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特劳德所在的那两年多，是纳粹和希特勒的最后时刻。这个时间跨度，足够使得特劳德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凶险的前景和面临毁灭，又把这个年轻女子和她并不完全明白的东西，死死捆绑在一起。

特劳德亲身经历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历史事件，德国一些高级军官试图炸死希特勒。那天在自己住处，特劳德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特劳德回忆说，那里平常一直有各种响声：鹿踩了地雷、空袭或者是试验新武器，可是从没有这样响的爆炸声。后来知道是司令部建筑发生了爆炸。她和同事们当时有许多疯狂念头，“不知道元首怎么样了，他要是不在了怎么办，谁来领导我们”，“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她们被告知，希特勒没事，他正在自己的住处，“假如愿意，我们可以去看他”。进去的时候，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可笑，“头发全部都竖起来”，“他爆发出大笑：‘我活下来了！这说明我是命运注定被挑选来完成使命的！’”希特勒对她们说，他们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犹太人要疯狂报复。他们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敌人将怎样摧毁德国和我们的文化。这个“他们”，当然是指试图暗杀他的人。

这次暗杀，使得希特勒变得更妄想、多疑。特劳德认为，在此之前，打到那一步兴许还“可能是选择和平”，“从此以后，就不可能是和平了”。当晚希特勒发表演说：我奇迹般地活下来！我一定要赢得战争！今天想到希特勒的话，特劳德说这“真是愚蠢”。

希特勒对“假如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作出种种恐怖的前景预言，在当时的特劳德心中都是真实的。这都使得特劳德把希特勒必须胜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国的唯一出路。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事件本身：高层分裂，将军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希特勒，加上战事失利，不可能不对这个小圈子带来冲击。特劳德也开始成熟：“在我内心深处，我开始怀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对的吗？对这个状况提出疑问，其实就要启动一个探讨，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在这个例子中，假如你尊敬一个人，赋予他很高的价值，你其实就并不真想去毁掉那个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着是灾难，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势急转直下。4月21日，伊娃组织了那里的最后一次晚会，还是放着唱片跳舞，音乐很动听。可是特劳德已经预感到失败在逼近，“那两天我觉得气氛很悲哀”，她提前离开，去睡了。

第二天，4月22日，希特勒召集会议：门突然打开，希特勒走进来。他先到几个还留在那里的女人面前，对她们说：“全完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柏林。”“他完全是一张石头脸，已经是戴着死亡面具的脸。”“我们全傻在那里。伊娃走上去，双手握住他的手说，我的元首，你必须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然后，第一次，我们看到他亲吻了伊娃的嘴唇。”“我们两个也说，我也留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只是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焦虑，我害怕离开这个安全的环境，也可能并不真正意识到有多么严重。”然后希特勒说：“我会开枪自杀。”又加了一句：“我希望我的将军们也会有同样勇气。”说完希特勒走出去，特劳德回忆说：“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脸色有红有白，像死人一样。”由于过度紧张，“后来我去做了什么自己都忘了。”

叙述这最后一个星期希特勒大本营的毁灭过程，特劳德就像是在叙述一件昨天发生的事情。她是紧张的、激动的、全神贯注的。可以想象，对二十五岁的特劳德来说，压力远远超过了她能够承受的限度。在希特勒宣布“一切都完了”之后，每个人口袋里都开始揣着毒药。她们怀着求生本能，劝说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杀，似乎他的生命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前景必然将是一回事。偶尔几个女人到户外去透一口气，宁静的大自然使得她们感觉有生的希望，而回到办公室却又是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也许最能反映她们的状况是这样的场景，特劳德回忆说：她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的话题却是“以怎样的方法自杀可以少一些痛苦”。

最后，希特勒在自杀前，要求特劳德为他做了最后一次口述记录。当希特勒说，他要对这场战争说出一切时，特劳德激动地想，我终于可以知道真相了！终于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些什么了！可是她听到的，居然还是那些空泛的陈词滥调。也许，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终于在这个女孩面前光环褪尽。紧接着，希特勒和伊娃自杀。他们死后，特劳德没有去看。她“静静地坐着，突然发现自己恨透了这个人。如此不负责任，就这样扔下大家撒手了事”。前前后后，就是一连串这样目不暇接的大变故：有人，包括希特勒和伊娃，为死亡而先举行婚礼；有人逃跑；有人，包括伊娃的妹夫，因试图逃离被枪决；最后是周围大批人的自杀。而这些变故，都是在耳边响着的盟军轰炸和枪炮声中匆匆发生的。讲述的过程仿佛是再次经历，特劳德的语流越来越快，神情越来越激动，终于她如同再次经历大崩溃，几乎是呻吟一般：“让我休息一下！”

就在看着特劳德讲述这段最后回忆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对特劳德来说，她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一个悲剧。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段青春，是和这样一个“邪恶中心”联系在一起，这个中心不是抽象的，那里有一个一个的人。从十三岁开始，她就全身心接受了唯一的思维方式、宏大的理想、个人的牺牲、投身悲壮事业的信仰、热爱和信赖自己的领袖。在如此氛围中，她和周围的人建立起亲密的同志、朋友关系，也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走出这段历史之后，回忆到那几年时光，只要涉及细节，她本能的自然反应，必定是当年的感情，比如当时和一个个同事的感情，共处的情景。当这一切崩裂的时候，她是崩裂的一部分。对她来说，一旦回忆，就自然会跳出许多令她动感情的细节来：戈培尔最后带一家人躲避到那里，央求特劳德安排孩子的住宿。她几次在采访中提到这六个孩子，“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而最后，“那个最大的十岁孩子，眼睛里有我看到过的最忧郁的眼神，我相信她是感觉到了什么的”。说到这里，特劳德非常难过。虽然这部片子没有交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情节，戈培尔夫妇自杀前，先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其实，即便是提到布朗迪——希特勒的那只狗被毒死的情节，特劳德都会很自然流露出痛心。

以特劳德的生活经历，这样的感受是自然的。这种感受在天崩地裂的巨变中被强化，却又和此后理性告诉她的一切正面冲突。那是永远不可解决的矛盾：在她知道真相之后，理性似乎在告诉她，她应该为这崩溃的一刻而高兴，因为世界因此得救，战争因此结束，千千万万的人因此活下来。可是只要她在回忆这一刻时，眼前涌现出的是那些细节，她本能的感受仍然是面临灭亡的绝望。这种冲突、分崩离析的感受，几乎撕裂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