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独特行走
简·莫里斯的作品能够翻译介绍到中国，真好。
现代新闻业是在西方自然形成和逐渐发展的，它对于中国，却是清末开了国门之后才慢慢引进的新鲜玩意儿。所以，西方跑国际新闻的记者，比中国整整早一大截。当年，探险精神激发了记者们的斗志，殖民传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走遍世界的通道，他们蜂拥而出，各显神通。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父亲买的《非洲内幕》，那是美国记者约翰·根室的非洲采访，我和二哥隔一段时间就会轮着去翻一遍。根室遍走欧洲、亚洲和美洲，可称系列大洲“内幕”专家了。
所以在西方，英国记者简·莫里斯并非开风气之先，也绝非以此成名的孤例。可是，简·莫里斯还是很特别。
作为男孩的詹姆斯·莫里斯
我曾经想过，一个好的作者除却天赋之外，可能还要有一些不平常的经历或遭遇过人生困境。天赋或许是指幽默感、判断力，观察事物的敏锐与距离感并存，还有对文字有如音乐家处理音符般的能力。而人生的特殊际遇，会令天赋被慢慢开掘、会令你原来的那些能力被渐渐强化。
莫里斯无疑是有天赋的，而她的人生处境，又使她和一般做国际采访的记者有所不同。几乎没有哪个记者能够复制一遍她的路程。
她原先叫做詹姆斯·莫里斯，是个男孩，长大后在当时的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当过兵，1953年曾是首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随队记者。他成家并生了五个孩子。可是在内心里，莫里斯又从小就是个女孩。直到很晚，她才看到医学证明，她这一类人确实具有区别于常人的生理证据。在此之前她和所有人一样，认为自己只是心理问题。她花了整整十年进行药物治疗。几十年来，她以一个男性的角色冲锋陷阵，却又揣着女性的敏感和细腻。困扰、疑虑、迟疑和惶恐，一刻不离在伴随着她，成为她认知的背景，也因此把她从年轻人很容易进入的坚定坚信、黑白两分立场，自然而然地、由内及外地带到一个灰色地带。特殊位置固然带来尴尬，却也令她的社会视角、社交体验更丰富。她以双重身份切入社会，感受的角度、深度都与众不同。同时，莫里斯又是深切了解英国文化的威尔士人，对自己的祖国，也既有文化认同，又有保持距离的异族眼光。自身困境从小给她设置了难得的内省契机，她灵敏又冷热适度。
这一切，反映到了莫里斯的行走写作中，也就是说，在通常的记者式文体中，她或隐或现地更多加入了一般是作家采用的自我体验。她在自序中说得很对，她能够这样开始、这样写下去，必须感谢当时雇用她的两家英国名报，正在鼎盛时期的《泰晤士报》和《卫报》，是总编们容忍了她的特别。
所以，《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这本莫里斯作为记者和作家，五十年对世界各国的采访文集，和她本人一样，是独特的。
中国对外部世界这类书的介绍，很早就已经开始，约翰·根室的《美国内幕》，在民国时就已经出版。《非洲内幕》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57年翻译出版的。这本书的英语版是1955年出的，可见当时国内有一些翻译家和出版业者，曾试图紧跟外部的潮流，希望不要孤立和自外于窗外的世界。但此后我们和世界拉开距离，这类书的引进几乎中断，直到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在逐步恢复。中国新一代驻外记者，已经散布在世界各地。可是几十年隔绝造成的疏离仍然需要填补，而莫里斯的行走写作，不论从观念还是眼界，都是一个难得的范本。
莫里斯在1972年做了变性手术，从一个驻外军人和探险队随队记者莫里斯先生，变成了更像是作家的莫里斯女士。七十年代初，这还是一件非常骇世惊俗的事情（可能到现在，至少还有一多半的骇世惊俗），她去北非完成了这个过程，那是卡萨布兰卡，一个听上去浪漫的城市。多年后我也去过那里，我同意她的看法，那不是一座浪漫城市，而她在那里经历了和性别有关、与浪漫无关的人生变故。
我觉得，不仅在变性一族中，即便外延扩大到那些出于各种原因与社会产生隔阂的人群里，她也非常特别。一般来说，不论感觉自己是“对”还是“不对”，当不被社会接纳、感觉自己被当作异类时，人很容易出现心理异常，可能变得颓丧，对于莫里斯这样一个走南闯北的强者，更可能发生心理上的逆反。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通常是一种保护自己的自然本能。莫里斯没有，她一如平常。
她的解释很简单：别人看来的大变故，对于她却“被一种爱的忠贞与个人幸福感所遮蔽”，这对她“风格的影响远远大于性别转换”。但她并不容易：没有想到，即便做了手术，她还是需要英国医生确认，才能完成法律上的性别认定，可假如不和妻子离婚，医生就不出证明。这对夫妇最终只能被迫离婚，不过一家人却如以前一样生活，直到英国法律为这类情况设置了“民事伴侣”关系。直到2008年，她们才得以在法律上复合。外在质变带来的冲击，在有幸留存的家庭情感中，被缓解和释放了。她有一百个理由，走进给写作带来负面影响的“非常”心理状态，但她还是维持了自己的心理健康。
莫里斯通过写作，平静地注视这个世界。没有少一点什么，也没有多一点什么，她只因自己的独特，变得更有深度、更清晰。她清楚记者最容易犯什么毛病，暗自提醒自己绕开了那些陷阱。
回顾半个世纪的旅程，莫里斯一定和我一样感慨。这本书的写作有着四个维度：地域的铺展、时代的变迁、她本人从青年向老年的转换，还有她性别的改变。她给我们提供了世界各地在五十年进程中的许多细节。在有趣的故事后面，有她感知、理解的介入，所幸那是有距离的介入，她警惕悲情主义。她不可能是认知简化的，她确认殖民是一个历史概念，庆幸它能进入历史，却也描绘出殖民与独立转换的复杂状况，不避讳有些结果甚至比原来更糟糕；她对以巴冲突的理解，也在五十年中步步深入，她并不忌讳告诉大家，自己随着新的理解立场也有反复；我未见得赞成她所有的看法，却尊重她思索和引发读者思索的轨迹。通过莫里斯的书写，“二战”之后五十年的世界变迁，如行云流水般在我们面前一一展开。
记者、作家简·莫里斯
必须承认，在她的故事之中，我更喜欢读那些还没有完全开化地区的故事，喜欢看到更原始、更有野性意味甚至冲突的曲折历史进程，就如同在视觉上，我喜欢中世纪的古旧老街，那些喧闹而斑斓原始的街市，而对现代的时尚精品店只能偶然扫一眼。我知道这种偏向带着个人的弱点，这种人性弱点塑造了新闻业本质。我理解她的行走，因为内心里我有和她一样的冲动。
我觉得自己和莫里斯在内心有某种暗合。我读到她的只言片语，就默契地知道，她后面没说出来的可能会是什么。我知道她作为记者，行动时的坚决，以及作为作家，判断时的迟疑。我知道她在二者之间切换的彷徨。有人说，莫里斯在变性之后书写更自由了。然而，自由从来就是一个有着两面的硬币，写作也一样。我看到她有过一段时间对文字信马由缰，又看到她领悟到还是要收起缰绳。莫里斯曾经提到，自己是从一个记者步入写作，逐渐进入作家行列的。这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其实这不仅是记者生涯锻炼了敏锐和超越的能力，也是从“实”的一面首先进入、取得力量、给出定力。
这个定力——她的成熟回归，最终体现在她的封笔之作《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所幸浙江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本介绍“的里雅斯特”的书。我去过意大利，很想再去，可假如没有读过这本书，我一定会再次错过。就像作者所说，甚至许多意大利人都不知道这是意大利的领土。可是莫里斯却把自己最后的书写激情，交给了这个“无名之地”。
我喜欢这本书！最后的莫里斯，温和依旧但有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老辣。她找到这个与之有着深深缘分的城市，开列出它在大国政治中变迁的剧目，由此引出一系列对于民族和国家、祖国和文化、种族融合与种族冲突的思考。一如既往，她在提出问题。这些问题，是为她五十年行走之后面临的那个世纪——就是我们进入的二十一世纪准备的。二十世纪末，我曾经因为和她一样的原因，在千禧年来临前有过和她一样的乐观，而现在，我也陷入她为大家准备的这些问题的煎熬中。一个小小的“的里雅斯特”就已经枝蔓纠缠、反反复复成这个样子，那么它所折射的那个世界呢？
莫里斯的《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所写的半个世纪，正是中国从开放、封闭到再度开放的半个世纪，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有过一段漫长脱节。在这半个世纪中，我们基本无法通过我们自己国家记者的眼睛，去自由而准确地把握世界风云。这本书的翻译是一个重要的补课。同时，她的书写让我们有机会反观自己，反观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和现状，以及在它背后支撑的背景文化，反观那半个世纪以及今天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喜怒哀乐。显然，并不是任何一个记者到达同一个位置，就能写出同样的采访。莫里斯的写作是一个成熟文化的特殊表达。
我们读到世界，我们读到自己，我们读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莫里斯的书写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