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葬礼

的确，一年如此杀下来，也该罢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后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有如求仁得仁，给一个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业，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

此后，世界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四十多年后，殖民者终于撤离了，但为什么会充满如此暴戾的血腥之气。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法治传统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为一个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并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一个永远不错的道德高位和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明知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非暴力抗议和民众的素质也有关。在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政府做法不满意，决定大家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地抗议表达，是一种非暴力抗议方式。而在一个社会条件不成熟、民众自控能力差、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进行大规模、无休止、具有挑战性、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运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很可能引发大规模暴力流血的后果来。这和它的对象有关，和要达到的目标、方式、时机等等都有关。总之，非暴力概念被引入政治领域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甘地的非暴力绝非和平概念，那是时时提到死亡和献身、介于和平与暴力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

发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历史，可以说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存在，可是事后我们假如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和“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种很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其实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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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写《我也有一个梦想》时，我曾简单提到这一段历史。我当时采用了我见到的最小数字，死亡四十万人。后来查阅不同资料，大多认为没有准确数字，历史学家们估计死亡在一百万人到两百万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