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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雄甘地和非暴力之父
甘地的葬礼
的确,一年如此杀下来,也该罢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后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有如求仁得仁,给一个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业,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
此后,世界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四十多年后,殖民者终于撤离了,但为什么会充满如此暴戾的血腥之气。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法治传统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为一个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并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一个永远不错的道德高位和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明知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非暴力抗议和民众的素质也有关。在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政府做法不满意,决定大家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地抗议表达,是一种非暴力抗议方式。而在一个社会条件不成熟、民众自控能力差、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进行大规模、无休止、具有挑战性、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运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很可能引发大规模暴力流血的后果来。这和它的对象有关,和要达到的目标、方式、时机等等都有关。总之,非暴力概念被引入政治领域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甘地的非暴力绝非和平概念,那是时时提到死亡和献身、介于和平与暴力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
发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历史,可以说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存在,可是事后我们假如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和“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种很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其实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
[1]在写《我也有一个梦想》时,我曾简单提到这一段历史。我当时采用了我见到的最小数字,死亡四十万人。后来查阅不同资料,大多认为没有准确数字,历史学家们估计死亡在一百万人到两百万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