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整个瓦欧达尼印第安人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原始部落文化在现代文明扩展下的复杂面貌，读来的感受渐渐超出了故事本身。

与石器时期的瓦欧达尼相类似的原始部落们独特文化的存在，依仗的是绝对的封闭。部落消亡的现象一直在发生，主导消亡的是疾病和部落之间的战争、杀戮乃至自相残杀，总的来说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方式。

原始部落的扩张性不强，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力有限。文明发展，其实是人的能力在增强，同时需求也在增长，然后是交互刺激，发展后的文明也就渐渐具备了获取更大资源的超强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世界必然遭遇，由于两者之间的差异过大，遭遇之后酿成悲剧的可能性也不小。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石油公司开始进入亚马逊流域开采石油。最初的冲突，是部落民遇到石油工人进入他们活动的领域，出于安全本能，发生杀戮伤害。五十年代末，传教志愿者进入原始部落，他们具备源于宗教信仰的人道理念，可是处在两个文明的夹缝之中，他们左右为难。

到了六十年代，随着石油开采的发展，既然瑞秋·萨因特等志愿者成为唯一能够和瓦欧达尼部落沟通的人，石油公司就希望他们能提供协助来实现瓦欧达尼部落的迁徙。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今天的环境保护概念，即便是今天，在现代社会强大的需求面前，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环境保护和能源开采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石油公司对于这些志愿者来说，是一个庞大得多的实体。志愿者根本没有能力阻挡或延缓石油开采。志愿者面前只有一个不容商量的选择：在他们视做亲人的原始部落生存环境即将随着能源开发而彻底恶化的现实面前，他们答应协助说服和帮助大部分部落的迁徙。他们做了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力求让新的保留地生存条件比原来更好一些。他们的行为也引来后人的批评，指责他们助纣为虐，帮助了石油公司，为破坏亚马逊热带雨林“扫清了道路”。假如事情的争议焦点仅仅是在这里，或许还简单一些。更为复杂的是，两个文明相遇必然产生整体性的变化。你不可能只改变它文化中的一点而不改变其余的部分。

随着传教志愿者对部落影响的扩大，长矛杀戮在逐渐减缓，很多部落民有了宗教信仰。可是他们的文化，包括杀戮本身，是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本身相关联的，例如对老人的弃养杀害。而志愿者改善他们生活状态无疑也是在使得部落传统文化本身逐渐消失。他们开始从外界获得援助和资源，得到外部的食物、衣服、用品，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为类似婚姻结合的每一对男女提供一个遮蔽风雨的茅屋，如此，一个石器文明也就在消失之中。这些结果，也受到文化相对主义者的猛烈批评。

还不仅如此，瓦欧达尼部落被外部世界获晓，接触他们的危险降低之后，就有各色人等来到这里。他们和瑞秋这样常年生活在部落里、把自己当作部落一员的志愿者不同。他们有旅游的、猎奇的，有来采访的记者、来拍摄纪录片的各大媒体，有人文学者、艺术家等等，还有想利用部落民实现商业目标的，甚至想利用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在这些外部人群中间，的确不乏怀着好意和同情者，例如打算采访宣传原始部落，意在呼吁社会关注的记者。可是，大量的外部刺激，使得原来的部落文明在迅速变质和解体。对于这样的解体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至今还是争论久远的不同学术流派的课题。

在这样的过程中，大部分瓦欧达尼部落，也逐渐从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学到很多东西。一开始，他们眼中的外人都和入侵的野兽一样，是必须攻击的目标，“Waodani”（另一英译为“Waorani”），是他们对己的称呼，在他们的语言里，意思是“人”。而外面来的人，一律被他们称为是“Cowode”，也就是“野蛮人”的意思，在他们的眼里和野兽的地位差不多。在接触了传教志愿者之后，他们改变了对“Cowode”的印象，认为外部世界的人都是天使般的好人。而当他们接触更多外来者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倒过来修正自己的印象。

这样的学习过程，其实是他们和外部世界融合的过程。在原来的世界里，瓦欧达尼人是相对选择单一、相对单纯的。和外部世界的频繁接触之后，瓦欧达尼人之间严重分化，拉开了非常大的距离。仍然有少数的瓦欧达尼部落民，维持原来深山老林游猎和杀戮他人也自相残杀的石器时期的生活。1987年还有两名试图和他们沟通的志愿者被杀害。这两人都是厄瓜多尔人，一名修女和一名传教士。另外，游客被杀也偶有所闻。

部落民世代与外界隔绝，他们对许多疾病没有免疫力。据说从来自欧洲的外来者那里，带来了小儿麻痹症的病源，导致在瓦欧达尼部落的一次小儿麻痹症大流行。同样道理，他们对外部文明也缺乏免疫力。对逼近的外部文明，他们常常没有判断和择优拒劣的能力。大多数瓦欧达尼部落在最近二十几年里，令环保人士诧异地欢迎石油公司的到来，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许多丛林生活原来没有的好处，例如石油管线形成的通道，成为他们外出的道路，扩展了他们狩猎的范围；修建机场等设施，带来了石油公司的金钱和物质补偿，还有年轻部落民的工作机会。但也有一部分部落民，则在环保人士的教育帮助下，开始成立自己的组织，选出自己的代表，呼吁人们对亚马逊流域环境问题的关注。达玉玛，那个第一个走出丛林，为自己的部落引入外部文化的瓦欧达尼女人，和另一名部落妇女，曾分别带着呼吁书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要求美国政府关注美国石油公司在亚马逊流域开采石油，因而破坏环境的情况。与其说这是他们坚持保护自己原有文化的努力，还不如说，他们是在文化演变上更加向前跨进了一步，因为他们引进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政治”。而在引入“政治”的时候，甚至也同时引入了另一种层面的争斗，甚至“政治腐败”。瓦欧达尼因而变得十分复杂起来。这也是环保人士所没有料到的。

这是在我们看得见的眼前，生生演出的一场五百年来文明碰撞史的浓缩版本。

很久以前，我曾经有过和类似的游猎部落民长时间共同生活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既不能完全用我们的价值观去想象他们的感受，也不能以绝对文化多元的思路去美化他们本身的状态和对外部世界的反应。那是一个极难把握的分寸。

特殊地域文化的保存，是一个艰难课题。封闭文化只要向外部文明露出一道哪怕只能射入一丝光线的缝隙，就不可能完全维持原状了，要保护留存这样的文化，也只可能是部分保留。既然谈及选择性改变，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部落文化的标准，还是外部文化的标准？更何况就连外部文化都不是单一标准。还有，如何真正了解部落民的感受，他们究竟是希望更多停留在原始状态，还是希望享受你我正在享受的现代文明？“保护”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外部文明的概念。退一万步说，即使特殊区域文化的“去”、“存”选择，都已经有了确定无疑的答案，实际操作中又如何控制实现？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可惜的是，外部世界是一个“自我”膨胀的地方。面对异于自身的文化，“一味的傲慢”和“一厢情愿的理想化”，都源于人类对世界和自身认识的局限。可惜，我们看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常常是在两极之间跳跃，而身边又是现代化疾风般推动的脚步声，容不得推敲和思考。演变是如此复杂，每个人都可能以其现代生活的方式参与其中，即使是对独特文化消亡表示惋惜和批评的人，最终可能都在为一个文明的消失做着间接的推动。

亚马逊丛林走过一群群自信的匆匆过客，他们常常成为主宰部落民命运的主角。而真正愿意奉献其一生来了解和帮助丛林原住民的志愿者们，往往是和丛林部落一起，在历史的宿命中成为悲剧的一部分。

一个独特文明，能逃避因文明碰撞而被改变的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