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就是到这次撤离为止。年轻生命的倏忽即逝总是给人以触动，更何况五个年轻志愿者的经历如此特别、结局如此惨烈。可是怎么说，故事也该结束了，虽然它还留下一个悬案：救援人员从“棕榈滩”捡回了殉难者留下的相机，胶片被冲洗出来。那些照片记录了志愿者们在遇难前一天和三个瓦欧达尼人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到这是个平常交往，友好、轻松。因此，遗属和所有人心中都藏着个不解的谜：仅仅一天，为什么一个普通交往就会转向一场血腥屠杀，究竟为了什么？

这个谜底似乎是无法揭开了。

一个浪潮掀过之后，一切归于平静。没有想到的是，瓦欧达尼部落的故事还在被默默地写下去。整个事件对美国来说，只是个民间新闻故事。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不会有任何来自官方的树立典范的宣扬。没有官方推动，民间行为的持续，只能依托在一个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当时至少有一千名大学生，在这一事件影响下，报名参与海外传教活动。有不少飞行员受这一事件感召志愿加入MAF。对库拉赖河畔瓦欧达尼部落的传教计划没有中止，新的替补飞行员接替死去的萨因特来到这里。原来的营地在继续运作。

还不仅如此。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两年后的1958年，殉难者的妻子、家人，会带着孩子回到亲人遇难的地方，继续尝试和那些杀死了她们亲人的部落民交朋友。还把这样的努力在自己家族里一代代地传下去。

纳特·萨因特从小是由姐姐瑞秋·萨因特带大。瑞秋和另一个遇难者埃利奥特的遗孀伊丽莎白一起，默默续下了新的工作合约。信仰令她们没有仇恨，也支撑她们把亲人留下的事业继续下去。对她们来说，还是原来简单道理的延续：长矛仇杀还没有被终止，就需要有人去“告诉”瓦欧达尼人，把他们从蒙昧的黑暗中领出来。在我们看来，即便有人这样去做，也是一个不寻常行为；对她们来说，却理所当然。正是这一点差别，让我看到自己和她们之间难以轻易跨过的鸿沟。

照片中纳特·萨因特与瓦欧达尼人友好相处

随她们来到这里的还有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印第安人达玉玛。她听说“棕榈滩悲剧”之后，对自己族人毫无意义的动辄杀戮，也感到非常无奈和哀伤，她自己也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因此，她想做些什么帮助志愿者们，但却不能贸然回家。时机来临是以后的事情，渐渐有消息传出，当年追杀达玉玛的印第安男子已经死去，是达玉玛回家的时候了。

达玉玛活着回来，令瓦欧达尼部落大吃一惊。通过他们告诉达玉玛的往事，当年谜一般的悲剧经过也被揭开：1956年1月7日，那五个青年志愿者最后一夜住在“棕榈滩”的树屋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瓦欧达尼部落有五个男人正在准备杀死他们的长矛。决定他们命运的竟然是部落的一件“家务事”。在此之前，部落不满意男子尼奇维和少女吉玛利交往，于是告诉他们，必须在吉玛利姑姑明塔卡看管下，他俩才能够待在一起。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三人一起来到“棕榈滩”，志愿者们当然对这些一无所知。1月7日那天，这对恋人独自回到部落。为应付部落的追究，尼奇维谎报说有外来者要追杀他们，在惊慌逃跑之中，他们才离开了明塔卡。部落人信以为真，当场拍板定下这场杀戮。事情荒唐而可悲，可是对瓦欧达尼人，这很正常，为一件小事而屠杀，天天都可能发生。

达玉玛成为志愿者们和部落的一个桥梁。她告诉族人：终生在杀戮中的恐惧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并非整个世界都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在她的帮助下，瓦欧达尼人发出邀请。在悲剧发生两年后的1958年，终于等到这一天：瑞秋·萨因特和伊丽莎白·埃利奥特——当年遇难者的姐姐和妻子，一起走进这个杀死她们亲人的部落。那是整个事件的真正转折，她们代表“棕榈滩”遇难群体的遗属们来到这里，不是来报复，只是带来和平，没有仇恨，唯有关心和爱。在这个部落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看到，杀戮有可能并不引出报复。那是一种异质的精神层面的陌生。

带着埃利奥特留下的刚刚学步的女儿瓦莱丽（Valerie），伊丽莎白·埃利奥特在部落里住下来。后来，纳特·萨因特留下的孩子，史蒂夫·萨因特（Steve Saint）也随瑞秋姑姑在部落里生活过。父亲被杀死的时候，他只有五岁。十四岁的时候，史蒂夫和姐姐一起，就在他们父亲被杀死的河水里接受洗礼。他很自然地渐渐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家。他说：在这里，每个孩子都有家人曾被长矛刺死，我父亲也是，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这个部落的一员。

史蒂夫·萨因特在离开之后，每年都来部落看他的瑞秋姑姑。在瑞秋·萨因特等志愿者长期的努力下，这个部落中的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当年杀死了五名志愿者的杀手，放下了杀戮同类的长矛。

瑞秋·萨因特的后半生一直住在瓦欧达尼人中间，直到1994年去世。史蒂夫·萨因特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姑姑去世后，他带着家人在部落里住了一年半，他和那个“厄瓜多尔的家”始终保持联系。近年，瓦欧达尼部落要求他回去，“教他们一些只有外面人才会的事情”。史蒂夫·萨因特去的时候，带去一些牙医的器具，还带了自己的三个孙子孙女。

史蒂夫·萨因特还带去另两个女孩，她们是当年被杀死在河边的另外两个遇难者的孙辈。其中那个叫做海伦（Helena Weatherall）的女孩这样描述自己承继的外祖父留下的工作，她说：现在，好多大学生正在到尼泊尔这样的地方旅行。那是几天，也许一个星期，你觉得很有意思。可是，你设想一下，假如是奉献你整个一生，并且说“我要留下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而且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那可是有点不一样的事情”。

海伦的父母是在德国工作的志愿者，她的丈夫是在中东工作的志愿者。不管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在最危险和最困难的地方，总是有这样有信仰的志愿者默默工作，救死、扶伤、助贫。他们对灾难的发生根源无能为力，他们的信仰令他们帮助灾难中无助的个人。如果他们为此失去生命，常常没有人会注意。

我想起我的天主教苦修派修道院的朋友弗兰西斯讲的一个故事。他们教派的几个修士在非洲工作，那里突然战事四起。志愿者们被一群暴徒围住。暴徒对这些修士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杀个人根本不会眨一下眼睛的人。修士回答，我是在你屠刀落下的时候，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人。

他们走着自己的信仰之路，不管我们这些外人能否理解他们。对于他们个人，这只是信仰，但他们的集合和传承，就成为文化积淀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