡得有趣，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女儿，以柔克刚。我只见过大女儿，她写一手出众的好字，裹云挟风，一气呵成，颇有父亲的气势，人却如母亲般温和。后来知道，沈先生当过南京市政府秘书，有些不平常的经历。聊天时，他给我讲了自己的故事。
沈先生与沈夫人
从流亡学生到南京市长秘书
沈先生原名叫沈裕福，沈一夫是他后改的名字。他是南京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沈先生刚考上复旦大学，南京就面临失守。这时，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学生随政府撤退，给出的撤退条件相当好：他和母亲、弟弟，都能够免费坐船。一家因此就随着国民政府撤往重庆。
“当时的青年也有去延安的，”沈先生说，“我的表弟卢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他和我的关系很亲近，就在那时和我分手，去了延安。我上有老母，下有一个比我小十二岁的弟弟，所以，就决定留在重庆读书。”
复旦大学已经迁到重庆北碚江对面的黄桷树镇，沈先生住在学校，家也在一起。那时不仅上学不要学费，他还参加半工半读，每月有二十四元工资，不富裕，却也生活无忧。
在新闻系读了两年之后，他转经济系又读了两年。当时复旦新闻系主任是个老教授，叫谢六逸，贵州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个会员。后来，复旦校方决定改聘程沧波为新闻系主任。程沧波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是宣传部长，还是中央日报社社长。沈先生说，复旦解释改聘的原因，是考虑学生就业，“希望利用程沧波的社会关系，给毕业生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谢六逸是学者，没有这方面的社会关系”。
程沧波的官方背景，显然引起左倾学生的不满。当时，方璞德（即杨永直，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剑尘、方秀莲、严婉宜（教育学家曹孚的妻子）、宛茵（作家叶君健的妻子）等，都是这个系的同学。他们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与共产党接近，就发起了反对聘用程沧波的行动，鼓动同学转系。希望在程沧波接手的时候，新闻系没有学生，变为一座空城。
复旦学生中，有一些来自四川当地的士绅家庭，比较富裕。年轻的沈先生是工读生，也就是个穷学生。他说，共产党员一向倾向接近穷学生，就经常找他。沈先生也和他们一起出过墙报。这次，他们也动员他转系。最后，转系的学生相当多，沈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转系还有自己的考虑。当时复旦的新闻系学生，二年级以上必须转到菜园坝去上课。菜园坝是重庆近郊，学校请教授方便；北碚离重庆市区很远，请教授就比较困难。沈先生的家已经安在北碚，不想搬，也就顺水推舟地转到经济系去了。
就这样，沈先生在复旦读了四年书。毕业后，他考取了中国银行，一起考上的不仅有会计系、银行系的学生，还有外文系的胡昌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沈先生在那里做了两年就离开了。虽然银行待遇优厚，可是沈先生说，当时“自己还年轻，很有朝气，觉得一直在银行没前途，没意思”。离开后，沈先生进入交通部当科员，月薪一百四十元，交通大学毕业生就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元，因为交大难考，毕业生素质相对就高，待遇也不同。沈先生同时还兼了求精中学教员。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在交通部担任了政务次长沈怡的办公室秘书。
青年时代的沈一夫
沈先生在重庆工作期间，在国民党的短期训练班轮流受过训，他参加的是为期一个月的党政训练班第二十七期。从理论上来说，就算他当过蒋介石的学生，听过蒋介石训话，也接受过他的点名。沈先生解释说，所谓点名，也就是“点到自己名字的时候，答‘有’，要求目光直视。蒋介石也就点点头，过来轻轻给你衣领掖正一下，表示关心”。
抗战胜利后，政务次长沈怡原来要到大连去接收。结果，由于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国民党官员张莘夫接收东北时，被苏军所杀），沈怡就到了南京，成为南京市长。沈一夫先生也就随同前往，成为南京市市长秘书。
离开南京去上海
两年后的1947年，沈怡离开南京，接任的南京市长滕杰，是个军人。沈一夫先生也随之离开市政府。同是离开市政府，一个还是高级官员，一个仍为平民，道路就此分开。赋闲一段时间之后，沈怡去曼谷，担任联合国防汛局局长。沈一夫先生在南京一个公共汽车公司工作，负责财务。
眼看政权要易帜，沈先生有些困惑。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对共产党还是有一些概念的。当时不论在上层还是平民中，家庭成员经常分为国共两派不同观点。在我家里就都是共产党，除了表弟卢华去了延安，那个小我十二岁的弟弟，在金陵大学也加入了地下共产党。”沈先生还记得，几年后他读过一本叫《青春之歌》的书，里面有两个人物，余永泽和卢嘉川。他用书中人物对我比喻说：“我当时希望弟弟做‘余永泽’，好好读书，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荒废学业。他却要做‘卢嘉川’，整天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上街，刷标语。他原来叫沈惠生，后来改名沈依群，就是依靠群众的意思。”
另外，沈先生的堂房侄子侄女们，如沈达人（戏剧学专家）、沈达义、沈菊仙等，都是共产党员。小时候，他们组织了一个驼峰社，在家里办一个叫做“雨花”的墙报。每人都在上面写文章。沈一夫也写过“雨后之花芬芳灿烂”这样的文章。多年后，这些侄子侄女们都为小时候家里的墙报游戏受到审查，被怀疑是以沈一夫为首的“反革命组织”，这是后话了。
沈先生说，这样国共观点并存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层家庭。例如，沈怡是国民政府的南京市长，沈怡的大姐夫黄郛（号膺白），与蒋介石是把兄弟，而他的妹夫钱昌照（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就是共产党。钱昌照给过沈一夫一张照片，还一起吃过两顿饭。沈先生回忆说，沈怡家里，就是这样“各走两端”。他觉得，当时对人的政治观点，并不控制得那么严格，说自己倾向共产党观点，也没什么，不赞成的，也就说他们是“胡闹”。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沈先生并不觉得自己与共产党就那么“水火不相容”。在他的经历中，感觉“国民党上层官僚气息比较重，而共产党比较接近群众，很会联络人”。
在当南京市长秘书时，因工作关系，沈先生结识了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只是结识，并没有什么交情”。他也觉得，国民党上层人物对共产党的看法，对他也有一些影响。沈先生回想起来，自己处在“两端”的影响之间。他想了想，告诉我说，他判断自己的观念还是更偏向于国民党一些。但是，在上层圈子的外围绕了一圈之后，沈先生发现，自己实质上不是一个政治中人，他只是一个希望“实干”，做些实事的人。
解放军渐渐临近南京的时候，沈一夫去了上海。
原来南京市政府的秘书长薛次莘，是沈一夫的老同事，这时从上海来信，希望他去那里工作。上海还有他的一些老同事，如上海公用局长赵曾珏，上海公务局长赵祖康，原来都是沈一夫在交通部工作的同事。赵曾珏是留美的电机工程师，过去由他主编，沈先生主笔，还出过一本《战后交通复元计划》。薛次莘答应给沈先生一个职位，他随即去了上海。
离开南京，也使他感觉轻松些。大军压境，虽然沈先生自己知道，市长秘书只是个小官，他也没有劣迹，可是在南京，他毕竟工作在政治上层，多少小有名气，万一自己面临出于政治考量的报复，他琢磨下来，认为自己那些共产党员的亲戚们，不可能出来保护他。在共产党员的侄子那里，他已经听到不少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些理论让沈先生多多少少有些害怕。
到上海一段时间以后，政权改换。沈先生很快和表弟卢华联系上了。卢华给他写信说，表哥“虽然在解放前显赫一时，却为他人奴役之工具”，沈先生说，卢华“写得很沉痛”，他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卢华还希望沈先生去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卢华自己在那里就任宣教科长。
沈先生没有去学习，而是留在上海他原来工作的地方。不久，他们被改编为华东建筑工程公司上海分理处。当时，他们这个单位的“旧人员”被“留用”，原来对新政权有些担心的沈先生，惊喜地发现，当时“自己感觉很好”。
沈一夫本来是个有能力的人，现在负责工程组织管理，独当一面，手下有近千工人。他是副主任，主任是解放军的副团级干部，不管业务，具体工作都是沈先生在做。他们在各个工地盖房子，同济大学的行政大楼、教学大楼，都是沈先生领着盖的。我对沈先生说，我在七十年代进同济大学念书的时候，这个学校还是五十年代的面貌，他盖的那些楼房还在，相比后来的高层新校舍，红砖砌筑的老教学楼，反而给人很沉稳质朴、很学院气的感觉。沈先生听了很是高兴。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了“实干”的用武之地，沈先生说，自己“当时热情高涨，搞多快好省，推广‘苏长有砌砖法’，建设部部长也下来慰问，很受鼓舞”。
沈先生变得非常忙碌，却乐在其中。他本质上又是个文人，工作之余，忍不住要写两笔。他说：“那时的建筑工人生活很无聊，经常发生工人在工地附近的农村，四出寻女人的事情。我就在建筑公司的小报上写过文章，批评不正之风。”当时的军代表王国良十分器重他，他们之间关系不错。
沈先生也参与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政治运动。“五反”开始，沈一夫当过积极分子，斗过“把头”。他记得，当时在华东建筑工程公司搞“五反”运动，公司本部斗了苏州人的总工程师和一个崔姓女工程师。对这些运动，他想得不多，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在建筑管理之中。将近有四年时间，沈先生对工作和生活感觉很不错，他回忆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在解放前一直是个幕僚，而现在手里有职有权，很得意。”
北郊中学
1953年，沈先生的工作单位被国家整体调动去洛阳。沈先生不愿意去，就离开工程局，请调去了上海市北郊中学教书。
听到这里，我有些惊讶。我告诉沈先生，北郊中学就在我家附近的大连西路，我小时候是看着它盖起来的。沈先生摇着手说，当时的北郊中学并不在大连西路，六十年代才搬过去的。“我教书的时候，北郊中学是在郊区，它的前身是晏摩氏女中，是个教会学校，解放后才改的名字。”沈先生还说：“那里校舍很好，大得不得了，有两个足球场。”
原来，晏摩氏女中历史悠久，原名晏慕氏女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和沪江大学是同一个教会系统。1897年4月，晏慕氏女学，由美国南浸礼会的柏乐缇和吉慧丽，创办于上海。校址设于宝山路。学校招收教徒和贫苦人家的子女入学。据1918年在校的张蓓蘅回忆，当时美国教会学校大多是美国人教课，而晏摩氏女中是个例外，“英文课请的英国教师，读的是英国名著。记得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在男青年会演讲，晏摩氏校队唱诗班和其他教会女中轮流担任英文歌节目”。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晏摩氏女中逐步建成初中、高中，学制各为三年。1930年前后，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立案。1942年由“汪伪政府”改为市立中学。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仍为市立中学。
1949年后，创办晏摩氏女中的美国南浸礼会，停止在华工作。晏摩氏女中由新政府接管。
沈先生对政治并没有什么兴趣。在他很投入地为同济大学盖新校舍的时候，并没有关心上海的学校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他进入北郊中学的前一年，1952年，《文汇报》正在批判外国文学名著对年轻人的“毒害”。根据谢泳的研究：“1952年6月4日，《文汇报》在第七版‘文化广场’开了一个专栏，名为：‘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它的编者按说：‘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为散布享乐腐化思想的来源之一，因此在进行分析和批判时，必须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接触到思想根源。’在这个栏目下首先发表了两个读者的短文：一篇是胡冰《我的享乐腐化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另一篇是蒋达章《剥开名著的皮！》。”
这篇文章说：“《文汇报》编者给蒋达章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蒋达章同志看《飘》这本坏小说，是去年在×学校图书馆借到的；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学校图书馆都已经把反动书刊进行了一次清除，如果有个别学校图书馆还没有进行清查的，应当以严肃的向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清理工作。关于清理学校图书馆的情况，希望读者写信告诉我们，作为我们工作的参考。”“这两个读者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都是受到了文艺作品的影响。胡冰和蒋达章的文章同时提到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巨大毒害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这场讨论引起上海大中学生广泛的回应，“6月12日，发表同济大学学生杨寿慈《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作品腐蚀了我的人生观》”；6月28日，也有了“晏摩氏女中学生张仟琴”的文章《清除肮脏的思想向幸福的生活前进》。
沈先生到那里是1953年，晏摩氏女中刚刚被改名为北郊中学，他进入语文教研组，组长陈幼璞，副组长顾正光，沈先生成为一名语文教员。在那里，沈先生遇到两件事情。
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教育机关成为重点。沈先生在读大学的时候，听胡风讲过一堂课。也许是他太不当回事，随口说起，听者有心，沈先生就成了北郊中学反胡风运动的重点。沈先生说：“听课的学生有很多，我根本不认识他。可就要无限上纲，想打我个胡风骨干分子。说是你去听了课，难道就没有背后的接触吗？真是无话可说。”结果，“又是批判又是帮助”。对沈先生来说，最可怕的，是教育系统在海军大礼堂开大会，王若望“从上面下来”，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沈先生，说“北郊中学就有一个胡风分子”。沈先生发现，一个点名，在当时就可能因此被断送。
今天提起来，八十多岁的沈先生仍然难以平静。我对沈先生说，我看过王若望八十年代的小说《饥饿三部曲》，他在“文革”中也坐了牢。沈先生坚持说，那是整人整昏了头，“自己内部斗争”。沈先生说，王若望到他在美国住的亚特兰大市来作报告，“我想递张条子上去骂他一顿”。结果，演讲会的主持人劝阻了他。主持人是沈先生的老同学赵增义。最后，他总算没有被定作“胡风分子”，算是逃过一劫。
沈先生在北郊中学遇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学校调查他的历史问题。所谓“历史问题”的“利害”，他到后来才知道。这时候，他对我提到一个人，北郊中学的女校长朱瑞珠。
北郊中学校长
听到朱瑞珠的名字，我有些说不出的感觉，那是我既“熟悉”又不相识的一个人。就像北郊中学，那曾经是我天天在卧室窗口可以看到的一个学校，我却不是它的学生。
在我小学毕业的1965年，上海的中学分为市重点中学、区重点中学、含高中部的完全中学，以及只有初中部的初级中学。我们升中学，是先填写个人志愿表格，再通过全市统一的入学考试，分别录取。从理论上来说，录取标准是由升学考试的成绩，结合个人志愿，决定去向。
说是“理论上”如此，是因为背后还有一个不对学生宣布的政策，那就是学生的家庭出身是一个重要参照。当时并不公布考试成绩，所以，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不能按志愿进入理想的学校，也无从申辩。更有的孩子因出身落选，不能升学，十三岁就注定了血缘决定命运。
不过，对当时大多数学生来说，知道的还是“升学考试分数加志愿”的公式。北郊中学是虹口区重点中学，是个相当好的学校。在我的邻居中就有不少北郊学生。其中有大我两岁的秦巧俐，她常常给我讲朱校长的故事。印象中，那是个很受学生爱戴的女校长。
真的体会朱瑞珠的魅力，是在我临近填写升学志愿书的时候。
当时，大学升学率是考核中学的一项硬指标，中学的生源质量自然就很重要。区重点夹在市重点和普通中学之间，自然要竭力争取成绩偏上的考生。我们填写志愿之前，正值“六一”儿童节，朱瑞珠精心准备了一整套节目，然后向附近所有小学发出邀请，对象是毕业班成绩前十名的孩子。那天，接到邀请的孩子，欢呼着冲出教室，已经有点肆无忌惮。我还清楚记得，以管教严出名的班主任，此刻眼睛里飘过一丝失落。就在这点复杂的眼神里，我忽然明白，我们和小学六年的联系，已经终结。
“六一”那天，北郊端出盛大庆典，我们和中学生一起过节。回想起来，那是精心策划的青少年政治教育的经典样板。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庞大的仪仗队出队旗，鼓号齐鸣。一开场就是朱瑞珠校长讲话，热情洋溢，她无疑是个鼓动家，以欢迎我们开始，以期待我们加入北郊中学革命大家庭结束。然后，有阵容整齐的旗语表演，整齐地打出“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口号，还有航空模型表演、歌舞戏剧，外加晚上的两场露天电影。只记得两部电影都涉“阶级敌人破坏”，小孩子们糊里糊涂地把它当作侦探片，看得紧张刺激。
白天高潮迭起的庆典中，朱瑞珠还精心安排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向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组织转换的隆重仪式，这是小学里看不到的风景。在刚满十五岁的超龄少先队员的退队仪式之后，马上是一些刚退队的先进学生加入共青团的宣誓。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发现列队上台的十几个幸运儿，排头的恰是我的小朋友巧俐；另一列是上来给新团员戴团徽的，前面是党团组织的重要人物，领头的正是朱瑞珠校长。等两列队伍一一对上，恰是朱校长给巧俐戴团徽。那天，白衬衫蓝裙子的巧俐，兴奋得满脸通红。
填写升学志愿对一些孩子来说，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的事情。最后关头的那一点推动和诱惑，会很有效果。虽然我自己是个主意蛮大的孩子，并没有因此改变原来的志愿。可我也真的看到，身边有些同学就是被朱校长的盛情打动，弃原来更高的目标，奔北郊中学而去。
“文革”中，巧俐常告诉我一些北郊中学发生的事情。当时，中学校长受到“冲击”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以，听到朱瑞珠校长跳楼跌断一条腿，我并不那么吃惊。就像巧俐那时告诉我，北郊学生把一只猫从教学楼五楼扔下来，我也一点没有觉得意外。
在多年以后，有朋友在做这方面的历史研究，我马上想到朱瑞珠的遭遇，把她作为一个受迫害中学校长的例子，讲给朋友听。
校长和沈先生
没想到，在沈先生这里，我听到了另一面的朱瑞珠校长的故事。提起校长朱瑞珠，说切肤之痛、说悲愤，怕还远不足以表达我看到的沈先生的感受。
北郊调查沈先生的“历史问题”，是这样开始的。北郊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陈幼璞告诉沈先生，朱瑞珠校长很器重你，要重用你。因为要对你负责，才要把你的问题调查清楚。据沈先生说，参与调查的，还有朱瑞珠的一个沈姓女助手，还有共青团书记李莹、党支部的陈晓莺。他们组织了到外地调查，花了很长时间，也花了学校不少钱。
调查结束以后，共青团书记李莹代表学校找沈先生谈话。她说，沈老师，为了你的历史问题，我们跑得天南地北，问题现在弄清楚了。我们花了很大精力，这完全是朱校长、书记亲手抓的。历史问题对一个干部非常重要。现在，定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当时李莹给了沈先生一个历史鉴定，写明他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
沈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嘴上敷衍着，心里并不认为对一个中学教师，有什么大动干戈“调查历史”的必要。他甚至觉得这样的结论太可笑，很不以为然。后来，“有经验”的老师为他捏把汗，私下对他说，“你真是‘拎不清’啊，学校为了调查你的问题，花了那么多的钱。现在定下来是‘好人’，你应该当场感激，表示出肝脑涂地、感恩戴德的样子才对”。沈先生对我说：“我这个人有点马大哈，觉得他们多此一举。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个没有劣迹的芝麻绿豆的小官，谋生而已。要我感恩戴德，我觉得我也没什么恩可感。”沈先生觉得，自己不以为然的态度，使得领导不太高兴。他也没放在心上。
所谓的“历史问题”调查，好像就这样顺利过去了。
北郊中学当时在交通不便的上海郊区，对住在市中心的沈先生来说，很不方便。他去学校，下了公共汽车，还要在载人自行车后面坐上二十分钟左右，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次。沈夫人刚刚生了孩子，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沈先生的家住在当时的陕西南路271弄，在沈先生的家门口，恰好新开办了上海市第五十五中学。沈先生说：“它那里摇铃了，我在家里听到再进去上课，都来得及，就那么近。”
这就是沈先生后来说的他的“私利”，他想调动工作，上班近一些。沈先生估计朱瑞珠不肯放他走，就决定在征求北郊中学同意之前，自己先去联系。
那是1957年，当时是在“反右”运动当中，五十五中学刚刚成立，正缺有经验的教师，校长张毓恒听了沈先生的情况介绍，很高兴，说你有这样好的学历和教学经验，就赶快过来吧。沈先生还是老概念，认为谋生的关键是“找工作”，只要新工作落实了，离任总不成问题。于是，沈先生得到张校长的接纳，他就通知北郊中学，他要辞职了。
沈先生说：“这样一个举动，就为北郊中学的朱瑞珠所不满。认为我们为你花了那么多财力精力，把你的历史搞清楚，你倒要走了。”这时，李莹来找沈先生，要把那份历史鉴定拿去看看，后来就没有归还。沈先生问她，她说存档了。沈先生即将离开，也没有在意，他说自己“不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这样，沈先生个人保存的北郊中学对他历史问题的正式鉴定书，就稀里糊涂地被收走了。沈先生说：“我走的时候，朱瑞珠非常不开心，说你没有经过组织的调派自己就去，这是不好的，很不好的。”虽然组织关系还没有从北郊转到五十五中学，沈先生已经开始在新的学校上课了，似乎木已成舟。
沈先生说：“我就这样去了五十五中。已经去了，我想，他们也就算了。”
谁知，不久以后，北郊中学先转了一大堆材料到五十五中，说沈先生有“历史问题”。五十五中有一段时间就不敢再安排他上课。接着，如晴天霹雳，沈先生接到通知，北郊中学向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沈先生为“历史反革命”，起诉的依据，就是沈先生在解放前的工作经历。
沈先生告诉我，在虹口区人民法院，他对法官说，我的历史问题有过结论。法官问，鉴定呢？沈先生说被学校收去了。法官说，你空口说白话嘛。沈先生想起刚刚过去的“反右”，他对法官说：“我在反右中没有说过一句和党和政府不符合的话。”法官说：“态度也就可以说明问题。”法官的话因此对他冲击很大，他反反复复对我说：“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凭一个‘态度’就可以了！法官竟然说，态度也可以算罪行。”对沈先生来说，如四周突然一片汪洋，他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在人人落井下石的时候，哪怕一点点同情，沈先生都记得刻骨铭心。当时沈家的奶妈说，沈先生是好人，我要去对法官说。直到现在，沈先生提起来还由衷感激。
沈先生说：“法庭上没有说几句话，说你应该感谢党给你最轻的处理。”判决下来，他被“开除公职，管制一年。虽然只是管制一年，却算是刑事范畴，是判的刑事罪，所以必然要开除公职”。那是1958年，几乎社会上的一切工作机会，都已经是公职了。所以，沈先生知道，“开除公职了，一切就完了”。
今天，在写着这个故事时，我仿佛还能听到沈先生的声音：“我有什么事情？！又没犯罪，没劣迹，我一点坏事也没有做过！”
可是，还有“一年管制”怎么“管”的问题。
离开学校的沈先生
沈先生抱着最后希望，回到五十五中对张毓恒校长申辩。校长面对法院的判决，也无可奈何。沈先生告诉我：“校长讲，我们手里的材料全部是他们转来的，我们自己没有搞一点点材料，我们就像是执行命令、政策。”绝望的沈先生走投无路，只能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找到五十五中的人事干事徐惠卿，请求“管制一年”能否就由学校执行。沈先生其实还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管制”，他想，不教书就是了，谁知后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判下来以后，徐惠卿让我交出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说要送我去青海改造。我说能不能在学校管制。她说留在学校不合适，学校有学生，放一个管制分子不好。去青海能够加速你的改造。”
当时正值“反右”运动之后，对“右派”作出处理的时候，五十五中刚成立，学校人不多，只有二十来个教职员工，却也有一些教师被处理。沈先生回忆说：“五十五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右派，他认罪好，就留校管制。”成为右派的还有女教师陈娟、历史教师李允泰。“后来我知道，五十五中的语文组长，送到安徽教养，在教养期间死了。有些是我回来以后才听说的。”
五十五中同时和沈先生一道去劳教的，还有二十多岁的青年美术教师王柄坤。他年轻气盛，不认错，被定作极右分子。王柄坤是由公安部门到他家去抓的。沈先生被指定去虹口区的横浜桥收容所。校长张毓恒对沈先生有些同情，他还雇了辆三轮车，把沈先生送到了收容所。坐在三轮车上，沈先生还不知道收容所是什么意思。
“横浜桥收容所完全就是囚犯待遇。一早起来集体跑步。”沈先生回忆说，“在横浜桥是一个大通铺，上下铺，干净倒是干净，没有臭虫。”能吃饱。可是他心情很糟，吃不下。“那里三教九流、流民乞丐都有。”他旁边是个复旦大学的讲师，“研究明史的，不大讲话”。
在那里关了一个月不到，见过两次家属，沈先生就被送往青海。他回忆说：“坐闷罐车，中间放两个桶，小便大便都在里面。就睡在地下，我就弄点纸头。闷罐车原来是运盐的，乱七八糟。到了一个站，军人拿着枪，让我们去倒马桶。我们就是靠着铁皮，打打瞌睡。坐火车时见不到天日，昏头昏脑的，前途如何也不晓得，也不能与家里通信，火车到了张掖，就转坐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到达的是祁连县的一个劳教农场。农场几百人，分成一块一块，叫一组一组。房子是原来就有的土房，住进去就是了。
那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给你细算。沈先生被判的是“管制一年”，送进劳教农场，就变成了“劳教”，而“劳教”按理说是“行政处分”。沈先生根据自己的体会说：“劳教和劳改其实是一回事。劳改是有刑期的，判个十年八年，劳教没有刑期规定，但是它有八个字‘主观努力、客观需要’，没有时间限制的。‘主观’是你在农场的表现，‘客观’是外面需要你。现在开除公职了，外面不需要你，就没有时间。”“可能劳动强度不同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在青海祁连看到过劳改的背木头，一个个排着，很苦。我们比较自由。”可是，“那么大的地方，方圆多少里，放给你跑，你也跑不掉”。
来劳教的还有中学生。沈先生身体不好，干着轻活。有一次积肥，他吃惊地听到有人喊他“沈老师”，原来是五十五中的一个女学生。“她说，沈老师，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一问，原来那时卢湾区有个体育俱乐部，这个女学生经常去那里溜冰。学校说她是女流氓，是阿飞。就把她送到青海劳动教养。”她对沈先生说，沈老师你积肥啊，那我们这个女厕所的粪就全给你好了，我守在门口，你来舀。沈先生说“就有那么巧”。
沈先生在那里看病时，认识了一个青海的女医生。她告诉沈先生，管制一年到期的时候，你要申请撤销。一年到期时，沈先生就申请了，可是管制撤销以后，并不放人。
沈先生所在的农场，“以无业游民为主，知识分子少”。有一天，队长来问，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医生，懂得扎针的。沈先生看过一本讲针灸的书，就回说，我是。队长不信，说你是做教员的。沈先生就解释说，中医有一种儒医，看书就可以了。队长就让他试试。沈先生说：“劳改劳教农场普遍缺乏医药，我就做针灸医生了。那里病人都是饿的，来就是休息。到队部请假来看病，可以偷点懒，不出工，借这个机会休息休息。没有什么药，就是扎针，扎针不花本钱。哪里说痛就扎一针。我和他们都是彼此彼此。我说你来了就要吃点痛苦，他们就说没关系，你扎好了。”沈先生也趁这个机会有了个休整的机会。
很快就是大饥荒时期。沈先生记忆最深的，就是饥饿，“吃饭规定一人一瓢稀的。粮食定量很少，就是稀饭也吃不饱。我在收容所认识的那个复旦讲师，在那里饿得就吃‘胃舒平’”。他记得一个年轻的放射科医生，“上去采石棉矿，饿得休克死了”。沈先生说：“在那里饿死的和撑死的比例差不多。饿了以后，一些年轻人就去偷青稞，偷来就炒一炒，一下吃多就会撑死。”
后来，饥饿越来越严重，管理也就越来越松，“不劳动在那里赌钱，也没有人管。赌什么呢，没有钱，多数是赌糖精片，那里乱七八糟”，活下去成为唯一的目标。有一次，囚徒们把农家的羊偷来杀了吃，叫沈先生放风，分给他一个羊尾巴，“都是毛，”沈先生感叹着，“那个时候实在肚皮饿啊。”……“人到了那个时候啊！”
偷吃要冒挨打的风险，“犯错误的，队长不打叫组长打”，因为队长是干部，组长是囚犯。“打得差不多了，队长就来说，别打了，你怎么打人啊。其实是他自己叫打的。就是这种方式。因为规定不准侮辱，不准打骂。其实犯了错误都要打，偷东西更要打，都是为了吃。还有叫劳动你不劳动也打，叫组长打。”
只要表现出一点点同情的人，沈先生都心怀感激。他对我说：“有一个老头子队长，人蛮好。”因为他对囚徒们表达了一点同情：“他说，粮食是队里的，肚皮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偷吃，吃坏了肚皮，你们自己负责任。我劝你们不要这样。”有个叫顾铭君的，也是中学教员，跟沈先生关系很好。最后熬不住，逃跑了。那个老头子队长说，“逃出去不容易，四面都是水，野狗野狼，要把你吃掉。逃会把命送掉，我劝你们不要跑，吃不饱做不动就歇歇。”沈先生说：“这个老头子人好，年纪大了，很有人情。”逃跑的朋友顾铭君生死不明，晚年的沈先生念念不忘，他从美国回来探亲，还怀着最后希望，通过公安局试图找到他，却始终没有结果。
后来沈先生住进农场医院，“中间放个马桶。我们睡在地上。病重的就头朝外。医生交接的时候就叫名字，听到回应就说，啊，你还没死啊”。睡在沈先生边上的一个病人就死了。“究竟死亡比例多少我也不知道。都没有什么大病，很少有感冒发烧的，都是饿死的”。
1961年，农场终于断粮，只得宣布解散。万幸的是，沈先生还活着。沈先生离开学校之后，1958年到1961年，在青海如是三年。
三年之后，沈先生完全被“教养”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还不到五十岁，却只求“活着”，以前最起码的愿望，如今都成了想都不敢想的奢求。
沈夫人很少插话，这时，对我提起她的弟弟浦厚生。
浦厚生从1949年前开始，就一直在银行工作，1957年，他是上海市虹口区银行办事处副主任。有一天，他在银行的地上捡起一张废纸，顺手打开一看，是油印的一个名单。那是所谓“肃反运动”中的整人名单。浦厚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哦，黑名单嘛。沈夫人说，她弟弟惹祸，“就这么一句话”。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这句话被人揭发。单位里叫他交代反动思想，他始终不认罪，只说，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最后，他因此成为“右派”，再加上1949年前在“旧银行”工作，算是“历史问题”，被判了四年徒刑，送青海劳改。
1961年，浦厚生劳改的农场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宣布解散。和他一起劳改的复旦大学讲师徐则文，就在那个时候被放回上海。浦厚生却没能活下来。沈夫人回忆说，弟弟浦厚生是个传统的银行业人士，严谨认真、做事一板一眼。沈先生说：“浦厚生这个人真实，做银行的。在那个环境里，要偷吃扒拿的才能活下来。像我给偷羊的人放风这样的事情，他不会做的。违反规定的事情他都不会做的。”最后，“浦厚生落个死不见尸”。浦厚生的夫人金力平当时也是右派，不敢对农场提出要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平反”以后，才敢写信给劳改农场，要求寻找丈夫的尸骨，最后也没能找到。
农场解散，却不准沈先生回家。由沈先生的弟弟担保，让他在江浦的农场做农工，工资一个月十元人民币。两年后，江浦农场嫌他不会干活，沈先生说，“他们说城里人有什么用，回去回去。我就回来了”。回来，十元工资自然没有了，江浦的农场只给沈先生寄粮票，其他如油票、布票等等一概没有。上海不准沈先生的户口进来，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施根堂威胁他说“你行李不要打开，随时准备走”。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家人生活得战战兢兢。沈先生说“风吹草动都有我们的事情。有事拿我开刀，借题发挥”。“文革”中，街道“批斗”沈先生，他十五岁的大女儿沈扬也被押在现场“陪斗”。孱弱的沈夫人受到丈夫牵连，被“下放”到翻砂车间工作。
我问起沈先生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沈先生反而变得平静。对他来说，他已经“懂”得既然他被纳入这个逻辑，此后发生的事情，就只能在这种逻辑下逆来顺受，“文革”只是逻辑推演下的“题中应有之意”。已经习惯在这样逻辑中生活的人们会认为，按照沈先生的情况，他“出事”只是早晚的事情。沈先生说：“后来人家还对我说，你亏得去坐牢，不然‘文革’要给红卫兵弄死掉。”
他没有理由反驳，沈先生看到，五十五中那个家住复兴路的右派女教师陈娟，在“文革”中“被逼着吃大便，她不吃，就撬开嘴塞进去。她后来自杀，但是没有死。现在还活着”。沈先生说：“五十五中还有一个历史教员叫李允泰，苏州人，是住在学校的。被红卫兵日夜拷打。我们住的陕西南路271弄，就在学校旁边。半夜里，就能听到李允泰被打得一声声惨叫。周围的老百姓都反感，都说，学校怎么也不管管，这个老头子要给他们打死了。你们要他死，就让他死，怎么能这么打？”
沈先生不得不承认，当“文革”开始的时候，他由于前面种种，此刻站在校门外没有工作，竟然是一种幸运。
晚年的沈先生
我一直听到关于这段历史的解释，人们说，那是因为左倾思潮的泛滥，我想，那更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扼杀了一个具备常识的社会。
沈先生在讲述他的故事时说，最令他震惊的是他听到自己的“罪名”和被迫接受这种逻辑的那一刻。这不仅是他的生活轨迹被扭转，更是他以前赖以生存的全部常识、建立在常识上的法治观念，包括“罪与非罪”、“正义与非正义”的定义被整个颠覆，颠覆得令人惊心动魄。从此，他活在这个社会，不再有任何安全感。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也会出现一个人要报复另一个人的念头，可是他不可能达到朱瑞珠对沈先生这样报复的目的。假借革命话语，把一个人强行归入刑事罪，只有在非常态的逻辑统治社会的时候，才能做到。最后，同样的逻辑，又逼着朱瑞珠校长跳楼。有人天真地以为，那是被颠倒的状态被报复性地颠倒回来，不是的，“文革”中校长们普遍的罪名，不是他们曾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了沈先生这样的教师们，而是他们被指责以往“清理”不力，庇护了“阶级敌人”，抑或他们自己就是“敌人”。那是这种逻辑在向更极端方向推动的结果。
讲述沈先生的故事，是在讲述一些细细碎碎的细节，在我眼中，历史就是由细节组成。我曾经留意到，沈先生和我的前辈好友、复旦大学物理教师李梧龄先生，在几乎相同时间，在同一个横浜桥收容所被拘押，然后被送往不同的劳改农场。我曾经分别向他们求证过一些细节。他们相同的细节回忆，呈现出的历史联系，给我一种很异样的感觉，就如一个共同的北郊中学、一个共同的校长，在暗暗联系着我的朋友李大申和沈一夫先生。这种细节的脉络在隐隐伸展，在描绘着一个学校、一个社会的景象，也连接起许许多多活生生的、曾经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也牵着他们怀着深深隐痛的家庭。而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只有那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
远在美国的晚年沈先生，几乎是不自觉地，他的目光永久地在注视着一些人。
他把温和的目光投向那些同命运的人，例如五十五中的右派老师们，虽然他们之间在几十年里，相互并不往来。在讲述遥远故事的时候，沈先生会顺便提到这些人的近况。同时我发现，他也以一种奇特目光，注视那些改变了他命运的人。沈先生离开北郊中学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他却清楚地知道校长朱瑞珠几乎每一阶段的情况。但朱瑞珠去世的消息，却是我告诉他的。
这种注视令我心惊。
我的好友李梧龄先生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夜半噩梦伴随他的一生；沈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不约而同地写道：“我每忆往事，至今还往往从梦中惊醒。梦见我还在狱中，并自问：‘我怎么又到这里面来哩。我要回家……’”这封信2003年写于美国。
那是一个已经处身于正常生活中的老人，黑夜中不由自主地咀嚼着自己反常的一生；那是白天竭力消除了的记忆，在黑夜里又如鬼魅一般，默默地回到身边；周而复始。
我仍然感到庆幸：至少，沈先生有了一个白天是幸福而安稳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